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消极修辞纲领
记述的境界，如科学文字、法令文字及其他的诠释文等，都以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概况为目的。而要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概况，就须把对象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所以这一方面的修辞总是消极的，总拿明白做它的总目标。而要明白，大抵应当：（1）使它没有闲事杂物来乱意；（2）没有奇言怪语来分心。所以所用的语言，就要求是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而非感性的、具体的、特殊的。因为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语言，才能使它的意义限于所说，而不含蓄或者混杂有别的意思；若用感性的、具体的、特殊的语言，那就无论如何简单，也总有多方面可以下观察、下解释，而且免不了有各自经验所得的感想附杂在内，要它纯粹传达一个意思，实际非常为难。又所用的语言，也须是质实的、平凡的，不是华丽的、奇特的。因为假如用了华丽奇特的语言，又将使读者分心于语言的外表，而于内里反不留心了。所以消极修辞的总纲是明白，而分条可以有精确和平妥两条。而要将这总纲分条应用于实际，却不妨按照普通说法，将记述的话语文章先分析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而将实际应讲的隶属在它的下面。
话语文章通例可以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是写说者所要表出的意思，形式方面是表出这意思的语言文字。所以消极的修辞，照例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偏重内容一方面，应该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意思明通地表出来，这个部分所注重的是意思之明通的表出法。另外一个部分是偏重形式一方面，我们将要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思想平稳地传达给别人；这个部分所着眼的是语言文字之平稳的使用法。要把意思明通地表出来，在话语文章上就需要具备明确和通顺两条件；要把意思平稳地传给别人，在话语文章上就需要具备平匀和稳密两条件。所以本章细分起来，共有四端。这四端是消极修辞最低的限度，也是消极修辞所当遵守的最高的标准。所谓四端如下：
二 意 义 明 确
文章内容方面，共有明确通顺两个条件，上文已经说过了。现在就从明确这一个条件先加细说。
要明确就是要写说者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这件事说来虽然容易，做到也颇烦难。但不做到这般地步，所谓表达思想的表达，也便成了不很可靠的话。所以虽然不大容易，也宜首先努力。
努力的途径不外两途：第一力求内容本身上的明确；第二力求表出方式上的明确。内容本身如不十分明确，语言自然含混，不敢断言。即使断言也是似是而非，别人无从理会。故要说话明确，写说者必当在未曾拿笔或者开口的时候，先把自己意思的头绪理得极清楚；面面都想到，又复节节都认真，凡是力所能及一毫不肯放松，才是正当态度。
内容本身既经理得清楚了，第二应当努力的就是表出方式上的明确。这事头绪，约有下列三端：
（一）应用意义分明的词；
（二）应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
（三）应分清宾主。
（一）应用意义分明的词 文章根本的原素是词，所用的词如其意义模糊，或者意义繁杂，所说必然随着意义不明。故凡意义不很明白分明的词，都该避去不用。无法避去，便当立加解释。例如“以上”两字，便有两种数法：1．作连身数，从本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二数起直至无穷；2．作离身数，从本数的下一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三数起直至无穷，“二”的本身却不在内。诸如此类尽当审慎斟酌，可避则避。
话中有同义异词或同词异义的现象时，每易有不明确的弊病。如：
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 。南侠 若到卢家庄 ，管叫御猫 跑不了。（《三侠五义》第五十回）
便须细辨才能明白卢家庄就是陷空岛，御猫就是南侠。又如：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 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韩愈《杂说》）
用了两个“千里马”，两个“千里马”又不是代表一样的意思——如是代表一样的意思，这两句句子便互相矛盾了，便不能既说要有伯乐才有千里马的话，又说什么伯乐不常有而千里马却常有的话——这也需要细心分辨方才知道第一个“千里马”是说千里马的名，第二个“千里马”是说千里马的实，同前面“以上”两字同类。诸如此类的掉文换意，除非别有特殊的需要或趣味，总是不掉不换的好；不掉不换，少有费解误解的危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三十五）中说：
退之《盘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称友人则便知为己之友，其后但当云，予闻而壮之，何必用“昌黎韩愈”字。柳子厚《凌准墓志》既称“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志为请”。而终云，“河东柳宗元……哭以为志”。山谷《刘明仲墨竹赋》既称“故以归我”而断以“黄庭坚曰”，其病亦同。盖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则从旁言之耳。刘伶《酒德颂》始称“大人先生”，而后称“吾”。东坡《黠鼠赋》始称“苏子”而后称“予”……皆是类也。前辈多不计此，以理观之，其实害事，谨于为文者，当试思焉。
话虽然似乎说得太认真一点，其实也是有益的忠告。——总括一句话，要求明确先得从所用的词的本身求其个个明确起。
（二）应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 把许多词聚合起来，便是一句、一段、一章、一篇。句段章篇之中，都有词和词的关系。既求词的本身明确，其次还当力求词和词的关系分明。关系倘不分明，则各个词义就使极其分明，所表出的思想还是会模糊的。例如几年前我国报纸上曾就“某国的民主主义的发展”这个标题展开了讨论。当时有人指出这个标题的意义不明，含有歧解。1．可作“某国底民主主义的发展”解；2．可作“某国底民主主义底发展”解。于是便有许多人发表了许多改进的意见。结果，多说单用一个“的”字，关系不易分明，主张于“的”字之处，再用一个“底”字。有些时候，另外还当添用一个“地”字，作“民主地协商”之类之用。现在所以有人有“的”“底”“地”分用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的。分用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不外是本节所说的为要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罢了。为求词和词的关系分明起见，像那样分用词的新习惯也要不怕麻烦从新养成，假使无须如此麻烦，只须把文字上下一倒或只须把文字略略修改便可确定关系的，写说者自然更该努力了。
又为词和词的关系分明起见，用代词也须注意。用代词代替名词，决不可用到叫人猜不透代的是什么名词。《滹南遗老集》（三十五）说：
退之《行难》篇云，“先生矜语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诔之。”予谓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称也。一而用之，何以别乎？
便是此意。大抵用代词过多或用名词过少，都容易犯这毛病。如《左传·桓公十八年》：
春，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我们可以有“齐侯通焉”，通谁？“公谪之”，谪谁？“以告”，谁以告？告于谁？等怀疑，而《管子大匡》篇作：
鲁桓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
复用了几个名词便觉异常明白，无可置疑。但这同代词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化有关系；代词分化之后有些地方就不必复用名词也可以使它的关系分明。例如裴多菲《勇敢的约翰》：
这殷勤的女人说后，就依了约翰，
立即领了他走到她的坟地，
那里，让他独自与苦痛同在，
他跌倒在爱人的坟边，流着眼泪。
他想念着过去的、美丽的时光，
她的纯洁的真心燃烧着情焰，
她的甜蜜的心，她的娇媚的脸——
凋谢了，此刻在冰冷的地下长眠。
虽然重用了几个他称代词，也觉仍无疑问；假使仍像从前那样“他”“她”不分，便非复用名词，不能使它这样明确了。
还有，为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起见，使用句读符号也不可忽略。近来都用新式标点，理由也就为了旧式句读符号不能充分表明词和词的各种关系的缘故。
（三）应分清宾主 以上各项都无可议了，要求说话文章明确，最后还当分清宾主，使说话文章的着重处，一目便可了然。例如：
王冕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儒林外史》第一回）
这段文中第二句里的“他便”两字，照文法论，原也可以放在“把”字之前。但若这样，那第二句便归重在“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一截；结果就同前一句里的高帽阔衣不相连贯，和第二句里的“跟着他笑”也不连贯。我们看了很容易设想那些乡下的孩子们笑的竟是他用牛车载母亲的一件事，真意就隐晦了。所以此句布置，必须如此才好。又如：
赶紧到脊梁上来罢。你一面歇歇力，我就送你到岸边去。（鲁迅译《春夜的梦》）
这里的第二句，也非这样侧重“送你到岸边去”，便同上文不贯。凡是此等地方，都该细心斟酌，分错了宾主固然误事；即不把宾主分明地显现出来，也不能使说话文章的关系分明，意思了然。
在我国的论文书中曾经有过好多则关于黄犬奔马句法的工拙论。第一个在书上谈起的似乎是沈括（存中）。沈括的《梦溪笔谈》（十四）说：
往岁文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看了这条，可知黄犬奔马句法是当时流传的名句；沈括是因为听了不服才记下来的。而陈善却就以为沈括的句法好过他们。在他所著的《扪蝨新话》（五）中说：
文字意同而立语自有工拙。沈存中记穆修、张景二人同造朝。方论文次，适有奔马践死一犬，遂相与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今较此二语，张当为优。然存中但云“适有奔马践死一犬”，则又浑成矣。
其实张语并不见得优，沈语也不见得怎样浑成。只因张着眼在犬，沈着眼在马，各为一句，穆着眼在犬马两物，就此记以两句罢了。而《唐宋八家丛话》记载同样的黄犬故事，又说
欧阳公在翰林日，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公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以为何如？”曰，“逸马杀犬于道。”
于是一个死犬故事，就有六种句法：
1．有奔马践死一犬；
2．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3．有犬死奔马之下；
4．有奔马毙犬于道；
5．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6．逸马杀犬于道。
依我看来，这都由于意思有轻重，文辞有宾主之分，所以各人的意见不能齐一；而前人却都沿了存中的观点，以为是什么工拙之别，纷纷在抽象地发挥所谓工拙论，所以终于不得要领。——总而言之，有宾主可分时，宾主是须分清的，但分清宾主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由写说者随着意思的轻重，而使言辞有宾主之分，并非像死犬句法论者模样，凭空抽象地讨论所能判定工拙优劣的。
关于明确，大约如此，往下请论通顺。
三 伦 次 通 顺
通顺是关于语言伦次上的事。语无伦次，固然不成其为语，便有伦次，而不免紊乱、脱节、龃龉，也终不是语言的常态。所以寻常修辞，都不可不依顺序，不可不相衔接，并且不可没有照应。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就称为通顺。
顺序有关于语言习惯的，有关于上下文的情形的。如汉语以“喝茶”为顺，“茶喝”为倒，日语以“茶喝”为顺，“喝茶”为倒，便是前者的例；如某氏的《文章学纲要》开头一段说：
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从来独创文化，第知则古称先，以往古为他山之石。今也不然，五洲棣通，不独可横而沟通中外 ，并可纵而贯穿古今焉 。英语之流佗列克，源于希腊之流阿，本流水之义，以人类谈话，亦从思想流出，遂联想而转成此语。
其中“不独可横而沟通中外，并可纵而贯穿古今”一语，被《觉悟》指为颠倒着的，便是后者的例。照理，上文说古今，下文说中外，中间一句当然该作“不独可纵而贯穿古今，并可横而沟通中外”；且必如此才同本句前半截“今也不然，五洲棣通”八字顺连。原文疏忽，未曾顾及上下文，所以便不通顺了。
所谓顾及上下文，便是上文所谓相衔接，普通也称相贯串。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五）曾经说：
文章不贯串之弊有二：如一篇中有数句先后倒置，或数句辞意少碍，理即不贯矣。承接处字句或虚实失宜，或反正不合，气即不贯矣。二者之弊，虽名文亦多有之。读文者不当以名人之文，恕于审察；必细心研究，辨析其毫厘之差。
上举“不独”一语便是“先后倒置”的一个例。
其次又要有照应。照应的事，无论在材料的取舍上，语言的表出间，都颇重要。单就语言一面而论，如：
沽酒 市脯不食 。（《论语·乡党》）
大夫不得造 车马 。（《礼记·玉藻》）
润 之以风 雨。（《易·系辞》）
猩猩 能言，不离禽 兽。（《礼记·曲礼》）
等例中，造字对于马，润字对于风等便都欠照应。谁曾见马可造，风会润的呢？所以宋代陈骙称它为“病辞”（见《文则》上），俞樾也称它为“疏略”（见《古书疑义举例》二）。再如：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 曰，吾 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以及：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 ，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雨村不觉看得呆了 。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 ，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 。（《红楼梦》第一回）
也是同样的可议。韩文一例，正如金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三十五）所说“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解之者自是两人，而云吾所谓，却是言之者自解也。……”所用的“解之者”三字和“吾”字自然未免同上文欠照应。至如《红楼梦》一例，甄家丫鬟不但“忙转身”便能看清雨村的又是敝巾旧服，又是面阔口方，又是剑眉星眼，又是直鼻方腮，并且在看呆了的雨村的对面也能看见雨村的“背厚”，这就更加离奇了。虽然人有活泼自由不拘小节的人，话也可以有超然脱略，富于“入不言，出不辞”的风趣的话。但这大抵在联络照应之外，行其活泼不拘，且也不宜过于突兀。至于照应、关联、统一却就是整个制作所以为整个制作的基本，阙欠了它，是要陷于支离险怪的。《三侠五义》第二十一回开头，有“忽听得寒光一缕”一语。寒光可听，或许可以插加新解，然而总之已涉险怪，不是侧重理解的文字所宜用。
四 词 句 平 匀
在内容方面能如上述具备明确和通顺两个条件，对于记述大体已算称职了，但还难保便是一篇平稳无议的达意语辞。要求平稳无议，大约还须在明确通顺以外或以上，另从语言方面注意以下几件事。
第一选词造句，究竟用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文的白的，官的土的，粗的细的，生的熟的，难的易的，繁的简的，须有一个平正的标准。关于标准，普通说的有纯正、雅洁等条项，现在可采取的是平匀。因为平易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读听者便不致多分心于形式，可以把整个心意聚注在内容上面。消极的达意的选造词句，最好拿它做标准。
宋惠洪《冷斋夜话》（一）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不知白氏究竟如何；倘真常行此事，可说崇尚平易极了。同偏爱僻涩，被欧阳修嘲为用“宵寐匪祯，札闼洪庥”等僻字撰史的宋子京，简直是南北极。但要一一依着老妪的声口来校改自己的词句，也不是人人耐烦做的事。寻常实行的，大抵不是校对任何具体的语言，而是凭据下列公用的三条件：
第一，以地境论，是本境的；
第二，以时代论，是现代的；
第三，以性质论，是普通的。
超出本境的是非读者听者的民族语言及方言。将来世界语言或有统一的一日，那时所谓本境便是全球，球语之外或许更无所谓民族语言；抑或限于乡土，像骆宾王或者我，对于自己的父母弟妹说的，自然都是些“大”“小”有语尾变化的义乌话，方言之外也竟更无亲切惯熟的语言。像这情形，球语方言便是本境的了，当然人人都欢喜用。但是现在，阔还不及世界一统，狭也不能专对故乡人说故乡话，所谓本境也者，暂时自然应以同文的区域为界。把这区域以外以内的外国语作外国语用，方言作方言用，固然有时也是必需而且有趣；但因为它不能使多数人声入心通，决不宜用作经常的工具。例如《儿女英雄传》里安老爷在上房见程师爷时：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 ；底样卧 ！”（第三十七回）
程师爷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当时除了安老爷以外，满屋里就没有第二人能够懂得就是等于“什么话，什么话”的一句谦逊话。日本仁斋汉文写的《语孟字义》里的
俭而好施者，为诚 大德之人。（第三十三章）
这句里头的“为诚”虽然可懂，又要能够像徂徕那样知道所谓“为诚”就是“诚为”才能通晓，这都是不用读者听者本境语言所生的障碍，要求平易，先当留意。
单单注意地境还嫌不够，其次还当采用现代的。语言也如其他的一切，不无新陈代谢，虽然有的依旧留存在现在的语言之中，有的实已淘汰成为古语、死语、废语，或者貌似神异，早已改变了古有的意思或情趣。例如“共和”一词，虽然大众共知，但周代“共和”的意趣已不全含在如今的“共和”之中；而“则个”“恁地”等等，便连语言也已经死了废了。死废的东西，在别一方面也许另有一种价值，例如几千年前的骸骨，倘若至今尚存也就异常可贵。但若迷恋这考古学上的骸骨，以为今人不如古骨，必欲拥骸骨以凌活物，却就不免是特种的怯者。刘知几的《史通·言语》篇中说：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顾亭林在《日知录》（十九）论“文人求古之病”也说：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 ，非文有今古 ”，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所谓“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就是说古代的语言变成现代的语言，语言的不同，乃由于时代的不同，故若骇怪文变了，倒不如骇怪时变了。《镜花缘》（二十三回）中那著名的淑士国酒保和儒者拟古的可笑，并不是偶然的。以后我们采用古语废语，自当充分地审慎。采用新语、生语，也应如此。废语已经不是现代的了，生语还未成为现代的，两者都不是现代的语言。
除了现代的和那本境的之外，还有一条应当留意的便是性质的普通。普通与否大抵同职业或团体有关系。社会上一种职业或一个团体之中往往有一些特殊的语言，如商贩的市语，江湖的切口之类，为一般社会或别一职业别一团体的成员所不明了。倘若任意使用此种局中语，也便将同局外人有了语言的隔膜。所以普通的一条也当留意。明陶奭龄著《小柴桑諵諵录》（上）中有这一节：
元末闽人林钱为文好用奇字，然非素习，但临文检书换易，使人不能晓。稍久，人或问之，并钱亦自不识也。昔有以意作草书，写毕付侄誊录，侄不能读，指字请问，伫视良久，恚曰，何不早问？所谓热写冷不识，皆可笑。
这所谓以意作草书者，在宋惠洪的《冷斋夜话》（九）中指明说是张丞相。又前曾经提及的《涵芬楼文谈》（五）载：
宋人宋子京……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以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札闼洪庥者，谓书门大吉也。宋不觉大笑。
这连成一片的自笑和他笑，也不是可以看作偶然而忽略过去的事（“书门大吉”，《涵芬楼文谈》原作“阖宅安吉”，今依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文章忌假借条》校改）。
但文章的传达情思究竟以密切实际为第一要义。譬如走路，上文说的不过是平时平稳地走法；遇到非常，自然跳越飞跃也是事所可有。尤其在文学变动的时候，倾向已经变了，应得从新估定的一切之中的语言，因为倾向限制，自然也不能“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如果再凭着本境的、现代的、普通的三个条件去选，或许更难有适切的语言可以表达情思。遇着这等情形的时候，自当以自己达意为急，使人了解从缓，或另外设法：应该毅然决然地使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且把生语充分地增制。先力求被选的词汇丰富，暂将选的标准换作自由。这时的选词造句，大抵只求态度和文格的条贯，就是标题上所谓“匀”。平是经常的，匀是最后的。我们应该最后不忘经常，处处都以平易为主。
五 安 排 稳 密
除了上述词句的平匀，第二就应注意词句的安排，是否契合内容的需要。词句对于内容的需要，至少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
稳不是说同世间相妥协，只是同内容相贴切。而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譬如目的，作者初执笔时，便该自审，在乎教诲，还是在乎诱导。想要辩正是非，还是想要叙述事实。此等目的不同，所有词句上的安排，也便应得随着而有变动。倘然随笔所至，意在诱导的却用了些嘲刺语，意在叙述的却用了些教诲语，或者此外有了种种同内容需要不相符合的表达，这就使人不能理解作者的态度究竟怎样，同时也不能理解写说者的本意到底何在。如此的写说，纵在别一意义上还可算是好说话好文章，然而总已埋没了写说者当时的意思，因而在当时的思想上总之是已经失败了。
其次内容的情状更同词句的贴切有关系。往往同一的词句，在这里价值少，在那里价值多，在别一处不但全无价值而且要有牵累。《文则》曾引“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的古话，来说词句各有所宜，不便任意摘抄，所见极是。例如“抚恤”两字何尝不是平易可用；但用在《红楼梦》四十五回开头“话说凤姐正在抚恤平儿，忽见众人进来”一句里面，便觉得有些不稳，不如有正版本，刊作“安慰”。而在别处，“安慰”或又不如“抚恤”，自然各随情状而定。
文要切合情状，颇须辨别意义仿佛的语言。那些意义仿佛可以称为类语的语言，瞥眼虽然相类，细辨也许仍有应辨的差异。或有广狭的不同，就如“溪”和“河”；或有强弱的不同，就如“失望”和“绝望”；或有公私上下的不同，就如“告示”和“告白”；或者含有主客施受的不同，例如“望”和“见”，“听”和“闻”等。甚或一切都相同，单因地域有别，时代有别，却也不能混用。如东京有巡查，杭州南京有警察，这是地的关系；四十余年前只有华众会，如今只有青莲阁，这是时的关系。
文要切合情状，也须能够应合当时的急需。就像《红楼梦》第十九回的这一段：
袭人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 坐褥拿了来，铺在一个杌子上，扶着宝玉坐下，又用自己的 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 手炉掀开烘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中。然后将自己的 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
文中连用了四个“自己的”，看去似乎烦赘，其实正该如此，才可写出作者在本段里所要竭力描写的宝袭两人的亲昵光景来。所以虽然重复，倒是极应急需，同所述的内容贴切。
但若无如此急需而有烦赘或疏缺的词句时，这可便是稳的反面，同时又是密的反面，却当竭力戒避。例如：
从人看此光景，必是闹出来了，一壁也就随着跟来 。（《三侠五义》第十回）
“随着跟来”就像烦赘。又如：
王使屈平为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 ，以为 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传》）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三十七）便说“曰字与以为意重复”。又如：
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 之舟 。（欧阳修《真州东园记》）
邵博《闻见后录》（十六）便说“曾南丰读欧阳公《昼锦堂记》来治于相，《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二语，皆以为病”。又如：
虽无丝竹管弦 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集序》）
周煇《清波杂志》（五）说“《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再如《汉书·张苍传》：
苍免相后，年 老口中 无齿，食乳。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也说“盖于此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文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就是说它太烦赘了。
反之，如《史记·樗里子传》“……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苏辙《古史》删了“樗里子”三字，作“母，韩女也，滑稽多智”。黄震《黄氏日钞》（五十一）就说“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又如《史记·甘茂传》“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苏辙《古史》去了一个“事”字，作“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于是黄震《黄氏日钞》（同卷）又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再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晞一营大噪尽甲。……太尉……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宋子京（祁）在《新唐书》中只作“吾戴头来矣”。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四评云，“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这又就是说它太疏缺了。
词句的是否契合内容需要，原是一件必须审察却又难以详细分析列举的事。不过我们知道，不密大抵由于用语数量的太多或太少，不稳大抵由于语言性质的不切境对机，追寻病源，并不烦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