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季，由朴学而趋游谈，士之善谈论者辄获盛名，

《后汉书·郭太传》：“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又《谢甄传》：“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又《符融传》：“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褎，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

或为美语，相为题品，

《后汉书·党锢传》：“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儒林传》：召驯“博通书传……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1]。许慎博学经籍，“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或以核论，高下人物，

《后汉书·许劭传》：“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此一时之风气也。汉、魏之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裴松之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

《魏志》：“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时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庄》《老》。”

《魏氏春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而何晏、王弼等，遂开清谈之风。

《晋书·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日知录》：“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吏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有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

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

《晋书·向秀传》：“雅好老、庄之学……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名士达官，翕然倾响，不治世务，祖尚浮虚，

《晋书·王衍传》：“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又《乐广传》：“广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曰：‘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其为识者所叹美如此。”

故论者谓五胡之乱，由于清谈焉。

《日知录》：“讲明文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按魏、晋人之性质，当分数种。有志世事，横受诬污，以其清高，目为浮华，一也。（何晏、邓飏等事曹爽，志在强魏之宗室。司马懿以诡谲杀爽等，而世论多集矢于何、王，非确论也。）故作旷达，以免诛戮，不守礼法，近于佯狂，二也。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籍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于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风气既成，自矜领袖，一倡百和，以言取名，三也。正始之风，未必即肇永嘉之祸，求其因果，宜更推勘其曲折变迁，不可以一概而论也。

《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类》：“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据此，是阮籍以佯狂为谨慎，而晋代诸人则以狂荡为率真。其迹同，其心实大异也。

清谈者崇尚老、庄，则以任天率真为贵，推之政治，遂有鲍生无君之论。

《抱朴子外篇·第四十八诘鲍篇》：“鲍生敬言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故其著论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夫混茫以无名为贵，群生以得意为欢。故剥桂刻漆，非木之愿；拔鹖裂翠，非鸟所欲；促辔含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诈巧之萌，任力违真，伐生之根，以饰无用。捕飞禽以供华玩，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夫役彼黎烝，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则不如向无死也；让爵辞禄，以钓虚名，则不如本无让也。天下逆乱焉，而忠义显矣；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然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乱祸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疠不流，民获考终。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安得聚敛以夺民财？安得严刑以为坑穽？降及叔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起土木于凌霄，构丹绿于棼橑，倾峻搜宝，泳渊采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极其变；积金成山，不足以赡其费。澶漫于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远，背朴弥增。……造剡锐之器，长侵割之患。弩恐不劲，甲恐不坚，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无凌暴，此皆可弃也。故曰：‘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使夫桀、纣之徒，得燔人，辜谏者，脯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2]

反之者则又崇尚实务，勤于人事。

《晋书·卞壸传》：“阮孚谓壸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亦不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通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晋阳秋》（邓粲）：“陶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闻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

《晋中兴书》（何法盛）：“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

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谈者无以易也。”

盖时当大乱，人心不宁，或愤慨而流于虚无，或忧惧而趋于笃实，皆时会所造，各因其性而出之。而理想之高，事功之成，亦分途并进，不相掩也。

清谈有尚简括者，

《晋书·阮瞻传》：“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有尚博辩者，

《世说新语》：“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

时人至以此为南北之判。

《世说新语》：“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然自东晋以降，南方之人，实兼有南北各地之性质，不能以此断之。赵翼论六朝清谈之习，谓梁时讲经，亦染谈义之习。

《廿二史札记》（赵翼）：“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

此则清谈与讲学，颇有连带之关系，虽讲经义与谈老、庄殊科，其为言语之进化，则事属一贯。研究三国、六朝之风气者，不可不于此注意焉。

汉代有讲经之法，

《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魏沿其制，人主亦尝幸太学讲经。

《魏志·高贵乡公传》：“帝幸太学……讲《易》毕，复命讲《尚书》、讲《礼记》。”[3]

梁武之讲《孝经》，沿其例也。

《陈书·岑之敬传》：“梁武帝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

然后汉之时，师徒教授，有解说详富者，

《后汉书·杨政传》：“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

有倚席不讲者，

《后汉书·儒林传序》：“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4]

魏晋人之谈《易》，亦复不尚多言。

《管辂别传》：“邓飏问辂：‘君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何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晋书·阮修传》：“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

南渡以后，私庭讲习论难，犹病其多。

《世说新语》：“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

其后聚徒讲说者，乃盛见于史策。讲说之法，亦多标著于史。如：

《南史·伏曼容传》：“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学，诏曼容执经。……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厅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5]，生徒常数十百人。”又《严植之传》：“兼五经博士，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6]。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人。”又《崔灵恩传》：“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析经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又《卢广传》：“为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沈峻传》：“《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徐勉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又《张讥传》：“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整容而进，諮审循环，辞令温雅，帝甚异之。……陈天嘉中，为国子助教。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弘正屈于讥议，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7]

《北史·刘献之传》：“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讲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8]又《张吾贵传》：“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9]生徒怪之而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又《刘兰传》：“张吾贵以聪辩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惟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甚为精悉。……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南馆，植为学主[10]。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徐遵明传》：“教授门徒，每临讲坐，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至今，浸以成俗。”[11]又《权会传》：“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临机答难，酬报如响，由是为诸儒所推。而贵游子弟，慕其德义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邻家，昼夜承间，受其学业。会欣然演说，未尝懈怠。”又《樊深传》：“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又《熊安生传》：“尹公正使齐，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

且南北风气相同，均以敷陈义旨，演述周析为尚，是亦学术之一大进步也。

清谈所标，皆为玄理。晋、宋之际，遂有玄学之目，至立学校，以相教授。

《宋书·何尚之传》：“上以尚之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文献通考》：“宋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学。”

谈论者为玄言，著述者为玄部。

《南史·张讥传》：“讥笃好玄言，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欲精其学，亦至不易。

《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戒子书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

梁世盛加提倡，玄风遂尔广播。

《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

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盛治《老》《庄》，

《世说新语》：“支遁与许询、谢安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乃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高僧传》：“释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

《世说新语》：“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耶？’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之。’僧意云：‘谁运圣人耶？’苟子不得答而去。”

佛教之与吾国学说融合，由是也。梁、陈讲学，或在宫殿，或在僧寺，

《南史·张讥传》：“后主在东宫……令于温文殿讲《庄》《老》，宣帝幸宫临听。……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讥竖义。”

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

《陈书·马枢传》：“枢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

足见清谈讲学者，皆与佛教沟通，当时盛流，咸受缁衣熏染矣。

* * *

[1]　此在东汉初。

[2]　《抱朴子》成于东晋成帝咸和五年，鲍生之文，成于其前。

[3]　其词甚长不录。

[4]　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5]　古者讲学皆席于地，伏置之高坐，特异于众，故史著之。

[6]　此可见其时讲书贵有条理。

[7]　此可见当时讲经，听者亦多问难。

[8]　此可见当时讲经，须毕全部，方为究竟。

[9]　此可见讲经时，学生皆持本。

[10]　此可见地方讲学者有学主。

[11]　据此，似遵明之前凡讲书者不持疏解，至是始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