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人物是汉武帝。这位皇帝的统治时期格外漫长。他16岁继位，在位54年（前141—前87）。他天生精力充沛，活力过人，从未想过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像从前亚述的国王们一样，他也曾在高原牧场上把野兽逼入绝境，毫不顾及自己的性命，不顾及随从们的惊慌失措。他是个智力超群的人，满脑子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充满对独裁专制的喜爱，但他也懂得听取他人智慧的观点。因此，早在统治初期，他就让一帮儒士围着自己转，开诚布公地征求他们的建议。而文人学士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对独裁政治保持着沉默超然的反对态度，正是这种姿态，导致了秦始皇的“禁书”，激起了刘邦的讽刺挖苦。那么，又如何解释汉武帝慷慨给予他们的偏爱呢？武帝这个人，既有始皇帝那种专制主义者的火暴脾气，又有汉高祖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理念。毫无疑问，人人都有可能被文人学士们持久捍卫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所吸引。答案是，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他反对贵族的政策效力。文人学士阶层，开始呈现出了未来官僚阶级的雏形，他们让皇帝在针对地主贵族的斗争中有可能占到上风，这个新兴的由皇室子弟所组成的封建贵族阶级不断得到发展。为了把这些贵族降级为纯粹的荣誉位置，他便用一个文人政府来取代他们，这个政府由那些以知识渊博而著称的人的子弟所组成；同样，他还用出身卑微的军官取代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位置。通过这些变革，这个未来的官僚阶层使得中国的独裁政体能够完成其“平天下”的任务。除此之外，武帝还采取了旨在削弱封地重要性的激进措施。他假惺惺地从幼子的利益出发，强迫亲王们把自己的封地不分长幼地传给所有的孩子，对长子没有什么特殊。不出两三代，这种平均主义继承法，就像《拿破仑法典》一样，就瓦解、耗散、穷尽了那些大的封建领地。

在对外政策上，武帝采取的策略就是征服，征服那个时代为中国所知的亚洲地区，首先从征服上亚细亚开始。

从汉朝的长城到西伯利亚的森林，上亚细亚都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是中世纪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他们不同的游牧部落共享着蒙古草原，既包括位于戈壁东部的部分蒙古地区——被称为外蒙古，也包括沿着戈壁北部边缘延伸的大草原——被称为内蒙古[1]。这些游牧民，畜群构成了他们唯一的财富，为了寻找新的牧场，他们随着自己的牲畜们一起迁徙。每到一地，他们就搭起毡包作为临时营地，走的时候再拆除。正像公元5世纪的拉丁文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也早已经以类似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这些史书同样把他们描绘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的头大得有些过分，他们的面部特征很模糊，但眼睛却像烧红的炭，他们有魁梧的胸膛，体格足以抵御戈壁滩冰冷的夜晚和灼热的白天，他们的腿因为长年骑马而成了罗圈。他们天生就是无与伦比的骑手和弓箭手，对北方边陲（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的北部）的中国农民来说，这些人是最可怕的邻居。当干旱耗枯了匈奴人的水窖，烤焦了草原上的牧草的时候，畜群遭受了灭顶之灾的匈奴人就会袭击汉人的农田。他们会突然出现，烧杀抢掠，然后，在汉朝戍军还没来得及集合整队之前，他们就再次穿越辽阔浩瀚的不毛之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着手针对匈奴人的一场大战之前，武帝制定了一项针对整个“天下”的政策。在中亚的那一端，生活着另外一些游牧民，看来应该是斯基台人，早先，匈奴人把他们赶出了大戈壁。武帝派出了一位使节，在索格狄亚那和大夏（巴尔克）的边境，换句话说，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在这一地区创立的那些王国的边界上，找到了他们。武帝打算让斯基台人从西边攻击匈奴人，而自己则取道蒙古向匈奴人发起进攻。当这个提议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便单独采取行动了。公元前128年，他的将军卫青——此人从前也是个牧人，作为一个骑手和射手足以与匈奴人相匹敌——穿越蒙古戈壁，执行了一次“反袭击”，直捣翁金河，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斩首”700人。这套“反袭击”方法，乃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时得到了军事殖民者的创造性补充。这些屯垦部队的营地，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前哨地，同样是打算用来保卫边境的，同时也保护中原耕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匈奴人的牧场为代价的。尤其是，这些移民点守卫着广袤的河套地区，这样一来，就把被河套圈进中原自然边界之内的部分戈壁地区包括进了帝国的疆域之内。这就是鄂尔多斯草原，在衰落时期，这里一直为游牧民族的军队打算进犯北方各省充当了一个集结点。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甚至比他的舅舅更了不起。当他照着匈奴人的样子重组汉朝轻骑兵的时候，大约只有20岁。公元前121年，他领着一万骑兵把匈奴人赶出了甘肃东部，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公元前119年，他和舅舅卫青一起，领着5万骑兵完成了一次势不可当的对外蒙古的袭击。卫青领军左路，直捣翁金河的下游，通过一次奇袭俘获了匈奴国王，其时，正值一阵狂风把戈壁滩的沙子吹进了匈奴人眼睛里，从而导致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失败。霍去病率右路军穿越整个东部戈壁，到达土拉河的上游，直逼杭爱山脉。在那里俘获80名匈奴将领之后，他举行了庄严的祭神仪式，以象征蒙古被汉朝大军占领。回到中原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英雄便去世了（公元前117年）。在他位于咸阳（长安附近）的陵墓上，树立起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塑的是一匹中国战马把一个蛮夷踩在脚下。

但是，汉人对外蒙古未开垦荒地的这些远征，只不过是一种惩罚性的或先发制人的袭击。而汉人更偏爱于把他们的目光转到中亚的方向。那里（今新疆）生活着习惯定居的人口，正如最近的发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属于印欧语系。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弧拱分布的沙漠绿洲，是骆驼商队的天然行程，正是这些商队把中国跟希腊罗马世界联系了起来。早在公元前108年，武帝的将领们就把中国的宗主权强加给了这一地区的两块主要绿洲：罗布泊和吐鲁番（高昌）。公元前102年，一位名叫李广利的汉族将领，率领6万人向那里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进军，直捣费尔干纳（拔汗那）。这次远征的目标非常重要。面对匈奴人令人生畏的骑兵，汉人处于下风，尽管有像霍去病、卫青这样的将领们的辉煌功绩。匈奴人除了天生就是骑手之外，还有其战斗力和耐性都天下闻名的小蒙古马。汉人并不是这样优秀的骑手，他们不得不依靠一种高度相似但吃苦耐劳却远为逊色的战马。如今的波斯、河中与费尔干纳是一种阿拉伯战马的出产地，这种战马类似于今天英国的阿拉伯马，就是受到希腊历史学家们交口称赞的“尼西亚牡马”。正是为了得到这种战马，并在对匈奴人的战斗中赢得马背上的决定性优势，公元前120年，汉族强迫费尔干纳送来了大量的尼西亚牡马作为岁贡。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一时间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它的蛛丝马迹。因为，来自汉墓中的浅浮雕主要描绘了古代膘肥体壮的中原马，这是一种小型的佩尔什马，有着壮硕的臀部和胸部，在中原和朝鲜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赤陶塑像，展现了一种线条更加典雅、风格更接近希腊的战马，毫无疑问，它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

与此同时，在蒙古，匈奴人并没有溃散，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接近尾声的时候，汉人有理由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过于自信而懊悔不已。公元前99年，一位名叫李陵的年轻汉朝将领率领一支5000人的步兵纵队从长城出发，直奔蒙古的心脏。他取道额济纳河离开中原，投身茫茫戈壁，向北进军翁金河与杭爱山脉。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匈奴骑兵所包围，匈奴人的箭镞让他这支小股部队百孔千疮。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轻率鲁莽，他斩掉了士兵们藏在辎重马车里的所有女人，因为她们减缓了行军的步伐，并开始撤退，这支步兵被敌军追赶得筋疲力尽。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之后，他们用完了箭镞，丢弃了辎重，当他们被围在一个峡谷中的时候，距离边境不到50公里。夜里，匈奴人从山上滚下巨石，砸向李陵的人马。只有400名汉人设法逃了出来，剩下的所有人，包括鲁莽的李陵本人，全都成了俘虏。

尽管武帝听到这些消息时勃然大怒，但这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降临在罗马大将瓦卢斯头上的灾难。边境的安全并没有岌岌可危，最坏也顶多是不得不暂时放弃在蒙古的反袭击措施。这一插曲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充当了儒家文士反对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2]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我们到处都能找到文人学士们发表的这些雄辩说辞。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不变的信条，这些信条最终战胜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由于文士们的轻视，戎马生涯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到那时，他们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不可能提出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

对于像武帝这样的统治者来说，这些滔滔雄词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他并不满足于在中亚描画汉人扩张的图样，而是要完成一项甚至更伟大的工作——最终吞并华南。

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中国版图只限于华北和华中，亦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北部。南部中国依然跟印度支那是同一个类别，是化外之地，是山川草莽之地，或者至少是树木繁茂的丘陵，与远古中国那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和黄土梯田形成鲜明对照。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秦始皇也是这方面的先驱，是最早给予向南推进以明确动力的人。他的巡幸之旅最南到了长沙——今日湖南省的中心，并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占领广东地区。然而，在他死后，这支军队的首领们宣布独立，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汉人地方王国，把今天东京湾的安南人划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结束了这种争端，广东明确地加入了中原的版图，这一事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二年，他又获得了对浙江省（上海南边）的控制，这次吞并的重要性毫不逊色，尤其是如果你认识到：这个新的但依然是殖民化的中原在很久以后（大入侵时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帝国最后的堡垒。最后，汉武帝确立了辽阔的中国版图，东北至朝鲜的部分地区，东南至安南国，这里在那个时期包括东京湾和今日安南的北部各省，直至顺化。

汉武帝的功绩可以概括如下：在内，中国的专制制度通过文人的支持和封建领主的最后没落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恰当边界得以定义，南边扩张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海港。在外，中国帝制的历史版图同样也划过了中亚直至土耳其的西部，越过了朝鲜半岛至首尔的高地，穿过印度支那直逼顺化的门户。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为“汉人”这个名字而自豪的话，那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位从公元前141至公元前87年一直统治中国的伟大皇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和苏拉[3]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而汉武帝的大军则在中亚、东亚和远东奠立了一个足以与“罗马盛世”相媲美的“华夏盛世”。

重新开始这位伟大君主的工作的下一位皇帝，是他的曾孙宣帝，他公元前74至公元前49年在位。这位头脑清醒的皇帝有机会目睹文人们的颠覆性倾向——他们是专业的和平主义者以及汉朝扩张的暗地里的反对者。

汉宣帝曾有一次叫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

汉朝对中亚的征服仍在继续。在宣帝治下，汉朝大军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战略要地，包括吐鲁番、焉耆（喀喇沙尔）和莎车。在北方，汉人的政策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通过煽动匈奴的两位觊觎王位者之间的反目，从而在匈奴帝国激起了一场分裂。其中一位竞争者打算获得对蒙古的控制，想得到汉人的支持。公元前51年（恺撒大帝也是在这一年最终征服了高卢），他成了一位诸侯，来到长安的宫廷里在宣帝面前磕头称臣。他的那位被赶走的竞争对手则逃入了西突厥斯坦的大草原中，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国。公元前35年，一支前来搜寻他的中原大军袭击了他的营地，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一大胆之举阻止了西部匈奴人的扩张，而且（顺便提一句），也无疑保全了欧洲长达400余年。直到公元347年，这些匈奴人才重新集结到了阿提拉[5]家族的周围，再一次开始他们纵横日耳曼和罗马世界的征服之旅。

【注释】

[1]原注：自1912年之后，这也是一种政治划分，当时的中华民国只能控制内蒙古。1924年，外蒙古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主权在1946年得到承认。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卷一百一十二。

[3]马略（前157—前86），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七次被选为执政官。苏拉（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和独裁者（前88—前79）。

[4]《汉书·元帝纪》卷九。

[5]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曾成功入侵罗马帝国，被称为“上帝之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