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贱民阶级之成立
吾人之鄙视奴隶，称为贱民，由来已远；且几无代无之，不独唐代为然。《荀子·王霸篇》“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杨注：臧获，奴隶贱称也。
唐代贱民，不限于官私奴隶，即商人亦包括在内。《通鉴》卷二○七云：
（则天武后）久视元年……十月……张易之……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人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
《新唐书》卷三亦谓“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然商人以多财善贾，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地位，有时且反抗官宪命令。《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云：
自京师禁飞钱……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
名虽为贱类，势力殊不可侮，故当作别论，不能与官私奴隶相提并叙。唐代社会，所谓“贱民阶级”，并非作者标奇立异，实因“良” “贱”二字，当时已为普通之称呼，隐然有阶级之分。下之记载，即足证明。
奴婢贱人，律皆畜产。（《唐律疏议· 名例六》）
若是贱人，自依官户及奴法。（同上《名例三》）
放贱为良，给复三年。（同上《名例四》）
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贱口伍人给一亩。（《唐六典》卷三）
其他唐人著作，良贱对举之记载，尚属不少。然当时何以称为“贱人”“贱口”，或简称“贱”，而不称为“贱民”，盖以避太宗世民之讳也。陆贽谓“齐人（民）编户，托庇官曹”。（《陆宣公翰苑集》）舍“民”用“人”，本属牵强，然实不得已而为之。贱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与良人不同，处处显出阶级之意义。所以本节注重之点，即在阐明其身份地位之特殊情形。
二 贱民阶级之来源
唐代奴风之盛，虽上不及汉代，下不比元明，然当时人民：因（一）犯罪，（二）俘获，（三）拘略，（四）买卖，而沦为贱民者，殊不在少数，兹分别述之如下：
（一）犯罪 《周礼·秋官》“司寇”“司厉”条谓：“古者，身有大罪，身既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则犯大罪者之家属，降为奴婢，自古已然。倘非犯大罪，则本人为奴，家属无连坐。《论语·微子篇》所谓“箕子为之奴”。《左传·昭公三年》条所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即指此事。唐代官贱民，亦由于犯罪而来。《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都官”条云：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 注云：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命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条亦云：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谓“谋反者，男女奴隶，没为官奴婢”，可与此参证。因此吾人不独知唐代官贱民，由犯罪而来；且知犯何种罪，坐及妻子。《唐六典》之“反逆”二字，即《唐律疏议》“谋反大逆”之简称。凡谋危害社稷者，为谋反。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者，为大逆。换言之，即犯上作乱、图谋不轨之意。违犯之者，不独身受刑戮，家属并没官为奴。再高祖武德四年，规定“自余敢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大概犯“大逆”、“谋反”及“盗铸钱”等罪，皆得身被刑戮、妻子为奴之处分。
（二）俘获 在战场上，俘获敌人为奴隶，不独我国为然，外国亦有之。古代希腊、罗马盛时，认战争俘获，为合法奴隶。我国古时，据《周礼·秋官》记载，有“蛮隶、闽隶、夷隶及貉隶”等。大约由于战争，俘获南蛮东夷等族而来。唐代官私贱民，由俘获而来者，恐亦不少。《通鉴》卷一九九“贞观十九年六月”条云：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勣见上将受其降，帅甲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
足知将士奋勇杀贼，目的乃在俘获敌人为奴隶。所以每逢俘获，数目实为可惊，下举数例，可见一斑：
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隶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值），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昭宗大顺二年四月……赐两军金帛，赎所略男女，还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长吏存恤。（《新唐书》卷一○《昭宗本纪》）
……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侯君集）龚行天罚，令袭人于墟墓间，非问罪也。于是鼓而前……所向无敢当，因拔其城，俘获男女七千，进围都城。（《新唐书》卷九四《侯君集传》）
胡贼五万掠宜春，诏轨讨之……大破之，斩首千级，获男女二万。（同上卷二○《窦轨传》）
（薛仁贵）率兵击突厥……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
（贞观）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乃命其子大度设勒诸部兵，合二十万击突厥，思摩不能御……十二月，世勣 败薛延陀于诺真水，捕获五万余，大度设脱走。（《唐会要》卷九四）
似此俘获，多者五万人，少亦七千。则终唐之世，二百九十年，征伐四方，干戈时起，东而高丽、百济，东北而奚、渤海、契丹、北而突厥，西而高昌、龟兹、党项、吐谷浑、吐蕃等，几于无国无战，无战不胜，无胜不俘获；俘获之数，真不胜记。
（三）拘略 拘略与俘获，形虽相似，实则不同，凡在战场上掳掠敌人为奴隶，谓之俘获；平时官吏势家，滥用权威，捕虏平民为奴婢，谓之拘略。《唐律疏议》卷二○“略人略卖人条”云：“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又云：“略人者谓设方略而取之。”拘略之意，已阐明无遗。原来拘略良人为奴婢，大违人道，故历代法律，皆悬为厉禁。今举北魏言之，以概其余。《魏书·刑法志》引《盗律》云：“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此所谓“人”，即指良人而言。唐代对于拘略良人或奴婢为奴婢，亦有同样处罚。《唐律疏议》云：
1．诸略人略卖人不和为略……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卷二○“略人略卖人”条）
2．诸略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窃盗论。（卷二○“和诱奴婢”条）
3．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者，各减卖者罪一等。（卷二○“和诱和同相卖”条）
依第一项，略良人为奴婢，处以死刑；第二项，略奴婢为奴婢，流三千里；第三项，知略卖奴婢而买之者，亦流三千里。国家为制止拘略事件之发生，而设“死”“流”严刑。在理论上，拘略之风，似应绝迹，然事实上，却不如此。兹各书记载，略举之如下：
（顺宗）禁刺史……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新唐书》卷七《顺宗纪》，《通鉴》卷一七亦有同样记载）
升平公主献女口。（同上）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征求无厌，至掠部人为奴婢者甚众。（《唐语林》卷二）
（郭）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唐摭言》卷四）
王君廓……尝遗玄道婢，乃良家子，为所掠，遣去不纳，由是始隙。（《新唐书》卷一○二《李玄道传》）
此种拘略罪魁，皆为世家大族。公主乃皇室亲贵，郭元振为尚书，王君廓为都督。想当时法律，必无如之何。《新唐书》卷四三《张廷珪传》所谓“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于官，永无免期”，可以参证。唐代势家，既如此拘略，则上行下效，各地之土豪劣绅，拘略良人为奴婢，必所难免。《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文宗）太和二年十月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饷遗良口……
岭南诸地，顺宗时，曾禁止掠卖人为奴。惟至文宗，此风未改，足知其掠卖风气之盛。此种奴婢，当时称为“南口”。南口本身，大约为夷獠种类，汉人略而卖之。同书同项，又有“西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 婢”之禁令。依以上类推，此突厥奴婢，大约亦由拘略而来，可名为“西口”；且不独边界为然，关内亦有之。《唐大诏令》卷五云：“关畿之内，掠夺颇 多，遂令黔首之徒，或被丹书之辱”，可知略民为奴，边地关内，莫不皆然。嗟彼贱民！究不知茫茫大地，谁是乐土。
（四）卖买 卖良为奴，主因由于经济压迫。我国自井田制度打破之后，即发生人口卖买。唐代虽有贞观、开元之治，然国民经济，仍未安定，时受饥荒苛税之苦，鬻卖儿女。《唐大诏令》卷一○九“禁岭南货卖男女敕”云：
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窘急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谓南方之俗，夙习为常，适然不怪，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
此乃迫于征税，货卖男女，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云：“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 穷人偶遇饥岁，欲卖为奴而不可得，竟自经沟壑，情殊可悯。再有以生活压迫，先以子女典质，过期不赎，沦为奴婢，亦与卖买，殊途同归。《旧唐书》卷一六○《柳宗元传》云：（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柳宗元文集·童区寄传》亦云：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虽只指岭南一带而言。然据《唐大诏令》记载，此种恶习，各地亦颇流行。
典卖奴婢，如勘问本非贱人，见有骨肉，证验不虚，其卖主并牙人等，节级科决。其被抑压之人，便还于本家。（卷五“改元天复赦”）
又《孙樵文集·读〈开元杂报〉》云：
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
再《昌黎文集》卷四 ○《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亦云：
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袁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
所谓“典卖”，即先典当，逾期不赎，降为奴隶之意。“如勘问，本非贱人”，可知在此典卖中，必有不少良人，掺杂在内。而所谓“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则唐代社会，典贴买卖风气之盛，更溢于言表矣。
唐代贱民来源，除以上所述外，出于投靠者，谅亦不少。盖唐自均田制破后，加以赋税烦琐，人民颠连困苦，不惜投人为奴。《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所谓“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又谓“征税皆出于下贫，至于依富为奴客”，可为一般之鉴。
三 贱民阶级之类别
唐代贱民阶级，大体上，可分为官贱民与私贱民两种，而官贱民又分为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及太常音声人等。私贱民又分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兹表列于后：
此两种贱民，因隶属不同，所受待遇，自不一致；即在同一阶级中，官奴与官户，私奴与部曲，身份地位，亦不相同，阶级之中有阶级，卑贱之下有卑贱，内容复杂，区别为难，非分别述之不可。
（一）官贱民
1．官奴婢 官奴婢，多为犯罪而来。总监之者，为尚书省刑部都官。《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都官郎中、员外郎，掌配没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免，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亦云：“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否则入司农寺，太子家令寺，殿中省，惟诸司用奴时，可由司农寺拨给，总其籍者，为都官。都官，为刑部四司之一，总监官贱民。各部需用奴隶，皆由司农寺拨给。《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
然犯罪没官，不独在司农寺，即各处亦有之。《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敕，逆人家奴婢，及缘坐等色入官者，不须充尚食尚药驱使。
则殿中省之尚食、尚药局，亦有官奴婢。《唐六典》卷一二《内侍省》“奚官局”条亦云：“奚官局，令掌奚隶工役，宫官品命，丞为之贰”，则奚官局又另有官奴隶。都官总监之官奴婢，每岁仲冬月，即十一月，必将上月诸司送上之奴婢，亲自阅貌，《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每岁孟春，本司以类相从而疏其籍以申。每岁仲冬之月，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焉。每岁十月，所司自黄口以上并印臂，送都官阅貌。
详言之，即每年十月，诸司将黄口以上之奴婢，“印臂”送上都官，都官于第二月，即十一月，实行“阅貌”，及第二年正月，则造籍二通，一送尚书，一留本司。此于《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已有明白叙述：
其年（大历十四年）八月，都官奏，伏准格式，官奴婢，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书，一通留本司，并每年置簿、点身团貌，然后关金仓部给衣粮。
由此可知官奴婢之衣、食、粮、医药费，全由公家发给（详后）。大概太常寺支给药医，司农寺支给食粮，太府寺支给衣料。至其工作，则长期劳作，终年无番，后详论之。
2.官户 官奴婢被恩免者，则为官户。《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注云：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唐律疏议》，对此解释，尤为详尽。兹列举如下：
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卷三《名例三》）
官户隶属司农，州县元无户贯。（卷六《名例六》）
官户，亦是配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卷一二《户婚一》）
官户，亦隶属诸司，不属州县，亦当色婚嫁，不得辄娶良人。（卷一四《户婚三》）
归纳言之，约有以下三点：（1）官户为没配入官之罪 人；
（2）官户之籍，隶属本司，州县无籍；（3）官户当色相婚，禁止异色相娶。
至其与官奴婢不同之处，乃在“工作”与“受田”方面。《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凡配官曹，长输其作；番户、杂户则分为番。”注云：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以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其官奴婢，长役无番也。
由此可知官奴婢，皆终年工作，长役无番。官户（番户）则仅一年三番。换言之， 即每年仅做三月工 作， 倘因故 ，或不 愿上番， 亦可纳资以代 ， 《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云：
不上番，岁督丁资为钱一千五百；丁婢、中男，五输其一，侍丁、残废半输。
又《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条云“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其数为二十亩。盖唐代口分田，一夫受田四十亩。官奴婢因为身羁官府，长役无番，自无受田之必要；同时亦无 所谓 “ 以资代番” 。 所以官贱民中 ， 官 奴婢之待遇 ， 最为苛 刻 。 3.杂户 官奴婢再免为杂户，前已言之。据《唐律疏议》，解释杂户之意如下：
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各于本司上下。（卷三《名例三》）
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卷一二《户婚一》）
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卷一四《户婚三》）
归纳言之，可得以下七点：（1）杂户为配没入官之罪人；（2）杂户隶属诸司；（3）杂户当色相娶，不能娶良人；（4）杂户不长役，分番上下；（5）杂户之籍，附属州县；（6）杂户赋役，不同白丁；（7）杂户、老免进丁，受田同百姓。
第五与第七项，为杂户特有性质。其余第一、二、三项，全与官奴、官户相同。惟第四项虽与官户同，而与官奴婢异；不过番上数目，乃二年五番，即每二年有五个月上番，比官户一年三番，减轻几分。总之，杂户为官奴之再免者，籍附县州，及老免、进丁，则其身份，比诸良民，仅差一间，可称为准良民，不能与官奴官户同日而语。
4．工乐 工乐，乃为工乐户之简称。《唐会要》卷三十三“清乐户”条，曾有“乐户”名词，《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条亦有“工乐户”之语。乐户之来源，大约由于罪人没官，《江行杂录》谓“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隶乐工”，即可类推。《唐律疏议》对于工乐之意，更有明白之记载：
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 （卷三 《 名 例三》）
工、乐，谓不属县贯，唯隶本司。（卷一七《贼盗一》）
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卷一四《户婚三》）
“工”属少府监之贱民。“乐”属太常之贱民。盖少府监为朝廷制造工艺品之官衙。工户即为其中之劳动者。《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条”云：
少府监之职，掌百工位巧之政令，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庀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为之贰。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率其属以供焉。
至于太常寺之职掌，《唐六典》卷一四云：
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部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凡国有大礼，则赞相礼仪，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率太乐之官属，设乐县以供其事。燕会亦如之。
此八署之工乐，隶于太乐署鼓吹署，凡在此二署习乐之人，统称为太常乐工，或太常乐人，《唐会要》所谓“乐户”大约指太常乐工，或太常乐人之户口而言。据《新唐书》卷一三《礼乐志》（三）所载，其人数亦不少：太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5．太常音声人 据《唐大诏令》卷八一记载，太常音声人，本亦犯罪没官者，后以历代相承，遂成为官贱民之一。
太常乐人，今因罪谪入营署，习艺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后世不改，婚姻绝于士类，名籍异于编氓 ，大耻深疵，良可哀愍。（《太常乐人蠲除一同民例诏》）
《唐律疏议》记载，尤为翔实。
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卷三《名例三》）
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卷一四《户婚三》）
其杂户、太常音声人，有县贯，仍各于本司上下，不从州县赋役者。（卷一八《贼盗二》）
太常音声人，原为乐户，隋末义宁年中，始自太常寺，移籍州县，成为别色，兹举其要点如下：
（1）太常音声人，乃犯罪没官者；
（2）太常音声人，隶属太常寺；
（3）太常音声人，州县附籍；
（4）太常音声人，婚同百姓；
（5）太常音声人，赋役不同州县；
（6）太常音声人，于本司上下。
第一项与其他官贱民全同，第二、四两项为其特色，第三、五两项与杂户同，第六项与官杂户亦同。所谓“于本司上下”，《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乐署”条，即其注脚：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注云：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数，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关外诸州者，分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六番者，上日教至申时；四番者，上日教至午时。
《明皇杂录》谓：“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恐即为太常音声 人，上番之实例。倘因亲病或不愿上番，亦可纳资或请旁人 替代。《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乐署”条云：
散乐，闰月人出资钱百六十，长上者无复徭役，音声人纳资者岁钱二千。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亦云：
音声人及乐户祖父母父母老病应侍者，取家内中男及丁壮好手者充，若无所取中丁，其本司乐署博士及别教子弟应充侍者，先取户内人及近亲充。
至其受田，据《唐律疏议》卷一七《问答上》云“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名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亦与杂户相同，惟征徭杂科，悉被免除，《唐会要》卷三三云：
太常乐鼓吹散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
总之，唐代官贱民，种类既殊，身份亦异，最上者为太常音声人，最下为官奴婢，兹作简表如下，以明其阶级次第。
（良人）——太常音声人——杂户——工乐——官户——官奴婢
至其身份地位，颇为复杂，除“犯罪没官”一项相同外，余皆不同。兹为阅者明了起见，列表于后：
（二）私贱民
1．私奴婢 私奴婢在军官势族方面，多自俘获拘略而来。在普通平民方面，则由卖买或质当而来。奴婢身为贱民，生育儿子，亦为贱民，仍归本主所有。《唐律疏议》云：
及生产蕃息者，谓婢产子，马生驹之类。（卷四《名例四》）
婢产子，谓之生产蕃息，则此子为主家所有，自无疑义。《释道世法·苑珠林》有“人家生婢子”之语，《汉书·陈胜传》注颜师古谓“奴产子，犹今（唐）人云家生奴”，更为显明。观其“婢”与“马”，“子”与“驹”，两两相举，则私奴婢身同畜产，又何待言。关于此事，《唐律疏议》屡见不鲜，姑举数例如下：
其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卷三《名例三》）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卷六《名例六》）
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卷一四《户婚三》）
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卷一七《贼盗一》）
……奴婢比之资财，诸条多不同良人，即非同流家口之例。（卷一八《贼盗二》）
奴婢既同畜产，则其身份，自与其他私贱民不同。同书又云：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卷一七《贼盗一》）
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卷一四《户婚三》）
再据《唐六典》上云：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卷二○《太 府寺》“两京诸市署”）
又《唐律疏议》卷一二释文云：
此等（部曲、奴婢）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
由以上观之，私奴婢之特点有五：（1）律比畜产 ；（2）身系 本主；（3 ）当色相婚；（4）有价卖买；（5）附籍本主。
除第二项、第五项与部曲相同外，余皆不同。严格言之，私奴婢不是“人”，简 直是“畜类”。
2．部曲及客女 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稿》“奴婢”篇谓：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此大约根据《唐律疏议》云：
部曲，谓私家所有。（卷六《名例六》）
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卷二二《斗讼三》）
部曲，不同资财，故特言之。部曲妻及客女，并与部曲同。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卷一七《贼盗一》）
然据《新唐书》记载，却不尽然。
及征还朝廷，部曲散去……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郭子仪传》，《旧唐书》亦有同样记载）
怀恩将士，皆子仪部曲……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仆固怀恩传》）
（朱）泚死，休走凤翔，为其部曲所杀。（《源休传》）
可知唐代部曲，亦有从事战争者。盖此时部曲，内容复杂，固奴隶而军队，军队而奴隶者也。至其与奴隶之区别。《唐律疏议》云：
部曲及奴出卖，谓私奴出卖，部曲将转事人，各于千里之外。（卷一八《贼盗三》）
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卷二五《诈伪》）
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卷六《名例六》）
部曲娶良人女为妻。（卷一二《户婚一》）
所谓“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即部曲奴婢杀人遇赦，为避免复仇，奴婢须出卖于千里之外；部曲不卖，只许转事他人，惟皆从本色。总而言之，部曲除系于私家，与私奴婢相同外，约有三个特点：（1）不同畜产；（2）转事无估；（3）妻娶良女。
至于客女，依《唐律疏议》上云：
客女，谓部曲之女，或有于他处转得，或放奴为之。（卷一三《户婚二》）
注云：若此之类，各为部曲，婢经放为良，并出妻者，名为客女（卷二二，王元亮释文）。同书又云：
此文不言客女者，《名例律》：称部曲者，客女同，故解同部曲之例。（卷一二《户婚一》）
由前之说，客女之由来为（一）部曲之女，（二）他处转得，（三）放婢为之。由后之说，客女于法律上，一同部曲，故其所受待遇，大体亦与部曲无异。
3．随身 随身，乃由雇赁而来，有一定期限，《唐律疏议》卷二二释文云：
部曲、奴婢、客女、随身此等律有明文，加减并不同良人之例，然时人多不辨此等之目……二面断约年月，赁人指使，为随身。
至其地位，在社会上大致比部曲稍高一等。《唐律疏议》卷二〇 《贼盗四》虽云：部曲、奴婢者，随身、客女亦同。然同书卷二五《诈伪》“诈伪律”条则云：
（问曰）妄认良人为随身，妄认随身为部曲，合得何罪？
（答曰）依别格：随身与他人相犯，并同部曲法，即是妄认良人为部曲之法。其妄认随身为部曲者，随身之与部曲，色目略同，亦同妄认部曲之罪。
随身与部曲，虽色目略同，但妄认之为部曲，依律徒二年，则其身份自比部曲稍高。然同时又与部曲同为奴兵，颇似今日之卫队。《新唐书》卷二二四上《李锜传》云：
锜得志，无所惮，图久安计，乃益募兵，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绮腹心，廪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
故由大体上观之，客女随身之地位，总与部曲无显著差异。因此在私贱民中，可大别为私奴与部曲二种。兹将其异同之点，表列于后：
贱民阶级之类别，既如上述，贱民中之差异，亦表列如上。惟官私贱民中，究竟有无异同，不能不加以研究，兹先就同点言之。《唐律疏议》上云：
奴婢不限官私，犯反逆者，止坐其身。（卷一七《贼盗一》）
若工乐官户，不附州县贯者，与部曲例，止坐其身，更无缘坐。（同上）
殴伤良人者，（注云：官户与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卷二二《斗讼二》）
依此可知犯反逆罪，止坐其身，官奴与私奴，工乐官户与部曲，处罚相同，至于“殴伤良人”，官户与部曲处罚亦同，表列如下：
反逆罪：官奴婢= 私奴贱
在犯法受刑方面，官私贱民，固多相同，惟在（一）免罪，（二）告主，（三）赐田方面，则有显然之差异。《唐律疏议》卷 二四《斗讼四》 云：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者绞。据此主人谋反，私奴告变，已为法律所允许。又《新唐书》上云：
俄召（来俊臣）为合宫尉，擢洛阳令，进司仆少卿，赐司农奴婢十人。以官户无面首，闻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卷二○九《来俊臣传》）
侯思止……为渤海高元礼奴，诡很无良。恒州刺史裴贞笞吏，吏积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与贞谋反……拜思止游击将军。（卷一三四《侯思止传》）
《资治通鉴》上亦云：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卷二○五《武后纪》）
来俊臣为取吐蕃酋之婢，欲陷害其主，以官户无面首，乃使其党告之。此官贱民无告变之例也。侯思止本系私奴，以告舒王元名谋反，而身佩虎符。同书《裴寂传》亦谓“奴盗寂封邑钱百万，寂捕急，遂上变”，此私奴有告变之例也。又《唐律疏议》上云：
奴婢贱人，律此畜产，相杀虽合偿死，主求免者，听减。若部曲故杀同主贱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减法……若是官奴自犯，不依此律。（卷六《官奴》“部曲”条）
“官奴自犯，不依此例”。则官奴私奴，于免罪方面，所受待遇，自然不同。至于受田方面，《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贱口……其口分，永业不与焉。
所谓“贱口”，大约指私贱民而言。盖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自无口分田与永业田之分。惟官户以地位不同，得受口分田。此官私贱民，在私权上所受待遇之不同也。兹将官私贱民异同之点，作简 表如下，以殿本段：
四 贱民阶级之使用状况
在讨论贱民阶级使用状况之前，当先叙及者，即唐代势家大族使用奴婢之多。当时政府，虽三令五申，限制势家用奴，《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武后）永昌元年九月，越王贞破，诸家僮胜衣甲者千余人，于是限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数。
所谓“奴婢有数”，大约如《通考》卷一一上所云：
武后大足元年，限制王公以下，奴婢多者二十人，少者一人。
至玄宗时，亦有同样且更明白地限制，《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约，定数驱使，虽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
然限者自限制，增多者自增多，文武百官，所有奴婢超此而上者，比比皆是。《新唐书》云：
主（太平公主）侍武后久……天下珍滋谲怪，充于家，供帐声伎与天子等。侍儿曳纨谷者数百，奴伯妪监千人，陇右牧马至万匹。（卷八《诸帝公主传》）
李谨行，靺鞨人……累迁营州都督，家僮至数千，以赀自雄。（卷八《诸帝公主传》）
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先锋……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帝诏智戴还慰省，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卷一一○《冯盎传》）
私家奴婢，多至万人，可知唐蓄奴风之盛。故名相如郭子仪，尚有家人（《苏氏演义》卷上云“俗呼奴为邦，今又以奴为家人也”）三千（《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良吏如杨玚，常曰：“得田十顷，僮婢十人……足矣。”（《新唐书》卷一三○《杨玚传》）甚至家徒壁立如崔郊之姑，亦有奴一人（《唐语林》卷四）。私人奴婢之多，既如此，官奴婢之类别又如彼，则使用状况，必极复杂。除工乐、太常音声人，名实相符，各有所司，无须缕述，及奴隶操劳家务，耕种田地，人所周知外，似非分项言之不可。
（一）在官衙服役 官奴婢之长役无番，及官户、杂户之分番上下，前已言之。然究做何工作，不能不加以说明，《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云：
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膳。
隶司农之官贱民，男人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膳，同书（卷四八）
《百官志》亦云：
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用。
“课养鸡彘”，亦为其工作之一。《唐六典》卷六“都官”条记载亦同，兹不赘。可知官户奴婢，有技能者入掖庭，无技能者始属司农诸司。至其在掖庭之工作，主要为缝级，同书《百官志》“内侍”条云：
妇人以罪配没，工缝巧者隶之。无技能者隶司农。诸司营作须女工者，取于户婢。
入于掖庭之女，称为宫女，其为缝级工作，《本事诗》亦云：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宫女为战士缝袍，作此寄情诗。惟不独宫女为然，即少府之官贱民，亦多为缝级工作。《新唐书·刑法志》云：
轻罪及十岁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怀妊皆颂系以待断，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
官贱民之工作，大概如此。至其生活究系谁供给，须加以说明。所谓“太常寺给医药，司农寺给粮食，太府寺给衣料”，前已言之。兹据《唐六典》卷六“都官”条记载，更为明显详细。
凡配官曹，长输其作；番户、杂户则分为番。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膳厨，乃甄为三等之差，以给其衣粮也。
注云：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春衣每岁一给，冬衣两岁一给，其粮则季一给。丁奴春头巾一，布衫袴各一，皮靴一量并毡。官婢春给裙衫各一，绢襌一，鞋二量；冬给襦、复、袴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毡。十岁以下，男春给布衫一，鞋一量，女给布衫一，布裙一，鞋一量；冬，男女各给布襦一，鞋靺一量。官户长上者准此，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三升五合，中男给二升。
此种赐予，在司农寺之官贱民，即为长役无番（官奴婢），或分番上下（官户、杂户）之日常报酬。兹为简 明起见，表列如下：
国家发给官贱民生活费表
所谓小、丁奴及官婢，皆为官奴婢。而诸户，恐为官户、杂户之总称。盖官奴婢、官户、杂户，均隶司农寺，前已言之。再官奴婢有衣而无粮，官户杂户有粮而无衣，未免令人怀疑，兹据同书同条云：“诸官奴婢皆给公粮，其官户上番充役者亦如之。”可知官奴婢，亦有公粮之发给。况官奴婢既无口分田，又长役无番，更非公粮不可。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云：“给户奴婢番户杂户资粮衣服”，则番户、杂户，国家亦发给衣服。前文所云，不过举一反三耳。再不独隶于司农寺之官贱民，衣粮由官发给，即隶于作监少府太子家令寺、内侍省、奚官局之官贱民，及隶于少府太常之工乐与太常音声人，亦受同一待遇。例如太子家令寺官奴，《唐六典》卷二七曾云：
凡官奴婢及番户杂户，皆给其资粮及春冬衣服等，数如司农给付之法……
再官奴婢，虽是“长役无番”。然每逢节令，或有特别事故，亦可休假。《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凡元冬、寒食、丧婚乳免，咸与其假焉。注云：官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产后及父母丧婚，放一月，闻亲丧放七日。则每年至少给九日假，倘遇产后及丧婚事，可给一月假。惟此恩惠，奴婢一生，不过一二遇耳。
（二）充作军队 用奴为兵，东晋已有之。《晋书》卷七四一《庾翼传》云：
翼欲率众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
此种奴兵，别于部曲。部曲在唐本奴隶而军队，军队而奴隶，前已言之。唐代用奴为兵，史籍所载，不一而足，《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赀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
同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云：
郭虔瓘……迁凉州刺史、河西节度大使，进右威卫大将军。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战功，求为游击将军……
所谓“率奴马从军”“家奴八人有战功”及同书卷八八《裴寂传》：“寂率家僮破贼”，可知奴兵余勇可贾，建功疆场，或非国家军队可比。《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九月敕，士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值），并令讨击契丹。
当时契丹首领李尽忠，攻陷营州，守兵不足防御，乃敕买私奴，以作抵抗，则奴兵胜于官兵，已成为不可讳之事实。又《全唐文》卷二一一陈子昂云：
臣伏见恩制免天下罪人又募诸色奴充兵讨击者，是捷急之计。
亦以招募奴兵，为“捷急之计”，由此可见当时奴隶参加战争，必定不少，再当时有所谓“家僮”，实与今日之卫队无异。《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云：
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其下裹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
“家僮”以下，继以“车骑”，必非僮仆长随，实如今日之卫队。同书《太宗诸子列传》云：“冲斩以徇，众惧，遂溃，惟家僮数十从之……”又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云：“帝（太祖）乃将世子及炖煌公等，率家僮十数巡营”，亦与此相同。总之，唐代贱民，应用颇广，出执干戈，入操家务，亦军队而奴隶，奴隶而军队也。
（三）用作赏赐 唐代奴婢，律比畜产，所以用作赏赐、卖买、赠予等，乃理所当然。兹分官贱民之赏赐与私贱民之赠予二项言之。
1. 官贱民之赏赐 此种事实，仅据《新唐书》记载，为数实属不少。兹举例如下：
辅公祐反，寇寿阳，诏孝恭为行军元帅讨之……江南平。玺书褒美，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口，宝玩不赀。（卷七八《宗室列传》）
辅公祐据丹阳反，诏孝恭为帅，召靖（李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东讨……江南平……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卷九三《李靖传》）
帝（睿宗）嘉宪（睿宗嫡子）让，遂许之……以宪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实封至二千户，赐甲第、物段五千，良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卷八一《三宗诸子列传》）
（姜确）战有功，玺书慰劳，还，为金城郡公，赐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卷九一《姜确传》）
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帝诏智戴还慰省，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卷一一〇 《冯盎传》）
以上之赏赐，多为战胜酬庸，数目多至万口，平时赏赐，如万安公主“有司给奴婢如令”（卷八《诸帝公主传》），马周“赐奴婢杂物”（卷九八《马周传》），张昌宗有司“给奴婢橐驼马牛”（卷一〇四《张昌宗传》），尤数见不鲜。至于赏赐宫人，《旧唐书》亦有记载：
张长逊……徙息国公，加赐宫人，彩千段。（卷五七《张长逊传》）
姜晈……赐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卷五九《姜晈传》）
所谓“宫女”，即配没入掖庭之技能妇人，原为官贱民。由此可知唐代朝廷，赏赐贱民，次数之多，及贱民功用之大。
2. 私贱民之赠予 私贱民之赠予，事实较少，为数亦不多，今据《唐语林》卷三云：
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敞，召与语，大奇之……举船钱帛奴婢与之。
同书卷四亦谓“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一日忽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赐……奴婢各十人”。再有受朝廷赏赐奴婢，而以之转赠他人者，《新唐书》卷九九《李大亮传》云：
李大亮……以功赐奴婢百口……纵遣之。高祖闻，咨美，更赐俚婢二十……复赐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遗亲戚。
私贱民赠予，最多不过百五十口，比诸官贱民，相差甚巨。此种原因，盖因物主所有，多少不同，故在使用上，现出丰啬之差异耳。
五 私奴婢卖买之状况
前所谓买卖，是本为良人，而卖之为贱民。今所谓买卖，是本为贱民，而当作货物买卖，唐代买卖奴婢，大约限于私贱民中之私奴婢。盖“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前已言之。此种买卖，本为法律所公认。兹分述其买卖手续，买卖市场，及奴婢价格如下：
（一）买卖手续 此种手续，约分为二，第一立券，第二过贱。《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复赦”云：
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京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检正身，谓之“过贱”，及向父母见在处，分明立文券，并关牒太府寺 。
换言之，凡买卖奴婢，须立契约，交有司查验，方为有效。不然，应受相当处罚。《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上云：
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
想当时“过贱”（查验已卖之贱民），必收相当买卖税，即“奴捐”。不然，何必费此麻烦手续？且唐以前之东晋，唐以后之元，皆有类似“奴捐”之征收。《通考·田赋考》上云：
晋自过江后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牛马田宅，有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辍耕录》上云：
奴婢又有——红契，买到者，则其原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
东晋“奴捐”，值百抽四，唐代若干，确数难知，惟据《新唐书》卷一一四《崔从传》云：“扬州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畜羊有口算。”所谓“贯率钱”即每贯百分抽几。当时君主，曾视此税项，大开国库，设监征收。《新唐书》卷一一八《张廷珪传》云：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登莱，以广军资（后张廷珪谏止）。
当时登州、莱州，为东口（新罗奴）贩卖市场（详后），“置监”，恐即为征收“奴捐”起见。
再据《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记载，奴婢卖买情况，颇为复杂。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卖买不和而榷固（榷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谓在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也）。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卖买不和”条云：“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当时买卖，似有垄断奴价之商人，及接洽交易之市侩，奴婢贩卖，已成为专门商业，尽可批发零卖，收屯居奇，利市三倍，视19世纪欧人贩卖黑奴，无以异也。
（二）卖买市场 唐代略卖良人及货卖奴婢，既极盛行，则贩卖市场，势不可少，最著者为交、广、泉、荆、益、扬、登、莱等州，兹分别言之如下：
1．交、广、泉三州 岭南诸州，货卖奴婢，前引《唐大诏令》，已经提及。兹据《柳宗元文集·童区寄传》云：
童区寄，柳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墟）所卖之。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亦云：
（宪宗）元和四年闰三月敕：岭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 虽处遐俗，莫非吾民……公私掠卖奴婢，宜令所有长吏，切加提搦，并审细勘责，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许交关，有违犯者，准法处分。
再前引同书同条云：“（文宗）太和二年十月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饷遗良口”，可知岭南道之交、广二州，及江南道之泉州（福建），为奴婢卖买市场所在之地。盖唐代广州、泉州及交州之龙编（今河内）商业繁盛，外商云集，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稿》“都市”章曾言之。奴婢既“律比畜产”，自必求售于市，与百货同列。前引《唐大诏令》“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即足证明。至于黔中道（玄宗时由江南道分出），卖买市场，究在何处，尚待考证。
2．荆、益两州 依前引《新唐书》卷一一八《张廷珪传》 云：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登莱， 以广军资……廷珪上书曰……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于官。永无免期。
可知益州、荆州，必为奴婢贩卖场所。不然，武后何以向之市奴。且以益州而论，当时商业，居天下第二，备极繁盛。《新唐书》卷一○七谓“蜀为两南一都会”，《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亦谓“三蜀奥区，一都之会”。商业既然发达，卖买奴婢，自所难免。
3．扬州 唐代商场，扬州第一，益州第二，《通鉴·唐纪》卷七五“景福元年”条云：先是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唐会要》卷八六“市”条云：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扬州商业繁盛，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稿》“都市”章言之颇详，兹不赘。
商业既然繁盛，自为奴婢最好销售之市场，前引《新唐书》卷一一四《崔从传》谓“扬州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想其收入，必定不少。
4．登、莱二州 海盗虏掠新罗人，以登、莱二州为销卖市场。《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有如下之记载：
（穆宗）长庆元年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奏：应有海贼詃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起今以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詃卖新罗国良人等，一切断禁……
国家下令禁止，恐系官样文章，并无实效。《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云：“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足见登、莱二州，卖买奴婢，生意之盛。无怪武后竟欲“置监”收税，以裕国库也。
唐代奴婢，既同畜产，则当时繁华都市，谅皆有买卖。以上所举，不过就管见所及耳。
（三）奴婢价格 奴婢价值，清代以年龄大小，决定价格高低，唐代亦然。前引《唐大诏令》云：
岭南诸州……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
此虽指卖良为奴而言，然“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大约良奴皆同，兹据《新唐书》卷一三四《杨慎矜传》云：
会婢春草有罪，将杀之。敬忠曰：“勿杀，卖之可市十牛，岁耕田十顷”，慎矜从之。
由此可知一婢价值，等于十牛；倘是一奴，或不止此，可惜著者尚未考查出之。兹将其卖买手续、市场及其价格纳捐，并列于下，以殿本节：
手续：立券，过贱（查验）。
市场：交、广、益、扬、泉、荆、登、莱等州。
价格：一婢等于十牛。
纳捐：有贯率钱。
六 贱民阶级之身份地位
“奴婢律比畜产”，前已言之。吾人若明了畜产在社会上所处之地位，则奴婢之身份地位，不言可知。所以当时误认良人为奴婢，必受严重处罚。《唐律疏议》云：
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者，以略人论，减一等（流三千里）。（卷二五“妄认良人为奴婢”条）
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卷二六“错认良人为奴婢”条）
《唐国史补》卷下亦云：
陆兖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怒，欲贾其事，鞭背见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某，请去官。”
公从容谓曰：“奴见官，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
奴见官不下马，本来“不打也得”，然参军偏要如此，则贱民身份地位之卑下，想已相习成风矣。兹从婚姻、刑罚及诉讼三方面叙述之：
（一）婚姻方面 贱民阶级除太常音声人外，有两种特别限制，第一“当色相婚”，第二“当色相养”。换言之，即严阶级之分，贱良不能通婚与相养。不然，必受法律严重处罚，《唐律疏议》云：
诸与奴娶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卷一四《户婚三》）
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与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卷一四《户婚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卷一四《户婚三》）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各还正之。（卷一三《户婚二》）
若婢生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同上）
贱民娶良女为妻，固然禁止。同时良人娶贱民为妻，亦非法律所许。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只许为妾，不得为妻。此种婚姻限制，几乎成为中国民法上传统之法则。唐以后之《宋刑统》（“户婚”）、《元史·刑法志》（“户婚”）及《明律集解》（“婚姻”“婢”）条皆有同样规定。然法律上，虽禁止良、贱通婚，不过于处罚上多重贱轻良，故婢及客女等，多给主人随便蹂躏，《开元天宝遗事》云：
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借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所谓“肉阵”，简 直视婢妾如被盖，侮辱女性，莫此为甚。至于养良人为子，处罚亦颇严重，《唐律疏议》律文云：
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杖一百，官户各加一等，与者亦如之。（卷一二《户婚一》）
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同上）
疏议：“杂户养官户，或官户养杂户，依户令，杂户、官户，皆当色为婚，据此即是别户为准法，不得相养，律既不制罪名，宜依不应为之法，养男从重，养女从轻，若私家部曲、奴、杂户、官户男女，依名例律……皆同百姓科罪。”
据此，则不独贱民，不能养良人为子，即贱民中亦不能互养为子，阶级森严，有如此也。
（二）刑罚方面 良贱阶级，唐代分别极严，法律多含有阶级性。所以刑罚上，自难得其平。同犯一罪，良贱处罚，截然不同。兹据《唐律疏议》记载，列举如下：
诸部曲殴良人者（官户与部户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人于死），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殴良人折跌肢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各斩。（卷二二《斗讼二》）
其良人殴伤杀他人部曲者，减凡一等，奴婢又减一等。若故杀部曲者，绞；奴婢，流三千里。（同上）
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同上）
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者，各勿论。（同上）
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詈者，流。（同上）
诸部曲、奴婢詈旧主者，徒二年；殴者，流二千里；伤者，绞；杀者皆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卷二三《斗讼三》）
在此六条之中，良、贱不平等，约有四点。
（1）部曲、奴婢杀良人死罪，良人杀贱民者减一等，即流三千里；
（2）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良人杀奴婢流三千里；
（3）奴婢殴良人折跌肢体者绞，诸主殴部曲至死，徒一年；
（4）奴有罪，主杀之，不请于官者，杖一百，倘若请官，即为无罪。
又引文第六条，所谓旧主，即经放奴为良之人，论理已与奴无关系，然处罚仍然不同，足见阶级名分之尊严，终身不变也。至犯奸淫案，主奴处罚亦各不同，《唐律疏议》律文云：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卷二六《杂律一》）
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一等。疏议云：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同上）
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同上）
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同上）
据此则奴犯奸案，处罚极重约分为三点：（1）奴奸婢杖九十；（2）奴奸良人徒二年半；（3）奴奸主绞。
反之主犯奸案，情形大异，亦分为三点：（1）良人相奸徒一年半；（2）良奸他人部曲等妇女，杖一百；（3）奸己家部曲妻等不坐。
两相比较，奴奸主则绞，主奸奴妻婢则不坐，一“绞”，一“不坐”，何啻天壤之别。欧洲中古，地主对于农奴妻子，有“初夜权”。唐代法律，如此优待主人，主人纵不有“初夜权”，恐奴妻客女，亦与之莫大便宜也。
诸主无故杀奴，只徒一年，律有明文。所以唐代主家，无故或因细过，杀奴之事，屡见不鲜。
窦轨……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浆公厨，既而悔焉，曰：“要当借汝头以明法。”命斩奴，奴称冤……（《新唐书》卷九五《窦轨传》）
（张）直方至，宣宗……下迁骁卫将军，奴婢细过辄杀。（同上卷二一二《张直方传》）
奴私侍儿，询将戮之，奴惧，结牙将作乱，夜攻询，灭其家。（同上卷一三二《沈询传》）
平心论之，张直方以细故杀奴，犹可说也。窦轨自遣奴出外取浆，反谓为犯法，执而杀之，实属无道。按律，犯法者，轨也。轨纵不自绳，亦不应处奴以死罪。在法律上，明白规定，奴奸婢者杖九十，何况又为和奸而非强奸，沈询直欲法外用刑，加以死罪，故无怪其反也。
至于奴杀主，则认为大逆不道，纵遇国家特赦，亦不在赦例。《唐大诏令》云：
武德元年……自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子杀父，奴杀主，不在赦限。（《神尧即位赦》）
《新唐书》卷八五《窦建德传》亦云：
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纳之不可不赏，赏逆则废教，将焉用命？”命斩奴而反轨首。
奴本有功于建德，惟在此主奴阶级森严之下，反受牺牲，嗟哉贱民。（三）诉讼上 唐代良奴诉讼，虽有明文规定。惟实际上，矛盾多端，兹据《唐律疏议》律文记录如下：
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疏议云，“部曲、奴婢， 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逆以上并不坐”。（卷六《名例六》）
按“同居相为隐”，本为唐律原则。惟遇谋反、谋叛、谋大逆三大事，则奴不得为主隐，必诉于官。不然，万一事发，则同没入官。然若除此三大事，奴隶诉主，亦受死罪。《唐律疏议》云：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卷二四《斗讼四》）
至于主告奴，且为诬告，该得何罪？同书又云：
其主诬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诬告子孙之例，其主不在坐例（同卷同条）。
主诬告奴，既不在坐例，若非诬告，更不用说矣。法律虽如此规定，然奴告主，纵是谋反，谋逆，亦“官官相护”，奴反受罪。《新唐书》卷九七《魏暮传》记载，即足证明：
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它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暮引律固争，卒论庆死。
奴隶告主，律有明文，惟议者反谓“奴诉主，法不听”，究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可知唐代社会，乃以“入主出奴”为原则，固不斤斤于法律也。
兹为简便起见，综合主奴处罚不平等之事项，表列如下：
然贱民身份，虽然卑下，不过遇本主势盛一时，亦常狐假虎威，欺侮良人，以下记录，可为一般之鉴：
成安公主夺民园，不酬值，朝隐取主奴杖之。（《新唐书》卷一二九《李朝隐传》）
时大行将蒇陵事，禁屠杀，尚父郭子仪家奴宰羊。（同书卷一三〇 《裴谞传》）
张易之家奴，凌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杀之。（同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
不过此举，总非贱民之幸，盖凭势侮良，取得财物，不一定归为己有，惟发生祸端，则一身承当。所谓“小人得势，自忘形秽”，可笑亦复可怜也。
七 贱民阶级之解放运动
唐代贱民，既如此其多，所受待遇，又如此其苛，然本主中，不乏仁慈；贱民中，亦不少英杰，起而为解放运动。解放运动之方式，约分为被动与自动两种。被动之解放，又分为（一）国家及本主恩免，（二）主亡及老免两种。自动之解放，亦分为（一）逃亡，（二）叛变两种。兹分述之如下：
（一）被动之解放
1．国家及本主恩免。此种恩免，只限于官贱民。唐代官贱民之解放，经三个阶级，即前所谓“一免为番，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是也。此种制度，至元改为“一免为良人”。按唐太宗初即位，即放宫女三千余人，后世传为美谈。兹列举唐代国家恩免之情况，如下：
太宗贞观二年三月……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自卖者，还其父母。（《旧唐书· 太宗本纪》）
敬宗……放掖庭内园没入者。（《新唐书》卷八《敬宗本纪》）
文宗……出宫女三千，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同上卷八《文宗本纪》）
文宗……出宫女千人。（同上）
至于本主恩免，例亦不少，爰录之如下：
罗让累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让访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自，让惨然焚其书，以归其母。（《太平御览》卷五〇〇 《人事部· 奴婢》）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辅公祐功，赐奴婢百人，大亮曰：“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一一皆放还。（《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
（韩公）请烧弃佛骨，疏入，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为人隶者，公皆计，佣以偿其值而出归之。（《李翱文集· 故政议大夫行尚书吏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所谓“丹书”，乃官贱民籍，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谓“裴豹隶也，著于丹书”。《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复赦”亦有“丹书之辱”之语。故贱民解放为良，在官奴方面必毁丹书，在私奴方面，必除附籍。唐代私奴，除附籍之手续，《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一》规定如下：
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及放奴婢为良，而压为贱者，各减一等……疏议云：依户令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署申牒除附。
据此则私奴被放为良，须经三道手续，第一家长予手书，第二长子以下连署，第三本署申牒除附，方为合法。倘不依此手续，诈除名者，律有明文，须受处罚。
诸诈自复除者，诈死及诈去工乐杂户者，徒三年。疏议云：……诈去工乐杂户等名字者，徒二年，其太常音声人，州县有贯，诈去音声人名者，亦同工乐之罪。（《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
足知唐代贱民，无论官私，一“进”一“放”，皆有一定之程序，不可混忽轻视。倘经放为良，不改本行，亦受处罚，《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四》疏议云：
工乐杂户之类，会赦之后，经责簿帐，即须改正，不改正，亦如本犯之律。
2．主亡及老免 倘遇本主死亡，或本身年老，皆可免为良人。《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八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顷。
此为本主丧亡，解放为良之例，前引《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年六十及废疾，虽赦令不该，并免为番户；七十则为良人，任所居乐处而编附之。
此为老免之例。六十及残疾者免为番户，七十者免为良人。 至于贱民解放 后之善后办法，国家亦妥为筹措，据《 新唐书 》卷五一、五 二《食货志》记载，约分为三项（ 文长 不录）。
（1）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
（2）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纵为良者，附宽乡；
（3）武宗即位，废浮图法……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
盖贱民于解放前，多系无产阶级，一经解放，倘不善为其后，岂不置之于死地，或逼之走险。所以附宽乡，给田亩及复三年之办法，自为解决贱民生活必不可少之图。
（二）自动之解放
1．逃亡 贱民如此受压迫，稍有志气者，绝难忍受，倘有机可乘，当然“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然，即发生暴动，打倒统治者。兹先叙其逃亡事实如下：
代宗纂业之始……元载专政……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卢军卒。（《杜阳杂编》卷二）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遏诸途，趋而避之，不敢仰视……（《朝野佥载》）
官奴曹达犯罪，（王）勃匿之，既惧事泄，杀达灭口，事觉当诛，会赦除名。（《全唐文》卷一七七“王勃”）
惟法律上，对于贱民逃亡及藏匿之者，处罚颇严。《唐律疏议》云：
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卖者，以和诱论；藏匿者减一等，坐之。即私奴婢买子孙及乞取者，准盗论，乞卖者，与同罪。（卷二〇 《贼盗四》）
诸官户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部曲私奴婢亦同）。主司不觉亡者，一口笞三十，五口加一等，罪止 杖一百。故纵官户亡者，与同罪；奴婢，准盗论。即诱导官私奴婢亡者，准盗论，仍令备偿。（卷二八《捕亡》）
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四人加一等；县内，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州随所管县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二年，藏官户部曲奴婢亦同。（同上）
足见当时奴婢逃亡之多，国家为防微杜渐，乃设此严刑，“官户官奴婢逃亡者， 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至于私贱民方面，则无法律规定，概由本主自由处置，盖“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本为国法所许。因此私奴逃亡，不幸中途拿获，处罚较为严重。《朝野佥载》上云：
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根相对，以汁涂面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一失。
私奴逃走捉回，处罚至于刻筋，亦云惨矣。2．叛变 贱民有机可乘，除逃亡外，必起来革命，称为“奴变”。古代罗马奴变之事，时常发生，就中以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 ）之变，势力最大，几达到解放目的。唐代奴变，《新唐书》卷九 〇《丘行恭传》有重要之记载，爰录之如 下：
行恭有勇，善骑射。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万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盗不敢窥境。后原州奴贼围扶风，太守窦珽坚守。贼食尽，无所掠，众稍散，归行恭。行恭遣其酋说贼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负粮持牛酒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众曰：“若皆豪杰也，何为事奴乎？使天下号曰‘奴贼’。”众皆伏曰：“愿改事公。”
此“奴贼”与明末“奴变”，含有同样意义，皆为反抗统治者之压迫，谋自由解放而奋斗。倘行恭不以小惠——负粮牛酒往——诱之，恐不致如此结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亦有奴变之记载：
（义宁元年）十二月，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破贼率唐弼于扶风，自称天子。初，弼遣使诣帝归款，投状扶风郡，而为薛举所围，帝遣援兵往扶风，未至，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
薛举为奴贼领袖，自称天子，声势浩大。倘能守西陲半壁天下，则中国历史必起一大转变也。再《新唐书》卷一〇〇《韦弘机传》亦云：
（高宗）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役者过期不遣，众怨，夜烧营去。
此役者或为番户杂户之官贱民。盖此种人，分番上下，有一定时期，倘及瓜不代，势必发生暴动，故亦可称为奴变。唐代之“奴贼”“奴变”，皆被压迫者要求解放。可惜素少训练，终归失败。
再除逃亡叛变外，“赎身”亦为自动解放之一。《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山南江淮间，寺家奴婢，比来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赎男女将归，岁月既深，今虽搜检，情非违敕，事恐扰人。
即此一端，可想当时父母，为子女赎身，或自己赎身，以求解放者，必定不少。
奴婢既然“律比畜产”，即如今日经济学所谓“生产手段”。盖生产手段，约分为三类：
（1）哑巴之工具：无生命工具，如斧头、刀、锯等；
（2）半哑巴之工具：虽有生命，而不能充分发表其感情之生物，即家畜等；
（3）能言语之工具：有说话能力之人类工具，即奴隶。
唐代贱民，除工乐、太常音声人外，即被视为生产手段，则上自国家，下及平民，必视为不可缺少之物。所以当时势家大族，使用贱民之多，与俘获掠卖风气之盛，全为此故。前引《唐律疏议》云：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相杀虽合偿死，主求免者，听减。若部曲故杀同主贱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减法。（卷六《名例六》）
杀人本当抵命，然贱民相杀，尽可法外施恩，此并不是优待贱民，实乃惠及奴主。盖一奴被杀于前，一奴受刑于后，奴主之生产工具，损失太大，故统治者（多半属于奴主），为顾全利益起见，乃定此通融法规。且唐代社会，劳动人少，坐食人多，贱民为劳动之中坚分子，更不可一日无之。《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云：
国家自天宝以来，宿兵常八十余万，其去为商贩、度为佛老、杂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所谓“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则唐代二百九十年之天下，端赖贱人维持，不言可喻。惟当时不加以爱护，且施以种种虐待，律比畜产，生杀由人，可慨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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