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祖辈
汤姆和米妮·福莱特
亚瑟和贝茜·埃文斯
第一章
1933年，柏林
卡拉知道父母快要吵架了。走进厨房，她就感受到一股刺骨的敌意，如同二月暴风雪前刮过柏林街道的寒风。她真想转身就走。
卡拉的父母很少吵架。他们大多数时候如胶似漆，好得有点过了头。每当他们在人前亲吻的时候，卡拉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的朋友们觉得这很奇怪——他们的父母从来不这样。她曾经问过母亲一次。母亲笑着对她说：“我们刚结婚，你父亲就参战了。”尽管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卡拉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我留在伦敦，你父亲回德国参了军。”这件事卡拉听了无数遍了，但母亲不厌其烦地讲，“我们本以为战争最多会持续三个月，结果我却五年没见到他。那时我老是在想，只要能摸一下他，我就满足了。现在，我就是喜欢和他亲热。”
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母亲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几天前，他就在这间厨房里告诉卡拉，“所以我娶了她，这和……没有关系。”他的声音变小，和母亲鬼鬼祟祟地笑着，就像十一岁的卡拉根本不懂性事。这太让人尴尬了。
不过，他们偶尔还是会吵架。卡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吵。现在，两人眼看就要起冲突了。
他们坐在餐桌的两头。父亲穿着灰色西装、浆白衬衫，戴着黑色的丝绸领带，和以往一样神情严峻。尽管发际有些后移，马甲下面的小腹有些微微隆起，但他的外表还是一如既往的整洁。可以看得出，他正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卡拉很熟悉这种表情。当家人们做了触怒他的事情时，他总是这种表情。
父亲手里拿着一份母亲供稿的杂志。她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社工作，以“茉黛女士”的笔名为杂志撰写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闲话专栏。父亲大声朗读起来：“德国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阁下在兴登堡总统的招待会上完成了外交舞台上的首秀。”
卡拉知道，总统是一国之尊。但他超然于日常的政务之上，只是扮演裁判官的角色。总理是政府的实际掌控者。尽管希特勒已经当选为总理，但他的纳粹党还没有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因此，至少现在，其他党派还能控制纳粹的倒行逆施。
父亲像被人强迫谈论下水道里的污物般语带反感：“他穿着燕尾服正装，似乎非常难受。”
卡拉的母亲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看着窗外，似乎对大街上戴着手套和围巾匆匆上班的行人很感兴趣。和父亲一样，她也在强装镇定。卡拉很清楚，母亲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已。
女仆艾达穿着围裙，正在料理台前切奶酪。她把一个装着奶酪的盘子放在卡拉父亲的面前，但他看也不看。“希特勒先生显然对身着粉红天鹅绒礼服、品位高雅的意大利大使夫人伊丽莎白·塞鲁蒂非常感兴趣。”
母亲总喜欢对别人的穿着评头论足。她说这有助于读者想象出笔下人物的形象。她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衣服，但时世艰难，母亲已经有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这天，她穿着一件大约在卡拉出生时买的天蓝色羊绒长裙，看上去非常苗条。
“身为一名犹太人，塞鲁蒂夫人是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希特勒相谈甚欢。她乞求希特勒停止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了吗？”读到这里，父亲把杂志往餐桌上狠狠一摔。
好戏就要开始了，卡拉心想。
“你知道这会惹恼纳粹。”他说。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母亲冷冷地说，“我情愿封笔也不写讨好他们的东西。”
“别把他们惹毛了，那群人非常危险。”
母亲的眼里满是怒火。“沃尔特，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我知道他们很危险——这正是我要和那群人对着干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没有惹恼他们的必要。”
“你应该在议会向他们发起攻击。”父亲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
“我只做理性的讨论。”
又搞这套，卡拉心想。父亲理性、谨慎，同时遵纪守法，而母亲激进，且我行我素。父亲沉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母亲则咄咄逼人地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
父亲补充道：“我不会故意惹那些纳粹党人发狂。”
“可能因为你根本不能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父亲被母亲的快速反击惹怒了，他高声说道：“用这种闲聊式的专栏文章就能摧毁他们了吗？”
“我在嘲笑他们。”
“你是在攻击他们。”
“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父亲越发生气了。“茉黛，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是在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中吗？”
“正相反，不嘲笑才是真正的危险。你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德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吗？”
这类争论总让卡拉觉得不舒服。她不愿去想家人会陷入危险。生活应该一如既往。她希望每天早晨都能坐在厨房里，和分坐在餐桌两边的父母，以及在料理台前忙碌的艾达待在一起，当然还有她匆匆下楼的哥哥埃里克，他又起晚了。生活为什么要改变呢？
每天早饭时，父母都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卡拉觉得自己能理解父母正在干些什么，知道他们正计划着让德国变得更好。但最近这种交谈有点变味了，他们似乎认为德国正被一种可怕的危险笼罩，卡拉却想象不出这种危险是什么。
父亲说：“为了压制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我真的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
“我也一样。但你总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才是明智的，”母亲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铁青，“而当我有所行动时，你却谴责我把这个家置于险境。”
“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父亲说。争吵刚刚开始，但这时埃里克晃荡着书包像小马驹一样冲下楼梯，奔进了餐厅。他比卡拉大两岁，今年十三岁，上嘴唇已经长出了淡淡的黑色胡须。前些年，埃里克和卡拉成天在一起玩。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自从长个儿以后，他就装出一副认为卡拉幼稚和不懂事的样子，不跟她一起玩了。事实上，卡拉比埃里克聪明得多，知道很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月经。
“你刚才弹的是哪首曲子？”埃里克问母亲。
兄妹俩时常被母亲的钢琴声吵醒。这架施坦威钢琴和这栋房子都是他们的父亲从自己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母亲说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累，所以只能早晨弹一会儿琴。这天，母亲弹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和一首爵士乐。“这首爵士乐叫《猛虎》。”她告诉埃里克，“你想来点奶酪吗？”
“爵士乐是颓废的音乐。”埃里克说。
“别瞎说。”
艾达把一盘奶酪和切碎的香肠放在埃里克面前，他把食物塞进嘴里。卡拉觉得埃里克的吃相非常难看。
父亲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可怕。“埃里克，这些胡说八道是谁教给你的？”
“赫尔曼·布劳恩说爵士乐是黑人发出的噪声，根本不能算是音乐。”赫尔曼是埃里克最好的朋友，而他的父亲是纳粹党的一员。
“赫尔曼应该尝试一下。”父亲看了母亲一眼，神情缓和了些。母亲对他笑了笑。父亲接着说：“多年前你妈妈曾经想教我弹拉格泰姆，可我总是掌握不好节拍。”
妈妈又笑了：“简直是对牛弹琴。”
争执结束了，卡拉不禁松了口气。她感觉好了些，拿了些黑面包浸在牛奶里吃。
但埃里克又不干了。“黑人是劣等民族。”他不服气地说。
“才不是呢，”父亲循循善诱地说，“如果一个黑人孩子在优渥的家庭里长大，上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说不定比你还聪明呢。”
“你胡说。”埃里克有点气急败坏了。
母亲插话进来：“傻孩子，不能和爸爸这样说话。”她的火已经发完了，此时的语调里带着一丝倦意，“你和赫尔曼·布劳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埃里克说：“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将统治世界。”
“你的纳粹朋友根本不知道历史，”父亲说，“德国人还生活在洞穴里的时候，埃及人就造出了金字塔。阿拉伯人在中世纪时曾统治世界——那时穆斯林已经学会了算术，而德国的王子们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人是不是聪明，和种族无关。”
卡拉皱着眉头问：“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父亲慈爱地看着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已经很聪明了。”父亲的赞赏让卡拉很开心，“文明兴衰起伏——中国人、阿兹特克人、罗马人都曾经历过——但其中的原因谁都说不清楚。”
“都快点吃完，穿上外套，”母亲说，“你们要迟到了。”
父亲从马甲口袋里拿出怀表，扬起眉毛看了一眼：“还不算晚。”
“我把卡拉送到弗兰克家去，”母亲说，“她们学校停课一天——似乎是要修壁炉——我打算让卡拉和弗里达待上一天。”
弗里达·弗兰克是卡拉最好的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密友。弗里达的母亲莫妮卡，年轻时甚至还和卡拉的父亲谈过恋爱——这件好玩的事是弗里达的奶奶某天喝多了香槟后告诉她们的。
父亲问：“为什么不让艾达照看卡拉？”
“艾达要去看医生。”
“哦。”
卡拉希望父亲追问一下艾达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像早就知道了似的点点头，把表收了起来。卡拉打算开口问，但又觉得不妥。她本想之后再去问母亲，然而卡拉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爸爸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先出了门。埃里克戴上帽子——像他的朋友们一样随意地搭在头上，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似的——然后跟着父亲走了。
卡拉和母亲帮艾达收拾餐桌。卡拉和艾达的感情非常好，上学之前，因为母亲需要上班，卡拉一直由艾达看护着。艾达还没结婚，她二十九岁，长相普通，不过笑起来非常美。前年夏天，她和警察保罗·胡贝尔约会过一段日子，但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卡拉和母亲站在走廊的镜子前戴帽子。母亲的动作不紧不慢。她选择了一顶深蓝色窄边圆呢帽，样式很大众，不过她刻意斜戴着，看起来有几分俏皮。卡拉把编织绒线帽戴在头上，寻思将来能否像母亲这般有风格。妈妈看上去像个战争女神，脖子、下巴和颧骨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她迷人极了，没错，但确实谈不上漂亮。卡拉和母亲一样拥有黑色头发和绿色眼眸，但比起雕像倒更像是个胖娃娃。她曾偶然偷听到奶奶对母亲说：“看着吧，丑小鸭终有一天会长成白天鹅的。”卡拉还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等母亲打扮好以后，母女二人一起出门了。她们家位于市中心的米特老城区，在一排优雅高大的连栋住宅之中，这些房子是当初为了像卡拉爷爷那样在附近的政府大楼上班的高官和军队官员建造的。
卡拉和母亲先搭乘电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前，然后转乘地铁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坐到动物园站。弗兰克一家住在柏林西南市郊的勋伯格。
卡拉盼望着见到弗里达的哥哥，十四岁的沃纳。她喜欢沃纳。有时卡拉和弗里达会想象着嫁给对方的兄长，做邻居，彼此的孩子也成为好朋友。弗里达认为这只是个游戏，但卡拉暗自当真了。沃纳英俊成熟，一点儿不像埃里克那么蠢。卡拉卧室的玩具小屋里放了张迷你床，床上并排睡着一对玩偶夫妇，卡拉私下里把他们叫作“卡拉和沃纳”，没人知道这个秘密，连弗里达都不知道。
弗里达还有个七岁的弟弟阿克谢尔，但他生下来就脊柱开裂，必须长年接受治疗。现住在柏林市郊的一所特殊医院里。
一路上，母亲都想着心事。“希望一切都能顺利。”下地铁时她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语。
“肯定顺利，”卡拉说，“我和弗里达会玩得很开心。”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那篇关于希特勒的文章。”
“我们会有危险吗？爸爸说的是对的吗？”
“你爸爸通常都是对的。”
“如果惹恼了纳粹，我们会怎么样啊？”
妈妈古怪地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老天，我带你来的是个怎样的世界啊！”接着，两人都不说话了。
步行了十分钟以后，她们抵达了一座掩映在大花园里的别墅。弗兰克一家很有钱，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拥有一间生产收音机的工厂。车道上停着两辆车，闪亮的黑色大轿车是弗兰克先生的，已经启动了，排放着一团团尾气。司机瑞特穿着一身制服，裤腿塞在长筒靴里，手拿帽子随时准备为雇主打开车门。他鞠了一躬，说：“早上好，冯·乌尔里希夫人。”
另一辆是只有双人座的绿色小车。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拎着皮箱从别墅里出来，坐进车里后，碰了碰帽子向母亲致意。“不知道洛特曼医生这么早来干吗。”母亲不安地说。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弗里达的母亲，高大的满头红发的莫妮卡走到门口，脸色苍白，神情焦急。她没有招呼母女俩进门，而是像挡着她们似的站在门口。“弗里达出麻疹了。”
“太可怜了！”母亲说，“她怎么样了？”
“她又发烧又咳嗽，病得相当重。不过洛特曼说她会好起来的。但她必须接受隔离。”
“这是自然，你得过麻疹吗？”
“得过，小时候得过。”
“你们家的沃纳也得过——我记得他当时身上满是可怕的疹子。你丈夫得过吗？”母亲问。
“鲁迪小时候也得过。”
两位母亲把目光投向卡拉。卡拉没得过麻疹。她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没法和弗里达一起玩了。
卡拉很失望，但母亲受到的打击更大。“这周的杂志是选举特刊——我可不能请假。”她似乎心烦意乱。大人们非常关心下周举行的大选，卡拉的父母担心纳粹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取得政府的主导权。“另外，伦敦有个老友今天会来看我。不知道能不能让沃尔特请一天假，照看下卡拉？”
莫妮卡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
安装了电话的人家很少，但弗兰克家已经有了。卡拉和母亲走进玄关。电话就放在门边的细脚桌上。母亲拿起话筒，向接线员报出了父亲工作的议会大楼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拨通以后，母亲把情况跟父亲说了。她拿着话筒听了好一会儿，表情越来越可怕。“我们杂志将推动十万读者为社会民主党而战，”她说，“你真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非要今天处理吗？”
卡拉知道父母的争吵将怎样结束。父亲非常爱卡拉，但十一年来，他没有完整地照顾过她一天。卡拉朋友们的父亲也都是这样。男人才不屑去照料孩子呢。母亲只是有时会假装不了解女人的生存法则而已。
“那我只能把她带到办公室了，”母亲对着话筒说，“我不敢去想约克曼先生会说些什么。”约克曼先生是母亲的上司。“很多时候他根本不为女人考虑。”母亲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卡拉讨厌父母吵架，但这一天他们已经吵了两回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动荡起来。相比纳粹，她更害怕父母吵架。
“跟我走吧。”母亲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这下见不着沃纳了，卡拉闷闷不乐地想着。
此时，弗里达的父亲出现在门厅里，脸色红润，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他精力充沛，表情轻松，愉快地和卡拉的母亲打招呼。母亲停下脚步，在莫妮卡帮他穿上黑色毛领大衣的时候礼貌地跟他交谈了两句。
之后，他走到楼梯下喊道：“沃纳，再磨蹭我就不带你去了。”说完，他戴上灰色呢帽朝外走去。
“我好了，我好了！”沃纳像个舞者一样跑下楼梯。他长得和父亲一样高，却比父亲更英俊，更精干。他留着一头稍长的红发，胳膊下面夹着只像是装满书的皮书包，另一只手提了双冰鞋和一根球棍。匆忙间，他也不忘停下脚步，礼貌地对卡拉母亲说：“早上好，乌尔里希夫人。”和卡拉打招呼则随意得多：“嗨，卡拉。我妹妹得麻疹了。”
卡拉没来由地脸红了。“我已经听说了，”她试着想找些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没得过麻疹，所以不能见她。”最后她只能这样说。
“我小时候得过，”沃纳说得好像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必须赶紧了。”他抱歉地补充了一句。
卡拉不想匆忙和沃纳分别，赶紧跟着他出了门。司机瑞特打开了后座车门。“这是什么车？”卡拉问沃纳。男孩对汽车的型号都非常了解。
“是梅赛德斯-奔驰的w10型车。”
“看上去非常舒适。”她发现母亲正既惊讶又愉快地看着她。
沃纳问她：“想搭个便车吗？”
“太好了。”
“我得问问爸爸。”沃纳把头伸进车里，跟父亲说了几句。
卡拉听见了弗兰克先生的回答。“当然可以，不过要快点。”
卡拉转身对母亲说：“我们可以搭弗兰克先生的车。”
母亲犹豫了一下，她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立场——他曾给纳粹捐过钱——但她不准备拒绝严寒早晨搭乘暖和轿车的邀请。“路德维希，谢谢你的好心。”她说。
母女俩上了车。车后排正好能坐下四个人，瑞特很快就开车上路了。“你们是要去科赫路吗？”弗兰克先生问。许多报社和出版社都选址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这条街上。
“不用为我们改道，我们在莱比锡大街下车就行。”
“我很乐意送你们到杂志社——只怕你那些左翼同事不愿看见你从一个傲慢富豪的车上下来吧。”他的声音里既带着些嘲讽，又有着很强的敌意。
母亲露出了迷人的微笑。“鲁迪，你并不傲慢——只是略微有点胖而已。”说着她拍了拍弗兰克先生的大衣前襟。
他笑了。“我是自找的。”敌意消解了。弗兰克先生拿起车里的传声筒，对瑞特下达了指令。
卡拉很高兴和沃纳坐同一辆车，她想和他多说些话，但一开始她就想不出可聊的话题。她想问沃纳：长大以后，你想不想娶个比你小三岁，黑发碧眼的聪明女孩为妻呢？但最后她只是指着他的冰鞋问：“今天你有比赛吗？”
“没有比赛，只是放学后的训练。”
“你在场上打什么位置？”卡拉对冰球一窍不通，但团队项目肯定会分不同的位置。
“右前锋。”
“冰球是不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
“够敏捷就没什么危险。”
“你一定打得非常棒！”
“不算糟。”他回答得很实诚。
卡拉再次发现母亲对她绽放出高深莫测的浅笑。她猜出卡拉对沃纳的好感了吗？卡拉觉得自己又一阵脸红。
车在一所学校外面停下了，沃纳下了车。“再见，各位。”说完他就穿过校门朝操场跑去。
瑞特沿着兰德维尔运河的南岸继续向前开。卡拉看着运河里的驳船，驳船的煤堆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卡拉很失望，她本想通过搭车和沃纳待得久一点，却把时间浪费在了谈论冰球上。
该和他聊些什么呢？卡拉完全不知道。
弗兰克先生对母亲说：“我看了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写的专栏文章。”
“希望你能喜欢。”
“你对总理的不尊敬让我非常失望。”
“你觉得记者们只能写些对政治家阿谀奉承的文章吗？”母亲反驳道，“那太极端了。照你这样说，纳粹的报纸杂志也应该对我丈夫礼貌些！他们才不会这样呢。”
“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政客。”弗兰克有点恼怒了。
汽车穿过波茨坦广场前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汽车、电车、马车和行人各不相让，交通非常混乱。
母亲问：“平等谈论所有人对媒体来说不是会更好吗？”
“很好，”弗兰克先生说，“但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做春秋大梦。所有现实的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无法靠你们的那些理念活下去。人们必须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炉子烤。”
“我非常同意，”母亲说，“德国确实需要发展，但我希望卡拉和埃里克作为自由国度的公民成长。”
“你把自由过于美化了。自由不会让人民更幸福。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希望沃纳、弗里达和可怜的阿克谢尔在统一、纪律严明、能让他们为之而自豪的国家成长。”
“为了统一，年迈的犹太店主就该被冲锋队的恶棍毒打？”
“政治是严酷的，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正相反，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路德维希，我们应该让政治不那么严酷——多一点诚信理智，少一点暴虐。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就没尽到各自的爱国义务。”
弗兰克先生吹了声口哨。
卡拉不怎么了解男人，但她知道，在社会责任的话题上，他们不爱被女人教训。今天早晨妈妈想必没有切换到平时的优雅状态。但这并不奇怪，眼下每个人都很紧张，下周的选举弄得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汽车抵达了莱比锡广场。“要在哪里放下你们？”弗兰克先生冷冷地问。
“这里就好。”母亲说。
弗兰克拍了拍玻璃隔断。瑞特停下车，然后赶紧下来开门。
母亲说：“我真心希望弗里达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母女俩下了车，瑞特关上车门。
离杂志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母亲显然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车里待下去了。卡拉不希望母亲和弗兰克先生一见面就吵，那样她就见不到弗里达和沃纳了。她不想要这种局面！
母女俩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我们努力不在办公室里添麻烦。”母亲真诚的语调打动了卡拉，让她觉得使母亲为难是很丢脸的，决心表现得完美一点。
在路上，母亲和好几个人打了招呼：从卡拉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为杂志撰写专栏，在记者圈里很有名气。记者们都用英语的“茉黛女士”称呼她。
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附近，她们遇见了熟人，施瓦布中士。他和卡拉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曾并肩作战，现在还剃着士兵的寸头。战后，他做过园丁，先后为卡拉的爷爷和父亲工作，但后来因为从母亲的皮夹里偷钱而被父亲解雇。此时，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冲锋队制服。冲锋队员不是军人，只是一些相当于辅警的纳粹。
施瓦布大声说：“你好，乌尔里希太太。”似乎一点没为做过小偷而感到耻辱。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有脱。
母亲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施瓦布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来这干什么。”她一边念叨，一边不安地走进了大楼。
杂志社位于这幢现代化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卡拉知道小孩子不应该来这里，希望她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然而她们在楼梯上碰见了约克曼先生。他很胖，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直率地说，“难道我们开了一所幼儿园吗？”
母亲没有理会约克曼先生的无礼。“我在想前些天你的那席话，”母亲说，“你说年轻人只知道记者这份工作非常耀眼，却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甘苦。”
约克曼先生皱了皱眉：“我这样说了？好吧，确实如此。”
“所以我想让女儿来看看现实。我想这对她的教育会非常有用，如果她想当名记者的话就更有用了。她会写篇作文，把她在杂志社的所思所想告诉她的同学们。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一定在路上就想好了该怎么应对，好在这种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卡拉差点也相信了她的话。母亲的优雅终于又回来了。
约克曼问：“今天不是有个重要访客要从伦敦来吗？”
“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是我的老朋友——见过还是个婴儿的卡拉。”
约克曼慢慢平静下来。“嗯，五分钟后要开个编辑会，我买好烟后马上就开。”
“卡拉会替你买的，”说完母亲转身告诉卡拉，“隔三个门洞有家烟店，约克曼先生常抽罗斯-汉德尔牌烟。”
“哦，那我就省事了。”说完，约克曼递给卡拉一马克硬币。
母亲交代卡拉：“买好烟以后，到顶楼来找我，火灾报警器旁边的房间。”说完，她亲切地挽住约克曼先生的胳膊转身走了。“我觉得上周的杂志是最棒的一期。”母亲边走边说。
卡拉跑出来，走到大街上。母亲用她的魅力和机智消除了约克曼先生的不满。她经常说：“女人要善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武器。”想到这儿，卡拉意识到自己采用了母亲的策略，才使她们搭上了弗兰克先生的便车。也许她和母亲完全一样。母亲高深莫测的笑容正基于此：她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商店里排起了队，柏林一半的记者似乎都在这里购买日常所需。排了好久，卡拉终于买到罗斯-汉德尔牌烟了，拿着烟跑回杂志社大楼。她很快找到了火灾报警器——是个附着在墙上的大水平仪——但妈妈不在办公室。显然她去开编辑会了。
卡拉沿着走廊往前走。所有的门都开着，除了几个秘书和打字员，大多数房间里都没有人。拐过一个弯，卡拉在大楼后部找到一个挂有“会议室”标牌的房间。房间里传出不断抬高的争论声。她拍了拍门，但没人给她开门。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拧开门把手走进房间。
满屋子都是烟。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卡拉走到桌首，把烟和找零交给约克曼先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显得非常吃惊。突如其来的安静使卡拉琢磨起擅自进来是不是犯了错。
但约克曼先生只是说了声“谢谢”。
“先生，不用谢。”不知为何卡拉轻轻地向约克曼先生鞠了个躬。
参会者都笑了。有人问：“约克曼，你是不是又雇了个助理啊？”卡拉这才知道自己并没做错。
她飞快地走出会议室，回到母亲的办公室。她没脱下大衣——母亲的办公室挺冷的。她四处看了看，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打字机，以及成堆的白纸和复写纸。
电话旁的镜框里放着一张合照，是卡拉、埃里克和父亲。那是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距柏林十五英里远的万斯湖畔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短裤，三个人都在笑。那时的埃里克还不像现在这样爱耍酷。
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上母亲留着短发，穿着无袖低腰裙。卡拉会心地笑了：那在十年前一定很时尚。
书架上放着机构名录、电话簿、好几种语言的字典和地图册，但没有卡拉可看的书。她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些铅笔、几副包装完好的新手套、一包月经垫，以及一本记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笔记本。
卡拉把桌子上的日历调整到了这天：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然后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她在纸上打下了自己的名字：海克·卡拉·冯·乌尔里希。五岁时她对家人说自己不喜欢海克这个名字，让大家都叫她卡拉。让她有些惊讶的是，家里人都照办了。
打字机键盘上的每个键都连接着一根能带动墨带的金属棒，文章和信都是通过墨带的起起伏伏打出来的。卡拉不小心同时按下了两个键，使两根金属棒搅在了一起。她试图把它们拨开，但没有成功。按别的键也没有用——搅和在一起的金属棒反倒多了一根。她抱怨了一声：这回又惹上麻烦了。
大街上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卡拉。她走到窗前，十几个冲锋队员列队站在马路中央高喊：“杀死所有犹太人，犹太人进地狱去吧！”卡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犹太人看上去和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她吃惊地发现，站在队列前方的正是刚才遇见的施瓦布中士。施瓦布被解雇时卡拉觉得很难受，她知道他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德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在找工作；父亲说现在是经济萧条期。但母亲坚持要解雇施瓦布：“怎么能放小偷在家里呢？”
冲锋队的口号变了：“捣毁犹太人的报纸！”队员们异口同声地呼喊着。有人开始扔东西，一棵烂菜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门口溅了一地。让卡拉害怕的是，他们很快把矛头转向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她连忙后退，透过窗角偷偷朝外张望，希望冲锋队员们没看见她。他们在大楼外面停住脚步，嘴里仍然喊着口号。有个人朝楼上扔了块石头，砸中了母亲办公室的窗玻璃，幸好玻璃没碎，但卡拉还是害怕地轻轻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有个戴着红色软帽的打字员进来了。“怎么啦？”她问卡拉，然后朝外看了一眼，“哦，天哪！”
冲锋队员们走进大楼，楼梯上响起他们的脚步声。卡拉害怕极了：他们会干些什么啊！
施瓦布中士走进母亲的办公室。他犹豫了一会儿，看见办公室里只有卡拉和打字员以后，放松了下来，拿起打字机就往窗外扔，打字机破窗而出，摔到楼下，玻璃碎了一地。卡拉和打字员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更多的冲锋队员喊着口号进来了。
施瓦布抓住打字员的胳膊问：“亲爱的，办公室的保险箱在哪儿？”
打字员惊恐地回答说：“在档案室里。”
“带我过去。”
“好，都听你的。”
施瓦布拽着她出去了。
卡拉哭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停了下来。
她想躲在桌子下面，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想在这些人面前露怯。内心的某种东西让她想进行反击。
但她该怎么办呢？她决定去提醒母亲。
她走到门口，看了看走廊。冲锋队员们在几个办公室之间进进出出，但还没有走到尽头的那几间。卡拉不知道会议室里的人有没有听到动静。她拼尽全力沿着走廊跑，但一阵尖叫让她站住了。她向声音传来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发现施瓦布正用力摇晃着戴软帽的打字员：“快告诉我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发誓说的是实话。”打字员哭着说。
卡拉气极了，施瓦布没权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她大声喊：“施瓦布，你这个小偷，不准碰她。”
施瓦布恨意满满地看着她，卡拉心一凉，满心都是恐惧。接着施瓦布把目光投向卡拉身后的一个人：“把这孩子给我拎出去。”
卡拉被人从后面提了起来。“你是小犹太人吗？”这男人问，“你满头都是黑发，一看就是个小犹太崽子。”
卡拉吓坏了。“我不是什么犹太人。”她尖叫着。
冲锋队员把她抱过走廊，送进了母亲的办公室。卡拉蹒跚几步，跌倒在地。“给我老实待着。”说完他就走了。
卡拉站起身，她没有受伤。走廊里都是冲锋队员，卡拉没法找到母亲，但必须找人帮忙。
卡拉朝打碎了的窗户外面看去。街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两个警察正站在旁观的人群中闲聊。卡拉朝那两个警察大喊：“警察先生，快救命啊！”
他们看着卡拉，笑了。
笑声激怒了她，怒气使她胆大了许多。她往办公室门外张望，偶然间看见了墙上的火灾警报器。她走到警报器前，抓住把手。
卡拉犹豫了，没有火灾绝不能拉响警报器。墙上贴着的告示上说，乱拉警报将受到可怕的处罚！
但她还是拉下了把手。
一开始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警报器可能坏了吧，卡拉心想。
很快，此起彼伏的电喇叭声便响彻了整栋大楼。
记者们立刻从走廊那头的会议室跑出来，约克曼是第一个。“发生什么事了？”他扯着嗓门怒气冲冲地问。
一个冲锋队员说：“你们这些犹太共党分子办的破杂志侮辱我们的领袖，我们要关闭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冲锋队员不顾他的阻挠，闯进了侧面的一间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和像是金属台面被推翻的声音。
约克曼转身对一位下属说：“施奈德，赶快把警察叫来。”
卡拉知道叫警察没用，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却什么都没有做。
母亲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沿着走廊往前冲。“你没事吧？”她一把搂住了卡拉。
卡拉不希望母亲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个孩子。她推开母亲，说：“别担心，我很好。”
母亲四处看了看：“我的打字机呢？”
“他们把你的打字机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卡拉马上想到，妈妈再也不会因为打字机按键的操纵棒搅合在一起而迁怒于她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母亲抓起桌子上的相框，拉着卡拉的手，匆忙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冲下楼梯时，她们并没受到冲锋队员的阻拦。在她们的前方，一个可能是记者的健壮男子抓住一个冲锋队员的衣领，拉着他出了大楼。母女俩跟着这两人走出来。另一个冲锋队员紧跟在她们身后。
男记者把冲锋队员拖到两个警察面前。“请以抢劫的名义逮捕他，”记者说，“他抢的一罐咖啡还在衣袋里呢！”
“放开他。”较年长的警察说。
记者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冲锋队员的衣领。
跟在卡拉和母亲身后的冲锋队员站到了同伙身边。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刚松开手的记者。
“我叫鲁道夫·施密特，是《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派驻在议会的首席记者。”
“鲁道夫·施密特，我以袭警的罪名逮捕你。”
“太荒唐了，我抓住了正在偷窃的小偷。”
年长的警察对两个冲锋队员说：“把他带到派出所去。”
两个冲锋队员架住了施密特的胳膊。施密特起先想反抗，但马上改变了主意。“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将出现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他说。
“不会有下一期杂志了，”警察说，“把他带走。”
消防车到了，十几个消防队员从车上跳了下来。消防队长飞快地对警察说：“我们要对这幢大楼进行清场。”
“回你们的消防队去，这里没什么火情，”年长的警察说，“只是冲锋队在关闭一家共产党的杂志社而已。”
“这和我无关，”消防队长说，“警报器响了，我们就得把所有人都撤出来，就算是冲锋队员也得从楼里出来。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们能对付！”说完他带着部下进了大楼。
卡拉听见母亲在喊：“哦，不。”她转过身，看见母亲正瞪着人行道上散了架的打字机。打字机的金属面板脱落下来，露出连接按键和金属杆的连接带。键盘已经被摔得不成形了，滚筒的一端脱落了，换行时会响的小铃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打字机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但母亲看起来像是要哭了。
冲锋队员和杂志社员工在消防队员的簇拥下走出大楼。施瓦布中士强辩道：“根本没有什么火灾！”消防队员却只是一个劲地把他往外推。
约克曼走到母亲面前说：“他们没来得及造成很大的伤害——消防队阻止了他们。按下报警器的人立了大功！”
卡拉原本担心会因为假报火警而受到责怪。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
她拉起母亲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似乎能暂时使母亲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反常的行为说明她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要是卡拉哭，母亲一定会让她用手绢擦的。“我们该怎么办啊？”母亲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她总是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卡拉注意到近处站着两个人。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和妈妈年龄相仿、很有气势的漂亮女人。卡拉见过她，但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了。站在旁边的男孩，从年纪上看，像是她的儿子。男孩不是很高，瘦瘦的，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他的面容很清秀，只是鼻子塌了，有点破相。面对此情此景，两位来客都很惊奇，男孩更是被气坏了。
女人开了腔，她用的是英语。“茉黛，你好，”卡拉觉得她的声音有些许耳熟，“你没认出我来吗？”她说，“我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这是我的儿子劳埃德。”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柏林找了家不用花多少钱就能练一小时拳击的俱乐部。俱乐部位于工人阶级聚集的城北维丁区。他练了会儿实心球，跳了会儿绳，打了会儿沙袋，然后戴上头盔，在绳圈里打了五个回合。俱乐部教练为他找了个年龄和体形都差不多的对手——劳埃德是个次重量级拳手。德国拳手经常能出其不意地出拳，没几个回合，劳埃德就挨了好几下。躲闪一番以后，劳埃德突然打了记左勾拳，把对手打翻在地。
劳埃德生长在伦敦东部一个民风凶悍的街区里。十二岁时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继父伯尼·莱克维兹对他说，“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肯定会被班里的刺头挑出来欺负。”被劳埃德唤作“爸爸”的伯尼是犹太人——他的母亲只会说意第绪语。伯尼把劳埃德带到了阿尔德盖特拳击俱乐部。艾瑟尔反对这么做，但伯尼没有听她的，这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多见。
劳埃德学会了迅速移动、狠狠出拳，很快就没人敢欺负他了。他的鼻子经常被打碎，以至于不再像以前那么英俊了。然而劳埃德发现自己具有拳击方面的天赋。他反应很快，冲劲十足，经常在绳圈里把对手打倒。劳埃德没有选择转入职业拳坛，而是打算进剑桥大学深造，这让俱乐部教练非常失望。
劳埃德冲了个澡，穿上衣服，走进一间工人们经常聚会的酒吧，买了杯生啤酒，坐在吧台前，给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写信，把自己和冲锋队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告诉她。米莉对母亲带劳埃德去柏林很妒忌，劳埃德答应写信告诉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劳埃德被这天早上的冲突吓得不轻。政治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母亲艾瑟尔是英国议会的议员，父亲伯尼是伦敦市的市议员，他本人是伦敦劳动青年联盟的主席。但至今为止，他眼中的政治只是辩论和选举。他从没见过穿着制服的恶棍在警察的微笑纵容下胡作非为。这种撕下和善伪装的政治，把他吓坏了。
“米莉，伦敦会发生这种事吗？”他在信中问。直觉告诉他这种事完全不可能。但希特勒在英国的实业家和报业寡头中很有人气。几个月前，一身匪气的下院议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创立了英国法西斯同盟。和德国的纳粹党人一样，他们喜欢穿着军装上蹿下跳。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写完信，劳埃德把信折起来，乘地铁回到了市中心。他和母亲将和沃尔特·乌尔里希夫妇共进晚餐。劳埃德经常听母亲说起茉黛的事情。母亲和茉黛是地位悬殊的朋友：艾瑟尔在茉黛家的大宅子里当过女佣。之后她们却一起参政，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斗争期间她们创立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女性报纸。后来她们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渐渐疏远了。
劳埃德清楚地记得1925年去乌尔里希家的伦敦之行。那时，五岁的埃里克和三岁的卡拉都学会了德语和英语，而他却只会一门英语，这让他颇为尴尬。也正是在那次伦敦之行中，艾瑟尔和茉黛和解了。
劳埃德走进罗伯特酒馆，里面摆放着长方形的桌椅和装饰着彩色玻璃的铁制灯座，内部装潢非常精致。可最让他倾心的还是盘子旁边直立着的浆白色餐巾纸。
母亲和乌尔里希夫妇已经先到了。走到桌前，劳埃德才意识到两位女士打扮得非常动人：两人都姿态优雅，衣着华贵，美丽而自信。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们。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对时尚的把握有多少是从这位贵族朋友那儿学来的。
点完了菜，艾瑟尔解释了她的来意。“1931年我落选了议员，”她说，“我想在下次竞选中赢回来，但我还要养家。幸运的是，茉黛，你教会我怎么做一名记者。”
“我没教你什么，”茉黛说，“你本身就有当记者的才能。”
“我正在为《新闻纪事报》撰写有关纳粹的系列报道，我还和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签了合同，要为他写本书。我让劳埃德来这儿当我的翻译——他正在学法语和德语。”
劳埃德发现母亲笑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夸赞。“我的翻译技能没经过多少实践检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见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劳埃德点了在英国没吃过的裹着面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觉得这道菜非常美味。吃饭时，沃尔特问他：“你可以不去上学吗？”
“妈妈觉得这样学德语能更快些，学校也同意让我来。”
“到议会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能整天都说德语，只是我不能付给你工资。”
劳埃德激动起来：“太好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还需要艾瑟尔同意。”沃尔特补充道。
艾瑟尔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你可得给他放假哦！”
“这是自然。”
艾瑟尔把手伸过桌面，碰了碰沃尔特的手。这是种相当亲密的姿态，劳埃德意识到三个大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沃尔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尔说。
“对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我是来者不拒的。”
艾瑟尔说：“我对政治有点看不懂了，德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啊？”
茉黛说：“20年代中期这里一切都还好，德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把一切全毁了。现在我们正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她的声音似乎因为悲愤而颤抖着，“上百人排队竞争一个工作机会。我观察着他们的脸，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里的孩子。这时纳粹给了人们希望，而那些人会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沃尔特似乎觉得她夸大了事实。他故作轻松地说：“好在希特勒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上次选举时，纳粹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他们的票数最多，但领导的是个少数派当权的政府。”
“这就是希特勒要再进行一次选举的原因，”茉黛插话说，“他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把德国变成他想要的野蛮的极权国家。”
“他能达到目的吗？”艾瑟尔问。
“当然不能。”沃尔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尔特说：“我不相信德国人会为独裁投赞成票。”
“但这不会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茉黛怒气冲冲地说，“看看今天在杂志社发生的事吧。批评纳粹的人都处在了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拥护纳粹的标语却铺天盖地。”
劳埃德说：“似乎没见人反抗过！”他心想，如果上午早几分钟去杂志社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给冲锋队员来上几拳。他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捏起了拳头，连忙把拳头松开。但他的怒火没有消散。“左翼分子为何不去洗劫纳粹杂志的办公室？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就好了。”
“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茉黛动情地说，“希特勒正在寻找镇压反对派的机会——他想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所有的公民权利，把反对者投入监狱。”她恳求地对劳埃德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们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等他们吃完饭，酒馆里的客人也渐渐走光了。咖啡端上来之后，沃尔特的堂弟、酒吧老板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和主厨容格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战前，罗伯特在奥地利驻英国的大使馆任外交官，沃尔特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正是在那时，沃尔特和茉黛陷入了爱河。
罗伯特很像沃尔特，但打扮得更花哨，在领带上别着金别针，表链上盖着印章，头发油光水滑。容格则是个面容清秀、笑容可掬的金发小伙。罗伯特和容格在俄国一起做过战俘。现在他们住在酒馆楼上的公寓里。
他们想起了战前夜沃尔特和茉黛举行的秘密婚礼。婚礼没有邀请宾客，罗伯特和艾瑟尔分别是伴郎和伴娘。艾瑟尔说：“我们在饭店里放了香槟，我假意说要和罗伯特一起离开，沃尔特却……”她强忍住笑容说，“沃尔特说，‘哦，我还以为我们要一起吃晚饭呢。’”
茉黛笑道：“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
劳埃德觉得很尴尬，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咖啡。他十八岁，还是个处男，有关蜜月的笑话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艾瑟尔一脸严肃地问茉黛：“近来你听说过菲茨的消息吗？”
劳埃德知道，这场秘密婚礼在茉黛和她哥哥菲茨赫伯特伯爵之间造成了一条可怕的鸿沟。菲茨之所以和茉黛一刀两断，就是因为妹妹没有征得他这个一家之主的同意，擅自和沃尔特结了婚。
茉黛悲伤地摇了摇头。“那次我去伦敦时，给他写了信，但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嫁给沃尔特的事情，伤害了他的自尊。恐怕哥哥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艾瑟尔付了账。有外币的话，德国的一切都显得很便宜。众人正准备离开时，有个陌生人不请自来，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到桌子旁。来人是个圆脸上蓄着小胡子的胖男人。
他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
罗伯特冷冷地问：“先生，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是托马斯·马赫支队长，”马赫抓住正巧走过身边的侍者说，“给我来杯咖啡。”
侍者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罗伯特，罗伯特向他点了点头。
“我在德国警察厅的政治部工作，”马赫说，“主管柏林的情报工作。”
劳埃德轻声为母亲翻译成英语。
“我想和酒馆老板谈些私事。”马赫说。
罗伯特问他：“上个月你在哪儿就职啊？”
马赫被这个问题弄得猝不及防，不过他很快调整好了情绪：“上个月我在克罗伊茨贝格的警察局工作。”
“你在那干什么工作？”
“我负责档案。为什么这么问？”
罗伯特像早有预料似的点了点头。“这么说，你这个档案管理员改行当了柏林情报部门的主管吗？祝贺你的飞速晋升！”他转身对艾瑟尔说，“一月末，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他的爪牙赫尔曼·戈林就把持了德国内政部的实权——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警察力量。戈林解雇了原来的那批警察，用纳粹代替了他们。”说完，他转身看着马赫，语带讽刺地说，“当然，我相信我们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是凭自己的本事升上来的。”
马赫脸红了，但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脾气。“我已经说了，我想和这里的老板谈些私事。”
“明天早晨来见我吧，十点钟合适吗？”
马赫没理会他，而是自顾自地说：“我弟弟在经营餐馆。”
“啊，也许我认识他！他也叫马赫吧。经营什么餐馆？”
“他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经营一家面向工人的小食店。”
“那我多半没见过他。”
劳埃德不知道罗伯特如此尖刻是不是真的好。马赫为人粗鲁，不值得善待，但鲁莽顶撞却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恶果。
马赫说：“我弟弟可能想买下这里。”
“和你一样，你弟弟也想飞黄腾达。”
“我们准备出两万马克盘下这里，两年付清全部款项。”
容格禁不住笑了起来。
罗伯特说：“长官，我这样跟你说吧。我是个奥地利的伯爵。二十年前，我在妈妈和姐姐生活的匈牙利拥有城堡和一大片农庄。在上次战争中，我失去了我的家人、城堡和我的全部土地，甚至连我的国家也缩水了很多。”语调中的讽刺意味不见了，罗伯特开始变得慷慨激昂起来，“来柏林的时候，我随身只带了堂兄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家的地址，但我还是想法开了这间酒馆。”说到这儿他哽咽了，“这是我的全部。”他停顿了一会儿，喝了些咖啡。桌边的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他恢复了常态，声音也平稳了许多：“即便你给我比这公道得多的价格——事实上你并没有——我仍然会选择拒绝，因为这等同于出卖了我的整个人生。尽管你很不友好，但我不想对你表现粗鲁。不过，无论你出什么价，我的酒馆都不会卖。”他站起身，要和马赫握手，“晚安，马赫支队长。”
马赫机械地和他握了握手，看起来很失望。他站起身，显然生气了，脸涨得通红。“我会再和你谈的。”说完便离开了酒馆。
“真是个白痴。”容格说。
沃尔特对艾瑟尔说：“看到如今是个什么世道了吗？因为穿着制服，我们就得对他唯命是从。”
让劳埃德烦心的是马赫所表现出的自信。他好像觉得能以自己出的任何价格买下这间酒馆。马赫似乎只是把罗伯特的拒绝看作一种暂时的反抗。纳粹真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这正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和他的英国纳粹同僚希望见到的——建立一个用暴虐和鞭笞代替法律和秩序的国家。人民怎么可能这么笨呢？
他们穿上大衣、戴好帽子，跟罗伯特和容格道了别。出了酒馆，劳埃德就闻到一股烟味——不是香烟，而是别的什么。四个人上了沃尔特的宝马迪西3/15，劳埃德知道这是德国最好的车，相当于英国的奥斯汀七型车。
穿过蒂尔加登公园的时候，两辆消防车拉着警铃从宝马旁呼啸而过。“不知道哪里起火了。”沃尔特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见大树之间闪现出火光。茉黛说：“起火地点像是在议会大厦附近。”
沃尔特的语气变了。“最好去看看。”他担忧地说，然后开着车猛拐了个弯。
烟味越来越浓。劳埃德看见树顶上的火光直冲向天际。“火势可真不小。”他说。
沃尔特把车从公园路开到议会大厦和德国歌剧院之间的科尼格广场。议会大厦的火势非常猛烈，几排古典风格的窗户后面不时冒出红色和黄色的火光，中间的圆顶也被烧穿了，腾起一股股浓烟。“哦，天哪！”在劳埃德听来，沃尔特的声音十分悲愤，“上帝啊，可不能这样啊！”
他停下车，众人相继下了车。
“真是场灾难。”沃尔特说。
艾瑟尔说：“这幢漂亮的古建筑算是完了。”
“我倒不在乎建筑，”沃尔特出人意料地说，“这把火毁掉的是德国的民主制度。”
一小群人站在离他们大约五十码开外观望着这场大火。消防车已经在大厦外排成一列，消防队员手中的软管对准大火，正在通过破碎的窗玻璃朝里面喷水。几个警察在一旁无所事事地围成一圈。沃尔特上前与其中的一个警察交谈。“我是议会议员，”他说，“这把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
“一小时前，”这位警察说，“我们抓住了一个纵火嫌犯——当时他只穿了条裤子，用身上的衣服引燃了这场大火。”
“你们应该围条隔离带，”沃尔特威严地说，“让围观群众保持安全的距离。”
“好的，先生。”说着，警察便走开了。
劳埃德从众人身边溜走，接近议会大厦。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住了火势：火苗小了，烟更浓了。他经过消防车，靠近议会大厦的一扇窗。大火似乎并不是非常危险，同往常一样，好奇心又胜过了他的自我保护意识。
透过窗户，他发现大火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墙壁和天花板都烧成了瓦砾。除了消防员，他还看见了些穿着大衣的普通人穿梭在瓦砾间，评估着火灾的损失，这些人多半是议会大厦的工作人员。劳埃德走到入口，开始爬台阶。
警察开始围隔离带的时候，两辆黑色梅赛德斯停在了议会大厦前。劳埃德饶有兴致地旁观着这一幕。后面那辆车里出来一个穿着浅色军用短大衣，戴着黑色软帽，鼻子下蓄着撮小胡子的男人。劳埃德意识到，眼前就是德国的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身后跟着一个穿黑色党卫军制服的高个子，他的私人保镖。随后是脚步蹒跚的约瑟夫·戈培尔，憎恨犹太人的宣传部长。劳埃德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些人，所以很快就认出了他们。他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所处的险境。
希特勒一步跨两个台阶，径直上楼向劳埃德走来。劳埃德一时冲动，为总理打开了大门。希特勒对他点点头，带着随员进了大楼。
劳埃德跟在他们后面往里走。没有人和他说话。希特勒的随从似乎把他当成了议会大厦的职员，而大厦里的职员把他当成了希特勒的随从。
浸湿的灰烬散发出一股臭味。希特勒和随从走过烧焦的木梁和冲水软管，留下一个个泥泞的脚印。赫尔曼·戈林裹着件驼毛大衣站在入口大厅，大腹便便，帽檐以波茨坦风格上翘着。这就是用纳粹替换了全部警察的男人，看到他，劳埃德回想起了酒馆里的对话。
戈林一看到希特勒就大喊：“这是共产党人作乱的发端！他们揭竿而起了！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
劳埃德有种怪异的不真实感，像剧院里的观众，而这些大人物都像演员。
希特勒比戈林更装腔作势。“现在要采取零容忍！”他尖叫道，听起来像是在对一整个体育场的人演讲似的，“任何一个阻挡我们的人，必杀之。”他的身体因狂怒而剧烈地颤抖着，“所有共产党人一经逮捕，就地枪决。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必须在今晚执行绞刑。”他看上去像是随时会爆炸。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很刻意。希特勒的恨意很像真的，但最后的爆发，是为了他们这群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一场表演。希特勒是个演员，可以把真实感情放大给观众看。他的这番话的确起了作用，劳埃德发现，在场的人都被他动情的演讲迷住了。
戈林说：“元首，这是我们治安警察的首领鲁道夫·狄尔斯，”他指着身旁精瘦的黑发男人说，“他已经逮捕了其中一个破坏分子。”
狄尔斯倒没有很激动。他平静地说：“我们逮捕了荷兰建筑工人马里努斯·范·德·鲁比。”
“他是个该死的共党分子。”戈林情绪激昂地说。
狄尔斯说：“他是荷兰共产党派来放火的。”
“我料到了。”希特勒说。
劳埃德发现，希特勒不顾事实，变着法子要把罪名扣在共产党人头上。
狄尔斯谦恭地说：“从第一次对他的审讯来看，我只能说，他显然是个疯子，没有同伙。”
“胡说！”希特勒狂叫道，“这是早就计划好的。但他们误判了，他们不知道人民已经站到了我们这边。”
戈林转身对狄尔斯说：“从这一刻开始，警察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我们有共党分子的名单——包括议会议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共产党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把他们统统逮捕——就在今晚！该动用武力时要毫不手软，审讯时绝不留情。”
“遵命，长官！”狄尔斯说。
劳埃德意识到，沃尔特有理由担心。议会大厦的火灾正是纳粹一直在找的导火索。他们不想听到大火是某个疯子造成的说法。他们希望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以便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戈林嫌恶地看着鞋上的泥泞。“元首，我的官邸离这里很近，但幸运地没有被这场大火殃及，”他说，“我们是否要移步过去呢？”
“好啊，我们要讨论很多事呢！”
劳埃德扶住门，让他们出去。车开走以后，他跨过警察围起的隔离带，走到母亲和冯·乌尔里希夫妇身边。
艾瑟尔问：“劳埃德！你到底去哪儿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我进了议会大厦。”他说。
“什么？你是怎么进去的？”
“没人拦我，我就自己进去了。里面已经乱成一团了。”
母亲愤怒地挥了挥手。“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她说。
“我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
沃尔特问：“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这把火是共产党放的，马上将展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
“愿主保佑我们。”沃尔特说。
托马斯·马赫还在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的冷嘲热讽而深感受伤。“和你一样，你弟弟也想飞黄腾达。”罗伯特·冯·乌尔里希说。
马赫真希望当时能对他这样说：“为什么不呢？你这头猪，我们一点儿不比你差。”他渴望着报复。但这些天他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件事。
德国秘密警察总部位于政府办公区阿布尔雷希特王子大街八号，一幢优雅的古典式大楼内。每次走进大门，马赫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之自豪。
这是个让人激动的时刻。议会大厦火灾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四千多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每个小时都有更多的共产党人被捕。德国就像扫除了瘟疫，马赫觉得柏林的空气比以往更清新了。
但警察局的档案还没做到实时更新。人们经常会搬家，竞选有输有赢，也会造成一些人事上的变更，老人去世，年轻人就会顶替他们的位置。马赫掌管的团队负责档案的更新工作，需要记录新出现的名字和变更的地址。他很擅长做这种事。他喜欢登记名册、图书目录、街区地图，以及剪报这类带有列表性质的东西。马赫的才能在靠毒打让嫌犯招供的克罗伊茨贝格警察局没有受到重视，他希望能在这里被重用。他不反感殴打嫌疑人。在大楼后侧的办公室里，他经常能听见地下室里男男女女被折磨得大叫的声音，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困扰。他们是变节者、敌对分子和革命者，再怎么折磨都不过分。他们的反抗玷污了德国，给他们机会，他们只会把德国变得更糟。他一点儿都不同情这些人。他只希望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也能在这些人中间，哀号着乞求他怜悯。
3月2日，星期四晚上八点，他终于等到了对罗伯特进行彻查的机会。
他让手下回了家，自己把更新的共党分子名单送到楼上，他的上司，刑事检察官克雷格林恩那里。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翻找档案。
马赫不急着回家。他一个人住。不安分的妻子早就跟人私奔了，是马赫弟弟餐馆里的侍者，她说她想要自由。她没给他生过孩子。
马赫开始梳理文件。
他已经调查到，罗伯特·冯·乌尔里希曾经于1923年加入纳粹党，但在两年后脱党了。这件事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马赫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里的文件系统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条理清晰。说到底，他对德国警察的整套体制都非常失望。据说戈林也对警察体制不满意，计划把警察局的政治部门和情报部门剥离，组成一个更有效的秘密警察系统。马赫觉得这个主意很棒。
他翻找了一阵，但在罪案记录中实在找不到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的蛛丝马迹。也许这不能归因于原有体制的低效率。罗伯特的确有可能是无可指摘的。作为奥地利的伯爵，他不可能是犹太人或共党分子。他可以指责罗伯特的堂兄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但这不是个罪名——至少到现在还不是。
马赫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接近罗伯特之前就完成调查。但他在尚未完全掌握罗伯特的底细之前就接近了他。他应该早点意识到自己犯错了。结果还被对方奚落和嘲讽了，他觉得很丢脸。好在他还能争回这个面子。
马赫开始检查房间后面一个落满灰尘的纸板箱，里面堆放着杂乱的档案。
冯·乌尔里希的名字仍旧没有出现在这些档案里，但少了份文件。
根据钉在纸板箱内侧的文件列表，档案里应该有份长达一百一十七页的“风化场所”名单。这份名单似乎是对柏林夜总会的一次调查所取得的成果。马赫能猜到这份文件的用途：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警察们就开始逐一关闭这些场所了。他们一定是拿着这份名单按图索骥的。
马赫上了楼。克雷格林恩正在向身着制服的警察介绍情况，他们即将突袭共产党人及其党羽的住处，正是马赫刚更新过的地址。
马赫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上司的讲话。克雷格林恩不是纳粹党员，不太敢得罪这个冲锋队员。马赫说：“我正在找‘风化场所’这份文件。”
克雷格林恩似乎很恼怒，但还是耐着性子。“在茶几上，”他说，“你自己去拿吧。”
马赫拿走文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名单是五年前整理的。上面罗列了当时还在经营的夜总会和它们举办的活动：赌博、裸露的表演、卖淫、贩毒、同性恋，以及其他有悖伦理的活动。这份文件罗列了夜总会老板和投资人，以及雇员和常客的名单。马赫耐心地查看着每一行：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也许是毒虫或嫖客之一呢。
柏林以同性恋俱乐部流行而著称。马赫疲惫地看着“粉红拖鞋”夜总会下冗长的客人名单，“粉红拖鞋”是个男人和男人跳舞的夜总会，穿着女性服装的男歌手在台上唱歌，是个鱼龙混杂的下流之地。马赫心想，这份工作有时也挺让人烦的。
他的手指沿着名单往下滑，终于找到了罗伯特·冯·乌尔里希这个名字。
他满意地叹了口气。
继续往下看，他又发现了容格·施莱彻的名字。
“不错，不错，”他说，“看你们还怎么说风凉话！”
再次见到沃尔特和茉黛时，劳埃德发现他们更生气——而且，更恐惧了。
3月4日，又是星期六，也是选举前夜，艾瑟尔和劳埃德专程赶来，准备参加沃尔特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竞选前集会。开会前，他们在米特区冯·乌尔里希家共进了午餐。
乌尔里希家的房子建于19世纪，房间宽敞，窗子很大，不过家具都破旧了。午饭很简单——加了土豆和卷心菜的猪排，不过有瓶很好的红酒。从沃尔特和茉黛的言谈间可以得知，他们似乎过得很窘迫，显然不如他们的父辈，但好在还不至于挨饿。
但他们已经被吓坏了。
通过说服年迈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签署《议会大厦纵火案紧急法令》，纳粹得到了逮捕和折磨政敌的正式授权，尽管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这样做了。“从周一晚上到现在，有两千人遭到了逮捕，”沃尔特的声音颤抖着，“除了共产党人，还有纳粹口中所谓的‘共党同情分子’。”
“也就是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茉黛说。
艾瑟尔说：“这样的选举怎么可能民主公正呢？”
“我们必须奋力抗争，”沃尔特说，“如果不能在选举中奋战一场，只会助长纳粹的气焰。”
劳埃德不耐烦地说：“你们何时才能接受事实，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还击呢？你们仍然觉得以暴制暴是错误的吗？”
“当然是错误的，”茉黛说，“和平抵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沃尔特说：“社会民主党有一支名为‘帝国战旗’的武装力量，但实力非常弱。一小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用武力和纳粹抗争，但他们的意见被否决了。”
茉黛说：“劳埃德，记住，警察和军队都站在纳粹那边了。”
沃尔特看了看怀表：“我们该出发了。”
茉黛突然问：“沃尔特，为什么不取消这次集会呢？”
沃尔特吃惊地看着她：“已经卖出七百张门票了。”
“管那些门票做什么，”茉黛说，“我担心的是你。”
“别担心，座席都谨慎地分配出去了，会议厅里没有破坏分子。”
劳埃德也不能肯定，沃尔特是不是就像看上去那样镇定。
沃尔特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愿意参加民主政治集会的普通民众失望。这些人是我们仅剩不多的希望了。”
“你是对的。”茉黛说。她转向艾瑟尔：“但你和劳埃德或许应该留在家里。尽管沃尔特这么说，但那里也很危险，你们是外国人，不应该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社会民主是国际性的风潮，”艾瑟尔坚持，“和你丈夫一样，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我这次来就想亲眼见证德国的政治变革，绝对不能错过。”
“好吧，但孩子们不能去。”茉黛说。
她的儿子埃里克说：“我才不想去呢。”
卡拉看起来有点失望，但她什么都没说。
茉黛、艾瑟尔和劳埃德一起坐进了沃尔特的小汽车。劳埃德很紧张，但也很兴奋。他的政治洞察力比他在伦敦的所有朋友都强。即便现场发生争斗，他也不害怕。
汽车向东行进，穿过亚历山大广场，进入一个满是简陋房屋和小店的社区，其中一些商店的标牌用的是希伯来语。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和英国的劳动党一样，社会民主党也有一些富有的支持者。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就是少数上层阶级中的一位。
汽车停在一处入口，顶棚上标着“人民剧院”。外面已经开始排队了。沃尔特穿过人行道走到剧院门口，朝等待的人群挥了挥手，立即得到了一阵欢呼。劳埃德一行跟在他身后进入剧院。
沃尔特和一个神情严肃、看起来不过十八岁的青年握了握手。“这是威廉·伏龙芝，本地社会民主党支部的负责人。”伏龙芝少年老成，穿着十年前流行的带纽扣口袋的夹克。
他向沃尔特演示了把门从里边锁住的方法。“观众们入座以后，我们就上锁，不让制造麻烦的人进来。”伏龙芝说。
“很好，”沃尔特说，“就这么办。”
伏龙芝把他们引入剧院礼堂。沃尔特走上舞台，和另外几位已经到场的候选人打了招呼。参加集会的民众开始入场，就坐。伏龙芝把茉黛、艾瑟尔和劳埃德带到预留的前排座席。
两个男孩走上来。年纪小的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四岁，却长得比劳埃德还高，他谦逊地和茉黛打了个招呼，然后鞠了一躬。茉黛转身对艾瑟尔说：“这是我朋友莫妮卡的儿子，沃纳·弗兰克。”然后她转向沃纳：“你父亲知道你来这儿吗？”
“是的——他让我亲眼见证一下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什么样的。”
“作为一个纳粹，他还是挺开明的。”
劳埃德觉得，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这样对话过于严厉了，但沃纳的应对相当精彩。“我父亲并不是真的相信纳粹主义，只是觉得希特勒会对德国的商业有益。”
威廉·伏龙芝激烈地反驳道：“把几千个人投进监狱也算是有利吗？除了施暴，他们什么都不做！”
沃纳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希特勒的镇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
“人们觉得希特勒正把他们从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解救出来，”伏龙芝说，“纳粹试图使人们相信，共产党人正集中力量，准备在城镇和村庄杀人、放火、投毒。”
比沃纳大一点的矮个子男孩说：“把人们送进地下室，用棍棒打碎人骨头的不是共产党，而是那些冲锋队员。”他带着一点口音，劳埃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
沃纳说：“抱歉，我忘记向你们介绍了，这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童子军，大家都叫他沃洛佳。”
劳埃德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沃洛佳和劳埃德差不多大，长着一双碧蓝的眼睛，非常英俊。
伏龙芝说：“我认识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我也是童子军的成员。”
沃洛佳说：“威廉·伏龙芝是学校里的天才——他的物理、化学和数学都是第一名。”
“没错。”沃纳说。
茉黛盯着沃洛佳问：“你姓别斯科夫？你的父亲是格雷戈里吗？”
“是的，乌尔里希太太。他是苏俄使馆的军事参赞。”
看来沃洛佳是俄国人。他能毫不困难地说德语，这让劳埃德有点羡慕。显然因为他住在这里。
“我和你的父母很熟。”茉黛对沃洛佳说。劳埃德知道，茉黛认识柏林的所有外交官，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伏龙芝看了看表说：“快开始了。”他走上台，让观众们遵守秩序。
剧院里安静下来。
伏龙芝宣布，几位候选人将发表演讲，并接受观众们的提问。接着他补充道，门票只提供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员，大门也已经锁上了。既然都是朋友，大家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这不是民主，更像是个秘密社团的集会，劳埃德心想。
沃尔特首先发言。根据劳埃德的观察，他不是那种蛊惑民心的政客，说话时不用夸张的辞藻。但他很会恭维人，他告诉观众，他们都是见多识广、深谙复杂政治局势的聪明人。
沃尔特演讲了没几分钟，一个冲锋队员就冲上台。
劳埃德轻声骂了一句。他是怎么进来的？这人是从舞台侧面上来的，一定有人为他打开了后台的门。
冲上台的是个留着军人寸头的壮汉。他走到舞台前方大声咆哮：“这是场煽动型集会，共产党员和破坏分子在今天的德国不受欢迎，集会必须立即结束。”
壮汉旁若无人的傲慢态度激怒了劳埃德。他真想把这个大白痴弄上拳台好好教训一顿。
威廉·伏龙芝跳起来，站在闯入者面前，对他怒吼道：“你这个暴徒，快从这儿滚出去！”
冲锋队员狠狠地推了他一下。伏龙芝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摔倒在地。
观众们站了起来，有的愤怒咆哮，有的则惊恐尖叫。
更多的冲锋队员从舞台后侧出来了。
劳埃德灰心地想，这些浑蛋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冲撞伏龙芝的家伙大声喊：“滚出去！”其他冲锋队员跟着起哄：“滚，滚，快点滚！”舞台上的冲锋队员越来越多，已经不下二十人了。有的手持警棍，有的拿着随手找到的棍棒，劳埃德发现其中有曲棍球棒、长柄大锤，甚至还有椅子腿。他们在舞台上上蹿下跳，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比划着手里的武器。劳埃德很确定，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打人了。
他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和沃纳、沃洛佳一起在艾瑟尔和茉黛的面前组成了一道人墙。
一半的观众急欲离开，另一半观众则叫嚷着朝入侵者挥起了拳头。试图离开剧院的人们互相推攘，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大多数女人都在哭。
沃尔特在舞台上抓住讲台大喊：“请大家保持冷静，不要乱！”大多数人都没听见他的话，听见的也只当耳旁风。
冲锋队员纷纷跳下舞台，混入人群。劳埃德拉起母亲的手。沃纳同样拉起了茉黛的手，他们朝最近的出口跑。但这时，所有的出口都堵上了，拥挤着急欲离开的人群。对此，威吓观众离开的冲锋队员却无动于衷。
闯入者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观众里却有妇女和老人。劳埃德想反抗，但他意识到这不是个好主意。
一个戴着军用钢盔的冲锋队员用肩膀撞击劳埃德，他朝前打了个趔趄，撞在母亲身上。劳埃德极力克制，不和冲锋队员正面冲突，他先要保护好母亲。
一个手持警棍、满脸雀斑的少年在沃纳背后用力推搡，大声喊：“出去，快滚出去！”沃纳飞快转身，朝他逼近一步：“法西斯猪猡，不许你碰我！”这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一下子僵住了，露出惊慌的神色，似乎没料到会有人反抗。
沃纳转回身，和劳埃德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两位母亲上面。然而，领头的壮汉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他大嚷道：“你叫谁是猪啊？”他冲向沃纳，一拳打中了沃纳的后脑勺。这一拳太快，目标又太弱小，沃纳大叫了一声，向前踉跄了几步。
沃洛佳冲到两人之间，朝壮汉的脸上来了两拳。劳埃德羡慕沃洛佳的快拳，但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保护母亲的任务上。不一会儿，他和沃纳把两位母亲送到门口，设法把她们在门厅安顿下来。这里没人推撞，也没有暴力——因为没有冲锋队员。
母亲们脱险了以后，劳埃德和沃纳回头看向剧院礼堂。
沃洛佳正在和那个壮汉搏斗，但有点力不从心。他不断地击打着对方的脸和身体，但没起多大效果，壮汉像躲避烦人的苍蝇一样轻易地躲过了沃洛佳的进攻。尽管人高马大，动作迟缓，但他两记重拳分别击中沃洛佳的前胸和脑袋，把他打得踉踉跄跄。壮汉收回拳头，准备给沃洛佳重重一击，劳埃德觉得这一击很可能会要了沃洛佳的命。
这时，在舞台上的沃尔特飞扑过来，骑在壮汉的背上。劳埃德差点欢呼起来。沃尔特和壮汉交缠着四肢摔倒在地，沃洛佳暂时得救了。
方才推挤沃纳的雀斑少年威吓着试图离开的人们，用警棍击打着他们的背和头部。“你他妈个懦夫！”劳埃德狂叫着朝他奔去。但沃纳冲在了前面，他挤过劳埃德，抓住警棍，想把它从少年手上抢下来。
戴着钢盔的年长冲锋队员加入了这场混战，他用鹤嘴锄柄狠狠地击打沃纳。劳埃德上前一步，给了他一记直拳，这一拳正好落在了对方的左眼旁。
对方是个退役老兵，可不是这么容易退缩的。他转过身，用棍子击打劳埃德。劳埃德轻易地躲过棍棒，又给了他两拳。他的拳头依然落在对方的眼睛四周，皮都打破了。但头盔护住了对方的脑袋，使得劳埃德的左勾拳完全没了用武之地。他把拳头绕过对方所持的鹤嘴锄柄，再次击打对手的面部。老兵放弃了抵抗，鲜血从眼睛周围的伤口涌出来。
劳埃德朝四处看了看，发现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还击了，心里涌起一股原始的快意。大多数观众都已经离开了大厅，留下的都是青壮年。他们拿起椅凳，朝冲锋队员们扑去。这样的年轻人有几十个。
背后突如其来的狠狠一击使劳埃德直冒金星。他回过头，看见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正举起块木头要对他再来一下。劳埃德上前，朝对方的肚子狠狠地来了两下，先是记右勾拳，然后又来了记左勾拳。对方喘着粗气，放下了手里的木头。劳埃德趁势在对方的下巴上来了记上勾拳，男孩一下子晕了过去。
劳埃德揉着后脑勺。他被打得很痛，好在没有流血。
劳埃德的指节破了皮，在流血。他弯下腰，拿起了被男孩丢弃的那块木头。
再次观察四周的时候，他欣慰地发现一些冲锋队员已经撤走了。他们爬上舞台，消失在侧面，多半是想从来时的舞台侧门退出去。
惹起这场群斗的壮汉倒在地上，像是脱臼一样抓着自己的膝盖。威廉·伏龙芝站在他面前，用木头铲子一次次地击打着他，用对方惹起纷争时的用词一遍遍大声重复地说：“你们在当今的德国是不受欢迎的！”无助的壮汉想躲开，但伏龙芝不依不饶地继续追打，几个冲锋队员见势不妙，连忙拽起壮汉的胳膊把他拖走了。
伏龙芝放了他们。
我们打赢了？劳埃德越想越兴奋。可能是吧。
年轻人把剩下的几个冲锋队员赶上台后停了下来。他们大声叫骂，看着冲锋队员消失在舞台侧面。
劳埃德看着其他人。沃洛佳脸肿了，一个眼睛闭合着。沃纳的外套被撕破了，一块布料从衣服上垂了下来。沃尔特坐在舞台正前方的第一排，正呼吸急促地揉着自己的胳膊。伏龙芝用力一掷，手上的铲子从空着的座椅上方飞向礼堂后面。
十四岁的沃纳到底还是个孩子，他兴奋地说：“我们打败他们了，不是吗？”
劳埃德露齿一笑：“是的，我们做到了。”
沃洛佳抱住伏龙芝的肩膀说：“对一群学校里出来的娃娃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对吗？”
沃尔特说：“集会却中断了。”
胜利感被打消，年轻人们愤恨地看着沃尔特。
沃尔特看上去很生气。“孩子们，现实一点。我们的支持者都被那些人吓跑了。他们何时才敢来参加政治集会啊？纳粹摆明了态度。除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集会，参加其他政党的集会都会有危险。今天真正的失败者是整个德国。”
沃纳对沃洛佳说：“我恨那些该死的冲锋队员。我想我也许会加入你们的共产党。”
沃洛佳用碧蓝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低声对他说：“如果真想反抗纳粹，你或许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劳埃德不明白沃洛佳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茉黛和艾瑟尔跑回了礼堂，两人几乎同时开口，如释重负地又哭又笑。被她们一折腾，劳埃德就忘了沃洛佳的那番话，以后也没再想起过。
四天后，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穿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回到家。
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埃里克穿着冲锋队员的棕色衬衫，胳膊上绑着纳粹十字袖章。他还戴着他们的黑色领带，穿着他们的黑色短裤。他以为自己是献身于祖国的爱国战士，但最终不过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这比支持赫塔队的感觉还要好，那是柏林人最爱的一支足球队。星期六不参加政治集会时，沃尔特经常带他看赫塔队的比赛。两件事都给埃里克一种跟众人在一起同仇敌忾的感觉。
但赫塔队有时会输球，而输球会让他回家后感到很落寞。
纳粹没有输过。
埃里克害怕父亲看到这身制服会责备他。父母和时代的步调不一致，让他很气愤。所有他的同龄人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一起运动、唱歌，一起在田野和城郊的森林里尽情探险。他们是聪明、健康、诚实、做事有实效的年轻一代。
埃里克非常担心将来某一天也许要参战——像爷爷和父亲那样上战场打仗——他希望自己能为那一刻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德意志战士。
纳粹讨厌共产党，但父亲和母亲也是。所以就算纳粹讨厌犹太人，那又怎么样呢？冯·乌尔里希一家又不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在意？但是父亲和母亲固执地不肯加入纳粹党。算了，埃里克受够了，决定违抗父母的意愿。
他还是很害怕。
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和卡拉放学了，但父母都还没回家。艾达一边为他们端上茶点，一边噘着嘴，用责备的眼神看着埃里克，但她只是说：“你们得自己收拾桌子——我头很疼，这就要去躺一会儿。”
卡拉很担心：“这是你常要去看医生的原因吗？”
艾达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没错。”
她显然在隐瞒着什么事情。艾达生病了，还为此撒谎了，这个念头让埃里克很不安。艾达一直都对他很好。他永远不会像卡拉那样向艾达表达自己的爱，但他其实比表面上更爱她。
卡拉也很挂念艾达的身体：“希望你很快能好起来。”
卡拉最近越来越成熟了，这让埃里克非常困惑。尽管比她大两岁，但很多时候他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孩子，而卡拉却时常表现得像个大人。
艾达宽慰他们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埃里克吃了些面包。艾达离开餐厅以后，他嚼着面包对卡拉说：“我在初级组，但十四岁以后就会升级。”
卡拉说：“爸爸会暴跳如雷的，你疯了吗？”
“李普曼先生说，爸爸会惹上麻烦的，如果他坚持要我离开青年团。”
“哦，太妙了。”卡拉说。她话里凌厉的讽刺意味，时不时会刺痛埃里克。“所以，你是准备让爸爸和纳粹干上一仗了。”卡拉嘲讽地说，“真是个好主意，你太为我们这个家着想了。”
埃里克醒悟了。他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除了法国人方丹和犹太男孩洛特曼，班里的其他男生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你让我怎么办？”他负气地说。
卡拉往面包上抹了点鱼酱。“为什么你要和别人一样呢？”她问，“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笨。你曾经说过，鲁迪·洛特曼是班上最聪明的男生。”
“我才不要和他们一伙呢！”埃里克叫喊道，他急哭了，这让他有点窘迫，“为什么我要和没人喜欢的孩子在一起玩呢？”正是这一点给了他反抗父亲的勇气——他再也受不了了，当所有德国男孩都穿着制服在操场上玩时，他接受不了自己和犹太人及外国人一起走出学校。
这时，他俩都听到了一声哭喊。
埃里克看着卡拉问：“是什么声音？”
卡拉皱着眉：“我想应该是艾达。”
接着他们听见了更清晰的一声：“救命！”
埃里克站起身，但卡拉抢在了他前面。他跟着她。艾达的房间在地下室。他们奔下楼梯，跑进艾达的小卧室。
靠墙摆着一张狭小的单人床。艾达躺在床上，面容痛苦地扭曲着。她的裙子湿透了，地上有一摊水。埃里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小便失禁了吗？太吓人了。家里没有其他成年人。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卡拉也很害怕——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她并没有慌了手脚。她说：“艾达，你到底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
“我的羊水破了。”艾达说。
埃里克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卡拉也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我是说我要生孩子了。”
“你怀孕了吗？”卡拉吃惊地问。
埃里克说：“可你还没结婚啊！”
卡拉生气地说：“埃里克，快闭嘴——你难道连这种事都不懂吗？”
他当然知道，女人不结婚也能生小孩——但艾达不能！
“这是你上星期看医生的原因，是不是？”卡拉问艾达。
艾达点了点头。
埃里克仍然尝试着理解目前的局面。“你觉得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知道，他们只是没告诉我们罢了。拿条毛巾来。”
“毛巾在哪里？”
“在楼梯口的晾衣橱里。”
“要干净的吗？”
“当然要干净的！”
埃里克跑上楼，拿了一条白色的小毛巾，又跑下来。
“这条不太合适。”卡拉说，但她还是接了过去，擦干了艾达的双腿。
艾达说：“我马上就要生了，我知道，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她哭了起来。
埃里克看着卡拉。现在她说了算。这和年龄没有关系——他只能按卡拉的指令行事。卡拉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能保持镇定。但他能感觉到她也很害怕，不像外表那样坚强。埃里克觉得卡拉每一刻都有可能崩溃。
卡拉转身对埃里克说：“把洛特曼医生叫来，”她说，“你知道他的诊所在哪儿。”
这个任务自己完全能对付，埃里克轻松了许多。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他不在呢？”
“白痴，问洛特曼夫人该怎么办啊！”卡拉说，“快去——跑！”
埃里克很高兴能离开地下室。里面发生的事情既神秘，又让人恐惧。他一步三个台阶地奔上楼梯，飞一般冲出了门。埃里克至少还知道该怎么跑。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离他家有半英里远。埃里克一路飞奔。他一边跑一边想着艾达的事。谁是她孩子的父亲？他记得去年夏天艾达曾和保罗·胡贝尔看过几场电影。他们在一起睡觉了吗？他们一定睡过了！埃里克和朋友们经常谈到性，但完全不了解两性关系。艾达和保罗在哪儿睡的呢？不可能在电影院吧？难道两个人不需要躺下吗？埃里克困惑极了。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在贫民区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常听母亲说，洛特曼是位好医生，治疗了许多付不起高昂诊费的工人兄弟。诊所在一楼，有接待室和诊疗室，医生一家住在二楼。
诊所外面停着一辆绿色的欧宝四系车，这种外形丑陋的双人座小车常被人称为“三条腿青蛙”。
诊所前门没有锁，埃里克喘着粗气走进门，进了接待室。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大声咳嗽，还有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子。“有人吗？”埃里克喊，“洛特曼医生在吗？”
医生的妻子走出诊疗室。汉尼洛尔·洛特曼是个五官端正的高个子美女，她严厉地看了埃里克一眼。“你怎么敢穿着这套制服上这儿来？”她责问道。
埃里克愣住了。洛特曼夫人不是犹太人，但她丈夫是——埃里克在忙乱中忘了这一点。“我们家的女仆快生了！”他说。
“你想让犹太医生帮你吗？”
埃里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完全没想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会换来犹太人的反击。但他很快就明白洛特曼夫人的理由很充分。既然冲锋队员在大肆叫嚣要杀死犹太人，那犹太医生为何还要帮助他们雅利安人呢？
他不知该怎么办了。附近还有许多别的医生，但埃里克不知道他们的诊所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帮助一个陌生人。“我妹妹让我来的。”他底气不足地说。
“卡拉比你懂事多了。”
“艾达说她的羊水破了。”埃里克不知道“羊水”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这个词很重要。
洛特曼夫人瞪了他一眼，返回诊疗室。
角落里的老人咕哝了一声。“我们始终是一群肮脏的犹太人，除非你们需要我们帮忙！”他说，“‘洛特曼医生，你快来吧’‘科赫律师，你怎么看？’‘古德曼先生，借我一百马克好吗？’”说到这儿，老人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女孩从走廊里走了进来。埃里克心想，她一定是洛特曼夫妇的女儿伊娃。他好几年没见过伊娃了。她的胸部开始发育了，但还是矮墩墩的，长相普通。伊娃问他：“你父亲让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吗？”
“他不知道这件事。”埃里克说。
“小不点儿，”伊娃说，“这下你麻烦了。”
埃里克把目光移向诊疗室的门。“你觉得你爸爸会去我家吗？”他问，“你妈妈对我很凶。”
“他肯定会去。”伊娃说，“只要有人生病，他就会竭尽全力治疗。”接着她语带轻蔑地说，“无论种族和党派，他都以病人为先，我们可不是纳粹！”说完她走出了接待室。
埃里克觉得很委屈，他没想到这身制服会给他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学校里所有人都觉得这制服很好看。
过了一会儿，洛特曼医生出现在诊疗室门口。他对两个候诊的病人说：“很抱歉，有人临盆了，我会尽快回来。”接着，他看了一眼埃里克，说：“来吧，小伙子，坐我的车吧，即便你穿着这身制服。”
埃里克跟着他走出诊所，坐进了“三条腿青蛙”的副驾驶座。埃里克很喜欢汽车，希望尽快能到开车的年龄。平时，坐各种车都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会好奇地看着汽车上的各种按钮，认真学习开车的技巧。但穿着青年团的制服坐在犹太医生旁边，却让他像件展品一样难受。如果被李普曼先生看到该怎么办啊？一路上，他都很苦闷。
好在不远，没几分钟，汽车就开到了冯·乌尔里希家门口。
“生孩子的女士叫什么名字？”洛特曼问。
“艾达·汉普尔。”
“没错，上星期她来过。婴儿早产了，快带我去见她。”
埃里克带医生进了屋。他听到一阵啼哭声，孩子已经生了！他连忙冲到地下室，医生跟着他。
艾达仰面躺在床上。床单已经被血和其他东西浸湿了。卡拉怀抱着婴儿站在床边。小婴儿身上裹着一层黏液。艾达的裙子底下有一根粗绳似的东西，连在婴儿身上。卡拉害怕地瞪大了双眼。“我做得对吗？”她大声问。
“你做得很对，”洛特曼医生的话让她安下心来，“再抱一会儿婴儿。”他坐在艾达身边，听了听她的心跳，摸着她的脉搏，问：“亲爱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很累。”艾达说。
洛特曼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站起身，看了看卡拉怀中的婴儿。“孩子很小。”他说。
埃里克五味杂陈地看着医生打开包，拿出几根线拧成了一条绳子，然后在绳子上打了两个绳结。医生给绳子打结的时候轻声对卡拉说：“为什么哭啊？你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你凭一己之力接生了一个孩子！我不来你也能做得很好。长大以后，你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卡拉平静了些。她小声说：“医生，你看看他的头，”医生凑到她跟前才听清她说了什么，“这孩子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让我看看。”医生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在绳结间把绳子剪成两截，然后从卡拉手里接过光溜溜的孩子，把他举在跟前仔细端详。埃里克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婴儿那么红、那么皱、那么瘦，实在不好说。然后，医生想了一会儿，说：“哦，亲爱的。”
再仔细一瞧，埃里克发现了一点不对劲。婴儿的脸两边不匀称。其中一侧正常，另一侧却凹下去一块，眼睛看上去也有点奇怪。
洛特曼让卡拉继续抱着小婴儿。
艾达又开始呻吟了，她看上去的确很累。
等她放松下来，洛特曼伸手到她的裙子底下，拿出一团东西，有点像肉，让人恶心。“埃里克，”他说，“拿张报纸来。”
埃里克问：“哪种报纸？”他的父母每天都会把所有主流报纸带回家。
“小伙子，任何一种都行，”洛特曼温和地说，“我只是拿来包东西。”
埃里克跑上楼，找了张前天的《福斯日报》。他回到地下室，洛特曼用报纸包住了那团肉一样的东西，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胎盘，”他对卡拉说，“待会儿最好烧掉它。”
接着，他又坐到床边。“艾达，我亲爱的姑娘，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说，“你的孩子活下来了，但他似乎生病了。我们把他洗一洗，包得暖和点，然后带他去医院。”
艾达很害怕。“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必须带他到医院检查。”
“他会好起来吗？”
“医院里的医生会尽力诊治，其他的我们就交给上帝吧。”
埃里克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洛特曼说：“艾达，你觉得自己能起床和我一起去医院吗？孩子需要妈妈喂。”
“我太累了。”艾达又说了一遍。
“再歇一两分钟，但不能太久，婴儿需要马上就诊。卡拉会帮你穿好衣服。我先上楼了。”然后，他转向埃里克，玩笑似的说：“纳粹小子，跟我上楼去吧。”
埃里克真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洛特曼医生的宽容比洛特曼夫人的斥责更让他难受。
他们正要离开时，艾达叫住了医生。
“亲爱的，有事？”
“孩子叫库尔特。”
“这名字很棒。”说完，洛特曼医生便带着埃里克离开了。
劳埃德为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做助理的第一天，正赶上新一届议会成立首日。
沃尔特和茉黛拼命工作，希望挽救德国脆弱的民主。劳埃德很理解他们的绝望，一方面因为沃尔特夫妇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好人，另一方面是他很怕英国会步德国后尘，走上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选举没解决任何问题。纳粹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相对多数票，但仍少于他们希望达到的百分之五十一。
沃尔特看到了希望。他在开车前往议会开幕式的路上，对埃里克说：“即便用上高压手段，他们也没能赢得多数德国人的选票。”说着，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方向盘，“不管他们说了什么，纳粹都不受欢迎。他们在政府的时间越长，人民就越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劳埃德没有这么确定。“纳粹关闭了反对党的报社，把议员关进监狱，贿赂警察，”他说，“怎么还会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呢？我不觉得这个结果能让人安心。”
议会大厦烧毁严重，完全不能用了。于是开会地点选在了科尼格广场对面的国家歌剧院。这是一座综合性大剧院，有三个音乐厅、十四间小剧场，外带餐厅和酒吧。
他们刚到，就被剧院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冲锋队员把整座大剧院包围了。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站在入口处，试图进去。沃尔特生气地说：“希特勒现在是想通过阻挠我们进场，来为他自己开路吗？”
劳埃德发现，所有的门都被冲锋队员堵住了。他们把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放进去，其他人却得出示证件。一个年纪比劳埃德还小的少年轻慢地打量着劳埃德，然后不太情愿地把他放了进去。这是种赤裸裸的恐吓。
劳埃德觉得自己快要炸了，他最讨厌被恐吓。只要来个左勾拳，他就能把这个冲锋队少年打翻在地。不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转身走了进去。
那次，在人民剧院打完架以后，艾瑟尔检查了劳埃德头上鸡蛋大小的肿块，让他赶快回英国去。他说服了母亲，可以晚点动身，但回英国是迟早的事。
艾瑟尔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他知道。有时他的确很害怕，但这只会激起他的斗志。直觉让他发起进攻，而不是选择后退。这点让艾瑟尔非常担心。
讽刺的是，事到临头，艾瑟尔也一样。虽然害怕，但留在柏林见证德国的历史性转折让她激动不已，她也因为纳粹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而义愤填膺。艾瑟尔决心写一本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专著，用以警示其他国家的民主人士。“你比我更容易招来危险。”劳埃德曾对她这样说过，可她就是不听。
歌剧院里面站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的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表情和举止都是对反纳粹者的憎恨和不屑。
社会民主党的小组会，沃尔特迟到了。劳埃德焦急地在里面到处找开会的房间。他往辩论厅里看了一眼，发现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占满了整个大厅。
下午大会开始后的第一个议程将是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可以使希特勒内阁在没有议会的授权下通过新的法律。
授权法案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希特勒将彻底地成为一个独裁者。过去几周的镇压、凌辱、暴力和苦难将永远存在下去。简直无法想象。
劳埃德想象不出哪一国的议会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相当于让议员投票表决剥夺自己的参政权。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
他在一个小剧场里找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已经开始。劳埃德匆忙把沃尔特引入会场，然后就被派去倒咖啡了。
在冲咖啡的队伍中，劳埃德发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表情机警、一身黑的年轻人。劳埃德的德语比以前流利很多，他有足够自信和陌生人攀谈了。通过交谈，劳埃德得知，黑衣年轻人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和他一样是没工资的助理，而海因里希为他的父亲工作，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我爸爸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很熟，”海因里希说，“1914年，他们都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做过随员。”
政治和外交界的圈子可真小，劳埃德心想。
海因里希告诉劳埃德，回归基督教的信仰是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良方。
“我不怎么喜欢教徒，”劳埃德诚实地说，“请别介意。我外公是威尔士的福音传道者，我妈妈却对宗教不以为意。我继父是个犹太人。我们周末时常会去阿尔德盖特的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因为那里的牧师是个工党党员。”
海因里希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祈祷的。”
劳埃德记得，天主教徒不会说服别人改变信仰。阿伯罗温老家的外祖父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那几卷福音书，任何不信福音的人都将受到诅咒。
回到内部会议会场时，沃尔特正在发言。“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他说，“通过这样的宪法法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在场，这就要求647名代表中有432名在场。另外，在场的代表中也必须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
放下托盘的时候，劳埃德在脑海中简单计算了一下议员的人数比。纳粹党有288个议席，和他们结盟的民粹党有52个议席，总共是340张赞成票——这比法定多数还差将近一百票。沃尔特说得对，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劳埃德宽心了一点。他坐下听讨论，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
但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别这么确定，”一个操着柏林工人阶级口音的代表说，“纳粹和中央党高层达成了交易。”劳埃德想起，中央党就是海因里希为之服务的政党，“这样他们又能多得74票。”这个男人说。
劳埃德皱起了眉。中央党为什么会支持一项剥夺他们权益的法律呢？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天主教徒怎么会这样蠢呢？”
劳埃德希望在倒咖啡前就知道这件事，那样就可以跟海因里希辩个明白了。也许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真该死！
操着柏林口音的男人说：“意大利的天主教政党和墨索里尼达成了协议——一项保护教堂的协定。这里的情况也一样。”
劳埃德算了算，中央党的支持将使纳粹的票数达到414票。“仍然没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他如释重负地对沃尔特说。
一个年轻的助理听到他的话，向大伙澄清道：“你们难道把议长最近的宣言忘了吗？”德国议会的现任议长是希特勒的亲密同伴赫尔曼·戈林。劳埃德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份宣言。其他人似乎也没听过。议员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助理继续向大家解释：“他剥夺了缺席的共产党议员的投票权，因为他们都被投入了监狱。”
全场响起愤怒的抗议声。劳埃德发现沃尔特的脸涨得通红。“他无权这么干！”沃尔特说。
“这完全是非法的，”助理说，“但他就是这样做了。”
劳埃德非常失望。法律能够如此儿戏吗？他又做了番计算。共产党拥有81个议席。如果他们的票数不算，纳粹只要达到566票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78票就行了。纳粹党和民粹党的总票数加起来不到378票——但如果有中央党的支持，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将取得议会的多数。
有人说：“这完全是非法的，我们应该以缺席抗议！”
“不能这样做！”沃尔特慷慨激昂地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法案了。我们应该说服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韦尔斯必须马上去见卡斯。”奥托·韦尔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首，路德维希·卡斯是中央党的党首。
会场里响起一阵附和声。
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镇静地对沃尔特说：“乌尔里希先生，你何不跟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吃顿午饭呢？我没记错的话，战前你们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
沃尔特哑然失笑道：“那个讨厌的家伙！”
也许共进午餐不是个好主意。劳埃德说：“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他。”
沃尔特想了想说：“我讨厌他——但我向上帝起誓，我愿意做一切尝试。”
劳埃德问：“要我向他发出邀请吗？”
“好吧，那就试一试。如果他肯接受，告诉他一点钟在赫仑俱乐部见面。”
“知道了。”
劳埃德赶到海因里希刚才进入的小会场，急步走了进去。一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小组会的讨论正在进行。劳埃德环顾会场，看见了一袭黑衣的海因里希，和他对视一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出来。
走出会场后，劳埃德对海因里希说：“据说你们这边会支持授权法案。”
“尚不确定，”海因里希说，“意见还没有统一。”
“哪些人反对和纳粹合作？”
“布鲁宁和其他人。”布鲁宁是前总理，在中央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劳埃德感觉到了希望。“还有些什么人？”
“你把我叫出来是为了套我的话吗？”
“对不起，当然不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想和你父亲共进午餐。”
海因里希一脸狐疑。“他们不是朋友——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我听说了，但今天他们应该把私人恩怨抛在一旁！”
海因里希不是很确定的样子。“我去问问他吧，稍等。”他转身走进会场。
劳埃德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可惜，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不是好朋友。但他就是不信天主教徒会投票支持纳粹。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种事会发生在德国，也就会发生在英国。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他不寒而栗。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想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希望像父母一样在政界工作，想为阿伯罗温的矿工，以及像他们一样的民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人们能畅所欲言的政治集会，需要有反对政府的媒体言论，需要有不必担心被偷听且能自由辩论的社会环境。
法西斯主义禁止所有这一切。但纳粹也许会失败。沃尔特也许能说服戈特弗里德，阻止中央党对纳粹的支持。
海因里希出来了。“他同意和沃尔特吃饭。”
“太好了！乌尔里希想请他去赫仑俱乐部吃饭，一点钟行吗？”
“真的吗？他是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吗？”
“应该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那是个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加入的俱乐部。我想他一定叫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他一定来自一个尊贵的家庭！”
“或许应该先去订个位。赫仑俱乐部在哪儿？”
“就在大街拐角。”海因里希把赫仑俱乐部的方位告诉了劳埃德。
“可以订四个人的位子吧？”
海因里希笑了：“为什么不？如果不希望我们在场，再让我们离开就好。”说完他重新返回了会场。
劳埃德离开国家歌剧院，快步穿过广场，经过烧毁的议会大厦，走到赫仑俱乐部。
伦敦有很多这样的绅士俱乐部，但劳埃德从来没去过。赫仑俱乐部虽然是家餐厅，但肃穆得像座殡仪馆。侍者们穿着全套晚礼服，安静地把刀叉摆在白色的桌布上。侍者领班接受了劳埃德的预订，庄严地写下了冯·乌尔里希的名字，就像在“死亡之书”上写下死者名字一样。
劳埃德返回歌剧院。剧院里更繁忙，也更嘈杂了。气氛似乎也更加紧张了。有人在兴高采烈地喊，希特勒将以授权法案的建议开启这届议会的开场式。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劳埃德和沃尔特穿过广场，朝赫仑俱乐部走去。劳埃德说：“海因里希·冯·卡塞尔对你是赫仑俱乐部会员这件事，感到很吃惊。”
沃尔特点了点头，说：“十几年前，我是赫仑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它叫朱尼俱乐部。我们聚在一起反对《凡尔赛条约》。现在，这里逐渐成为右翼人士的基地。我也许是这里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之所以保留着会员身份，是因为这里是个和对手见面的好地方。”
走进赫仑俱乐部，沃尔特指着吧台边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对劳埃德说：“那位就是路德维希·弗兰克，曾和我们在人民剧院并肩作战的小沃纳的父亲。”沃尔特说，“我确定他不是这里的会员——他甚至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不过他似乎正在和他的岳父赫尔巴德伯爵吃饭，就是那位坐在他旁边的老者。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走到吧台边，沃尔特为劳埃德做了介绍。弗兰克对劳埃德说：“是你吧，几周前和我儿子打了场群架。”
劳埃德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肿已经消了，但还是一碰就疼。“先生，我们要保护在场的女士。”他说。
“年轻气盛没什么不对，”弗兰克说，“小伙子，干得好。”
沃尔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鲁迪，干扰选举集会已经够糟的了，你们的领导人还想彻底破坏德国的民主！”
“民主制也许不适合德国政府，”弗兰克说，“感谢上帝，我们与美国和法国还是有那么点儿不一样的。”
“认真点，难道你不怕失去自由吗？”
弗兰克突然严肃了起来。“沃尔特，我很认真。”他冷冷地说，“十多年前，我和母亲一起从俄国来到德国，父亲没能和我们一起来。他被人发现拥有一本宣扬资本主义自由的反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这是个多么严重的罪名啊！他被送往北冰洋的一座集中营。他也许——”弗兰克的声音哽咽了，他咽了口口水，平静了下来，说，“他也许还被关在那里。”
四个人都不说话了。劳埃德非常吃惊。大体上，他知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政府可能会很无情，但亲耳听到悲痛中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却是另一码事。
沃尔特说：“鲁迪，我们都恨布尔什维克——但纳粹只会更糟。”
“我愿意承受风险。”弗兰克说。
赫尔巴德伯爵说：“我们去吃午饭吧。我下午还有个会面。抱歉。”说完，他们便离开了。
“他们总是这样说，”沃尔特发怒了，“纳粹总喜欢把扫除布尔什维克当挡箭牌！似乎布尔什维克是纳粹以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一样做得到。”
海因里希和一个显然是他父亲的人走进了俱乐部——他们都有一头精心梳理的浓密黑发，只是戈特弗里德的头发稍短，并夹杂着几根白发。尽管他们长得很像，但戈特弗里德有着老式贵族的做派，相比之下，海因里希更像个浪漫的诗人，而非政府助理。
四人走进餐厅。点完菜，沃尔特就开门见山地说：“戈特弗里德，我不知道中央党能通过支持授权法案得到些什么。”
冯·凯塞尔也很直接：“我们是个天主教政党，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天主教在德国的财产。教徒们是为了这个才选我们当议员的。”
劳埃德不满地皱了皱眉。艾瑟尔也是个议员。她总对劳埃德说，在为投票支持他们的民众服务的同时，也要为给反对者投票的民众服务。
沃尔特换了个角度说：“民主的议会能对所有的教堂提供保护——你们却要把民主抛到一边。”
“沃尔特，醒醒吧，”戈特弗里德恼火地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他拥有了国家权力。无论我们怎么做，他都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统治德国。我们必须自我保护。”
“他的承诺一钱不值。”
“我们要来了书面的保证：天主教会将独立于这个国家，天主教会的学校不会受到骚扰，天主教徒的民主权利不会受到侵犯。”他看了看儿子，似乎在等待他的附和。
海因里希说：“他们答应今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签订这份协议。”
沃尔特说：“你们自己掂量一下，是要暴君签订的一张破纸，还是要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议会？哪个更有利呢？”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上帝，我们只按天父的旨意行事。”
沃尔特翻了翻眼珠。“愿天父拯救德国。”他说。
德国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建立对民主的信心，在倾听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翻来覆去的争论时，劳埃德这样想着。德国议会才成立了十四年，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德国在上一次大战中战败了，民众只看到货币沦为废纸和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选举权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戈特弗里德看似很难被说动。一顿饭吃完，他的立场还是一样强硬。他的责任是保护天主教教堂。劳埃德真想骂上两句。
四人回到歌剧院，两位议员——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在大厅就坐。劳埃德和海因里希则坐在楼上的包厢观察战况。
劳埃德看见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坐在左后方的席位上，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从门口一路站到墙边，把他们围成一圈。议员们如果不通过法案，这些人似乎就不准备让他们走了。劳埃德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阵恐惧掠过心头，他想，今天所有人都被囚禁在这里了。
在一阵欢呼和掌声中，希特勒穿着冲锋队的制服走了进来。当他登上演讲台的时候，纳粹议员都狂热地站了起来，大多数都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只有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保持着坐姿，但劳埃德注意到其中一两个议员转身不安地看着卫兵。如果仅仅因为不跟对手一起欢呼就感到紧张的话，他们又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呢？
会场安静下来以后，希特勒开始发言。他站得笔直，左臂放在身侧，只用右手做手势。他的声音尖厉而强势，既像是机关枪，又像是一条咆哮的大狗。谈到1918年在德国即将战胜前选择投降的“十一月叛徒”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他并不是在假装：劳埃德觉得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愚蠢和无知的话语。
“十一月叛徒”已经被希特勒说滥了，不过他马上改变了话题。他谈到了教堂，谈到教堂是德国最重要的地方。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主题。显然是讲给今天会左右投票结果的中央党听的。他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维持国家团结的两股重要力量。他们的权力不会被纳粹党政府干涉。
海因里希得意地看了眼劳埃德。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希特勒说的话都写在纸上。”劳埃德小声说。
两个半小时之后，希特勒开始致结束语。
结束语里充满了确定无疑的暴力威胁：“民族主义的政府确定并准备对法案遭否决的情况进行应对——法案被否决意味着抵抗。”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众议员明白他的意思：投票反对法案将被视为抵抗的宣言。接着他又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强调了这一点：“绅士们，现在请你们决定，要和平还是要战争！”
希特勒在纳粹议员们的欢呼声中坐了下来，会议进入了中场休息。
海因里希非常兴奋，劳埃德则情绪低落。他们朝相反方向的两个小会场走去。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将进行最后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代表非常郁闷。他们的领袖韦尔斯将上台发言，但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几个代表说，如果韦尔斯发表谴责希特勒的言论，他恐怕很难活着离开会场。他们同样担忧自己的安危。劳埃德感到害怕，如果议员都能被杀，他们的助理又会怎么样呢？
韦尔斯告诉大家，他已经在胸袋里藏好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如果被捕的话，他情愿自杀也不愿被凌辱。劳埃德吓坏了，韦尔斯是个民选的议员，险恶的形势却逼迫他不得不做出烈士才会有的举动。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今天早晨的预判全然错了。他原本以为疯狂的授权法案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他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项法案将得以通过。他完全错判了局势。
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英国也错了吗？他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有人问，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是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劳埃德站起身。“我过去看看。”说完，他跑进中央党开会的小剧场。和之前一样，他探头进去，示意海因里希出来。
“布鲁宁和厄辛已经动摇了。”海因里希说。
劳埃德的心一沉。厄辛是天主教工会的领袖。“作为工会的一分子，厄辛怎么会投票同意通过这种法案呢？”劳埃德问海因里希。
“卡斯说，教会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反对法案，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将陷入无序状态。”
“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镇压只会更血腥。”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样？”
“他们觉得投票反对就会被枪决。但他们还是要反对，不惜一切。”
海因里希进去了，劳埃德也回到了社会民主党那边。“抵抗派的势力正在削弱，”劳埃德告诉沃尔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他们害怕反对法案将引起一场内战。”
大家更沮丧了。
六点，各个党的议员都回到了辩论大厅。
韦尔斯首先发言。他平静、理性，不动感情。他指出生活在民主社会将有利于德国民众，民主将带给人民自由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劳埃德注意到希特勒在做着笔记。
发言最后，韦尔斯勇敢地提出了对博爱、公正、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授权法案将毁灭这一切，我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法案。”他的话引来了纳粹的嘲笑和揶揄声。
社会民主党议员拍手鼓掌，但他们的掌声很快被淹没了。
“我们尊重那些被迫害和被镇压的人，”韦尔斯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尊重德意志领土上一切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坚定不移和忠诚值得尊敬。”
劳埃德只能从纳粹的叫喊和嘘声中听到只言片语。
“他们的献身和乐观主义精神会给德国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在刺耳的质疑声中坐了下来。
他的演讲起了什么作用？劳埃德完全说不上来。
韦尔斯发言之后，希特勒又站起来发言。这次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劳埃德意识到总理开场时的发言只是在热身。他的声音更亮，发言也更具攻击性，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憎恨——他时而指点，时而捶桌，时而捏拳示威。他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双手向外一扫，似乎要把所有反对力量都扫除干净。希特勒每一处充满激情的演说都得到了支持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每句话都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吞噬一切的暴虐。
希特勒同样很自信。他宣称他其实不必推出授权法案。“我们是在向议会索取我们本该轻易得到的东西！”他嘲弄道。
海因里希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借故离开了包厢。过了一会儿，劳埃德看见海因里希站在楼下大厅里，和他父亲耳语了几句。
回到包厢以后，劳埃德发现他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劳埃德问：“你们拿到他手写的保证书了吗？”
海因里希躲开了劳埃德的目光。“保证书是打字机打的。”
希特勒以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谴责结束了这段发言。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那些否决票。“德国将得到自由！”他咆哮道，“但不是通过你们这些人！”
其他党派领导人的演讲都很短，所有人都显得很受挫。卡斯教士说，中央党将赞成这项法案。其他党派也是一样。只有社会民主党还在抗争。
投票结果宣布了，纳粹党人疯狂地欢呼起来。
劳埃德很惊恐。他看见赤裸裸的强权滥施淫威，这是何等丑陋的一幕啊！
他没和海因里希说话就离开了包厢。
在入口大堂，劳埃德看见了沃尔特，他正在哭。沃尔特用一块很大的白手帕擦着脸，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除了在葬礼上，劳埃德还从没见过哪个大男人像他这样哭。
劳埃德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沃尔特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德国的民主死了。”
4月1日，星期六，是德国的抵制犹太人日。艾瑟尔和劳埃德走在柏林大街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艾瑟尔为自己的新书不断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卫星被粗暴而醒目地贴在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上。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口，恐吓所有想要进去买东西的人。犹太律师的事务所和犹太医生的诊所前，都设置了警戒哨。劳埃德碰巧看见两个冲锋队员正在阻拦病人们去洛特曼医生那儿就诊，洛特曼也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医生。一个手掌粗糙的挖煤工人脚踝扭伤了，他让冲锋队员滚开，后者便掉头去找容易对付的患者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如此残忍呢？”艾瑟尔问。
劳埃德想起了继父，他很爱他。伯尼·莱克维兹就是个犹太人。如果法西斯主义降临英国，伯尼也会成为被仇恨的目标。这让劳埃德打了个哆嗦。
那天晚上，罗伯特的酒馆自发地举行了一场酒会。没人组织，但晚上八点，酒馆里已经坐满了社会民主党人。茉黛的记者同事们，以及罗伯特那群演员朋友都来了。他们之中的乐观派说，随着经济的萧条，自由进入了冬眠，但经济一旦恢复，民主就会醒来。而其他人只是在一旁喝闷酒。
劳埃德喝得很少。他不喜欢酒精对大脑的麻痹作用。酒精会影响思考。他问自己，德国的左翼政党能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灾难，但他找不到答案。
茉黛说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的近况。“艾达把婴儿从医院里带回家了，他看上去很开心。但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等他再大一些，可能就要被送到某类护养机构，可怜的孩子！”
劳埃德已经听说孩子是由十一岁的卡拉接生的。真是个有胆量的女孩！
九点半的时候，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走进了酒馆。
上次来的时候，罗伯特把他当成了跳梁小丑，但劳埃德感受到了马赫身上的戾气。他看上去很笨，胖脸上长了一撮小胡子，但目光中的那丝残忍却让劳埃德不寒而栗。
罗伯特已经拒绝把酒馆卖给他了。马赫又来干什么呢？
马赫站在用餐区中间大声咆哮：“这家餐厅被用来搞淫乱活动了。”
食客们都安静下来，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赫举起一根指头，那个手势仿佛在说：你们都听好了！劳埃德突然对这个动作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畏惧感。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马赫是在模仿希特勒。
马赫说：“同性恋配不上德意志民族的男子气概！”
劳埃德皱起了眉，他在说罗伯特是个同性恋吗？
容格戴着主厨的高帽从厨房走出来。他站在门边，生气地瞪着马赫。
劳埃德被一个可怕的想法惊呆了。也许罗伯特真是同性恋。
毕竟，战后他就一直和容格住在一起。
环顾罗伯特的演员朋友们，劳埃德注意到，除了两个短发的女孩之外，其他的都是些两两成对的男人……
劳埃德疑惑了。他知道同性恋者的存在。作为一个开明的人，他觉得同性恋者不该被判刑，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不过，他一直把同性恋者看成性错乱的怪人。罗伯特和容格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开个小店，安静地生活着——这么一说，他们倒真像是对夫妇！
他转身轻声问母亲：“罗伯特和容格真是……”
“是的，亲爱的。”艾瑟尔回答。
坐在她旁边的茉黛说：“年轻的时候，罗伯特对所有男侍者来说，都是个‘祸害’。”
艾瑟尔和茉黛轻声笑了起来。
劳埃德受到了双重打击：不仅因为罗伯特同性恋的身份，也因为母亲和茉黛不把这当回事的态度。
马赫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停止营业！”
罗伯特说：“你没有这个权力！”
马赫无法凭一己之力关闭这个地方，劳埃德想。不过他马上回忆起了人民剧院里冲锋队拥上舞台的事情。他朝门口看去——惊骇地发现冲锋队员已经推门而入。
他们走到每张餐桌旁边，砸碎酒瓶和玻璃杯。一些顾客面无表情地观望着，另一些则起身想走。几个男人愤怒地大叫，有个女人则失控地尖声哭起来。
沃尔特站起身，他的声音非常克制。“我们应该悄悄离开，”他说，“没有必要跟这种人起冲突。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大伙都回家去吧。”
顾客们开始离开酒馆，有些人忙乱地穿上大衣，有些人衣服都不要就往外奔。沃尔特和劳埃德护送着茉黛和艾瑟尔朝门外走。钱柜在门边上，劳埃德看见一个冲锋队员打开，把里面的钱往自己口袋里塞。
目前为止，罗伯特还一直没有发作，他只是悲伤地在一旁看着，看着今晚的生意都跑光了。但抢钱就太过分了。他大声抗议，把抢钱的冲锋队员从钱柜边推开了。
冲锋队员挥起拳头，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开始踢打躺在地上的罗伯特。很快，另一个冲锋队员也加入进来。
劳埃德上前护住罗伯特。当他推开冲锋队员的时候，听见母亲大喊“不要啊！”。容格的动作也很快，两人弯腰把罗伯特从地上扶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更多冲锋队员的围攻。劳埃德被拳打脚踢，有个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他的脑袋。他痛苦地大叫起来，心想：不，别再打了。
他转身面对袭击他的人，用左右勾拳回击，出拳凌厉，就像教练教的那样，努力让每一拳都击中目标。他打趴下两个冲锋队员，接着却被人从背后拽住，打了个趔趄。很快他就被两个冲锋队员推倒在地，另一个狠踢了他几脚。
接着，他被拉起来，两条胳膊反扣在身后，手腕被一种冰凉的东西扣住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他感到一种新的恐惧，这不仅仅是一场骚乱。他被人拳打脚踢，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站起来。”有人用德语对他说。
他奋力站起身，头非常疼。他发现罗伯特和容格也都被戴上了手铐。罗伯特的手在流血，容格的一只眼睛被打肿了。六七个冲锋队员把他们围在中间，其余的那些，有的拿起桌上的杯子和瓶子喝酒，有的站在甜点车旁，嘴里塞满糕点。
客人们都不见了。劳埃德松了口气，至少母亲安全了。
酒馆的门开着，沃尔特回来了。“马赫支队长，”沃尔特展现出政治家特有的牢记别人名字的才能，他鼓足勇气说，“你们的暴行有何意义？”
马赫指着罗伯特和容格。“他们是同性恋，”接着他又指了指劳埃德，“这家伙袭击正在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
沃尔特指着打开的、只剩几枚硬币的钱柜：“警察现在也抢劫了吗？”
“顾客有权从拒捕引发的混乱中得到赔偿。”
几个冲锋队员会意地笑了。
沃尔特说：“马赫，你过去应该是个执法官吧？你也许为自己自豪过。看看现在的你，还有那种自豪感吗？”
马赫被刺痛了。“我们执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你们准备把犯人带到哪儿？”沃尔特追问道，“是正规的拘留所还是非官方的秘密地下室？”
“当然是正规的地方，他们会被带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马赫激动地说。
劳埃德看见沃尔特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笑容，意识到沃尔特巧妙地操控了马赫，利用马赫残存的职业自豪感套出了他们即将被羁押的地址。现在，沃尔特至少知道劳埃德和其他人会被带到哪儿了。
但拘留所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劳埃德没有被捕过。不过，他住在伦敦东区，认识许多经常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小时候，他常和一些孩子踢街头足球，他们的父亲就经常犯事儿。莱曼街拘留所的名声很不好，从那出来的人总是缺胳膊少腿。据说那里的墙上都是犯人的血。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会比那里好一些吗？
沃尔特说：“支队长，这是一起国际纠纷。”劳埃德想，沃尔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这群人在拘留所的行为更像个警察，而不是恶棍。“你逮捕的三个都是外国人——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做出抗议的姿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奥地利和英国的使馆都得到了消息。我确信，很快使馆的代表就会去威廉大街的外交部登门造访。”
劳埃德不知道沃尔特的话是否可信。
马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外交部不会保护两个同性恋和一个愣头青的。”
“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不是你们纳粹党的人，”沃尔特说，“他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也得听从指挥。现在，你已经在妨碍我执行公务了。”
“我警告你，”沃尔特勇敢地说，“你最好按规章办事——不然就会有大麻烦。”
“快滚。”马赫说。
沃尔特离开了酒馆。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被带到门口，坐进了一辆小卡车的后车厢。他们被迫躺在两排长凳之间的地板上，冲锋队员们坐在长凳上看守着。卡车开动了，劳埃德觉得被铐着的两只手钻心地疼。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似乎都快掉了。
好在路程不长。他们被推下车，进了一幢建筑。楼里很黑，劳埃德几乎看不见。他的名字被记在一本簿子上，护照被收走了。罗伯特的金领带夹和金表链都被拿走了。之后，他们被摘下手铐，扔进了一个光线昏暗、窗上钉着木条的囚室。里面已经关着四十多个犯人了。
劳埃德浑身都在疼。他的胸口很疼，似乎断了一根胸骨。脸蛋乌青，头疼得非常厉害。他想要一粒阿司匹林、一杯水和一个枕头。他觉得拿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至少都需要好几个小时。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坐在门边的地板上。劳埃德用双手抱住头，罗伯特和容格讨论着何时才会得到救援。沃尔特无疑会为他们找个律师。然而，在《议会大厦纵火案特别法令》通过以后，原有的许多法规都被废止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沃尔特还会联系使馆——政治影响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劳埃德觉得母亲很可能会给伦敦的外交部打一通越洋电话。如果打通这个电话，英国政府肯定会对他这个英国学生的被捕说上些什么。但这些都需要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多半要两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过去了，囚室的门仍然关着。
文明国家规定了公民在没有律师，没有逮捕令，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最多会羁押多长时间。劳埃德意识到这种规则在德国是没有用的，他可能会被关上一辈子。
劳埃德发现，囚室里的其他犯人也都是政治犯：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组织者和一个神父。
夜晚很漫长，三个人都没有入睡。劳埃德觉得，在这种状况下睡觉实在难以想象。清晨的第一缕微光通过钉有木栏的窗户照进囚室时，门终于开了，但来的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外交官。两个穿着袍子的男人推着辆放着一个大盆的滑轮车进来了，盆子里盛着稀薄的燕麦粥。劳埃德没有喝粥，只是喝了一小杯完全没味的咖啡。
他估计英国使馆值夜班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初级外交官。大使起床以后，使馆一定会展开营救行动。
吃完早饭的一小时以后，门又一次被打开了。但这次站在门口的只是些冲锋队员。他们把所有犯人赶出囚室，装进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四五十个犯人挤在卡车的后车厢里，所有人都只好站着。劳埃德设法挤到罗伯特和容格身旁。
尽管是周日，但他们仍然有可能被带上法庭。劳埃德希望最好能这样。至少法庭有律师，有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他觉得他的德语流利得可以把案情陈述出来。他开始默默演练。他在酒馆里和母亲吃饭；看见有人洗劫了钱柜；他参与了之后的纷争，他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觉得审判后应该还有交叉询问。法官会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袭击的是一个冲锋队员。他会说：“我没注意他的穿着——我只看见了一个小偷。”法庭上会传来一阵笑声，公诉人会让自己显得很傻。
卡车把他们载到了城外。
他们可以从帆布的缝隙中看到外面的情况。行驶了大约二十多英里以后，罗伯特说：“这是奥拉宁堡。”奥拉宁堡是柏林北部的一个小镇。
卡车在一扇木门前停住了，两边都是石墙。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冲锋队员。
劳埃德慌了。法庭在哪儿？这更像是所监狱。冲锋队怎么能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收监呢？
等了一会儿，卡车开进大门，停在几幢废弃的大楼前。
劳埃德更紧张了。昨天晚上他比较安心，那是因为沃尔特知道他身居何处。这个地方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如果警察坚持说没有拘留劳埃德，更没有逮捕记录，那就麻烦了。碰到这种极端情况，他如何能被救出去呢？
囚犯们下了车，被带到类似厂房一样的地方。劳埃德闻到一股酒味，也许这里原来是个酿酒作坊。
他们的名字又被点了一遍。劳埃德稍稍有些宽慰，至少他的行动被人记录下来了。他们没有被绳子绑在一起，也没戴上手铐，但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员。劳埃德突然觉得非常害怕，这些年轻人似乎很想找个理由在他们身上试枪。
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塞满杂草的帆布床垫和一条薄毯子，然后被赶进一座原来很可能用作仓库的破房子。之后又开始了等待。
一整天，劳埃德都没盼来救他的人。
晚上，推车照例推着一大盆稀饭过来了，这次里面多了些胡萝卜和大头菜。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小碗稀饭和一片面包。这次劳埃德不再拒绝了，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这顿贫乏的晚餐，希望还能再吃一点。
附近的什么地方，三四条狗狂吠了一整夜。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脏。他已经连续两天穿着同一身衣服了。他需要洗澡，刮胡子，换一件干净衬衫。仓库角落的两个便桶看上去非常恶心，劳埃德实在不想去那种地方如厕。
明天是星期一，有关方面肯定会采取行动。
凌晨四点的时候，劳埃德终于睡着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一名冲锋队员的吼声惊醒了：“施莱彻，谁是容格·施莱彻？”
也许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
容格起身说：“我，我是施莱彻。”
“跟我来。”冲锋队员说。
罗伯特惊恐地问：“为什么？你们找他干什么？要把他带去哪儿？”
“你是哪位？他老妈？”冲锋队员说，“躺下，闭上你的嘴。”接着他用枪指了指容格，“你，出来。”
看着两人的背影，劳埃德责问自己，刚才为什么不打倒冲锋队员，抢过那把枪呢。他也许可以逃出去。即使失败了，他们又会拿他怎么样——关进监狱吗？但在刚才的紧要关头，他甚至想不到要逃。难道他已经开始拥有囚徒心态了吗？
他甚至期望能赶快喝上一碗燕麦粥。
早饭前，他们都被带到了仓库外面。
他们站在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上，大约四分之一个网球场那么大。这里似乎不久之前曾经用来存放过木头和轮胎这种不太值钱的东西。劳埃德在清晨的寒风中颤抖着：他的大衣落在罗伯特的酒馆里了！
接着，他看见托马斯·马赫走了过来。
秘密警察的支队长在冲锋队制服外面套上了一件黑色大衣。劳埃德注意到，马赫拖着步子走路，每一脚都踏得非常重。
在马赫后面，两个冲锋队员抓着一个裸体男人的手臂，男人的头上被套了个水桶。
劳埃德恐惧地注视着。犯人的手被绑在身后，他的下巴被一根绳子扣着，用来固定头上的水桶。
这是个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长着金色的阴毛。
罗伯特呜咽道：“老天，那是容格。”
营地里的所有冲锋队员都在场地上集合了。劳埃德皱起眉。他们要干吗？玩一场残忍的游戏吗？
容格被带到铁丝网场地的中央，独自站在那里，浑身颤抖。押送他的两个人离开了几分钟，他们回来时，每人手里都牵着两条阿尔萨斯犬。
整夜狂吠的就是这四条狗。
它们很瘦，不健康的褐色皮毛一块块地秃了。它们看起来饿坏了。
冲锋队员把它们牵到了铁丝网场地上。
劳埃德依稀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可怕一幕。
罗伯特尖声大叫：“不！”他冲上前去，“不，不，别这样！”他试图打开铁丝网上的门。三四个冲锋队员粗鲁地把他往后拉。他反抗了，但那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痞子，五十多岁的罗伯特根本无力抵挡。他们轻蔑地把罗伯特扔在了地上。
“不，”马赫对手下人说，“让他看着。”
他们把罗伯特拉起来，让他面对着铁丝网。
四条狗被带进场地。它们吠叫着，狂躁地流着口水。两个冲锋队员熟练地引导着它们，毫无惧色，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驯狗师。劳埃德沮丧地想，他们可能已经这样干过很多次了。
他们放开狗，迅速退出场地。
四条狗冲向容格。一条撕咬容格的小腿，一条撕咬他的胳膊，还有一条狠咬他的肚子。被金属水桶罩住面部的人绝望地发出嘶吼。冲锋队员一起欢呼鼓掌。犯人们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鸦雀无声。
从最初的惊骇中恢复后，容格试图保护自己。他的两只手被绑住了，眼睛看不见，不过他可以把两只脚胡乱地往外踢。但他裸露的双腿对这些饥饿的狗来说，几乎没有威慑力。它们后退两步，又扑了上去，用利齿撕咬着他的肌肉。
他试图逃跑。被恶犬追着，盲目地往前猛跑，一头撞在了场地边的铁丝网上。冲锋队员们放肆地欢呼着。容格试图向另一个方向跑，但还是被铁丝网拦住了。一条狗从容格背上咬下一大块肉，引得一阵更为热烈的狂笑。
站在劳埃德身边的一个冲锋队员狂喊：“他的尾巴！咬他的尾巴！”劳埃德觉得德语里的尾巴（der schwanz）就是俗话说的阳具。这个冲锋队员乐得忘乎所以了。
容格的身体伤痕累累，全是血。他脸朝外，身体正面抵住铁丝网，保护着自己的生殖器，两条腿用力向后踢。但他越来越虚弱，踢打也越来越无力，整个人都开始站不直了。几条狗越来越凶恶，撕咬着他，咀嚼着带血的肉块。
终于，容格瘫倒在地。
四条狗专心致志地吃了起来。
驯狗师回到场地内。他们训练有素地牵住系在狗头上的绳索，把它们拽离容格，牵走了。
演出结束了，冲锋队员们开始散去，边走边兴奋地谈论着。
罗伯特冲进场地，这次没人阻拦他，他伏在容格身上大声呜咽着。
劳埃德帮他解开了容格手上的绳索，拿下了头上套着的水桶。尽管不省人事，但容格还有着浅浅的呼吸。劳埃德说：“抓住他的脚，把他搬进仓库。”劳埃德抓住容格的两条胳膊，两人合力将容格抬进昨晚睡觉的仓库。他们把容格放在一张垫子上。其他的囚犯带着一脸被慑服的恐惧表情围了上来。劳埃德希望其中有人说自己是医生，但没人是。
罗伯特脱下外衣和马甲，然后脱去衬衫帮容格擦拭血渍。“我们需要干净的水。”他说。
院子里有根储水管。劳埃德出了仓库，但他没有容器，只好回到铁丝网围起的场地上，用方才罩住容格脑袋的水桶接水。他把桶子洗干净，然后在里面装满了水。
回到仓库，劳埃德发现容格躺着的垫子已经被血浸透了。
罗伯特把衬衫浸湿，跪在垫子旁擦拭容格身上的伤口，很快他的衬衫也被染红了。
容格的身体动了动。
罗伯特轻声对他说：“亲爱的，镇静点。都结束了，我在这儿。”然而，容格却似乎没有听见。
这时，马赫带着四五个冲锋队员走进仓库。他抓住罗伯特的手臂，把他拽了起来。“现在！”他说，“你知道我们对搞同性恋的变态的态度了吧。”他说。
劳埃德指着容格，愤怒地说：“做出这种事的人才是变态。”他勃然大怒，一脸鄙夷，“马赫支队长。”
马赫对一个冲锋队员轻轻点了点头。后者看似随意地反转枪身，用枪柄狠击了一下劳埃德的头。
劳埃德摔在地上，痛苦地抱着头。
他听见罗伯特在说：“求你们了，我只想照顾容格。”
“那就照我说的做。”马赫说。
劳埃德强忍住疼痛，睁开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
马赫把罗伯特拽到仓库另一边的木桌旁，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支圆珠笔。“现在我只能给你当初的一半了——一万马克成交。”
“随你吧，我只要和容格在一起就行了。”罗伯特说。
“在这儿签字，”马赫说，“然后你们三个就可以回家了。”
罗伯特在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可以找这个绅士当见证人，”马赫把笔递给一个冲锋队员。他环顾仓库，看见了盯着他的劳埃德。“这个愣头青英国佬可以给我们当另一个见证人。”
“劳埃德，照他说的办。”罗伯特说。
劳埃德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揉了揉肿胀的头部，接过笔在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马赫把文件往兜里一塞，志得意满地走出了仓库。
罗伯特和劳埃德回到容格身边。
但是，容格死了。
沃尔特和茉黛来到莱特火车站，就在烧毁的议会大厦北面，一起送别艾瑟尔和劳埃德。莱特火车站是新文艺复兴式样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座法式宫殿。他们来得早了，坐在站里的咖啡馆等火车。
劳埃德很高兴能离开。在六个星期的旅德时间里，无论语言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学到了很多，但现在他急切地想回家，想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人们，不要让同样的事发生在英国。
同时，他又对“逃走”这件事有几分罪恶感。他将回到一个制度完善、新闻自由、社会民主党人不受压迫的国度。他将离开冯·乌尔里希家，离开无辜者会被恶狗撕碎、人人都可能被安插罪名的独裁国度。
冯·乌尔里希家的人看上去很沮丧。沃尔特所受的打击更甚于茉黛。他们的样子，就像是听到了某个噩耗，或是亲人去世似的。除了降临在身上的灾难，他们似乎已经无力思考其他事了。
劳埃德被释放时，德国外交部道了一大堆的歉。他们说这是个可怕而不幸的错误，暗示这是劳埃德本人的愚蠢和当局的行政错误共同导致的。
沃尔特说：“我接到了罗伯特的电报，他已经安全抵达了伦敦。”
作为奥地利公民，罗伯特要离开德国并不太难。他拿到马赫那笔钱的过程倒是更曲折。沃尔特让马赫把钱汇入瑞士的一家银行。起初马赫坚持那是不可能的，但沃尔特向他施加了压力，威胁要在法庭上质疑这笔交易，他说劳埃德会证明交易是迫于压力成交的。马赫最终付了那笔钱。
“罗伯特能走，真是太好了。”劳埃德说。如果自己也能平安回到英国，他的心情会更好。劳埃德的头还是昏沉沉的，晚上在床上翻身，肋骨仍然会感到钻心的疼痛。
艾瑟尔对茉黛说：“为什么不来伦敦住呢？你俩带上孩子，一家人都来。”
沃尔特看了看茉黛。“也许我们应该去。”劳埃德判断不出这句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你们已经尽力了，”艾瑟尔说，“你们战斗得很勇敢，只不过对方赢了。”
茉黛说：“事儿还没完呢。”
“但你们的处境很危险。”
“德国也很危险。”
“如果你们回伦敦，菲茨也许会心软，出手帮助你们。”
劳埃德知道，南威尔士地下的煤炭，让菲茨赫伯特伯爵成了英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他不会帮我的，”茉黛说，“菲茨没有怜悯心，你我都知道这一点。”
“你说得对。”艾瑟尔说。劳埃德不知道母亲为何会如此确定，但他没机会问。艾瑟尔说：“凭你的经验，很容易在伦敦的报社找到工作。”
沃尔特问：“我又能在伦敦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艾瑟尔说，“但你在德国又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无能议会里的民选议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劳埃德觉得母亲的话很残酷，但某种程度上，她说了必须要说的话。
劳埃德很想让冯·乌尔里希一家去英国，但又觉得他们必须留下。“我知道在这儿的日子很难，”他说，“如果好人都离开德国了，法西斯必定会越来越猖獗。”
“已经很猖獗了。”艾瑟尔说。
茉黛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去英国，我绝不离开这里。”她的话让艾瑟尔母子吃了一惊。
沃尔特、艾瑟尔和劳埃德同时把目光投向她。
“我已经在德国待了十四年，”茉黛说，“这里已经是我的祖国了。”
“但你出生在英国啊。”艾瑟尔说。
“祖国是和人息息相关的地方，”茉黛说，“我不喜欢英国。我父母很久以前就死了。哥哥也和我脱离了关系。在德国，却有许多爱着我和我爱着的人。这里有我亲爱的丈夫沃尔特，有管教不严、正走向歧途的儿子埃里克，有禀赋异常的女儿卡拉，有女仆艾达和她那个残疾的儿子，有朋友莫妮卡一家，还有我的那些记者同事……我要留在这里和纳粹斗争。”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艾瑟尔说。
茉黛的声音里饱含着情感：“我丈夫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的命，他的整个人生，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自由和美好。我不应该成为他放弃这项事业的理由。丢了事业，他也就丢了灵魂。”
艾瑟尔以一个老友的身份，推心置腹地说：“可是，你们仍然想把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吧。”
“想？我们当然渴望、企盼、拼了命也愿意这么做！”茉黛哭了起来，“卡拉一想到冲锋队就会做噩梦，埃里克穿上那套该死的制服就不肯脱下来。”茉黛的暴怒让劳埃德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么优雅的女士也会说“该死的”。茉黛又说：“我当然想带他们走。”劳埃德看得出她有多么绝望。茉黛不停搓着手，就像是它们被弄脏了似的，她的脑袋不安地转来转去，声音里透露着内心的挣扎。“但这是错的，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来说。我决不屈服。吃苦受难好过袖手旁观。”
艾瑟尔碰了碰茉黛的手。“很抱歉，我不该这样问。是我糊涂了。我应该知道你是不会逃跑的。”
“很高兴你提出来了。”沃尔特说。他伸出手，握住茉黛纤细的双手。“这也是茉黛和我一直在考虑的事，只是我们谁也没说。该是面对的时候了。”咖啡桌上是两人紧握的双手。劳埃德很少思索母亲这代人的情感——他们结婚，人到中年，好像这就是全部了——但是今天，他看到了沃尔特和茉黛之间那种强大的纽带，远超于世俗的婚姻关系。他们不抱幻想：知道留在这里会危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但他们都有视死如归的决心。
劳埃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份爱。
艾瑟尔看了看咖啡馆里的钟：“老天！”她说，“我们差点误了火车！”
劳埃德抓起包，和母亲一起急匆匆地穿过月台，奔向即将出发的火车。汽笛轰鸣，两人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刻赶上了。火车启动了，他们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沃尔特和茉黛挥手告别。
沃尔特和茉黛站在月台上向他们挥手。两人的形象在劳埃德眼中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