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文化，自周宣王时始开，

《诗·车邻·小序》：“《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郑氏诗谱》：“周孝王为伯翳能知禽兽之言，子孙不绝，故封非子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

文公时，始有史以纪事，

《史记·秦本纪》：“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

足见秦民开化之迟，盖虽居周岐丰之地，而其文教实别为一系统，与周之故俗不相衔接。（如《史记》称襄公用駠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文公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九年，得陈宝。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之类，皆非周之礼也。）其后之强，率以用客卿之故[1]，秦固无杰出之人也。商鞅、韩非皆务愚民，

《商子·垦令篇》：“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

《韩非子·五蠹篇》：“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不用文士，惟吕不韦稍好士，尚文艺。

《史记·吕不韦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然其书固类书之体，不足为一家言也。

秦既一统，始尚文教，使天下文字皆同于秦文。

《史记·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琅邪刻石》：“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而其时作者亦辈出。《仓颉》《爰历》《博学》诸篇，皆秦文也。

《说文序》：“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汉书·艺文志》：“《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虽小篆之字不多，似不敷用。

《说文注》（段玉裁）：“李之七章，赵之六章，胡毋之七章，各为一篇。《汉志》最目，合为《苍颉》一篇者，因汉时闾里书师，合为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故也。六十字为一章者，凡五十五，然则自秦至司马相如以前，小篆只有三千三百字耳。”

然当时书为八体，不仅用小篆一种。

《说文序》：“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而隶书尤约易，便于书写。

《说文序》：“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其功不独为秦统一之用，且为数千年来中国全境及四裔小国所通用。其体势结构，可独立为美术之一品，是亦至可纪念者也。

篆隶兴而古文废，犹不足为秦重也。所奇者，金石文辞，光耀海内；文字之美，与其流传之久，皆为史记所仅见，是岂不尚文教者所能乎？《始皇纪》载刻石凡六。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上邹峄山，立石，与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乃遂上泰山，禅梁父，刻所立石。”“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辞曰……其东观曰……”“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石门。”“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至今琅邪台铭文，犹存十三行，泰山亦存十字。

《语石》（叶昌炽）：“秦始皇东巡，刻石凡六。始于邹峄，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会稽，遂有沙丘之变。今惟琅邪台一刻尚存诸城海神祠内，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苓所拓精本，前后得十三行。翁、阮、孙三家著录者，皆是也。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岳顶玉女池上，后移置碧霞元君庙。乾隆五年，毁于火，今残石仅存十字耳。之罘、碣石、会稽三刻久亡。峄山，唐时焚于野火，当时即有摹本，杜诗所谓‘枣木传刻肥失真’者也。”

而他石拓本钩摹影印者，世尚有之。二千一百余年之古刻，证据极确，非檀山石刻及石鼓之出于推测者可比。世人虽极斥秦，于此独宝存之，知其文字之美，为千载所共推矣。三代金文最多，至秦始尚刻石，亦可见秦之各事，皆不蹈袭前人，大书深刻，悉李斯、王绾等之意匠也。然秦以刻石著，亦非不善镂金，其权量刻文，尤极精美。

《陶斋吉金录》载秦铜权十八，椭量四，方量一。

学小篆者，近且由秦石而进言秦金。是秦之文学美术，不惟不逊于三代，甚且过之矣。顾亭林论秦刻石，谓其坊民正俗之意，未始异于三王。

《日知录》：“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碣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感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著之于燕、齐，而独著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观其刻辞，固可见秦之注重民俗，而辞中所言多男女并举，尤为秦俗男女平等之证。夫淫他室，杀者无罪，是秦人初不专责女子以节义也。责女子以节义，而视男子之淫泆若无睹，是鄙秦者，乃真未喻秦代法制之意也。古俗不禁女子改嫁，亦无旌表守节之事。考守节树坊之始，盖本于始皇之奖巴寡妇清。

《史记·货殖列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然其筑台而客之，以清能用财经营事业，为女子之杰出者，似不徒专以其为贞妇也。

秦之为世口实者，曰“焚书坑儒”。此文化史上最大之罪恶也。然刘海峰《焚书辩》为秦平反，最得事理之实。

《焚书辩》（刘大櫆）：“《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何则？李斯恐天下学者道古以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之语，其法至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而吏见知不举，则与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职，诣守尉杂烧之。’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昔萧何至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于秦博士所藏之书，独不闻其收而宝之。设使萧何能与其律令图书，并收而藏之，则项羽不烧，则圣人之全经犹在也。”

且据《汉志》，秦于诸经，亦未尽燔。

《汉书·艺文志》：“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秦之博士甚多，

《汉书·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其遗献皆能优游论著，

《秦献考》（章炳麟）：“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识于太史公书者，叔孙通、伏生最著。仆射周青臣用面谀显，淳于越相与牴牾，衅成而秦燔书。其他《说苑》有鲍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2]，其骨鲠次淳于。《汉书·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作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3]。最在古传纪，略得八人，七十员者九一耳。青臣朴樕不足齿，其七人，或直言无挠辞，不即能制作，造为琦辞，遗令闻于来叶，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纂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等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从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然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

（按《集韵》引《炅氏谱》：“桂贞为秦博士，始皇坑儒，改姓昋。”宋濂《桂氏家乘序》亦述其事。是秦博士尚有一桂贞。）及孔鲋为陈涉博士，亦秦时人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第执“焚书坑儒”一语，遽以为秦之对于古代文化摧灭无余，是实不善读史耳。

秦法，民之欲学者，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吏主行政，师主教育，二者似不可兼，且专以法令为学，学之途尤隘矣。而章实斋盛称其法，谓为三代旧典。

《文史通义》（章学诚）：“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外，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专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耳。”

盖以吏为师，犹能通知当世之务，视专读古书而不知时事者，其为教犹近古而较善耳。周代教民，最重读法，汉之学童，亦籀尉律。

《说文序》：“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段玉裁曰：“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即缮写至九千字之多。”

是周、汉皆使人民学法令，以吏为师也。秦法虽亡，其遗文犹存于汉律。

《汉书·刑法志》：“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言法律者，溯其渊源，不能外乎秦律；虽谓秦吏所授止于法令，其关系亦至巨矣。（按吾国刑法，见于《书·尧典》《吕刑》及《周官·司寇》职文者，均刑律之渊源。春秋时复有刑书，然不名律。言律，实始于秦。按《唐律疏》，魏文侯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4]。商鞅传授，改法为律[5]。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6]。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齐，并刑名法例为名例；后周复为刑名；隋因北齐更为名例；唐因于隋，相承不改。此吾国旧律传授之源流。自宋迄清，亦多沿唐律。至清季始改定新刑律，因吾国之习惯，采欧洲之法意，然亦未能尽变旧法也。）政府立法，恃国民之推行，民力不充，虽有良政府亦无如之何。民能自立，政府虽强暴压制，亦不能阻其进取也。吾观秦史，颇见秦民进取之迹。如：

《汉书·高帝纪》：“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史记·货殖传》：“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众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由此推之，秦时南越、滇、蜀，皆赖中夏之民为之开化。尉佗之文理，卓氏之筹策，特其著者耳。吾国人民之优秀实冠绝于四裔，虽为政府强迫迁徙，亦能自立于边徼。故秦代谪戍移民之法，虽在当时为暴虐，而播华风于榛狉之地，使野蛮之族皆同化于中县，其所成就，正非当时政府意计所及也。

* * *

[1]　见李斯书。

[2]　《至公篇》。

[3]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4]　注：“盗法，今贼盗律；贼法，今作伪律；囚法，今断狱律；捕法，今捕亡律；杂法，今杂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5]　注：“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6]　注：“户者，户婚律；兴者，擅兴律；厩者，厩库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