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的基本理论，和现代的社会理论，非常接近。凡我们现在所认为社会基本的许多概念，如邻落社会（neighborhood community），共同利害（common interests），互相倚赖（inter⁃dependence），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社会交通（social communication），社会互助（mutual aid），社会道德标准（socio⁃ethical standard），乃至渐次落伍的机体比证（organic analogy）都可以从乡约条文里面找出。不过吕氏乡约的创造人，兴趣不在学理方面，而在实用方面，所以基本的概念虽然都有，而理论的发挥却是没有的。然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四条约文，以及“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这一段启事，对于社会组织，农村组织的基本理论，也可以说是发挥尽致了。他们认定邻里社会，乡党社会是一个整体，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认定他们为一种社会，一种共同社会，一种地方共同社会（community）一样。整个里面的分子，他们的休戚相关，利害相同，正如一个身体，手要靠脚，脚要靠手，手不能无脚，脚不能无手一样；也正如一个人家，兄要靠弟，弟要靠兄，兄不能无弟，弟不能无兄一样。他们只能共生共存，共倚共赖，而绝不能单独生存于世界。这种家庭思想，在中国固然是极端发展；这种家庭比证，在中国也是十分普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世界社会的一种比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安内攘外的一种比证。不过乡里社会人数既少，关系极密，那种共同利害的程度，共同生活的程度尤其显著。“不可一日无之”，自然说得太过一点；不过社会合作可以增加社会效率，人民幸福，那是没有疑问的。
吕氏乡约的基本主张，在树立共同道德标准，共同礼俗标准，使个人行为有所遵守，不致溢出标准范围以外。这种步骤在礼学里面，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因为前此的礼学，不是以个人的资格，身体力行，希望无形中可以感化民众；便是以官吏的资格，出来提倡，希望有形中可以感化民众。从没有一定的标准，共同的标准，使大家可以遵守，易于遵行。吕氏乡约的约文，只是吕氏兄弟“躬行礼义”的结晶，关中学者提倡礼学的集成。他们自己实践以后，家庭举行以后，朋友研究以后，还以为不足，要想变成具体的标准，有形的标准，团体的标准，社会的标准，希望从本乡到蓝田，从蓝田到关中，从关中到天下后世。虽然他们的志愿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的标准没有十分普遍，然而乡约在中国这千年来的影响，也不在其他制度之下。其实道德礼俗的标准，本也不能统一，不必统一；因为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背景，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孔孟的学说都不能尽合现代环境，何况乡约！我们只承认吕氏乡约为一切社会道德标准的源泉，一切社会道德标准的标准；我们不敢希望吕氏乡约普遍全国，我们更不敢希望吕氏乡约继续万年。
吕氏乡约的第一个特色，是以乡为单位，而不是以县为单位。乡为社会的自然单位，基本单位。无论什么事业，都要从乡做起，才能根基稳固。横渠作县令，希望身体力行，化及全县，结果只有一县的感化，暂时的感化。荆公行新法，开始只是京兆一路，不久便遍行全国，结果不是敷衍塞责，便是变本加厉，良法变成恶法，助民反以殃民。下层组织不完善，上层组织虽然冠冕堂皇，炫耀一时，不久也是要倒的。正如一座壮丽的大厦，建筑在沙泥的基础上，看他炫耀得几天。由上而下的政治，由上而下的运动，距离愈远，关系愈疏，监督愈难，成绩愈劣，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奈何欲以一人之智力，数年之光阴，达到一切穷乡僻壤！孔子的一贯政策，是修齐治平，由小而大；老子的一贯政策，由身而家，由家而乡，由乡而邦，由邦而天下，也是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和叔身体力行，吕氏一门礼义，推而至于蓝田乡约，推而至于关中风俗，岂不是和孔子，老子由小而大的主张根本相同吗？这个大小上下的政教程序，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大矛盾，在理论上天天讲修齐治平，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在实际上天天行官治主义，由大而小，由上而下。乡约绝对从小处着手，新法绝对从大处着手，同受《周礼》影响，同在熙宁时代，相差竟至如此之远；假使荆公能采用乡约的精神，新法至少可以行于若干乡里；假使后世能采用乡约的精神，民治至少已经有了相当根据。
吕氏乡约的第二个特色，是由人民公约，而不是由官府命令。这个特色自然和第一点有密切的关系，拿乡作单位人民可以缔结公约，拿县作单位政府便可以行使威权。所以要避免政府干涉，最好是以乡为单位，要想竖立人民自治，也最好是以乡为单位。不过中国人民的不能自约，不能自治，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所谓政教合一的传统政策。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那是多么古雅的成句；行政学术化，学术行政化，政治和教育打成一片，教育和政治打成一片，那又是多么新颖的口号。政教合一的结果，就是柏拉图所梦想的哲人政治，中国曾经实行的学者政治。就拿熙宁时代来讲，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氏兄弟固然是有名的学者；就是富弼、韩琦、文彦博那一班元老也都是硕彦鸿儒；连神宗自己也不能说是不学无术。结果怎么样，智识阶级永远和政府打成一片，永远和人民分成两体；智识阶级不是作官便是教书，人民不是作工便是耕地。真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截然两种阶级；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统治阶级。在当时固然是天经地义，没有人敢加以质问，没有人敢加以否认。然而现在的呼声，似乎又变了一个方向，到民间去，到田间去，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知识分子参加民众运动，一切一切都是吕氏乡约的精神。不参加政治，不利用政权，不拿政府的威权来提倡，不拿官吏的资格来提倡，这是吕氏乡约和荆公新法不同的地方，也是吕氏乡约和明道、古灵、横渠、天祺一切地方政绩不同的地方。乡村是人民的乡村，社会是人民的社会，大家有了了解，大家有了契约，才能办理乡村的事业，维持社会的礼教。一个人的法则，一个人的热心，自然也是相当的效果；然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学者政治，领袖政治只会有暂时的效果，而不会成为社会的制度。(19)
吕氏乡约的第三个特色，是局部参加，自由参加，而不是全体参加，强迫参加。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社会里面，只有两种组织：一种是地方组织，一种是事业组织。地方组织以地方为根据，凡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都是自然的属于地方组织，既用不着正式参加，也不能正式脱离。事业组织便以事业为根据，凡同情于某项工作，某种事业的人民，可以自由团结起来，去办理他所要办的工作，所要兴的事业。吕氏乡约在最初的开始，便是一个事业组织，一个自由组织，一个局部组织，谁高兴的可以参加，不高兴的可以不参加，参加而不高兴的也可以退出，参加而不努力的并且可以革除。当然这是一个优点，不过同时也是一个弱点；自由组织可以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士，然而不志同道合的人士，就可不管吗？乡村好像一个人体，一个家庭，休戚相关，利害相关，不要说有一二十坏人，就只有三五个坏人，全村的生活就要受极大的影响。然而谁又能强迫全村人人参加，谁又能强迫坏人个个改良呢！在官治全盛的时代，除了政府，除了官吏，谁也没有这个权限。所以吕氏乡约是一个自由的组织，南赣乡约便成为强迫的组织；吕氏乡约是一个局部的组织，南赣乡约便成为全村的组织。好在现在民权逐渐伸强，政府固然可以强迫人民，人民也可以强迫自己，吕氏乡约的困难，可以说是不解自决了。
吕氏乡约的第四个特色，是成文法则。农村社会本来是一种亲密社会，一种习俗社会，一切成训习俗，都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之于文字，见之于契约。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只讲礼而不解法，只讲情而不讲理，成文法则的发展尤其迟缓。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还不知法则为何物，只依照他们的父祖遗传，社会习俗去生活。不过口头的传授，一来并不清楚，二来易于遗误，所以十里不同俗，百年以后也许面目全非，甚至违反原来的意向。尤其是比较先进的社会，人类关系日多，行为标准日杂，假使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成文的标准，恐怕社会秩序更不容易维持，社会合作更不容易取得。二十世纪的农村，除了中国以外，欧美日本都已有具体的方案，严密的组织，一则便于仿行，二则便于持久，三则便于由小而大，向上发展。一村之间还可以口头相传，世代相守；十村、百村、千村、万村之间，便不能不有比较具体的法则，成文的法则。由人民自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当然吕氏乡约并不是全体人民的手笔，全体人民也不能起草共同的契约，吕氏兄弟只算是乡约的发起人，起草员，而全约人民才算是乡约的主人翁，实行者。官治由政府官吏提倡，自治由人民领袖引导，官治自治的分别，也只争这一点。
吕氏乡约的约文共分四款：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注意在个人的道德作业，前者注意正面，后者注意反面。到了礼俗相交，便发生人和人中间的关系，人和人中间的接触——社会接触或是社会交通。不过这种接触还是表面的，敷浅的，一定再进到患难相恤，才有真正的社会合作，团体活动。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约言，我们的信条，怎么样去遵守，怎么样去实行，又是一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去管他。我们暂时所要知道的，只是约文的本身，我们暂时所要讨论的，只是约文的优劣，其余的以后再说。
德业相劝这一条的下面，德和业在约文里面是分开的。照我们的普通见解：德应该是道德，关于对人而言；业应该是作业，关于对事而言。不过德的下面有“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业的下面也有“事父兄”“教子弟”“事长上”“御僮仆”各项。其实，业的内外两种：“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和德的全部，没有多大区别。惟有业的后部，“读书”“治田”“营家”“济物”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之类”，才是真正的对事，才是真正的作业。德的项目共有二十一条，不过那并不是二十一种不同的德行，有的是普通德行，有的是特殊德行，有的对人，有的对事，有的对内，有的对外。我们现在勉强分出八大类：
（1）见善必行，闻过必改 （2）能治其身，能治其家 （3）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 （4）能睦亲故，能择交游 （5）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 （6）能救患难，能规过失 （7）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 （8）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第一类是普通的德行，正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而言；第二类也是普通的德行，从修身，齐家方面着想；第三类是家庭里面的特殊德行；第四类是家庭外面的特殊德行；第五类是经济方面的特殊德行；第六类是对患难相恤，过失相规两条约文而言；第七类似乎是社会方面的特殊德行；第八类似乎是政治方面的特殊利益。其实德业两方的条款，也可以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列举，像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条款一样。过失是反面，礼俗是表面，患难是非常局面，都弄得一条一条，清清楚楚；而正面的德行，基本的德业，反前后重复，左右支离，不能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标准立一个基础，成一个系统，使天下后世有所感悟，有所遵从，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原文的辞句方面，也不十分整齐；譬如“能为人谋”和“能为众集事”排在一块儿，便失去全部对仗的精神，所以朱子改为“能为人谋事”。业的“居家”“在外”两部反为主体；“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反为附属。所以陈宏谋改编朱子增损乡约的时候，便将“居家”“在外”两部删去，而以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等等，作为业的本部。
过失相规是德业相劝的反面，德业不相劝便是过失，过失不相规也是过失，乃至礼俗不相成，患难不相恤，都是过失。这都是犯约之过，其罚较轻，如不修之过。不修之过是犯约以外的许多轻过，共有五条：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戏怠惰，三曰动作无仪，四曰临事不恪，五曰用度不节。每过皆有小注，注明他的详细性质。其实不修之过，还是各种标准的反面，交非其人便是能择交游的反面，游戏怠惰便是正当德业——勤——的反面，动作无仪，便是礼俗相交的反面，临事不恪和游戏怠惰相差不多，用度不节便是另一种正当德业——俭——的反面。惟有犯义之过，那种反社会的趋向，不道德的意义，比较的显著一点。犯义之过共分六类九种：第一类酗博斗讼四种，第二类行止逾违一种，第三类行不恭逊一种，第四类言不忠信，第五类造言诬毁，第六类营私太甚。这三大类过失——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以及犯义之过，纲目虽然比较分明，排列也比较清楚；然而可以合并，可以增加，可以减损的地方还是很多，不能认为理想的约文。
其实吕氏乡约内容最空、布置最劣的部分，还是礼俗相交一条。全条约文，既不如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分门别类，纲举目张，也不如德业相劝的德业分别，排列整齐，只提出“凡行婚丧葬祭祀之礼”“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凡遇庆吊”“凡遗物”“凡助事”五款。婚丧葬祭祀之礼，并没分别列举，只说“礼经具载，亦当讲求”；所载何文，载在何经，如何讲求，都没有提到。底下：马上退步，“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表示礼经所载不易遽行，家传旧仪亦可勉行；“甚不经者，当渐去之”，何者不经，何者当去，何者先去，何者后去，他都没有告诉我们。这简直不像一条约文；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要去讲求，那样可以修正！第二款“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底下只有“当众议一法共行之”八个大字，放在约文的里面，实在有一点丢丑。第三款“凡过庆吊”，第四款“凡遗物”，第五款“凡助事”款文比较长一点，也有几个具体的建议；不过那一百二百的细则，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价值。
假使没有吕氏乡仪出来补充，吕氏乡约的第三条，一定成为白璧之玷，替吕氏乡约减色不少。因为有了吕氏乡仪，礼俗相交的缺憾，自然可以充分补足而有余。朱子对于礼俗相交一条，大事修改，有条有理，不紊不杂，也并不是朱子独出心裁，而是乡约乡仪的合为一气。吕氏乡约由晋伯署名，当时以为晋伯所草，固属情有可原；吕氏乡仪由苏炳（字季明）作序，而当时便题苏氏乡仪，真是岂有此理。假使朱子不细心翻阅和叔文集，和叔对于乡约乡仪的贡献，岂不是湮没无闻？我们感谢朱子增损乡约约文，使之成为完璧；我们感谢朱子提倡乡约制度，使之化行南宋；我们更感谢朱子找出乡约乡仪的真正作者，乡约乡仪的真正面目。在朱子所考定的吕氏乡仪，共分宾仪、吉仪、嘉仪、凶仪四种；里面有家庭的礼节，也有社交的礼节，大约是吕氏家仪的扩大，礼仪经典的缩小，成为这样一个简而易行的乡仪。所谓吕氏乡仪，所谓吕氏乡约，似乎是全族所采用，全族所约定，所以应该是吕氏全族的乡仪，吕氏全族的乡约，而并不是吕氏兄弟的家仪家约，吕氏一家的家仪家约。
乡仪四款之中，宾仪最繁，共列十五种之多，多半关系社会交际，所以多为朱子采用，去充实礼俗相交的约文。宾仪十五种名称秩序如下：
（1）相见之节
（2）长少之名
（3）往还之数
（4）衣冠
（5）刺字
（6）往见进退之节
（7）宾至迎送之节
（8）拜揖
（9）请召
（10）齿位
（11）献酢
（12）道途相遇
（13）献遗
（14）迎劳
（15）饯送
当然这十五种宾仪，不能代表一切的社会交际礼节，语句也未必一致，排列也未必整齐，然而对于日常生活，普通社交，也还可以通用。中国号称礼让之邦，我们也自诩“上国衣冠”；其实社会交际礼节，因为没有专门著述，现在反落在欧美的后面，我们读了千载以前的吕氏乡仪，又不知作何感想！吉仪共分四种：一曰祭先，二曰祭旁亲，三曰祭五祀，四曰祷水旱。前二者属于家庭宗教，后二者行于家庭以内，并不是关系社会的乡仪，所以朱子并没有采用。嘉礼只有二种，一昏一冠；冠礼久已不行，昏礼多目为家礼，朱子也没有采用。其实吕氏乡仪所载的吉仪嘉仪，并没有把礼节写出，只说应该如此，应该如彼，教乡里何以实行！凶仪亦有二种，一吊哭，一居丧；描写颇为详尽。不过二者之中，居丧为家庭礼仪，吊哭才是社会礼仪，所以朱子只采吊哭而不采居丧。大约吕氏乡仪由家仪扩大，所以关于家庭礼节颇为不少，社会礼节只占一部。其实家仪和乡仪的性质完全不同；家仪只及家庭的礼节，乡仪只及社会的礼节。家仪不可混为乡仪，乡仪亦断不可用为家仪。
其实吕氏乡约条文最完美，最整齐的还是最后的患难相恤一条。患难相恤的项目共有七款：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每项的下面，都有相当的解释，和具体的办法。这一种救灾恤邻的办法，极似孟子的“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主张。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研究，互助主张，和这一条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克鲁泡特金所研究的社会，是一种原始社会；所考察的互助，是一种原始互助。那种互助的存在，完全在传统和习俗里面；那种互助的原动，完全在邻里情感里面：既没有一定的标准，也没有一定的方式。所以到了现代，具体的经济合作，具体的社会合作，就代原始互助而生，成为现代农村主要的生命了。乡约患难相恤的办法，虽然不如现代合作的章则完备，组织严密，然而比起原始互助来，又似乎是进了一步，似乎可以图谋久远。它没有原始互助的散漫，同时又能保存原始互助的情感，或者不至于像现代经济合作一样，目光完全注在经济，而把其他的社会合作忘却，亲爱精神忘却。
患难相恤里面所列举的七项，每一项可以说是代表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实际问题，需要我们通力合作，不像德业，过失的那样空泛，不容易见诸实行。老实讲起来，农村社会里面的重要问题，除了儿童教育和经济合作以外，差不多都包含在这些条款里面。水火就是现在的防河工作、治河工作、防火工作、救火工作。盗贼一方包含小盗，一方包含大贼：小贼由警察，看青（华北农村一种保护青苗的人），园丁去巡查；大盗由保卫团，联庄会去抵抗捕捉。疾病在积极方面有健康运动，有卫生工作；在消极方面有医生诊视，有药物治疗。死丧在私人方面有施材施地，在社会方面有公墓公祭。孤弱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儿童幸福。诬枉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息讼公断。贫乏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慈善救济。我们暂且不说积极方面的教育建设、经济建设，以及精神方面的宗教问题、娱乐问题；消极方面的农村改造，可以说应有尽有。这种患难相恤的精神，不惟行之约内，并且行之约外；所以本条后面，附有“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更合乎现代地方组织的办法。
我们很可惜吕氏乡约没有把教育、经济包在里面；我们很可惜吕氏乡约没有把农村事业打成一片，连现成的保甲、青苗都不知道去利用。自然吕氏兄弟他们的想法，他们注重的是道德，是礼俗，社会的精神方面，亲爱方面。所以和叔答刘平叔书：“至于孝弟忠信，动作由礼，皆人所愿，虽囗有不勉，莫不爱慕，今就其好恶囗之相劝相规而已”；又说“至囗礼俗患难，人情素相问遗恤，间囗有惰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参酌贫富所宜，欲使不废”。(20) 他们为什么单从道德礼义去看，而不从整个农村下手，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在学术上偏重礼学，在实际工作里面自然会注重礼义——一方面是人生生活的张本，一方面是人类行为的节制；其他的生活，其他的事业，都是标而不是本，客而不是主，忽略一点也是不大要紧的。当然这种极端唯心主张，在现代不容易取得唯物主张者的赞同；不过在千年以前的社会里面，是没有什么反对的。何况“庠序则有学规，市井则有行条，村野则有社案”（《致刘平叔书》），都和乡约的办法相差不多，连“小民有所聚集，犹自推神头行老之目”见《答仲兄书》。乡约并不是一个万能的组织，一个万有的组织，只在道德方面，礼俗方面，分工负责，希望可以同其他的社会组织，共同担任农村的事业。当然一切组织的上面，还需要一个太上组织，去综理一切的农村事业，去调剂一切的农村关系，像外国现有的农村地方组织（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中国现有的村公所似的；不过，那又牵到政治的漩涡去了。
中国政治的传统方案，是由上而下，由大而小。要想宰制一切，就得爬上政治舞台；要想自己主动，就得脱离政治关系。所以吕氏乡约宁愿自己主动，不愿牵入政治漩涡，以免受人指挥；宁愿担负一部，不愿宰制一切，以免引起纠纷。青苗、保甲便是乡约一个前车之鉴，他们行之于州县还可勉强通行，他们施之于全国便弊端百出。乡约固然不敢效法青苗、保甲，用政治的力量去推行，连人家已经推行的青苗、保甲，也不敢酌量采入。一方面也许他们有门户之见，学派之争：唯心学派，礼学学派，地方自治学派，要提倡人民公约，提倡道德改善；唯物学派，经济学派，国家社会主义学派便要提倡经济改善，秩序安全，并且要利用政治的力量去推行。那个时代的知识阶级，要想提倡一种社会改造，要想参加一种民众运动，实在是阻力横生，障碍百出。吕氏乡约这样避免政治关系，这样偏重道德关系，人家都要“过加论说，以谓强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顺；非上所令而辄行之，似乎不恭”见《答刘平叔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怪和叔大发牢骚以为“善无大小，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则上下厌服而不疑；今不幸而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见上。假使乡约里面再加上教育、经济、青苗、保甲，恐怕有人会以为吕氏兄弟在那里私自行动，图谋不轨呢！
上面讲的只是乡约的理论和约文，而对于乡约的组织、集会、赏罚以及实际推行的状况，还没有提到。吕氏乡约最初的组织，是极端简单，正和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相反。保甲制度和捕捉盗贼有关，和攻守军事有关，没有严密的组织，不能内清奸宄，外御强梁。道德工作便用不着什么严密组织，许多集会讨论，只有一两个公正领袖，一两次简单集会，便可达到劝善规恶的初衷。所以吕氏乡约只有约正一人或二人，由约众公推正直不阿的领袖主持，专门主持善恶的赏罚。此外有直月一人，一月一更，依年龄长少轮流服务，去管理记录、款项、聚餐、集会一切杂事。集会每月一小集，具食，每季一大集，具酒食，由直月轮流预备。凡各种善恶的书籍，赏罚的执行，都在大小会集中举行。善行的奖赏，只有书籍的办法，恶行的处罚，除了书籍以外，还可罚钱，最后的惩罚是除名。犯义之过，其罚最重，由三百至五百；不修及犯约之过则较轻，只罚一百至三百。不过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而不行罚。轻过再犯，规之不听，听而复为，都和大过一样，立即行罚。大约这些善恶的书籍，以及罚则的执行，都由约正公平处理，不必取得大众同意。惟有不义已甚，士论不容，及累犯重罚的事件，才提出众议，或设法惩罚，或断然革除。
这些善恶的大小，赏罚的轻重，我们自然无从讨论，也不必仔细讨论；不过我们要问书籍是不是一个好办法，罚钱是不是一个好办法，除名是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以知道这人作善，那人作恶，这人有德，那人有过，怎么才叫作见善必行，怎么才叫作闻过不改？本来善恶、道德、过失各种问题，有时比较具体，还可以斤两计较；有时便十分模糊，没有法子证实。譬如酗酒、赌博、斗争、诉讼，乃至鸦片、吗啡等问题，我们不惟可以耳闻目击，并见有时可以指出数目轻重。行止逾违，行不恭逊，便有一点模糊；能事父兄，能教子弟，叫我们到哪里去找标准呢！道德善恶本来是无形的标准，就应当用无形的感化；书籍，罚钱已经落了痕迹，除名更是绝人于善。老子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有一点高不可攀，然而未尝没有一点真理。精神事业是互相感动的，互相传染的：一个人可以感动十人百人，传染十人百人；十人百人又可传染千人万人……以至无量数的人群。所以曾国藩以为风俗之厚薄，在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此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曾国藩《原才》。横渠谓“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未始非和叔个人“躬行礼义，久则至焉”的结果。乡约约文已著形迹，书籍，罚钱又有什么效果！道德制裁的结果，使人不愿为恶；法律制裁的结果，使人不敢为恶；我们赞许乡约的始意，却不敢赞同乡约的罚则。所以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毅然将罚则取消，而只留善恶两籍以纪善恶；善籍可以朗诵，而恶籍则只可默观，以收隐恶扬善之效。
关于除名问题，关系更为严重。假使乡约为全乡公约，便无所谓参加除名；假使乡约必需个人同意参加，自然可以团体同意拒绝，也可以团体同意除名：不过，那便成了一部人民的私约，而非全乡的公约。乡村人口稀少，集合不易，就是全体参加，犹且不易维持；只有一部参加，自然更形单弱。一部参加的结果，小之可以减杀团体力量，大之可以分化农村组织，你为你，我为我，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势均体敌，旗鼓相当，还有什么事情可作，什么成绩可言。在乡约团体里面，固然可以除名了事，免除种种纠纷；然而他们还是乡里乡党，还有共同利害，实际上是无法分离的。一个农村社会是一个整体，烂手连累好手，烂脚连累好脚，乡约外面的恶劣分子，自然还要连累乡约里面的优秀分子。独善其身的办法，在一家里面固然办不到，在一村里面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固然不应当为恶俗所沾染，我们也不应当弃子弟于化外，只要有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操守，只有我们同化人家，没有人家同化我们的。除非是罪大恶极，不可救药，应当由政府法律处理以外，其他人士都有可化的机会，都无决绝的理由。
吕氏乡约是中华民族破天荒的第一次民约，我们不敢希望中国民治一蹴即成，我们不必苛求吕氏乡约百端俱备。在圣君贤相互相标榜的时代，在青苗、保甲横行乡里的时候，人民有这一点元气，有这一点活动，实在是难能而可贵。我们生在二十世纪，君权完全推翻，民权完全竖立，我们人民的生气在哪里，我们人民的活动在哪里，我们对不起二百年以前的民约，我们对不起千载以前的乡约。不过这一点小小的人民公约，理论上会不会发生效果，实际上有没有发生效果，我们也得简单的讨论一下。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许多次，乡约制度的根本政策，是中国的传统感化政策。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感化政策有没有效力，怎样才能发生效力，怎么才能维持永久。感化政策的效力，我们自然不能用统计的方法去计算，然而人心的可以感动，那是无可疑问的。不要说在讲情讲礼的中国是如此，就是讲法讲理的外国也是如此；不要说在讲情讲礼的中世纪是如此，就是讲法讲理的二十世纪也是如此。现代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固然含有许多感化的成分；就是罪犯的处置，也渐渐的丢弃刑罚政策而利用感化政策。刑罚政策是治标，感化政策是治本；刑罚政策是治形，感化政策是治心；刑罚政策是追究于既往，感化政策是防患于未然。所以社会工作专家，常说一两的预防，等于一斤的医治；而社会工作专家里面的犯罪学家，尤其是主张感化政策最力的人物。就是在社会方面，政策方面，感化的力量也是未可厚非。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甘地之所以成为甘地，莫沙里尼之所以成为莫沙里尼，一方面自然有他们的学术知识，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有真人格，有真性情，可以感人，可以动人。讲到研究科学，自然要有冷静的头脑，理智的决断；讲到社会工作，便要在科学的外面加上宗教，理智的外面加上感情。纯情感固然是盲人瞎马，暴虎冯河；纯理智又何尝不是空中楼阁，纸上干戈呢！
我们姑且承认感化政策是有相当效力的，第二步便要问怎么样才能发生效力。感化政策的实行，不能绳以虚文，见之外表，更不能计较斤两，度量尺寸。一定先有一个感化的中心，然后才有感化的波浪，逐层推进，以至于无穷。正如水波的外展，电流的四射，都是一层一层的向外推送，一直到水尽电穷的时候为止。这个感化的中心，也许是一个个人，也许是一个团体，他们的品德愈高，团结愈坚，他们放射出来的波浪力量愈大，速度愈大，距离愈远。海司（hayes）所认为三大行为之一感情放射（sympathetic radiation），便是代表这个程序。当然外界的环境，对于感情放射的力量、速度、距离和时间，也有莫大的影响：环境发生助力，则放射力量大而快而远而久；环境发生阻力，则放射力量小而慢而近而暂。不过中心力量的大小、浓淡，对于放射力量的大小、快慢、远近、久暂，影响尤其重要。不过单有领袖而没有制度，感化的效力要随领袖为转依；领袖在这里自然是有效力，领袖不在这里便风平浪静，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徒法固不足以自行，徒人也不足以持久，先有领袖，后有法制；先有领袖的提倡，后有法制的维系，然后才能行之天下，传之后世。吕氏兄弟是死了，关中礼俗也完了，然而乡约制度至少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比起濂溪、明道、横渠、古灵的德政，又不知多了几千百倍；这是吕氏兄弟的功劳，也是吕氏乡约的功劳。
至于吕氏乡约在当时有没有发生实际效果，因为年代湮远，记录稀少，我们实在不容易下一个肯定的判断。吕氏兄弟的行为品格，在关中风俗有相当地位，那是无可疑问的。吕氏兄弟承横渠的衣鉢，一面讲求学理，一面实行礼俗，直接受他们教诲影响的人当然不少，间接受他们感化改善的人自然更多。胡安定弟子至一千七百余人，陈古灵弟子亦过千人，吕氏兄弟同在横渠门下的朋友，以及吕氏兄弟及门弟子的数目，一定也不会少的。和叔躬行礼义，久而弥笃，感化后进的能力，自然也会特别伟大。横渠谓“秦俗之化，先自和叔的力”；范育谓“朋友信之，乡党崇之”；自然难免没有过誉的地方，然而也不能毫无根据，信口开河。不过乡约约文的本身，到底有多大效果，又是另一个问题。乡约告成于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十二月，而和叔死于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六月，中间只有五年半的光景。这五年半里面，和叔又曾监过凤翔船务，也曾随征西夏，所以实际住在乡里，亲身提倡乡约的日子也是不多。大约除了他们的本乡以外，旁的地方还没有采用这种约文；就是他的本乡乡约，外人固然非议不少，就是里面也不见得精神一致。我们只消仔细分析和叔致伯兄、仲兄和刘平叔的三信，便可得到一个间接的结论。致伯兄的信讨论入约出约的问题；入约固然很多，出约的大约也不少。致仲兄和刘平叔书便表示外界传闻，惊为异事；平叔疑为不恭不顺，仲兄惧罹党祸，甚至要他放弃乡约，出来游宦，或者改为家仪学规，以合时俗。和叔对仲兄的牢骚，“而在上者不体悉子弟之志，必须从己之令，则亦难为下矣”；和叔对于刘平叔的牢骚，“今不幸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一方面固然表示外界的怀疑态度，一方面也表示和叔的自信心理。
一个人民自治、人民公约的乡约，在一个国家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里面产生，外面阻力的环境，那是意料所及的。民国成立几年以后，北京政府还禁止合作社的成立；十几年以后，孙传芳还枪毙提倡佃农组织的教师。吕氏乡约没有明文禁止，吕氏兄弟没有公开处死，已经是吕氏乡约的万幸，吕氏兄弟的万幸。只要他们不斩草除根，留得一个根芽在那里，迟早会要发出的！金人到了关中，关中风俗为之扫地，吕氏乡约也根本消灭；然而到了朱子手里，又开起花来，到了王阳明、吕新吾手里又开起花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吕氏兄弟个人的影响在当时的关中，吕氏乡约制度的影响在天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