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之不同　例　兼采三传　刘敞春秋传　焦循与章炳麟　朱一新论公羊改制　凌曙以公羊言礼而开湘学蜀学　康有为与廖平　左绣春秋外传　廖平五经异义

论《春秋三传》之渊源者，莫析于马、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33]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34]，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因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35]皆形于传，是以隐，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大抵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主于记事。公羊、穀梁受传指而索隐，嫥为诂经。公羊、穀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羊、穀梁未尝言之。而左氏叙事见本末，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有《春秋》所无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推本公、穀，以为真《春秋》之意也。陈氏之学，所贵在通，尤崇郑玄，尝谓：“郑氏有宗主，复有不同，不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许慎之《异义》。”论《春秋》盖以《左传》为主，以为“欲知其义，必先知其事”也。顾论《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历指其例之不可通，谓“当以一传为主，而不可尽以为是”，可谓有宗主，复有不同者矣，盖郑氏之家法也。

古无例字，属辞比事皆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记者引此为夫子自道。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意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36]乱。”故说《春秋》者多言例。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胡母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见徐彦《疏》引。《公羊传》条例虽佚，而著见《七录》。则是说《公羊》例者不一家矣。范宁解《穀梁》亦有例，杨士勋《疏》引之，有称范氏《略例》者，而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称《别例》，则是说《穀梁》者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皆不传。独杜预撰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其大指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唯《公羊》、《穀梁》家以时月日为褒贬，而《左氏》无时月日例。至清武进刘逢禄申受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三十篇，其《释时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时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精悟”，推阐甚析。《穀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海州许桂林同叔撰《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以发明之。而章炳麟《太炎文录》卷二有《再与刘光汉》、《丙午与刘光汉》两书，极称杜预《释例》，以为“《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侍中刘歆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贾、服虽善说经，然于五十凡例外，间有所补，或参用《公》、《穀》，不尽《左氏》。亦犹释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征南生诸儒后，始专以五十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传，则后儒之胜于先师者也。”独陈氏主《左传》之记事而不取五十凡例并历斥《公》、《穀》之时月日例，以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义，然圣人所谓窃取之者，后儒岂易窥测之。与其以意窥测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据详博之有功于经乎？《孟子》之说《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记事也。事有变而不同，则文不能一成而不易。执其同者以为常例，而以其异者为违常例，奚可哉？黄楚望云：‘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然则学《春秋》者，姑置虚辞，存而不论，而推校《左传》之事以求圣经。’但当胪列书法之同异，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则为之说，其不可知者，则不为妄说，斯得之矣。”信通人之论也。要之，《左氏传》之有裨于《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无事龂龂言例。事实而外，历法、舆地、兵制、礼制、氏族、官秩，各有专门。杜氏《释例》不专言例，而旁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即前事之师也。贾、服注与杜氏异者，大义不过数十条，余皆无关宏旨。嘉兴李贻德次白辑述《春秋左传贾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长兴臧寿恭眉卿著书六卷，名为《春秋左氏古义》，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传各有指归，无庸强合，若文字异同，非皆古义也。贾、服注与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为主。逊清儒者，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杜氏于日月、舆地、氏族、官制之类，分门专治。吾邑顾栋高复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别白，心裁独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实在本杜氏。杜氏训诂之学虽疏，地理之学不疏。阳湖洪亮吉稚存为《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其他无论，而言地理，必欲司马彪、京相璠等之残文坠简，以相诘难，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陈氏之言《春秋》，宗《左》为主，而兼采《公》、《穀》，以有不同，盖祧康成而祢陆淳者也。何休《解诂》，墨守《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穀梁集解》，宗主《穀梁》而兼采三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玄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传》、《穀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已开兼采三传之嚆矢。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未晓三传何主？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其书十卷，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家，以意去取，合为一书，盖陈氏《春秋》之学所自出。陈氏言：“《三传》各有得失，不可偏执一家，尽以为是。郑君之《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即此意也。然当以一传为主。郑君注《左氏》未成，以与服子慎，而不闻注《公羊》、《穀梁》，是郑君之治《春秋》以《左传》为主也。陆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盖其意亦以《左传》为主，但其书名曰《集传》，则不主一家，无师法耳。”此可以征陈氏师法之所在矣。

宋刘敞撰《春秋传》十五卷，用陆氏《纂例》之体，删改三传而为一传。善化皮锡瑞鹿门《春秋通论》极推之，以为宋儒治《春秋》最优者。而陈氏则讥讽其删改多不当。特以刘氏之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陈氏主《左传》，而善化治《公羊》，所主不同故耳。

儒者论古，亦各视其身世而不同。甘泉焦循理堂为《春秋左传补疏》五卷，其序称“杜预为司马懿女婿、司马昭妹婿，作《左氏春秋集解》，于《左氏》云‘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皆假其说而畅衍之，以解司马氏篡弑之恶，与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指大异。”陈氏引其说，亦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左氏》开卷记颖考叔、石碏二人最详，此大有意也。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君子曰：‘石碏，纯臣也。’贾逵云：‘《左氏》义深于君父。’此之谓乎？”而清季世，章炳麟专攻《左氏》而言革命。乃谓：“贾逵言《左氏》义深于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词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顶于此，最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见《太炎文录》卷二《再与刘光汉书》。斯又张革命以申杜预矣。

章炳麟以《左氏》张革命，康有为以《公羊》说改制。应运而生，皆迫于时势之不得不然，此颂《诗》读《书》之所以有待于知人论世也。独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深斥不改制之说，原其所以，谓：“《公羊》家之说，以为周道既[37]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汉室将兴，因损益百王之法，为汉赤制。第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鲁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贬，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忠，殷尚质，三王之道若循环。周末文胜，夫子欲变之以殷质，而具褒贬诛绝之法，不敢自专，寄之于鲁。此以《春秋》当新王之义，非谓真以鲁为新王也。麟为王者之瑞。夫子论次十二公之事，为万世法，王道浃，人事备，西狩获麟，于周为异，《春秋》则托以为瑞。故曰所闻世，著治升平。所见世，文致太平。此张三世之义。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论。西汉大师，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为此学者流弊滋多。近儒惟句容陈立卓人为《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不过为穿凿。卓人学出江都凌曙晓楼，晓楼已颇穿凿，而尚未甚。至武进刘逢禄申受、长洲宋翔凤于庭、德清戴望子高诸家，牵合《公羊》、《论语》而为一。于庭复作《大学古义说》以牵合之，但逞私臆，不顾上下文义。仁和龚自珍定庵专以张三世穿凿群经，蔓延支离，不可究诘。二千年经学之厄，盖未有甚于此者也。良由汉学家琐碎而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为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子《繁露》之言，最为滂沛；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夫《春秋》重义不重制，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所独。惟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异器械，别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旧制沿用已久，仍复并行，此古今之通义。周时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经无不错举其说，非独《春秋》为然。孔子殷人，杂举殷礼，见于《戴记》者甚多，安得以为改制之证？《公羊》文十三年《传》之‘周公用白牡，鲁公用骍犅’，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赐，岂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礼乐，若非经有赐鲁明文，则亦将援为孔子改制之证。且托王于鲁，犹言可也；帝制自为，不可言也。圣人有其位，则义见于制；无其位，则义寓于事。是故孟子之论《春秋》，曰其事其义，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褒钺贬者，正天[38]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窃取其义。窃取云者，取诸文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开宗明义，即示人以尊王之旨。圣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诸侯，而不以空言说经，故其义悉寓于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旧，曾何改焉。近儒因《记·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于《公羊》。夫《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侍中植明言之，侍中汉代大儒，出入禁闼，岂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说。乃托《王制》以穿凿《公》、《穀》，傎倒五经。不知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王制》果为《公羊》而作，则师说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汉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余年后，始烦诸儒[39]为之凿空乎？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征信，复援孟子以为助，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禄，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至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书说各不同，乌可强为沟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武成》分土惟三义同。近人黜为伪古文《尚书》，弃置弗道。然《汉书·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岂班《志》亦伪乎？殷制既以公、侯、伯为三等，则公、侯不能同为百里。书阙有间，但当阙疑，乌可凿空？近儒置疑于《孟子》者，徒以爵禄之说与《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群经者多矣，何独执此而定百里为素王之制？《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即《国语》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谓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说。按《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大法，大致与《周礼》同。又云：‘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说亦同于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岂得以为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后王，乃后人反诬以改制之说，此正荀子所斥为不雅者也。夫子修《春秋》，以垂教万世，托始于文，托王于鲁，定、哀多微辞，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圣人宪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岂有躬自蹈之理？《公羊》家言变周文，从殷质。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夫子用此，与从先进义同，岂敢缘隙奋笔，俨以王者自居？《春秋》即为圣人制作之书，度亦不过一二微文以见意，岂有昌言于众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为然，于《二传》何与，与《诗》、《书》、《礼》、《易》、《论语》又何与？今以六经之言，一切归之改制，其巨纲细目散见于六经者，转以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为事，而不顾天理民彝之大，以涂饰天下人耳目，惟王莽之愚则然耳。至以《春秋》为汉赤制，此尤纬说之无理者。盖自处士横议，秦人焚书，汉高溺儒冠，文、景喜黄、老，儒术久遏而不行。自武帝罢黜百家，诸儒乃亟欲兴其学，篡附纬说，以冀歆动时君，犹《左传》之增‘其处者为刘氏’也。《后汉书·贾逵传》：“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章怀太子注：“《春秋》晋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会自秦还晋，其处者为刘氏。明汉承尧后也。”此在立学之初，诸儒具有苦心，后人若复沿袭其说，则愚甚矣。”其辞辨以核。

江都凌曙晓楼初治郑玄《礼》，嗣闻武进刘逢禄申受论何氏《春秋》而好之，转而治《公羊》，撰《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句容陈立卓人最称高第弟子，承其绪衍，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其学由《白虎通》以通《王制》，遂旁开以《公羊》言礼一派。近世湘潭王闿运壬秋、善化皮锡瑞鹿门之学，皆由此衍。言礼明，然后治《春秋》，别开湘学，又旁轶而为蜀学，集其成于井研廖平季平，继别为宗，而渊源所自，不得不推凌氏为别子之祖也。

南海康有为之言《公羊》，得之廖平。惟廖平以《公羊》言礼制，由《白虎通》以通《王制》，为湘学王闿运之嗣法。而康氏以《公羊》称大同，由《礼运》以明《春秋》，则宋儒胡安国之余论。吕祖谦与朱子书曰：“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其间尤有同而不同者焉。

《左氏》浮夸，文章之士所喜诵说。乡人龚伯伟先生敬钊问《左传》文章评点孰为佳？应之曰：《左绣》为佳。而于文章之奇偶相生，《左氏》之错偶于奇，一编之中，尤三致意。每闻老辈诋《左绣》论文，不脱评点八股文习气。不过承桐城文学方张之焰，崇八家以排俪体。《左绣》独被恶名，犹之方望溪之不喜班孟坚书尔。班孟坚之于《左氏》，一脉相传，其文章之妙，在能运偶以奇，尤在凝奇于偶。运偶以奇，故举重若轻；凝奇于偶，斯积健为雄。而自命古文家者，乃必以偶为讳。阮文达《研经堂三集·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曰：“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则孔子系《易》，自命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而班孟坚《两都赋》序及诸汉文，其体皆奇偶相生。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班孟坚《两都赋》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语公卿二比，即开明人八比之先路。八比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斯其论文章之奇偶相生，真乃上接《左绣》为一脉。世论不敢难文达，而独致讥《左绣》，多见其不知类也。其书出钱唐冯李骅天闲、定海陆浩大瀛之手，前有高安朱端公轼序，称：“统括全书，指其精神脉络，以尽行文之态，亦论文之至。”岂曰借誉之论。

唐刘知幾《史通·六家篇》曰：“《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昔刘勰《文心雕龙》有《史传篇》，亦云：“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而经有今文、古文之别，传有内传、外传之别，不仅《春秋》有之。内传者，一经之本训；外传者，经外之别义。世传《十三经》，其中有经有传，而今古文确可识别者：《书孔安国传》十三卷，《诗毛公古训传》三十卷，《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古文也。《仪礼子夏丧服传》一篇，《春秋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今文也。此内传也。若论外传，则今文独多。《易京房易传》三卷，《书伏生大传》四卷。亦有三卷本。《诗韩婴外传》十卷。刘向《列女传》每事引《诗》作赞，略同韩婴，疑亦《诗外传》之一种也。《礼大戴记》十三卷，《小戴记》四十九卷，《春秋董子繁露》十七卷，而刘向受《穀梁春秋》，则采春秋至汉初轶事，以为《新序》、《说苑》，都五十篇。《新序》今存十卷，《说苑》存二十卷。而春秋时事尤多，大抵采百家传记可为法戒者，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左氏内外传》相出入，疑为《穀梁外传》。《繁露》则《公羊外传》也。皆今文也。古文，独《左氏春秋》有外传耳。如此之类，事摭别出，义多旁支，取与内传相经纬，而非一经之本训，故曰外传。然则先师传经，内传古文多，外传今文多，此其较也。然今古文之称，在今日直为不词。汉人所以称今古文者，以文字有汉篆与苍籀之异，而在今日，则一体今隶，孰为古文，特事义而有不同者，当正名曰今学古学。

欲明今学、古学事义之不同，汉儒许慎撰有《五经异义》，郑玄为驳。《隋书》、《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宋时已佚，近人所辑，有秀水王复本、阳湖庄葆琛本、嘉定钱大昭本、曲阜孔广森本、闽县陈寿祺本。而陈本上中下三卷，称有条理，并为疏证，极精核也。井研廖平季平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学说，成《今古学考》上下二卷，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了如指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