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

荡到江心的横河划子上，坐着七八个男女，内中有五六个干部。他们都把背包雨伞从身上取下，暂时放在船舱里，有的抽烟，有的谈笑。有位女同志翻身伏在船边上，在河里搓洗着手帕。

“邓秀梅，你怎么不走石码头过河？”一个后生子含笑问她。

“我为什么要走那边过河？”洗手帕的女干部回转脸来问。

“这还要问？余家杰不是走那一条路吗？”

“他走那条路，跟我有什么相干？”邓秀梅涮好手帕，回转身子，重新坐在船边上，两手扯着湿帕子，让它在太阳里晒着，一边这样问。

“你不跟他去，实在不应该。”后生子收了笑容，正正经经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我为什么要跟他，他为什么不跟我？”邓秀梅钉着他问。看样子，她是一个泼泼辣辣的女子。紧接着，她撇一撇嘴，脸上略带嘲弄的笑容，说道：“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自己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气，来服侍你们。”

“你呢？只想天天都过‘三八’节。”后生子的嘴巴也不放让。

“你们是一脑壳的封建。”

“你又来了，这也是封建，那也是封建。有朝一日，你怀了毛毛，也会蛮攀五经地跟余家杰说：‘你为什么要我怀孩子，自己不怀？你太不讲理，一脑壳封建。’”

满船的人都笑了。

“我才不要孩子呢。”笑声里，邓秀梅低着脑壳，自言自语似的说。她的脸有点红了。这不是她心里的真话。接近她的人们说，她其实也蛮喜欢小孩子，跟普通的妇女们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像自己，也有点像另外的一方。但不是现在，现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了孩子，会碍手碍脚，耽搁工夫。

“坐稳一点，同志，轮船来了，有浪，看船偏到一边了，快过去一个。”艄公看见邓秀梅一边，只坐两个老百姓，比对面少两个人，一边荡桨，一边这样地调摆。

“都不要过去，老乡你们也过来。让她一个人，独霸半边天。”爱逗耍方的后生子又笑着说。

“还不坐匀呀，浪来把船打翻了，管你半边天，两边天的，都要洗冷水澡了。”艄公着急说。

划子两边的人终于坐匀了，艄公掌着桨，让划子一颠一簸地，轻轻巧巧地滑过了轮船激起的一个挨一个的不大不小的浪头，慢慢靠岸了。邓秀梅跟大家一起，背好背包和雨伞，站起身来，显出她那穿得一身青的，不高不矮的，匀称而又壮实的身段。他们上了岸，还是一路谈笑着，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岔路口，邓秀梅伸出她的微胖的右手含笑点头道：

“再见吧，孩子们。”

“你有好大了，叫我们孩子？”那个后生子又说，一边握住她的手。

“你不是孩子，是姑娘吗？”

邓秀梅跟大家一一握了手，随即收敛了笑容，露出严肃的脸色来说道：

“同志们，得了好经验，早些透个消息来，不要瞒了做私房。”

“我们会有什么经验啊？我们只有一脑壳的封建。”调皮后生子又还她一句。

邓秀梅没有回应，同在一起开了九天会，就要分别了，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她有意地放一放让。看他们走了好远，她才转过身子来，沿着一条山边的村路，往清溪乡走去。

邓秀梅的脚步越走越快了，心里却在不安地默神。她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她经历中，是个新工作。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1]，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但邓秀梅有这个毛病，自己没有实际动手做过的事情，总觉得摸不着头路，心里没有底，不晓得会发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好在临走时，毛书记又个别找她谈了一回话，并且告诉她：清溪乡有个很老的支部，支部书记李月辉，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他和群众的关系也不错。他过去犯过右倾错误，检讨还好。邓秀梅又从许多知道李月辉的同志的口中打听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气，知道他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

一九四九年，家乡才解放，邓秀梅就参加了工作。划乡建政时，她还是个十五岁的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身材却不矮，不像十五岁，倒像十八九。她记得，有一回，乡里准备开群众大会，工作组的一位北方同志头天动员她，叫她在会上讲话，她答是答应了，却急得一个通宵没闭眼。半夜三更，她一个人爬起来，偷偷摸进空洞幽暗的堂屋，低声细气练她的口才。第二天，当着几百人，她猛起胆子，讲了一阵，站在讲桌前，她的两脚直打战，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她本来是位山村角落里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小时候，只读得一年老书，平素街都怕上得，一下子要她当人暴众讲起话来，把她心都急烂了。

从那以后，邓秀梅一直工作了七年。土改时期，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之下，又凭着自己的钻研，她的政治水平不弱于一般县委，语文知识也有初中程度了。她能记笔记，做总结，打汇报，写情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邓秀梅变得一年比一年老练了。她做过长期的妇女工作，如今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这回搞合作化运动，组织上把她放下来，叫她单独负责一乡的工作。县委知道她的工作作风是舍得干，不信邪，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只是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汇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

邓秀梅转弯抹角，沿着山边，踏着路上的山影、树阴和枯黄的落叶，急急忙忙走了十来里。她的脚力有些来不及，鞋子常常踢着路上的石头。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背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2]、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副毛笔书写的，字体端丽的古老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看完这对子，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

“天子、诸侯，都早进了历史博物馆了。”

接着，她又想道：“这副对联不也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

才想到这里，只见山边的路上，来了一个掮竹子的老倌子。他从清溪乡的方向走来，好像要上街。邓秀梅看见他脸上汗爬水流，出气不赢，连忙招呼他：

“老人家，累翻了吧？快放下来，歇歇肩再走。”

这个人看看太阳还很高，就停了脚步，把竹子放在路边上。他解下围巾，敞开棉袄，走了过来，坐在邓秀梅对面的一块石头上，用围巾揩干了脸上的汗水，看见邓秀梅左手腕上，露出一个小手表，他笑笑问道：

“同志，什么时候了？”

“快两点了。”邓秀梅看了看手表，回答他说。她又仔细打量他。只见他头上挽条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旧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驮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他的脸很瘦，额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皱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年纪五十开外了。和这同时，老倌子也在打量邓秀梅。他看见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两撇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鬓边。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从打扮上看，老倌子猜她是一个干部，带点敬意地问道：

“同志你进村去吗？”

“是呀，到清溪乡去。”

“到我们乡里去吗？那好极了。”老倌子笑着说道。

“你是清溪乡哪一个村的？”

“上村。”

“贵姓？”

“不敢，姓盛。”

“台甫是？”

“佑亭。同志你尊姓？”

“我姓邓。你这竹子是……”邓秀梅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三根楠竹上。

“是我自己山里的。”盛佑亭连忙声明。

“掮到街上去卖啵？”邓秀梅又问。

“是的，想去换一点油盐。”盛佑亭偷偷瞄邓秀梅一眼，随即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把脸转过去，望着路的那边的山上。看着他的这神情，邓秀梅心里起疑了，随即询问：

“你老人家时常砍竹子卖吧？”

“哪里！”盛佑亭扭转脸来，连忙摇头，“轻易不砍。”

“你的竹山是祖业吗？”

“土改分的。不是搭帮毛主席，我连柴山都没有一块，还有什么竹山啊？”

“这几根竹子，卖得几个钱？”

“卖不起价。”

“那你为什么要卖？”

“唉，同志不晓得，是我婆婆的主意。她听人说，竹子都要归公了。”老倌子坦率地说。

“归公？哪一个说的？”

“不晓得，是我婆婆听来的。我跟她说：‘就算归公，也没亏我们。解放前，你我有过一根竹子吗？普山普岭，还不都是人家财主的？要夹个篱笆，找根竹尾巴，都要低三下四去求情。’”

邓秀梅听了他的话，心里暗想：“这人有一点啰嗦，不过，听口气，倒是个好人。”想到这里，她含笑问道：

“你是贫农吧？”

盛佑亭点一点头，但又好像怕人看不起似的，诨[3]道：

“不要看我穷，早些年数，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呢。有一年，我到华容去作田，收了一个饱世界，只差一点，要做富农了，又有一回，只争一点，成了地主。”

“做了地主，斗得你好看！”邓秀梅笑着插断他的话，心里又想：“这个人有点糊涂。”她所认为糊涂的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倌子歇了一阵气，元气恢复了，劲板板地只顾诨他的：

“记得头一回，刚交红运，我的脚烂了，大崽又得个伤寒，一病不起。两场病，一场空，收的谷子用得精打光，人丢了，钱橱也罄空，家里又回复到老样子了，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二回，搭帮一位本家借了我一笔本钱，叫我挑点零米卖，一日三，三日九，总多多少少，赚得一点。婆婆一年喂起两栏猪，也落得几个。几年过去，聚少成多，滴水成河，手里又有几块花边了，不料我婆婆一连病了三个月，花边都长了翅膀，栏里的猪也走人家了……”

“面胡你还在这里呀？”路上一个挑柴火的高个子农民，一边换肩，一边这样问。盛佑亭扭过脸去说：

“来吧，高子，歇一肩再走。”

“不了，天色不早了。”

高个子农民挑着柴火一直往县城的方向走去了。

“他也是清溪乡来的？”邓秀梅问。

“是的。”盛佑亭答应。

“他叫什么？”

“他呀，大名鼎鼎，到了清溪乡，你会晓得的。”

“钱用完，人好了吧？”邓秀梅把先前的话题又扯转来。

“退财折星数，搭帮菩萨，人倒是好了。我给我婆婆送了个恭喜说：‘这下子，你好了，我也好了。’我婆婆问：‘你又没病，有什么好的？’我说：‘夜里睡觉，省得关门，还不好吗？’我婆婆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明白人，这都不明白？这叫夜不关门穷壮胆。’她叹一口气说：‘唉，背时的鬼。’她自己生病，把钱用光了，还骂我背时，一定要替我算个八字。有一天，听见村里有面小铜锣，阴一声，阳一声，当当地敲过来了……一只竹鸡。”盛佑亭眼睛看着路那边的山上的刺蓬里，扑扑地飞起一只麻灰色的肥大的竹鸡，眼睛盯着它说道：“好家伙，好壮，飞都飞不动。”

“你算了命吗？”邓秀梅笑着问他。

“我婆婆要算，我说：‘你有算八字的钱，何不给我打酒吃？’她一定要算，要孩子把瞎子叫来，恭恭敬敬，请他坐在堂屋里，把我的生庚八字报给他。瞎子推算了一阵，就睁开眼白，对我婆婆说：‘恭喜老太爷，好命，真是难得的好命。’把我婆婆喜仰了，连忙起身，又是装烟，又是筛茶，问他到底怎样的好法。瞎子抽了一壶烟，端起茶碗说：‘老太爷这命大得不是的，这个屋装你不下了，你会去住高楼大瓦屋，你们大少爷还要带兵，当军长。’我插嘴说：‘我大崽死了，得伤寒死的。他到阎王老子那里当军长去了。’瞎子听说，手颤起好高，端着的茶，泼一身一地。走江湖的，心里活泛，嘴巴又快，又热闹，他说：‘老太爷，老太太，你们放心，给你打个包票，瓦屋住定了，将来住不到，你来找我。’他自己连茅屋都没得住的，东飘西荡，你到哪里去找他？”

“你住到瓦屋没有呢？”

“说奇，就奇在这里，真有点灵验。土改时，我分一幢地主的横屋，一色的青瓦。”

“你的命真算不错了。”

“不是搭帮共产党、毛主席，自己还有这力量？不过，也是空的，我劳力不强，如今是人力世界，归根结底，还是靠做。”

“做有什么不好呢？”

“做是应该的，只是年纪上来了，到底差劲了，早些年数，莫说这三根竹子，哼！”

“你老人家今年好大了？”

“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来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盛佑亭说到这里，看见邓秀梅的一双黑浸浸的眼睛对他一鼓，晓得不妙，自己失了言，犯了这个女干部的忌讳了，连忙装作不介意，说了下去：“崽顶大的，今年还只有十五，才进中学，等他出力时，我的骨头打得鼓响了。”

“那不至于。你还很英雄。”

“这还不是正合一句老话所说的：‘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

“这是旧社会的话了。逞英雄的，如今走得起。”

“走得起，当不得饭吃，还是应该有一个帮手。”

“你入了互助组吗？”邓秀梅急转直下，有意地把谈话引到她感兴趣的题目上来。

“入了。”

“那你不是有了帮手了？你们乡里，有几个组？”

“我摸不清。”

“你们那个组办得如何？”

“不足为奇。”盛佑亭摇一摇头，“依我看，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家搞到一起，净扯皮。”

“扯些什么皮？”

“赶季节，抢火色，都是叫化子照火[4]，只往自己怀里扒，哪一家都不肯放让。组长倒是一个好角色，放得让，吃得亏，堂客又挑精，天天跟他搞架子。”

“为些什么？”

“堂客问他要米煮，要柴烧，不如她的意，就吵。”

“住在山窝里，还没得柴烧？”

“可怜你要他有工夫啰，一天到黑，不是这个会，就是那个会。去年今年，他又一连两回选上了模范，忙了公事，误了家里。村里一班赖皮子，替他编了一些话，说是：‘外头当模范，屋里没饭啖。’又说：‘模范干部好是好，田里土里一片草。’”

“他堂客不能帮他一手吗？”

“靠她？她是娘屋里的那蔸种，只想吃点松活饭。这号堂客，要是落到我手里，早拿楠竹丫枝抽死了。”

“你这样厉害？”邓秀梅笑着问他。

“对不住。不要看我这个样，我是惹发不得的，我一发起躁气来，哼，皇帝老子都会不认得。”

邓秀梅暂时还不打算研究这位老倌子的脾气到底大不大，她所关怀的是他说起的那个互助组，和那位组长的家境。她问：

“你看呢？你们组长堂客的思想，能改不能改？”

“我看费力，这段姻缘，当初我就打过破。如今，她口口声声地说：‘我们还是求个好好散场吧。’”

“要离婚吗？”

“有这个意思。”

“她有孩子吗？”

“生了个伢子，三岁多了。伢子倒乖[5]，脸模子俨像他妈妈。”

“为了孩子，她也不该这样子。你们上邻下舍，也不去劝劝？”

“我只懒得去，是这号货，劝不转来的。我婆婆倒去过两回，不行，水都泼不进。”

“我忘记问，你们组长叫什么名字？”

“刘雨生。”

“刘雨生？”邓秀梅沉吟一下说，“这名字好熟。”

“他时常到县里开会，你们一定见过的。”

“啊，记起来了，是个单单瘦瘦，三十来往的角色，是不是？”

“嗯哪，他不胖，你说的怕莫就是我们的组长。他的心蛮好。”

“你们都拥护他吗？”

“那是不要说的了。他是个角色。只是，干部同志，不要怪我劈直话，你们的工作都是空费力，瞎操心。从古以来，都是人强命不过，黑脚杆子总归是黑脚杆子，一挑子水，上不得天啊。”讲到这里，盛佑亭抬眼看一看太阳，对邓秀梅说：“天色不早了。我到街上，还要打转身，少陪你了。到了村里，有空请上我家里来谈讲。只要不嫌弃，住在我家里也好，真的，我不讲客套，只是房屋差一点。”

“不是瓦屋吗？”邓秀梅笑着提醒他。

“是瓦屋，不错，不过哪里比得城里的呢？你要来住，我叫我们二崽腾出那间正房来给你。我们家里，常常住干部。”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扣好棉袄，把他那条补疤驮补疤的蓝布腰围巾往腰上一捆，扶正了脑门顶上的袱子，走去把竹子掮起，又向邓秀梅点一点头，才动身走了。邓秀梅也随即起来，拍拍棉袄和裤子上面的灰尘，背起背包，挂好雨伞，匆急地往清溪乡走去。

* * *

[1] 召集县级、区级、乡级的干部在一起开会的大会，叫做三级干部会。

[2] 黄竹筒：黄鼠狼。

[3] 诨：聊天，也有吹牛的意思。

[4] 照火：烤火。

[5] 乖：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