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阻碍　中国政治腐败，非根本变法，殆无复兴之望。变法久为国内之急切需要，而士大夫知识愚昧，自信中国政教之美，世无其匹，采用西法，则谓之用夷变夏，既非圣人之道，又变祖宗之法，非圣则为不道，变法则为不孝。其造成之原因，一则士大夫初习八股，少读史籍，不识秦、汉以后文化演进之陈迹，一则鉴于古代变法者之失败，以为利不十不变法，法固未有有利而无弊者，一则恨恶外人，全以意气用事，妄肆诋毁，更不愿效用其法。其人于政治上极有势力，阻挠新事业之创办，一二识者不能有为，以致一败再败，几成瓜分之祸。中、日战后，识者益信维新之效，倡言变法者益多。

康有为之宣传　有识之士倡言变法，发表文字，以为宣传，康有为言尤激昂。其奏议曰：“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渴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其言可谓切至，引用之经典，不过证明变法之非非圣，祖宗之制亦非不可改。其动机全出于富国强兵，非此将有亡国灭种之祸。其言虽有牵强，要为忠君爱国之论。

朝廷渐知变法之需要，顾无决定大计之军机大臣，辨别轻重缓急，有所主持，切实进行，其困难一则其人多受褊狭之教育，不知若何进行之方法，一则党派纷争，各不相容，顽固者恃太后为援，欲变法者与皇帝接近，而帝名虽亲政，然无实权，方从事于暗斗，何能有为？于此情状之下，其改革者要非慎重考虑，偏于支节，兹略分言其主要者于下。

筹饷练兵　政府收入，年约八千万两，借款赔偿军费，年付本息，无法支付。德宗应户部之请，诏朝臣疆吏议奏办法，言者多请开源节流。其奏言之办法非规模远大一时不易实现，即为苛捐杂税，各省多未举办。关于军队，国中兵额八十万人，饷银不敷养赡，反恃贩卖为生，战斗力弱，朝旨将其裁减，另募新兵，顾为具文。其改用洋操者，唯张之洞创办之自强军，聂士成所部之武毅军，袁世凯新练之新建军。

创办新事业　政府时知铁路之重要，借款建筑京津铁路、芦汉铁路，扩张邮政局，初每至冬际，华宫为外使转递公文，达于上海，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创设北京等五处寄信局，交海关办理。至是，列强添设邮局，总署改北京寄信局为邮政总局，各口为分局，并添办分局。邮资定为明信片一分，封口信三分。政府又筹人民生计，惜多空言，未有实效。关于教育，朝廷改设官书局，派大员管理，又筹办京师大学堂。

康有为之活动　就上改革而言，朝廷于马关和后，仍图苟安。及德占据胶州湾，屈辱之深，无以复加，久请变法之康有为，自粤北上，一面上书奏陈国势之阽危，急宜变法。其具体建议，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一面召集同志，创立保国会，以为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而谋保国保种保教也。初康氏四次上书，均言变法，又创强学书局，刊印公报，鼓吹变法。顽固朝臣恶之，谋欲弹劾，友人劝之南下，至是入京活动甚力。德宗久闻其名，命总署大臣问以大计，其心意已倾向于变法矣。帝读康氏奏疏，深有所感，许其具折上奏，并诏其进呈《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二书系康氏写成，其主张则中国宜效二国也。此后进呈之奏疏甚多，要多偏于理想，实行固非易事。

德宗变法之倾向　德宗于胶变之后，意欲变法，询问军机大臣变法事宜，而入值大臣多默然无语，外使入见，帝许改变旧制，而刚毅论其不可。刚毅为太后亲臣，为顽固大臣之一，当时稍知外事，异于群臣者，为张荫桓。张氏出使外国，负有能名，时在总署行走，康有为馆于其家，二人均为旧党所恶。诏旨如开经济特科，裁汰冗兵，改变武举，设立学校，皆为变法之证，大起旧党之忌。经济特科系仿博学鸿词科例，由朝臣督抚学政举送所知入京考试，余无说明之必要。

二党水火　二党见解不同，互相水火，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其同乡许应骙阻其在粤东会馆开会。许氏官至礼部尚书，亦反对变法也。会旧党称康聚众收费，同于会匪，并有著文驳之者，由是谤议大起，言官奏劾，会员且有自劾以求免祸者。刚毅欲究入会诸人。而帝不许，始免兴起大狱。新党言官乃参许应骙以作报复，许氏自辨，并诋毁康氏，请将其罢斥，帝置不问。其党文悌方为御史，再参康氏，论及保国会曰：“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一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焉。奴才……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罗织其罪，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其不能相容矣。

诏定国是　于此情状之下，康有为深信朝廷宣示维新政策，则一切困难，皆可解决，草成《请定国是》奏稿，交言官上奏。德宗得疏，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诏定国是，其扼要之语曰：

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补益。……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太后干涉朝政　朝廷宣示大计，守旧大臣原应服从诏书，放弃主张，实则毫无效果，反而益为破坏。十七日，翁同龢忽奉殊谕开缺回籍，翁为帝之亲信师傅，兼在总署行走，张荫桓与之相洽，亦几不免，其先朝臣英年已传欲将张氏围拿矣。尤可异者，翁同龢免职之日，帝诏大臣授职者，京官并诣皇太后前谢恩，外官奏谢，又命荣禄为直隶总督，节制境内驻军。荣禄为太后亲臣，旧党掌握军权，变法之失败，已决定于此矣。康有为于诏下后，原欲出京，会得朝臣徐致靖之奏荐，帝命于十六日召见。康氏奏陈变法，为时甚久，帝命其写进所著各书，俄诏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康氏乃著书为文，议论朝政，多所奏请。德宗深受其影响，变法之意益坚。

新党人物　大臣赞助变法，或深表同情者，寥寥无几，余多小臣。七月二十日（九月五日），帝始召见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替襄新政。谭于湖南佐办新政，负有大志。刘官刑部主事，为保国会会员之一。杨久官于京师，与有为相善。林为康之弟子。四人均以大臣奏举，奉旨入见也。御史杨深秀、宋伯鲁亦力赞变法，梁启超、康有溥（字广仁）时亦在京。梁氏奉旨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有溥为有为之弟，业医，梁于春间重病，康有为召之入京，为之治病，后更佐兄整理文稿。外省推行新法著有成绩者，首推湖南巡抚陈宝箴。其佐之者，有黄遵宪等。黄氏久任领事，著有《日本国志》，负有盛名。此就主持变法者诸人而言，其人皆欲富强中国。勇于进取之志士也。

新政　德宗自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迄于八月五日（九月二十）政变，为时凡百有三日，期内变法或改去积弊之诏书，多如雪片，难于一一列举，兹分类略述主要之新政如下：

（一）官制　帝诏裁詹事府通政司等衙门，外省裁去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东河总督，及无所事事之粮道盐道等官，官民并得一律应诏言事。各衙门奉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裁减绿营，改用西法练军。帝又严谕部院于交议事件，克日议覆，逾期惩治，对于代奏事件，稍有抑格，立即严办。其尤重要者，则诏编预算也。

（二）教育　京师大学堂成立，各地书院奉旨改作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亦令兼习中西学课，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官劝人民改为学堂，专门学堂亦奉旨筹办。中学应读之书由官书局颁发，诏奖士民著作新书，许其享有版权，并设译书局，诏废八股，科举改考策论，武举亦改科目，又举经济特科。

（三）铁路　帝诏赶办芦汉铁路，开办粤杭沪宁各路。

（四）实业　朝廷设立农工商总局，命官振兴农业，广译外洋农务诸书，奖励绅商广开农会，购买农器。凡制成新器者准其专利售卖，又奖进商业，上海、汉口各设商会，且许旗人经商营业。

推行新政之困难　新政深切中国之需要，顾其规模太大，牵涉太多，而国内之积弊已深，官吏又敷衍因循，决不易于实现也。主持之者初不免于视事太易，康有为尝奏言曰：“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乐观至是，盖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德宗时无实权，迭谕各部院官对于覆奏事件，不准延搁，而犹阳奉阴违。疆吏对于新政，更多延宕不办，帝严词责之，仍无效果。新政不能推行，康氏后亦知之，而犹在京今日上一建议，明日另一奏请者，意欲“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也。其反对变法者，更造谣毁之，其人类多认识不足，而徒望文生义，发为议论。张之洞初主变法，后则诋毁康、梁。其论民权之害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让之他人。”云云。

临难不逃之精神　新党同志太少，而反对者众，德宗又无实权，事将失败，明如指掌，康有溥劝其兄早去，而有为感激知遇，不忍他去，且信生死有命，非所能避。其亲信谋欲使之出使日本，而帝别放他人。有溥留于京中，有劝之去者，复书则称“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兄在远不知情事，易于发论，倘在此，岂能远遁？若能遁则非人情，又何以为人？固知为志士仁人之不易也。”他如谭嗣同等，亦久置生死于度外，临难不肯逃免，精神有足多者。

政变之酝酿　二党水火，大权操于太后，太后之年已高，思想固定，顽固大臣多其亲信。帝则主张变法，擢用小臣，两派不能相容，终将造成事变。其促成之者，则礼部堂官阻抑主事王照条陈也。王照请帝游历日本，堂官不肯代奏，王照力争，并谓将请都察院代奏。堂官无奈，为之转递，并自辩护，称王借端挟制，帝迭诏除壅蔽而竟不行，礼部堂官时最守旧，乃将尚书侍郎六人交部议处，并另诏员代之。旧党大惧，向太后挑拨益力，帝欲开懋勤殿与亲臣商议政事，为太后所拒，旨不得下。七月二十九日（九月十四），帝交密谕于杨锐，称“位几不保”，令筹商救护之法。康有为乃欲引用袁世凯。袁初赞助强学书局，康又遣人征其意见，袁称倾向，故力荐之，值袁奉旨入京进觐之后，帝诏以侍郎候补，专练军队。

政变　八月三日夕（九月十八），谭嗣同谒袁，陈说皇上危险，请以兵力保护圣躬。袁党辩护文字，则称说其诛杀荣禄，运兵入京，包围颐和园。会谈之真相，殆不可知，其商定之办法，则帝同太后于九月幸天津阅兵，袁以兵力诛杀后党也。苟先预备，旧党一无所闻，则事起仓卒，不难成功。袁请训回津，即将经过报告荣禄，荣禄电报太后，太后怒而自颐和园回宫，矫诏听政，置帝于南海瀛台，此八月五日事也。明日，步军统领衙门，捕拿康有为，不获，闭城大索，捕获其弟。谭嗣同等闻之，共商保护圣躬及变法诸臣之策，遣人商于英、美、日使，康、梁幸得免难。康于初五抵津，乘英船南下。得英使保护，于吴淞外乘英船南往香港。梁得日人援助，东渡日本。

变法诸人之受祸　九日，太后命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明日解送刑部，太后更谕看管张荫桓，研讯徐致靖、谭嗣同等六人，派大臣会审，会有奏请将其正法者，太后从之。十三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有溥就刑，后人呼为六君子。明日，殊谕宣布康有为等罪状，令督抚查拿。关于谭嗣同等，则称其与康有为结党，阴图煽惑，且曰：“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康氏罪名，则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实则此等罪状之辞，至是已三变矣。太后恨之之深，悬赏捕之，焚其书籍，籍其财产，官吏捕其家人，不得。张荫桓发往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其他革职者尚多。太后诏复旧制，考试恢复八股，武科亦复马步弓石，他更无论矣。德宗初有生命危险，后以外使干涉及疆吏反对，得未废立。太后恨未能平，明年冬，诏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皇嗣，立嗣之非祖法，太后已不问矣。

评论　综观戊戌变法之始末，多受外患之影响而促成，主持者亦多接受外人之建议，英教士李提摩太影响尤大。康氏熟读其书，亲往谒之，梁氏亦曾为其书记。及康进用，电召李提摩太来京，称将聘为顾问。李提摩太建议聘用伊藤博文为顾问。伊藤适来华游历，朝臣亦有奏请留之为相者。李提摩太入京，德宗定期召见，不幸政变作矣。李提摩太奔走使馆，谋救圣躬，及变法诸臣，康有为之能脱险，盖亦赖其力焉。所可惜者，康、梁诸人未有政治经验，偏于理想，求治太急，终遂造成政变。谭嗣同于太后听政，往见李提摩太，始悔不从其逐渐改革之忠告，以致失败。其谋杀荣禄，直以一切作一孤注，政治家殆不出此。太后听政，罢去新政，恢复旧制，信用顽固大臣，昏然排外，造成大祸，屈服之后，始再变法，时已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