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季世，重清议而薄朝政，贵贱荣辱，朝野相反。故至魏、晋，有九品官人之法。

《魏志·陈群传》：“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文献通考》：“延康元年[1]，尚书陈群以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其武官之选，俾护军主之。……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各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以吏部审定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失及法弊也。”

朝廷用人，率依中正品第。

《文献通考》：“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廿二史札记》：“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

中正定品，三年一更。

《晋书·石虎传》：“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

多设访问，助之调查，并为品状。

《晋书·孙楚传》：“王济为太原大中正，访问论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又《刘卞传》称卞初入太学，试经，当为台吏四品，访问[2]令写黄纸一鹿车，卞不肯。访问怒，言于中正，乃退为尚书令史。

小中正有失，大中正当举发之，不得徇隐。

《晋书·卞壸传》称：“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没，其继母终丧，归于前夫之子，后遂合葬于前夫。壸劾之，以为犯礼害义，并劾司徒及扬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容徇隐。诏以式付乡邑清议，废终身。”

虽中正所黜陟，政府亦得变更之。

《晋书·霍原传》称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二品，司徒不过[3]。沈上书，谓原隐居求志，行成名立。张华等又特奏之，乃为上品。又《张轨传》称张华素重张轨，安定中正蔽其善[4]，华为延誉，得居二品。

然被纠弹付清议者，多致废弃。

《日知录》：“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5]

南北朝时，其风犹然。

《文献通考》：“梁初无中正制，敬帝太平二年，复令诸州各置中正，仍旧放选举，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不然则否。……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正始元年，乃罢诸郡中正。”又：“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

其制之得失，论者不一。举其得，则曰重清议（《日知录·清议》一篇言之甚详）；斥其失，则曰徇私情。

《文献通考》：“于时虽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郤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其为惩劝如此。其后中正任久，爱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渐弊。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上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皆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损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使是非之论，横于州里；嫌隙之仇，结于大臣，损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才德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载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于邪人之铨，损政之道四也。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给事殊方，而中正知与不知，将定品状，必采声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损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而论功报也。今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实功而崇虚名也，损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损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状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天下之人，焉得不解于德行，而锐于人事乎？损政之道八也。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然其中犹有一义焉，则所谓绅士政治是也。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王朝代之号如传舍然。使人民一仰朝廷君主之所为，其为变易紊乱，盖不可胜言矣。当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摇动，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

《陔余丛考》（赵翼）“论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一篇谓：“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以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云云。实则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廿二史札记》“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篇谓：“魏正始、晋永熙以来，皆大臣当国。晋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协、刘隗等为私人，即召王敦之祸。自后非幼君即孱主，悉听命于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至宋、齐、梁、陈诸君，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云云。亦可见自晋以来，绅士权力甚大，虽人君威福自己，而绅士自居高位，不屑为人主私人也。

九品中正之弊，专论门第，则高位显职，皆为世族子弟所得。虽无世袭之制，实有阶级之分。

《南史·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梁书·张缵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此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

《初学记》：“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至于位宦高卑，皆依家牒为断。

《南史·王僧孺传》：“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6]，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

州郡属吏，亦须辟引著姓。

《梁书·杨公则传》：“为湘州刺史，保己廉慎，为吏民所悦。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南朝如此，北地亦然。

《陔余丛考》（赵翼）：“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

甚至帝王虽宠其人，而不能跻之于士大夫之列。

《陔余丛考》：“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宏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语球，欲令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7]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冠军府参军主簿，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其为社会中一种特殊势力，殆尤过于古代之世族[8]。降至唐代，其风犹存。柳芳著论，至以此为魏、晋、隋、唐治乱兴衰之征。

《新唐书·柳冲传》：“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修改其书。帝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竞及冲，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开元初，诏冲与薛南金复加刊窜，乃定。后柳芳著论甚详，今删其要，著之左方。……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伦。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

其力崇贵族，正与今日各国盛奖平民者相反。至唐末五代，种族混乱，不崇门阀，其风始衰替焉。

* * *

[1]　魏文帝为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后又改为黄初元年。

[2]　赵翼曰，助中正采访之人。

[3]　即不准也。

[4]　当是抑置下品。

[5]　齐、梁、陈诏并云洗除先注，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

[6]　按《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州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疑即所谓七条征发之法。

[7]　按《宋书·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是球所拒者，为徐爰，非宏也。

[8]　春秋时代，世族专权，如鲁三桓、郑七穆之类，虽亦具有特殊势力，然发生于封建世禄之时代，无足异也。自秦以降，社会阶级已经铲除，无所谓平民贵族之别；而汉、魏以来，复造成此种阶级之制，斯可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