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形 式 和 内 容

照前篇所说的看来，可见语言本身也便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音形便是形式，意义便是内容。如把这等内容便作写说的内容，那么，鸲鹆鹦鹉也能仿效人的语言，鸲鹆鹦鹉仿效的人语，也便可以说是有内容的说话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便是所谓调节。人禽在语言上的分界，便在禽类不能用有调节的声音，而人类却不特用调节的声音，还将那调节的声音调节地随应意思的需要来使用。

人类，除了小孩把新学来的语言说着玩之外，大抵都是随应意思内容的需要调节地运用语言文字的形式。这内容是指第一篇所谓意旨的内容、题旨的内容，而非仅指附随形式，玩着形式也便带有内容的语言的内容。语言的内容，对于写说的内容只能算是一种形式的内容，在讨论文章说话时常常把它归在形式的范围之内。

内容形式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无法做到形式变了而内容不变，或内容变了而形式不变的地步，像煞我们穿着衣裳一样，脱了这件，穿上那件，或这人穿过，又给旁人去穿。但若并不忘记它们的关联作用，却又未尝不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说。

我们对于它们，当然期望形式能够和内容调和。但是事实上，只有内容形式两并充足的时代能够如此。此外大抵或者偏重内容，或者偏重形式，有些畸形的状态。不过内容偏重的畸形是一种上升的畸形，形式偏重的畸形却是一种没落的畸形。其发展的顺序大抵如下所列：

（一）内容过重时期

（二）内容和形式调和时期

（三）形式过重时期

当一种新内容才始萌生或者成长的时期，总觉得没有适应的形式可以把它恰当地传达出来，原有形式的遗产纵然多，也觉得不足以供应付。而急于探求新形式的意识，或又使人失去一部分利用旧形式的兴趣。于是便有一种形式缺乏的现象发生，使人觉得生硬，觉得传达得不适当、不自然。这我们称它为内容过重时期。内容过重一般并不是故意的，只为谋求“言随意遣”，而言尚不足以供应付，意又还不足以创成新形式，这才发见了这样的现象。这现象是每一新内容要求有自己的适应的新形式的开创时期一种公有的现象。最明显的，如佛教输入、文学输入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输入时期，都曾有过这样的现象。

其次便是形式进步，足以应付内容，而内容也更丰富深厚，足以副称形式的时期。这就是王充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的时期。

再次，内容有些涸竭的情形，单想从形式这一面取胜，便是一个将近没落的形式过重时期。对于形式，像斗测巧板似地，竭力求其工巧，而于内容却是死守旧见，不事开展。这样的时期，名为形式过重，其实也不是真的形式过重。因为形式所有的不过是概念，没有内容去充实它，那概念也就是一个不活泼不生动的死概念。没有现实的意义，也没有真实的力量。名为偏重形式，其实正是形式的糟蹋。

这对于个人，也是同样的真实。

二　内容上的准备

个人固然少不了形式上的学习，同时更其少不了内容上的磨炼。这磨炼是使我们“有诸其中”的唯一的源头，也是使我们形式成为富有现实意义现实价值的唯一的枢纽。磨炼工夫约有下列几项：

（1）生活上的经验——生活上的经验，不但使我们多识多知，也与一个人的思想见解趣味非常地有关系；差不多暗暗之中，做着思想见解趣味等等的无形的最后裁判。无论外延的广涉的经验，和内涵的深入的经验，都属必要。而深入的经验，更能辅助我们想象未曾经验的境界。

（2）学问——实际不曾经验过的，可以借学问的力量来补充。但要探求生活直接所要求的学问。学问越是生活直接所要求的，越能给人生命，使亲近它的人得到了实际的学力。对于那种学力的浅深和广狭，也就像对于生活上经验的浅深和广狭一样，将要无可隐藏地反映在写说上。

（3）见解和趣味——经验和学问累积的结果，就会形成了个人特殊的见解和趣味。而个人特殊的见解和趣味，也能左右个人以后的经验和学问。见解如果不能与时并进而化成古怪，趣味不能循向正大滋长而流为怪僻，则经验和学问，对于那人也就等于路上的尘埃和垃圾。越积聚得多，越会污秽了他。

以上是说写说者必不可少的经常修养，就是所谓储蓄知识才能的经常方法。有如吴曾祺氏所谓“储才之法，可储之于平日，而不能取之于临时”（见《涵芬楼文谈》）。但是临时也不是没有可以经心努力的地方，约略说来，也有两项：

（1）观察——随时细心的观察，在修养上为医治见解僵化，趣味腐倾的良药，在修辞上也是使写说鲜新活泼能够关切现实的好法。观察的规模，可大可小。大规模的观察，非有长年久月不能告一段落，简直可以算作一种修养。细小零星的观察，则在临时，也未尝不可以从事。例如所谓小品，多半就是依据临时观察所得的结果写下来的。这大小各面的观察，都是所谓不以晓得种种的法则的概念为满足的人，用着自己的血肉活身心，去应接亲近眼前正在显现正在变动的活事实的事。当然以能穿微入细，明变知因为最好。因此讲观察的，多将灵敏而深刻，或者细密而锐敏，悬作观察的理想。而要认真讲究真实正确，要免除因生理、因习惯、因心理而来的错误，也和一般研究科学没有什么两样。

（2）检阅——临时也可检阅报章、杂志和书籍。报章、杂志、书籍上所记的情状，都已经经过剪裁删节，而且多已经经过拣选炮制。不但不如自己所观察的，直接而且具体，也且或已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换成另外一副面貌。这比之观察更须有经验学问等等做指针，从字里行间去推求事情的真际。但记载本来可以用正看、反看、侧看等等方法；对于不能正看的，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反看、侧看。例如鲁迅所谓“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便是一种反看法。我们不应为了他们的说话有时不实便简直抛撇了不顾的。

总之，写说不纯全是椅桌间的修炼，在修辞之前少不了要有经验、学问、观察、检阅等种种内容上的准备的。写说以后的成败，虽然同写说当时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环境等类的条件也颇有关系，然而大体总是看这种种准备是否充分为转移。

三　两种表达的法式

这样准备所得的成果，我们可以用两种很不相同的法式来表达它：第一种是记述的；第二种是表现的。记述的表达以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力避参上自己个人的色彩。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细周密地记录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等，使人一览便知道各个事物的概括的情状。其表达的法式是抽象的、概念的、理知的：

类别之事，看似容易，而实甚难。往往一大类之物，欲为别分小部，不知从何入手。常法但取其及见而便事者以为分。譬如分小舟，则取用汽用帆用桨用篙；而任重之兽，则云牛马骡驼驴象驾鹿等；又如家有藏书，则分经史子集。但用此法，自名学规则观之，往往必误。故曰难也。

盖如是为分，不独多所遗漏，其大弊在多杂厕而相掩入也。中国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为五行矣。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或曰：空气动则为风，应作属木；《易》巽为木，而亦为风。则吾实不解气之与木，有何相类之处。又矿质金石相半，血肉角骨自为一部，凡此皆将何属？且使火而可为“行”，则电又何为而不可？若谓原行不收杂质，则五者之中，其三四者皆杂质也。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呓语。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严复译述《名学浅说》三十八节至三十九节）

这类的文章或说话，同科学的关系最密切；其形式也受逻辑文法之类的约束最严紧。

表现的表达是以生动地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虽然也以客观的经验做根据，却不采取抽象化、概念化的法式表达，而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法式表达。其表达的法式是具体的、体验的、情感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去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这类的写说同社会意识的关系最密切；受社会意识的浸润也最深。

这可以算是两个极端的代表。我国以前论表达的法式，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湖南文征序》所谓“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也是以这两个极端做代表。此外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当然也很多。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境界，就是

（甲）记述的境界，

（乙）表现的境界，

（丙）糅合的境界，

如引言所说。

四　语辞的三境界和修辞的两分野

因此修辞的手法，也可以分做两大分野。第一，注意在消极方面，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是抽象的、概念的。其适用的范围当然占了（甲）一境界抽象的概念的语辞的全部，但同时也做着其余两个境界的底子。其适用是广涉语辞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假如普遍使用的，便可以称为基本的，那它便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

第二，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动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这类手法颇不宜用在（甲）一境界的语辞，因为容易妨害了概念的明白表出，故（甲）一境界用这种手法可说是变例。但在（乙）一境界中，却用得异常多。如前举杜甫的《兵车行》中，开端的“辚辚”“萧萧”便是。那不用抽象的概念的表出，说它车行马嘶，却用具体的体验的写法说它“车辚辚”，“马萧萧”，便是这类手法的应用。此外，（丙）一境界的语辞，如一切的杂文，寻常的闲谈等，却又用不用都无妨。这两类手法，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大体如左图。

这两种手法或两大分野的判别，颇属重要。因为我们修辞遇着不能两全的时候，或须牺牲了一面。那时我们要判断是否处理得适当，必须看它的本意侧重在何方，方才能够决定。即如明白，倘要概念明白，那就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还不如我们此刻说的车行、马嘶，而车行、马嘶的具体性、体验性，却万不及“车辚辚”“马萧萧”。故从积极方面着眼，必须肯定“车辚辚”“马萧萧”是一种更好的表现法。积极修辞方面，事实上也有为了表达情感起见，故意说得不明不白的，如所谓婉转、避讳之类的修辞都是。例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恐卒然不可为讳。

“不可为讳”就是说他死，但不直说死，便是因为情感上不忍直说或不便直说的缘故。但虽然这样换了一个说法，也必仍要看的人或听的人看得懂听得懂。所以我们仍说也是以消极的手法做底子。

古来有些关于修辞的争论，其实便是这两个分野的争论。例如《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

后头四个排句（排句中的“御”，音迓，迎也；下文改作“逆”，逆亦迎也），是本来可以括举，而文中故意列举的。刘知几以为不必这样列举。在《史通·叙事》篇说：

若《公羊》（当作《榖梁》）称：却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魏际瑞（号伯子）又反对这一说。在《伯子论文》中说：

古人文字有累句，涩句，不成句处，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伤气格，故宁存其自然。名帖之存败笔，古琴之存焦尾是也。昔人论……《公羊传》，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删云各以类逆。简则简矣，而非公羊……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动。知此说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这一论争，便是侧重消极修辞和侧重积极修辞的论争。

五　两大分野的概观

这两大分野的详细情形，我们将在随后几篇里陈说。现在先将这两分野的内容做一个概略的观察。

大概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常轨：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说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我们从事消极方面的修辞，都是循这常轨来做伸缩的工夫。关于事实的，例如《左传·庄公八年》：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

《管子·大匡》篇作：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

既少一个“曰”字，又多“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一句，却仍无妨为完文，便是因为未出常轨的缘故。关于理论的，如《庄子·知北游》篇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

而《盗跖》篇却作：

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

化一句做二句，又把“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伸长作“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也因仍在同一常轨之中，所以没有妨碍。但若变作“异于骐骥之驰过隙”，那就破坏了常轨，不特与《知北游》的话不相符，便同上文的话也是不相合不可通了。在这分野里边，就是先后的顺序也可以依事实或理论的关系来断定。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王引之说这段话里有错简，“晋侯”以下二十八字应移在“卫人平莒于我”之前，因为“故使处原”正是说赵衰应当做原大夫的原由，必当紧接在“赵衰为原大夫”的纪叙文之后（见《经义述闻》十七），便是根据事理来断定文字应有顺序的一个例。这一分野的修辞，第一要义在能尽传达事理的责任。其价值如何，就要看写说的结果同事理的真际是否切合或切合的程度如何而定。因此就以明确、通顺、平匀、稳密等顾念事理的条件，作为修辞上必要的条项。

然而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够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经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即如前举《庄子》的例，一样的意思在《知北游》中说“白驹”过却，在《盗跖》中却说“骐骥”过隙，事实虽不同，意旨仍相仿，在这一分野中，便没有高下可分。又如《战国策·魏策》一，苏秦对魏襄王说的

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

这一句，《史记·苏秦列传》作：

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

多了“輷輷殷殷”四个摹状辞，虽然这是依据想象添上的，也并没有什么不实的嫌疑。再如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所谓“白发三千丈”更是事实上所不会有的事。它是情趣的文，自然没有什么可议；假如放在（甲）一境界中，便得受沈括的讥笑了。大抵这分野的修辞，多诉诸我们的体验作用，多不用三段论法或什么分析，常照我们体验的想象的真感实觉直录下来。在是真实的一点上，原可同前一分野的语辞并驾齐驱，——例如说白发三千丈，也同说白发几寸几分，各自占领了真实的一面，难以分别上下。但这以具体的体验的描写为主的倾向，到底同前一以抽象的概念的说明为主的分野不同，就使不能划然分开，也必不能茫然混同。

在这一分野里的修辞条项，约有辞格和辞趣两大部门。辞格涉及语辞和意旨，辞趣大体只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

六　两大分野的概观二

以上大体就意旨一面而说。再看语辞本身及语辞所须适应的情境，也是两个分野很有一些不能混同的地方。

消极手法是抽象的、概念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唯恐意义的理解上有隔阂，对于因时代、因地域、因团体而生的差异，常常设法使它减除。又唯恐意义的理解上有困难，对于古怪新奇，及其他一切不寻常的说法，也常常设法求它减少。有时还怕各人的理解不能一致，预先加以界说，临时加以说明。总之力求意义明白，而且容易明白。

同时也几乎就以明白为止境。对于语辞所有的情趣，和它的形体、声音，几乎全不关心。固然有时也留心声音的混同或响亮，比如说到“形式”“型式”两词容易混淆，“集体”“集团”两词声音的差别等等，实际仍以意义为主，是为意义的明白而讨论声音，并非对于声音本身有任何的关心。对于形体，也持同样的态度。

但积极修辞却经常崇重所谓音乐的、绘画的要素，对于语辞的声音、形体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走到极端，甚至为了声音的统一或变化，形体的整齐或调匀，破坏了文法的完整，同时带累了意义的明晰。像张炎的《词源》里说他的父亲做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为了协律起见，至于不顾窗子到底是幽暗还是明敞，随意乱改，原是不足为据。但在不改动主意的范围内，为了声音或形体的妥适而有种种的经营，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必讳言的事实。不必说讲求格律的诗和词，不免有这类经营；就是不讲求格律的散文，有时也不免有这类经营的痕迹。例如《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之下都省去了“亩”字，到了“百”字之下才说出一个“亩”字，我们固然说它是探下省略的修辞法，但何以要在这里应用探下省略的修辞法呢？恐怕力求句调匀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两面比较起来自然在诗词歌谣之类的语辞上比较地讲究些。但这也只是量的问题。即如我们常言，说“几何”有时也说“几几何何”，说“转弯”有时也说“转转弯弯”，这在寻常文法也可说是不很通顺的，但为声音的关系，却也流行得极普遍。至于析字、双关之类，更完全是形音的利用。可见一切的积极修辞都是对于形式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对于语辞的形、音、义，都随时加以注意或利用。这两大分野形式内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粗略的想象图如右。

因为积极修辞是利用语辞的本身的，故颇有些方式无法译成语辞不同的别种语文。例如双关、析字之类，利用形音的，便难译成形音不同的别种文字。如回文、对偶之类，利用汉语的文言文的特性的，就是译成现代口头语也觉得为难。回文是少女的刺绣，对偶是壮夫的雕虫，它们在现在原已不一定还能发挥什么大作用，不过我们也还可以从中窥见历来如何利用文字各种因素的苦心。

总之，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对于语言一则利用语言的概念因素，一则利用语言的体验因素。对于情境也一常利用概念的关系，一常利用经验所及的体验关系。一只怕对方不明白，一还想对方会感动、会感染自己所怀抱的感念。这两种手法同时使用时，如（乙）一境界的写说，固然常常不分先后。并非先用消极手法，随后用积极手法。或先用积极手法，随后用消极手法。常常一面要说得使人明白，一面又想说得使人感动，把两面修辞的工作同时进行。但当用某一手法觉得妨碍了别一种手法时，或当观察纯用某一种手法，或某一种手法的特殊一部分时，如观察偏于消极的科学文字，或玩用声音文字或玩用特一方式的歌谣时，必会显明地浮出这两大分野的区别。而知这两分野的区别，乃是一种切要的区分，并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观念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