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商君之死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做人的。

大多数人其实兼具这两种人的特征，但有些人物，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之人，常常走向了极端。

怎样区分这两种人呢？第一种人，一旦事情交给他，他会殚一精一竭虑、竭尽所能、不顾一切，必定要把此事做成、做好，方才罢休。而第二种人呢，事情做不做得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得罪人，甚至借做事买好送人情，以广结善缘，而他洒下人脉的牺牲品，便是本来该做的事情。

这两种人你喜欢哪一种？你的答案或许很肯定：第一种。

两千多年，中国数个朝代，最难消除的便是官一场之弊。政令不通，法令不行，在中国古代，简直是家常便饭。无论历代政一府怎样努力，这积弊总是难以根除，原因正在于官一场之上，做人之人何其多也，做事之人何其少也。第二种人，着实令人厌恶。

第101节

可是，你真的喜欢第一种人吗？却也未必。事实是，人们虽然对第二种人有气，虽然第二种人在悄悄破坏这个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转，虽然第二种人在无形之中蚕食走了很多本来属于你的利益，人们对于他们仅仅是骂骂而已。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满面春风般和煦的笑容迅速就融化了你心中的坚冰，你很快就与他称兄道弟了。

而第一种人呢，为了将事情做成，他无暇去平衡各方势力，他甚至会拿走你手中那些本不该属于你的利益。当你找他网开一面之时，他会突然变得好像不认识你。尽管他默默地为人们做了很多很多，但却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对于这样的人，他得罪了太多人，人们会群起而攻之，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毫无疑问，商鞅就是第一种人的极致。他做事做到了极致，他的死也惨烈到了极致。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因商鞅功大，将其封在商於之地，治下十五城，名号商君，权势已极。

其后不久，一个叫做赵良的人来见商鞅。两人的对话，被司马迁原原本本地记录在《史记》之中。看得出，司马迁对赵良之言颇为赞赏。对话中，赵良列举了商鞅的数条罪状：

其一，“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也就是说，商鞅当年得见秦孝公，靠得是“嬖人”景监的引荐。“嬖人”是什么意思？男宠。把这种陈年八卦拿出来说，可见商鞅的反对者为打击他已是绞尽脑汁了。

其二，“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说商鞅不为百姓着想，把一精一力都花在大搞建筑上面了。原来商鞅是搞建筑把秦国搞成战国首强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三，“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太子师傅为什么受刑，因为太子犯法，按律治罪。原来犯法不应治罪，治罪便是积怨。当然，他说的是事实。犯下错误而又想逃避惩罚，是人类的本一性一。

所以综上所述，赵良给出了结论——“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商鞅不是做人之人。你如果不是做人的人，那么即便你使秦民安居乐业，即便你使秦国国富兵强，即便你为秦国重新夺回山河之险，那你必然也是“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了。

赵良还真没说错，不久之后，商鞅的灾难就来了。

我们在上一篇曾列出了战国中前期的七大棋手，但其实还遗漏了一个。遗漏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唯一可以和商鞅相提并论的棋手。

第八位：秦孝公。

其实，无论是制定法令、勾画蓝图，还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抑或纵横捭阖、谈笑退兵，秦孝公与商鞅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若论独立的振兴国力之能，秦孝公也未必可与魏惠王、齐威王相比。

但是，秦孝公确有着其独到而坚定的战略眼光，那就是他永远清醒地知道：秦国的现在和未来，就着落在这个叫商鞅的人身上。

终其一生，哪怕是波一浪一滔天，哪怕是黑云蔽日，他的眼光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新法一出，举国尽骂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太子犯法，兄弟被处以重刑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待到商鞅功高震主，秦民只知商君，不知秦公的时候，他还在支持商鞅。

变法大成之日，商鞅功德圆满，他毅然将十五座城池划给这位臣子，实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求贤时“尊官分土”的诺言。

公子卬中计，西河尽失之时，魏惠王曾感叹：“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可是以魏惠王的胸襟，他用得了商鞅吗？

上天把商鞅给了秦孝公，上天也把秦孝公给了商鞅。在这个世界上，懂得商鞅的人，或许只有秦孝公一个。商鞅这等国器，只有秦孝公这等君主才配拥有。魏惠王不配，秦孝公的儿子也不配。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病死，死在了商鞅之前。

临死前，秦孝公准备把君位传于商鞅，商鞅坚辞不受。在这一刻，秦孝公想的或许是，只有把君位传给商鞅，方能使秦国富强下去；而商鞅想的或许是，只有保持君位的正常传承，才能保持秦国的稳定发展。

两个一生做事的人，惺惺相惜，生死相扶。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甫一上任，曾因太子犯法被割去鼻子、十年未出家门一步的公子虔便出山，告商鞅谋反，惠文王通缉商鞅。

商鞅欲反，为何不在秦孝公传位时接位呢？实在是有些荒谬。但荒不荒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秦惠文王来说，必须要除掉商鞅。原因《战国策》里写得很清楚：“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鞅逃至边关，想住店。结果掌柜的撂下一句话：“商君法令，没有身份一证住店，店家是要坐牢的。”在一个边关僻壤之地（商鞅逃跑，想必不会走大地方），法令仍被执行得不折不扣，不知商鞅心中是喜是悲。

商鞅逃往魏国，但魏惠王绝没有容他的度量。结果商鞅回到封地商於，起兵造反。

以商鞅的智慧，绝对不会想不到，造反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此时起兵，绝不是为了夺取那曾经推辞掉的秦国君位。他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他终于要为自己做一件事，不是为了谋求什么，仅仅是反抗世界的不公罢了。

毫无悬念，商鞅兵败被杀。秦惠王车裂其一尸一，尽灭其族。

这位为秦国呕心沥血二十载的人，就这样被杀死了。秦国的民众有何反应？——“秦人不怜”。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惧怕改变，改变之后，他们便只记得他们失去的，而选择一性一地遗忘了他们所得到的。他们享受着商鞅给他们带来的富庶与荣光，却拒绝接受法令的约束。那不是一个大家可以闭着眼睛享受生活的年代，而是一个战乱频发，随时可能有敌军破门而入的动荡之世。一旦战败亡国，男人被杀，妻儿没身为奴，乃是常有之事。

如今，这些灾难对秦人来说，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然而，为他们免除灾难的那个人，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他身后，连一个后代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富强的秦国，只留下一腔遍洒刑场的热血。

那殷红的血，映照出的是世界的残酷，映照出的是人一性一的残忍，映照出的是现实的悲凉。

那殷红的血，永远留在了人类的史书之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一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我们知道，《史记》各个人物列传中，篇尾的“太史公曰”是对人物盖棺定论之言。世人论商鞅，大致如此，贤如太史公，亦莫能外。

然而商鞅因何得此恶名？西汉学者刘歆一语道破天机：

“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一生做事，从未做人，如此而已。

因为有了商鞅，中国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说来也巧，在西方，同样因为一个人，使得希腊的格局完全不同。我们先去看看此人出场之前的希腊。请看下集——纷乱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