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书，所志艺文、经籍，大抵兼举前代及当时所有之书籍，惟《明史》不志前代之书，第述有明一代之著作。
《明史·艺文志》：“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其数为十万零五千九百七十四卷。观其一朝之人著作之富，则其当时之文化，可以推想。史称北京文渊阁贮书近百万卷，
《明史·艺文志》：“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
盖宋、辽、金、元之书，悉萃其中，故卷数之富，为历代馆阁所未有也。秘阁之外，行人司藏书亦富，
《识小录》（王夫之）：“翰林名读中秘书而实无一书之可读，惟行人司每一员出使，则先索书目以行，购书目中所无者，多至数册，少亦必一册，纳之司署，专设司吏一人，收贮简晒，故行人司藏书最富。”
盖古者太史采风陈诗之遗也。其他贵族缙绅儒流士庶藏书之家，尤指不胜屈。若朱睦、
《明史诸王传》：“镇国中尉睦字灌甫，镇平王诸孙，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万卷堂书目跋》（睦）：“余宅西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储书环列其中。仿唐人法，分经、史、子、集，用各色牙签识别。经类凡十一：《易》《诗》《书》《春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小学，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二十卷；史类凡十二：正史、编年、杂史、制书、传记、职官、仪注、刑法、谱牒、目录、地志、杂志，凡九百三十部，一万八千卷；子类凡十：儒、道、释、农、兵、医、卜、艺、小说、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六千零七十卷；集类凡三：楚词、别集、总集，凡一千五百部，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卷。编为四部。”
叶盛、
《乾隆苏州府志》（习嶲）：“昆山叶文庄公盛宅，在东城桥西。公生平嗜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
《静志居诗话》（朱彝尊）：“文庄储藏之目为卷止二万余，然奇秘者多，亚于册府。”
杨循吉、
《澹生堂藏书训》（祁承）：“杨仪部君谦[1]，性最嗜书，家本素封，以购书故，晚岁赤贫，所藏十余万卷。”
何良俊、
《列朝诗传》：“何良俊字元朗，少而笃学。……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
王世贞、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王长公[2]，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
胡应麟、
《澹生堂藏书训》：“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书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黄虞稷、
《黄氏千顷斋藏书记》（钱谦益）：“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官，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3]
徐、
《红雨楼家藏书目序》（徐）：“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储，可盈五万三千余卷。”
毛晋、
《同治苏州府志》：“毛晋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少为诸生，性嗜卷轴。湖州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
谢兆申等，
《笔精》（徐）：“邵武谢兆申好书，尽罄家资而买坟籍，藏蓄几盈五六万卷。”
皆收藏至二三万卷以上。其范氏之天一阁，
《茶余客话》（阮葵生）：“范钦号东明，喜购旧本，两浙藏书以天一阁为第一。”
钱氏之绛云楼，
《绛云楼书目题词》（曹溶）：“虞山宗伯所积，几埒内府，视叶文庄、吴文定及西亭王孙或过之。……晚岁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
尤为目录家所艳称。士大夫咸以嗜书殖学为务，故能上绍唐、宋，而下开有清之文治焉。
官书之风，以明为盛。
《书隐丛说》（袁恬）：“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孙毓修曰：明时官司衙署刊本，周弘祖《古今书刻》略载之。明祖分封诸王，各赐宋板书帖，诸王亦能于养尊处优之余，校刊古籍，模印精审，至今见称。如沈、唐、潞、晋、徽、益诸藩，皆有传刻。”
南北两监，藏板至夥，历代正史，一再雕印。
《南雍志》（黄佐）：“梓刻本末《金陵新志》所载集庆路儒学史书梓数，正与今同。则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学而来[4]。自后四方多以书板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板既丛乱，旋补旋亡。成化初，祭酒王懙会计亡数，已逾二万篇。弘治初，始作库供储藏。嘉靖七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刊史书，礼部议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学博才裕，使将原板刊补。其广东原刻《宋史》差取付监，《辽》《金》二史原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后邦奇、汝璧迁去，祭酒林文俊、司业张星继之，方克进呈。”
《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丙）：“北监二十一史，奉敕重修者，祭酒吴士元、司业黄锦也。自万历二十四年开雕，阅十有一载，至三十四年竣事，皆从南监本缮写刊刻。”
书坊之多，以燕京、江、浙为盛。
《经籍会通》（胡应麟）：“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辇下所雕者，每一当浙中三，纸贵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当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册类书，咸会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清和坊，皆四达衢也。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率其地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宋本称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工匠刻书，价值亦廉。
《茶香室续钞》（俞樾）：“明刘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与刻字工银每字一百，时价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静处刻，勿令人见，每百字加银五厘，约工银三钱四分。今算妖书八百余字，与工银费相同。按此知明时刻书价值至廉，今日奚翅倍之也。”
然如《永乐大典》之巨书，当国家财力全盛之时，亦未能付诸雕板，是亦至可惜之事也。
明代儒臣奉敕编辑之书至夥，而卷册最富者，无过于《永乐大典》。
《明史·艺文志·类书类》：“《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原注：永乐初，解缙等奉敕编《文献大成》既竣，帝以为未备，复敕姚广孝等重修，四历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复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复加缮写。”
其书以韵为纲，而以古书字句排列于下，以便检寻。而体例不一，至有举全部大书悉纳于一韵之一字中者，与前此类书割裂原文以事相次者有别。故元以前佚文秘典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复见于世。
《四库全书总目》：“《明实录》载成祖谕解缙等：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云云。故此书以《洪武正韵》为纲，全如《韵府》之体。其每字之下，详列各种书体，亦用颜真卿《韵海镜原》之例。惟其书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然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复见于世。”
当明之世，南北二京，仅有写本三部。
《四库全书总目》：“《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明永乐元年七月奉敕撰，二年十一月奏进，赐名《文献大成》。总其事者，为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与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缙同监修。与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于永乐五年十一月奏进，改赐名曰《永乐大典》[5]。并命复写一部，锓诸梓，以永乐七年十月讫工[6]。后以工费浩繁而罢[7]。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8]。嘉靖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9]。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10]。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11]。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顾炎武《日知录》以为全部皆佚，盖传闻不确之说。书及目录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与原序原表并合。《明实录》作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艺文志》作二万二千九百卷，亦字画之误也。”
议者虽请镌印，颁发国学，讫未实行。
《野获编》（沈德符）：“甲午春，南祭酒陆可教有刻书一疏，谓文皇帝所修《永乐大典》，人间未见，宜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刊汇成，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今未闻颁发也。按此书至二万余卷，即大内止写本一部。至世宗重录，以备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劳诸臣，俱叙功优升，若付梨枣，更岂易言。”
至清仅存残本一部，修《四库全书》时，曾就其中辑录古书数百种。
《四库全书总目》：“今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
然其可采者尚多，翰林之嗜古者，往往从而抄辑。至光绪庚子之乱，毁于兵燹，今只存六十四册。
《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永乐大典》六十册[12]，明解缙等撰，嘉靖重录正本，存二支、九真、十八阳、十九庚、二十尤、六姥、四霁、五御、一屋、二质等韵。”“此书尚有四册，留教育部。”
尚有零册散入外国，颇为外人珍视，美之图书馆曾以珂罗版影印一册焉。
京师图书馆藏有美国图书馆长勃特兰博士所赠珂罗版印《永乐大典》一册，自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卷至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卷，仅一服字韵中，绘衣服图甚多。
明代取士，专重科举，试以制义，至清犹沿其法，此世所诟病也。
《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曰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云。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廷试，以三月朔。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主考，乡、会试俱二人，同考，乡试四人，会试八人。提调一人，在内京官，在外布政司官。会试，礼部官监试二人，在内御史，在外按察司官。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举子，则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所司印记。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晚未纳卷，给烛三支。文字中回避御名、庙号及不许自序门地。弥缝编号，作三合字。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朱，谓之朱卷。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廷试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
然明初立法，实非专尚时文。
《日知录》（顾炎武）：“《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13]，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此真所谓求实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文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其后展转流变，士益不务实学，至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之叹。
《日知录》：“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丘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去宋元未远，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昔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说学而卜周之衰。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相交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欤！”
盖人心嗜利苟得，有可以简陋而得虚荣者，则相率从之，而目务实用者为迂远。虽有善法，不时时为之改良，其归宿亦犹是耳。
明初最重学校，以学校为科举之本；而出身学校者，可不必由科举。
《明史·选举志》：“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观明初国学之制及国子生之盛，殆远轶于唐、宋。
《明史·选举志》：“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于鸡鸣山下。既而改学为监，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分六堂以馆诸生：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靴。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米月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而其教之之法，每旦，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以次序立。诸生揖毕，质问经史，拱立听命。惟朔望给假，余日升堂会馔，乃会讲、复讲、背书、轮课以为常。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诸生工课。衣冠、步履、饮食，必严饬中节，夜必宿监，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斋长帅之以白祭酒。监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书之，再三犯者决责，四犯者至发遣安置。其学规条目，屡次更定，宽严得其中。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例。司教之官，必选耆宿。”
各地土官，及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
《明史·选举志》：“直省诸士子云集辇下。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永、宣间，先后络绎。至成化、正德时，琉球生犹有至者。”《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洪武三年，高丽遣其国金涛等四人来学，次年涛成进士归。自是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朝廷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云南、四川等土官时遣子弟民生入监者甚众，给赐与日本诸国同，监前别造房百间居之。”
《长安客话》（蒋一葵）曰：“国初高丽遣金涛等入太学，其后各国及土官亦皆遣子入监。监前别造房居之，名王子书房。今太学前有交趾号舍，盖成祖设北监以来，所以处交趾官生者。”
其学生最盛之时，几及万人。
《南雍志·储养考》（黄佐）：“永乐十八年，监生九千五百五十二人。”“十九年，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二十年，九千九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九千八百六十一人。”“二十二年，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而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等事，皆命监生为之。
《南雍志》：“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鱼鳞图册成。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苏松富民畏避徭役，以土产诡寄亲邻佃仆，相习成风，奸弊百出。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上闻之，遣国子生武淳等往，随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量其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丈尺四至，编类为册。绘状若鱼鳞然，故名。至是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册成进呈，上喜，赐淳等钞锭有差。”“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初令监生往后湖清查黄册。”“户部所贮天下黄册，俱送后湖收架，委监察御史二员、户科给事中一员、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比对清查。如有户口田粮埋没差错等项，造册径奏。其官员监生合用饮馔器皿等项并膳夫，俱于国子监取用。如不敷，于都税司并上元、江宁县等衙门支拨。其后奏准本监惟供给监生，凡官员监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过湖晒晾。”“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给道里费而行。”
或缮写书籍，或学习翻译，
《南雍志》：“永乐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上以其未备，遂命重修，以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礼部简能书监生缮写。”“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监生胡敬、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以四夷字学，分为四斋，命都指挥李贤以锦衣卫军守门，务令成业。”
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从行。
《南雍志》：“永乐元年四月，颁敕二万道，令监生马宗诚等赍之，赐道里费。”“二年正月丁未，遣监生刘源等三十三人分行郡县，访求高皇帝御制诗文。”“七年二月壬午，巡狩北京，车驾发京师，择吏部历事监生四十人，译写四夷文字监生十三人以从。”
而分部历事，
《南雍志》：“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壬寅，初令监生年长者分拨诸司，历练政事……建文二年十月，定监生历事考核法。历事各衙门者，一年为满，从本衙门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选用，中等、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材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
随时任官，尤为重视。
《续通考》：“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擢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尝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既而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至是乃尽擢刘政、龙铎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14]。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时虽复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盖明之国学，第为储才之地，并无毕业之期。以师儒督其学，以世务练其才，随时选任，不拘资限，斯实从古以来惟一重用学校人才之时代。世徒以明祖定八股试士之制，遂谓其欲使天下英雄腐心于无用之空文，岂知当时事实，并不如是。第其后偏重科举，而学校又有纳粟之例，流品日杂，学生始不为天下所重耳。
《续通考》：“宣宗以后，进士日益重，荐举浸废，举贡日益轻，迨开纳粟之例，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
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
《续通考》：“成祖永乐元年二月，设北京国子监。……在城东北隅，即元国学遗址。明初为北京府学，至是改焉。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之分矣。”
此外府、州、县、卫无不有学，教养之法甚备。
《明史·选举志》：“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学有额田，
《续通考》：“洪武十五年四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初制，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至是命凡府、州、县田租入官者，悉归于学，俾供祭祀及师生廪膳。仍定为三等，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各设吏一人以司出纳，学生月给廪膳米一石。”
教有规定，
《续通考》：“洪武二十五年，定礼、射、书、数之法。（一）颁行经、史、律、诰、礼仪等书，生员皆须熟读精通，以备科贡考试。（一）朔望习射。于学校外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莅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鹄饮二爵。（一）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一）数学，务精通《九章》之法。”
《颜氏学记》（戴望）：“祁州学碑刻洪武八年颁学校格式，六艺以律易御，礼、律、书为一科，训导二员教之。乐、射、算为一科，训导二员教之。守令每月考试，三月学不进，训导罚俸半月。监察御史、按察司巡历考试，府生员十二名，州八名，县六名。学不进者，守令、教授、训导罚俸有差，甚多则教官革职，守令笞四十。三代后无此学政，亦无此严法，谁实坏之？……王源曰：三代以后，开创帝王可与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
学生名额，复迭有增加。
《明史·选举志》：“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中，定增广之额：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成化中，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八十人，三卫以上军生六十人，二卫、一卫军生四十人，有司儒学军生二十人；士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增广既多，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
惜其后学生仅务考试，而埋首于时文，明初善制，以渐而废。提学者亦只分诸生等第，不复问六艺之科目耳。
《明史·选举志》：“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
府、州、县学之外，又有社学。
《续通考》：“洪武八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诏曰：‘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于是乡社皆置学，令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二十年，令社学子弟读诰律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英宗正统元年，诏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法。”
官吏之留心民事者，恒以兴举社学为务。
《王文成全书·兴举社学牌》：“看得赣州社学乡馆教读，贤否尚多淆杂，是以诗礼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见兴起。为此牌仰岭北道督同府县官吏，即将各馆教读，通行访择，务使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乃与兹选。官府仍籍记姓名，量行支给薪米，以资勤苦；优其礼待，以示崇劝。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通饬行戒，务在隆师重道，教训子弟。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
社会教读，且与有地方风化之责。
《王文成全书·颁行社学教条》：“先该本院据岭北道选送教读刘伯颂等，颇已得人。但多系客寓，日给为难，今欲望以开导训诲，亦须量资勤苦，已经案仰该道通加礼貌优待，给以薪米纸笔之资。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
观王文成《训蒙大意》，亦可见当时教读督责幼儿之法，及儒者研究教育之学说焉。
《王文成年谱·训蒙大意》（钱德洪）示教读刘伯颂等曰：“今教童子者，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颂以宣其志也。若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求其为善也得乎？”
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浸衰。盖国学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
《续通考》：“初太祖因元之旧，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宪宗成化十二年，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孝宗弘治元年，以吏部郎中周本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武宗正德元年，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宝奏修德化县濂溪书院，其时各省皆有书院，弗禁也。”
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王阳明讲学之所，若龙岗书院，
《王文成年谱》：“正德三年在龙场……夷人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以居之。”
若贵阳书院，
《王文成年谱》：“正德四年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
若濂溪书院，
《王文成年谱》：“正德十三年在赣……九月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
若稽山书院，
《王文成年谱》：“嘉靖三年，在越……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礼、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衔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来、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
若敷文书院，
《王文成年谱》：“嘉靖七年，巡抚两广……兴南宁学校……委原任监察御史降揭阳县主簿季本主教敷文书院。”
既皆随处经营，隐然以复古学校为己任。而同时如邹守益之筑复古书院，
《王文成年谱》：“邹守益谪判广德州，筑复古书院以集生徒，刻《谕俗礼要》以风民俗。”
湛若水之建白沙书院，
《明史·湛若水传》：“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
又与阳明相应和。比阳明殁而建书院以祀之者尤夥，
《王文成年谱》：“嘉靖四年十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门人为之也。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后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门人周汝贞建祠于楼前，匾曰‘阳明先生祠’。”“嘉靖九年，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十三年，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于安福，祀先生。”[15]“十六年，佥事沈谧建书院于文湖，祀先生。”“十九年，周桐、应典等建书院于寿岩，祀先生。”“二十一年，范引年建混元书院于青田，祀先生。”“二十三年，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二十七年，万安同志建云兴书院，祀先生。”“陈大伦建明经书院于韶，祀先生。”“二十九年，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祀先生。”“三十三年，刘起宗建水西书院，祀先生。”“三十五年，赵镗修复初书院，祀先生。沈宠建仰止祠于崇正书院，祀先生。”“四十二年，耿定、罗汝芳建志学书院于宣城，祀先生。”
学校性质几变而为宗教性质，世宗因言者请毁书院而严禁之，殆以此故。
《续通考》：“世宗嘉靖十七年四月，吏部尚书许讚请毁书院，从之。……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乞戒谕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毁其书院。至是讚复言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诏从其言。”
然一方面撤毁，而一方面依旧建设[16]，是其时社会势力，固不下于政府也。万历间，张居正当国，再申严禁，亦未尽革。迄居正败，其事复兴。
《野获编》（沈德符）：“书院之设，昉于宋之泰山、徂徕及白鹿洞，本朝旧无额设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嘉靖末年，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时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讲学，立意剪抑。适常州知州施观民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遍行天下拆毁，其威令之行，峻于世庙。江陵败，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为权相大罪之一，请尽行修复，当事者以祖制所无折之，其议不果行。近年理学再盛，争以皋比相高，书院聿兴，不减往日。李见罗在郧阳，遂拆参将衙门改造，几为武夫所杀，于是人稍有戒心矣。至于林下诸君子相与切磋讲明，各立塾舍名书院者，又不入此例也。”
明末书院之著者，曰首善，曰东林。以讲学者忤魏阉，遂并天下书院毁之。
《续通考》：“神宗万历十年，阁臣张居正以言官之请，概行京省查革，然不能尽撤。后复稍稍建，其最著者，京师曰首善书院，江南曰东林书院。”
《燕都游览志》：“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左方，天启初，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为都人士讲学之所。大学士叶向高撰碑志，礼部尚书董其昌书。党祸起，魏忠贤矫旨毁天下书院，搥碎碑，嗣即其地开局修历。”
《春明梦余录》（孙承泽）：“东林，无锡书院名也。宋儒杨时建，后废为僧寺。万历中，吏部考功郎顾宪成罢归，即其地建龟山祠，同志者为构精舍居焉。乃与行人高攀龙等开讲其中，及攀龙起为总宪，疏发御史崔呈秀之赃，呈秀遂父事魏忠贤，日嗾忠贤曰：‘东林欲杀我父子。’既而杨涟、左光斗交章劾忠贤，益信呈秀之言不虚也。于是遂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俱毁矣。”
魏阉败，儒者复立书院讲学。刘宗周之证人书院，其尤著者也。
《明史·刘宗周传》：“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已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辈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奭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谓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
明儒讲学之所，自书院之外，复有寺观祠宇之集会，月有定期，以相砥砺。
《王文成年谱》：“嘉靖四年，先生归姚江，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书壁以勉诸生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之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或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励，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为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阳明门人，集会尤盛。
《王文成年谱》：“嘉靖十一年正月，门人方献夫合同志会于京师。……欧阳德、方献夫等四十余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十二年，门人欧阳德合同志会于南畿。……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辩相绎。”
徐阶灵济宫之会，听者至数千人。
《明史·罗汝芳传》：“汝芳为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
《明儒学案·徐阶传》（黄宗羲）：“先生受业聂双江，故得名王氏学。及在政府，为讲会于灵济宫，使南野、双江、松溪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其时癸丑甲寅，为自来未有之盛。丙辰以后，诸公或殁或去，讲坛为之一空。戊午何吉阳自南京来，复推先生为主盟，仍为灵济之会，然不能及前矣。”
当时讲学之巨子，所至集会开讲，至老不衰。
《明史·钱德洪传》：“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王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陈时芳传》：“年八十余，犹徒步赴五峰讲会。”《王畿传》：“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
随时举示，亦无定法。
《明儒学案·耿定理传》：“京师大会，举中义相质，在会各呈所见，先生默不语。忽从座中崛起拱立曰：‘请诸君观中。’因叹曰：‘舍当下言中，沾沾于书本上觅中，终身罔矣。’在会中因有省者。其机锋迅利如此。”
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
《明儒学案》：“樵夫朱恕，泰州草堰场人，听王心斋讲，浸浸有味，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陶匠韩乐吾，兴化人，以陶瓦为业。慕朱樵而从之学，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斯实前世之所未有也。
明人之集会讲学，盖本于文士之以诗文结社。自元季以来，东南士夫盛联诗社，
《明史·张简传》：“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
至明而其风不衰。
《明史·林鸿传》：“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闽人言诗者悉本于鸿。……无锡浦源，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鸿弟子周元、王元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谢榛传》：“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李攀龙传》：“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王世贞传》：“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袁宏道传》：“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
达官为之倡，而山人名士附之。
《野获编》（沈德符）：“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吴中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状著矣。”
《明史·王稚登传》：“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稚登为最。”
始则标榜风雅，交通声气，继则联结党朋，干预政事，至其季世之复社，且以嗣东林则帜。故文人之社与儒者之会，实有相互之关系焉。
《明史·张溥传》：“溥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盟主，倡复社乱天下。”[17]
明代诗文字画，均有名家，然无特创之体。其特创者，惟八股文，以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为最。
《明史·归有光传》：“有光制举义，湛湛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
顺之、有光皆能为古文，然其古文亦有八股文气息。八股文既盛行，于是有汇选评点之本，而学者之治古书，往往亦用此法，故明代批评经史子集之书最多，是亦一时之风气也。
《经史百家简编序》（曾国藩）：“自六籍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义取士，我朝因之，科场有句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18]
时文之外，小说、戏曲颇有创制。今世所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皆明人所著。
《交翠轩笔记》称《三国演义》为明人作，《郎潜纪闻》称《三国志》为罗贯中所作。《水浒传》相传为元施耐庵著，而《七修类稿》谓系罗贯中作，《茶香室续钞》亦称《水浒传》为洪武越人罗贯中作。《冷庐杂识》称《西游记》为嘉靖中淮安吴承恩作。《金瓶梅》则相传为王世贞作，以毒唐顺之者也。
今人以小说为纯文学，则明代小说之盛，当轶于古文之价值矣。元代传奇以质朴胜，即最有名之《西厢》《琵琶》诸记，亦多质过于文。至明之汤显祖、阮大铖等所编传奇，则综各种文体，皆入于词曲中，尤可见文艺之进化。至魏良辅等以昆曲著，则又因传奇之盛兴，而自制新调也。
《琵琶行》（吴伟业）：“百余年来操南风，《竹枝》《水调》讴吴依。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注引陈僖《客窗偶笔》：“昆有魏良辅者，造曲律，世所谓昆腔者自良辅始。”
《静志居诗话》（朱彝尊）：“梁辰鱼字伯龙，昆山人，雅善词曲，所撰《江东白苎》，妙绝时人。时邑人魏良辅能喉啭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伯龙填《浣纱记》付之。”
明太祖以僧为帝，其立国极重释教，明之诸儒讲心学者，又多出入于释氏。然禅门如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俱已失传，惟临济、曹洞蝉联不绝，
《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黄宗羲）：“今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俱绝，存者惟曹洞、临济耳。”
而隋、唐诸宗更无论矣。明僧之著者，仅万历间紫柏、雪浪、莲池、憨山诸僧，
《列朝诗集·闰集》（钱谦益）有憨山大师德清、紫柏大师真可、莲池大师袾宏、雪浪法师洪恩等传。
大抵以禅宗参净土，未能特创一宗也。明之佛教，较之历代，当以刻经之多，为其时之特色。考佛藏虽自北宋以来，已有官私诸本，
《大藏经雕印考》（常盘大定）：“藏经种类：（一）宋朝官板蜀本；（二）宋朝私板福州本；（三）南宋私板思溪本；（四）元代私版普宁寺本；（五）元代官本。”
而明代所刻最多，官刻者既有南北两藏及石藏，
《续释氏稽古略》（幻轮）：“永乐十八年，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19]“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圣旨：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正。”
又有武林、径山二本。
《大藏经雕印考》：“南北二藏刊刻之后，浙之武林，仰承德风，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缘山目录》称法珍尼为欲刻宏通简便的方册本，决意自断其臂，激发四方。由是海内感动，或破产鬻子以应之。至三十余年始告成功，此则方册之创制也。”[20]“《缘山目录》称万历十四年，有密藏禅师者，追悼珍尼藏板之归于乌有，欲继兴方册藏板，化缘时熟，经五六十年，藏板方成……《缩藏目录序》称，比时缁素，如响之应，紫柏、憨山等等硕德羽翼之，陆光祖、袁了凡、冯开之等赞成之，始刻于五台山。未几藏师没，幻余禅师代之，亦迁化。其初与藏师共事者四十人，至万历二十九年存没各半，其半之继续刊刻者，不知告终于何年。其辛苦勤劳，可谓至矣。尔来海内缁素，得以翻阅大藏，皆密藏师之赐也。”
径山改梵夹为方册，于嘉兴楞严寺发售，无论僧俗，皆可按价购买，其功尤盛于从前之刻藏。
《大藏经雕印考》：“宋、元诸藏，与明本所异者，实在根本目的。宋、元之刻藏，以藏经为法宝，欲藏之于名山大刹而崇拜之，明本则以普及于天下为事。”
明末诸儒，多通内典，即缘佛藏流通之影响也。
世讥明人之学多空疏，实亦不可概论。明之研究诗文心学者，固亦多博洽之士，他如李时珍之著《本草纲目》，
《明史·方技传》：“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
宋应星之著《天工开物》，
《重印天工开物记》（丁文江）：“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北乡人，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举人。崇祯七年，任分宜教谕，著《天工开物》。十年，刊行。书计十八卷九册，凡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器、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无不具备。说明之外，各附以图。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方以智之著《物理小识》，
《明末理学阐微》（钱嘉淦）：“当有明末造，爱新觉罗氏兴于满洲，国家运命，危在旦夕。山林隐逸者流，抱残守缺，从事著述，而理学亦起于此时。至崇祯十六年，即西历1643年，适彼理学界之双明星，意人卡利利（galileo）逝，而英人奈端（newton）生之翌年，有密山愚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六卷，公诸世。大别为十六门，即天、历、风雷雨旸、地、占候、人身、医要、医药、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鸟兽、神鬼方术、异事，搜罗綦广，时有精义。今中国若后于现世界文明数世纪，而当奈氏之前，已有此著，诚可引以自豪者矣。”
今之讲博物及物理者，多盛称其书，正不得以“空疏”二字该明之一切学者也。又明之儒者多究心于武事，如王守仁、唐顺之等兼资文武，既见于史传，
《王文成年谱》：“先生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
《明史·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
至其末年，尚有陈元赟者，以拳术开日本之柔道。
《陈元赟与柔道始祖》（下川潮）：“陈元赟字义都，明之虎林人，宽永十五年（崇祯十年）避乱来我国，以支那之拳法，传福野七郎右卫门等。”
此明之风气与清不同者也。
明代工艺之盛，有轶于前代者数事。一曰陶器，江西景德镇之磁器，莫盛于明，以诸帝之年号名其窑，而一朝有一朝之特色。
《南村随笔》：“景德镇所造，永乐尚厚，成化尚薄，宣德青尚淡，嘉靖青尚浓。成青未若宣青，宜彩未若成彩。”“宣德祭红以西红宝石末入渤，凸起莹厚如堆脂。”
《陶说》（朱琰）：“宣德窑选料制样，画器填款，无一不精。此明窑极盛时也。”
宜兴陶器亦始于明，
《阳羡名陶录》（吴骞）：“今吴中较茶者，壶必言宜兴瓷，云始万历间大朝山[21]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小史也。至时大彬以盛。”
雅淡质素，与景德磁以浓彩胜者不同。盖明人讲求服用，务极风雅，故工艺因之以兴也。一曰漆器，亦多古所未有。
《物理小识》：“漆器永乐果园厂制最精，有剔红、填漆、戗金、倭漆、螺钿诸种。近徽吴氏漆绢胎鹿角灰磨者，螺钿用金银粒杂蚌片成花者，皆绝，古未有此。”
一曰铜器，宣德中以铜铸鼎、彝、炉、鬲等，是为宣德炉，其材料多选各国各地绝精之物为之，如暹罗国风磨铜、天方国硇砂、三佛齐国紫石、渤泥国胭脂石、琉球国安澜砂及辰州珠砂、云南棋子等。每铜一斤，炼十二次，仅存铜精四两，光色焕发。又以赤金、水银等物涂而熏之，故与寻常铜器迥异（详见《宣德鼎彝谱》）。是皆明代工艺美术之特色也。至若南京报恩寺塔，九级八面，咸覆以五色琉璃瓦，建筑经二十九年始成[22]，为中外人士所艳称。
《陶庵梦忆》（张岱）：“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23]，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缭绕，半日方散。永乐时，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
北京宫殿及曲阜孔、颜诸庙，雕刻石柱，咸精深华美，至今犹存，可以推见明之注重工艺矣。
元以蒙古人入主中夏，其冠服车舆杂用宋、金之制，并存其族之旧俗，故天子有冕服，儒士有唐巾，皆沿中夏之法。惟常服之质孙，则为胡服。
《元史·舆服志》：“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天子质孙，冬服十有一等，夏服十有五等。百官质孙，冬服九等，夏服十四等。”“按其制有暖帽、钹笠、比肩等。暖帽、钹笠大致如满清之暖帽、凉帽，比肩则今所谓背心也。”
明祖崛起濠上，驱逐胡人，爰诏衣冠悉如唐制。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
此实汉族战胜异族之标识，而《明史·舆服志》仅称其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
《明史·舆服志》：“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礼，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
不言其取别胡元之意，盖讳之也。明之服制，虽与古礼亦不尽同，然上自衮冕，下至深衣，大抵皆周、汉以来相承之式。自满清入关，辫发胡服，而明人多抵死不从者，实亦文野之教殊也。
明代阶级之制甚严，宫室服用，均有等差。
《明史·舆服志》：“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员任满致仕，与见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殁，子孙许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瓷、漆。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瓷、漆。百官，床面、屏风、槅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朱漆。”“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明初，庶人婚，许假用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即平居相见，官民亦有分别。
《明史·礼志》：“洪武五年令，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凡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其师，奴婢见家长，久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其余亲戚长幼悉依等第，久别行两拜礼，近别行揖礼，平交同。”
然明初甚重耆民，其粮长至京者，得朝见。其老人得听断乡间狱讼，
《日知录》：“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或多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洪熙元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年高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谓之越诉。”
其儒者莅官，亦有以乡约辅官治者。
《王文成全书·南赣乡约》：“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会期以月之望，立约所于道里平均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不能改者，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人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亲族乡里，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
盖虽官治极盛之时，亦时时思以民治为基本，第未能一切决于民治，而使之荡然平等耳。
* * *
[1] 名循吉，吴人。
[2] 即世贞，太仓人。
[3] 此据虞稷自称。
[4] 按元代刻史，多分路雕刻。若建昌路刊《南北史》，瑞州路刊《隋书》之类，不能举十七史而同在一处刊刻。至明汇集其板，始有汇刻全史之举。
[5] 以上俱见《明实录》。
[6] 事见明赵友同《存轩集》。
[7] 见《旧京词林志》。
[8] 文楼即今之宏义阁。
[9] 事见《明实录》。
[10] 见《旧京词林志》。
[11] 事见《春明梦余录》。
[12] 清翰林院书。
[13] 原注：洪武三年开科，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此即宋时之法。
[14] 按《明史·选举志》：“洪武初，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故《续考》举李扩等为言。
[15] 按复古书院之建已见前，此时特祀之耳。
[16] 如混元、云兴等书院，皆建于嘉靖十七年以后。
[17] 张采，溥同里人，号娄东二张。
[18] 按宋吕祖谦选《文章关键》、谢枋得选《文章轨范》，始创评点选本，然于古人全书未有评点者。明代选本之加评点者不可胜记，而古书如《尚书》《左传》《史记》《庄子》等皆有详圈密点之本。归有光、钟惺等皆可称评文家。
[19] 据常盘大定《大藏经雕印考》，南藏为太祖时所刻。
[20] 旧刻藏经皆梵夹本，故方册本为创制。
[21] 当是金沙寺。
[22] 自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
[23] 此说误，据《江宁府志》，永乐十年敕工部造九级琉璃塔，至宣德六年，凡二十九年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