人民的结论是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失败了。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继续号召“黑人联合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奢谈分裂和不团结的时候。在所有层次和所有方面，我们的队伍都必须紧密团结，消除差别，以达到唯一的目标——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和种族统治。”他们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

作为一位领袖，曼德拉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决心在持不同意见者之间寻找共同点。他认为，那是克服分裂主义的关键，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日常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罗本岛，据“团结运动”成员菲基利·班姆说，曼德拉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总是乐于倾听，不急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不轻易评价别人的见解，除非他确信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一些青年人和思想教条的人批评他，认为他对监狱看守的礼貌是温和或“软弱”的表现。班姆说，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曼德拉对待狱吏一向很严肃，他总是充满自信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根本不需要吹捧和奉承。与西苏鲁一样，他仍然是最受尊敬、实际上也最受信赖的领袖。

关于国内黑人的团结问题，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和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加查·布特莱齐酋长——亦是祖鲁民族主义运动因卡塔的首领，在相互指责；争论波及国外，其中尤以布特莱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的颜色，并宣称领导着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但是因卡塔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迹象。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群众”中的声望因开展一系列新活动而提高：1980年初，“民族之矛”游击队首次袭击一个白人警察局，烧毁了约翰内斯堡附近几个戒备森严的加油站。在比勒陀利亚城郊，自从1976年6月后就一直流亡国外的3名“民族之矛”游击队的青年战士，在一家银行劫持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冲进银行时，他们3人以及两名妇女人质全被枪杀。在索韦托，约有2万群众拥上街头，前往墓地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大多数黑人在得知他们的壮举后，都称赞他们是“英雄，不顾一切去促进变革的勇士”。

要求实行和平变革的舆论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颇有影响的两家阿非里卡人国民党报纸。《祖国》报的编辑提醒政府必须能够既与激进的又与传统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激进，就越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象》报称黑人领导人“不仅仅是宣传者和煽动者，他们正在为黑人的权利而斗争，就和阿非里卡人曾经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一样”——早在10年前曼德拉及其同志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就提到这样的论点。20年前曼德拉提出的召开全国大会的号召，现在已得到了广泛响应。1980年5月9日，一面写有“释放曼德拉！”标语的旗帜，宣布由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发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开始了。

黑人社区的领导人坚持主张，在他们参加全国大会之前，所有在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必须获释，流亡人员准许回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必须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也必须废除。《星期日邮报》的编辑珀西·科布扎评论说：“我们认为政府目前实行的‘爱丽斯奇遇’式的政策正令人讨厌地逐步将我们引到危机之中。”

随着运动的发展，接下来一周的《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头条都是“给我父亲自由”；同时还刊登了津姬和她的外甥女扎基韦及温妮·曼德拉振臂呼喊“权力！”的照片，并附有介绍曼德拉生活情况的短文。

在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前夕，白人学生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大礼堂里组织一次聚会。黑绶带组织的领导人希拉·邓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放弃权位的民族呢？”科布扎向白人政府阐释了自己的见解：“政府应该采取的显而易见的可靠行动，将是释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对参加聚会的群众说：“我不是作为一个要求释放父亲的女儿而加入你们当中的。我是作为从没有体验过正常生活滋味的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员而参加进来的。”她列举许多人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事例。她的同代人目睹了对人民实行压迫的种种重大罪行。童年时的见闻，无非是大搜捕接踵而至，父母亲被拘禁，当他们陷身牢狱之中，警察就肆意地在他们家中搜查。

随时间的流逝，我们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日益明显。当看到父母兄弟姐妹遭受审判时，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正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亲人的身边逮走的人手中。可想而知，就个人而言，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父母牺牲了所有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奋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在为自由而奋斗。但我也看到，他们甘愿牺牲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发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时，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她接着说，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在她父亲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曾向政府提出过种种解决难题的方案，并表示：除非白人统治者听取他的意见，不然，暴力反抗将以一切可以采取的形式而逐步升级。津姬最后指出：“正因为如此，呼吁释放曼德拉还表明，除不可避免的血腥大屠杀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里贾纳·芒迪天主教堂，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他们响应莫特拉纳的号召，呼吁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曾因直言而被吊销出国护照的图图大主教，代表南非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星期日邮报》拟定的“释放曼德拉”请愿书上签字。南非教会理事会表示：“如果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或被监禁或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的南非社会的权力。”

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成千上万。(其中还有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上支持。1980年6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因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有意义的事关国家前途的谈判”。

随着穆加贝在津巴布韦的胜利，阿非里卡人民族主义的报刊也曾呼吁召开全国大会，推动了“释放曼德拉”运动，如今它们却声称该运动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但保守的工商界却有人坚决地指出：南非基金会为改善南非在国际上的形象做出了努力。其中一位高级研究人员认为，曼德拉的释放将会成为“南非政府实现种族和解的决心与象征”。

在1980年4月15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南非警察与监狱部长严厉地指责所有参加要求“释放曼德拉”运动的人们。他引用3月12日《开普敦时报》社论所说的，随着罗得西亚战争及其黑人政府选举的结束，“罗得西亚的错误留下的教训是明显的。释放曼德拉将是一个极好的起点……”

“如果这不是南非社会中令人讨厌的事件，”部长说，“那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种要求恰好是由南非几乎所有的英文报纸提出的，但这仍是老一套。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不是什么新东西……”接着他展示了他认为是有关曼德拉经历的真实材料，其中声称，曼德拉持由苏联克格勃提供的证件到过非洲各地，并且还访问铁幕后的国家，以协调破坏和恐怖主义的活动(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竟将英国划入“铁幕后的国家”之列)。他用同样的语调肯定地说，曼德拉“在他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就象他作为一个顽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一样”。

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国家安全局前首脑范登·伯格将军却提出了独特的抗议，他曾在政府中失宠。他说，曼德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主张黑人民族主义，和阿非里卡人坚持阿非里卡民族主义一样”。

到5月底，形势已经明朗：政府完全抛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里卡民族会孤注一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凭借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在黑人革命面前他们继续选择了对抗。冲突有延续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释放曼德拉运动主张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能够了解到它的进展。16年来他们为获取外界消息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来，温妮·曼德拉都要谈到他的“感人精神”，“我们的总理在度假”。她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刊物上关于他蹒跚迈步、老态龙钟的那些杜撰。他仍然象被捕时那样硬朗、乐观。”接着她又补充说，曼德拉还比过去更充满信心。

关于她自己，她对阿利斯特·斯帕克斯这样说道：“我渴望这样的探望，但是返程令人害怕。我感到很寂寞。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离岛归来的。对此，我并不怀疑。然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流逝了。纳尔逊现在已63岁了，但我仍象个年轻姑娘那样，憧憬着新婚生活。”

不久，温妮又接到她被放逐至布兰德福特为期5年的新禁令。大约3年前，1979年5月，当津姬离开她回约翰内斯堡不久后，她给一位在伦敦的朋友写信说：

当然可能发生奇迹，当我不再是“非法”者(如果我曾经是的话)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感谢上帝。当我正思念亲爱的朋友们并估量我的处境时，流放生活中常常这样，是上帝将你的信送到了我手中。在过去的两年中，因有津姬作伴，痛苦的刺激有所减轻；如今她要去准备考试了，她与海伦在一起。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我的小“西伯利亚”意味什么。漫长而空寂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无论我怎样试着努力学习，都感到枯燥无味。寂寞令人难以忍受。那些火柴盒式的灰色棚屋显得很凄凉，毫无生气地看着我，就象它们的主人那样，令人感到寒伧、失意。在酒吧，他们从开门喝到晚8点钟停业，直到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孩子们放学归来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饥时，便会立即加入他们父母亲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