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问题，乍莱太太是有创造天才的。在展览会里各式各样吸引观众的花样中，小耐儿也没有被忽略。那辆经常为那个绿林好汉乘坐游行的轻车，如今也华丽地装饰上旗帜和彩绸，绿林好汉坐在里面，和平常一样对着他爱人的肖像沉思，耐儿在他身边安置了一个座位，戴满了一头纸花，就在这种喜庆大典似的情形之下，每天早晨慢慢地穿行全城，随着铜鼓铜号的声音，把装在一个篮子里的传单分散出去。女孩子长得很美，配上她那种温柔和怯生生的态度，在这样一个乡僻地方很能引动视听。那位绿林好汉本来是唯一吸引大众兴趣的人物，如今也退居第二位，只不过在以她为主角的戏剧里，还算是重要的配角罢了。一般成人开始对这位明眸皓齿的女郎感到兴趣，一二十个男孩子简直拼命地爱上了她，经常把包好了的花生和苹果，用正楷写上姓名，留在蜡像馆门口。

这种有利的印象乍莱太太是看得很清楚的，她唯恐耐儿跌了身价，不久便让绿林好汉单独出巡，把她留在展览室里，每半小时把人物们讲述一次，大为赞羡的观众所满意。这些观众全是很上等的人，其中包含着许多青年女子寄宿学校的学生，乍莱太太煞费苦心地想迎合她们的趣味，特别把格里麦尔迪先生装扮小丑的面容和服装改换一下，使他变为正在编纂英文文法的林德莱·莫瑞[1]，又把一个著名的女杀人犯变作汉娜·莫尔夫人[2]，当地寄宿学校和日校校长孟佛莱瑟斯女士也承认这两个肖像十分逼真，于是她也屈尊地率领着特别选定的八位少女私来参观，看到它们的正确大大感到惊奇。庇特先生头戴睡帽，身穿睡衣，去了脚上的靴子，恰到好处地成了诗人考柏[3]；苏格兰的马利女王，加上黑色假发，露出了白色衫领，披上一套男装，完全变成了拜伦爵士[4]，那些少女们看了它，简直就叫了起来。但是孟佛莱瑟斯女士斥骂她们不该这样热情，乘机还责备乍莱太太没有把展品再精选一下，她说这位爵士的一些思想是和蜡像的光荣相矛盾的，接着还对里面的一位教长提了一些意见，但这就不是乍莱太太所能了解的了。

尽管耐儿的工作很够辛苦，但是她觉得车上那个女子倒是一位十分慈祥十分周到的人，她有一个特别脾气，不只要自己舒服，也要使和她一起的每个人舒服；我们可以说，这后一种的品德，就是对住在比车子上更阔气的地方的人来说，较前一种品德已属难能可贵和非同寻常，何况喜欢自己舒服的人，并不一定也希望别人舒服。由于耐儿能够讨观众的欢喜，他们常常送她不同数目的小费，女主人也从来不向她抽头；同时她的外祖父也很受优待，颇能做一些事；因此在蜡像展览的工作上，倒没有什么值得使她焦虑的事；只是一想到奎尔普，她就害怕他会再来，有一天会突然碰到他们。

说实在的，奎尔普已经成了女孩子的梦魇，他那丑怪的脸和发育不全的身子，经常在扰乱着她的思想。为了蜡人的安全，她就睡在陈列室中，而她每天晚上来这里休息时，总是觉得十分苦恼——难怪她，她制止不住自己呀——幻想着一些蜡人死人一般的面孔，颇有和矮子类似的地方；这种幻觉有时把她逼得很紧，以致她几乎相信他已经把蜡人移开，穿上它的衣服了。而且许多蜡像都嵌着大玻璃眼睛；它们一前一后地立在她的床铺四周，看起来真像活人，但是它们那种可怖地静止着沉默着的样子，却又绝对不像活人，因此她对它们本身就含有一种恐惧，她常常躺在床上注视着这些幽暗的偶像，直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坐起来点上一支蜡烛，或者走到一个敞开的窗口坐下，感到天空朗朗的繁星对她倒有一种友情。在这些时候，她便回忆起她的故居来，和她常常独自一个人静坐的窗户；由此她又想起可怜的吉特以及他的一切好意，直到最后眼泪浸入她的眼睛，她便又哭又笑了。

在这种静寂的时间里，她的思想常常焦急地转到她的外祖父身上，她不知道他们从前的生活还有多少留在他的记忆里，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介意他们环境的改变以及这些日子以来他们那种无依无靠和穷困的情形。当他们流浪的时候，她很少想到这个；但是现在她却不禁在思量：如果他一旦病倒或者她自己一旦体力不支，他们可怎么办？他很有耐性，什么都情愿，任何小事都肯做，高兴有点用场；但是他还是那种和先前一样的无精打采的情形，没有丝毫进步的迹象——简直就是一个幼儿——一个可怜的、没有思想的、呆头呆脑的人物——一个没心眼的、温柔的老头子，对她的爱和关切很敏锐，对愉快和痛苦的印象也容易感受，但是他所能接受的也就是这些罢了。成了这种样子委实使她伤心——看到他有时无聊地坐在一旁，当她四下里望望，他便微笑着向她点头；有时他抚弄着一个小孩子，抱着他走来走去，他喜欢这样玩耍一两个钟头，连小孩子的简单问题也回答不出，但是他对自己这些缺点也能忍耐得住，并且也好像能够意识到这种缺点似的，甚至连一个婴儿的智慧都比不上了——看到他这样她真伤心，因此她的眼泪落个不停，甚至躲到什么秘密所在，跪在地上祈祷他早日恢复健康。

但是她的最大苦恼还不是因为看到他陷入了这种境地，因为至少他还能过着满足和安静的生活，也不是因为她对他心情的改变经常地独自沉思默想，虽然这些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也是痛苦的考验。使她更为伤心的理由就要来了。

一天黄昏，因为他们有一晚的休假，耐儿便同她的外祖父出外散步。他们已经闷了好几天，天气又很温暖，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离开市区之后，他们进入了一条由快人的田野里穿出来的小径，以为这条小径将以他们离开的大路为终点，他们可以循着它走回去。但是小径越来越宽，这倒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此他们也只有一直向前走，直到太阳衔山，才到达了他们所找寻的道路，便停下来休息。

天色渐渐阴沉，天幕也低垂下来，只有落日的余晖堆成黄金和火红的云簇，那将熄的余焰星罗棋布地穿过了黑幕，鲜妍地射到大地上面。太阳一落，晚风飒飒地哀鸣，把欢欣的白昼吹到乌有之乡；一团乌云集结天空，闪电准备发作。大雨点不久就要落下，携有暴风雨的浓云向前飞驶着，它们所遗留的空隙也立即由另外的浓云补上，一下子遮蔽住了整个的天空。远处的雷声低沉地响起，电光闪动，一霎时就变得天昏地暗了。

老人和女孩子不敢躲在树下或者墙篱笆边，他们沿着大路急忙地前进，希望找到什么房子，可以在里面暂避一避，因为暴风雨这会儿真的临头了，并且一会儿比一会儿猛烈。雨打透了衣服，轰轰的雷鸣把他们的头脑弄得混乱了，叉子一般的电光一闪一灭又使他们惶惑不安，如果不是一个站在门口的人向他们大喊大叫请他们进去，他们从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旁边走过也没有看到它近在目前。

“如果你们不想被打瞎了眼睛，你们的耳朵就应该比别人好些。”他说着退到门里，用手遮着眼睛，因为锯齿形的电光这会儿又在闪动了。“你们走过去做什么，咦？”他接着说，一面把门带上，引导他们穿过甬道，进入里面的一个房间。

“我们没有看见这座房子，先生，后来才听到你喊我们。”耐儿答道。

“可不是，”那人说道，“电光晃着眼睛，真的。你们最好立在火炉边上，烤一烤。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要好了。如果你们什么也不需要，也不会勉强你们要的。这点你们用不着害怕。这是一家酒店，就是这么回事。提起‘勇敢的士兵’来，这一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这酒店名叫‘勇敢的士兵’吗，先生？”耐儿问道。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它呢，”店主东答道，“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竟会不知道‘勇敢的士兵’和知道教理问答一样清楚呢？这里就是‘勇敢的士兵’，是由詹姆斯·格洛乌斯——詹姆·格洛乌斯——忠实的詹姆·格洛乌斯开的，他是一位正人君子，并且有一块很好的干燥九柱游戏场。如果有人说什么反对詹姆·格洛乌斯的话，让他当面对詹姆·格洛乌斯来说，詹姆·格洛乌斯愿意找一个人来同他打赌，条件从四镑到四十镑。”

说完这些话那位发言人拍着胸脯，意思是在暗示，他便是被大捧一气的詹姆·格洛乌斯；他还向火炉架上的黑镜框里一位冒牌的詹姆·格洛乌斯很老练地比着拳头，那位冒牌的人也正对着大众比着拳头；最后他把半杯兑了水的酒举到唇边，为詹姆·格洛乌斯的健康干杯。

晚上天气温暖，屋子中间拉起一块大的屏风，为的是阻御炉火热气的散播。屏风另一面好像有人对格洛乌斯先生的本事表示怀疑，因此才引起这一番自高自大的言论；格洛乌斯先生被激怒了，用指节大敲起屏风来，等待屏风另一面的回答。

“很少有人，”因为没有听到回答，格洛乌斯先生便说了，“胆敢在詹姆·格洛乌斯自己的家里侮辱他。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有这种胆子，那个人离开这里至少有一百里呢。但是他顶十来个人，因此我让他随便他说我什么——他是知道的。”

回答这一谀词的是一种很粗很哑的声音，吩咐格洛乌斯先生“不要胡说八道，赶快把蜡烛点起来”。同一个声音又对那同一位先生说，“不要浪费唇舌夸夸其谈了，因为许多人都知他是一块什么料”。

“耐儿，他们在——他们在玩牌呢，”老人低声说道，突然发生了兴趣，“你听见他们了吗？”

“你看那支蜡烛，”那个声音说，“我简直连牌上的点也看不出来了；赶快把这扇窗子关上，听见了吗？我想，你的啤酒配上今天晚上倒霉的雷声更显得坏了。——打完了！给我七先令六便士，老伊萨克。交过来。”

“你听见了吗，耐儿，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老人又低声说道，钱在桌上叮当作响，更增加了他的热情。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暴风雨，”一个又尖又哑、听起来最不舒服的声音说道，这时刚刚响了一阵霹雳，“只有老路克·威瑟斯连出十三次红牌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全说他碰上魔鬼的运气了，他自己的运气也真他妈的够好；因为魔鬼就是在这样的晚上出来活动的，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看到魔鬼的话，他一定正在他的肩膀后面望着呢。”

“啊！”那个粗哑的声音答道，“尽管这几年来老路克费过千辛万苦赢过钱，我却记得他最不幸最倒霉的一次。不论他把骰子盒拿到手里，或者取过一张牌来，他总是把钱输个精光。”

“你听见他说什么话吗？”老人低声说道，“你听见了吗，耐儿？”

女孩子看到他的整个样子完全变了，心里又吃惊又恐惧。他的面孔急得发红，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牙齿咬得很紧，他的呼吸又短又粗，那只搭在她胳臂上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在他紧握之下，连她也震动起来了。

“上帝作证，”他嘟嘟囔囔地说道，仰着头向上望着，“我常常这样说——我知道要碰上这样一个机会，做梦也梦见，感到它是真的，一定会有这一天！我们有多少钱，耐儿？喂！我见你昨天还有钱，我们有多少钱？把钱交给我。”

“不成，不成，让我保存着，外公，”吓坏了的女孩子说道，“让我们离开这里。不要管下雨不下雨。还是让我们赶快走吧。”

“把钱交给我，我说，”老人样子可怕地答道，“嘘，嘘，不要哭呀，耐儿。如果我说得厉害了一点，亲爱的，我也不是有心这样呀。这是为了你好呀。我让你受过苦，耐儿，但是我一定要做点对得起你的事——我一定得这样，真的。钱在哪里？”

“不要拿它，”女孩子说，“千万不要拿它，亲爱的。为了我们好，还是让我保存着，不然就让我把它扔掉——我把它扔掉也比现在交给你好些。让我们走吧；就让我们走吧！”

“把钱给我，”老人答道，“我一定拿到它。哪——哪——这才是我的好耐儿呢。有一天我要做点对得起你的事，孩子。我为了你好，不要害怕！”

她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钱包来。他一把抓了过去，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气一如在他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拿到钱就匆匆忙忙地向着屏风的另一面走去。再想制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女孩子战战兢兢地紧跟在他后面。

店主东在把灯放在桌上，就忙着拉下了窗帘。刚才他们听到说话的是两个人，他们中间摆着一副牌和一些银币，屏风上面用粉笔记录着他们赌过的局数。那个说话声音粗哑的是一位鲁莽的中年汉子，大块的黑髭，宽脸盘，又厚又宽的嘴，一条牛脖子赤裸裸地露在外面，因为他的衬衫领子裹在一条松松的红色颈巾里面了。他戴着一顶变成棕色的白帽，身旁还放着一根瘤节很多的手杖。另外那个被他同伴称为伊萨克的人，身材比较瘦弱些——弓腰，肩膀高耸——一张很难看的面孔，还有一双最阴险最凶恶的斜眼睛。

“现在，老先生，”伊萨克说着，四下里望望，“你认得我们哪一个呢？屏风这一面是不许人进来的，阁下。”

“我希望没有冒犯你们。”老人答道。

“但是，我的老天——阁下，这就是冒犯，”另外那一位打断了他说，“你随便闯到两位有特别工作的绅士面前来，就是冒犯。”

“我不想冒犯谁，”老人说，焦急地望着牌，“我是想——”

“但是你没有资格想，阁下，”另外一个反驳道，“像他妈的你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什么想头？”

“喂，暴躁的伙计，”那位胖子说，他的眼睛第一次离开牌扬了起来，“你叫他说句话行不行？”

店主东最初显然是决定要守中立，看看胖子究竟拥护问题的哪一方面，这时便插口道：“啊，当然啦，你叫他说句话行不行，伊萨克·里斯特？”

“我叫他说句话行不行？”伊萨克鄙夷地答道，用他的尖喉咙尽量模仿店主东的声音，“是的，我可以叫他说句话，詹姆·格洛乌斯。”

里斯特先生的斜眼装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好像要延长这一个争辩似的，他的同伴却一直在机警地注视着老人，及时地把这种倾向中止了。

“谁敢说，”他说，一脸狡猾的表情，“这位先生不是斯斯文文地很想和我们赌一赌呢？”

“我正是这种意思，”老人叫道，“那就是我的意思——那就是我现在所希望的！”

“我早就想到了，”那位先前发言的人答话了，“那么谁敢说这位先生不是预料我们是在赌着玩[5]，要想斯斯文文地赌赌钱呢？”

老人焦急地摇摇他手中的钱袋作为回答，然后把钱袋丢到桌上，好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把牌收了过来。

“唔！那个，真的，”伊萨克说，“如果这位先生的意思在此，我倒要请这位先生原谅了。那便是这位先生的小钱袋吗？一个很美丽的小钱袋呢。不过就是轻了一些，”伊萨克说着把它掷到半空，又巧妙地把它接住，“但是也很够一位先生消遣半小时了。”

“我们四个人打打吧，把格洛乌斯也拉进来，”那个胖子说，“来呀，詹姆。”

店主东对于这种小牌局像是十分熟练的样子，走到桌子前面入座。女孩子陷入一种十分悲苦的情形中，把她的外祖父拉到一旁，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还是请求他离去。

“来呀，我们还可以很幸福的。”女孩子说道。

“我们会很幸福的，”老人说道，匆匆忙忙的样子，“让我来来吧，耐儿。幸福的来源就在牌和骰子上。我们一定要积小胜为大胜。这里没有多少钱好赢，但是大胜就会来的。我只想把我的损失赢回来；这全是为了你呀，我的乖乖。”

“上帝救救我们！”女孩子叫道，“唔，什么倒霉的运气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

“嘘！”老人答道，用手捂住她的嘴，“运气的神是骂不得的。我们可不要责备她，否则她要躲避我们；我早就发现这种道理了。”

“现在，先生，”胖子说了，“如果你不能入局，那么就把牌还给我们，听见了吗？”

“我来了，”老人叫道，“你先坐下，耐儿，坐下来参观一下。不要难过；这全是为你——全部——每一个便士。这话我可不能对他们讲——不能，不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意思，就不肯同我赌了，害怕为了这样一个原因会让我赢钱。你瞧瞧他们。你看他们是什么样子，你又是什么样子。谁能怀疑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那位先生大概改变主意了，不一定肯来了，”伊萨克说着，假装要离开牌桌子，“我怕那位先生被吓倒了——没有冒险，没有收获——但是那位先生是懂得这意思的。”

“怎么，我准备好了。不是我，还是你们太慢了，”老人说道，“我怀疑有没有人比我更着急开始的。”

他说着便把一张椅子拉到桌子边；另外那三位也同时围起了桌子，赌局开始了。

女孩子坐在一边，心里很烦躁地注视着赌局的进行。她所注意的倒不是什么运气，她只关心把她外祖父紧紧抓住的那股亡命徒的感情，负和胜对她都无所谓。暂时的小胜使着他欢欣若狂，一失败便又垂头丧气，他坐在那里像个疯子，一刻也安定不下去，是那样激动地紧张地，又是那样贪婪地渴望得到无价值的赌注。看到这种样子，她真感觉不如他死了倒容易忍受一些。但是她的确又是造成这一切痛苦的天真原因，他呢，虽然求胜心比最贪得无厌的赌徒都更急切，却又没有一点自私的念头！

相反的，另外那三个人——职业的流氓和赌徒——就在专心于赌局的时候，还是又冷静又稳定，好像每一种道德全都集中在他们的胸间似的。有时一个人要抬起头来，向着另外一个人微笑一下，或者剪剪蜡烛，或者望望射到窗子上和飘动着的窗帘上的电光，或者倾听一个响得特别大的雷声，表示出一种刹那间的不耐烦，好像雷声激怒了他似的。但是他们坐在那里，除了他们手中的牌，对于什么事都很淡漠，在外表上完全是哲学家的样子，既不表示热情，也不表示兴奋，好像他们都是石头做的人了。

暴风雨整整发作了三小时；电光逐渐微弱了、稀少了；雷声本来像是在他们的头上响着、轰打着，这会儿也逐渐退到远方哑声嘶鸣去了；但是赌局仍然继续，谁也不去管那焦急的女孩子。

* * *

[1] 林德莱·莫瑞（lindley murray，1745—1826），英、美语法学家，著有英文文法多种。

[2] 汉娜·莫尔夫人（hannah more，1745—1833），英国宗教论文作家。

[3] 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

[4] 拜伦爵士（lord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貌美多才，常穿翻领白衬衫，风度翩翩。但他的行为浪漫不羁，因此女校长认为把他陈列出来，实属不当。

[5] “赌着玩”（to play for love），就是不下注的赌，“赌钱”（to play for money）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