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四十九篇有记礼有记言　礼记出于荀卿　礼记篇目之分类

按《礼记》四十九篇，有记礼，有记言。记礼之文，与《礼经[29]》相经纬；记言之文，与《论语》相表里。记礼之文，凡宏纲阔目，著《仪礼》者，则为解释之体；而细事琐文，不见明文者，则为然疑之辞。如《郊特牲》、《冠义》一节，孔颖达《疏》：“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颖达《疏》：“《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义》孔颖达《疏》：“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此宏纲阔目，著见《仪礼》，而为解释之文者也。《檀弓》云：“大功废业，或曰大功诵，可也。”又：“小殓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孔颖达《疏》：“言盖者，疑辞也。”如此之类，作记者时代在后，其述古事，述古制，述旧说，疑以传疑，而为不定之辞，盖其慎也。此细事琐文，不见明文，而为然疑之辞者也。记言之文，或如《论语》而记子曰之直言，《坊记》、《表记》、《缁衣》，是也；或仿《孝经》而为主客之对扬，《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也，而要于根本仁义，揆叙万类，圣人垂教，弟子所记，《论语》之外篇，五经之也。

何谓礼？《仲尼燕居》云：“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云：“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自古记礼者，多致谨于度数节文之末，如十七篇是也。独四十九篇发其理之不可易，而不龂龂于度数仪文。纲纪万事，琱琢六情。传自游、夏，讫于秦、汉，歧途诡说，纷纭多端。于是博物通人，知今温故，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俱以所见，各记旧闻，综错鸠聚，以类相附。《礼记》之目，于是乎在。其传疑出于荀卿，尤可征见者：《三年问》全出《荀子·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法[30]行篇》大同。此篇章之相袭，可证者一也。所谓不可易者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损益也。”用《荀子·礼论》、《礼记·三年问》文。所谓“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者，《曲礼》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而荀子则详申其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篇》。“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篇》。此明分以使群，大义之相发，可征者二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亦见《曲礼》，而《荀子·劝学》则曰：“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此隆礼以修道，大义之相通，可征者又一也。《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谨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记者明言礼之所尊，在义不在数，其谊亦同荀子。《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又《荣辱篇》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曰“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明非“天子之所以治天下”。此尊义以后数，大义之相通，可征者四也。《仪礼》所陈之数，《礼记》多明其义。朱子心知其意，《答潘恭叔书》云：“《礼记》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乞修三礼札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札子乃不果上，晚年，竟本此义，修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答应仁仲书》：“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得意可想。至清婺源江永慎修撰《礼书纲目》八十五卷，依仿朱子《经传通解》，而融贯全经，考证益详，厘正发明，足补朱子所未备。其自序称：“裒集经传，欲其该备而无遗；厘析篇章，欲其有条而不紊。”读礼者可由此入门。然《礼记》四十九篇，亦有不为《仪礼》作传而说其义者。大抵《仪礼》之十七篇，礼家之今文学也；《周官》六篇，礼家之古文学也。《礼记》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31]》、《燕义》、《聘义》、《丧服四制》、《问丧》、《祭义》、《祭统》诸篇，皆《仪礼》十七篇之传，为今文说。而《玉藻》为古《周礼》说，《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祭法》为古《国语》说，皆古文说。则今古学糅者也。善化皮锡瑞鹿门说。见《礼经通论》。而《周官》可以明《左氏》，《王制》则以说《公羊》。以《王制》为今学大宗，比《周官》为古文大宗云。

《礼记》四十九篇，据郑玄《目录》，考之于刘向《别录》，以类相从，属制度者六：《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是也。属通论者十六：《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是也。属《丧服》者十一：《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是也。属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属子法者一：《内则》，是也。属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是也。属乐记者一：《乐记》，是也。属吉事者六：《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是也。盖其目次之大凡如是。而《唐书·魏徵传》则曰：“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文义粲然。”《唐书·儒学·元行冲传》载：“玄宗时，魏光乘请用魏徵《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为五十篇。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魏孙炎始因旧书摘类相比，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则是魏徵《类礼》乃因孙炎书者也。朱子惜不之见。迨元吴澄撰有《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其书每卷为一篇，亦魏徵《类礼》之属也。大抵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文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曰通礼者九：《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丧礼者十有一：《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丧，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丧之义也。曰祭礼者四：《祭法》一篇记祭，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祭之义也。曰通论者十有二：《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一类，《儒行》自为一类。《学记》、《乐记》，其文雅驯，非诸篇比，则以为是书之终也。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推重甚至。惟其篇次之类，纵或与刘向有出入。然刘向类次亦有可议，特其中有可说而不必易次者，有不可说而必更从者。陈氏谓：“《别录》以《曲礼》、《少仪》属制度，《内则》属子法。澧按《曲礼》‘凡为人子之礼’数节，正可谓之子[32]法也，而属制度者，盖以《少仪》为况也。郑《目录》云：‘名曰《少仪》者，以其记相见及荐羞之小威仪而已。’同属制度，而有不同矣。”此可说者也。又曰：“《王制》、《礼器》、《深衣》三篇，《别录》属制度。《王制》篇首所记，与孟子答北宫锜之说略同。此为周室班爵禄之制，信而有征。《王制》记大制度，《深衣》但记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故亦属制度耳。”此亦可说者也。又曰：“《月令》、《明堂位》，《别录》皆属明堂阴阳记，其实皆制度之类。《汉书·艺文志》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遗。’又有《明堂阴阳说》五篇。盖明堂阴阳，在礼家内自为一家之学，故《别录》于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类也。”此亦可说者也。至谓《礼器》当属通论，《别录》属制度；《玉藻》当属制度，《别录》属通论，皆非其类也。此不可说而必更从者也。惟《礼记》分类，昉于《别录》，而《礼记》必分类读，则用志不纷，易得门径。陈氏所论，故为不易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