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上一般的公例了。
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
商代的产业状况由旧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概念，例如：
（一）《史记·殷本纪》言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又迁徙过五次。
（二）《商书·盘庚》系盘庚迁殷时的训告，那里也说：“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三）盘庚以后在《殷本纪》中尚有迁移，然张守节《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即见《殷本纪》）。卜辞中殷室帝王之名盘庚以后仅末二世帝乙与帝辛未见，当以《纪年》为是。
这个现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这正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现象。
由这些史料来观察，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尚书·盘庚上》开始便有一句话：“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这正很明白地表示着当时的时代性，因为一方面表示着游牧民族的迁移性质，另一方面也表示着人民已有了定住的倾向。定住倾向的产生当在牲畜的末期，有农业种植发生的时候。在盘庚当时初步的农业是必然有的。篇中也有像下面的关于农业方面的话：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这都是用来做譬语，表现着当时的农业好像已经有很高度的发展，但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任的。大抵《盘庚》里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不仅《盘庚》这篇是这样，凡《商书》以前的《帝典》、《皋陶谟》、《禹贡》都是孔门作的历史小说。在商代以前绝对不能有那样完备的文字，这由卜辞的发现已成为一个铁案了。
由旧史料中所得到的约略的推测，商代自中叶以后已由牧畜时代渐渐转入农业时代，在新史料里面更可以得到无数的证明。我们现在分作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五项，先作一个一般的分析。
第一节 渔猎
卜辞中记载田猎的事项极多。罗辑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百三十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这很可借以知道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情形。但这样的数目很容易使人发生一个错误的判断：便是商代的社会是一个渔猎时代的宗教迷信的社会。这个误断应该要先加以预防。
罗释的基本方针乃是“第录其文之完具可读者，其断缺不可属读者不复入焉”（《考释·卜辞》第六）。所以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不能作为统计上的根据，不过在便宜上就根据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也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第一，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中有一百八十六条是田猎，十一条是渔。在这一百八十六条的田猎当中每次差不多都书明了“王”；而且当王亲自出马时还每每书明着“ 御”的字样。田猎时已在用车马，这是可断言的。
第二，田猎所获的数目于卜辞中屡有登载，但获物到了百匹以上的，就我所见仅得下列数条：
（一）“丙戌卜丁亥王阱鹿（二字合书）， 。允 三百又四十八。”（“后”下四一，一二）
（二）“壬申卜 贞圃。 鹿，丙子阱鹿（二字合书），允 二百又九，一 。”（“前”四，四，二）
（三）“获鹿二百。”（“馀”一二，三）
（四）“（缺）田稌〔往来亡〕灾， 御。 二百五十 ，雉二。”（“前”二，三〇，四）
（五）“丁卯〔卜贞王〕狩正 获鹿百六十二，囗百十四，豕十，兔一。”（“后”下，一，四）
（六）“ 王卜贞田稌往〔来亡灾〕，王 ，曰吉， 御。〔获〕 百四十八，兔二。”（“前”二，三三，二）
上了百数的就只有这六项，此外有“狩获 鹿五十又六”（“前”四，八，一），“获狐四十一”（见前），“获狐二十五”（“前”二，三四，六）的纪录，其余的便仅在十匹上下了。
第三，被猎的兽类，无论是被获的次数乃至每次被获的匹数，都以鹿为首位。一百八十六条的田猎中，各种被获的兽类，每类被获的次数以及被获匹数的最高纪录，有如下表：
被获物 次数 最高纪录匹数
鹿 二四 三八四
狐 〔补注1〕 一一 四一
羊 八 （无纪录）
马 六 六
豕 三 一一三
兔 二 一〇
雉 二 六
雉兔是原始人极应多获的，而在这表里却极占少数。虎豹是原始时代极应多有的，而卜辞中少见。（“后”下五页十二片有“获虎”二字，又“遗”六页十三片云：“甲申王其 虎。”此二条罗释未收。）有获象的一例（“前”一百八十六条中亦未收，但罗、王二氏已早言及）：
“今夕其雨，获象。”（“前”三，三一，三）（夕字前人释月，非。）
这是极重要的一项纪录，这证明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居然还有象的存在。
第四，猎用的工具有弓矢犬马网罗陷阱。这从下面一些文字及其组成成分可以得到实证（见下页）。
由射字可以看出弓矢的使用。 网阱三字在字面上已经鲜明。从网之字有兔网之 ，在网下面一小兔；有豕网之 ，在网下画一豕；有鹿网之 ，在网下画一鹿头。这些字本来看不出它的时代性，但如狩、御二字，则鲜明地表现着它们的时代。在御字中可以看出马的使用，而且御字第四形还有服象的痕迹。狩字古本作兽，可以看出猎犬的使用。这些都是牲畜发明以后的文字。
第五，罗释关于渔的一项列举了十一条，但这十一条有如下的六条的确是错误：
（一）“贞乎子渔又于祖乙。”（“前”五，四四，四）
（二）“贞 渔又于祖乙。”（此条未知所出）
（三）“ 乎渔又于父乙。”（“前”一，二六，二）
（四）“丁亥卜贞子渔其有疾。”（“前”五，四四，二）
（五）“贞御子渔。”（“前”七，一三，三）
（六）“贞子渔亡其从。”（“后”上二七，二）
子渔是人名，除这六条外卜辞中尚屡有所见，如下：
“贞叀子渔登于大示。”（“后”上二八，一一）
“ 贞子渔有 于娥，酒。”（“铁”二六四，一）
“壬申卜宾贞乎子渔侑于 。”（“铁”一八四，一）（“戬”四三，八）
“贞御子渔于 。”（“铁”一二四，二）
“子渔有从。”（“前”五，四四，三）（“戬”四三，九）
古金文中“呼”字多作乎，此所谓“贞乎子渔”即“贞呼子渔”，卜辞“乎”字用作“呼”字例亦屡见不鲜，如：
“乎多臣伐 方。”（“前”四，三一，三）
“壬戌贞乎子伐又于 ，犬。”（“馀”四，一）
皆是“呼”字，此第二例的子伐亦即人名，与上“贞乎子渔”同例，又与“贞御子渔”同例者有下二例：
“丁巳卜宾御子伐于父乙，贞御子伐于兄丁。”（“铁”二五四，二）（“后”上二二，六）
此外人名子某者，辞中屡见不鲜。
渔的十一条中除去六条。只剩下下边的五条：
（一）“辛卯卜贞今夕[亡] ，十月，[在]渔。”（“前”五，四五，二）
（二）“贞弗其 。九月在渔。”（“前”五，四五，四）
（三）“癸未卜丁亥渔。”（“前”四，五六，一）
（四）“贞其雨在圃渔。”（“后”上三一，二）
（五）“在圃渔，十一月。”（“后”上三一，一） 〔补注2〕
此外罗氏所未收入者也还有一二条：
（六）“贞众有灾。九月，鱼。”（“前”五，四五，五）
（七）“王渔。”（“前”六，五〇，七）
统计所有关于渔的纪录连残缺者一并计算亦不过数例，这已经可以证明渔在当时确已不视为主要的生产手段了。
由上五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几项结论：
（一）当时的渔猎确已成为游乐的行事，即是当时的生产状况确已超过了渔猎时代。
（二）获兽至百以上者仅仅六七次，其他均在十匹上下。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畋猎有大小规模的两种。大规模的畋猎如周代的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在卜辞中虽无明文，但在殷代应该是有的。
（三）获兽多狐鹿，且有野马、野羊、野豕、野象，这可见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的中部，还很多未经开辟的地方。旧史料中如《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又《史记·周本纪》“维天不飨殷……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可知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
第二节 牲畜
和田猎成反比例的是卜辞中极少专为牲畜贞卜的事项。罗释仅列出“刍牧”四条，附在六十一条的“征伐”之后：因为都是往刍或来牧之类战争开衅的原因。此外余曾遍搜卜辞，仅得下列几条残缺不全的文例。
“庚子卜贞牧 。 于丁 用。”（“后”下一二，一三）
“ 亥卜宾贞牧称册（下缺）。”（同上一二，一四）
“辛巳王贞牧 燕 。”（同上一二，一五）
“卜贞从牧，六月。”（“林”一，二六，一）
“辛酉又，其豢。”（“馀”六，一）
“贞于 ，大刍。”（“前”四，三五，一）
“卯卜王牧。”（“前”六，二三，五）
“来刍陟于西示。”（“前”七，三二，四）
“告刍，刍十一月。”（“戬”三六，一四）
比较上，意义可以领会的就只有这几条。假使单从数字的多少来作判断，好像当时的牧畜还不甚发达的一样，但这却是大错。当时牧畜发达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从文字上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
商代有象，由上文“获象”一例已得到证明。商人有服象由上文“御”字的第四字更明白地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这项旧的史料在新的史料里面又得到一个铁证了。服象、畜象的事情在中国是几时消灭了的，无从查考。被驱至江南的象随着气候的转变当然是更往南方去了，目今印度、缅甸犹有服象的习俗，这在中、印两国古代文化的交通上当得是一个重要的枢纽。
服象的证据除上“御”字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为”字。据罗释“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并作 ，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类编》三，九），这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故卜辞中有下列诸字罗氏即释为“为”，这更表现得十分明白。
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应用也很繁夥。例如服御田猎如上举诸字已可看出有用马、用象、用犬的痕迹。
用作食物者有羞（从羊）、豚（从豕）、镬（从隹，隹者禽也）诸字可以证明。
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夥其令人惊愕的便是用作牺牲。罗释卜祭的五百三十八条差不多每条都有用牲的纪录。罗氏对于此项的研究比较详细，我们先把他的成绩揭在下边，不足的地方在后再加以补充。
（一）用牲的种类
“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中又曰牡曰牝，曰骍曰 。”
（二）用牲的数目
“其用牲数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或十五，或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或四十，而止于百。”
（三）用牲的方法
“其用牲之法曰 ，曰埋，曰沉，曰卯，曰俎。祭时或仅用 ，或仅用埋，或仅用沉，或仅用卯；或兼用 与埋，或兼用 与沉，或兼用 与卯，或兼用 与俎，或兼用埋与 与卯，或兼用卯与沉。”（《考释》下六〇——六二）
就这样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了。六畜中的牛、羊、犬、豕都用作牺牲，其他的马与鸡罗氏虽不曾列举，但在卜辞中也有用作牺牲的痕迹。《殷虚书契》中有一片（“前”一，一九，六）上端有下列二辞：
（1）“ 用。”
（2）“癸巳卜贞祖甲丁其牢 用。”
下端整整齐齐的骈画十马，上五下五。这十马当然便是马牲。祭牲用马在春秋时的宋人都还有此遗习，《左氏》襄九年传：“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用鸡的痕迹在彝字中可以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辞均作二手奉鸡的形式。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为鸡所专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牺牲是鸡的表现。
用牲之数罗氏也有遗漏：
（一）有用四者：
“辛巳卜 贞埋三犬， 五犬五彘，卯四牛，一月。”（“前”七，三，三）
“（缺）贞 四羊四豕，卯四牛，四（缺）。”（“戬”二五，八）
（二）有用七者：
“贞求 宗其七牛。”（“戬”二四，一二）
“又于甲七牡。”（“拾遗”一，四）
（三）有用八者：
“又于祖辛八 。”（“林”一，一二，一七）
（四）有用五十者：
“五十犬 五十羊 五十豚
“三十犬 三十羊 三十豚
“二十犬 二十羊 二十豚
“十五犬 十五羊 十五豚”（“前”三，二三，六）
“贞挈牛五十。”（“前”一，二九，一）
（此四“五十”字罗氏均译作十五，非。详《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篇》。）
（五）有用三百四百者：
“贞御亩牛三百。”（“前”四，八，四）
“丁亥卜 贞，昔日乙酉，箙武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 。”（“后”上二八，三）
（凡卜辞用卯字例限于牛羊，偶言“卯彘”，仅一例，见下二三一页第一五行。此例已有百羊，“故卯三百”下所缺一字当系牛。百羊与三百牛相合，则为四百。）
由上的分析，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牲畜最盛的时代决难办到。用三百牛的纪录，后来的文献中曾见一例：
“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汉书·郊祀志》上，又见《史记·秦本纪》）
但这已要算是很少见的一例了，而在卜辞中则不仅一次。故即由此祭牲一项破天荒的滥用，已可断定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时代。
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时代，旧史料中所得到的一些史料，可算得到了古物上的证明。但这里有一个疑团，在本章的开端即已曾提及的，便是在这样蕃盛的牧畜时代，为什么专为刍牧贞卜的纪录却很少见？
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
第一，卜辞中卜年卜风雨的纪录很多。卜风雨者多至不可胜举，其卜年者有言明是“卜受黍年”，当然是属于农业种植一方面的事情，但亦有单言卜年者，如：
“贞于王亥求年。”（“后”上一，一）
“壬申贞求年于夒。”（“后”上二二，四）
“贞求年于岳。”（“前”一，五〇，一）
“癸丑卜 贞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后”上二七，六）
“壬申贞求年于河。”（“后”上二二，三）
像这些纪录，我想，和牧畜一定大有关系，刍牧也应该求年。《诗·小雅·无羊篇》专咏牧人生活，但末章便有“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的话。
风雨和牧畜也大有关系，那是可无须乎叙述了。
第二，当时牧畜已有用奴隶担任的痕迹。例如《藏龟之余》第二页有下列一片（“戬”三三，一四同）：
（一）“戊戌卜大占奴。”
（二）“癸巳卜令牧坐。”
“坐”字原文象二人相向而坐，张口而言，应即坐讼、坐狱之“坐”。二事相隔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条言“牧”，一条言“奴”，二者应系同样的性质。牧在春秋成为最下等的奴隶，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七年，楚无宇语。）在殷代虽不必如此过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
牧畜用奴隶经营，则支配者少为牧畜贞卜的理由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以上二说，我觉得均可适用。结论是：殷代毫无疑问是牧畜最蕃盛的时期。
第三节 农业
牧畜愈见蕃盛，则牧畜的刍料必然成为问题；这是使农业出现的主要的契机。大抵在牧畜最初发明的时候，牧畜的刍料只仰给于自然生的野草，所以当时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发展多是随着河流而下。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的野草会到了不能敷给的时候，而屡屡迁徙亦不胜其烦，当时的牧人必渐渐有刍秣的种植。所以在中国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的禾、黍、粟、麦的田，而是供刍牧狩猎的田。这在卜辞中很可得到不少的证据。
“土方牧我田十人。”（“菁华”六）
“ 方亦牧我西鄙田。”（同上一）
“ 方出牧我示棘田七，人，五月。”（同上）
田中栽的是刍秣，丰草蓬蓬因而可以诱致不少的禽兽，这样便最宜于狩猎。刍秣蹂躏了原是不关紧要的，故即于田中行猎，因而行猎的乐事也就称为田。卜辞中言“田于某地”之例多至不可胜数，前面已举一二例，兹再举二三事以示例：
“壬子卜贞王田于斿，往来亡灾， 御。获鹿十一。”（“前”二，二六，七）
“戊申卜贞王田鸡（地名），往来亡灾。王 ，曰吉， 御，获狐二。”（“前”二，三六，七）
“壬申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王 ，曰吉。获狐十三。”（“前”二，四二，三）
像这些都可以表明田字的古义，就是最古的田是种刍秣的田，也就是最早的种植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
刍 的种植既已发明。由天然的果实本有可以充饥的经验或其他偶尔的机会，必然地会发现以人为对象的禾黍。于是而真正的农业便逐渐出现。
以上是农业出现的应有的经过。
卜辞中的农业如上举已有以牧畜为对象的刍 的种植之外，以人为对象的禾黍的种植也已经发现了。
从种植一方面来说，于文字上有圃，有囿，有果，有树，有桑，有栗，和种植相关联的工艺品则有丝，有帛，大约养蚕的方法在当时是已经发明了的。
从耕稼一方面来说，则有田，有畴，有禾，有啬，有黍，有粟，有米，有麦。和耕稼相关联的工艺品则有酒，有鬯。酒鬯多用于祭祀，祭鬯之数有多至一百卣之例。（鬯据后来的字义就是酒的一种，卜辞每言鬯若干卣，揆其形象大约是一种糯米酒的光景。字中的小点便是表明酿中的酒糟。）
禾黍的种植在当时已很见重视，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纪录，如：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前”三，三〇，三）
“乙未卜贞黍在龙囿， 受有年，二月。”（“前”四，五三，四）
“己酉卜贞年有正。”（“前”四，四〇，一）
“戊戌贞我黍年。”（同上二）
其卜风雨时也有特别书明是为禾穑而卜的，但是为数极少。
“庚午卜贞禾有及雨，三月。”（“前”三，二九，三）
“贞今其雨不隹穑。”（“后”下七，二）
大抵当时的禾稼还发明未久，故颇为支配者所尊重，就如周礼天子须亲耕，“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样，殷室的帝王也有“观黍”和“省田”的纪录：
“观黍。”（“前”四，三九，四）
“丙辰卜永贞乎（呼）省田。”（“前”五，二六，一）
像这样很简单的纪录本来寻不出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支配者还很亲近，这是明白地可以看出的。
农业尚未十分发达，此外还有一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的耕具还是石器（如《器物图录》中之三石磬即是犁头）。此事于实物之外在文字上亦可得到证明，例如“农”字所从之“辰”，即是。盖辰乃耕器（说详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篇》“辰”字下）。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者为 或 ，“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 即“石”字，卜辞“磬”字作 从此作，象形， 即磬形也。（王国维有此说，见《戬释》十八页。）磬为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
以石为耕器之事乃世界各原始民族所共有，近年于河北北部已有石犁出土，其见于文献者：
（一）“南方藤州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国人垦田以石为刀，长尺余。”（《本草纲目》卷一〇，《砭石》）
（二）“（流求国）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持一锸以石为刃，长尽余，阔数寸。”（《北史·流求传》）
余疑古代王公侯伯所执的圭璧或即耕器的转变。周代耕器称钱，而泉布则多作耕器形。揆其意殆以农为衣食货利之源，故货币即效其形。及秦废泉而行钱，钱字便由耕器之名完全转变而为货币之名。我想“圭”字亦当同样。古者天子亲耕，在表示重农之意上，所执信符亦必仿效耕具；特石器早废，“圭”字便和“钱”字一样完全失掉了它的本义。
在以石为耕器的殷代的农业当然还不甚发达。这由上节渔猎一项所导引出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可以得到一个旁证。便是当时的野兽还很多，黄河流域的中部还很多未经垦辟的荒土。
第四节 工艺
工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社会的基础的基础。因为它是生产能力的测量器，一切物质的生产力量是它的函数。
商代的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了，单从卜辞中许多宫室器用的文字已可以得到一个证明。我们在便宜上权且分为四项，把那重要的器物表示在下边吧。
（一）食器 鼎、尊、簋、卣、盘、 、壶、爵。
（二）土木 宫、室、宅、家、牢、 、舟、车。
（三）纺织 丝、帛、衣、裘、巾、幕、 、旒。
（四）武器 弓、矢、弹、 、戈、钺、函、 。
就这些文字上面已很可看出当时手工技术的盛况。特别是食器一项，那已经超过了粗制的土器和石器的时代，而进展到青铜器的时代了。商代所遗留下来的彝器便是这种青铜制的食器。《殷文存》中所收集的彝器的铭文在七百种以上，这个数目当然不可尽信。因为其中有些是周器的滥入，也有是器盖不分，一器析而为两器的，但大体足以征见当时的青铜器已很发达。今将其器类与件数表列如下：
（一）爵……二三六 （二）卣……一三二 （三）鼎……八一
（四）尊……六九 （五）彝……四九 （六）觯……四七
（七）簋……三三 （八）觚……二八 （九）盉……一七
（十）角……一五 （十一）斝…一〇 （十二） ……八
（十三） ……七 （十四）壶……五 （十五）鬲……五
（十六）罍……四 （十七） ……三 （十八）盘……三
（十九）觥……二 （二十）豆……一
这些器皿只要有一个即足以证明殷代当时已有青铜器，更何况有这许多的个数呢？商代的彝器其形式、镂刻、文字，均极精巧，因而近世学者，特别是欧美人，很怀疑于它的历史性，很多想把它们断成周代或更后期的作品，但自有卜辞出土以后，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解决了。
一方面青铜器虽已发达，而另一方面则石器、骨器尚盛见使用，《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之各种石骨器即其铁证。而且尤可注意者则殷虚中无铁器出现。
由此种种证据，可断然作一结论，便是殷虚时代还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金石并用时代”（eneolithic age）。
第五节 贸易
贸易的发生应在渔猎社会向牧畜社会转换的时期。牧畜发明之后，生产与需要的状态发生出差异，由是渔猎民族与牧畜民族间发生出第一次的交易行为以互相满足。这种原始的交易起初自然是物对物的交易，后来便渐渐生出等价物的货币来。
这种学理上的推论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得着了实物的证明。中国的货币字样多从贝，这显然是由渔猎民族提供出来的东西，而物品字样则从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项所分析已经是牧畜最盛时代，而且农业种植已逐渐在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当然早有商行为的存在。此事由贝之存在即可得其证明。
贝字于卜辞屡见，如曰：
“戌申卜 贞大有其囚贝。”（“前”五，一〇，四）
“贞土方 贝。”（同上二）
贝好像都是由敌人得来。此外从贝之字如“宝”、如“ ”、如“贮”、如“得”（卜辞从贝），均由贝义所孳乳。由贝所制之器物有朋。朋乃古人的颈饰，字于骨文、金文均作“ ”或“ ”，而骨文更作“ ”、“ ”，即肖颈饰之形。（详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朋篇》。）
古金中每多锡贝朋之事，其疑是殷彝者（至迟当在周初）有如下诸例：
（一）“侯锡中贝三朋，用作祖癸宝鼎。”（《中鼎》）（《殷文存》上七，五）
（二）“丁卯王令宜子会西方于省，惟反，王赏戍 贝一朋，用作父乙鼎。”（《戍 鼎》）（同上八，三——《愙斋》六，五，又一二，二簋，铭同，云是“李山农藏器”。）
（三）“阳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尊彝。”（《阳亥彝》）（《愙斋》一二，八）
（四）“庚申王在东间，王格，宰椃从，锡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宰椃角》）（《殷文存》下二三，六）
（五）“癸巳王锡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邑斝》）（《陶斋吉金录》五，三二）
锡贝之数以十朋为最多，十朋以上者未见。入周以后则锡朋之数每每二十（《效卣》、《匽侯鼎》），三十（《剌鼎》、《吕鼎》），五十（《效卣》）。卜辞已著录者已近万片，而锡朋之纪录则仅一见：
“庚戌 贞锡多女有贝朋。”（“后”下八，五）
（单言朋当即一朋之义。）
由上可知贝朋在初为物尚少，仅用以作颈饰，入后始化为一般之货币单位。其事当在殷、周之间。
贝之实物于殷虚中已有发现，《古器物图录》中有真贝一，石贝一，罗氏附有试说一段极重要，今钞录之如次：
前人古泉谱录有所谓蚁鼻钱者，予尝定为铜制之贝，然苦无证。往岁又于磁州得铜制之贝无文字，则确为贝形。已又于磁州得骨制之贝，染以绿色或褐色，状与真贝不异，而有两穿或一穿，以便贯系。最后又得真贝，摩平其背，与骨制贝状毕肖。此所图之贝均出殷虚，一为真贝，与常贝形颇异；一为人造之贝，以珧制，状与骨贝同而穿形略殊。盖骨贝之穿在中间，此在两端也。合观先后所得，始知初盖用天生之贝，嗣以其贝难得，故以珧制之。又后则以骨，又后铸以铜。世所谓蚁鼻钱者又铜贝中之尤晚者也。蚁鼻钱间有有文字者，验其书体乃晚周时物，则传世之骨贝殆在商、周之间矣。
这是一段极重要的文字，为谈中国古代社会史若经济史者所不可不知。大抵贝朋用为通行货币之事即起源于殷人，其贝形由图录及我所见之实物（日本东京博物馆有真贝、石贝、铜贝诸事陈列）观察，实为海贝，即学名所称为货贝（cypraea moneta）者，此决非黄河流域中部所能产。虽其初必有用为颈饰之一阶段，然其来源则必出于滨海民族之交易或抢劫。
故此可作一结论：便是中国古代的贸易行为必始于商人。
第六节 结论
由上各段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并用时代。
（二）产业状况已经超过了渔猎时期，而进展到牧畜的最盛时期。
（三）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
（四）在产业界的一隅已经有商行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之推移中。
以上四项再总结一句，便是商代的产业是由牧畜进展到农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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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狐”字原作“ ”，罗振玉释为“狼”，案，宜释为“狐”，“亡”字古多读为“无”。
〔补注2〕 此五例中，如“在渔”或“在圃渔”，依卜辞文例，凡“在”字下多系地名，故“渔”与“圃渔”亦当为地名。“圃渔”以音求之，当即彭衙。故此五例中，有四例又当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