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降，佛教盛兴，西域僧徒之来华者，后先相望。兹依《高僧传》略表于下：

（续表）

[1]

（续表）

其他弘法之士，殆尚不止于此。《隋书·经籍志》称：“姚苌时，鸠摩罗什至长安，大译经论。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罗什才德最优。”是仅姚秦一时，胡僧已数十辈。《高僧传》所载，特其著者耳。稽其踪迹，大抵自西域入关中，至洛阳邺中者居多。其南来者，或抵青州，或届南海，随缘所至，亦无定方焉。

当此之时，中土僧俗，亦多锐意西行求法[2]。自朱士行，

《高僧传》（释慧皎）：“朱士行，颍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土行遂终于阗。”[3]

至宋云、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城北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魏书·嚈哒传》：“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域求访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偕行，正光中还。”

宝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续高僧传》（释道宣）：“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

其最著者，为江陵辛寺释法显。

《高僧传》：“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便为沙弥。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经、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同旅十余，或留或亡。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任风随流，忽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而月支之僧，如竺昙摩罗刹者，先由吾国而西，既乃还归中夏，则兼两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传》：“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惟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弘法之事，莫重于翻译。汉开其端，而后累朝列国踵其事，译业之盛，殆无过于此时。兹据《开元释教录》表之如下：

翻译之法，多据梵本，间凭口诵。近人谓初期译业，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按《高僧传》：“汉灵之时，天竺沙门竺佛朔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又：“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详与竺大力译为汉文。”又：“支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乃以集众本，译为汉语。”是汉、魏时译经明有梵本之证。至朱士行等求经，则梵本输入更多。译人之兼释华梵者，众共推之。

《高僧传》：“竺佛念，凉州人。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仓》《雅》训诂，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贯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梵音义，莫不兼释。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入长安，赵正请出诸经，当时名德，莫能传译，众咸推念。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质疑断义，音字方明。自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故关中僧众，咸共嘉焉。”

至法显、法勇等，直诣西域，专学梵书梵语，

《高僧传》：“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远适西方，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宝云，凉州人。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遂历于阗、天竺诸国。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华梵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

则直接读书，胜于仅凭展转之移译矣。

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

《隋书·经籍志》：“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高僧传》：“昙柯迦罗，以魏嘉平中，来至雒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5]。迦罗既至，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于是四民之外，别有出家之民。至道安时，复定以释命氏。

《高僧传》：“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复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姚兴命僧为僧主，爰有僧正等秩。

《高僧传》：“姚兴下书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僧正之兴，之始也。”

魏道武帝以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魏书·释老志》：“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后改为沙门统。

《魏书·释老志》：“高宗时，京师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又立监福曹，以断僧务。

《魏书·释老志》：“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其寺宇则有维那、都维那等职。

《金石萃编·孙秋生等造像记跋》（王昶）：“《魏书·释老志》：‘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翻译名义》南山之声论：‘翻为次第，谓知僧事之次第。’《寄归传》云：‘华梵兼举也，维是纲维，华言也；那，是梵语，删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语羯磨陀那，译为知事，亦云悦众。谓知其事，悦其众也。’《音义指归》云：‘僧如网，借有德之人为纲绳也。’《隋书·智琳传》：‘润州刺史李海游命琳为断事纲维，尔后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此碑称维那，因附详于此。”

则宗教而兼有政治之性质矣。

僧、尼衣住均与俗殊。初服赤衣，后改杂色。

《魏书·释老志》：“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

袈裟梵服，虽犯嘲讥，不顾也。

《高僧传》：“或嘲支孝龙[6]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梵服，被绫罗？’龙曰：‘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

东汉之季，已有浮图，至于晋世，洛中益盛。

《后汉书·陶谦传》：“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

吾国建筑之式，遂增入印度制度。南北相望，竞事营构。唐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以金陵一地而论，已有四百八十寺之多，他可知矣。近人辑《南朝佛寺志》，博考诸书，约有二百三十有一寺[7]，未能语其全也。其立寺之类别，有由僧尼营建者，如长干寺本吴时尼居，宋熙寺为天竺僧伽罗多哆所造之类；有由帝王创造者，如晋简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立同泰寺等；有由个人舍宅而成者，如庄严寺为谢尚舍宅所造，平陆寺为宋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刹，因以官名名之之类；有由僧徒启乞而立者，如瓦官寺本陶瓦处，沙门慧力启乞为寺之类。有专居一僧者，如佛驮什至京诸檀越立罽宾寺；求那跋陀罗译经，特立天竺寺；摩诃至都，建外国寺以居之之类。有为人求福者，如萧惠开为父思话造禅冈寺，宋孝武帝为殷贵妃立新安寺之类。有人民为帝王而立者，如宋泰始中，京师民为孝武帝立天保寺之类。有达官以寺为家者，如法轮寺为何点家寺，何点常居其中之类。一时风尚，波起云兴。而魏之寺塔，尤盛于南。

《魏书·释老志》：“自兴光至此（太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神龟中，寺至三万有余。”

《洛阳伽蓝记》载永宁寺之壮丽，可见其时建筑之宏大焉：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波斯国胡人言，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也。

佛教之兴，首由翻译，次即讲学。当时高僧，既聚徒众，旦夕讲贯。

《高僧传》：“康法朗，在中山，门徒数百，讲法相系。”“支遁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竺法义，受业弟子常有百余。”“释道安，住受都寺，徒众数百。”“竺僧朗，立精舍于金舆谷，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释法遇，止江宁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

复时开讲席，兼教僧俗，

《高僧传》：“竺法义，大开讲席，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竺法汰形解过人，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庶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帙至者千数。”“释慧持，讲《法华》《毗昙》，四方云聚，千里遥集。”

问难质疑，不惮往复。

《高僧传》：“支遁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每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于法开，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郗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开有弟子法威，尝出都，经过山阴，支遁正讲《小品》。开语威言：‘道林讲，比汝至，当至某品中。’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此中旧难通。’威既至郡，正直遁讲，果如开言。往复多番，遁遂屈。”“道安事佛图澄为师。澄讲，安每复述，众未之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复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

每有胜义，讲者恒为敛服。

《高僧传》：“沙门道恒，颇有才力，常执心无义，大行荆土。竺法汰曰：‘此是邪说，应须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壹难之，据经引理，析驳纷纭。恒拔其口辩，不肯受屈。明日更集，慧远就席攻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麈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柚何为？’坐者皆笑。心无之义，于此而息。”“僧苞东下京师，正值祇洹寺发讲。乘驴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风尘。堂内既迮，坐驴鞯于户外。高座举题适竟，苞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辞，遂逊退而止。”

故世族学子，闻而信奉，非徒以迷信也。

《魏书·释老志》载魏世造像凿石之巨，

“兴光元年，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显祖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及其度僧之多，

《魏书·释老志》：“高宗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熙平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正光以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多本于宗教之信仰，而其推行佛教之普遍，亦至可惊。君后倡于上，士民应于下。以今日所存造像推之，其奉佛之风之盛可想。

《金石萃编》（王昶）：“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称一区，或称一堪，其后乃称一铺。造像必有记。凡造像人自称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优婆夷。凡出资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发心主、都开光明主、光明主、天宫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释迦像主、开明像主、弥勒像主、弥勒开明主、观世音像主、无量寿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斋主、左右葙斋主。造塔者曰塔主；造钟者曰钟主；造浮图者曰东面、西面、南面浮图主；造灯者曰登主、登明主、世石主。劝化者曰化主、教化主、东西南北面化主、左右葙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录主、坐主、高坐主。邑中助缘者曰邑主、大都邑主、东西面邑主、邑子、邑师、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邑胥、邑谞、邑政、邑义、邑日、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长乡正、邑平正。乡党治律，其寺职之称，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维那、维那、典录、典坐、香火、沙弥、门师、都邑维那、邑维那、行维那、左右葙维那、左右葙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

《语石》（叶昌炽）云：“造像莫先于元魏，道俗人等，同心发愿。余所见景明三年四人造像，其最少矣，递增而有廿三人[8]、卅二人[9]、卅五人[10]，又自四十[11]、五十[12]、六十[13]、七十[14]，以至二百[15]、三百余人[16]。”

而佛经之刻石，亦相继而兴，若泰山《金刚经》、徂徕《般若经》、

《语石》：“泰山有《金刚经》全部，徂徕山映佛岩有《大般若经》，钱竹汀谓皆齐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径尺。”

风峪《华严经》等。

《语石》：“风峪《华严经》，亦北齐刻。其地在太原西三里，砖甃一穴，方五丈，共石柱一百二十有六。”

其写刻之多，几过于儒家之石经矣。

* * *

[1]　晋太元中渡江至庐山，隆安元年来游京师。

[2]　其详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篇，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弗如檀亦西来之一僧，惟前表所举者多大师，此则转自中国西行僧徒之弟子耳。

[4]　其实不止此数，当是但计主名。

[5]　此可见嘉平以前，已以剪落为僧俗之别。

[6]　晋初人。

[7]　吴一，晋三十七，宋六十，齐二十六，梁九十六，陈十一。

[8]　神龟元年杜迁等。

[9]　景明三年高树、解伯都等。

[10]　神龟三年赵阿欢等。

[11]　孝昌三年临菑郡师僧达等。

[12]　武平三年雹水村四部道俗邑义等。

[13]　孝昌三年临菑邑仪。

[14]　正始元年高洛周等。

[15]　景明三年孙秋生等。

[16]　武定二年王贰郎绾法义三百人造像，武平二年比丘僧道略三百余人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