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社会学的人来做考证的工作，当然是不十分合宜的，不过有时又不得不做。我们尝说历史学家的止点，便是社会学家的起点；因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寻求真实的史料，社会学家的目的便在应用已有的史料，去推求前后的因果乃至社会的原理。假使史料内容极少，错误极多，而又没有史学专家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不是史学专家的人们，也不能不出来献丑了。吕氏乡约是一切乡约的源泉，我们对于吕氏乡约的作者，吕氏乡约的成本，以及吕氏乡约的内容，当然应该有精细的考证。吕氏乡约的流传虽广，而错误极多。版本字句的错误，体裁次序的变更，还可以因循敷衍，不去管他。乡约作者的哥哥，作为吕氏乡约的作者；朱子增损的条文，作为吕氏乡约的真本，已经使我们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而有意的修改，像“德业相劝”之为“德业相励”，“动作无仪”之为“动作威仪”，“听其书约”之为“皆听其焉”，则非详细考定不能揭破各书的错误，不能恢复吕氏原约的旧观。（见下引证《宋元学案》约文）关于吕氏乡约以及朱子所增损吕氏乡约的版本一定不少，我们现在搜得的，不过十来种，有最早的影本，有最近的采录，虽然不能说是应有尽有，然而对于吕氏乡约的真正面目，已经完全找出，后人的错误改窜，也找出不少。假使海内同志能以其他版本或证据见告，使吕氏乡约得日益真实，日益昌明，一方固然是作者的私愿，一方也是同志的公愿。
吕氏乡约的作者，共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大忠晋伯，一个是大钧和叔，一个是吕氏兄弟。第一个可能性的证据，是吕氏乡约原文附带的启事。我们现在把启事全段引在下面：
“人之所以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有于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吾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熙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宋大忠白”。
拿这个启事作证据，似乎没有问题，晋伯是吕氏乡约的发起人，主动者。不过从言外推想，还有两点值得我们考虑的：第一署名发起的人物，不一定是执笔起草的人物，更不一定是主持推动的人物；第二晋伯是吕氏兄弟的长兄，他的署名资格也许是家长而不是个人。所以和叔个人的起草，兄弟共同的发起，还有相当的可能性。单看外表而不加深究的人，自然要以乡约为晋伯所作，所以朱子跋语，有“此篇旧传宋氏进伯（大忠字，一作晋伯）所作”的说法；大约在一零七六到一一七五年这一百年中，有许多人是那样解释的。后来朱子在和叔文集里面，找出乡约原文，和与乡约有关的几封书札，才肯定的说，“如此知其为和叔所定不疑”。《答伯兄书》还看不出晋伯在乡约里面的地位；也许是主谋，也许是赞助，不过晋伯对于乡约的推行是十分关切，那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的。仲兄微仲虽然也十分关切，不过他的关切，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反面的而不是正面的。伯兄希望乡约的成功，仲兄不惜牺牲乡约，以保全和叔和他自己的名位，所以我们可以决定仲兄不是乡约的中心人物。和叔所云“处事有失，已随事改更，殊无所惮”，很能表示和叔在乡约里面的地位。他既可以随事改更，不需商酌各兄，又一人担当，殊无所惮；他不是中心人物，谁是中心人物？朱子就从上面所说的三信，无疑的断定乡约为和叔所定。至于晋伯的署名，朱子以为晋伯系“族党之长”，故推之使主斯约，也说得很有道理。关学最重礼节，吕氏兄弟同受横渠教诲，同为关学健者，他们对于家礼的遵守极严，所以家长的权威也极大。像乡约这种创举，自然要由大家商议，家长署名；晋伯为长兄，正是一家的家长，所以晋伯署名并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其实晋伯对于诸弟的训话，是十分严厉的；不要说对于没有发迹的三弟，就是已经拜相的二弟，也从不假以颜色。有一次，汲公夫人（微仲夫人）拜谒大忠，令二婢扶掖，大忠不高兴地说：“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一）所以我们觉得朱子所定和叔草约，晋伯署名的推论，愈益可信。
然而我们还不能像朱子那样无疑的决定，因为吕氏乡约也许是吕氏兄弟所共订。乡约普通是以家为单位，吕氏乡约必然是全家的事业，而不是大哥一人或三弟一人的勾当。因为晋伯是长兄，所以叫他署名；因为和叔居乡里，所以叫他执行；署名的固然是代表全家，执行的也应代表全家。所以吕氏乡约，既不是晋伯一人的乡约，也不是和叔一人的乡约，而是全家共同的乡约。关于这个推论最好的证据，是《宋史·吕大防传》的叙述；我们可以引在下面：
“大防与兄大忠及弟大临同居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乐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恶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这里所谓吕氏乡约，岂不明明白白说是吕氏兄弟的乡约吗？朱子以为吕氏乡约为和叔所定，而宋史则单缺和叔，似乎除和叔以外，其他的兄弟都曾与闻，这倒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乡约条文载在《和叔文集》，或者是偶然的错误，致伯仲二兄各书，无论如何可以证明和叔和乡约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为什么《宋史·吕大防传》，单脱了和叔，和叔的附传，也丝毫没有提及乡约？我们可以想到的解释共有两个，一个是遗漏，一个是错误。遗漏又有有意的遗漏，有无意的遗漏。吕氏兄弟的乡约，列举人名，自然要数家长署名的晋伯，位至丞相的微仲，理学名家的与叔：和叔既不是大哥，又没有丞相的大权，理学的大名，自然会有意的脱漏，而未能列举。无意的脱漏，是编辑的时候，忘记将和叔也排在里面。《五种遗规》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所列举的兄弟，是大中，大防，大约，大临；大中当然是大忠的错误，大约或者是大钧（和叔名）的错误。因为吕氏兄弟六人，惟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四人为人所知，为人所敬，所以蓝田才有四献祠的建置，奉祀他们兄弟四人。《宋史》的记载，应该是脱漏？《五种遗规》的记载，应该是错误？我们也可以假说《宋史》是错误；我们从他们兄弟性情推想，已经有一点意思：晋伯、微仲、和叔对于实际政治经济的情形，比较得意一点；与叔便是一位纯粹道学先生。假使吕氏乡约只有三人参加，而没有四人参加，那一定是晋伯、微仲、和叔，而不是晋伯、微仲、与叔；所以大临之应为大钧，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除了《宋史·吕大防传》以外，还有一个反面的证据，证明和叔和乡约没有多大关系，证明朱子的推论不尽可靠。范育也是横渠门人，关中学者，对于和叔思想工作大约是十分熟悉，十分赞许，所以才出来替他作墓表。这样重要的一个吕氏乡约，范育岂有不知的道理，岂有不写的道理；然而全篇墓表中间，除了普通身世及人格品评以外，并无一言提到乡约。朱子所谓“旧传吕氏进伯”所作，连同门的范育也不能免，真是令人不解。不过范育墓表的证据，始终敌不过答伯兄，答仲兄，答刘平叔三书，所以范育也许是不知，也许是忽略，而并不能证实乡约与和叔无关。和叔和乡约的关系，是没有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乡约为吕氏兄弟所共成，或是和叔一人所手创？从《宋史·吕大防传》和范育《吕大钧墓表》去看，乡约似乎是吕氏兄弟的乡约；从朱子的推论以及《宋元学案》的分类去看，乡约似乎是和叔一人的事业。大约和叔一人独创的说法，比较的说不通，因为乡约署的是大忠的名，并且伯兄在信里也曾参加意见，所以兄弟共成的说法，也许比较可信一点。不过吕氏兄弟四人在乡约里面的地位，对于乡约创造的贡献，不见得都是一样，大约晋伯、和叔多而微仲，与叔少，我们可以这样说的。乡约的原文既然在和叔文集里面，应该和叔是起草的人，致伯仲各书语言那样愤慨，也能表明和叔是实践的人。一方起草，一方实践，我们不管谁的署名，我们不管谁的原意，和叔总是吕氏乡约的中心人物，他的姓名永远和乡约制度并存的。
我们已有吕氏乡约版本，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十余种之多；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只有南陵徐氏影印的宋嘉定本，百卷《说郛》本(11) 和《青照堂丛书》三种。其他《朱子大全》《朱子全书》《图书编》《宋元学案》《古今图书集成》《五种遗规》《得一录》，以及近人尹仲材所编著的《村制学》，他们所引的吕氏乡约，都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而非朱子编辑吕氏乡约。《朱子大全》《朱子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五种遗规》各书还注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图书编》不注题目，《宋元学案》《得一录》以及《村制学》则直以为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吕氏乡约是一回事，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又是一回事，我们自然不能混为一谈的。吕氏乡约原文最好的版本，自然要算南陵徐氏的影宋嘉定本。南陵徐氏乃昌为海内藏书家之一，曾以其自藏各种宋明善本，影成《随庵徐氏丛书》及《随庵徐氏丛书续编》二种，吕氏乡约原文，即在续编的里面。其实不只吕氏乡约原文载在那里，连吕氏乡仪也载在那里，所以书名便叫作吕氏乡约乡仪。全书的编辑，是朱子一人的工作，除乡约和乡仪正文外，朱子还从《吕和叔文集》里面搜出答伯兄，答仲兄，答刘平叔各书，附在乡约的背后，而加以简短的跋语。编辑的时期为淳熙二年（公历一一七五年），去吕氏乡约草成的时期——熙宁九年或公历一〇七六年，刚巧一百年。随庵徐氏所据的宋本，是嘉定五年（公历一二一二年）吴郡文学李大有刊行的，去朱子编辑的时代又三十七年。当初朱子编辑的时候，大约是有刻本的；不过流传不广，取得不易，所以李大有才出来翻印——以广流传。当然翻版不如原版，不过嘉定本相隔仅三十七年，且为一郡文学所主持，大约不会有重大错误的。《青照堂丛书》板本颇佳，百卷本《说郛》印刷尤精，他们两个的内容都是原文，都是由大忠署名，不过没有朱子的跋语，不知道是按照朱子编辑本以前的原本印行的，还是不相信朱子的推论而以为大忠所作？百卷本《说郛》系根据明钞本，《青照堂丛书》系近代刊物，断不容易找到朱子编辑本以前的原本；并且朱子的推论，证据具在，也不能推翻。朱子跋语在答伯兄等三书之后；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编者删去三书，遂并朱子跋语而亦删去，也未可知。假使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流通极广，《随庵徐氏丛书》流通不广，岂不是吕氏乡约的真正主人，仍将以为大忠而非大钧。编辑、删节工作的困难、危险，竟至如此之巨。就是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所载吕氏乡约原文的内容，也和朱子编辑本出入极多，不知道是原据版本的不同，或是某方无意的错误，有意的更改，我们在下面要细细加以比较。
其他各书所载的乡约约文，都是朱子增损的吕氏乡约，而非吕氏乡约的原文。朱子增损乡约和吕氏乡约原文的出入，本来不应该在这里讨论的；朱子增损乡约各书版本的异同，也不应该在这里讨论的。不过《宋元学案》《得一录》《村制学》的朱子增损乡约，标明吕氏乡约，我们不能不在这里说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版本，自然错误也不少，不过关系没有吕氏原约那么重要，用不着特别提出讨论，所以我们把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版本也一并在此讨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最好的版本，是《四部丛刊》里面的《朱子大全》，载在第七十四卷。(12) 除了一处稍有疑问——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具食小注，“或直设饯可也”的“饯”字，似乎应该是个“饭”字；一处脱略一字——请召迎送第一条，“曰凡请尊长饮食”的“曰”字——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十分正确。不过《朱子大全》没有标点，所以句读不易，且易上下错置，未免美中不足。《朱子全书》是御制，版本极精，并且有详细标点，《朱子大全》所有的缺点都经补正；不过另外发生重大错误五六处，便又不及《朱子大全》了。《古今图书集成》标明转载《朱子大全》，当然是和《朱子大全》所载的内容一样的；不过《朱子大全》有疑问的“饯”字，已经改成“饭”字，朱子大全所脱略的“曰”字也已经补上。可惜《古今图书集成》所转载的朱子增损乡约，删去小注不少，并且造请拜揖第二条“凡见尊者长者”的小注“或且退”，竟误作“或具退”，真是白璧之玷。
《图书编》不具标题，不惟不知道是吕氏乡约还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并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的错误也极多，我们下面自当加以考正。《图书编》是明末章潢（本清）所编，为清代禁书之一，流通不广，影响还不算大。这些版本里面错误最大，影响最甚的首推《宋元学案》。《宋元学案》以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为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为“德业相励”，并且还有许多有意的更改，和无意的错误，我们自然不能不出来考证一番。《五种遗规》也是清代一部极为流行的书，影响亦大，许多近代人士的吕氏乡约知识，都是由这里取得的。《五种遗规》的编者陈宏谋先生，标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不过附说吕氏兄弟共有四人，大中、大防、大约、大临，和我们对于吕氏兄弟的考据完全不同。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在《宋史》里面，在《宋元学案》里面，在“蓝田四献祠记”里面证据确凿；不知《五种遗规》的编者，何所见而云然？大中或者是大忠的错误，大约或者是大钧的错误，陈宏谋当不至如此孤陋寡闻。《五种遗规》虽然是引载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然而对于体裁又加以改编，字句又加以修改，简直可以说陈宏谋改编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得一录》所载的吕氏乡约，体例字句完全采自《五种遗规》；不过删去“朱子增损”字样，而直书为吕氏乡约。最有意思的是《五种遗规》误以大中，大防，大约，大临为吕氏兄弟；得一录也误以大中，大临，大防，大约为吕氏兄弟。人名不变，只次序略为改易。《村制学》大约是祖述《宋元学案》；不过将吕氏乡约改为蓝田乡约。我们下面都可一一讨论。
徐氏影印朱子编辑本的自身，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地方，因为我们一定要比较两种版本，才能发见错误或歧异的地方。不过，过失相规的一条，有三处空白，大约是雕刻的缺憾。犯义之过共有六项，第五造言诬毁的小注：“诬人过恶，以无为有，以小为大，面是□ □，或作嘲咏匿名文书，及发扬人之私□，无状可求，及喜谈人之旧过者”，有两处空白。因为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所载的吕氏乡约都没有小注，我们无从考证。不过据朱子增损的约文，第一个空白或者是“面是背非”，第二个空白或者是“发扬人之私隐”；因为朱子对于过失相规这一条增损极少，小注所载的或者还是原文。第三个空白，在不修之过第二项游戏怠惰小注里面，“戏谓戏笑无度，及□□侵侮”的一段；据朱子增损乡约，或者是“意在侵侮”。原本固然可以改正翻本的错误，翻本也能补充原本的脱略，倒是一个相互的贡献。此外附录《答刘平叔书》有空白七处之多，乡仪亦有空白三处，对于内容的价值，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可惜其他原文版本，并没有附载有各书和乡仪，我们自然无法校正；我们自己所能想到的修改，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补救，不见得就合本来的原文。好在各书和乡仪的空白地方，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只要根本的意思可以看得清楚，多一两个字，少一两个字，差一两个字，错一两个字，也是没有什么要紧的。无论如何嘉定李大有所翻印，南陵徐乃昌所影印的吕氏乡约版本，是一切吕氏乡约里面最好的版子，那是不能否认的。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百卷本《说郛》是涵芬楼精印，而且根据明钞本，自然错误应该极少。不过我们已经找出来的错误，几乎有二十处，有几处并有错得极无道理，不能不令我们对于这个版本失望。德业相劝的“能为众集事”，《说郛》因为和上句“能为人谋”对仗，改成“能集众事”；“好礼义射御书数之类”的“好”字，同《宋元学案》一样改成“如”字；“非此之类，皆为无益”的“类”字，改成“务”字，倒是《说郛》独有的改变。过失相规犯义，犯约，不修各条之首，原文仅作“犯义之过，一曰……”，“犯约之过，一曰……”，“不修之过，一曰……”；而《说郛》因为要和“尊幼辈行凡五等”，“造请拜揖凡三条”，“患难之事七”相符合，所以改成“犯义之过六，一曰……”，“犯约之过四，一曰……”，“不修之过五，一曰……”。此外不修之过第二条“游戏怠惰”，《说郛》改成“怠惰不勤”，过失相规的小注，《说郛》把他们都删去了。礼俗相交一条“凡行婚丧葬祭祀之礼”，《说郛》把“行”字改成“有”字，“”字改成“姻”字；二条“凡遗物婚嫁及庆贺”，“嫁”字也改成“姻”字，“助济者以钱帛米谷薪炭等物”，“钱帛”改成“财帛”，倒是不关重要的更改。患难相恤一条没有更改，只把小注全部删去。罚式“凡轻过规之而听”作“犯轻过规之而听”，一二处小注也删去了。聚会“每月一聚”作“每一月一聚”；“每季一会”作“每一季一会”。附录启事错误得最好笑，“且不能勉”作“但不能勉”，“愿书其诺”作“愿书其语”。“汲郡吕大忠白”删去“汲郡”两字，当然不大要紧；至于“熙宁九年”（公历一〇七六年）错成“淳熙九年”（公历一一八二年），前后相差竟至一百〇八年之多；《说郛》的主编人，未免太不小心了。(13)
《青照堂丛书》印刷虽然也还不错，不过到底不如百卷本《说郛》，所以里面的错误，也比较的多一点。德业相劝里面的“能事父兄”，青照堂本作“能敬父兄”；“能居官举职”，青照堂本作“能居官奉职”，是青照堂丛书独有的更改。“能为众集事”改为“能集众事”，便和《说郛》一样，希望与上句“能为人谋”相对。犯义之过六项“营私太甚”，青照堂本竟作“官私太甚”；大约是刻字的错误。此外过失相规全部的小注，也和《说郛》一样，完全删去。《说郛》过失相规各条加上数字，成为“犯义之过六，一曰……”，“犯约之过四，一曰……”，“不修之过五，一曰……”，青照堂本书也是这样添加。礼俗相交首段，“凡行婚丧葬祭祀之礼”，青照堂本“行”字仍作“行”字，“”字改作“姻”字，不过上面的“凡”字，竟改成“此”字。“甚不经者，当渐去之”，青照堂本作“世不经者，当渐去之”；“世”字勉强可用，不过没有“甚”字的好。“若家长有故”略去长字，成为“若家有故”；当然是不通的。下面“临时聚议”，青照堂本作“临事聚议”，“若契分深浅不同”，作“若气分深浅不同”，“用币帛羊酒蜡烛雉兔果实之类”，青照堂本作“用币帛羊酒蜡烛果食之类”，双方都是合理。婚嫁庆贺“计所直多少，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青照堂本改成，“计所直多少不过三千至一二百”；酒脯奠礼“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的“至”字，青照堂本把他删去了。患难相恤各条小注，和说郛一样，全都删去。患难相恤后面附带说明，“财物器用”，青照堂本改成“财物之器用”；“若不急之用”，改成“若不及之用”“虽非同约”略去“非”字，“亦当救恤”略去“救”字。罚式里面的小注，也和说郛一样，被删去了。聚会里面“每季一会，具酒食”，青照堂本略去“酒”字，便和上句“每月一聚，具食”一样了。“合当事者主之”，青照堂本作“令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青照堂本作“过聚会则书其善恶”；前者还说得通，后面简直不通。直月本系“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青照堂本除改“长少”为“长幼”外，并改成“同约中一人为之，下依长幼轮次为之”；不是有意的更改，决不会转变的这样多。最后启事里面，“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青照堂本作“秦越相视，何有于我哉”；每句都改了一字。“愿书其诺”错成“愿喜其诺”，便不如《说郛》的“愿书其语”了。最后的年份虽然没有错，可是十二月变成二月，“汲郡”二字也删去了。版本的优劣，相差竟会有这样多！(14)
《宋元学案》所引的吕氏乡约，载在和叔传后，又称吕氏乡约而不注“朱子增损”字样，当然应该是吕氏的原约文。然而除了一二处有意更改以外，完全是朱子增损约文。有意更改的字句，文气上是说得过去的；不过连朱子增损的本来面目都失去了，我们自然不能不加以考证。《宋元学案》所载吕氏乡约文件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改“德业相劝”为“德业相励”。“劝”和“励”的意思，本来相差不多，可以互相通用；并且“德业相劝”的后面，本有“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一段，表示“劝”字可以用，“励”字可以用，就是“勉”字也可以用。这种更改假使是无意的，当然没有讨论的必要；不过照黄百家（《宋元学案》著作人黄梨洲之子）的小注，这个更改不惟是有意的，并且还要改正朱子的错误。他说，朱子有增损乡约，改“德业相励”为“德业相劝”，他的父亲订定《宋元学案》，所以把“德业相劝”改归“德业相励”。这是不是原著人的本意，我们不敢武断；不过百家是梨洲先生的儿子，又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大约是不错的。朱子增损约文固然是“德业相劝”，朱子编辑吕氏原约，也是“德业相劝”，《说郛》和青照堂本的吕氏乡约原文，也是“德业相劝”，不知百家何所据而云然？当然我们可以疑心是朱子在编辑的时候，有意修改的，朱子什么都不修改，单更改这一个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他既有增损约文，自然不会修改原文，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梨洲既然知道朱子曾经增损吕氏原文，并且的确知道朱子曾改“德业相励”为“德业相劝”，他一定也知道其他部分的更改。为恢复旧观起见，他把“德业相劝”改成“德业相励”；他为什么不把旁的地方也改成原文，而仍旧采朱子增损全文呢？其实除了德业相劝一处外，有意的更改还有很多；更足表明梨洲所更改的是过事更张，并无根据。
《宋元学案》所载的既然是朱子增损全文，里面又有许多有意更改的更改，我们当然不能拿吕氏原文来对照，只好用朱子改文来考证里面的错误改窜。关于朱子增损约文的版本，自然要以《朱子大全》所载的为标准；关于《朱子大全》的版本，《四部丛刊》所含的大约不比任何版本差，我们现在所用的就是那个。朱子增损约文，因略去条文以后各种说明，故在条文以前加了一段短叙；在《宋元学案》是没有的。略去一段短叙当然不是十分要紧的事情，然而约正直月的推举，出入善恶的记录，便没有一点根据了。德业相劝一条下段所载，“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好”字本来有点不妥，所以梨洲便改作“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如”字从下文看，似乎是比较妥当，不过从上文看，便失去根据，反不如“好”字的勉强应用。过失相规一条本文，犯约之过第一“德业不相劝”，因为梨洲已改“德业相劝”为“德业相励”，也照样改成“德业不相励”。不修之过第三“动作无仪”，在《宋元学案》作“动作威仪”，意义适得其反；恐怕梨洲不会有那样疏忽，或者是印刷的错误亦未可知。(15) 不过这一条里面的小注，《宋元学案》实在略去不少。小注的功用，是为解释主文，完全略去，自然情有可原；故意略去一部，实在是不应该的。犯义之过第一酗博斗讼四种，仅有讼的解释，而略去酗博斗的解释；第五造言诬毁小注，“以小为大”下面略去“面是背非”四字，“及喜谈人之旧过者”上而略去“无状可求”四字。不修之过第一交非其人小注，“但凶恶及游惰无行，众所不齿者”下面，略去“而己朝夕与之游处，则为交非其人”二句；第二游戏怠惰下面有一段长注，《宋元学案》完全略去；第三动作无仪小注，“不当言而言”，《宋元学案》作为“不当言而进言”；第四临事不恪下面“主事废忘”，《宋元学案》作“正事废忘”；第五用度不节下面也有短注，在《宋元学案》一字不提。礼俗相交条下尊幼辈行之尊者，朱子增损原文为“谓长于己三十岁，一本作二十岁”，《宋元学案》便作“谓长于己二十岁”，而略去三十的主张。原文是两可的，在《宋元学案》直截了当作为二十，《朱子全书》节成二十，《古今图书集成》节成三十，可见节录的危险。此外普通错误或改窜颇多，如造请拜揖一条小注，“腰带笏”，本是“腰带靴笏”。第二条小注“少者拜则跪扶而答半”，本是“少者拜则跪扶而答其半”；小注里面“后皆仿此”，便忽略过去了。请召迎送第一条“曰凡请尊长饮食”，本来没有曰字，现在是添上了。“召敌者以书柬”，本是“召敌者以书简”；“皆坐以齿”，本是“则坐以齿”；“非士类则不然”，本是“非士类则不”；“若有亲则必序”，本是“若有亲则别序”。庆吊赠遗第一条“登科”本作“登第”，改的和《朱子全书》一样。其实上面一条，也是和《朱子全书》是一样的。患难相恤三条小注“贫则助其养疾之费”，《宋元学案》作“贫则助其养疾之资”，后面说明，“且为之纠集而程督之”的“程”字，改成“绳”字，“有能如此者”的“者”字略去，成为“有能如此”。至于朱子所附加的月旦集会之礼，有“以上乡约四条，本出蓝田吕氏；今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等话。梨洲自然不承认是吕氏乡约的原文，自然不愿意把他们加入了。梨洲要的是吕氏乡约，和叔手创的吕氏乡约，并且费去相当的气力，去修改，去补充，结果不惟和吕氏乡约原文绝不相同，就连朱子所增损的吕氏乡约，也改窜无余。梨洲是明末清初一位理学权威者，《宋元学案》是有清一代理学标准参考书，对社会的影响极大，在社会的流通极广，谁知吕氏乡约这一个小小的部分，竟有这么许多问题；学术史料的不易编辑有如此者！(16)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本章的标题，是吕氏乡约的考证，似乎朱子增损的吕氏乡约，不应当在这里考证。《宋元学案》所引的乡约约文，明明写作吕氏乡约，又载在和叔传后，当然可以在这个地方考证。不过名义虽然如此，实际还是两种朱子增损乡约约文的考证——《宋元学案》的增损乡约约文和《朱子大全》的增损乡约约文的考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拿其他两种增损乡约约文也在这个地方讨论呢？增损乡约约文我们上面是拿《四部丛刊》的《朱子大全》作根据的，因为那是影宋本，内容自然是十分可靠。不过《四部备要》的仿宋聚珍版子，也不见得坏。作者曾经细心校阅，《四部备要》本没有一个差误，并且把《四部丛刊》的缺点二处，“饯”字改成“饭”字，“曰”字代为添上，更显得完备一点。《朱子全书》不但这两个地方已经改过，并且加了许多标点和音符，更加帮忙不小。可惜《朱子全书》外表虽然好看，御制名称虽然好听，仍然赶不上中华书局的私制，不免有许多排错的地方。《朱子全书》是清代儒学最伟大的权威者，最流通的参考书，比《宋元学案》还要伟大，普通这几个小小的错误，自然更显得严重了。当然通用写法，像“脩”字改成“修”字，“鬪”字改成“鬭”字，“閑”字改成“閒”字，“囘”字改成“迴”字，“㛰”字改成“婚”字，“”字改成“姻”字，那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有几处更改，是和《宋元学案》一样的，不知道到底《宋元学案》抄《朱子全书》或是《朱子全书》抄《宋元学案》。譬如《宋元学案》尊幼辈行的“谓长于己二十岁以上”，《朱子全书》也作二十岁，后面的附注“谓长于己三十岁，一本作二十岁”，《宋元学案》没有，《朱子全书》也没有。“曰凡请尊长饮食”，《宋元学案》添上忽略的“曰”，《朱子全书》也添上了。“若有亲则别叙”，《宋元学案》作“若有亲则必叙”，《朱子全书》也是那样；“登第”《宋元学案》作“登科”，《朱子全书》也作“登科”。此外还有相差不远的更改，和几个绝无道理的错误；更改如“坚请纳拜，尊者许”作“坚纳拜，请尊者许”，“凡徒行遇所识乘马皆仿此”作“凡徒行遇所识乘马者仿此”，“约正与齿是尊者正相向”作“约正与齿最尊者正相向”，“复会于堂上”作“复会于堂”；错误如“庆无所妨”作“展无所妨”，“明日客亲往谢”作“明日客请往谢”，“凡吊尊者……”作“此吊尊者……”。《朱子全书》都有这样靠不住，何况其他！(17)
《图书编》所载的是朱子增损乡约，而没有一点标题，并且同《宋元学案》一样，连朱子的前序，月旦集会读约的附礼，也同时删去。里面更改错误脱略，比起《宋元学案》来，数目恐怕还要多一些。德业相劝尾句“以警励其不能者”的“励”字，《图书编》脱去；犯义之过一条小注“讼谓告人罪恶”的“告”字，《图书编》作“讦”；“得已不已者”的“者”字，《图书编》脱去，“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非”的“及”字，《图书编》亦脱去。“及发扬人之私隐”的“扬”字，《图书编》作“摘”字；“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的“欺”字，《图书编》作“负”字，还可勉强过去。不修之过小注“所交不限士庶”作“所交不及士庶”，“若不得己而暂往还者非”作“若不行已而暂往还者非”，“及谒见人止务闲适者”作“及谒见人上务闲适者”，大约是印刷错误。“戏谓戏笑无度”改为“戏谓游笑无度”，“或驰马击鞠”改为“或驰马击”，“而不赌博财物者”改为“及赌博财物者”还可通用。“不当言而言，及当言而不言者”本来是两句，竟改为“不当言而言者”一句。“临事怠慢者”，《图书编》作“临事怠惰者”，倒没什么关系。尊幼辈行后面的小注，“谓长于己三十岁，一本作二十岁”完全略去；不过《宋元学案》改尊者为二十以长，《图书编》便仍是三十以长。造请拜揖第一条小注“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带”的唯字，竟落去口旁而为“佳”字，真是岂有此理。“凡当行礼而有恙故”，《图书编》作“他故”，倒还说得过去。敌者冬至“辞见贺谢”，《图书编》作“辞免贺谢”，也说不通。第二条“主人使将命者先出迎客”脱去“使”字。小注“则少者幼者坚请纳拜”，“纳”误作“两”，“拜讫则揖而退”作“拜讫即揖退”，“则谢讫，揖而坐”作“则致谢请揖而坐之”。又同条“旅见则特拜”作“旅见则侍拜”。小注“徒行则主人送于门外”作“徒见则主人送于门外”；“客徒行，则迎于大门之外”作“客徒至，则迎于大门之外”，“望其行远乃入”，作“望其远则入”。请召迎送一条请尊长饮食，“明日亲往谢之”，《图书编》作“明日亲往赴谢之”，多加一个“赴”字。二条坐次“若有亲则别叙”“叙”字变成“序”字，倒也相差不远。小注“不相妨者坐以齿”，《图书编》作“不相妨者犹以齿”，也还勉强可以过去。三条“曰凡燕集初坐”，丢了一个“曰”字，“集”字改成“具”字。“以盃授赞者”，《图书编》作“以盃授替者”，正是鲁鱼亥豕的错误。庆吊赠遗一条小注“登第”，在《朱子全书》《宋元学案》改作“登科”，《图书编》则误为“登弟”。“其书问亦如之”脱去“亦如”两个字；“若家长有故”，作“如家长有故”；“则其次者当之”添了一个“曰”字，成为“则其次者曰当之”。下面“凡吊礼”也加上一个“曰”字，又改“吊”字的写法为“吊”字，成为“曰凡吊礼”。小注“主人答则拜之”少了一个“拜”字，“答”字跑到“则”字底下，成为“主人则答之”，简直看不懂了。“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果字改成菓字倒是一样的。下面“及葬又相率致赗”，“及”字成为一个空白；“及小祥，及大祥”里面第二个“及”字被删去，“凡丧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吊客”，“吊客”二字也被删去。患难相恤五条小注“无令陷之于不义”，多了一个“之”字，“势可以闻于官府”的“闻”字改成“乃”字；后面说明“其家告于约正”，正字改作“长”字，“而先闻知者”少了一个“者”字，“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同约”颠倒成“约同”，真是错得无奇不有。(18)
《五种遗规》有前序而无月旦集会读约之礼；不过朱子前序的前面，编者陈宏谋先生又有一个前序，称赞吕氏兄弟的道德，称赞吕氏乡约的完美。并且希望他自己的乡里，也能推己及人，媲美吕氏。他称赞的虽然是吕氏兄弟，吕氏乡约，不过他的标题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他的内容也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并且标题的下面，还载有大中、大防、大约、大临的名字，那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五种遗规》的约文内容，虽然和《朱子大全》的约文大致相同，然而体裁却大大不同。德业相劝各目一项一项的分清，过失相规各目删去一二三四目次而仅标本题，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各目也是如此。当然这样的布置，纲举目张，十分清晰；不过，过失相规各种不同过失，排在一块，仅注以上犯义之过，以上不修之过，反倒容易混杂，似乎有点美中不足。最大的脱略，是德业相劝业部的前段，“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也许编者以为这许多项目是德而不是业，并且德的里面已经包含有了，便应该说明何者为德，何者为业，而取消“至于”字样。过失相规里面犯约之过，完全删去了；因为犯约之过，只是全体约文的反面，犯了任何约文当然要受罚，不必提出来的。过失相规各条的小注，十分详尽，一点没有遗漏。礼俗相交四纲特为提出，各目作为小注，原有小注全部删去，解释似乎有点困难，排列却比较整齐。患难相恤除说明前段，“凡有当救恤者……且为之纠集而程督之”一段删去外，其余一切照朱子原文。《五种遗规》在普通的眼光看起来，是一本通俗的书籍，没有什么价值；不过编者陈宏谋先生，的确费了一番心血，普通社会里面，也有不少的影响。旁的我们暂为不讲，单就朱子增损乡约的改编，已经表现他的组织力和取舍力，使吕氏乡约一进再进成为简明清晰的约文。
《得一录》的学术地位，当然更不如《五种遗规》，不过有一二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必定加以考证。第一是序文所说的吕氏乡约作者，《五种遗规》以为是大中、大防、大约、大临；《得一录》提出大中、大临、大防、大约四人，人名完全相同，不过次序相异。大中当然是大忠、大约或者是大钧；因为吕氏兄弟四人，只有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四人著名史籍，所以蓝田四献祠才奉祀他们。吕氏乡约的作者，断不会没有大钧，而是其他一位无名的兄弟的。这个共同的错误，已经使我们疑心《得一录》是转录《五种遗规》；等我们仔细分析《得一录》所载吕氏乡约本文以后，我们才敢肯定的那样说：因为《得一录》约文内部的组织，和《五种遗规》是一模一样的。《五种遗规》取消一曰……二曰……而仅列举纲目；《得一录》也取消纲目上面的数目。《五种遗规》取消“业谓居家……”一大段，《得一录》也没有这个；《五种遗规》取消犯约之过，《得一录》也没有他们；《五种遗规》略去礼俗相交小注，《得一录》也没有它们。总而言之，除了《五种遗规》标明朱子增损吕氏原定乡约以外，这两种版本完全是相同的。《五种遗规》的约文，是陈宏谋自己改编的，且在《得一录》编辑一百三十年以前（《五种遗规》一七三九年编成，《得一录》一八六九年编成）；无论直接间接，《得一录》是从五种遗规转录来的。
《村制学》是近人的著作，当然更没有考证的必要，不过也有两点应当说明的。第一是“蓝田乡约”的名称；因为吕氏兄弟移家“蓝田”，并且乡约是在“蓝田”实行，所以编者改称“蓝田乡约”，像从前的“蓝田学案”一样。“蓝田乡约”这个名称，比较“吕氏乡约”，要冠冕一点，要清楚一点，倒是一个很好的提议。第二《村制学》“蓝田乡约”的来源，恐怕是《宋元学案》；因为“蓝田乡约”的名称或者是从“蓝田学案”得来的，而“蓝田乡约”的内容，和《宋元学案》所修改的一样。“德业相劝”的“劝”字，除了《宋元学案》有意修改为“德业相励”外，其他版本都是作“劝”，而《村制学》“蓝田乡约”单单作“励”。“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好”字，也像《宋元学案》作“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其他各处有意无意的更改，除“动作无仪”两处外，《村制学》约文完全是和《宋元学案》一样的。“动作无仪”在《宋元学案》作“动作威仪”，实在是说不过去；《村制学》改作“动无威仪”，虽然不是旧观，也是编者一番苦心。
我们这个简短的考证，因为材料的缺乏，只好暂为收束，以待将来的补充和改正。总括的说起来，只有徐氏影本是吕氏的原有约文，最好版本；《朱子大全》本是朱子增损约文，最好版本。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本虽然也是吕氏原约，而有编辑的错误，有印刷的错误，《古今图书集成》是抄录《朱子大全》而加以删节，《宋元学案》本是黄梨洲有意的修改，《五种遗规》是陈宏谋好意的改编，《得一录》本是从《五种遗规》改编朱子增损乡约，《村制学》便是从《宋元学案》修改朱子增损乡约。要看真正的吕氏乡约，自然要去领教徐氏影宋嘉定本；要看正真朱子增损乡约，最好看《四部丛刊》或是《四部备要》的《朱子大全》本；要看简明的乡约条文，自然要找《五种遗规》的改编。这些就是考证后的临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