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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记

第十九章 怒打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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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生打发茶炉掌柜上了火车,见浓重的黑雾还没消散,架起车把就往家走。他一面提心吊胆地沿路边慢步缓行,一面切望着能冲出这讨厌的雾霾,跨入一个清朗的境界。可是,他迈出一步是这样,十步、百步还是这样。

今儿的生活好像脱了常规——天到这时路灯还没熄灭。橘红色的光亮,从黑暗中挣扎出来,不远又失去了作用。但是,不管气候多么恶劣,这畸形繁华的市区仍然是乱哄哄的。拖着长声的汽车喇叭,发出裂心刺耳的阵阵尖叫。梁永生正在雾气濛濛灯火点点的街道上走着,耳旁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他扭头一看,迷雾中有位抱孩子的妇女,正擦眼抹泪地向“广善堂”奔去。

“广善堂”,是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的钱,以天主教的名义办起来的“慈善机关”。它“专门收养中国孤儿,对其进行抚养和教育”。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无人抚养和无力抚养的孤儿成千上万,这“广善堂”的门口竟悬起“来者不拒”的招牌,难道不会发生“人满为患”?不会的。凡是送进这里的孩子,十个就有九个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几乎每天早晨,总有几个工友把一个黑色的长木匣子抬上马车,驶向荒郊。每到这个时候,那个杀人不见血的外国“修女”海约约,还特地赶来,合掌闭目,“虔诚”地祷告那些含恨屈死的孩子们:“祝福你们,你们升入了天国……”

现在永生透过层层迷雾眺望着罪恶的“广善堂”,心中一沉,一段往日的惨景又映在他的眼前。那是永生刚进天津不久的一个早上。他拉着洋车正从这里路过,见门旁的小树上拴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孩子,门口不远的墙旮旯里还藏着一个女人。那女人时而探出头去望望孩子,又急忙抽回头来偷偷地哭泣。看样子她曾几次想去把孩子抱回来,但不知为什么却迈不动步子。正在这时,“广善堂”的铁门一开,孩子被一个“修女”抱走了。那位藏在暗处的女人,见此情景边跑边喊:“等一等!我有话说——”回答她的是那哐当当的关门声。那女人快要急疯了。她用力地拍打着无情的铁门,泼命地哭叫,呼喊……刚到天津的梁永生,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便凑上去问了一下。原来这个女人是永生的老乡,十里铺人。她的丈夫唐春山,就是因为和白眼狼打官司,被判成“诬赖罪”的那位“原告”。后来,唐春山越狱逃跑了,白眼狼又要加害其家属。春山的妻子得了信儿,抱着孩子领着婆婆逃出虎口,要饭讨食来到天津。几年来,全靠她给人家缝缝洗洗,婆婆要饭、拣穷混日子。上个月婆婆病倒了。她为了救下婆婆的老命,这才忍疼割肉把这唯一的儿子送进“广善堂”,好省下几个钱给婆婆治病。当时永生听完那女人的倾诉深表同情,就把身上带着的几个零钱掏给了她。打那天起,梁永生还经常向那驾驭马车送尸体的工友打听这个孩子的情况。前几天,他听说唐春山的儿子在“广善堂”里被折磨病了,至今一直放心不下。因此,现在他见这个女人又要把孩子送入虎口,就赶忙走过去,劝那女人不要上当,并把买口粮的钱全掏给她,打发那女人抱着孩子回家去了。

永生刚要走开,只听哐当一声——“广善堂”的铁门开了。那辆拉着黑匣子的马车,和往日一样照例驶出门来。拉车的瘦马吃力地迈着步子,几乎把脑袋挨到地皮上了。那个“修女”海约约,也照例站在大门以里,合掌闭目“虔诚”地祷告着……永生凑到马车近前,又向驾车人打听唐春山的儿子。驾车人神态反常地张了张嘴,又望了望车上的黑匣子,长长地叹了口气,啥也没说,扬鞭打马,疾驰而去。永生失神地眺望着远去的马车,眼窝儿里渗出了泪水。

马路上,大雾仍然像浓烟一样,茫茫一片,呆滞地停留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像挣扎在浊水中。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渴望太阳冲破云层光照人间——因为只有到那个时候,这雾霭才会彻底消散,这灰暗的世界才会明朗起来。永生望望雾气自语道:“真是‘白雾一袋烟,黑雾雾半天’哪!”当他架起车把正要冒雾出车时,耳边又响起这样的声音:“送茶炉掌柜上了火车,雾要不落,就回家来,可千万别冒雾出车……”这是永生早起离家时翠花嘱咐的话。永生理解妻子的心情——雾天出车,常被汽车撞死人。因为这个,当永生拉着洋车走出门口时,翠花又追到门外叮咛一遍,并把几个零钱塞给丈夫,为的是出不成车好买点吃的回来。现在永生想着妻子的叮嘱,话在心里说:“不出车下顿吃啥?”他想到这里腿就拐了弯儿,奔向金刚桥去了。

梁永生来到金刚桥口,偶然碰见了龙潭街上的杨大虎。杨大虎是来探望他的儿子的。他的儿子叫杨长岭,在天津学手艺,已经一年多了。大虎今天和永生一见面,就告诉永生:永生的次子梁志强,因受不了老板的气,曾从济南逃回宁安寨,没找到爹娘,又走了。他临走前,还偷来龙潭街看了看乡亲们,听说现在又跑到关东一个矿上去当工人了。当永生问到白眼狼时,大虎关切地说:“永生啊,你以后要提防着他——他要让他的三狼羔子贾立礼来天津开铺子,据说修门市的地基都买妥啦……”大虎谈的这件事,永生早就知道。他今天送他的车保——茶炉掌柜上火车,就与这事有关联。他的车保开茶炉的地方,是租赁的。如今地基的主人已把地基卖给了白眼狼,茶炉掌柜失了业,只好卷起铺盖回他兖州的老家去了。赁车厂的老板给了永生三天期限,要他重找车保。眼下,永生正为找不到车保发愁哩!现在大虎一说要他提防白眼狼,他就问:“我在天津白眼狼知道啦?”大虎说:“知道啦。听说连你住的地址都扫问准了——看来他是又要想法儿拾掇你!”永生说:“上一回,要不是你让尤大哥送了信,我也许来不到天津了……那回你没受连累?”大虎说:“多亏了扛活倒月的伙计们掩护我,他没抓着我的把柄!”他俩谈着谈着,又谈起村中的穷爷们儿。杨大虎把黄大海、王长江、汪岐山、唐俊岭等人的情况谈了一遍,最后说:“人们都盼你回去,想个法子一块儿报仇!”永生问:“人们知道我的情况吗?”大虎说:“准信儿谁也摸不上;人们听到的净些谣传;那些谣传的说法也不一样……”接着,他们又谈到那些狗腿子们,杨大虎说:“马铁德那个孬种还在。账房先生田狗腚,拐了一批款子起了黑票跑啦!如今的账房先生是雒家庄上的刘其朝,外号疤瘌四……他脚下不是财主了——因为跟人家打官司把家业花光了。”

梁永生和杨大虎亲亲热热,扯东拉西谈了一阵,大虎望望楼尖子上的钟表说:

“快到点了——我得赶火车去。”

“今天就回去?”

“票都买啦。”

于是,这对同命相连的兄弟、患难相交的朋友,又彼此嘱咐了一些话,便分手了。当梁永生架起车把正要去揽座儿的时候,忽听那边有人高声喊道:

“胶皮的干活!”

永生扭头一看,原来是个日本兵鬼儿。他又仔细一瞅,正巧是那个轧死中国人的独耳朵。这时,日本军车轧死中国人的惨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永生想:“狗日的!今天我叫你瞧瞧中国人的厉害!”这个成心找死的独耳朵,是个碎嘴子,一上车就骂骂咧咧地猛催:“嗨,快!”

才走出两步,他又是一声:“嗨,快!”

梁永生故意气他——他越催“快”,永生越是慢慢腾腾的。独耳朵见永生戗着他来,火了,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的心坏的有!你的走的不快,我的钱的不给!”

不管独耳朵放啥屁,梁永生总是不快走。他心里的主意是:“你他妈的甭叽歪!一会儿我就送你回老家!”

又拐过一个路口,来到一个行人稀少的偏僻处。梁永生突然把车把一扬,车子向后一躺,那独耳朵脑勺着地叽哩咕噜滚了出来。他从地上爬起来,气势汹汹地说:

“呶!你的要干什么?”

“我要揍你个鳖种!”

独耳朵见梁永生挽起袖子要抓挠他,他立刻换出笑脸,并掏出一把票子说:

“你的把我的拉到,我的钱的大大的给!”

这个狡猾的小鬼子所以马上由硬变软,是想把这个成心和他找别扭的中国车夫诓到他的大本营,再狠狠地收拾梁永生。可是,他哪里知道,梁永生不是那种不辨真假的糊涂虫,更不是那种见钱动心的财迷鬼。永生给他的回答是:

“你有票子,我有志气……”

小鬼子见软的不行,又来了硬的。他觉着自己有一支手枪,吃不了这个中国车夫的亏。可是,他的如意算盘又拨拉错了。他刚掏出手枪,手疾眼快的梁永生飞起一脚,只听嘎叭一声,不是枪响了,而是他拿枪的胳臂断了。那手枪脱手而出,跌落在路旁的臭水沟里。到这时,小鬼子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了,立刻现了原形——就像只见了猫的老鼠一样,瞪直了的眼里充满了怕死的恐怖。他噗噔一声跪在地上,又磕头又作揖,用中国民间的礼法苦苦求饶:

“你的饶了我……”

“中国人怎么样?”

“中国人大大的好!中国人的心善……”

“我要对你心善,对不起我死去的同胞!”

永生说着,握紧了铁榔头般的大拳头,冲着囟门、太阳穴等致命处打下去。只几下儿,那小鬼子狼嗥鬼叫的呼救声就止住了,嘴角上流出一摊白沫,鲜血淌了一大洼。

眨眼间,两头路口上的国民党警察如丧考妣似的吹起戒严哨子。有的还像死了爹抢孝帽子般地朝这出事地点飞跑而来。梁永生面对着这群魔乱舞的局面,心无怯意,面无惧色,不慌不忙地架起车把,从容不迫地颠起步子,迎着那扑面而来的警察跑过去。

“站住!”

警察的喊声没落,永生来到近前。警察挥舞着警棍正要拦阻,永生飞起一脚又将那警察踢离了地皮,继而实扑扑地摔到地上,趴在那里捂着腿梁子嗷嚎嗷嚎叫唤。

梁永生没再理他,只是气冲冲地骂了一句:

“汉奸!走狗!”

这时,附近各个路口上的哨子,吱吱啦啦响成了蛤蟆湾。梁永生在雾气的掩护下,从从容容地拉着洋车继续向前。一辆国民党警车,迎面开过来了。与此同时,另一辆鸣着警笛的日本警车,也出现在永生的身后,将个梁永生围堵在中国街道和日本租界的交界处。这时候,日本警车上连声怪叫:

“站住!”

国民党警车上也跟着狂嚎:

“站住!”

日本警车上跳下几个鬼子兵。

国民党警车上也跳下几个保安队。

他们一主一奴,一呼一应,前堵后截,两面夹攻,一齐朝着这位竟敢打死日本兵的中国车夫扑来。梁永生面对着这两群狼狈为奸的疯狗们,真想把洋车一撂跟他们拼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李大叔“死要死个值”的话来,心中又想:“可恨的是日本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的那些主事儿的头头们;跟这些家伙们拼个啥劲儿?……”他想到这里,一扭车把钻进了路旁的小胡同……梁永生越大街,穿小巷,绕过一道又一道的警察岗位,安全地来到赁车厂。他拉着车子刚进厂门,尾追的疯狗们立即把门口堵住了,并高兴地说:“我看你再往哪里跑?”这些家伙们高兴得太早了。梁永生进了院子,把车一扔,一纵身蹿上垣墙,又来了个鹞子翻身跳到另一条街道上。安全地脱险了。

梁永生为什么泼死泼活地要把车子拉回厂?他怕丢了车子对不起瘪鼻子?当然不是。他想的是:这么一来,瘪鼻子那个可恶东西就脱不了干边了;并且,还一定会给他戴上一顶“窝藏凶手”的大帽子,叫这个处处琢磨穷人的老小子也尝尝穷人的厉害。

永生跳墙而出的这条街道,属于法国租界。日本鬼子不能直接到这里来捕人了。同时,那些家伙们也没看到梁永生翻墙出去。再加他们不知永生会武术,所以在他们看来,在这么高的垣墙上跳出人去是不可能的。可是,梁永生跳出垣墙以后,杂在大马路上的人流中,已经到家了。

给永生做鞋的杨翠花,正忙着缉鞋口。杨翠花是个能干的女人。打从进了天津以后,她一人料理五口人的吃穿,还抽空出去拣煤渣。有时候,累得她头昏眼花,腿也迈不动步子。但是,她从不把这劳累的感觉在丈夫和儿子们的面前表露出来。只是当丈夫、儿子都不在家的时候,她这才一边穿针攮线地忙着,一边自觉不自觉地嘟囔几句:“穿鞋这么费!几天就是一双……”

“以后就穿不了这么多鞋了!”

翠花猛一抬头,见丈夫仓仓猝猝走进屋来,气色也不对头,就感到征兆不好:

“出事啦?”

“出点小事儿。”

“啥?”

“我打死一个日本鬼子!”

翠花一听,脸上泛出一层忧喜交织的表情。她所以喜,是因为她早就恨透了欺负中国人的日本鬼儿;又所以忧,是她觉得这非同小可,必将招来一场大祸。怎么办呢?她没有主腔骨,就问丈夫。丈夫胸有成竹地说:

“走!”

“哪去?”

“先到周义林大哥那里躲躲!”

“对!”

没有多少家当,两口子不大一会儿便收拾好了。永生挑起花筐,翠花拿上行李,一同走出房门。路上,翠花悄声问丈夫:“孩子们全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永生说:“有办法!”来到胡同口,永生见周义林还在那里等座儿,便凑过去说:

“我闯祸啦!”

“啥祸?”

“打死一个日本鬼儿!”

“那手活儿是你干的?”

“你听说啦?”

“嗯!”

“我先到你家躲躲吧?”

“好!”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干啥?”

“我的孩子们回来你好告诉他们。”

“好!”

“你然后再去鞋铺告诉志坚……”

“好!”

周义林掏出钥匙,递给梁永生。正在这时,马路对面有人喊:

“胶皮!”

“没空儿!”

周义林应了一声,往车上一仰,眯缝上眼睛。

傍晌时分,外出干零工的梁志刚回来了。周义林架起车把迎上去,咬着志刚的耳朵嘀咕一阵,志刚点了点头,走开了。周义林又回到原地,坐在车上抽起烟来。

再说梁永生夫妇。他们正在心神不安地等着孩子们,志刚和志坚同时走进来。永生高兴地问:

“你俩咋赶得这么巧?”

“俺哥叫我来的。”

“好!等志勇回来,咱们马上就走!”

“哪去?”

“闯关东去!”

沉默了片刻。志刚又问:

“爹,咱连个投奔也没有,就硬去闯吗?”

“有投奔。”

“谁?”

“你秦大爷。”

“秦大爷?”

“噢!你不记得——”永生把秦大哥投宿宁安寨的情况叙述一遍,又说:“半年前,我拉过一位关东老客儿,他是兴安岭下徐家屯的。我从和他闲扯中,知道了你秦大爷的下落——就和那位老客儿住在一个屯子里。”

天快黑了。翠花望望天色着急地说:

“志勇这孩子,这时还不来,准是又上‘三不管’了!”

“他不是去拾煤碴儿吗?上‘三不管’干啥?”

“听说书的去呗!”翠花说,“‘三不管’的说书场儿里,见天傍黑儿说一段《景阳冈武松打虎》……”

爹娘正说着,志勇回来了。永生问:

“你周大爷呢?”

“来了!”

周义林应声而入。

梁永生马上要告辞,周义林说啥也不干。他终于留下永生一家吃了顿饱饭。饭后,永生告辞了周大哥,领上老婆孩子,挑上花筐,连夜登程向市郊奔去。

周义林送出很远,洒泪相别。

当永生一家走到一个路口时,望见一辆日本警车,拉着五花大绑的瘪鼻子老板,鸣着长笛穿街而过。接着,一辆国民党警车,出现在前边的另一条路上,正向梁永生原来的住处——“沿河五号”急驰而去。永生望着警车扬起的尘土,狠狠地骂道:

“汉奸卖国贼!小子们你来晚了!”

月亮出来了。沉闷的月牙儿终于脱去了纤微的云翳,悄悄爬上头顶。朦胧的月光,透过饱含水分的夜空,把它的光亮和那灰黄的灯光溶合一起洒在马路上,使人们觉得似乎夜晚倒比白天光明。天到这时才下班的、群群帮帮的工人走在马路上,不时地向这破衣拉花、扯大拉小去逃难的永生一家送来同情的目光。

一位光头赤脚的报童出现在人流中。他把报纸举过顶,边走边喊:

“看晚报!看晚报!中国车夫打死了日本兵!……看晚报!看晚报!爱国车夫大显身手,日本兵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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