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

魏晋文

王闿运　章炳麟　附黄侃　苏玄瑛

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生时，父梦神榜其门曰：“天开文运。”因以闿运为名。顾天性愚鲁，幼读书，日诵不及百言，又不能尽解。同塾者皆嗤之。师曰：“学而嗤于人，是可羞也。嗤于人而不奋，无宁已。”闿运闻而泣。退益刻励，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年十五，始明训故。十九补诸生，与武冈邓辅纶、邓绎等结兰陵词社，号湘中五子。二十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作《仪礼演》十二篇。二十八达《春秋》。其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时则让清之季，学者承乾、嘉以来训诂章句之学，习注疏，为文章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辨，掇拾丛残，而不知修辞为何事，读者竟十行，辄隐几卧。而闿运不谓是，因慨然曰：“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必其灿著者也。今若此，文之道，或几乎息矣。”故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抵组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平湖张金镛方督学湖南，科试录遗才，得闿运卷，惊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见，称勉之，且曰：“湖岳英灵，郁久必发，其在子乎？”中咸丰癸丑举人，应礼部试，入都。肃顺柄政，待为上宾。一日，为草封事，文宗叹赏，问属草者为谁。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上问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上曰：“可以赏貂。”故事，翰林得衣貂。时闿运在公车，意不欲他途进也。既，文宗崩，孝钦皇后骤用事，诛肃顺。而闿运方客山东，得肃顺书招之，将入都，闻肃顺诛，临河而止，有《人日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诗》曰：“当时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即咏肃顺也，不胜华屋山丘之感。后数十年，闿运老矣，而主讲船山书院时，一夜朗诵此诗，说肃顺故事，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涔涔下。某岁走京师，托言计偕，而实未与试，阴以卖文所获数千金，恤肃顺之家云。闿运诙谐善谑，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肃顺既败，乃踉跄归，伏匿久不出。旋参两江总督曾国藩军事。国藩，闿运通家也。其初简屏仪从，延纳士人，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奸宄，皆纳闿运议。闿运谓“国藩之文，欲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曹武王以入东汉，则顺而易”，而国藩不能用也。独谓闿运文有慧业，极称其《秋醒词序》。其辞曰：

戊午中秋既望之次夕，余以微倦，假寝以休。怀衿无温，憬焉而寤。方醒之际，意谓初夜，倾听已久，乃绝声闻。揽衣出房，星汉照我，北斗摇摇，庭院垂光。芳桂一枝，自然胜露；秋竹数茎，依其向月。青扉半开，知薄寒之已久。垩墙如练，映苔地以逾阴。象床低彩凤之帷，金缸续盘龙之焰。罗帱轻扬而已惊蚊宿，锁窗无听而坐闻虫语。湛湛之露，隔鸳瓦而犹凉。瑟瑟之风，送鸡声而俱远。辽落一声，旁皇三叹。岂象罔三求之后，将钧天七日之终？怃然自失，旋云有得矣。嗟乎！镜非辞照，真性在不照之间；川无停流，静因有不流之体。然则屡照足以疲镜，长流足以损川，推移之时，微乎其难测也。且齐有穿石之水，吴有风磨之铜。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坠而颖秃，积渐之势也。笋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穿天，迟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为促，而不知积损之已久。或以耄期为寿，而不知佚我之无多。是犹夏虫之疑冰，冬鹖之忌雪矣。一年已来，偶有斯觉，未觉之顷，相习为安。况同景异情，觉而仍梦，庸得不即机自警，依影冥心者哉。于斯时也，从静得感，从感生空，意御列风之是非，轩云而升降，接卢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无，犹陈思之登鱼山，茂陵之叹敝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闺人已觉，一庭之内，群籁渐生，似华胥之顿还，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闺房者，苦人之扰天。栖空山者，必静而慕动。神仙纵可以学至，傥非智慧之士，所得而息机焉。居尘途而谈元寞，在金门而希隐遁，县车之愿徒设，拂衣之效无闻。与夫北山轩眉，终南捷仕，牛巢论禅代之事，武陵知汉晋之迁，亦有欣哀，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隐，将隐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素行之箴，许行所以有一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祛劳虑，信有为之如六，悟还真之用九。盖梦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澄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赋其意，命曰《秋醒词》。浣笔冰盂，叩声霜磬。飞萤入户，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闻秋吟而不去。人间风月之赏，别有会心；道场人天之音，切于常听也。

自诧以为生平妙文，无过此者。文章雍容，遨游群帅间。而是时，天下大乱，将帅各开幕府，招致才俊。曾国藩尤称好士。贱人或起家为布政，裸身来，归资巨万，士争自效。闿运独为客，不受事，往来军中，或旬月数日即归。后国藩益贵，宾客皆为弟子，闿运仍为客，尝至江宁谒国藩。国藩未报，遣使招饮。闿运笑曰：“相国以我为啜来乎？”即携装乘小舟去。国藩追谢之，则已归矣。撰《湘军志》，叙曾国藩之起湘军及戡平太平军本末。虽表扬功绩，而言外见意，于国藩且有微辞，不论其它。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惟骄将惮其笔伐，造作蜚语，谓得暮夜金，所纂有乖故实，购毁其板，欲得而甘心焉。然闿运自以为记事追太史公，趠不多让也。其记事之流传者，《湘军志》而外，有《录祺祥故事》，其辞曰：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即位之日，即命王入军机，恩礼有加，而册贵妃为太贵妃。王心慊焉，频以宜尊号太后为言。上默不应。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寑未，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景，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予汝矣。它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乡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以竺。意待封号以瞑。”上亶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庚申之难，令王留守。至热河，帝疾，独军机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请省视。帝疾竺，以不能坐起，强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其猜防如此。故肃顺拟遗诏，亦缘上意，不召王与顾命也。肃顺本郑王房，以功世为亲王，与袭郑王异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辅国将军为户部尚书，入军机，专断不让。怡王即世宗弟，亦以宠世王，袭王载垣与袭郑王端华皆依肃顺为用。初诏谒陵出都，实辟夷兵，而讳其行。行日之朝，犹有诏言“君死社稷”。独肃顺先具行装，备路赍。自都启行，供张无办，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饭，而肃顺有食担，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进，孝贞、孝钦两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齿于肃顺。及之热河，循例进膳。孝贞又言：“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当以告肃六。”明日，诏问云云，肃顺知上旨，则对以：“费亡几。若骤减膳，反令外惊疑。”上心喜所对，即诏后曰：“肃六云不可。”后益恶肃顺矣。已而大行，遗诏八臣受顾命如故事。孝贞诏顾命臣，以防雍阁为词，日进章疏，仍由内发，军机拟旨，上后览发，以小印为记。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时人刻，汉玉为之。汉玉者，汗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汉。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寝，问侍寝何人，升坐责数之。上既视朝，心念后未还，恐有变，即还寝，则宫监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即戒毋报知皇后，潜步入，则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见上至，下迎，帝即坐后坐，跪者犹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阳指跪者，问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来，寝兴有定法。今帝以醉过辰不出朝，外间不知，皆以奴无教，故责问彼何以多劝上酒。”帝叹曰：“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后奉诏，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自问。”帝惭，即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赐后以谢。“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为信，而或说不知，安有传伪云。既而御史高延祜上请垂帘，本后意也。以示顾命臣。肃顺即言：“按制当立斩。”孝贞心怍焉，即曰：“我辈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拟上，议斩。奏下，独留高折不发。于是军机三日不视事，孝贞问，则以对前折未尽下。于是孝贞涕泣，自起检奏予之，拟高摘为披甲奴。越日大临，后见醇王福晋而泣。醇王福晋，孝钦妹也，孝贞亦妹之，故相亲善，诉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在乎？”福晋言：“七耶在此。”孝贞喜曰：“可令明晨入见。”及明，醇王入直庐前。肃顺问“何为”，对以“召见”。肃顺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阶。俄宫监来窥直房，旋去，而军机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见分班，一见为一起，军机则皆同入为头起。此日不召头起，先召醇王。宫监来窥者三，终不见醇王至，三至，乃自语曰：“七耶何不来？”王在外闻之，即应曰：“待久矣。”来监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肃顺在内坐，不能阻王，既对，孝贞诉如前，醇王曰：“此非恭王不办。”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驰还京。三日，与恭王至，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后诉如前，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后即令王传旨回銮，令肃顺护梓宫继发。既之京，即发诏罪状顾命八臣，俱拿问。怡、郑二王犹在直房，恭王出诏示之，皆相顾无语。王问：“遵旨否？”载垣曰：“焉有不遵。”王即拱之出，则以备车送宗人府。于是遣醇王迎提肃顺，即庐殿旁执诣刑部。肃顺骂曰：“坐被人算计，乃以累我。”临刑，骂不绝，卒以拦阻垂帘斩于市，而赐二王死。一时无识者谓之三凶。即诏旨亦不知垂帘之当斩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设三御坐，召见听政如常仪。名治肃党，以常酒食往来者当之。而恭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然宫监婪索，亲王密迩，时有交接，辄加犒赉，则不足于用，而国制，王贝勒不亲出纳，奉给庄产，皆有典主者，率盗侵以自给，及入枢廷，需索尤繁，王恒忧之。福晋父，故总督也，颇习外事，则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赇赂公行，珍货猥积，流言颇闻，福晋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耶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故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而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瓶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磁，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耶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它日，诏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谢，固问：“何人？”孝钦言：“蔡寿祺。”王失声曰：“蔡寿祺非好人。”于是后积前事，遂发怒，罪状恭亲王，有“暧昧不明，难深述”之语。朝论大惊疑。而外国使臣亦询军机事所由，用是得解。复召见，王痛哭谢罪，复直如初，以疑忌挤去者八人。军机有前后八仙，与前顾命者为对，皆以目恭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谨。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师，诛于历城。李莲英继用事，烜赫过于小安，而谨饬慎密，竟终事孝钦。恭王亦以功名终，得谥曰贤，不遇祸败。然王大臣纳贿之风，及孝钦颇留意进献，皆自王倡之。五十年来，议和主战，终归于服从，亦孝钦之过虑也。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而俱为财累，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及禅让亦以贿成，用兵惟先言饷，动至千百万，和款外债遂巨兆。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不怍，开辟以来未有之奇，盖又咸、同以来所不料者。以前史论之，战国、秦、楚之际，庶几肇兹。自非张四维，革浇风，吾乌知其所底哉。

盖作于国变以后，然婉而章，尽而不污，与《湘军志》同为逊朝大掌故文字也。既以肃党摈不用于时，大治群经，出所学以开教授。谓：“文章之道，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是以文饰者胥尚虚浮，驰骋者奋其私知。故知文随德异，宁独政与声通。欲验流风，尤资总集。但萧楼略选，仅存梗概；梅纪旁搜，未区门目。自馀挦摭，莫识津涯。蔽所稀闻，咻于众楚。”因辑《八代文粹》，广甄往籍，类分仍夫萧选，正副略仿李钞，要以截断众流，归之淳雅，并为述其本由，使必应于经义。四川总督丁宝桢钦其贤，延为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至之日，则进诸生而告之曰：“治经要道，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词，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说文解字》之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然欲取裁于古，当先渐渍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账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无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余年不成也。人病欲速。”遂教诸生以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及《文选》之法。诸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进乎礼乐。厥后廖平治《公羊》、《谷梁》、《春秋》、《小戴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氏《经解》所囿，号曰蜀学。既还，主长沙校经书院，移衡州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弟子数千人，学者称为湘绮先生。

湘绮先生者，盖因闿运自署所居之楼而称也。闿运闲雅广达，饶文史之乐，蚤岁偕妻赁庑，殊逼仄不甚适，自署曰湘绮楼，诵谢仪曹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自以“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故以为名。然是时实未有楼也。后于长沙定王故台之旁，得三楹而居，有楼甚广，开窗即见湘水接天，山峦起伏，苍波无际，悠然景物，悉纳户牖。闿运于是大乐，欣得其所也，曰：“此真湘绮楼矣。”夫人蔡氏名生，亦知书，能诵《楚辞》以娱媚于闿运。先是闿运之少也，谒于蔡氏。有女贞不字，窥帘见以为丰裁独秀。其父微测其意，告于祖母，问曰：“湘潭王生尚有文才，惜太贫耳。”女默然久之，第曰：“贫亦何害。”祖母曰：“然则汝肯嫁若耶？”女益默然。父友丁取忠方善闿运，绳而媒焉。闿运少喜标置，不乐土风，未之许也。他日丁取忠乃言蔡女高傲，或劝勿媒，闿运遽曰：“女中安得高者？”请愿娉焉。问名之夕，梦通谒者红锦金书，唯媞字朗然，旦得庚帖，越二岁来归，故字以梦媞。既习礼容，尤矜风格，明眸广额，㐱发稠如。姻家黄尝大会族亲，满堂黻佩。或问谁为王嫂，黄母笑曰：“刘妇莱妻，一望识矣。”自以居贫，恒严取受，顷岁绝食，有馈金求闿运文者，笑曰：“当作则与，文可鬻耶？”已而闿运果却之，相视辗然。闿运居湘绮楼之一年，而太平军作难，曾国藩起湘军。闿运奋焉有用世之志，出参军谋，归读我书。邻园有鹤夜鸣，辄起徘徊，赋诗曰：“鹤唳华池边，气与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归尘鞅。”翛然有世外之致也。既兵久不解，疮痍遍地，白日闭城，但有师旅，干戈之光映月，而哭声盈野，变故陈沓。闿运乃絜妻避兵明冈，六年还城，则困甚。自言：“家无儋储，月供房税，靡菽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之广州，写所经涂，有《到广州与妇书》。其辞曰：

吾自度揭岭，日远故国。下滩乘泷，并值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清弱，泷船柔脆，篙师拙狞。自平石至乐昌，乃昔迁客涕泣惊怖之地。凡有六泷，郦道元所谓“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泷原由溱入洭。汉桂阳太守周昕疏凿巨石，始通舟楫，旧有祠祀昕，今惟祠祷韩愈。素湍激雪，风涛凛厉，估舟惊望，叹若天堑。然观其水势，浅陕殊甚，徒极奔溅之状，实无浩汹之奇。吾舟下泷时，触破来舫，移岸迁货，纤毫得济，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风涛呼吸之危也，而众人矜惜衣装，婴于濡没，重载轻发，自取碎破，清水白石，遂受恶名。耳口相传，自为眩惑，致使衣带之水，与吕梁齐险。祷求谪臣而使君废祀，以愈生时，犹不自济，欲其为福，不亦难乎。由乐昌下，大舟，东至曲江，五岭之口也。县以曲红冈而名，江红声同，因改字矣。设府建关，控引吴楚，浮桥横江，以榷舟税，大艑巨舰，骈阗于此。韶石在其北，郦生所记二仙分憩之处也。自唐以前，传虞舜奏乐于此，及英德亦有尧山。道元引耆旧之言，云“尧行宫”。王韶之记亦谓“尧故亭”。又曰：“父老相传南巡登此。”然则禹迹以前，斯为内地。且金银轮王治四天下，唐虞二圣，岂局步于五岭乎？从英德至清远，经历三峡，即浈阳大庙中宿也。大庙介二峡之间，赵佗筑万人城，杨仆伐破寻狭，亦此岸地。然是陆地之要区也，江行之奇则在浈阳。道元云：“两岸杰秀，壁立亏天。”张子寿亦言：“晴书山阴，先秋水冷。”后人始开栈道，建峡山寺于上。悬崖长啸，江帆萧瑟，虽词客寻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剥落，翠秀靡依。以吾卧观，未为佳胜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恒青，藻丽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势若火燎，丹皮赭骨，寸茎不附，孰如蒸湘，岩树葱茏，松竹杉柏，陵冬鲜碧，故过岭以南，无可瞻悦。但此峡擅名既久，未跻绝壁，江山嘉会，步步异形，若登临俯观，或当有异。故周夔云：“碧澜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风瑟缩。”得此石室，题为难到矣。《吴都赋》以闽禺楫师，习御长风。今老龙、河西等船，实为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若蹄踣，号声惨烈，清旦黄昏，闻者骇悸。兼劫盗肆出，人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清旷。三水今县，《汉地志》所谓“洭水南至”，四会之地也。洭水自清远来曰浈江，牂牁水源流万里，自肇庆来，曰西江，晋康水自广宁来，曰绥江，均会昆都，故为县号。绥江至县，复分二派，同为一川，故昔言四会矣。冬水尽涸，舟楫无利，始以季冬六日至于广州。此州实四宅之南交，荆州之下徼。自汉迄今，繁富有名。往在他方，闻彼土人，说其物产，矜炫殊绝，云甲天下。及躬览风物，考之图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为秦南海郡地。《山海经》所谓贲禺，郭景纯云：“今番禺也。”姚文式言：“城东南偏有水坑陵，此县人名之为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筑自越人公孙隅，号曰南武。楚威王时有五羊衔谷穗之瑞，乃增筑楚亭，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及任嚣、赵佗始成都会。吴步骘又廓番山之北。及宋，筑子城、瓮城，又增两翅以卫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连三城为一，即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坚陕，街衢垢秽，无洁清之容。民言侏，贪利好奢，自外中国，别为风气。地性蒸暖，易生疾疫，蚊蝇乘其昏运，蛇鼠充其毒食。瘴疠风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详矣。岛夷杂糅，诡服殊形，刀剑火枪，纵横于路。民无正业，习为博盗，白昼攫金，露刃连队，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兴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为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钱，许射一条，由一至百千万，不限字数，全中，其利千倍，一钱之资，偿以十金。国人若狂，梦想颠倒，号曰白鸽标，此敛财之巧术也。意钱掷骰，割肉悬壶，藏钩恹牌，皆供赌输，愚者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闻也。凡倡女冶容，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发高尾，白足著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唱撮声，尽发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若抱虎狼，斯实男女之一厄乎。异物恒产，来自番舶，土人所甘，良亦奇诡。菜必生辛，羹必稠甜。若夫槟榔酸涩，蕉子甘烂，薯重十斤，芥高七尺，君迁小柿，新会大橙，不含霜雪，多复皱腐。腌橄榄以盐豉，取蚁粪为奇南，榕树不可爨，木棉不可絮，奇器巧制，则故贱其直，水火菽栗则尽昂其贾。陆生所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过，桃荣梅落，余花生红，多不辩名，但有其质，聊无其姿，亦何取于长春乎？邦人市海鲜，别为厨馆，则有鲨鱼之翅，海蛇之皮，章举马甲，天蠔，咸蟹龙虾，雄鸭腊鹑，腥秽于市井，纷错于楼馆者，不可胜计。又俗好烧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餐，宾筵以多杀为豪，婚礼烧猪，辄列数百。俗无羞耻，取妇以得女为奇。床笫之私，守宫之验，明告六亲，夸以为荣。知礼之家，亦复随俗。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此尤可笑叹者也。通商之夷，何止百种。蟠踞城府，敖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欢，况敢设备豫乎？外郡土客，仇杀未已，且不受官劝，谁能用武。乡村族居，多建炮台。县官催科，动必发兵，幸而战胜，惧乃纳税。省中录囚，日屠百人，皆无辜之穷老，受泉而代死。子卖其父，如犬羊然，轻命嗜货，三纲绝矣。蚤富则为大豪，夕贫则充盗魁。昔南汉刘，奢僭自雄，乐裸逐之戏，制烧煮之刑。今久渐皇风，犹为恶俗。若非猛厉廉正，贵士贱商，先教礼让，后禁淫盗，则伊川之野，不百年而为戎乎。尉佗文理以止斗，陈祖奋武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吾乡游宦士大夫，多怀归思。亦有强壮，无瘴而夭。柳生夏凋，翁君冬亡，虽会冥数，诚可悲惧也。容兄以卑官居韶，十口饥寒，其妻与妾居，比肩钧敌，呼嫡子为儿，视所生如奴。山农新取南女，以为继妻。此女矜其华年，轻鄙老夫，动即叫骂，坐必偃蹇，同之南海，便蹇裳而去，独坐夷船，还其母家，虽冯敬通之悍妻，贾公闾之妒妇，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闻，女史之一鉴也。夫阴教不修，夫妻同过，但责女德，岂足云乎。想卿闻斯，达此谊也。吾好为远游，何必乐土。优游自如，身心无患。比读庄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论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颇欲逍遥，以化成亏，何觉哀乐之殊境，离合之异轨乎？惟恐淑子独处幽忧，聊书所经，以为笑噱。冬寒日轻，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当自慎，时复手书，以慰劳勤。

诵者谓“辞章之美，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先民有作，鲍照《大雷》差相拟也。诗才尤牢罩一世，各体皆高绝。而七言近体则早岁尤擅场者。其重悼师芳闿运女适钟，未逾年夭诗曰：

初月无端入玉棂，露痕如白又如青。不成眉样依明镜，遥想啼痕染素馨。自是长愁甘解脱，未应多慧误娉婷。文姬死后知音少，吟尽伤心只自听。

又《泰安岱祠》曰：

三重门阁敞清晖，碧殿丹墀对翠微。路入仙坛孤影静，气通天座百灵归。秦碑古藓青成字，汉柏神风绿晕衣。祠令奉高严祀久，不同诸岳倚岩扉。

《斗姥宫尼院》曰：

瑶阶翠柏不知霜，仙地宜分玉女房。镜里云霞烘月影，川中脂粉带天香。灵宫定有珠为蕊，尘世应知海未桑。朱鸟窗前几人到，等闲邪见莫思量。

《雪霁登玉皇顶》曰：

黄河如线海如杯，表里泱泱四望开。战国曾嫌天下小，登封常见圣人来。扶桑浴日光先照，匹练浮云首重回。一片空明尽冰雪，便疑身在九璜台。

雅健雄深，颇似陈卧子，有明七子之声调而去其庸肤，此其所以不可及也。顾其集中所存，无七言近体，盖晚年手订全稿时删去者。惟湘中旧刻本内有七言律绝二卷，曰《杜若集》、《夜雪集》。而七言古最著者，莫如所作《圆明园词》一篇，韵律调新，风情宛然，乃唐元稹之《连昌宫词》，不为高古，于《湘绮集》为变格，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而以监戒规讽终其篇，亦仿元稹《连昌宫词》之体也。网罗园故，序而行者，则署名长沙徐树钧焉。其词曰：

圆明园在京城西，出平则门三十里，畅春园北一里许，世宗皇帝藩邸赐园也。圣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沜，乐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筑畅春园。藩邸赐园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宫殿朝署之规，以避暑听政，前临西山，环以西湖。湖水发原玉泉山，曰山，度宫墙东，流入清河，《水经注》所谓“蓟县西湖，绿水澄淡，燕之旧池”者也。东流为洗马沟，东南合高梁之水，故鱼稻饶衍，陂泉交绮。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阗，八方无事，每岁缔构，专饰园居。大驾南巡，流览湖山风景之胜，图画以归，若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园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题扁者为一胜区，一区之内，斋馆无数。复东拓长春，西辟清漪，离宫别馆，月榭风亭，属之西山，所费不计亿万。园地多明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乾隆间浚池，发银数百万。每岁夏幸园中，冬初还宫。内廷大臣赐第相望，文武侍从并直园林，入直奏对，昕夕往来，络绎道路。历雍、乾、嘉、道，百余年于兹矣。文宗初，粤寇踞金陵，盗贼蜂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胜保、曾国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陆先朝重望，相继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贼不犯畿，然迭胜迭败，东南数省，蹂躏无完土，主上悯苍生之颠沛，慨左右之无人，九年冬，郊宿于斋宫，夜分痛哭，侍臣凄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发题，忧心焦思，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止有节，尤喜园居，冬至入宫，初正即出。时园中传有四春之宠，皆汉女，分居亭馆，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料兵，委权阃外，超次用人，海内称哲，而部院诸臣，无所磨厉，颇袭旧敝，晚得肃顺，敢言自任，故委以谋议。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船至广东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烧烟起衅，执政议和，予海关税银千八百万。英夷请立约，广督耆英与期十年，届期而徐广缙督两广。夷使至广州，拒不许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广州。咸丰元年，英吉黎、佛朗西、米利坚各国，乘粤寇鸱张，中国多故，复以轮舶直入大沽口台。王僧格林沁托团练之名，焚其二船，尽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乃潜至海岸买马数千，募群盗为军，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称西洋马队。闻者恐栗。夷马步登岸，我未陈而敌骑长驱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卒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帅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王公请和，和议将定。十九日，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夜不熄，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议成，以礼释囚，于是巴夏里与夷帅各陈兵仗，至礼部，订约五十七条，予以海关税银三千六百万，而夷人抵偿圆明园银二十万。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驾热河。今上即位，奉两宫皇太后还京，垂帘十载，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来贸易，设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毁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挑衅，日以难我，应之不暇，盖岌岌乎！华夷杂处，又忽忽十有一年，园居荒虚，鞠为茂草，西山大寺，夷妇深居。予旅京师，恻然不敢过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辇下，追话旧游，张子雨珊亦以计偕来，约访故宫，因驻守参将廖承恩许为东道主，四月十日，命仆马，同过绣漪桥，寻清漪园遗迹，颓垣断瓦，零乱榛芜，官树苍苍，水鸣呜咽，由辇路登廓如亭，望万寿山，但见牧童樵子，往来林莽间。暮从昆明湖归，桥上铜犀卧荆棘中，犀背御铭，朗然可诵。明日访守园者，得董监，自言：“年七十余，自道光初入侍园中，今秩五品。”居福园门旁。导予等从瓦砾中循出，入贤良门而北，指勤政、光明、寿山、太和四殿遗址，至前湖，圆明寝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坏壁犹立，拾级可寻。董监言：“东为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为乐安和，诸妃嫔贵人居也。洞天深处，皇子居也。”清辉殿为文宗重建，与五福堂、镂月开云台、朗吟阁，皆不可复识。镂月开云者，即所谓牡丹春也。世宗为皇子，当花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寿冠前古，集于一堂，高宗后制诗，常夸乐之。经其废基，裴回惄焉。东渡湖为苏堤、长春仙馆、藻园，又北为月地云居、舍卫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乐处，仅约略指视所在。东北至香雪廊，阶前苇荻萧萧，废池可辨。复渡桥，循福海西行，为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泻千顷，望蓬岛瑶台，岛上殿宇，犹存数楹，惜无方舟，不达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响。董监示余，“此管园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双鹤斋，又西过窥月桥，登绮吟堂，经采芝径，折而东，仍出双鹤斋，园中残毁几遍，独存此为劫灰之余，乱草侵阶，窗棂宛在，尤动人禾黍悲尔。双鹤斋西，为溪月松风，翠柏苍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宫人驱羊豕下来。东过碧柳书院，地跨池，东为金鳌，西为玉，坊楔犹存。又东去，皆败坏难寻，遂不复往，暮色沉沉，栖鸟乱飞，揖董监出福园门，还于廖宅。廖，澧州人，字枫亭，少从塞尚阿、僧格林沁军，亦能言行间事，感予来游，颇尽宾主之欢。既夕言归，则礼部放榜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余与壬父每相过从，言念园游，辄网网不自得。壬父又曰：“园之盛时，纯皇勒记，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罢南幸，宣宗尤忧国贫，秋狝之礼，辍而不举。惟夫张弛之道，宜及嘉、道时补纯皇倦勤之功，而内外大臣，惟务慎节，监司宽厚，牧令昏庸，讳盗容奸以为安静，八卦妖徒，连兵十载，无生天主，教目滋繁，由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故也。江、淮行宫既皆斥卖，国之所患，岂在乏财。”又曰：“燕地经安、史戎马之迹，爰及辽、金，近沙漠之风矣。明太宗以燕王旧居，不务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园居单外，非所以驻万乘，废而不居，盖亦时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园工。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而比年备办大昏，费已千万，结彩宫门，至十余万，公奏朝廷，动用钱粮。婚以成礼，岂在华饰？若前明户部司官得以谏争，余且建言矣。又余闻慈安太后在文宗时，有脱簪之谏，《关雎》、《车辖》之贤，中兴之由也。又园宫未焚前一岁，妖言传上坐寝殿，见白须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阶。明日至祠，谕祠之。未一稘而园毁，岂前定欤？子能诗者，达于政事，曷以风人之意，备繁霜云汉之采？”于是壬父为《圆明园词》一篇，而周学士、潘侍郎见之，并叹其伤心感人，笔墨通于情性。余以此诗可传后来，虑夫代远年逝，传闻失实，词中所述，罔有征者，乃为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长沙徐树钓撰。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原。渟泓稍见丹棱沜，陂陀先起畅春园。畅春风光秀南苑，蜺旌凤盖长游宴。地灵不惜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圆明始赐在潜龙，因为邸第作郊宫。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甘泉避暑因留跸，长杨扈从且弢弓。纯皇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放开双境。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殷勤无逸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痡，长鲸跋浪海波枯。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燃已至。扬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此时先帝见忧患，诏选三臣出视师。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珥。玉路旋悲车毂鸣，金銮莫问残镫事。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妖梦林神辞二品，自注曰：咸丰九年，文宗一日独坐若瞑，见白须老人跪前，上问何人。对曰：守园神。问何所言。云将辞差使耳。问汝多年无过，何为而去。对以弹压不住，得去为幸。上曰：汝嫌官小耳，可假二品阶。未一年而乱作矣。佛城舍卫散诸方。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纲。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昔同来。宁知乱竹侵苔出，不见春花泣露开。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钩连到。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蠃黛。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芦茄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上东门开胡雏过，正有王公班道左。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自注曰：夷人入京，遂至宫园，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锦纨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彩大宫门，何如旧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莺柳斗宫花。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

盖同治十年所作。诗出，辇下争写。大学士周祖培、侍郎潘祖荫见之，并叹为伤心感人也。独普定姚大荣议之曰：“杜子美《曲江行》、白乐天《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皆歌咏天宝遗事，大率据事直书，细微曲折，罗缕尽致。惟《长恨歌》托言汉皇，杨家有女，养在深闺，稍从曲笔。然文宗诵《曲江行》，辄思复升平故事，命浚曲江池，营宫殿于四岸以状之。宣宗吊白居易诗，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句，文人之荣极矣。元相遭逢尤奇。其《连昌宫词》流播禁掖，妃嫔近习皆诵之，目为元才子。中官崔潭峻录以奉御，穆宗大悦，遽召见，迭加拔擢，遂参政事。可见唐时公论犹重，是非昭著，天子不得曲护其私，而名流诗歌，并得于君父之前，指陈既往以警将来，尚有古代陈诗观风之遗。余自少喜诵元白诗歌，《连昌宫词》尤读之烂熟。窃疑所述宫殿景物，历历如绘，当是曾经目击，恐得诸人言者，不能如是亲切也，顾乃托于宫边老人之言以生文。及观郑宾光《津阳门诗序》，述其开成中，下帷石瓮僧院，甚闻宫中陈迹云云。甚闻者，巨细备悉之寓词。盖有不仅耳闻而兼得之目验者，及其裁刻为诗，则又托诸旅邸主翁口授，与元相同一用意，岂故蹈前人窠臼耶？盖皆有所避忌，而懔然于刑名之不敢干也。按唐《卫禁律》：‘阑入宫门者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守卫不觉，减二等，主帅又减一等，故纵者各与同罪。’当二家作诗时，连昌、华清二宫旷闭已久，虽循例守卫，而颓废之余，纠察从宽，典守者自不必龂龂与游人为难，而徇隐疏纵，容或有之。盖人情于名胜之区，往往神游目想，冀得亲尝其境以为快。况先朝离宫，陈迹故事，熟在人口，垂诸记载，艳溢心目，苟机会可乘，混迹得入，较之他项冒不韪触禁令者，情殊可原。虽纠察不及，而播为诗歌，则须衷法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二家诗词，所以必托诸人言，而未见自承亲见之微意也。昔宋崇宁中，崔德符以擅入景华御苑，为主者劾奏罢职，事载《容斋随笔》。光绪丙申，合肥李文忠公奉使俄罗斯，回国入觐颐和园行宫覆命，便道至圆明园游观，为所司纠举干谴。盖御苑非公园之比，主帅守卫，无许人出入特权，往游者即不自为计，独不为主帅守卫计乎？曩阅乔重禧《陔南池馆遗稿》有《敬瞻避暑山庄前后七十二景恭纪诗》，甫展卷，即诧其未娴禁令，不啻自具枷杖供招。今湘绮此词，亦未检点及此，而彼周学士、潘侍郎乃翕然称之。嗟乎！礼、刑相为表里，士大夫不知律，即不知礼，亦实不恤国体，又何怪其后外部溺职，不严引律条以拒绝外人游观之请乎。且湘绮方慨然于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抑思士大夫为民表率，尚自弁髦刑章，又何责乎小民？此甚关文章体要，非其他小疵可比。嗟乎！有唐诗人之不可及，岂徒以其诗哉。即以诗论：首二句‘宜春’、‘建章’、‘长乐’并用，似涉填凑，合下二句离宫云云，意殊凡近。起势平弱，入后便难振奇。中间‘山石参差尽亚风’，句法出自老杜，然杜系题画，风鼓洪涛，山木自偃，转似洪涛在上，山木在下，画中风色，确有此状，故云‘山木尽亚洪涛风’。若山石是不动物，云何亚风，此等死句，殊难索解。然尚系小疵，其巨谬则在不考事实，就所见闻，一断以心，而为莫须有之案证。既作诗，虑故实不详，传闻或失，复自序之，而托名于同游之主事徐树钧。第诗以纪事，叙以明诗，如二者皆非纪实，则不足征信。且纪事之文，最重年月日，年月日一不分明，则事实可臆造，必启虚诬颠倒之弊。庚申之役，衅起换约。先是咸丰八年戊午四月，英、法、俄、美四国以兵轮至天津议款。英、法联兵攻陷大沽炮台，挟兵要抚。文宗命大学士桂良等至天津查办，津民遮谒道左。初，发匪北窜，扰及畿南诸地，津郡团练御贼有功，至是乃请率民团助官军拒敌。桂相不允，慰遣之。嗣津民与洋人斗殴，有英使行营参赞李国太在场帮助。李国太者，广东嘉应州人，世通番，为英人爪牙。津民恶之，纠众生禽，谋杀之。桂相恐误和局，设法解散，释李国太回船，此咸丰八年五月事也。文宗以津沽密迩宸垣，海防紧要，特命蒙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驻津督办海防事宜。九年己未五月各国至津换约。英人背约，闯入大沽口，且用炮炸裂我截港铁锁，僧邸饬防军击之，英众歼焉。《中西纪事》所谓大沽前后之役，是也。而序以为咸丰元年，僧邸托团练之名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云云，盖误以津团剿匪，暨禽李国太之事，并为一谈。而不知文宗历年宵旰忧勤，选将筹防，意在决战，其和乃不得已耳。十年庚申六月，英法大举北犯，二十六日，闯入大沽口，陷骑兵防营，七月五日，袭踞北岸炮台，提督乐善战死，初七日，陷天津，畿辅大震，遂有驾幸木兰，举行秋狝之议。八月初一日，洋兵逼通州，文宗命怡亲王载垣驰往议款。英使额罗金遣其参赞巴夏里督带散众数十人来会。巴夏里狂悖无理，或告洋人有异志。怡邸密商僧邸，以计禽巴酋及其众二十六人，解送京师。兵端复起。初七日，洋兵长驱而北。僧邸及大学士瑞祺、副都统胜保迎击，皆败。僧邸不及具折，马上书片纸飞奏御园，请暂幸热河，遂定北狩之计。初八日寅卯间，文宗诣安佑宫行礼，启跸。六宫及诸王从焉。《东华录》及《中西纪事》所载年月日皆同。《中西纪事》于此役皆据当时公牍纂辑，故悉与奏案合，而序乃以为十年六月十六日，与上所述咸丰元年事直接，于此役本末，尚在云雾之中，而又传述脱节，信笔舞文，议论可以自为，岂年月日与事实亦可以自为乎？至洋军攻海淀焚御园及景山、昆明湖一带，先后凡二次。初次在八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二次在九月初四等日湘绮以为六月十九日，大缪，皆因巴夏里被释出狱，挟被捕及虐杀其从者十三人之恨捕击及监毙人数，《中西纪事》不详。兹据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意图泄忿，乃为此不道之行。先是有建议杀巴夏里者，幸而未杀，若果杀之，则英人仇我愈甚，岂仅焚掠淀园而已乎？吾淀园之焚，由巴夏里积怨深怒所致。设当时操纵得宜，抑或命有学问阅历之汉大臣主持其事，不拘辱巴酋，并致死其从人，则圆明园至今犹在，何至后来别筑颐和园，糜尽天下膏血，府怨召衅，以贾无穷之祸哉。谋国者不慎于一日，其祸必及于百年，非偶然也世多以淀园之焚为仁和龚孝珙奇计，不然，英兵将且屠都城，此特孝珙妄言，不衷事实。而湘绮于事实不屑屑讨论，其柱意只谓朝廷不当有郊外游观之乐，若徒侈游观，必失民心，民心既失，必乘机构乱。淀园之焚，由奸民纵火，洋兵乃从之，置巴酋修怨之师不讲，只归狱于园居过侈以垂炯戒，岂非言之成理，而隔膜太甚。譬诸村媪出入侯门，虽复醉卧泉石，指陈亭馆，颂德陈箴，均违事实，无当刍荛之采也。夫愚民迫于饥寒，乘乱劫掠，诚所不免。至于御园，在当时有恭邸及桂相率禁旅驻守，事棘时，僧、瑞二军并移往偕守，何物奸民，敢揭竿倡乱乎庚子义和拳之乱，奸民聚众杀人放火无算，然不敢扰及官署或公所。至于御园，尤其不敢。庚子之乱，甚于庚申，以后证前，其诬立辨！不斥洋酋挟屡胜之威，纵火焚掠，而归罪于孱弱之贫民，何其不衷于事实乎《万国史记》云：英法联军闻清兵据圆明园，进攻又走之，蹂躏宫殿，掠夺宝货。自是此案公论！传曰：‘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其湘绮之谓欤。”然闿运此诗，模范唐贤，踵武梅村，淫思古意，流播辇下，传写纸贵，观其窃比相如，恨不遇时，自负亦不浅矣。然所自憙者尤在五言古。宗尚庾、鲍，上窥建安，华藻丽密，词气苍劲，自诧不作唐以后诗。盖其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真莫能辩也。诃之者则云：“惟莫能辩，故不必自成湘绮之诗矣。”然闿运则自以尽古人之美，熔铸以出。其教人亦从摹拟入手，以为：“诗则有家数，易摹拟，其难在于变化，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有《诗法一首示黄生》。其辞曰：

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义，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风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明以来论诗者动称《三百篇》，非其类也。太白能诗者，而其说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独漉篇》，其靡殆甚，岂古法乎？无亦以大言欺人，托于《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于虞时，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汉人四言乃是箴铭一类，有韵之文耳，非诗也。嵇康四言则诚妙矣。然是从五言出，盖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于《离骚》，开合从衡，可谓靡矣，而其气足以振靡，故与五言亦分两途，非出于五言也。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此权舆。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凋缋，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竞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郊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问、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颀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阎朝隐、顾况、卢仝、刘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二李贺、商隐、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元微之赋《望云骓》，从横往来，神似子美，故非乐天之所及。张、王乐府，效法白傅，亦推于《新丰》、《上阳》诸篇乎？退之尚诘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模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运。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殆兼其长。比何、李、李、王，譬之楚人学齐语，能为庄岳土谭耳。此诗之派别，自汉至今之雅音也。今则从容尔雅，自然同声，天下作者，无复鄙音庸调，虽工拙不同，而趣向已一，斯则风会使然，不由人力矣。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所近，自臻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诗者，持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掩其情，无露其词。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歌行犹可粗率，五言岂容屠沽。无如往而复之情，岂动天地鬼神之听！故曰“先王作乐，后哲为诗”，观《乐记》之言，即知诗之体用。功成作乐，学成作诗，诗之终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诗，诗之始也。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遇学诗人，从不劝进，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刑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学元遗山及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必弱必，则不成章矣。故诗有家数，犹书有家样，不可不知也。甲寅五月，书以示黄生铁臣。

盖议论偏至如此。性诡诞，牢落不偶意，壹以谐谑出之。至京师，恭王奕慕其名，造问政，闿运曰：“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少荃者，直隶总督李鸿章，佩蘅者，大学士宝鋆，一世所推伟人长德也，而闿运讥之如此。奕曰：“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遂不复请谒。然闿运则自以为贤。其乡人左宗棠总督甘陕，方拓土西域，朝论倚重。而闿运与之书，怪其不以贤人见师，谓：“天下之大，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尝谒两江总督曾国荃，诒以诗有“若论上将功多少，试问长江水浅深”。诵者问是何义谛，闿运曰：“汝意云何？”曰：“归功水师。”闿运笑曰：“否。此乃见景生情也。是时曾馈余五十金，余报之以诗，身在江船，对水赋此耳。”宣统之世，岑春萱抚湘，以闿运老儒，上所著书，赐翰林院检讨，乡试重逢，晋侍读。至辛亥革除，士大夫争剪发，西冠西服，而闿运不改装。会八十寿辰，湖南都督谭延闿具大礼服往贺。闿运则红顶花翎，衣袍袭褂，拖辫发而出。延闿不得已屈膝焉。既坐，闿运谓之曰：“子毋诧。吾胡服垂辫，子西装髡首，皆外国制也，有何文野？若能优孟衣冠，乃真睹汉官威仪矣。”相与一笑。总统袁世凯致聘问。复书谓：“今之弊政在议院，而根由起于学堂。盖椎埋暴戾，不害治安。华士辩言，乃移风俗。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闭距也。”持论不根，好恶拂人，大率如此。世尤盛传其民国总统之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谀之者曰：“此所谓戏笑怒骂皆成文章者也。”闿运则弥以自喜，以民国三年入都，就职国史馆馆长。过新华门，忽仰视太息曰：“何题此不祥字耶？”同行者大骇而询之。曰：“吾老眼花，额上所题，得非‘新莽门’三字乎？”闻者不敢譍也。同馆者问公集中前后《忆梅曲》、《紫芝歌》何为而作，闿运曰：“昔年十八九时，在长沙与左氏女相爱，欲娶之。左女亦誓非我不嫁，乃格于其母，不得。后左女抑郁死。此三诗及《采芬女子墓志》、《吊旧赋》，皆为伊人作者。”因戏言：“此事不足为外人道，恐笑我八十老翁犹有童心也。”一日谒国务卿徐世昌，袖出一匾额曰：“余以此赠公可乎？”展视，则“清风徐来”四字也。世昌为之轩渠不置。旋归，越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小戴记笺》、《周官笺》、《春秋公羊笺》、《春秋例表》、《论语训》、《湘军志》，注《墨子》、《庄子》、《列子》，正诸史艺文，纂《春秋遗传》。门弟子辑其诗文笺启为《湘绮楼集》，凡若干卷。晚年文章稍颓丧，而气矜之隆不减。所作《华山游记》，假郦善长《水经注》征证以记山游，自诩结构之奇，直千年来未尝见也。然闿运晚年惓惓逊朝，致讥民国，而不知其张《公羊》以言改制，为今文学者固其壁垒，即不啻为革命家言导其前茅，此固闿运所不及料也。大抵晚清学者，有言《公羊》改制而嫌革命者，王闿运是也。亦有斥言《公羊》改制而革命非所嫌，则章炳麟是也。章炳麟稍后出，治经持古文，言《周官》、《左氏》，不言《公羊》，所学与闿运违异，而论文乃喜闿运，致以为闿运能尽雅者，则以闿运文萧散似魏、晋，而炳麟衡文右魏、晋，有同契也。

章炳麟，原名绛，字太炎，浙江余杭人也。清末，尝及事经师德清俞樾，又尝问业于定海黄以周，谨守古学，以治《左氏春秋》见知于两湖总督张之洞。之洞自负在当日督抚中，恢廓有意量，能汲引天下士。见炳麟所为左氏书，故谓有大才，可治事。其幕客侯官陈衍又力为言。之洞曰：“此君信才士，然文字谲怪。”衍曰：“终是能读书人。”因属其乡人钱恂罗致，索得炳麟上海，而炳麟方与新会梁启超、顺德麦孟华哄。启超、孟华皆南海康有为弟子，以其师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舌锋所及，目光炯炯如岩下电，闻者慑而崇信之。独炳麟面呵之，以为此病狂语，何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启超之徒衔次骨矣。启超门人曰梁作霖者，愤欲殴炳麟，昌言其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章某者，足以自信其学矣。”炳麟呵曰：“噫嘻。长素有若数辈，其遂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持不下。恂至，则携之赴鄂。炳麟意气益盛，喜为高睨大谭，与之洞幕客朱某言革命，朱以告武昌守梁鼎芬，鼎芬将悬而榜之。炳麟闻，仓皇逃走，之上海，遗书别陈衍，告其事，且曰“之洞非英雄”也。亡何，以序巴县邹容《革命军》一书，偕逮系西狱，罚作，乃究心释典，治因明有所入，谓容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盖因明之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古学相似，易于契机也。既出狱，东走日本。尝寓小石川，集留学国人二十许，为讲书，因以干食，每日面包两餐而已，或馈以鱼肉，则亦恣啖，一餐而尽，不为隔宿计也。开讲之前一日，共议讲何书，有人言讲《白虎通》为佳，炳麟默然而罢。众不晓所以。一人归语友，友曰：“是其中多公羊家言，非所愿。盍以许慎《五经异议》请？”翌日，其人如言。炳麟即欣然登座，敷演不倦。既多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而治《说文》尤精，尝翻阅大徐本数十过，一旦解悟，的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以音韵为骨干，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记传删定大义，往往可知。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顾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时论多诋秦剬制，而炳麟不然，曰：“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兴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秦皇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秦皇无是也。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斯为直耳。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世守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时论方崇汉党锢，而炳麟不然，曰：“党锢之名自汉始，迄唐、宋、明皆有党人。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之心，务求速化，一朝摈斥，率自附于屈原、韩愈之徒，盖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庄周述之以为热中之戒，而是族反举此以为美谈。观葛洪《抱朴子外篇·汉过篇》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剧汉末也。’然又云：‘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则党锢诸公皆在所讥矣。《刺骄篇》曰：‘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敝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名实篇》曰：‘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则知党人之口，变乱黑白，甚于青蝇。其视阉尹，亦齐楚伯仲之间耳。若郑康成以山东大师，传授经术，未尝问王朝治乱之事，名在党中，实由株连所及，此本不得以党人论者。若夫汝南许劭有臧否人伦之鉴，而与其兄许靖不协，摈之马磨，则知朋党相倾，不足以协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昵迩公卿，虽不应征辟，终不出于浮华竞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炫自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虽然，党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论，而亦藉文学以自华。今之新党，于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权，行险侥幸以求一官一秩，则自古而有之。明之党人，名为与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郑之时，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长于兵略而不附东林，则邹元标、魏大中辈必欲置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见者。会魏忠贤用事，廷弼、东林同时俱尽，海内党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贤既诛，而分省之事复亟。乃者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污，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张溥喜服房中之药，见于医师喻昌书中。如瞿式耜之忠纯而犹有内实五姬，临命桂林，欲与妾诀，为张同敞所引止，况复延儒、谦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于东林，南京亡于马、阮，厥罪维均。’信哉，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也。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自弘历殁而党人绝，百年之间，朝野士庶寂然宁息，国政军实堕于暗昧。洪王起于金田，虏始震动，旋踵亦灭。外有皙人之祸，北露、西欧交征诸夏。迄于载湉嗣位，丑声起于禁掖之间。李鸿章拥兵于外，朝士哗然，皆谓其有异志。梁鼎芬以劾李鸿章罢官，朱一新以言李莲英废黜，天下冤之。则新党之萌芽始作。甲午辽东之役，丧师靡财，疆场日蹙。台湾之割，旅顺之割，青岛之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于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宫掖亦时有诟谇。康有为乘七次上书之烈，内资翁同龢之力，外藉张之洞之援，设强学、保国诸会以号召天下。当是时，有郑孝胥、陈三立之徒，以诗歌、目录闻于世，而汤寿潜善持论，为吏有声，世比之陈仲弓，数子者，名为通达时事，并相和会。嘉应黄遵宪与有为交最深，元和江标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学，视学湖南，熊希龄辈和之于下，皆更相驱驰为一朋。有为既用事，欲收物望，树杨锐、刘光第于军机，以宫闱相挤之故，复结二妃。时文廷式既废，亦扼腕欲自发舒。其外则有俞明震者，与陈三立父子有连，尝佐唐景崧称副总统于台湾，世人称其忠义，与有为亦相引为重。而诸贵游为京朝官者，各往往参错其间。新党自此立矣。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猾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贿，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有为既败，杨、刘死。张之洞、梁鼎芬始与有为抵拒，其党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标以连蹇死。惟黄遵宪终始依之。倾侧扰攘，至于庚子汉口之役，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窃之以走。有为再败，则同党始有告密于诸藩，自戕其气类者。然新党之萌芽，本非自有为作，挟其竞名死利之心，而有为所为，足以达其所望，则和之，不足以达，则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则畔之。故有为虽失助，而新党自若。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类而共非之，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幸其用事日浅，秽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诸新党相继柄政，吾知必无叶向高、高攀龙辈，而人为谦益，家效延儒，可无待蓍蔡而决矣。猥俗之论，多以晚明方比后汉，此未得其情。后汉可慕，尽在《独行》、《逸民》诸传及夫雅俗孝廉之士而已。其党锢不足矜，然则孝弟通于神明，忠信行于蛮貊，居处齐难，坐起恭敬，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此后汉贤儒所立著于乡里，而本之师法教化者也。晚明风烈，独有直臣。直臣可式，独有杨继盛，余琐琐皆党人矣。义色形于在公，流湎彰于退食，骨鲠闻于王路，庸行阙于草茅，而世以归厚，则过矣。”时论咸薄宋程、朱，而炳麟不然，曰：“戴震生清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伺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逊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伤已多。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究极其义，及于性命之本，情欲之流，为数万言。夫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莅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辞有枝叶，乃往往轶出阈外，以诋洛、闽。纪昀攘臂扔之，以非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挽世或盗其言以崇饰滔淫，今又文致西来之说，教天下奢，以菜食衣为耻，为廉节士所非。诚明震意，诸窾言岂得托哉。洛、闽所言，本以饰身，不以䇐政，震所诃又非也。凡行己欲陵而长民欲恕。陵之至者，止于释迦，其次若伯夷、陈仲，持以阅世，则《关雎》为淫哇，《鹿鸣》为流湎，《文王》、《大明》为盗言矣。不如是，人不与鸟兽绝。洛、闽诸儒躬行虽短，其言颇欲放物一二，而不足以长民。长民者使人人得职，筿荡其性，国以富强。上之于下，如大小羊羜相而已，本不可自别于鸟兽也。徒以礼义厉民犹难，况遏其欲。民唯有欲，故刑赏可用，向若以此行已，则终身在鹑鹊之域也。洛、闽之学，明以来稍敝蠹。及清为佞人假借，世益视之轻。然刁苞、应伪、张履祥之徒，修之田舍，其德无点。至今草野有习是者，虽陋犹少虚诈，属之以事体而无食言，寄之以财贿，幸而无失期会，无妄出入，虽娽娽无奇节，亦以周用。往者程、朱既废，古籍又不恒讽诵，行谊已薄，然野士犹不骀荡逾轨。自顷谈者以邹、鲁比德蛮俚，谓颜回乞儿，孙卿屠家公，老聃木偶行尸，古籍复尽不诵，十稔之间，虽总角之僮、鼓箧之子，已狂狡不自摄矣。世人颇以东国师任王学，国以富强，此复不论其世。东国者，初脱封建，人习武事，又地狭而性抟固，治王学固胜，纵治程、朱之言，犹自振也。夫其民志强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学足以粉墨之。中国民散性偷久矣，虽为王学，奚所当匡敝救衰。且夫本王学以任事者，不牵文法，动而有功，素非可以长世也。观自文成以后，徐阶复习其术以仆严嵩，辅主数年，而政理昏惰，子姓恣轶，又未能去嵩绝远。此则其术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明矣。其飞箝制伏之术，便习之则可以为大佞，校其利害之数，而程、朱寡过矣。古之所谓成人者，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其本要将在斯也。”时论方蔑道德，奖革命，而炳麟不然，曰：“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可矣。虽然，吾闻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别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闲，则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虽出入而无所害，是故一举一废，应于外界而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闲，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诈如陈平、倾险如贾诩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后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以此为倜傥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今中国之所短，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楚汉之际，风尚淳朴，人无诈虞，革命之雄，起于吹箫编曲。汉祖所任用者，一自萧何、曹参，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之徒，大抵木彊少文，不识利害。彼项王以勇悍仁强之德，与汉氏争天下，其所用皆廉节士。两道德相若也，则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此魏无知所以斥尾生、孝己为无用，而陈平乃见宝于汉廷矣。季汉风节，上轶商、周。魏武虽任刑法，所用将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参豫机要者，钟、陈、二荀，皆刚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故贾诩亦贵于霸朝矣。其所以贵者，以其时倾险狙诈之才，不可多得而贵之也。……风教陵夷，机械日构，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清白如钟、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甲之诈也，乙能知之，乙之诈也，甲又知之，其诈亦即归于无用。甲与乙之诈也，丙与丁疑之，丙与丁之诈也，甲与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为臬矣。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是故每立一会，每建一事，未闻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议而欲食其前言，则曰：‘吾之所为，乃有大于此者。’知祸患之将至，则藉口于远求学术，容身而去矣。见异己之必胜，则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呜呼！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子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时论方慕共和，称代议，而炳麟不然，曰：“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春秋》卫灵公以伐晋，故遍访工商。讫汉世去封建犹近，故昭帝罢盐铁榷酤，则郡国贤良文学主之，皆略似国会。魏晋以降，其风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岁，而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盖震旦亦无他长耳。旁睨邻国，与我为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阶级亡。西方诸国，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与抗礼，其废君主立总统者，以贫富为名分，若天泽冠履然，彼其与印度兴亡虽异，以阶级限民则同。独震旦脱然免是。必欲闿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著，从人心所悬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悬拟者。其被选不以功贤，有权力者能以势藉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哗众啸群，其言卓荦出畴辈，至行事乃绝异。家有阎妻，又往往以色蛊人，助夫眩惑。既与举者交欢，骋辩未终，令听者魂精颠沛，俄而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国之法，代议士在乡里，有私罪不得举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猥鄙则如此，昌披则如彼，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腊齐民。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勿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吾侪所志，在光复宗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世人矜美、法二国以为美谈。今法之政治以贿赂成，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贵显。而为代议士者，营求入选，所费金无虑巨万，斯与行贿得官何异。举总统者又踊是。且众选者，诚民之同志哉。驰辩驾说以彰其名，人为之树旗表，使负版贩夫皆劝誉民，己愚无知，则以为诚贤。贤否之实，不定于民萌而操于小己，此犹出之内府，取之外府，求良田大宅者，持人短长而辞苛夺之名，使人署券以效其地也。既选，又树其同己者以为陪贰。下及茸骑驺伍，亡不易位，不考功实，不课疲能，而一于朋党。下者乃持大赂名琛，田之租赋，市之币余，适妻荐席，外妇奉匜以求得当。议官司直，交视而莫敢议其后。然则政制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敲其头矣。”时论方举学校，废科举，而炳麟不然，曰：“昔汉时举博士，年五十始应科，今之世，有晨朝卒业，比暮已为父师者矣，而学官弟子，复以其业为足。循是以往，惧犹不如科举之世。何者？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今终以学校之业为具，则画地不能进一武。老聃有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彼学校者岂不美于科举耶。犹曰未已，而在学者以奸政。学校诸生，非吏也，所习不尽刑名比详，虽习之，犹未从政，辍业不修，以奸当涂之善败，则士侵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恶，不尽当官成，又不与齐民同志，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编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长。盖昔郑公孙侨不毁乡校者，期其私议横舍之国，以风闻者而理察之，不期其公议于廷。侨虽不毁，当是时，校士好议，忘其肄业，不嗣管弦之音而佻达于城阙，犹诗人所讥也。”自诩前识，其言往往而中。然世儒之于炳麟，徒赞其经子诂训之劬，而罕会体国经远之言，知赏窈眇密栗之文，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世莫知炳麟，而炳麟纷纶今古，益与世为迕，剽剥儒、墨，虽老师宿学不能自解免焉。

炳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顾盛推魏晋之论，谓汉与唐宋咸不足学，独魏晋为足学而最难学。述论式。其大指谓：“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所口，必先豫之以学。”斯其盛推魏晋也。于清儒推汪中、李兆洛，并世推王闿运、吴汝纶、马其昶三人，此外虽其师俞樾之文亦致不满。因著《校文士》以见意曰：

近代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兼是两者，惟阳湖之张生张惠言，又非其至者也。然学者不习通俗之文，而特雅驯可诵，视欧、曾、王、苏将过之。先戴戴震《句股割圜记》，吐言成典，近古之所未有。迩者黄以周以不文著，惟黄氏亦自谓钝于笔语，观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几贾、孔之遗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戴望在朴学家，号为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则信善矣。造次笔札酬对之辞，顾反与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谓文者，非其最上，而椎少文之云，特以匪色不足，短于驰骤曲折云尔。惟俞先生俞樾文窳滥，不称其学，此则轶出于恒律者也。史家若章、邵二公章学诚、邵晋涵记事甚善，其持论亦在《文心》、《史通》间，然史家固无木讷寡文之诮，故不悉论。若通俗不学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如曾国藩、张裕钊，斯其选也。规法宋人，而能止节淫滥，时以大言自卫，亦不敢过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则其次也。闻见杂博，喜自恣肆，其言近于纵横，视安石不足，而拟苏洵为有余，如恽敬辈，又其次也。自放尘埃之外，傲睨万物，而固陋不能持论，载其清静，亦使穷儒足以娱老，如吴敏树辈，又其次也。乃夫文质相扶，辞气异于通俗，上法东汉，下亦旁皇晋宋之间，而文士以为别裁异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则可谓彬彬者矣。魏源、龚自珍，则所谓伪体者也。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凌乱无序，小学尤疏谬，而栩栩自高，以为微言大义在是。其持论或中时弊，而往往近于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抵剽窃成说而无心得，其以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辞，观其华，诚不如观其质者。若其文辞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而佻达无骨体，视晚唐皮、陆且弗逮，以较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之近实。而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将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率衡论诸家，犹以为得失互见，而于后生崇信之龚自珍，极口诋排，致以为汉种灭亡之妖焉。世或不以为允也。既而入民国，炳麟故以文字张革命而有成功，誉望高，讲学推为大师，而持论逾峻厉。闽县林纾方以能文章治桐城家言，为士论所归，尤遭炳麟嫉诃。其《与人论文书》曰：

来书疑仆持论褒大先梁而捐置徐、庾以下，又称中唐韩、吕、刘、柳诸家，次及宋世宋祁、司马光等，然上不取季唐，下不与吴蜀六士谓欧阳、曾、王、苏，若两取容于姚、李二流者。仆闻之，“修辞立其诚”也，自诸辞赋以外，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远于立诚之齐者，斯皆下情所欲弃捐，固不在奇偶数。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主意。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太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故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佻儇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先梁杂记，则随俗而善，文尽雅，陈已稍替，及南北掍合，其质大浇。故有常语尽雅，毕才技以造瑰辞，犹几不及俗者，唐世颜师古、许敬宗之伦是也。致文则雅，燕闲短语，有所记述题署，且下于俗数等，近世阮元、李兆洛之伦是也。且北朝更丧乱久，文章衰息，浸已绌于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为大师，终不近。会江左文体亦变，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质素丑，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传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贲，有何好乎？陵夷至于唐世，常文蒙杂，而短书媟慢，中间亦数改化。稍稍复古以有韩、吕、刘、柳，自任虽夸，顾其意岂诚薄齐、梁耶？有所欿于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轶丽，而只党莽，不就报章，欲因素功以为绚乎？自知虽规陆机，摹傅亮，终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趋彼耳。北方流势本拥肿也，削而砻之，大分不出后汉，碑诔尤近，造辞窜句，犹兼晋、宋赋颂之流。宋世能似续者，其言稍约，亦独祁、光诸子。今夫韩、吕、刘、柳所为，自以为古文辞，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曩尝与足下言：“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视吴蜀六士为谨。原注云：夸言稍少，此近代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懁，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不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原注云：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原注云：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言以为重。汝纶既没，其言有无不可知。观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谬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则复不得比于吴蜀六士矣。仆固不欲两取容于姚、李，而恶夫假托以相争者，杨子曰：“见弓之张弛而不失其良，曰檠之而已矣。”夫先梁与中唐者，势有张弛，岂其为良异哉？使奇偶之言，文章之议，日竞于世，失其所以檠，而诡雅异俗者据之，斯亦非足下之所惧耶？

盖斥严复、林纾为诡雅异俗云，而诃林纾尤甚。又以林纾小说为世俗称道，于是明述作之意，又署后曰：

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伎，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名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傅于六艺儒家也。

炳麟词意刻急，大率视此。惟炳麟之所贬绝者，特林纾耳，未尝贬绝桐城家言也。人问：“桐城义法何其隘耶？”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季猥杂佻脱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粗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然则炳麟之所贬绝者，固非桐城而林纾也。顾林纾不平于炳麟之斥绝，往往引桐城家以自障焉。错具林纾篇中。

炳麟论文，谓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而文之为名，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而言，故有成句读之文，有不成句读之文，而成句读者，复有有韵、无韵之别，无韵文中，当有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科，而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凡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援经据典，述《文学论略》一篇，博辨强证，洋洋万余言，兹以繁不能具录，仅节约其旨曰：

《论衡·超奇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城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论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善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据此所说，所谓文者，皆以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若司马子长、刘子政所著，则为历史，陆、董、阳城、杨四子所著，则为经说，君山所著，则为诸子。是历史、经说、诸子三者，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而沾沾焉惟以华辞为文，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或言：“学说、文辞之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也。就彼所说，则除学说而外，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皆得称为文辞，而一以激发感情为主，则其误亦已甚矣。无韵文中，专尚激发感情者，惟杂文、小说耳。历史之中，目录、学案，则于思想有关，而于感情无涉，其他叙事之文，固有足动感情者，然本非以是为主。盖叙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故其文亦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若强事而就辞，则所谓削足适履者也。至于姓氏之书，列入史科，此则无关思想，亦无关于感情者也。公牍之中，诏诰奏议，亦有能动感情者，然考绩升调之诏，支销举劾之书，则于感情固无所预，其取动感情者，惟为特别事端，非其标准在此也。诉讼之词状，录供之爰书，当官之履历，经商之引帖，此足动感情乎，抑不足动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无所预。若评论典章，与寻求其原理者，此则诸子之法家，当在学说，非彼所谓文辞矣。然则无韵之文，除学说外，有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动感情为主。惟杂文、小说则以是为标准耳。有韵之文，诚以能动感情为主矣，然则蓍龟彖象之文，体皆韵语，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见于左氏者多。乃如杨子之《太玄》，焦赣之《易林》，东方朔之《灵棋》，其文古雅有余，而于感情实无所动。其他诗赋、箴铭、哀诔、词曲之属，固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宛转，是其职也。虽然，儒家之赋，意存谏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无能动感情之用。毛公传《诗》，独标兴体，所谓兴者，即能动感情之谓，则知比、赋二式，宜不以此为限。传称：“登高能赋，谓之德音。”然则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虚》，扬雄之《羽猎》、《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华之《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感情动耶否耶？其专赋一物者，若荀卿之《蚕赋》、《箴赋》，王延寿之《王孙赋》，祢衡之《鹦鹉赋》，侔色揣称，曲尽形相，读者感情亦未动也。今之言诗，与古稍异，故诗、赋分为二事。汉世《郊祀》、《房中》之歌，沉博绝丽，而庄敬之情，览者曾不为动，盖其感人之处，固在被之管弦，非局于词句也。若夫《柏梁》联句，语皆有韵，后世遵之，自为一体，今试绎其辞，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诗则以“桃李橘桕枇杷梨”七字垛积成言，无异《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诗为不善，则固诗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诗为善，则无可动人之感情也。然则谓文辞之妙，惟在能动感情者，在韵文已不能限，而况无韵之文乎？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壮美，或云优美，学究点文之法，村妇评曲之辞，庸陋鄙俚，无足挂齿，而以是为论文之轨，不亦过乎？吾今为一语曰：一切文辞，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箴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浚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以确尽事状为要者，历史是也。以比类知原为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以本隐之显为要者，占繇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其为文辞则一也。夫以学说与文辞对立者，其失在惟以彰为文，而不以文字为文，故学说之不者，则捍然摈之于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理，先举奏记为质，则不遗公牍矣。次举叙事、经说、诸子为言，则不遗历史与学说矣。有韵为文，人所共晓，故略而不论，杂文汉时未备，故亦不著。不言小说，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累。此则不能无失者也。虽然，王氏所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吾今当为众说：古者书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见语言、文学，功用各殊，是文学之所以称文学也。且如经之得称谓其常也，传之得称，谓其转也，论之得称，谓其伦也，此皆后儒训说，未必睹其本真。欲知称经、称传、称论之由，则经者，编丝缀属之谓也，是故六经而外，复有纬书，义亦同此，如佛经称素怛缆亦云修多罗，素怛缆者，直译为线，译意为经，盖彼贝叶成书，故不得不用线联贯，此以竹简成书，亦不得不编丝缀属，其必举此为号者，异于百名以下，专用版牍者耳。盖经本官书，故《吴语》有“挟经秉枹”之说，韦昭解：经，兵书也。此说未确也，岂有临阵而读兵书者？盖尺籍伍符之属，临阵携之，取便检点。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传者，专之假借也，《论语》“传不习乎”，是其明证。《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则手版，古谓之忽令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云：“《春秋》二尺六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则知专之简策，当更短于《论语》所谓八寸者也。《汉书·艺文志》言：刘向校中古文《尚书》，有一简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传》则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经也，八字者六寸之传也。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皆见《论衡》。论者古只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编竹为之，是故龠字，从仑，引申则乐音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坐而论道”是也。推寻本义，实是仑字。《论语》为师弟问答，而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次编成帙，故曰仑语。要之，经者，绳线贯联之称，传者，簿书记事之称，论者，比竹成册之称，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左氏传》：臣以为肄业及之也，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所习之书，各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故云肄业，《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此证之，则肄业之为肄版明矣学业之名，由此引伸，与事业、功业异义。据此诸证，或简或牍，皆从其质为名，此所以别文字于言语也。其所以必为之别者，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图，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今分无句读文为图画、表谱、簿录、算草四科。而有句读文则分有韵、无韵，有韵文者：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无韵文者：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也。其中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又当区为各类。以此分析，则经典亦当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曲礼》、《内则》、《投壶》、《公冠》诸篇皆是，书志类《祭法》、《明堂》、《月令》诸篇皆是，学说科之诸子类《中庸》、《礼运》、《三朝》诸篇皆是，疏证类《昏义》、《冠义》、《乡饮酒义》诸篇皆是，历史科之记传类如《五帝德》篇是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牍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牍、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籍，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太誓》故（见《周语》），《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傅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入者也。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棻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惟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有志。若《续汉书》之志，则司马彪作，非范晔所能作也。《隋书》成于官撰，纪传与志分任纂修，盖作纪传者亦不能作志也，《晋书》亦官撰，故得有志。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攽、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理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干曳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偭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傥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牍诸科，需此尤切耳。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骫骳不妥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文辞，不自相刺缪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毋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扬、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毋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耳，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唐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勿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牍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荛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庆之《世说》，多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鬼神，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不以谲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证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炳麟生平论文之旨大略具是矣。然未及文之所由生也。炳麟以为文生于名，名生于形，修辞必原本小学，而自以造辞先求故训，穷理能为玄言，高出时辈，不欲为伍。《与邓实书》曰：

昨闻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以仆纡厕其列。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宏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掩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仆与谭复生、黄公度耦。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复生气体骏利，以少习俪语，不能远师晋、宋，喜用雕琢，而失粹，轻侠之病，往往相属。公度喜言经世，其体则同甫、贵与之侪，上距敬舆，下搉水心，犹不相逮。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参俪。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大衍之数，虚一不用，亦何伤于蓍卦哉？故非欲掎摭利病，泛僄时彦以自崇也。以为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为卿、云，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风，于兹沫矣。燕、许诸公，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刘、吕、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晚唐出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知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寄群彦之数者也。夫代文救僿，莫若以忠，撰录文辞，谅非急务，然彼之为是，亦云好尚所至而已。遂事既不可谏，仆之私著，出内在我，宜告以鄙怀，无令署录，玉石、朱紫，庶其有分。

炳麟故意高自标置，并世文人，独称王闿运能尽雅。或问如何能雅？曰：“抒所欲言，成章以达，而汰其虚字，不厕笔端，则尽雅矣。”为文章尤喜以古字易今字，曰：“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舍借用真，兹为复始。”然尽雅而不便俗。后生小子读其文者，罕能竟焉。徒震其高名，相为矜耀而已。

炳麟论文，薄宋六士，而言诗又不取宋诗，作《辨诗》。其大指以为“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杜、李之徒，稍稍删节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以故生平为诗不作近体，五言古最多。蚤岁亡命日本，因咏东夷诗以讥之，其第一首曰：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东西。曾闻“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陇首余糇粮，道路无拾遗”。少壮更百忧，负绁来此畿。车骑信精妍，艨艟与天齐。穷兵事北狄，三载熸其师。将率得通侯，材官眊山鸡。帑藏竟涂地，算赋及孤儿。天骄岂能久，愁苦来无沂。偷盗遂转盛。妃匹如随麋。家家怀美疢，骭间生疡微。乃知信虚言，多与情实违。

诵者叹为实录。然炳麟为诗，拟古之迹太甚，往往意以词夺，卒不可通晓，盖与文章同病云。刊有《春秋左氏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说》、《齐物论释》、《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菿汉微言》凡四十八卷，曰《章氏丛书》，而《菿汉微言》最晚出。及国民军之再起也，孙传芳抚有苏、浙、皖、赣四省之众，剬制江以南，割地自封，国民军将致讨焉。而炳麟则藉辞于联俄容共，诟厉国民军以为不道，大放厥辞，孙传芳亦以自张其垒而卒无救于败。于是孙传芳走，炳麟隐，杜门却客，有晤论学，则怃然曰：“论学不在多言，要于为人。昔吾好为《菿汉微言》，阐于微而未显诸用，核于学而未敦乎仁，博溺心，文灭质，虽多亦奚以为。欲著《菿汉昌言》以竟吾指也。”生平有“章疯子”之目，而弥为诡诞，题署多名，初本名炳麟，后私淑昆山顾亭林氏，而易名绛，于是字曰太炎，以亭林名绛，又名炎武也，既则自以治汉学，而所服膺者在刘歆，辄署“刘子骏之绍述者”。迨研《大乘起信论》，每作梵文叙言，后题“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优婆塞章绛序”，或署“震旦白衣章炳麟序”。至袁世凯盗国之日，疑炳麟不为己用，幽之北京之龙泉寺。逻卒在门，从游者皆不得见，至以为苦。而世凯亦知炳麟徒书生好大言，实无它，意颇怜之，移之钱粮胡同，稍弛其禁，然仍不得出，则慨然曰：“余惟待死矣。”与其弟子黄侃书，则署“待死人章某”也。既以国民党用事而摈于世，无所发愤，会前大总统黎元洪死，则挽以联曰：“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弦外之音，令人惊异，而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也。继而孙总理奉安新都，寄挽一联曰：“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以总理前停榇北平碧云寺，旧传出魏阉建也，则又公然诽谤，拟不于伦，诵之者哗曰：“此真疯子矣。”弟子数百人，钱玄同、黄侃最著。而玄同中途畔去，独侃称高足也。

黄侃，字秀刚，号运甓，别号病禅，一作病蝉，湖北蕲春人。炳麟逃难日本，与侃遇，侃数称道《毛诗传》、《说文解字》，自言受父四川按察使黄君云鹄，为儿时书笘诵之以更《千字文》，遂受学炳麟称弟子。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炳麟亟称焉。尝著《梦谒母坟图题记》，炳麟尤所赏异。辞曰：

乘拨逆蕲水而上，可百三十里，溪水清泊，平望，有水自东来会，是为白水，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对溪孤山，孽然高举，峭不可上，则螭堆也。山麓精庐，云洗心阁，寒泉步徛，所在深窈。渡此以上，堤绵半里，松桧棽映，中有豫章，缭以周垣，扶疏四布，干可十围，与溪西一树相直，悉是三百年物。堤内广陂，扶渠满中，小渚二三，杂植槐柽。循池东走，得黄氏祠墓，前直螭堆，若树重表。黄氏始自江西，占籍此地，有信甫是其初祖，乡人谣俗以人表地，及其自署，乃云螭堆黄氏。盖山水清邃，错以腴壤，良宜聚族而居者矣。先人相宅，在山之阴。前有三丘，相属，右为章丘，亡母周孺人墓在焉，面西背东，水出其北，白石为茔，碑崇三尺，陇首长松，高可二丈，下覆冢兆，有如羽盖，升虚反望，便见吾家。墓下田舍庳隘，藉以守冢，山田数亩，有圃有池，其前溪袤十里，琁环可睹，侠溪远阜，青苍㨖天。临溪一面，重峻削，与螭堆齐。自尔向下，堤皆树柳，墓前单椒，斗入溪胁，堤则尽矣。先时卜葬，神灵听从，意母之潜魂，眷怀旧地，茕茕孤子，可以朝夕顾守斯坟。曾不几时，违患远游，既流窜东夷，恐遂不得反乡里，上先人冢墓。一旦溘死，复不能依母泉下。宵中魂梦，恒来是丘，既寤悲伤，至于昒旦，因请沙门曼公绘为是图，粗存较略，藉用寄思，但望之匪遥，远则万里，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罪罟。”每念斯言，所以零涕沾衣者也。黄侃题记。

侃入民国，历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文科教授。徒以生性孤僻，士论不与。而文章尔雅，晋宋之遗，则固足以绳徽于炳麟者也。顾有炳麟同时交好，不称弟子，而造辞傀丽，依于炳麟，以言译事者，苏玄瑛也。然玄瑛志洁而行芳，超然尘埃之表，可以仪刑浇世，则轶乎炳麟矣。

苏玄瑛，字子穀，号曼殊，即所称沙门曼公为黄侃绘《梦谒母坟图》者，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母河合氏，生数月而父殁，母子茕茕靡所依，而河合氏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所生托根上国，会粤人香山苏某商于日本，因归焉，遂籍香山而父苏某。苏某固香山甲族，在国内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并挈之归国，时玄瑛方五岁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见容于苏妇，走归日本。玄瑛依假父独留，顾苏妇惎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异类，群摈斥之。假父无如何，则分资遣就外傅于香港，从西班牙罗弼氏、庄湘处士治欧罗巴文，庄湘奇赏焉。学二载而假父亦殁。乃归于苏，则苏妇遇玄瑛益虐。年十二，遂为沙门，始从慧龙寺主持赞初大师披剃于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号曰曼殊。旋入博罗，坐关三月，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嗣受曹洞衣钵，任知藏于南楼古刹。亡何，以师命归广州，值新学方张，争言毁寺，而长寿寺亦被其厄，玄瑛则特笔记之曰：“不意长寿寺已被新学暴徒，毁为墟寺，法器无存。”乃东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顾自居中国人而乐重其风土。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学政治于早稻田三年，皆无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馆公费助之学陆军八阅月，卒不屑竟学，则思为远游，发抒其意志，得故师庄湘资助，整装之暹罗，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二年。初玄瑛以汉土梵文作法，久无专书，其存于龙藏者，惟唐智广所撰《悉昙字记》一卷，然音韵既多龃龉，至于语格一切未详，盖徒供持咒之用而已。尝欲有志造述而未果也。至是乔悉磨长老勖以成书，而见西人撰述《梵文典》，条例彰明，与慈恩所述八转六释等法，正相符会，因成《梵文典》八卷，章炳麟为序焉。遂尽通梵、汉暨欧罗巴诸国典籍。尝谓：“世界文字简丽相俱者，莫若梵文，而梵文之典丽闳雅，莫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二章，为长篇叙事诗，虽吾震旦《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什，亦不足比其闳美。考二诗之作，在吾震旦商时，此土向无译本，惟《华严疏钞》中述其名称，有云《波罗多书》、《罗摩延书》，谓出马鸣菩萨手，文固旷劫难逢，特玄奘当日以其无关正教，而不之译也。然二诗于欧土早有译本，《婆罗多书》以梵士哆君所译为当。”更援《婆罗多书》以证“支那”之音非“秦”转，其大指谓：“中夏国号曰‘支那’，有谓为‘秦’字转音者，欧洲学人皆具是想，而不知其非然也。尝闻天竺遗老之言曰：‘粤昔民间耕种，恃血指，后见中夏人将来犁耝之属，民咸骇叹，始知效法，从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华言巧慧也。是名亦见《摩诃婆罗多》书，前此有王名婆罗多，其时有大战，后始统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尝亲统大军，行止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西纪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证得音非‘秦’转矣。”旋至上海，从陈独秀、章士钊游，为《国民日报》翻译，译法人嚣俄书，名曰《惨社会》，刊诸报端，盖独秀之所删润也。时玄瑛虽博学而不工为文章，造辞多乖律令，而独秀殷勤牖迪，不啻师之于弟子焉，而于是玄瑛中国文学之天才始浚发也。

已而玄瑛赴苏州，任吴中公学教授。继渡湘水，登衡岳以吊三闾大夫，主讲实业、崇正、明德、经正诸学校。授课以外，终日杜户。忽一日，手筇杖着僧服而出，云将游衡山，则飘然去矣。寻重游暹罗之盘谷，时让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讲盘谷青年学会，旋赴锡兰，注锡菩提寺。暹罗古称扶南，锡兰则法显《佛国记》所谓师子国也，遂作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乙巳之南京，会池州杨文会仁山方创秪桓精舍，招玄瑛及李晓墩为讲师。而玄瑛则大喜过望，与友人书曰：“瑛于此亦时得闻仁老谈经，欣幸无量。仁老八十余龄，道体坚固，声音宏亮，今日谨保我佛余光，如崦嵫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法兰居士者，适来游，遇玄瑛谭及英人近译《大乘起信论》，以为破碎过甚。玄瑛喟然叹曰：“译事固难，况译以英文，首尾负竭，不称其意，滋无论矣。又其卷端谓马鸣此论，同符景教，是乌足以语大乘者哉。”法兰属玄瑛为购《法苑珠林》，版久蠹蚀，无以应其求也，因语法兰曰：“震旦万事蘦坠，岂复如昔时所称天国，亦将为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之继耳。”感喟身世，发呕血疾东归，随河合氏居迳子樱山，侍母之余，唯好啸傲山林。一日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拜轮身世自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亦以其间从章炳麟学为诗焉。丙午辑《文学因缘》二卷成，自为序。之芜湖，主讲皖江中学，识怀宁邓绳侯，已复之南京，主讲陆军中学，识丹徒赵声，旋以病起胸鬲，遄归将母，与黄侃同译拜轮诗，而意趣所寄，尤在《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则玄瑛与黄侃草创之，而章炳麟润色以成篇者也。玄瑛重系之赞曰：“善哉。拜轮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夫诗歌之美，在乎气体，译之所不能概。然其情思幻眇，抑亦十方同感，如予旧译《颎颎志墙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赠束发带诗》数章，可为证已。”所称《答美人赠束发带诗》者，亦拜轮之作也，凡六章，章四句，辞曰：

何以结绸缪？文纰持作绲。曾用系卷发，贵与仙蜕伦。

系着衣里，魂魄还相牵。共命到百岁，殉我归重泉。

朱唇一相就，汋液皆芬香。相就不几时，何如此意长。

以此俟偕老，见当念旧时。情如根荄，句萌无绝期。

㐱发乃如铣，波文映珍鬄。首一何佼，举世无与易。

锦带约䰉发，郎若炎精敫。赤道无云，光景何鲜晫。

欧诗之译，自玄瑛始，而出以五言，辞必典则，仿佛晋宋，不为鄙倍，斯可谓王闿运、章炳麟之同调也已。至《去燕》者，英人师梨诗也。玄瑛常言：“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疏丽，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熔冶之者。”乃译以五言四章，章四句，辞曰：

燕子归何处，无人与别离。女行谁见，谁为感差池？

女行未分明，蹀躞复何为。春声无与私，尼南欲语谁。

游魂亦如是，蜕形共驱驰。将翱复将翔，随女天之涯。

翻飞何所至，尘寰总未知。女行谅自适，独我弃如遗。

玄瑛有师梨诗一册，称为西方美人之贻，甚宝贵之。炳麟题其端曰：“师梨所作诗，于西方最为妍丽，犹此土有义山也，其赠者亦女子，展转迻被，为曼殊阇黎所得，或因是悬想提维与佛弟难陀同辙。于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师梨与拜轮咸以诗人多愁善感，又年少美风仪，蛾眉曼睩之流，多倾心焉。而玄瑛以飘泊流徙之躯，东西南北，随人袅其情丝，瓣香所在，意以自况身世，各题以一绝曰：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轮。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轮诗》

谁赠师梨一曲歌，可怜心事正蹉跎。琅玕欲报从何报，梦里依稀认眼波。《题师梨集》

诗人寄托，别有怀抱，每谓：“拜轮犹中土李白，天才也。师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然拜轮豪放，师梨凄艳，而玄瑛字拟句放，译以五古，晦而不婉，哑而不亮，衡其气体，似伤原格。其译拜轮《星耶峰耶俱无生》一章，则几不成语矣。不特于译学三事，皆未周匝也。所自为诗，又不为译诗之奥古，而以七绝最为工。然亦仅足备司空表圣所云“窈窕深谷，时见美人”一格，而往往有故作虚神，其实无远味者。散文萧闲有致，小品弥佳，而长篇皆冗弱，无结构，无意境，无情趣，笔舌散漫，所谓隽人而非大才也。徒以抗心希古，依于炳麟，沾溉所被，所译遂称高格。而后生睹其古体，相惊汉魏，又多淫丽之词，中于所嗜，推崇过当，异议亦起。然玄瑛词旨雅令，自称隽才。

丁未，为译学会译师，交游婆罗门忧国之士，愿捐所有旧藏梵本，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不成。已而刘师培为《天义报》，倡无政府主义，邀玄瑛同居，刊其画于报端。师培妇何震则从玄瑛习绘事，号称女弟子，震为玄瑛辑刊书谱，玄瑛自有序，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罗罕学士暨炳麟、师培为序，独秀为题诗，震为题偈，顾咸未集事，仅于《天义报》刊其序跋诸作而已。别取《文学因缘》刊布之，亦仅成其半，戊申，刊《拜轮诗选》成，复广为《潮音》一书，即迻录《拜轮诗选序》弁其首。己酉，南巡星加坡，值庄湘处士及其女雪鸿于舟次。初，庄湘欲以雪鸿妻玄瑛。玄瑛垂泪曰：“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顾犹以文字寄情款，与友人书曰：“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劝之治英文，此语专为拜轮之诗而发。夫以瞿德之才，岂未能译拜轮之诗，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复生，不易吾言。此次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亦以此说为当，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㭨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时玄瑛方译《燕子笺传奇》为英吉利文，甫著稿而雪鸿约以相诒，刊行欧土，欲以志文字因缘。顾玄瑛好言译事而致难其词，以为未易。每称“译事之剧，莫难于诗，而欧土诗伯，无过拜轮、师梨。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而沙士比、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近世学人均以为泰西文学精华，尽集林、严二氏故纸堆中。嗟夫！何吾国文风不竞之甚也。严氏诸译，我未经目。林氏说部，独《鲁滨孙飘流记》、《金塔剖尸记》二书，以少时曾读其原文，故售诵之，服其精能。余如《吟边燕语》、《不如归》，皆译自第二人之手，而林不解英文，可谓译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万一。甚矣！译事之难也。独辜鸿铭氏译《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惜乎辜氏之无意文学也。至其中土之美，转移欧方，独诵庄湘师译《葬花诗》，词气凑泊，语无增减。若法译《离骚经》、《琵琶行》诸篇，雅丽远逊原作。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况歌诗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文章之美，身毒为最，汉文次之，欧洲番书，瞠乎后矣。汉译佛经，自然缀合，无失彼此。盖梵、汉字体，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转十罗，微妙傀琦，斯梵章所以为天书也”。旋之爪哇，主讲㘃班中华会馆，庚戌，始游梵土，居中印度芒碣山寺，辛亥夏，归日本，诣王父墓所，会其远亲金阁寺僧飞锡为删定《潮音集》，与莲华寺主刊印流通，嘱玄瑛重证数言，玄瑛曰：“余离绝语言文字久矣。当入邓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饶舌。”时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复渡爪哇，得庄湘处士书，为序所译《燕子笺》，并论佛法，而玄瑛答书千余言，其中极论忏之非佛法，大指谓：“应赴之说，古未之闻。昔白起为秦将，坑长平降卒四十万，至梁武帝时，志公智者，提斯悲惨之事，用警独夫好杀之心，并示所以济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陆道场，凡七昼夜，一时名僧咸赴其请，应赴之法自此始。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风流向盛，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志公本是菩萨化身，能以圆音利物。唐持梵呗，无补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万亿。田延云栖广作忏法，蔓延至今，徒误正修，以资利养，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至于禅宗本无忏法，而亦相率崇效，非但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思之宁无坠泪。”并著其说于《断鸿零雁记》，辞意悲慨，而出之大声疾呼，如闻狮子吼矣。

既闻汉土光复，而玄瑛亦以兴会飙举，航海来归，遂之上海。临时大总统孙文亦香山人也，初亡命日本，以与玄瑛乡里雅故，海内才智之士，望风慕义者，鳞萃辐凑，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晚。玄瑛翱翔其间，若庄光之于南阳故人焉。及是南都建国，诸公者皆乘时得位，争欲致玄瑛。玄瑛冥鸿物外，谓：“山僧日醉卓氏炉前，则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绿呢大轿子，与红须碧眼人为伍耶？明末有童谣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不图今日沪上所见亦复如是。”徒以禀性孤洁，悄然独往，不肯为翕翕热，每谓：“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特为今之名士痛下箴砭耳。”时章炳麟方持节为东三省筹边使，意气洋洋，甚自得也。而玄瑛则语人曰：“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缘未至，不欲见之矣。”然而炳麟则称之曰：“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玄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若黄节之徒，亦其次也，岂与录名党籍，矜为名高者同日语哉。”而玄瑛远矣。

玄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又尝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仍饮冰如故，以是得腹疾。尤嗜吕宋雪茄烟，偶囊中金尽，无所得资，则碎所饰义齿金质者，持以易烟。其他行事都类此。人目为痴。然谈言微中，玄瑛不痴也。尝过张园，有女如云，竞为欧妆以相炫耀，因悲叹曰：“‘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难自从。此志谁与谅，琴弦幽韵重。’此孟郊《静女吟》也。所见吾女国民，皆竞邪侈，新妆袨服，招摇过市，殊自得意，以为如此则文明矣，又奚望其有反朴还淳之日哉。衲敬语诸女同胞，此后勿徒效高乳细腰之俗，当以静女‘嫁德不嫁容，之语为镜台格言，则可耳。”又谓：“吾国今日女子殆无贞操，犹之吾国殆无国体之可言，此亦由于黄鱼学堂之害。女必贞而后自由。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牵其臂，遂引斧自断其臂。今之女子何如？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或问黄鱼学堂何意。曰：“衲效吴中语耳。苏称女子大足者曰黄鱼。”又谓：“吾国多一出洋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又告友人曰：“吾在沪见各国面包远不及法兰西人所制者，惟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类牛，不可不慎也。吾发明一事，以中华腐乳涂面包，又何让外洋痴司牛油哉。”伤心之言，出以戏笑。言之无罪，闻者足戒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玄瑛者，可谓兼之矣。癸丑以还，袁世凯既擅政，翦灭异己，孙文、黄克强皆亡命出国，而玄瑛栖迟上海，顾侦者则指为黄克强之间也。玄瑛既躬更丧乱，乃垂涕曰：“嗟夫！四维不张，生民涂炭，宁有不亡国者。吾但奉承阿母慈祥颜色可耳。”造东归养疴。一日，之上海，与友人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但言：“邑庙新辟商场极绚烂，顾求旧时担饧粥者弗可得，盖大商垄断之术工，而细氓生计尽矣。天下之所谓新政者，类如此耳。”玄瑛生平绝口论政事，独其悲天悯人之怀，流露于不自觉，有如此者。七年戊午，再之上海，卧病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数月，竟不起。卒年三十有五。少时假父为聘女曰雪梅，假父殁，女家绝玄瑛婚，雪梅侘傺死。既东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静子嫔玄瑛，卒谢之。顾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胫大如汲水瓮，玄瑛视之，问：“求耦耶？安得肥重与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玄瑛曰：“吾体瘦，为君耦何如？”传者以为笑。玄瑛独行之士，不侪流俗，而遭逢身世，有难言之痛，间为小诗，多绮语，自言有《无题》三百首，索阅乃弗肯出，卒亦无见其稿者。尤工绘事，精妙奇特，自创新格。既交丹徒赵声，索为荒城饮马图，未譍。声起兵广州事败，呕血死。玄瑛则绘寄所好，焚之墓上。自是遂绝笔，不复作也。玄瑛既殁之十年，其友吴江柳弃疾亚子始搜其遗著，刊成《苏曼殊全集》凡七类，曰诗集、译诗集、文集、书札集、杂著集、译小说集，旁采博搜，加以考证，而于是玄瑛之文章，乃大白于天下也。玄瑛交游满四海，尤多贤豪长者，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独藉弃疾以不朽其文章云。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江苏吴江人，盖南社之发起人也，别著于篇。

骈文

刘师培　李详　附王式通　孙德谦　附孙雄

王闿运弘宣今学，章炳麟敦尚古文，苏玄瑛皈心释典，所学不同，而文尚魏晋，以澹雅为宗，则蹊径略同。顾有敦崇古学，与炳麟契合，而文章不同者，刘师培是已。

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均以传《左传春秋》，名于清道、咸、同、光之世，列传国史，三世传经，世称仪征刘氏者也。父贵曾，亦以经术发名东南。师培少承先业，服膺汉学，以《春秋》三传同主诠经，《左传》为书，说尤赅备，审其义例，或经无传著，或经略传详，以传勘经，知笔削所昭，类存微恉，汉儒说左氏，据本传以明经义，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指，又引月冠事，明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创获实多，亦校二传为密，爰阐厥科条，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传例略》一卷。又据《汉志》，《礼古经》五十六卷，卷与篇同，谓于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篇言，则曰“古经”，亦曰“古文礼”，即三十九篇言则曰“逸礼”。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云：“鲁恭王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据是，则秘府所藏，即系孔壁所得。《志》云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即安国也，是则古经篇目，当据班书，逸礼原流，当宗歆说。西汉之时，其古文旧简，盖惟藏于秘府，民间亦私有传授，然其说不昌，是以绝无师说。东汉古经之行于民间者，别本滋多，然逸礼三十九篇，当世经师，均不作注，计其散亡，盖在东晋以前，而遗文佚句，时见郑氏及诸家称引，宋王应麟、元吴澄并事考辑，所采未备，爰举佚礼篇名之确可征信者，成《佚礼考》一卷。又以《礼经》十九篇目，大小戴及刘向《别录》所次不同，郑注据小戴本，其篇次则从《别录》，《既夕》、《有司彻》二篇，篇名仍从小戴。魏晋以下，推崇郑本，三家旧谊，遂以湮没。考郑氏《目录》，于经文十七篇分属吉、凶、嘉、宾四礼，前此礼家并无此说。郑义虽合古文，然不得目为此经旧谊，爰广征两汉经师之说，为《礼经旧说考略》如干卷。又以《周礼》先师说六乡之吏，即冢宰六官，亦即六军之将。知者，贾公彦引贾逵说：“以为六乡之吏，则冢宰以下是。”《说文》“乡”字注云：“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勘以《五经异义》所引古《周礼》之说，符契适合。自马郑始以乡吏别六官，则王国之卿十有二人，并数三孤，则为十五，迥异古说。近孙贻让为《正义》，一是折衷马、郑，疹发实鲜，爰申古部，正其违失，著《周礼古注集疏》二十卷。又以《古文尚书》，安国所得，既献汉廷，因藏秘府。仁和龚自珍顾云：“秦烧天下图书，汉因秦宫室，不应独藏《尚书》，假使宫中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增多十六篇。”不知汉收图籍，非谓《诗》、《书》，若实有《书》，安国无缘再献，史公云献，则是未有其书。是知中秘古文，藏自武帝。既为孔壁之书，即匪嬴秦之籍，观刘歆言：“安国献古文。”又言：“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成帝乃陈发秘籍，校理秘文。”所云秘藏，即谓中文之属，所云校理，盖即刘向所司，是则刘向所观、安国所献，既无殊本，应即一书，龚氏所疑，不析自解，著《驳泰誓答问》一卷。又以《汉志·书类》著录《周书》七十一篇，自注云：“孔子所删百篇之余。”近儒每援之以说群经，爰参校同异，详加编次，成《周书补正》六卷。若五官、三监、五服、濮路、月令、明堂诸考，则别著为篇，成《周官略说》一卷。清代经师治古文者，自高邮王氏父子以降，迄于定海黄以周玄同、德清俞樾曲园、瑞安孙诒让仲容，各揭厥识，匡微补缺，阐发宏多。若夫广征古说，足诤马、郑之违，且钳今师之口，则诸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视前师为，而精当寖寖过之。信乎研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又历检群籍，至于内典道藏，无不究宣，尝取老、庄、荀、董之书，雠正讹脱，独创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斠补》一卷，《庄子校义》一卷，《荀子斠补》若干卷，《吕氏春秋斠补》一卷，《楚辞考异》八卷，《贾子新书斠补》一卷，《春秋繁露斠补》三卷，计所发正，凡数百事，均王、洪、俞、孙之所未诠，一事论定，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简毕，而术业专攻，则在《周官》、《左氏春秋》。

生平精力敚于著述，世变纷纶，匪所能悉。而蚤岁过从，独契章炳麟。炳麟治《周官》、《左氏春秋》，其说多取之师培，而有不同，辄下己意，师培无以难也。炳麟著《新方言》，师培为疏数十事。师培说“有”字，疑《说文》从月不谛，炳麟曰：“有者，本义为日月食。《开元占经》引西方说，言月日食者，阿修巨灵所为，浮屠书谓手遮蔽之，上古诸神怪语，多自西域来。有从月，又兼会意也，不然者，《春秋》书日食，必言日有食之，辞繁不杀，何也？日月蔽遮为有，凡有所蔽曰囿，或谓之宥，反宥则谓之别宥，皆有字也，言有无者，当作宥，庄子所谓在宥矣。”师培曰：“《释诂》赉、畀、卜皆训予，义云何？”炳麟曰：“畀与鼻同声，古文鼻但作自，畀借为自。《说文》：‘吾，我自称也。我，施身自谓也。'《春秋》有邾畀我、季芊畀我，即自我也。卜者，仆也，记卜人师，注改为仆，是古卜、仆通也。王侯称不穀，不穀合音即为仆，世以不善为说，无由知为仆字，亦戆矣。不不来，来以一声，赉即台字。是故赉、畀、卜训予，非付予也。”炳麟问师培：“鲁冉雍字仲弓，义云何？”师培曰：“辟雍，泮宫类也，河间献王奏对三雍宫，弓借为宫，宫从躬省声，躬又作躬，明弓、宫声通也。”炳麟说：“刘氏向歆，父子治《左》。”著《刘子政左氏说》。师培曰：“《汉书》本传言：‘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辞意明白如此，胡云父子治《左》也？”炳麟曰：“是有说。君山《新论》明言刘子政、子骏、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仆，皆能讽诵。君山亲见二刘，语当可信，而君以《汉书》为疑。仆则以为仲任论次人材，鸿儒通人，本与儒者有别。汉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说，须以发策决科，此专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览，左右采获，自在鸿儒通人之列，与墨守者有异。即观子骏之说《左氏》，犹多旁引《公羊》，则向之兼通二家，未为异也。《穀梁》与《左氏》义少违戾，与《公羊》复非同趣，上自孙卿，下至胡常、翟方进辈，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盖二家本皆鲁学，异夫《公羊》齐学，绝不相通者，则子政贯综二氏，宜也。《新论》本书，今已亡佚，所引数语见于《论衡》，素丞相之遗迹，犹可搜寻，量其时代，本在叔波之前，似不应信《汉书》而疑《新论》也。《说苑》、《新序》所举《左氏》成文，多至三十余条，虑非征据他书者，其间一字偶易，适可见古文《左传》，不同今本。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训诂者，亦皆可观。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兹。盖字与今异者，则可见河间古文，训与今异者，则本之贾生训故，籀绎古义，断在斯文。”师培说：“杜预《春秋释例》，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归总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然颇疑五十凡例，不足尽传文之旨。”炳麟曰：“君言诚是。而刘、贾、许、颍复于传文之外，自为枝梧，则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释例》，匡救其违，先于篇首为条例数十篇，然后随事疏证，各附其年，斯纲纪秩如矣。康成笺《诗》必先作谱，辅嗣说《易》，亦有《略例》。此则揭示大义，自与随文训说有殊，可据以为法者也。征南《释例》，惟拘于赴告者必当匡救，其余可采者多。即贾侍中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词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征南于此最为宏通，而近世鲰儒多谓借此以助典午，如沈小宛、焦理堂辈，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师培曰：“贾、服虽善说经，然于五十凡例，间有所补，或参用公、穀，不尽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论。”炳麟曰：“然也。仆怀斯疑甚久。始谓刘、贾诸儒，曾见左氏微言，或其大义略同二传，而杜征南不见，遂疑诸儒诡更师法。后复绎侍中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亦犹释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征南生诸儒后，始专以五十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传，则后儒之胜于先师者也。然以是为周公旧典，抑又失其义趣。其间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诸例是也，自兹而外，大抵素王新意，宾礼有会盟而无宗觐，官职汰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鲁旧史，固已明白，《公羊》以殷礼自文，诚辞遁，《左氏》末师又谓当时霸制，其于会盟之礼则从矣。抑岂孤卿之秩，亦霸制所无乎？故知酌损《周官》，裁益齐晋，亦素王之制也。”二人者，皆书生好大言，负所学以自岸异，不安儒素，而张皇国学，诵说革命，微词讽谕，托之文字，又假明故，以称排满。师培《书曝书亭集后》以见意曰：

秀水朱氏博极群书，虽考古多疏，然不愧博物君子。夫朱氏以故相之裔，值板荡之交，甲申以还，蛰居诵，高栗里之节，卜梅市之居，东发深宁，差可比迹。观于马草之什，伤满政之苛残；北邙之篇，吊皇陵而下泣。亡国之哀，形于言表。此一时也。及其浪游岭峤，回车云朔，亭林引为知音，翁山高其抗节，虽簪笔佣书，争食鸡鹜，然哀明妃于青冢，吊李陵于虏台，感慨身世，迹与心违。此一时也。至于献赋承明，校书天禄，文避北山之移，径夸终南之捷。甚至轺车秉节，朵殿承恩。仕莽子云，岂甘寂寞？陷周庾信，聊赋悲哀。此又一时也。后先异轨，出处殊途。冷落青门，忆否故侯之宅；萧条白发，难沽处士之称。此则后凋松柏，莫傲岁寒；晚节黄花，顿改初度者矣。秋风戒寒，朗诵遗集，因论其行藏之概，以备信史之采焉。

二人者，既高儒雅望，缘饰经术，而后无君不为叛乱，排满即云匡复，持以有故，言之成理，胥为嚣暴鲜事者之所欲藉宠。而师培儒生修边幅，不习剑客，雅步从容，动遭陵懱，意恒鞅鞅。而与炳麟则竞名分崩，又好内，妇何震敏给通文史，而悍锐能制其夫，以师培亡命日本久，不获志于同盟会，遂牵以入两江总督端方之幕而为之侦伺也。炳麟恨焉，诒之书曰：

申叔足下：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岂君本怀，虑亦为人诖误。兼以草泽诸豪，素昧问学，夸大自高，陵懱达士。人之践忿，古今所同，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天羑其衷，公权殒命，君以权首，众所属目，进无搏击强御之用，退乏山林独善之地。彼帅外示宽弘，内怀猜贼，闲之游徼之门，致诸干掫之域。臧谷扈养，由之任使。赁舂执爨，莫非其人。猜防积中，菹醢在后。悲夫悲夫，斯诚明哲君子，所为嗟悼者也。夫恩素厚者怨长，交之亲者言至。仆之于君，艺术素同，气臭相及。猥以形寿有逾，恒人视之，若先一饭，精义冥思，亦有多算。君雅好闻望，不台于先我，自谓文学绪业，两无独胜，怀此觖望，弥以恨恨。然仆岂有雍蔽之志哉？学业步骤，与年相将，悠悠之誉，又非由已。畴昔坐谈，盖尝勤攻君过，时有神悟，则推心归美，此盖朋友善道之常，而君岂忘之耶？自顷辀张，退息坟典，胸怀相契，独有黄生，思君之勤，使人发白，何意株附，乃寻斧柯。中夏无主文之彦，经术有违道之谤，独学少神解之人，干禄得鼎烹之悔，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君虽离鞅绊，素非愚暗，内奉慈母，亦闻史家成败之论，洁身远引，虽无其道，阳狂伏梁，为之由已。盖闻元朗、冲远，皆尝为凶人牵引矣，先迷后复，无减令名。况以时当遁尾，经籍道息，俭德避德，则龙蛇所以存身，人能弘道，而球图由之不坠，祸福之萌渐，废兴之枢机，可不察乎？然则唐棣之华，翩然如反，未之思也，何远之有。

师培得书不报。既而端方去两江，后来者不致气饩焉。师培惘惘失志，则去而之四川，为国学院讲师。及革命军之兴也，川人絷师培而囚焉，欲以逞志，炳麟则以书为解，又为之道地以主讲北京大学文科曰：“刘生儒林之秀，使之讲学而不论政，亦足以扬明国故，牖迪我多士，未可以一眚废也。”既袁世凯欲以大总统称帝，而未有以发，师培则以参政杨度之提挈，与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筹安会，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而师培则与严复、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欲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世称筹安六君子。而师培名次严复，在第四也。乃著《君政复古论》以明劝进之指曰：

夫国无强弱，视乎其政；政无良窳，视乎其人。是故千里之胜，决于庙堂；万化之原，基于用舍。至于创制天下，宾属四海。至大之统，非至辨者莫之能分；至重之业，非至强莫之能任。伊古膺期赞世之主，必有显懿翼天之德。德象天地谓之帝，仁义所在谓之王。斯必竹帛以载之，金石以昭之，立天下之美号，制天下之大礼。表功明德，故立名正度；继天治物，故以爵事天。缅寻谟典，历听风声，损益虽殊，其揆一也。是以天生蒸民，无主则乱；事弗稽古，无以承天。往者清承明祚，天地板荡，斗机绝纲，摄提无纪，黄炎之后，踣弊不振。被发之痛，甚于伊川；左衽之悲，兴于微管。迄夫季末失驰，帝命殒越，内外混淆，庶官失职，国政迭移于亲贵，强邻窥伺夫衽席。缀旒之喻，未足为方；守府之灵，于斯亦泯。上失其道，民背如崩，用是雄桀扬声，雷动电发。偕亡之叹，兆生于革夏；云集之众，事浮于张楚。斯实金火相革之交，仰亦天命去就之会也。天祚有圣，纂作民主，悬三光于既坠，扬清风于上列，万姓廓然，蒙庆更生。诚宜踵迹灵区，扶长中夏，显章国家竺古之制，以拒间气殊类之灾。绍胤汉勋，俾知族类。保育生人，使得苏息。其在《诗》曰：“民亦劳止，迄可小康。”厚下安宅，靡切于斯。顾复虚建极之尊，遵与能之典，宸位旷而不居，皇统替而弗续。是盖继变化之后，示拨乱之法，深惟厉揭随时之义，以慰远方瞻望之观，非谓王政乏致治之图，世及非经国之术也。惟是舍澄鉴沫，未为善鉴；扬汤弭沸，计劣抽薪。故道术之要，百世不移；行权反经，《春秋》所疾。今也以一朝之计，违万世之轨；委成功之基，造难就之业。道乖于经始，义昧于慎终。卒之巨猾窃灵，下陵上替。侵弱之衅，绵历岁年。凌夷之祸，曾不终日。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得失之故，可略而言：夫民生有欲，假物斯争。好恶无节，致乱之源。然峻城十仞，楼季弗逾；铄金百镒，盗跖不搏。盖必争之情，民所恒具。无冀之利，众所弗干。先王因民之情以为之节，名以定分，分以止争，爰峻其防，俾无或溃，譬之户必有墉，器必有范。襄陵之浸，制以金堤；覂驾之马，驱以衔策，所以重齿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成长久之计，定永年之功也。是以大宝之位，必属大德之君。斗筲之器，不经栋梁之任；薮泽之夫，弗希云龙之轨。下无觊觎之望，上无偏谬之授，人心专壹，风化以淳，观化上机，于是乎在；抚民定业，恒必由兹。遭时垝绝，诸夏无君，元后之尊，下侪匹竖。九服之广，民无定主。火泽易位，数见换易。荡涤等威，堕损威重，改玉改行，习为固常。用是徒步之人，绳枢之子，曾无体睿之明、合元之德，十室之资、百乘之赋，拔于陪隶之中，俯越什伯之际，挟负舟之力，忘折足之凶。功逊强晋，不戢请隧之图；地劣荆楚，思假九鼎之问。则是神器可以力征，而天钧可由窃执。是必分威共德，祸成于耦国；比知同力，衅兆于土崩。虽无下人伐上之痾，必有炕阳动众之应。湘、赣之难，自是而生；沪、宁之师，势有必至。至于党争之弊，则又可得而说矣。夫丑言异计，见耻前志。阿党比周，先圣所戒。自古善言庸违之众，必生滔天泯夏之凶，以党举官，适滋奸幸。往者邦朋枋政，列士养交。一哄之市，不胜异意；频频之党，甚于鸴斯。倾动辅颊之间，反覆齿唇之内，下以受誉，上以得非。阴行取名，则伐技以凭上。取予自己，亦肆意而陈欲。及夫私议成俗，名器双假，授位乖越，署用非次。诋讦之民，密通要契；赇纳之政，更共饬匿。出入逾侈，犯太上之节；溪壑靡厌，峻大半之赋。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刑屋之凶，生于喜怒。民神痛怨，亿兆悼心，葡、墨覆车，其迹弗远。今者约法更新，颇易前敝，垂石室之制，颁金匮之法，斯盖应时偶变之具，诎伸济用之术，杯水之益，其与几何？释根务枝，孰云有济。至于存名漏迹，损敝袭新，张歙失序，既昧彝宪，真伪相贸，尤爽昔谈，非所以昭示国典，垂无穷之制也。是以群才大小，咸斟酌所同，稽之典经，假之筹策，静惟屯剥，延首王风，亦犹群流之归巨壑，众星之拱北辰。夫积力所举，无弗胜之业；众知所为，无或隳之功。邦命维新，属当今会。世之论者，则以昭功之本，莫尚于宁民；怀远之经，莫先于体信。若复法禁屡易，位号数革，信不可知，义无所立，转易之间，虑滋民惑。知弗然者，昏明相递，晷景恒度。豹变之义，《大易》所著。流之浊者澄其源，景之枉者正其表，是盖自然之物理，抑亦前世之明鉴也。方今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贞良，庶事宁康，吏各修职，复于旧典，虽复屯沴屡起，金革亟动，幸蒙威灵，遂振国命，毕歼群丑，载廓氛浸，《采芑》之什弗足譬其功，《戕斧》之歌未足喻其捷，葛其戎谋，民服如化，此实天下乂安刑措之时也。顾复邦国殄瘁，惠康未协，野泽有兼并之民，江介有不释之备，赋发充于常调，生人转于沟壑，上贻日昃之忧，下重倒悬之厄，失不在人而在于制，是可知已。夫临政愿治，莫如更化。创制改物，古以显庸。追观季末倾覆之戒，宜有蠲法改宪之道，缅维逐兔分定之义，深慰瞻乌知止之情，外植国维，内酬人望，正受始之大统，乘握乾之灵运，用协大中之法，俾抑祸患之端。则磐石之安，易于反掌；休泰之祚，洪于来业矣。

文出，好者以为《剧秦美新》，子云之亚也。袁世凯败，而师培望实并堕，愈为士论所鄙，然文章尔雅，泽古者深，人亦以此多之。

师培与章炳麟并以古学名家，而文章不同。章氏淡雅有度而枵于响，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章氏云追魏晋，与王闿运文为同调；师培步武齐梁，实阮元文言之嗣乳。此其较也。师培于学无所不窥，而论文则考型六代，撢源两京，尝谓：“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未造字形，先有字音，以言语流传难期久远，乃结绳为号以辅言语之穷。及黄帝代兴，乃易结绳为书契，而文字之用以兴。故‘字’训为饰《广雅》、《玉篇》并言‘字，饰也’。《广韵》注引《春秋纬说题词》亦云‘字，饰也’，与文章之训相同文章取义于藻绘，言有组织而后成文也。足证上古之初，言与字分，以字为文。然文字初兴，勒书简毕，有漆书刀削之劳，抄胥匪易，传播维艰。故学术授受，仍凭口耳之传闻，又虑其艰于记忆也，必杂于偶语韵文以便记诵阮芸台《文言说》云：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而语言之中有文矣故易言文言。及以语言著书册，而书册之中亦有文。是则上古之前，‘文’训为字故许书称‘说文’，中古以降，‘文’训为章，故出言之有章者为文《诗》曰‘出言有章’，著书之有章者亦曰文。观于三代之书，谚语箴铭，实多韵语。若六艺之中，《诗》篇三百，固皆有韵之词，即《易》、《书》二经，亦大抵奇偶相生，声韵相叶，而《尔雅·释训》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亦三十条。惟《戴礼》、《周官经》言词简质，不杂偶语韵文，则以昭书简册悬布国门，犹后世律例公文，特设专门之文体也，故与文言不同。降及东周，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见《说文》，修词者谓之文。而《易》曰：‘修词立其诚。'《说文》：‘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饰词者，即不得谓之文。不独言与文分，亦且言与语分，故出言亦分文质。言之质者，纯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犹今俗语也。《说文序》云秦代以前，诸侯各邦，‘文各异形，言各异声’，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别之语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纯乎雅言者也阮芸台曰：雅言者，犹今官话也。雅与夏通，夏为中国人之称，故雅言即为中国人之言。‘尔雅’者，乃方言之近于官话者也。春秋之时，言词恶质，故曾子斥为鄙词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荀子讥为俚语，而一语一词，必加修饰。《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非文辞不为功。’文辞犹言文言也，文言者，即文饰之词也。孔子言‘词达而已’，即不文饰之词也。言词达而已，不言文达而已，足证词与文不同，词非文也。至春秋时代之书册，亦大抵文与语分。文近于经，语近于史。故曾子作《孝经》观《孝经》虽无韵语而偶语实多，如‘加于百姓，刑于四海’，‘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皆偶语也。其语句互相为偶者尤多，老子作《道德经》其中多韵文，且多偶句，扬氏《太玄经》亦然，屈原作《离骚经》如《太素》、《灵枢经》等书，皆多偶句韵文也，皆杂用偶文韵语者也。若《春秋左氏传》以及《国语》、《国策》诸书，乃史官记言记事之遗，非杂用偶文韵语者也。至诸子之书，有文有语。《荀子·成相篇》、《墨子·经》上下篇，皆属于文者也。庄、列、孔、孟、商、韩，皆属于语者也。文犹后世之文词，语犹后世之演稿。惟古人言词，一经书册之记载，或加润色之功，致失本文之旧。俞氏荫甫谓左氏一书，由丘明润色，非其本文之旧也，则语而饰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虚字未兴，罕用语助之词，故典谟誓诰，无抑扬顿挫之文。后世以降，由实字假为虚字，浑噩之语，易为流丽之词，文士互相因袭，致偶文韵语之体，亦稍变更，则文而涉于语矣。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者也。然扬、马之流，类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沉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训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东京以降，论辩、书疏之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唐书·蒋楷传》‘踵修国史，世称良笔’，亦为记事之文。张说称大手笔，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记事之文也。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笔削，陆机《文赋》不及传志碑版之文，盖以此为史体非可入之于文也，或用之书札之文《汉书》称谷永善笔札，而《晋书》亦言乐旨潘笔，皆指书札之文而言之也，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盖魏晋之时尚清谈，即古人所谓语也，而笔则著之书册，故又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刘彦和《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辑《文选》也，以沉思翰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唱，默契律吕之深见阮芸台《文韵说》所引《宋书·谢灵运论》及沈约《答陆厥书》，甚为的当，故经子诸史，悉在屏遗。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齐、梁以下，四六之体渐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文体亦卑，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降及唐代，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排偶，由深趋浅，由简入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与诗歌易为词曲者，其理相同。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韩柳之文，希踪子史，即传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贤，然绳以文体，特古人之语而六朝之笔耳。故唐代之时亦称韩文为笔，刘禹锡《祭韩侍郎》文云‘子长在笔’，赵璘《因话录》曰‘韩公文至高，时号韩笔’，是唐人不以散行者为文也，至北宋苏轼推崇韩氏，以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元《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趋齐、梁。西堂、其年，导源徐、庾。即穀人、顨轩、稚威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而无识者流，欲别骈文于古文之外，亦独何哉。”此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也。又曰：“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及属文之士日多，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以见性灵，乃汇萃成编，颜曰文集。然古人学术，各有专门，故发为文章，亦复旨无旁出，成一家言，与诸子同。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愈、李翱之文，正义明道，排斥异端，欧、曾继之，以文载道，而下逮南宋朱、陆，阐发性天，儒家之文也。子永厚、柳游记，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覈刻深，如《桐叶封弟辩》、《晋赵盾许世子义》、《晋命赵衰守原论》诸作，是也。宋儒论史，多诛心之论，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南宋陈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为阴阳家。王伯厚之徒，为杂家。而叶水心之徒，亦近于法家兵家。近代以还，文儒辈出。望溪、姬传，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辅之，综核礼制，章疑别微近儒治三礼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瑶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一多论理之作。考汉制言名家出于礼官，则言礼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伯申考订六书，正名辨物近儒喜治考据，皆从《尔雅》、《说文》入手，而诸家文集亦以说经考字之作为多，古人以字为名，名家综核名实，必以正名析词为首，故考据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崐绳洞明兵法，推论古今之成败，叠陈九土之险夷，落笔千言，纵横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喜论法制，而文章奇峭峻悍，亦颇仿佛。安吴之文，洞陈时弊，兵农刑政，酌古准今，不讳功利之谈，爰立后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词源横溢，简斋之作，逞博矜奇，若决江河，一泻千里，此纵横家之支派也。若夫词章之家，侈陈事物，娴于文词，亦当溯源于纵横家。雍斋沈涛、于庭之文，杂糅谶纬，靡丽瑰奇，凡治常州学派者皆然，此阴阳家之支派也。大绅、台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彭尺木亦然，此道家之支派也。维崧、瓯北之文，体杂俳优，涉笔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其文皆然，此小说家之支派也。旨归既别，夫岂强同，即古人所谓文章流别也。惟诗亦然。子建之诗，温柔敦厚，近于儒家。渊明之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陶潜虽喜老、庄，然其诗则多出于楚辞，若嵇康之诗颇得道家之意，郭景纯诗亦有道家之意。康乐之诗，琢磨研炼，近于名家凡六朝之诗，喜用炼句以状事物之情，且工于刻画，如何逊、阴铿之诗皆是也，然康乐之诗，其滥觞也。太冲之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讽咏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诗家专集浩如渊海，然诗格既判，诗心亦殊。少陵之诗，惓怀君父，希心稷、契，是为儒家之诗杜诗云‘许身亦何愚，窃比稷与契’，又云‘法自儒家有’，此杜诗出儒家之证。太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后世惟辛稼轩、陈同甫之词，慷慨激昂，近于纵横家。襄阳之诗，逸韵天成出于陶渊明。子瞻之诗，妙善玄言。是为道家之诗。储光羲、王维之诗，备陈穑事，追拟《豳风》，是为农家之诗。山谷、后山之诗，喜用瘦削之语，出以深峻，是为法家之诗。由是言之，辨章学术，诗与文同矣。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汉之文，无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国之文，若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作，咸多审正名法之言，与西汉殊。六朝之士，崇尚老、庄，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隋、唐以来，以诗赋为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说家言观唐代丛书可见矣。宋代之儒，以讲学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时，学士大夫多抱雄才伟略，故明末之文，多纵横家言。近代之儒，溺于笺注训故之学，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此特举说经之文言之。虽集部之书，不克与子书齐列，然因集部之目录，以推论其派别源流，知集部出于子部，则后儒有作，必有反集为子者，是亦区别学术之一助也。会稽章氏、仁和谭氏稍知此义，惟语焉未精，择焉未详，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论之，以明其凡例焉。”此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也。又曰：“古人诗赋俱谓之文阮芸台《咸秩无文解》云：古人称诗之入乐者曰文，故子夏《诗大序》‘声成文谓之音’，《孟子》‘不以文害辞’，赵注：文，诗之文章也，然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古代之诗，虽不别标赋体，然凡作诗者，皆谓之赋诗见《左氏》闵二年及文六年传，诵诗者亦谓之赋诗见《左氏》隐三年闵二十八年传。《汉志》叙诗赋略，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际，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故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当有得于诗教，则诗赋之学，实惟纵横家所独擅矣。试考之古籍，则周代之诗，非徒因行人而作，且多为行人所赓诵。有知行人之勤劳，而赋诗以慰恤者见《诗·周南·卷耳》篇序及郑序。有奖行人之往来，而赋诗以褒美者见《诗·小雅·四牡》篇序及‘四牡骈骈’句毛传，《小雅·皇皇者华》篇序及‘征夫’句毛传。或行人从政，而室家赋诗以劝行见《诗·周南·殷其雷》序及郑笺。或行人于役，而僚友赋诗以寄念见《王风·君子于役》篇序及《正义》。或行人困瘁，赋诗以抒其情见《诗·小雅·北山》篇序及‘或不已于行’句，又见《绵蛮》篇序及郑笺。或行人闵忧，赋诗以述其境见《诗·王风·黍离》篇序及‘行迈靡靡’句毛传，又见《小雅·小明》篇‘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诗每因行人而作矣。又以《左氏传》证之，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见襄二十六年传，有行人出聘而赋诗者见襄八年传，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见襄十六年传，有行人莅盟而赋诗者见襄二十七年传，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见昭元年传，有行人答饯送而赋诗者见昭十六年传，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见《汉书·食货志》，故诗赋之根源，惟行人研寻最审吴季札‘以行人观乐于鲁’，此其证，所以赋诗当答者，行人无容缄默，而赋诗不当答者，行人必为剖陈。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赋者，难期专对之能矣。两汉以前，未有别集之目，《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学皆源于古诗《汉志》言屈原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史记·屈原传》亦言《离骚》兼《国风》、《小雅》之长，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命，有行人应对之才。《史记·屈原传》云：‘娴于辞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词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词令。’其确证也。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则后世诗赋，皆纵横家之支与流裔矣。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此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也。凡所持论，见《文说》、《广文言说》、《文笔诗笔词笔考》。盖融合昭明《文选》、子玄《史通》以迄阮元、章学诚，兼纵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于是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者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蕲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此其秪也。又裒次所为辞赋诗文如干首，成《左庵文集》五卷。以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得年三十有六，特其生平文章之誉，掩于问学，而同时扬州文士，骈俪名家，揭帜阮元、汪中以自标置者，则有兴化李详焉。

李详，字审言，扬州府兴化县廪生，与师培诸父名富曾者游，名辈特先，而迍邅过之。其为人聪颖夙成，甫六岁倍讽异常儿，父增亲督教之，携夸坐宾。比长，瞻顾非常，泛嗜群言，羞为功令之文。年二十，江苏督学使者瑞安黄体芳漱兰始录为附学生员，详衔感次骨，为作《思君子赋》。出游落落无所合，羁贫失志，惟淮阳海道合肥蒯光典礼卿钦其学行，每为延誉。年四十余，客南京，谒石埭居士杨文会仁山，参究生死。文会湛深佛典，谓曰：“尔亦头陀，堕落受苦。”详为悚然。既以蒯光典之介，得识江阴缪荃孙艺风，一见如旧相识，荀、陆睹面，不作常谈，苏、李知心，托诸诗句，言之两江总督端方，委充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时实无书可纂，支官钱，治私书，即端方之《陶斋藏石记》是也，总纂本为荃孙，以为端方撰《销夏记》，论列书画，不遑兼顾，举临桂况周颐夔笙领之。周颐择拓本无首尾，及曼漶模糊不辩字迹者，一以属详，而时刺探释文何若，将以抵巇送难，顾详于王述庵侍郎《金石萃编》及钱少詹、阮文达、翁覃溪、武授堂集，精研有素，周颐无以中也。然详目耗精销于此书矣。其记经详所编凡一百六十余种，择其释文略经考定者，别辑为《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自定本》。端方视详，颇加敬礼，丹徒某妒详之进，与长洲朱孔彰仲我皆为所龁，以为名士，非学人也。详以譍曰：“是何害。”撰《名士说义》以解。其辞曰：

《小戴记·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郑君注：“名士，不仕者。”孔冲远疏引蔡氏云：“名士者，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按此名士之称，自足高式人表，矫排浮竞。故颍川仲达，持此以目卧龙；琅琊茂宏，下教而尊卫虎。求之于古，必如鲁儒卓立，万变不穷，郢臣好修，九死靡悔，始能民誉允孚，昭示来代。自唐而后，俗化浇讹，乡曲獧子，江湖小集，李赤胡生之流，游神火马之辈，并得揖让公卿，骄稚里闬，饮酒作达，率师嗣宗，蹑屐通讯，强附子敬，致使往昔荣名，降沦舆隶。三桠五叶，乃得芜菁；千里一曲，遂积浊渭。黎邱冒形，欺魄失质，集矢巧诋，有自来矣。然有高世绝俗，砥厉廉隅，好奇服而不衷，禀幼清而未沫，特以宗尚有别，旨趣稍殊，比党交攻，诧为异类，阴挤下流，阳奉此号，一若鸮服适集，恶其鸣声，魑魅可御，宜投绝远。昔之君子，今直不肖。九变复贯，孰云可回；溯游相从，周礼宛在。是以耿介之士，侧身人间，容止不改其常，风雨贞于如晦。脱有相轻，偶蒙品目，方如宠锡之膺，惭负嘉贶，讵敢引为缪丑，纵斧本根。嗟乎！苟令大嵬狂易，勿蹈藩篱，二三有道，力行不惑，则揆厥所元，其朔可考也。

文出，益以兀傲见嫉。既而端方移督直隶，详与朱孔彰往送，时直盛暑，两人衣冠拱立，端方微颔之。孔彰以为大辱，详曰：“第忍之何妨。世方誉陶斋为毕镇洋，即此慢士一端，去毕已不如远甚。”寻端方以骄蹇无状褫官，其再起也，特以铁路大臣督师入川，抵资州，为革命军所杀，事闻，详见《陶斋藏石记》印本，感赋三绝以哀之：

槐影扶疏红纸廊，冶城东畔又沧桑。摩挲石墨人空老，忆到金陵便断肠。

脱略曾非礼数苛，上宫有女妒修蛾。濮阳金集儒书客，那得扬雄手载多。

觥觥含宪出重阍，传命居然奉敕尊。轻薄子玄犹并世，可怜不返蜀川魂。

情见乎词，盖犹不忘前恨也。自嗟迍邅，媲于汪中，宗尚所寄，以况身世。尝为其文笺注，语必溯源。上元周钺左麾亦好汪文。详以《广陵对》“忠孝存焉”四字，出陈寿《三国蜀志·诸葛瞻传》注，后钺举示座客，谓：“李某强识绝人，能寻不经意处。”仪征刘富曾谦甫，一日谈汪《黄鹤楼铭》。详言：“‘桃花绿水，秋月春风’，出萧子显《南齐书》，而李延寿袭之。”富曾惊起曰：“先兄恭甫昔校《南齐书》，得汪语所出，喜慰数日，不意君一叩即应也。”详弥以自喜，每谓“容甫之文，出范蔚宗《后汉书》，而承祚《国志》，先于范氏，裴松之注所采诸家，规模如一，观其约疏为密，继以闳丽，文之能事，尽于此矣。容甫窥得此秘，节宣于单复奇偶间，音节遒亮，意味深长，又甚会沈休文、任彦昇之树义遣词，而不敢轻涉鲍明远、江文通之藩篱，此其所以独高一代而推为绝学也”仁和谭献仲修撰《师儒表》，于汪氏称为绝学。意思牢落，托之文章，而州部交契，最称顾硕石孙，为《顾石孙四十生日寿序》以寄慨曰：

今之生日何昉乎？履端于《楚骚》，祝延于《颜训》。唐宋而嬗，墨儒薻士，往往肸饰华曼，剬诗摛文，以是为颂祷焉，盖亦雅材之宪典，伐木之幽贽也。余与顾子石孙生幸同岁，交倾辈流。庞、马不问主宾，殷、刘至陷轻薄，穷则抚翼濡沫，欢则扬眉抵掌。西陵弭棹，辛苦相诒；南馆鸣葭，起居互讯。三年不见，绵思憯于风霜；一夕九逝，劳结纡于书疏。违离之感，尔我同之。比遘多幸，适君远归。洒练神明，沐浴膏泽。弥年疢疾，赠并州之一丸；永日谭谐，预泉明之三益。君则意气干云，余则坎失职，荣悴寒暑，未足相雠。顾景徂年，各登卅九，置酒见属，为庆更生。值君初度，讵能默息。昔陈遵、张竦，志趣小异；阿瞒、伯业，孟晋各殊。咸履涂轨，同蹑好尚。敬相比附，用资嗢噱。君词宗累叶，门第蝉嫣；夜光专曜，良璧独玩。北海年少，居龙腹而不惭。东国人伦，附骥尾而立显。余植根异所，藉荫柯条。汝南应瑒，略有著书；陈留阮瑀，雅善笔札。偻指宗衮，俱非一贯。此不如君一也。君幼禀挺至，噪誉觿辰。慧析杨梅，玄参荷棘。炊糜忘箄，听长者之谈。盗酒不跽，动家尊之喜。余少役里弄，荃蕙为茅，蹴踘意钱，间侣甲乙。司空城旦，屡废研寻；逮解裳衣，升堂嗟晚。鲁国男子，逢盛宪而已迟；槐里朱生，师萧倩而不获。此不如君又一也。君瞻瞩异等，卓荦冠时。元龙置上下之床，嗣宗为青白之眼。魏其坐次，詟气要人；金阊亭前，敛迹群小。余钳舌弭谤，危行仄视，裁量月旦，扬抑时流，片言积忤，诮安国之寒灰。微文见刺，近支离之攘臂。此不如君又一也。君鸿篇巨制，矞宇旁魄。长河一写，修桐百尺。宋玉口多微辞，江总尤工侧体。铜蠡丽制，持喻琼瑰；碧玉倡家，结言环佩。余役才苦短，颠踬宫商。仲宣不足起文，子云常病少气。闺中邃远，陫侧扬灵；陌上徘徊，昌丰辍咏。譬之工膑不属先施，卖侣终非阳五。此不如君又一也。君任侠自喜，豪举称雄。设醴以款穆生，挥金以希疏傅。邻女炳烛，往就徐吾；修龄乞米，唯在谢尚。余胥疏人世，雅志开拓。亦尝质衣恤隐，解佩盱衡。铜山之赉未赓，归墟之水旋燋。以至王阳衣被，微徼轻名；陈汤丐货，取讥无节。此不如君又一也。总此五惭，谬蒙心赏。流波析引，寒谷熙春。翻阳暴谑，欣与平叔为曹；敬礼小文，辄付陈思是定。称药量水，栖屑曾经；泛舟褰裳，欢情自接。申四海之敬，各存断金；献三托之辞，请赓溉釜。粗窥厓涘，略挈都凡。佐公感知己之赋，愿君不行兮夷犹，颜远思友人之诗，慰余自怜兮惆怅。善保黄发，勉贻令名。

借题抒慨，以己度人。又为《自序》一文以抚汪氏，至云：“容甫比于孝标，已为不逮。余于容甫，又愈下焉。是知九渊之深，未及劫灰；餐荼之苦，劣于含鸩。”辞意激楚，可概见焉。

详论文不主桐城，论诗又薄西江，与时流异趣，而特心折侯官陈衍石遗。衍著书，揭帜西江以成诗派，而详之砭西江特甚。每谓：“道咸以降，涪翁派曼延天下，又以定庵恢奇鬼怪，淆乱聪明子弟，如聚一丘之貉，篝火妄鸣，为详为制，至于亡国，声音之道，不可不正也。余论诗好从实处入，又喜直起直落，而略致情款，不喜作伪语及仙佛一切杂碎，比于奸声者。”语详所著《拭觚》。而陈衍见详篇什，谓非近日诗人妙手空空者可比。详闻之，意不足，谓石遗殆未知余论诗之说，见于《拭觚》者，记以一诗曰：

偶闻北海知刘备，惜未任华遇少陵。儇薄自迷三里雾，烦歊谁办一柈冰。游吴物论惟轻宋，自注：赵秋谷游吴事阮吾山，谓所指者西陂耳。朝鲁宗盟竟长滕。心折长芦吾已久，别材非学最难凭。

陈衍见之曰：“沧浪论诗，以谓别材非学，余所不凭，曾于罗瘿庵诗叙畅言之。惜审言所著《拭觚》，终未见之，至此诗使事雅切，仍以非妙手空空儿评之耳。近人能诗者，皆好自欺欺人语，又千篇一律，语熟口臭，阅之不一行，使人欲睡。”详譍之曰：“有子部杂家之学，偶尔为诗，必有可传。若就诗求诗，架上堆得《随园全集》、《湖海诗传》，交不出乡里，材料皆家人匡箧中物，钟记室以任昉为戒，但揭羌无故实，讵出经史，相为裁量，因之一千余载之后，白话诗出，为大革命。公诗避俗好奇，直高于我，而仆敢执弭以从者，以好为子部杂家之学，诗格虽不同，内函子部杂家语，即和意不和词，亦箭锋相直，绝非若卢子幹之酬刘越石，李谪仙之嘲杜少陵也。沆瀣一气，久而加敬，如文殊师利之叩维摩诘，为二士之谈道。两家弟子，各处一方，公托闽海，弟家淮澨，天公不捉在一处囚，泥鳅专制，孽狐作祥，各传其学而已。”顾所自喜者，尤在文章。自谓初好容甫文，又嗜昭明《文选》之序，日加三复，阮太傅《文言说》，尤所心醉也。《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曰：

渥然仁兄足下：日者之集，以有坐客，不能畅谈。客未来时，某已略陈狂瞽。兹奉来书，洋洋盈耳，色然以骇。不意足下少年，所造至此，殊可羡仰。足下起自孤童，与某相等，其无师承，一以古人为归。足下尚居郡城，某则村落僻左，求一卷之师不得也，又苦无书可借。蚤岁自致，不能如足下百分之一，而困学则同。稍观古人文字，喜蔚宗《汉书》、昭明《文选》，以求申阮氏文言之旨。阮氏之言，亦昭明立意能文之区画也。文章自六经、周秦、两汉、六代以及三唐，皆奇偶相参，错综而成。六朝俪文，色泽虽殊，其潜气内运，默默相通，与散文无异旨也。其散文亦为千古独绝。试取《三国志注》、《晋书》及南北两史、郦善长《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与释氏《高僧传》等书读之，皆散文之致佳者，至今尚无一人能承其绪。盖误以雕琢视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唐之肃、代以下，文字亦多追响南北两朝，特韩、柳稍异耳。夫韩、柳亦偶也，观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连犿恣肆，渺无岸畔，参厕其内。北宋初元，为师承未坠。自穆伯长、柳仲涂、苏子美、尹师鲁倡为古文，胸中初无所储，而务纡其词以为古，曳其声以为韵，裁复为单，改短为长。欧阳兖公虽师昌黎，而小变其体，未为背师法也。苏老泉以布衣求之于纵横、名、法家言，冀以自达。二苏继之，驰骋而好为策士议论，重以比况为长，文遂往而不返。后虽别为一派，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本朝自望溪以古文自命，惜抱拥护于后，曾文正又演程鱼门言，比于禅林宗派。后生小子，粗有见地，一若文非桐城，即为畔道，比于汉人，且有甘背师法以求禄利，于是天下靡然向风，相逐于不悦学之一途，而摹其章法起讫，以为古文在是。沧海横流，其谁主之。异代必有推原祸始者，某不敢尽言也。足下涉猎诸书，已见一班。惟近人文字，相戒弗观，其害人如鸩，著人如腻。求之于古则得矣，安有今人之足师耶？治经治小学亦不易。但观大意与训诂假借引申，用之于文字不谬，若精研之，非数十年功力不可。且必求胜于诸老，否则公然剽袭，可勿为也。某所嗜者，《左氏传》、《文选》、《杜诗》、《韩集》、《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曝书亭集》、钱少詹《潜研堂》、阮文达《研经室集》、汪容甫《述学》、高邮王氏诸书、《说文》、段氏注、《郝氏遗书》，此皆某之师也，敢以荐于左右。足下今持盛意，欲执贽衰朽以为论文之地。在昔昌黎好为人师，其门下皇甫湜、张籍、李翱，未有以师称之者。翱又娶其兄女，尚称退之为兄。某何敢屈足下为弟子。谦必称受业，尊必称夫子，噫！此市道交也，奈何效之。且韩门至有刘乂，况今之逢蒙、吕步舒比比耶。《通鉴》某亦好此，胡注于地理最佳，其他亦有望文生义者，足下如有所见，可互相推勘。相距甚远，以书往来，不异面谈，毋以未相推奉，谓有隔阂。某非让以鸣高，亦以古人论学，不规规于是也。某再拜。

盖持论不慊桐城如此。而一时揭帜桐城以号于天下者，则为侯官林纾畏庐，而详则诃之曰：“观林氏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秾巧靡，淫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尽驱入猥薄无行，终以亡国。昔人言王、何之罪，浮于桀、纣，畏庐之罪，应科何律。畏庐既以此得名，可以已矣，而又强论文章，因择举世所宗，又为时贵倾向，遂复附和其说，张之无已，气矜之隆，寖至不可向迩。畏庐本佳人，而入迷途。其初多文为富，炫鬻自媒，致败风俗，后又出其绪余，高论文章，取究韩、柳文法，复起桐城之焰，鼓以炉鞲，势令海内学子从风而靡，一与其小说等，而其富厚之愿始毕。此仆七十老公，所为不平，而欲义形于色者也。”金坛冯煦梦华总纂《江苏通志》，引详为佐。所上条陈，无不曲纳，综其议论，署为“碎金”，别有《艺文志商例》，煦尤极赏之。函令采访分纂，依例核真，而众畏其难。惟松江、南通、太仓如所云云，著见本末，余则重悂谬而已。它如江都、甘泉、仪征三县人物、儒林、文苑及艺文，又舆地沿革表，皆详所修定也。煦于志事，深相委重，而详以煦之乡里姻亲，膋惑视论，羞与分谤，遂膺东南大学之聘，教授《文选》及《陶渊明集》、《韩昌黎集》，尚气好攻辩，人畏其口，亦以此累不得志。而文章自矜重，骈文尤所得意，以为“骈文全贵隶事，不可拾人唾余，扬雄赋《甘泉》，为之病悸少气，曾为一骈文，汗出不止，几殆，服参附乃免”。因改定润例，凡求骈文，要先两月通问，先奉润金三百元，不依此格者，付之不答，其自矜贵如此。论者亦以相推，冒广生鹤亭言：“方今骈文，北王南李。”王谓汾阳王式通书衡，让清光绪戊戌进士，入民国，官大理院推丞，亦以骈文有名，而与李详不同。李详以雕藻，式通以秀润。而冯煦之叙孙德谦《六朝丽指》也，仿陈思王《与杨德祖书》，以为“并世作者，可得而言，夔生鹰扬于岭表况周颐，芸子猿吟于蜀都宋育仁，静山鸿冥于毗陵屠寄，审言鹤峙于淮左，并抽秘骋妍，标新领异。今益异军特起，独秀江东”。与冒氏品藻不同，而以详所为，固已跻之作者，名以一家矣。

孙德谦者，益葊其字，一号隘堪，江苏元和人，历任东吴、大夏、交通诸大学教授。其论学究心流别，以治会稽章学诚《文史通义》有盛名。李详尝以语曰：“会稽之学，君与钱唐张尔田孟劬，海内称为两雄，有益一人而不得者。”自称少而从事声音训诂，好高邮王氏之学，久之，病其破碎，遂有事于会稽之学，以上溯《班书》六略，旁逮周季诸子，考其源流，观其会通，成《诸子要略》五十篇。而目录家言，三十以前，即有偏嗜，《班书》六略，《隋志》四部，时用钩稽，徒见世之讲版本者，得宋、元以矜奇秘，而于书之义理，则非所知，又龂龂在字句之间，以为刘氏向、歆之所长，只此琐琐辨订，未克条其篇目，撮其指归，于是纂《〈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两书。盖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术，于一切学问异同得失，咸思核实以求其真，与世之穿凿附会者不同科矣。然生平志在千秋，以为诗文戋戋，何足称不朽绝业。弱冠之岁，有友箴之曰：“君子之学，所贵文质相宣，学贯天人，尤贵润以文章。”意有感发。而文之为体，骈散而已，自以散文非性所近，遂致功于俪偶，日取武进李兆洛申耆所选《骈体文钞》专一诵习，如是者有年，乃悟潜气内转之法，其为文不尚涂泽，唯务气韵天成，尤喜读范蔚宗《后汉书》叙论，爱其遒逸，而济之以江文通，欲更加研炼。一时论俪体者，以李详为第一，德谦次之。而海宁王国维静安则语之曰：“审言过于雕藻，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君得疏宕之气，我谓审言定不如君。”德谦每引自重。而以俪体必溯六朝，因撰《六朝丽指》一书而叙其端曰：

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夫沿波者讨源，理枝者循干。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唐、宋以来，各擅其胜，爰迨近彦，颇亦为工。然北江杰材，别成其派衍；南城辑略，群奉为正宗。六朝之气韵幽闲，风神散荡，飙流所始，真赏殆希。亦由任、陆楷模，得世缵而显；魏、邢优劣，唯孝徵则知。未有下帷钻坚，升堂睹奥，沾逮来哲，譬晓密微故也。夫论文之制，托始子桓。厥后宏范谓之翰林，仲洽条其流别。士衡诠赋，曲尽于能言；公曾撮题，杂撰乎集叙。自是孳多于世矣。其在六朝，往往间出，彦昇缘起，乃原六经，休炳一编，备稽江左。若夫隐侯述志，水德博征，仲伟周游，风谣自局。其古今隐括，体用圆该，东莞《雕龙》，可云殆庶。然宋、齐而下，不复详言，则以世近易明，无劳甄叙，六朝盛藻，嗣响鲜闻。将师旷知音，且期异代，惠施妙处，未获传人。意者岂其然乎？加以昌黎崛起，古文代雄。后来辞人，递相师祖。震起衰之说，近蔽眉山；矜载道之华，远承泗水。语乎六朝富艳，方且俳优黜之。夫迭相奇偶，前良所崇，虽简文嗤其懦钝，士恢訾其华伪，尔时气格，或不免文胜之叹。然其缛旨星稠，逸情云上，缀字通《苍》、《雅》之学，驭篇运骚、赋之长，骈俪之文，此焉归趣。又况王筠妍炼，独步名家，仲宝典裁，腾芬当世者焉。余少好斯文，迄兹靡倦，握睇籀讽，垂三十年，见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凌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至于异地雋才，刚柔昭其性；并时齐誉，希数观其微。凡皆成诵在心，借书于手，符羊子百章之数，准马谈六家之论，亦已著之篇中，兹盖试言其略也。评非月旦，敢觊乎高名；礼毋雷同，岂资于剿说。固知言不尽意，恒患攸存，庶六朝之闳规密裁，于是焉在。若乃镜鉴源流，铨综利病，善文之士，类能道之，斯则非所急矣。

籀其归趣，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其论以为“骈文之有任、沈，诗家之有李、杜。彦升用笔，稍有质重处，不若休文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诗品》云：‘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然则彦升之诗，失在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谓其文亦然，皆由于隶事太多耳。语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实，若事事征实，易伤板滞，后之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六朝之文，无不用顿宕之笔，后人但赏其藻采，而于气体散朗则不复知之。故即论骈文能入六朝之室者，殆无多矣”。此崇散朗，勿嬗藻采之说也。又谓：“长沙王达吾选《骈文类篹》若干卷，其持论大旨，则在不分骈、散，而以才气为归。夫骈文而归重才气，此固可使古文家不复轻鄙，无所借口。惟既言骈文，则当上规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齐书·文学传》论曰：‘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昌黎谓：‘惟其气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应尔，骈文则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练，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上抗下坠，潜气内转，故骈文蹊径与散文之气盛言宜，所异在此。”此主气韵，勿尚才气之说也。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德谦以为：“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而骈文又与律赋异。以为骈文宜纯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赋，则不免失之纤巧。《文心雕龙·诠赋》与《丽辞》各自为篇，则知骈文且不同于赋体。赋体出以雕纂，而骈文尤贵疏逸。”疏逸之道，则在寓散于骈。以为“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骈语以接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文。傥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德谦之书，此为精核，其他诸作，未能称也。李详以为骈文全须隶事，不可拾他人唾余。而德谦则病任彦升隶事太多，不如沈休文之秀润有逸气，以为“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实”，此可以征两家蹊径之不同。李详以隶事新颖自夸，德谦以逸气清空为尚。《北齐书·魏收传》：“见邢子才、魏之臧否，即任、沈之优劣。”吾则谓任、沈之优劣，即是李、孙之优劣尔。然德谦好自标置，特工议论，而所作或不逮。若论秀润有逸气，盖不如同郡孙雄云。

孙雄早岁治经宗东汉，愿学郑玄，以玄字康成，原名同康字师郑，亦号郑斋，别号朴盦，以明蕲向所在也，昭文人。高祖原湘，为清代乾隆、嘉庆间诗人，世称子潇先生，著有《天真阁诗文集》六十四卷。雄幼承家学，十岁即能诗，弱冠以后，从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游，始知服膺东汉大儒郑康成之学，而治三《礼》、《毛诗》尤邃，中式光绪甲午进士，授职吏部主事。大学士张之洞，管京师分科大学，奏派为文科大学监督，辑近人诗，约得二千余家，为《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班录》，无贵贱老幼与相识不相识，旁搜博采，每人缀以小传，其题《薛褧铭诗稿》后有云：“朱子论作文，勿使差异字。选言戒钩棘，说理尚平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云云。诗文体纵殊，探源靡二致。”又云：“谪仙旷世才，逸足追风骥。落笔撼五岳，绝尘飞六辔。少陵郁忠肺，字字流血泪。高歌泣鬼神，独醒唤众醉。慷慨南董笔，从容北山议。天若假之鸣，词取达其意。蛇神牛鬼徒，形秽三舍避。”又云：“诗中隐有我，诗外更有事。回甘道味浓，叩寂余音嗣。古云貂裘杂，不如狐裘粹见《淮南子》。哂彼饾饤儒，獭祭夸多识。作诗如用兵，操纵身使臂。奇兵不在众，敢战推骠骑。”即此可见论诗宗旨，盖所贵达意，而无取使事也。其为骈文不以逋峭为古，而气味自渊懿。年二十许，游京师，客其乡人尚书翁同龢所，与会稽李慈铭莼客相过从。慈铭工骈文，又宿学，索观所作，亟赏之，谓曰：“君文精洁简雅，渊乎经籍之光。妙在命意遣词，必以盅粹为本，雍和为节，视世之矜奥衍、逞才情者，或雕饰以为古，或恢诡以示奇，正宗旁门，判若泾渭。此经生之文，异乎瑰士也。”为加点定，因辑为《师郑堂骈体文存》上下二卷，都十七篇，而慈铭尤推其《居庸关至宣化府行记》、《贺曾孟朴新昏序》、《读元秘史注书后》、《与胡夐修书》四篇，辞趣渊雅，匪徒苟为炳炳琅琅而已。若论怀文抱质，征见性情，则莫如《与翁师汉书》，其辞曰：

执别数日，相思千里，冬序忽来，秋思弥甚。北地苦寒，冰厚寸许。车声雷奔，马足雾乱。黄尘飞扬，两目为障；紫沙堆积，半体若塑。昨日之午，爰抵深州，征骖甫停，即觉疾首。寒风侵骨，倚枕不寐，遥念足下，澄虑经史，削迹家衖。入有吹埙之雅，出有盍簪之欢，委蛇偃仰，诚足悆乐。仆本乏技能，唯耽文史，谬蒙长者推奖，为之先容。羁鸟借一枝之安，劳鱼得蹄涔之水。静言思之，已为非分。矧以顺德先生中朝冠冕，海内斗山，幕府群才，孔多鸿硕，相与推襟送抱，佩韦质弦，证古史之对音，论骈文之异体。松盟柏悦，生幸同时；月落参横，谈犹未倦。以此稍慰岑寂，暂忘离忧。然南望之心常悬，北堂之膳谁侍。门前别子，何限歔欷；梦里觐亲，难酬顾复。每当鱼更三跃，掩卷就寝，魂游江南之国，身在华胥之乡。婢仆贺其速归，弟妹喜而起舞。高堂扶杖，话面目之瘦肥；良友叩门，问著作之多寡。邻僮解事，乐闻笑言；山妻赋诗，互相赠答。恍惚自思，疑为幻境，颓然而醒，仍复独处。呼仆举烛，亦在睡乡。仰视东方，天光已白。一夜十起，只益怅然。嗟乎！北江先生有言：“积瘁之士，寡至四十者。”仆之年齿已近三十，而学问、事业，迄用无成。傥得策名清时，委质京国，窃怀负石赴河之义，力挽琅汤凌铄之风。破柱求奸，作守天之一鹗；开城创制，为南溟之大鹏。此乃上愿所存，不可必也。若夫辑高密之遗书，申洨长之奥说，诵龙门之雄文，校兰陵之异字。含毫邈尔，思通古人，伸纸斐然，精骛八表。休息经籍之圃，驰骤文雅之囿。百家杂语，渊汇乎一编；六籍微言，囊括夫万象。覃思以终其业，咀华以润其流。则我心区区，亦窃慕乎是。昔北齐刘孔昭云：“使我数十卷书传于后世，不以易齐景之千驷也。”仆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至乃以科举为性命，视富贵若神仙。骛向而寻声，承意而揣色。牡群牝友，殷殷沄沄；齿豁头童，灌灌跷跷。偶邀顾盼，如登天而坐云；略失援系，便坠心而危涕。百年倏忽，时不我与。幸得禀乾坤之至灵，承鞠育之遗体，宁忍驱役魂梦，眩惑耳目，随草木以同腐，动朋友之茹叹哉。吾乡诸子，并雄于学，夐修研思乎《国策》，谦斋振响乎《淮南》，孟朴殚勤乎《汉志》，秉衡覃精乎《晋书》，隐南肆力乎古文，木彊疲神乎目录。开箧而视，咸有成书；闭门而造，无非确论。足下又淹贯众长，自成绝学，惟善蓄光彩，益彰令名。道远言略，各自努力耳。十日以后，使车递都，再达笺缯，发函于邑，不尽所云。同康再拜。

时雄未举进士，以翁尚书之介，随侍郎顺德李文田仲约按试承德府，文字赏会，而文田方为《元秘史注》成书，此《读元秘史注书后》之所为作也。文田诵之，叹曰：“拙著《元秘史注》本极猥鄙，然经通人一览，抉摘无遗，惟博闻彊记于平时，故能提要钩玄于一日。”盖雄之学兼综条贯，而于文章流别辨之尤严，故其文笃雅有节，光气黝然，而不尚雕藻，与孙德谦辞趣一揆，然未能以骈文上说下教，发凡起例，如德谦所云为也，故以附于篇。

散文

林纾　马其昶　姚永概　附兄永朴

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又自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人也。年十岁，从同县薛则柯读，则柯读《礼记·檀弓》至防墓崩，即掩卷大哭，纾亦为饮泣。则柯赏其慧解，因授以欧文、杜诗。然家贫无所得书，则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偶发箧，得季父所藏《毛诗》、《尚书》、《左传》、《史记》四部残本，则大喜过望。而喜《史记》特甚。尝语人曰：“《史记》之文，纯一纪事之文也。然本纪、世家、列传中，有同时之事，不并叙无以取证。已往之迹，不插叙无以溯源。繁赜之文，不类叙无以醒目。”为笺识，用力颇劬，自十三龄及于二十以后，校阅不下二千余卷。迨三十以后，得与同县李宗言交，乃尽读其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强记多闻，为骈文慕王昙、金应麟，为古今体诗，追吴伟业、陈恭尹，能画，能经世文，才名噪里党，与林崧祁、林某有三狂生之目，久之一切弃去，为古文祈向桐城诸老，寝馈昌黎，自谓善阏抑蔽匿，当伯仲柈湖吴敏树、柏枧梅曾亮，或翘其阙，则勃怒于言。中式光绪壬午举人，再应礼部试不遇，大挑用教谕，以二十六年入京师，为五城中学国文教员，年五十矣。因得与桐城吴汝纶遇。汝纶故文章老宿，有大名，为论《史记》竟日，纾曰：“《大宛》一传，不划断诸国，融为长篇，犹散钱贯之以绳，前半贯以张骞，骞卒，续贯以宛马，于是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之通，皆为马也，零落不相胶附之国，公然与汉氏联络矣。但观传首大书曰‘大宛之迹，见诸张骞’，则史公当日用心，因张骞以贯诸国，故能融散为整。又《绛侯世家》叙侯功颇简约，至亚夫事，则文笔婉媚动人，犹欧西人之构宇，集民居为高楼，扩其余城成公园，以待游侣。此文字疏密繁简之法也。《彭越传》疏率若不经意，弗如淮阴之详，且与魏豹同传，然世称汉初功臣必曰韩、彭者，几不得解，乃不知《高帝本纪》中累书‘彭越反梁地以牵掣项羽，使不得过成皋’，厥功与韩信垓下之役实同。读《史记》者，能于不经意中求之，或得史公之妙乎？”汝纶大韪纾说，又读纾文，称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于是声名益起。其诏学者，恒令取径于《左氏传》及马之《史》、班之《书》、昌黎之文，以为：“此四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历古以来，自周秦迄于元明，其间以文名而卒湮没勿章者何限，胡以左、马、班、韩岿然独有千古。正以精神诣力，一一造于峰极，历万劫不复漫灭耳。而后人之称昌黎者，曰‘文起八代之衰’，此专言昌黎一人之文，不属于唐人之文也。唐之名家，如裴度、李华、独孤及、段文昌、权德舆、元稹、刘禹锡之流，力摹汉京，自以为古，然响枵而气促，体赝而格俗，偶与皇甫湜、李翱、孙樵之文杂陈，则意境神味迥然不侔，矧能肩随退之哉。平心而论，六朝之文，去古尚近，而后来则弥不及。范晔、陈寿、魏收三君，较之马、班，固不能望其项背，然三家之文，咸沉穆方重，饶有古趣，自唐以下则渐杀。至于宋之刘原父、宋子京之伦，力欲求古而弥不古，则时时发为伧狞之音。迨及明之陈仁锡、李梦阳、王元美，日以赝体侈众，犹复唾弃南北朝为凡猥，则不可解矣。天下之理，制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则断不能力掩古人而自侈其厚。六朝时，古书未尽毁，又去汉魏不远，元气深厚，制局用笔，敛而不散，精而能卓，虽体格弗高，然能遏光弗扬，亦其精力有独至者。故文家取材，知窥涉子书而取其古色，不知六朝人之吐属名贵，亦故家风范，不能不用以荡涤其伧气。”是纾早年论文崇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者，然每为古文，则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独其译书则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裁制，所杂者，不加点窜，脱手成篇，此则并世所不经见者已。

初纾与长乐高氏兄弟凤岐、而谦敦昆弟欢。凤岐、而谦历佐大府，为东诸侯上客有声，与纾相引重。而谦挚友王寿昌精法兰西文，亦与纾欢好。纾丧其妇，牢愁寡欢。寿昌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国人诧所未见，不胫走万本。既而凤、谦主干商务印书馆编译事，则约纾专译欧美小说，前后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其中多泰西名人著作，若却而司迭更司，若司各德，若莎士比亚，均有之，而以译却而司迭更司为尤高。最先出者为《茶花女遗事》，致自得意。盖中国有文章以来，未有用以作长篇言情小说者，有之，自林纾《茶花女》始也。纾迻译既熟，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见者竞诧其速且工。然属他文，亦坐此率易命笔矣。自以工为古文辞，虽译西书，未尝不绳以古文义法也。其序英哈葛德《斐洲烟水愁城录》曰：“哈氏所遭蹇涩，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以写其悲，又好言亡国事，令观者无欢。此篇则易其体为探险派，言穷斐洲之北，出火山穴底，得白种人部落，且因游历斐洲之故，取洛巴革为导引之人。书中语语写洛巴革之勇，实则语语自描白种人之智。书与《鬼山狼狭传》似联非联，斩然复立一境界，然处处无不以洛巴革为针线，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大宛传》，其中杂沓十余国。文章之道，凡长编巨制，苟得一贯串精意，即无虑委散。《大宛传》固极绵褫，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处均著一张骞，则随处均联络，至半道张骞卒，直接入汗血马，可见汉之通大宛诸国一意专在马，而绵褫之局，又用马以联络矣。哈氏此书，写白人一身胆勇，百险无惮，而与野蛮并命之事，则仍委诸黑人，白人则居中调度之，可谓自占胜着矣。然观其着眼，必描写巴洛革为全篇之枢纽，此即史迁《大宛传》篇法也，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序英却而司迭更司著《孝女耐儿传》曰：“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其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脰绝血，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余尝谓古文中叙事，惟叙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史记·外戚传》述窦长君之自陈，谓‘姊与我别逆旅中，丐沐沐我，饭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怆者，亦只此数语。若《北史》所谓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无史公笔才，遂不能曲绘家常之恒状。究竟史公于此等笔墨亦不多见，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此书特全集中之一种，精神专注在耐儿之死。读者迹前此耐儿之奇孝，谓死时必有一番死诀悲怆之言，如余所译之《茶花女日记》，乃迭更司则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之状，疑睡疑死，由昏愦中露出至情。则又于《茶花女日记》外，别成一种蹊径矣。”序迭更司著《块肉余生述》曰：“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着意之书，分前后二篇，都二十余万言，思力至此，疑绝顶天。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钩联，皮肤腐化，揭而举之，则全具锵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俯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着子然，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群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犹叙盗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耸慑。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自不善操笔者为之，且恹恹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其长篇可以寻绎者，惟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哙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尤不可及也。”又法森彼得著《离恨天》译余剩语曰：“凡小说家立局，多前苦而后甘，此书反之。然叙述岛中天然之乐，一花一草，皆涵无怀、葛天时之雨露，又两少无猜，往来游衍于其中，无一语涉及纤亵者。用心之细，用笔之洁，可断其为名家。中间著入一祖姑，即为文字反正之枢纽，余尝论《左传》楚武王伐随，前半写一‘张’字，后半落一‘惧’字，‘张’与‘惧’相反，万不能咄嗟间撇去‘张’字，转入‘惧’字，幸中间插入‘季梁在’三字，其下轻将‘张’字洗净，落到‘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今此书叙葳晴在岛之娱乐，其势万不能归法，忽插入祖姑一笔，则彼此之关窍已通，用意同于左氏。”如此之类更难仆数，尝语人曰：“中西文字不同，而文学不能不讲结构一也。”即此可以征已。

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其自作《冷红生传》曰：

冷红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踧踖匿隅。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迨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绝一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侦生他出，潜投珍饵，馆僮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顾吾褊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僻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又以中日之战，海军败绩，用丛诟厉，伤毁者之例以一概也。作《徐景颜传》曰：

徐景颜，江南苏州人，早岁习欧西文字，肄业水师学堂，每曹试必第上上。筝琶箫笛之属，一闻辄会其节奏，且能以意为新声。治《汉书》绝熟，虽纯史之家，无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参将副水师提督丁公为兵官。壬辰，东事萌芽时，景颜归辄对妻涕泣，意不忍其母。母知书明大义，方以景颜为怯弱，趣之行。景颜晨起，就母寝拜别，持箫入卧内，据枕吹之，初为徵声，若泣若诉，越炊许，乃斗变为惨厉悲健之音，哀动四邻，掷箫索剑，上马出城。是岁，遂死于大东沟之难。

论曰：余戚林少谷都督于大东沟之战，所领兵舰碎于敌炮，都督浮沉海中，他舟曳长绳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绳，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终不就援以死。又杨雨亭镇军军覆威海时，以手枪内龈之间，弹发入脑，白浆溃出，鼻窍下垂径尺许，端坐不仆，日人惊以为神。二公皆闽人，与景颜均从容就义者也。恒人论说，以威海之役，诋全军无完人。至三公之死节，亦不之数矣。呜呼！忠义之士，又胡以自奋也耶。

又作《赵聋子小传》以非相者。其辞曰：

赵聋子，楚人，以相术至闽，三日，闽之荐绅先生集其门，至不可过车马。纳金屏息，听决于聋子。聋子曰“某颐丰寿耋”，群客闻之，皆自摩其颐也。“某准隆位相”，群客闻之，又皆自按其准也。神色惴恐，惟患聋子之诋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当死”，则泪承睫，他客亦蹙然若悯其果死者，更抚其项，审其颊曰“是纹佳，可勿患”，则泪者笑矣。寿夭贵贱，惟聋子一言。聋子诡谲多智，尝阴饰姝丽若贵家者，而至求相。聋子伪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泚而栗，引去，见者大神之。士之应举者麇至，聋子皆许售。闽试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聋子许售已百数。榜木未出，至于更欲有问者，晨款其扉，而聋子以夜去矣。

畏庐曰：有某公者，拥赀巨万，已任方面，事聋子甚恭。聋子策三年必开府，今已后期无验，病挛，不复良行。公恭俭峻整，亲故严惮，无敢陈乞，于聋子特厚。呜呼！聋子亦神于乞矣。

此畏庐初集之文也。晚年名高，好为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矣。初集出，一时购读者六千人，盖并世作者所罕购焉。

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学主文科。尝教学者以作铭之法曰：“铭者，有声之文也，与序事之体异。昌黎为郑君弘之墓志铭曰：‘再鸣以文进涂辟。佐三府治蔼厥绩。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浑璞绝瑕谪。甲子一终反玄宅。’用‘辟’字、‘蔼’字、‘谪’字，不特取其字，亦兼取其声也。顾但用其声，其中无波折停蓄之态，则声亦近枵，读之索然。故每句须用顿笔，用顿笔则断不流利，故有‘拗’字、‘蹇’字、‘涩’字之诀。欧公为安陆侯墓铭，亦用七字。其文曰：‘思无邪，答则庄。蔚然有仪人所望。学而不止久愈彰。铭昭厥美示不忘。’可谓不‘拗’不‘涩’矣，然读之无声响。庐陵散文能至，而有声之铭词未必至。其不能至者，由少拗笔、蹇笔与涩笔也。南宋之词，至白石、草窗，亦皆沉哑，然播以声律，又复悠扬动听，如‘暗香疏影’，字字皆哑，亦字字皆圆。填词小道，尚须沉哑，况铭词高贵，安可以油滑之调出之？至于昌黎作铭时，不作七古之想，故力求蹇涩，正以敛避七古。”又曰：“或以为班固《封燕然山铭》用楚辞体者，非也。楚辞之声悲，而班铭之声沉。楚辞之声抗，而班铭之声哑。其词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载兮振万世。’班氏深知铭体典重，一涉悲抗，便为失体。故声沉而韵哑，此诀早为昌黎所得，为人铭墓，往往用七字体，省去‘兮’字，声尤沉而哑。然此体尤难称，不善用者，往往流入七古。七古在近体中，别为古体，以不佻也，然一施之铭词，则立见其佻。法当于每句用顿笔，令‘拗’，令‘蹇’，令‘涩’，虽兼此三者，而读之仍能圆到，则昌黎之长技也。”纾读书能识古人用心，抉发阃奥。及其老也，虽散文亦以拗笔、蹇笔、涩笔出之，固非其伦，而名亦渐衰。

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盻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与姚永概书》曰：

仆潜蛰京师久，咫尺之地，不与足下相闻。既见足下南归，不居大学。有人言校长不直足下，寻校长亦不见直于学子，且不见直于司学之人，而校长行矣。继其事者不知为谁。然以足下之鸿学方论，宜其不见容于大学也。夫瞢然不审中国四千余年之继绍绝学，则蔽于东人之言，此少年轻剽者所为，虽力攻吾学，而不即隳堕于其手。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饤饾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勿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不敢信也。王、李之相竞以能古，震川先生岿然不之却，而后来古文之绍其传者，未闻以沧溟、弇州为正宗。矧弇州晚年之于震川又何如？震川之痛诋弇州，已不以能古属之，矧今日妄庸之巨子，其道又左于弇州万万也。古人因文以见道，非能文即谓之知道。盖古文之境地高，言论约，不本于经术，为言弗腴，不出于阅历，其事无验。唐之作者林立，而韩、柳传。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欧、曾传。正以此四家者，意境、义法皆足资以导后生而进于古，而所言又必衷之道，此其所以传也。孔孟之徒，传之勿替者，以其善诱也。庄、列恃其聪明，高蹠远步，惟晋人绍之，已而光焰熸然。然庄、列之文，亦岂挦扯饤饾，如今日妄庸之巨子者耶？近者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且党附于目录之家，矜其淹博，谓古文之根柢在是也。夫目录之学，书贾之帐籍也。京师书贾老暮者，叩以宋、明之椠历历然，谓文之有根柢者，必若书贾之帐籍，其可乎？贡父兄弟读书多于欧公，今日《二刘遗集》，宁足与《居士集》并立？矧庸妄之谬种，又左于二刘万万也。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后人尊惜抱为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轶，转辗相承而姚派以立。仆生平未尝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若弗务正，而日以挦扯饤饾，震眩流俗之耳目，吾可计日而见其败。离违久，不得足下之书，故拾其所闻以相语，非斤斤与此辈争短长，正以骨鲠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卧皆弗爽也。

盖卑卑无甚高论，而持唐以前之古为不可法，立说与前殊矣。既不得志于大学，会徐州徐树铮为段祺瑞谋主，以北洋军人魁桀，盗国之钧；自谓有文武才，喜谈桐城之学，以纾三人文章尊宿，遂引之入所办正则学校。一时言桐城者咸得皈依，而纾尤倾心焉，其撰《徐氏评点古文辞类篹序》曰：

总集昉于《文选》，梁以前未有也。昭明创立体例，法严而律精。迨宋之《文苑英华》出，始舍精而贵多，凌杂失统，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诸人，至全卷收入。姚铉辑《唐文粹》，始铲刈繁芜，师承穆修、柳开一派，而独孤常州乃列为正宗。顾衡以退之，尚有间也。燕、许宗汉京，四杰尚骈俪，置韩、柳、李、孙四公于全唐文中，翘然莫肖其类。然非深于文者亦不能别。自是以来，吕祖谦之《宋文鉴》、苏天爵之《元文类》、程敏政之《明文衡》出；谓之备列三朝人之文，可也；谓之鉴别三朝文格之精，不可也。盖必深于文者，始能去取古人之文，若徒备数而取足，则梅鼎祚之《文纪》，合东西晋、南北朝而尽录之，直汇书耳，宁复谓之选本。故茅鹿门之选八家，失之滥收，储同人之选八家，亦未必得其传作。独惜抱先生沉酣于古文近六十年，获成是书，心力瘁矣。蜀中赵尧生侍御，称是书为姚氏学。余曰：“惟姚氏始有是学，他氏恶能有者。”姚氏之文，近于欧、归。夫欧非学韩者耶？韩之变化，不可方物，欧则出之以冲融，顾外融而中矫，如《送徐无党南归序》，其中化单而偶，化偶为单，迹象浑然，读之不辨其为韩也。震川沉厚不及欧，而因事设权，能不自袭其旧，是亦解变化者。惜抱则综二氏之长，潜其脉而永其趣，脉潜则不见其偾张，趣永则弥觉其渊邃，殆所谓阴柔之文也。凡文近于阴柔者，恒深沉而善思，故亦精于鉴别。韩之文，崇义而履忠者，凛乎其阳刚也。叙哀而述情者，粹然其阴柔也。而欧公则寓阳刚于阴柔之中，惜抱近欧而慕韩，故集中所选韩文特多，欧次之，凡余平日所惬于韩、欧者，惜抱则皆录之矣。黎氏、王氏均有续集，黎则古今杂收而不审择，王本专收近人，于桐城之弟子为多，幸皆不悖于法，然其行世仍不如姚选之盛。吾友徐君又铮崇礼姚氏全集，已一一加墨，且集诸家评语标之眉间，间亦出以己意。又铮韬钤中人，而笃嗜古文如此，较余之驽朽为甚矣。夫文评始于《典论》，次则挚虞之《流别》、刘勰之《文心雕龙》，然皆自成一集。至宋明诸老，则务求深解，好作高谈，非毁前人，毛举细事，用矜其识，又铮均不以为可，其刊成是篇，盖发明古人用心所在，用以嘉惠后学者。呜呼！天下方汹汹，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

其所以推姚氏学者甚至。顾徐树铮军人干政，时论不予，而纾称为儒将，或者以莽大夫扬雄《剧秦美新》比之，惜哉。

方清末造，谭诗者既宗宋之西江派，章炳麟既力辟之。而天下之倡宋诗者，如闽县陈宝琛、郑孝胥、侯官陈衍之伦，皆林纾乡人也。顾林纾不以为然，语于人曰：“汉之曹、刘，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六子成就，各雄于一代之间，不但沿袭以成家，即就一代之人言，亦意境各别。凡侈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者也。时彦务以西江立派，欲一时之后生小子，咸为蹇涩之音。有力者既为之倡，而乱头粗服，亦自目为天趣以冒西江矣。识者即私病其鲜味，然宗派既立，亦强名之为涩体，吾未见其能欺天下也。陈后山之诗，犹寒潭瘦竹，光景清绝，性情稍弗近者，即弗能入。妄庸者乃极意张大之，力辟李、杜，惟此是宗。然闽中文人，在嘉、道间咸彬彬能诗，几见为枯瘠之语者。”是纾不惟不主宋诗，且斥闽人之主宋诗者为“妄庸”，如其以“妄庸巨子”之斥章炳麟矣。及其老也，又称：“方今海内诗人之盛，过于晚明，而余所服膺者，则陈伯严、吾乡陈橘叟、郑苏堪而已。”陈伯严者，义宁陈三立，而橘叟则陈宝箴，苏堪则郑孝胥，皆西江派之健者也。按林纾论文不薄六朝，论诗不主江西，不持宗派之见，初意未尝不是。顾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然“侈言宗派，收合徒党，流极未有不衰”，纾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亦盛名之下，民具尔瞻；人之藉重于我，与我之所以见重于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党徒不收而自合，召闹取怒，卒丛世诟。则甚矣，盛名之为累也。或者以桐城家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

未几，绩溪胡适自美国可伦比亚大学卒业归，倡文学革命之论，蕲于废古文，用白话，以民国七年入北京大学为教授，陈独秀、钱玄同诸人和之，斥纾三人为桐城余孽。纾心不平，作小说《妖梦荆生》诸篇，微言讽刺，以写郁愤。又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书曰：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朝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复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变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问难孔子，而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哮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之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燕、环，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

是时胡适之学既盛，而信纾者寡矣。于是纾之学，一绌于章炳麟，再蹶于胡适。会徐树铮又以段祺瑞为奉直联军所败，纾气益索。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妹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然有系于一代文学之风会者固匪细，不可不特笔也。性勤事不少休，晚年卖文、译书外，益肆力作画。自珂罗版书画盛行，虽家乏收藏，不难见古名人真迹。珂罗版者，西法用药水玻璃，照印字画，毫发不爽。纾用得饱临四王、墨井、南田上及宋、元诸大家杰作，骎骎擅能品。沽者麇至，幅直数十饼金，纸绢塞屋，益以版税、版权，岁入巨万。版税者，著作稿书坊代印，每书分其价十之几，版权者，以著作稿售书坊，每千字价若干金，其丰歉一视其人之声誉以为衡，而版税、版权之所饶益，并世所睹记，盖无有及纾者也。纾有书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胁，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作文，左案事暇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也。作画、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然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中年丧妻，置一妾，爱怜少子，而有不克家者。所著《畏庐文集》、《续集》、《诗存》、《笔记》、《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都若干卷。以民国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当其时，与纾为徒而真能绍桐城之学者，马其昶、姚永概为最著。

马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也。幼耽文章，尝请古文义法于同县吴汝纶，汝纶则戒作宋元人语曰：“是宜多读周秦、两汉时古书。”又言：“今天下宿于文者，无过武昌张廉卿裕钊，子往问焉，吾为之介。”赋诗一篇，谐庄杂出，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其昶至江宁，谒裕钊凤池书院。裕钊者，尝受文章义指于湘乡曾国藩，而国藩固服膺桐城姚氏之言勿失者也，既见其昶，则大喜，而相诏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义不苟立，辞不苟措，陈义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辞杂乎凡近，其句调声响，必在在叶乎铿锵鼓舞之节。”又曰：“培其源，无速厥成。善学者，宜俟其自至。”时其昶年二十一，意气迈往，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义无所让也。遂辑《桐城古文集略》而序之曰：

总集盖源于《尚书》、《诗》三百篇，洎王逸《楚辞》、挚虞《流别》以后，日兴纷出，其义例可得而言：萧选务取藻绘，真氏《文章正宗》乃一根于理道，姚宝臣《唐文粹》、吕东莱《宋文鉴》，则意在备一朝文献，三者纂述之大凡也。其或录一郡一邑之文，则皆以备文献者类也。录经世之文，则皆宗于理者类也。标格领奇，如楼迂齐、谢叠山之所为，则皆习于文者类也，由前所为，有裨实用，然旁收泛览，务盈卷帙，或失则芜。由后所为，涂抹古书，品藻狼藉，或失则陋。唐宋以来，作者众矣，而世之治古文者，独取韩、柳、欧、曾、王、苏之作，一二深识之士，又谓明归氏及我朝方侍郎足以继之，岂故隘其途哉？诚慎之也。侍郎为吾邑文学之宗，再传至姚姬传先生，于是遂本其所闻刘学博及世父编修君之绪论，为《古文辞类篹》一书，刊伪砭俗，启示径途，然后学者知由唐宋、秦汉以上溯六经，盖蔚乎大雅之林矣。师友源澜，各有所自，文儒之兴，愈乎他邑。昔戴存庄孝廉与方柏堂先生编《桐城文录》，未就。其昶僭不自揆，有志重辑，惧其复蹈前所陈者之失也。凡所取录，义主于备文献，又必其理高而词尤雅者，起国初到今文三十五家，以类区十二卷，其集佚及所未见者不与。夫论文而至限之一邑，固视天下以不广。然而一邑之文，有非一邑所能私者。后之君子，或欲考论文章体势之正变，学派之流别，庶几其有取焉。

既而名日高，清光绪末，大臣以经明行修荐辟，诏授官学部主事，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刊有《抱润轩集》十卷。义宁陈三立跋其后曰：“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虽以章炳麟之好为诋，而于其昶，亦许为“能尽俗”，次吴汝纶以下焉。其昶澹泊静约，貌庄而气醇。自少于俗尚外慕，一不屑意，而刻苦锐进于学。三十以前，治古文辞，后治群经，旁及诸子史，编摹选述，寻蹑要眇，覃精穷思，如此者数十年如一日。中岁后须发尽白，然神完气凝，老而不衰。年七十几，既老病，肢体不仁，而与人短札，犹力疾自书，密行小楷，无一笔苟者。以民国十九年卒。

同县姚永概者，字叔节，其昶妻弟，其昶文追惜抱，而永概乃似望溪。父濬，诗人也，永概能世其学，而文尤雅澹，刊有《慎宜轩文集》。遣言措意，切近的当，而自轶荡有致，其作《高氏两世家传》曰：

吾友高仲葵，其先世合肥人。大父国兴，以贾来桐城，娶王氏，生一子宝成，年十四而孤。王泣抚之曰：“汝今为无父之儿矣。宁佣于人以活乎，抑欲成门户也？”宝成对曰：“人贵自立，不愿仰食于人。”母子昼夜勤作，家以起。先是国兴两侄延成、玉成留合肥者来相依，王抚之如子，为娶妇，延成无子而卒，玉成生二子曰德元、德魁，以德元嗣延成，王思畀以田，德元意少之，尽窃其田庐契约以逃。时粤贼踞桐城，德元使人谓王曰：“若不三分取一予我，我将献之伪官。”宝成请于母，谓：“是虽吾母子辛苦所得，然身在，何忧无产乎？”听之。王好施与，尝夜行，见遗金，守而还之。宝成性方正，曾拒邻女私奔，抚孤甥成立，授之以田，乡里颇爱敬之。而宝成再娶于魏，亦能承姑及夫志，多盛德。前娶卢遗一女，侧室夏遗一子，子尝病，调护无间昼夜，女自夫家归，见之，大感曰：“母如是视弟，弟与我不视母如所生，是殆非人。”德元既以挟得资，旋死，其母郑孑无所依，魏仍奉之归，一忘前吝。德魁瘿痼疾，亦死，有子甫七月，将鬻之矣，魏闻之曰：“吾家门户单弱，奚忍听之。”亦引之归，抚育成立。其行事率类此。尤爱重读书人，携仲葵移居仲勉家，见仲勉所为则大喜，命其子拜仲勉为师，故仲葵终身事仲勉如严兄，而师事柏堂先生，友伦叔、常季、通伯及余兄弟，恳恳乎质行君子，不敢背母兄也。今仲葵老矣，终母葬已数年矣，时时泣思，详述两世事实，授永概使记之，因撮举大端著于篇。独是永概少失母，先君子免丧亦已数年，教训在耳，行己多负，视仲葵之举足不忘其先，负愧曷既。读其叙两世事略，发汗沾衣也。

论者谓容与闲易，有桐城诸老风，不似林纾气矜之隆，有艰难劳苦之态也。纾亦心折焉。作《慎宜轩文集序》曰：

方沧溟、弇州之昌于明也，天下文章宗匠，若无敢外二子而立，而震川则恂恂于崐山，以老孝廉起而与抗，二子卒莫之胜者，固不能以淫丽者蔑天下之正宗也。袁、赵、蒋三家之昌于乾嘉之间也，浮嚣者群呴而知之，阳湖诸老复各树一帜，争为长雄。惜抱伏处钟山，无一息曾与之竞，不三十年间，诸子光焰皆熸，而天下正宗尊桐城焉。归、姚二公岂蓄必胜之心，而古文一道又岂为竞胜之具，然人卒莫胜者，载道之文，固非句绘章者之所能掩也。今庸妄巨子，饤饾过于汪伯玉，哮勃甚于祝枝山，用险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赝力，斥桐城不值一钱，而无识之谬种，和者声彻天，余则以为其才不能过伯玉，而其顽焰所张又未能先枝山也。吾友桐城姚君叔节恒以余任气而好辩，余则曰：“吾非桐城弟子，为师门作捍卫者。”盖天下文章，务衷于正轨，其敢为黔黑凶狞之句，务使人见而沮丧者，虽扬雄氏之好奇，不如是也。昌黎沉浸于雄文，然奇而能正，盖得其神髓，运以关轴，所以自成为昌黎之文。惟《曹成王碑》好用奇字，乃转不见其奇。彼妄庸之谬种，若独得此秘，用之以欺人，吾亦但见黔黑凶狞而已，不知其所言之为文也。叔节家世能文，为惜抱之从孙，所著《慎宜轩文》若干篇，气专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叔节之言曰：“刘孟涂，桐城人，乃其文固不肖桐城也。”余谓孟涂之文，吾乡张松寥已力诤之矣。得桐城之嫡传者，惟上元梅曾亮，顾其山水游记则微肖柳州。夫学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异也。曾子固文近刘更生，而《道山亭记》亦与柳州为近，盖既深于文，固无所不可，叔节知孟涂，则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长。夫能用其所长者，桐城之长也。用桐城之长，则决不为黔黑凶狞之句，可决矣。今日微言将绝，古文一道，既得通伯，复得叔节，吾道庶几不孤乎。因乐为之序而归之。

其大恉在崇永概以斥章炳麟。而永概之兄曰永朴者，字仲实，亦能文，与永概齐名。永概尝语人曰：“余同母兄弟三人，伯也早世，不竟其学，惟仲实及余存。余好为诗歌古人辞，而治之不专精，不如仲实耽于书，数十年如一日，每见辄用自惭。”因跋永朴《蜕私轩诗文经说后》曰：

往岁吾与兄仲实同治诗、古文辞，挂车山中，其后客游南北，仲实志读经三十余年，不立门户，视唐如汉，视宋、元、明亦如唐，博稽而约取，会通众说，有不安乃下己意。盖传经者必守师说，治经则取其通而已。或问即墨郑君杲：“今世为汉学者有几人乎？”郑君曰：“吾未见也。然如仲实者，舍读书无他营，舍经无他书，虚心以求真是，将终其身焉，其殆庶欤。”仲实诗文驯雅，有法度可诵，皆有为而作。其经说凡屡易稿，多至数十卷，今存者三卷。既老，居京师，教授久，从游者众，人稍知之，而真窥其涯涘者罕。近汇其诗一卷、文四卷，合付印，将待其人而与之。忆光绪壬辰、癸巳间，仲实客旅顺，泰兴朱铭盘见其书，大惊曰：“吴越士夫有此，早取声名一世，君乃掩覆不肯襮，今日见古人矣。”因投诗订交，而仲实意落落也。吾文不足发仲实所得，姑举郑君语及铭盘事记于目后云。

世之诵永朴书者，咸谓永概不虚誉其兄也。永朴、永概咸以高文雅望膺京师大学文科教授。永朴因著《文学研究法》，每成一篇，辄为诸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其发凡起例，盖仿之刘勰《文心雕龙》，而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焉。既不得志于京师大学，则入徐树铮之正则学校，树铮又败，永朴、永概相偕南归，永概以民国十四年卒。永朴旋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而文章意气亦衰矣。

二、诗

中晚唐诗

樊增祥　易顺鼎　附僧寄禅

方今之世，文有古今之殊，而古文之中，又有魏晋、齐梁与唐宋之分，所谓歧之中又有歧焉。惟诗亦然。独文则唐与宋不分派，而诗则所谓同光体者，又喜谈宋诗，以别于中晚唐一宗焉。

近来诗派大别为三宗：清季王闿运崛起湘潭，与武冈邓辅纶倡为古体，每有作皆五言，力追魏晋，上窥《风》、《骚》，不取唐宋歌行近体，辅纶《白香亭诗》，高秀出《湘绮楼》之上。闿运自谓学二陆至曹、陶，已无阶可登，而辅纶和陶冲澹微远，深哜神味。衡阳曾熙学诗辅纶，又奉手闿运，述二人教学诗之法曰：“拟古而已。”盖以为六朝诗人皆有拟古之作，惟其能与古合，斯能与古离也。武林诗人陈锐，字伯弢，为闿运弟子，著《碧斋论诗》，称曰诗中之圣。而自为诗，初学汉魏选体，晚乃脱然自立，思深旨远，虽时嫌生硬，尚不失为楚人之诗也。是王闿运为一大宗。南皮张之洞总督两湖时，尝谓：“洞庭南北有两诗人，壬秋五言，樊山近体，皆名世之作。”樊山者，恩施樊增祥也。早岁崇清诗人袁枚、赵翼，自识之洞，乃悉弃去。从会稽李慈铭游，颇究心于中、晚唐，吐语新颖，则其独擅。龙阳易顺鼎，固能为元、白、温、李者，于是流风所播，中、晚唐诗极盛，然学者颇多而佳者卒鲜。何者？盖此体易入而难精造也。至同光体者，闽县郑孝胥之伦，所为题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出入南北宋，标举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亦一大宗也。此宗又分为两派：一派为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以下逮贾岛、姚合，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严羽，元之范椁、揭徯斯，明之钟惺、谭元春之伦，洗练而烹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此一派当以郑孝胥为魁垒，其同县陈宝琛，亦此中之健者。而五言佐以孟郊，七言参以梅尧臣、王安石及金之元好问，斯则郑孝胥之所独矣。孝胥尝语学六朝诗者曰：“六朝诗非不佳妙，第陈陈相因，生意索然耳。”盖学六朝者，能入而不能出，或不失古格而罕出新意。此固孝胥之所不许也。其一派生峭奥衍，自《急就章》、《鼓吹词》、《铙歌十八曲》以下逮韩愈、孟郊、樊宗师、卢仝、李贺、梅尧臣、黄庭坚、谢翱、杨维桢、倪元潞、黄道周之伦，皆所取法，语必惊人，字忌习见，此派推义宁陈三立为巨子，而嘉兴沈曾植作诗喜用僻典，与三立之好用奇字又少异焉。

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父燮，官湖南永州协副将，酣饮不事事，巡抚骆秉章将劾之，而湘阴左宗棠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燮恐，谒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诟让燮。燮负武官至红顶矣，亦惭怒，相诟唾而出也，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官，归谓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天性聪颖，美姿容而工为文章，游于京师，会稽李慈铭称其才。中光绪丁丑进士，出补陕西渭南县知县，能听断，吏民甚畏爱之。累官陕西、江宁布政使。诗尤有名，顾惊才绝艳，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易好。自言：“少喜随园，长喜瓯北，请业于张广雅、李越缦，心悦诚服二师，而诗境并不与相同。”越缦者李慈铭，而广雅即张之洞也，尤为之洞所识拔。之洞年七十，增祥方布政陕西，以文二千余言寿之，为俪体，用电报分日拍发告之洞，中有四句云：“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盖之洞志大而才疏，任督抚四十年，凡所兴作，多谋少成，而耗费巨万万，一时有“国家败子”之目也。之洞以其极意斡旋，大声琅诵数过，击棹呼曰：“云门诚可人哉。”增祥又以之洞禁士夫为文用新名词，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隶事稳称，亦为之洞激赏者也。顾增祥所自喜者在诗，尤雅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疑雨集》不足道也。赋前后《彩云曲并序》最工。其辞曰：

傅彩云者，苏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沪上，艳名噪一时。某学士衔恤归，一见悦之，以重金置为簉室，待年于外，祥琴始调，金屋斯启，携至都下，宠以专房。学士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至英，六珈象服，俨然敌体。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长欧洲，尊无与并。彩出入椒庭，独与抗礼，尝偕英皇并坐照象，时论荣之。学士代归，从居京邸，与小奴阿福奸生一女，学士逐福留彩，寝与疏隔。俄而文园消渴，竟促天年。彩故与他仆私，至是遂为夫妇，居无何，蓄略尽，所欢亦殂，仍返沪为卖笑计，改名曰赛金花。苏人公檄逐之。转至津门，虽年逾三十，而艳名不减畴昔。己亥长夏，与客谈此事，因记以诗。先是学士未第时，为人司书记，居烟台，与妓爱珠有啮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与珠绝，珠冤痛累日，竟不知所终。今学士已矣，若敖鬼馁，燕子楼空，唱金缕者，出节度之家，过市门者指状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报李十郎乎？余为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愿知之者不为，而为之者不惑耳。”

姑苏男子多美人，姑苏女子如琼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聪明。自从西子湖船住，女贞尽化垂杨树。可怜宰相尚吴棉，何论红红兼素素。山塘女伴访春申，名字偷来五色云。楼上玉人吹玉管，波头桃叶倚桃根。约略鸦鬘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头，钗梳早入妆楼记。北门学士素衣人，踏球场访玉真。直为丽华轻故剑，况兼苏小是乡亲。海棠聘后寒梅喜，侍中居外明诗礼。两见泷冈墓草青，鸳鸯弦上春风起。画鹢东乘海上潮，凤凰城里并吹箫。安排银鹿娱迟暮，打叠金貂护早朝。深宫欲得皇华使，才地容斋最清异。梦入天骄帐殿游，阏氏含笑听和议。博望仙槎万里通，霓旌难得彩鸾同。词赋环球知绣虎，钗钿横海照惊鸿。女君维亚乔松寿，夫人城阙花如绣。河上蛟龙尽外孙，虏中鹦鹉称天后。使节西持娄奉章，锦车冯镣亦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盘敦双龙赠宝星。双成雅得君王意，出入椒庭整环佩。妃主青禽时往来，初三下九同游戏。装束潜将西俗娇，语言总爱吴娃媚。侍食偏能厌海鲜，投书亦解翻英字。凤纸来镜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宽。谁知坤媪山河貌，只与杨枝一例看。三年海外双飞俊，还朝未几相如病。香息常教韩寿闻，花枝每与秦官并。春光漏泄柳条轻，郎主空嗔梁玉清。只许丈夫驱便了，不教琴客别宜城。从此罗帐怨离索，云蓝小袖知谁托。红闺何日放金鸡，玉貌一春锁铜雀。云雨巫山枉见猜，楚襄无意近阳台。拥衾总怨金龟婿，连臂犹歌赤凤来。玉棺昼下新宫启，转麈玉郎长已矣。春风肯坠缘珠楼，香径还思苧罗水。一点奴星照玉壶，樵青婉娈渔童美。穗帷犹挂郁金堂，飞去玳梁双燕子。那知薄命不犹人，御叔子南先后死。蓬巷难栽北里花，明珠忍换长安米。身是轻云再出山，琼枝又落平康里。绮罗丛里脱青衣，翡翠巢边梦朱邸。章台依旧柳，琴操禅心未许参。杏子衫痕学宫样，枇杷门榜换冰衔。吁嗟乎。情天从古多缘业，旧事烟台那可说。微时菅蒯得恩怜，贵后萱芳都弃掷。怨曲争传紫玉钗，春游未遇黄衫客。君既负人人负君，散灰扃户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缕衣，买花休买马塍枝。彩云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诗》。

某学士者，吴县洪钧，光绪间，出使英、俄、德、奥诸国者也，故增祥以洪容斋影之，尝语人曰：“祸水何能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楼者，可以彩云为鉴。”厥后彩云以庚子入京，会八国联军至，统师者德国瓦德西，则彩云前媵洪钧出使时所私昵也，至是重续坠欢，侍瓦居仪鸾殿。尔时联军驻京，惟德军最酷。留守诸大臣结舌坐视，莫之谁何。而彩云则言于瓦，止其淫掠。又曰：“琉璃厂，中国数千年文物之所萃也，幸毋毁。”凡瓦之欲使中国过于难堪者，彩云必争之。迨议赔款，则抑减其数，而于是朝局之斡旋，民生之利赖，不在诸公之衮衮，而系彩云之纤纤。此可谓中国奇耻极辱也。然士大夫之向诅骂者，一转而颂彩云之能效忠于国矣。虽然，彩云则何知。一日，谓瓦曰：“中国之蒐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是出焉。”瓦用其言，乃于金台书院集诸生而试之，示期县榜如制，文题“以不教民战”，试题“飞旆入秦中”。试之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定甲乙，考得奖金者，咸欣然有喜色。自此事出，而向之誉彩云者，颂声未歇，又或大诟以为丧心辱国也。增祥乃著《后彩云曲》以叙其事，可以觇国势之不竞，世变之凌夷焉。其辞曰：

纳兰昔御仪鸾殿，曾以宰官三召见。画栋珠帘霭御香，金床玉几开宫扇。明年西幸万人哀，桂观蜚廉委劫灰。虏骑乱穿驿道走，汉宫重见柏梁灾。白头宫监逢人说，庚子灾年秋七月。六龙一去万马来，柏林旧帅称魁杰。红巾蚁附端郡王，擅杀德使董福祥。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获池鱼殃。瓦酋入据仪鸾座，凤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胜贪财，桂殿秋清少眠卧。闻道平康有丽人，能操德语工德文。状元紫诰曾相假，英后殊施并写真。柏灵当日人争看，依稀记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琼华岛畔邀相见。隔水疑通云汉槎，催妆还用天山箭。彩云此际泥秋衾，云雨巫山何处寻。忽报将军亲折简，自来花下问青禽。徐娘虽老犹风致，巧换西装称人意。百环螺髻满簪花，全匹鲛长拂地。雅娘催下七香车，豹尾银枪两行侍。钿车遥遵辇路来，袜罗果踏金莲至。历乱宫帷飞野鸡，荒唐御座拥狐狸。将军携手瑶阶下，未上迷楼意已迷。骂贼还嗤毛惜惜，入宫自诩李师师。言和言战纷纭久，乱杀平人及鸡狗。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胠箧休探赤仄钱，操刀莫逼红颜妇。始信倾城哲妇言，强于辩士仪秦口。后来虐婢如蝮虺，此日能言赛鹦鹉。较量功罪相折除，侥幸他年免缳首。将军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钗泽。普法战罢又今年，枕席行师老无力。女闾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须亲虎额。不随槃瓠卧花单，那得驯狐集金阙。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火马飞驰过凤楼，金蛇舕燔鸡树。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袴。小家女记入抱时，夜度娘寻凿坏处。撞破烟楼闪电窗，釜鱼笼鸟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别馆离宫住。朝云暮雨秋复春，坐见珠槃和议成。一闻红海班师诏，可有青楼惜别情。从此茫茫隔云海，将军颇有连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遥识军中妇人在。有罪无功损国威，金符铁券趣销毁。太息联邦虎将才，终为旧院蛾眉累。蛾眉终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弹破时。白门沦落归乡里，绿草依稀具狱词。世人有情多不达，明明祸水褰裳涉。玉堂鹓鹭愆羽仪，碧海鲸鱼丧鳞甲。何限人间将相家，墙茨不扫伤门阀。乐府休歌杨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妇，青裙来往春申浦。北门学士最关渠，西幸丛谈亦及汝。古人诗贵达事情，事有阙遗须拾补。不然落溷退红花，白发摩登何足数。

读者至以比清初吴伟业之《圆圆歌》，而后曲有当诗史，剧胜前曲。嘉兴沈曾植以为的是香山，不只梅村者也。增祥为诗甚捷疾，案头诗稿，用薄竹纸订厚百余页，蝇头细字，下笔数行，极少点窜，不数月又易本矣。友人侯官陈衍尝辑《师友诗录》，以增祥之诗多而选难，欲于往来赠答之外，专选其艳体诗，而为之辞曰：“后人见云门诗者，不知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狭斜游者耶。”知者谓此语实录，而或称其轶荡者讹也。生平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见人用眼前习见故实，曰：“此乳臭小儿耳。”作诗万首，而七律居其八九，次韵叠韵之作尤多，无非欲因难见巧也。为文绮丽称其诗，所作《西溪泛舟记》尤工。辞曰：

十月既望，樊子与客自广雅书院归，经采虹桥，循溪而南，适有小航，帆楫新净，角巾共载，柔橹乍鸣。于时林日已欹，晚潮方至，溯流东去，迟重若牛，顾以徐行，益惬幽赏。是溪也，近带西村，远襟南岸，水皆缥碧，滑若琉璃，即古所称荔枝湾也。背山临流，时有聚落，环植美木，多生香草。榕楠接叶，蕉荔成阴。风起长寒，日中犹暝。幽溪蓄翠，深逾百重之云；片叶新红，靓于十五之女。萧闲看竹，宛转逢鸥。嘉客与偕，清谈逾肆。秋鲈不鲙，自成笠泽之游；林鸟忽惊，有甚虎溪之笑。入麻源之三谷，过南园之五桥。药草交乎蓬窗，垂杨拂其帆席。爰自虹桥，达于珠江，美荫清流，可五六里。竹篱映水，寒菜平畦。珠儿总角，已习画船；越女媚颜，每临烟浦。盖隐秀之致深，而车骑之尘远矣。方舟入江，风帆转健。绮罗烟水，远带轻霞；金碧楼台，俯临明镜。栖鸦点点，柳翠新黄；官马萧萧，沙堤雪净。连樯若筱，比屋成鳞。层城楼橹，若龙唇之嘘云；远浦琛航，杂蛮獠而互市。言经沙面，遂薄海珠。故将祠新，古台砖圯。仙云四合，起瑶岛于中间；璧月双晖，与金波为上下。瞻言花屿，何异蓬山。广州士庶丰昌，物华茜丽。珠帘齐下，但闻琵琶之声；绛河一曲，悉是胭脂之水。窗栉比，画舫连环。月胁横穿，风心屡荡。百缣以外，始买春宵；十里之间，惟闻香麝。晓钟欹枕，未是迟眠；斜日梳鬘，犹为早起。氍毹贴地，翡翠为屏。茶坞香云，酒槽金楫。青灯夜月，昼桡金楫，落别浦之惊鸿；红袖雕栏，盻过楼之秋雁。亦足极选佛之娱，续游仙之梦。花市已遥，兰舟遂。香皋路暗，水阁灯明。回睇江天，但余烟雾。良游无述，俊赏将渝。眷此江山，写以金粉。

盖侔色揣称，如唐人小赋焉。然增祥诗特工，近代诗人，其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增祥者。入民国，为退宦诗人，寓都下，文酒过从，与周树模少朴、左绍佐笏卿号楚中三老。而并时楚人中，及与增祥同举秀才者，只左绍佐一人而已。绍佐，应山人，一字竹勿，于清季官广东雷琼道，有政声，诗词均戛戛独造。所为日记，密行精楷，数十年如一日。诗在昌黎、东坡之间，与增祥不同，而交期极笃。增祥有与笏卿论诗长歌，其词曰：

君不见兰子七剑两手中，中有五剑常在空，巧手能虚以运实，开凿浑沌皆玲珑。又不见单父种花骊花宫，万花颜色无一同，匠心能以素为绚，坐使枯寂回春风。兵家在以少克众，权家在以轻起重。道家在以静制动，诗家在以独胜共。能言人所不能言，如山出灵无不宣。能圆人所不能圆，如月三五悬中天。百汲不竭井底泉，任烧不绝香上烟。百花酿作酒一甔，百药炼成丹一丸。五味入口取其甘，五色入目取其鲜。五声入耳取其和，惟貌不独取其妍。取之杜、苏根底坚，取之白、陆户庭宽。取之温、李藻思繁，取之黄、陈奥窔穿。言之有物饼中馅，裁之成幅机中练。视之无迹水中盐，出之则飞匣中剑。无意何能作一经，无笔何以役万灵？无才何以笼群英，无学何由跻老成？无法何所谓尺绳，无事何足为重轻？一字不安众所议，八面受敌谁不能。老笏杂言昨挑战，意亦学韩通其变。六十余年穷生活，为君一骋雕龙辩。诗林籊籊百尺竿，老年进步如少年。学我者死殊不然，果如我语诗其仙。

增祥之诗，缉裁巧密，尤工隶事，而论诗乃贵虚以运实，素以为绚，不独取其妍而已。尤不拘拘宗派，每语于人曰：“向来诗家率墨守一先生之集，其他皆束阁不观，如学韩、杜者必轻长庆，学黄、陈者即屏西昆，讲性灵者，则明以前之事不知，尊选体者，则唐以后之书不读。不知诗至能传，无论何家，必皆有独到之处，少陵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也。人所处之境，有台阁，有山林，有愉乐，有幽愤。古人千百家之作，浓淡平奇，洪纤华朴，庄谐敛肆，夷险巧拙，一一兼收并蓄，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吾即因以付之，此即所谓八面受敌，人不足而我有余也。所蓄既富，加以虚衷求益，旬煆季炼，而又行路多，更事多，见名人长德多，经历世变多，合千百古人之诗以成吾一家之诗，此则樊山诗法也。”初取径于中、晚唐，而晚年亦为宋诗，《与苏堪冬雨剧谈》之作，瘦淡仿郑孝胥体，不为侧艳。而孝胥和诗，亦备极倾倒之辞曰：

久于南皮坐，习闻樊山名。老矣始一见，赵璧真连城。落笔必典赡，中年越峥嵘。才人无不可，皎若日月明。春华终不谢，一洗穷愁声。南皮夙自负，通显足胜情。达官兼名士，此秘谁敢轻。晚节殊可哀，祈死如孤茕。其诗始抑郁，反似优平生。吾疑卒不释，敢请樊山评。

尝序伯严诗，持论辟清切。自嫌误后生，流浪或失实。君诗妙易解，经史气四溢。诗中见其人，风趣乃隽绝。一语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会心可忘言，即此意已达。

穷愁固易工，忧患宁爱好。奋飞抉世网，结习犹烦恼。午怡论诗骨，见谓饥不饱。心知小潺湲，河海愧浩渺。何期樊山老，闽荔喻益巧。荔甘而诗涩，唐突天下姣。庶几比谏果，回味得稍稍。嗜涩转弃甘，攒眉应绝倒。原注：夏午诒赠诗云“世人无此骨，餐之不疗饥”。

说者谓能传增祥生平，不仅足征此日之诗派焉。顾增祥自负一代诗伯，从不轻许可人诗。某甲自负能诗，每对增祥诵所作，增祥不耐，一日嗤以鼻曰：“君诗多不协韵，且误用故事，于他人尚不应如此，矧向余卖弄，尤可不必。”甲面发赤，谢曰：“小子学殖荒落以致此也。”增祥抚掌狂笑曰：“田无一草，不得言荒，树无一果，奚所用落。君胸无点墨，犹之无草之田，无果之树，何荒落之有。”甲不胜惭，发怒。增祥不顾也。独诵龙阳易顺鼎之《初至关中》诗，则倾倒备至，如“翠华西幸周王骏，紫气东来李叟牛”，“关百二重秦代月，宫三十六汉时秋”，“云从武帝祠边散，雨自文王陵下来”，“城堞雉连秦晋树，关门牡绣汉唐苔”，评云：“精丽无匹。”“何忍呼他为祸水，尚思老我此柔乡”，评云：“绮艳。”“流残清灞无情水，画出阿房不霁虹”，评云：“名句。”集句之“词客有灵应识我，好云无处不遮楼。河山北枕秦关险，故国东来渭水流”，评云：“巧匠运斤。”谭者诧为得未曾有。然顺鼎意殊不足，语于人曰：“余《初入关中》诗，精丽绮艳者，宁止此。如：‘瑶池雪作帘前水，玉井花为槛外峰。《三辅黄图》天下壮，九州黛色此间浓。'‘行人立马罗敷水，仙客乘鸾玉女祠。天地魂销还有我，汉唐才尽久无诗。'‘渭城小雪如朝雨，秦地残云似美人。一百二重愁望远，五三六点欲催春。’诗虽不多，而无一联不簇簇生新，戛戛独造。试向渔洋《菁华录》中觅之，恐欲求如此之一联，亦未必可得也。”顺鼎《咏古诗六十首》，偕增祥作，盖仿西昆体而为之者。增祥甚赏宋仁宗“西夏不过鳞甲患，长秋微惜爪痕伤”一联。顺鼎曰：“樊山未为知言。余自评以《诸葛武侯》一联为第一。其联云：‘万牛回首因龙卧，三马惊心为虎来。’盖咏武侯诗无人不用龙典，而用虎典者，止余一人，可谓工巧精切矣。《孙伯符》一联云：‘小弟坐分三足鼎，大乔方称并头花。’有此惊才，当为第二。《唐明皇》一联云：‘三郎枉自除安乐，四纪何曾保莫愁。’天生巧对，竟无人对过，当为第三。此外则《西楚霸王》云：‘早知秦可取而代，晚叹虞兮奈若何。霸业祖龙分本纪，诗才妾马入悲歌。’又一首两联云：‘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无命说从龙。咸阳宫阙须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第四句自谓奇绝横绝，非如此不能将项羽为人写出。项王可爱，此诗亦可爱，当为第四。《虞姬》云：‘死怜斑竹湘妃庙，生笑桃花息国词。良史他年如作传，美人当日定能诗。’当为第五。《张丽华》云：‘鸡台梦尚愁高颎，马嵬诗应怨郑畋。’咏张丽华断无人能用郑畋典，当为第六。《明太祖》云：‘开国不能降保保，复仇岂意仗圆圆。’当为第七。至如《汉高祖》之‘公然亭长能为帝，奇绝英雄不读书’，《文帝》之‘宣室客来湘水外，露台金出邓山余’，《贾生》之‘黄老学兴儒术废，苍生对易鬼神难’，《光武》之‘上界星辰都作将，故人天子不能臣’，《刘聪》之‘生比季龙先作帝，死同擒虎尚称王’，《晋元帝》之‘半壁江山牛易马，渡江人物鲫随龙’，《王猛》之‘家在第三峰下住，孙于重五日间生’，《隋文帝》之‘普六非常知最早，独孤误我悔应迟’，《罗隐》之‘偕郑五终唐雅颂，讨朱三合鲁《春秋》'，《宋太祖》之‘水色碧时留寡妇，火光红处产孩儿’，《神宗》之‘面垢臣思追孔子，颡宽君本类高辛’，较之西昆诸公以一二联脍炙千古者何如。”时两宫西狩，而顺鼎以道员领行在所转运也，闻者咋舌，以为顺鼎之磊落自喜，轶增祥矣。增祥以民国二十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北平。年八十六，遗诗三万篇。

顺鼎字仲硕，一字实父，自署曰忏绮斋，又自号眉伽，晚署哭庵，湖北龙阳人。父佩绅，累官江苏布政使。顺鼎天生奇慧，有神童之目，自谓张梦晋后身，又自谓张船山、张春水后身，以为王子晋再世为王昙首，三世为梦晋，四世为船山，五世为春水，实则春水及见船山，焉得为其后身？不过天性诡诞，托所心好者以自夸异耳。十五岁补诸生，刻诗词各一卷，曰《眉心悔存稿》。其七言律句如“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秋月一丸神女魄，春云三折美人腰”，“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美人身”，“飞龙药店输金屋，走马兰台感玉溪”，“仆本恨人犹仆仆，卿须怜我更卿卿”，七言乐府诸篇如“冰蟾走入谁家楼，唤起楼中无限愁”，“貂裘公子气如虹，十万金钱掷秋雨”，及《七夕篇》之“红泪流成无定河，香肩倚倦长生殿”等句，皆传诵一时，称曰才子。十六岁，随父贵东道古州任所，有容园，以榕得名，得句云：“日斜花外红如此，人立榕阴碧欲无。”中光绪丁丑举人，时年十七，以是年冬应礼部试北上，取道江南，骑一卫冒大雪入南京城，遍访六朝及前明遗迹。一日中成《金陵杂感》七律二十首，其警句如“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淘残旧院如脂水，住惯降王没骨山”，“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衰柳绿连三妹水，冰枫红替六朝花”，“如此江山奈何帝，误人家国宁馨儿”，哀感顽艳，亦有口能诵者也。忠州李士芬号能诗，为湘乡曾国藩总督两江时所称，读《金陵杂感》诗有一联云“蒋侯死去留青骨，江令生还负黑头”，谓曰：“何不改‘蒋侯死去留青史’？”顺鼎举蒋子文青骨成神事告之。士芬大叹服，因赠诗云：“烂熟南朝史，澜翻东海波。”其为老辈折服有如此者。尝问业于王闿运。闿运诧叹，与湘乡曾广钧并称两仙童，顾不然其诡诞，讽以书曰：“海内有如祥麟威凤，一见而令人钦慕者，非吾贤与重伯耶？曾广钧字重伯然亦惹非笑，不尽满人意者，重伯好利，仲硕好名故也。好名，不独好忠孝之名，即母姊皆仙，白吕神交，皆是浮名。见诸行事，害不及人，故无妨也。笔之于书，有目共见，则生同异矣。同必有异，异则必损名，强为无伤，人必伤之。故吾为仙童之说，谓夫仙童有玉皇香案者，兄日姊月，所见美富，土苴诸天，遗弃一切，是上等也。有幽居岩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则老虎亦为可爱，金银无非炫耀，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请贤择于斯二者。”顺鼎发书不为意也。自负才气，会中日战起，我军败绩，顺鼎慷慨上书论事，不省，则间关航海走台湾，欲赞刘永福军，为海外扶馀，既至，见事已不可为，乃脱身归国。时论推为气节功名之士。年三十，以同知候补河南，骤冀大用，不得，志意牢落，有句云：“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兼糟。”沉滞无所事事，如是者六年，遂弃官，入浙，访诗僧寄禅，偕游普陀山，赋诗，得“海是空王泪，云为织女槎”，“三代以前无贝叶，六经而外有芙蓉”释典有《莲华经》，《离骚》注“芙蓉一名莲华”，“龙来拜佛成童子，客到游山变女人”诸句，自以为奇隽。溧阳狄平子者，常喜以禅论学，见之叹曰：“蕴含万有，超妙极矣。”然以名士谈禅，未空色相，不如寄禅一律曰：“到此弥知佛理深，普门日夜演潮音。莲为大士出尘相，海是空王度世心。今古沧桑从变幻，鱼龙多少任浮沉。喜游华藏庄严刹，吐我生平浩荡襟。”可谓聿浚道源，得未曾有。不仅禅门本色，不染一尘也。寄禅者，本湖南姜畬黄姓农家子。幼孤贫，为人牧牛。十余岁时投山寺出家为僧，燃两指供佛，故又号八指头陀。具宿慧，能为诗，初不识字，以画代诗，不知壶字，辄画壶形，自言：“初学为诗，甚苦。其后登岳阳楼，忽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来。’灵机偶动，率尔而成，不谓竟得诗奥。”其后僧众推主长沙上林寺，为士大夫所礼重，独叶焕彬郋园谓之曰：“工诗必非高僧。古来名僧，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齐己、贯休，宋之九僧、参寥、石门，诗皆不工，而师独工。其为僧果高于唐宋诸人否耶？”寄禅不服。焕彬书楹联赠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论，中唐音变九僧诗”之句，亦谓其诗自工而僧固不高也。主上林方丈一年，童童仆仆，无一日顷闲。焕彬又举吴薗次讽大汕之语语之曰：“和尚应酬杂遝，何不出家？”寄禅笑颔之，不能答。辞上林席，还姜畬，宿杨度晳子山斋。度出屏纸，强其录诗，十字九误，点画不备，窘极大汗，书未及半，言愿作诗以求赦免。度许之，命题击钵，洪编立成。后游天台，得“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压是天痕”一诗，莫不称诵。未几，主天童方丈，作《白梅诗》，远近传写，呼之曰白梅和尚。一日下山，睹流水，憬然有悟，为诗曰：“流水不流花影去，花残花自落东流。落花流水初无意，惹动人间尔许愁。”入民国，湘中寺产为党人所据，寄禅被推为中国佛学会会长，以二年入京请愿发还，与内务部主管司长某言语抵牾。某怒，起掴其颊。寄禅归所主法源寺，一夕，愤懑而死。杨度则收其平日诗文遗稿，付刊行世，都十九卷，曰《寄禅上人集》。其诗大抵清空灵妙，音旨湛远，以视顺鼎，一清一艳，有人间天上之别。顺鼎溺于绮语，不能出。少年之作，如“星光忽堕岸千尺，水气平添波一层”等句，绮障日深，不可复睹矣。又入庐山，于三峡涧上筑琴志楼居之，若将终身，而幽优侘傺，中丧其母，乃作《哭厂传》以见其意曰：

哭厂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厂幼奇惠，五岁陷贼中，贼自陕、蜀趋郧、襄，以黄衣绣葆缚之马背，驰数千里，遇蒙古蕃王大军，为骑将所获，献俘于王。哭厂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书王掌。王大喜曰：“奇儿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县令，使送归。十五岁，为诸生，有名。十七岁举于乡。所为诗歌文词，天下见之，称曰才子。已而治经，为训诂考据家言，治史，为文献掌故家言。穷而思反于身心，又为理学语录家言。然性好声色，不得所欲，则移其好于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业。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弃去，筑室万山中，居之，又弃去。综其生平二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称为神龙。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哭厂平时谓天下无不可哭，然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为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后而已，自号曰哭厂。

好为恢诡，素性使然。而闿运则重诒以书曰：“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厂。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昌，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闿运言不见重，亦自恨无整齐风纪之权，坐睹当代贤豪流于西晋，五胡之祸，将在目前。因君一发之，毋以王夷甫识石勒为异也。”独两湖总督张之洞爱其才，又伤其不遇，意颇怜之。招入幕，又畀以两湖书院分教，亦不自得。二十五年冬，以大臣荐召见，意气发舒，赋《纪恩》诗，有句云：“金掷民膏二万万，珠含天泪一双双。”盖慈禧皇太后谕中日战败，赔款巨万，为之泪下也。此联盛传都下，谓二万万极不易对，而顺鼎以一双双对之，可谓神通狡狯矣。又有句云：“股肱周室留黄发，羽翼商山进紫芝。”不十日而立大阿哥，以尚书崇绮为师傅，说者谓建储为顺鼎所请，而商山四皓有绮里季，即影师傅崇绮也。其《上宰相王文韶》诗云：“北虏亦知司马相，南人都是卧龙儿。太皇太后嘉申国，天上天孙福子仪。”《荣禄》诗云：“心捧九重双日月，手携二十八星辰。庙堂范老寒西夏，帷幄留侯定奉春。”皆谀非其实，而顺鼎脱口无惭。《上荣禄》诗又有句云：“行地中犹洪水抑，措天下若泰山安。”时增祥在荣禄幕，为言相公亟赏此联。顺鼎夸称以为荣，士论薄之。一出为广西右江道，将出都，有句云：“新词欲赋《贺梅子》，他日应呼易柳州。”以右江道治柳州也。樊增祥调以诗，有“好收侧贰作蛮姬”之句。顺鼎和韵云：“已办腰刀思杀贼，未留须戟为谋姬。”或诘谋姬何意，顺鼎曰：“谋字有二解，与姬谋，一解也，谋纳姬，一解也。”闻者大笑。既抵官，无所展布，寻为两广总督岑春萱劾罢，遂以不振，而益肆力于为诗。

顺鼎诗才绮绝，自少至壮，所作将万首，尤工裁对，与樊增祥称两雄。惟增祥不喜用眼前习见故实，而顺鼎则必用人人所知之典。增祥诗境，到老不变，而顺鼎则变动不居，学大小谢，学杜，学元、白，学皮、陆，学李贺、卢仝，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风流自赏，以学晚唐温、李者为最佳。所刻自《眉心室悔存稿》以后，有《丁戊行卷》、《摩围阁诗》，及《出都》、《吴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庐山》、《宣南》、《岭南》、《甬东》诸诗录，盖足迹所至，十数行省，一行省一集也，而以《四魂集》为最所自喜。号于人曰：“余所刻《四魂集》，誉之者满天下，毁之者亦满天下。湘绮、樊山皆极口毁之者也。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信此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盖殿余者皆以好用巧对为病，即张文襄亦屡言。不知以对属为工，乃诗之正宗。凡开国盛时之诗，无不讲对属者，如唐之初盛，宋之西昆，明之高刘皆然。自作诗者不讲对属而诗衰，诗衰而其世亦衰矣。杜诗亦讲巧对，如‘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及‘大司马’、‘总戎貂’之类，况余诗对仗皆用成语，且不喜用僻典，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又皆寓慷慨悲歌、嬉笑怒骂于工巧浑成之中，自有诗家以来，要自余始独开此派矣。其尤工者，如‘城郭人民丁令鹤，楼台冠剑子卿羊’，‘云汝衣裳龙鸟往，风其臣妾马牛奔’，‘月云鄂国八千里，冰雪苏卿十九年’，‘潮州谪宦能驱鳄，汐社遗民有拜鹃’，‘六月图南海东运，七星在北汉西流’，‘送别五千人槜李，压装三百颗离支’，‘东云龙向西云路，南海牛从北海风’，‘丁令威真返辽海，申包胥合哭秦廷’，‘鸢肩火色宾王相，鹤唳风声太傅兵’，此皆无一字无来历，又无一字用僻典，又无一字稍杂凑而不浑成，必如此方可以讲对仗也。《四魂集》中凡用古人名，非属对甚工者不用，如‘过江兵马狸终毙，亡国河山鼠亦妖’，‘竟同鹏举死冤狱，无怪马迁修谤书’，‘中朝党误牛僧孺，西域胡讥马伏波’，‘唤女惟闻木兰父，哭夫不顾杞梁妻’，‘李怨牛恩朋党论，桃生羊死贱贫交’，‘酎金罚已宽荀彘，盈箧书都示乐羊’，‘肯事春农王相国，漫同秋壑贾平章’，‘觅得屠苏刘白堕，偕来广柳鲁朱家’，‘边墙故迹熊经略，幕府高贤鹿太常’，‘中朝旧议封关白，上相新闻使契丹’，‘忍耻灭吴求范蠡，写忧适越学梁鸿’，‘即墨田单为守将，睢阳南八是男儿’，‘深州未出牛元翼，浪泊难归马伏波’，此皆属对工巧，而用典隶事，又极精切，所以可贵耳。余尝有一推倒一时豪杰之论云，无工巧浑成对仗，竟可以不必作诗。盖尘羹土饭，人云亦云之语，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何必千首雷同，徒费纸墨乎？虽然，《四魂集》中不仅以属对工巧为尚也，其隶事之精切，设色之奇丽，用意之新颖，皆兼而有之。如‘殿脚至今多妇女，露筋前代有神人’，‘此日盟犹存白马，何人塞欲卖卢龙’，‘海上鱼龙真跋扈，淮南鸡犬岂平安’，‘石马汗流唐祚永，铜驼泪下杞忧深’，‘星临吴分坚当败，雪满淮西济可擒’，‘蓬莱海上三千岁，荆杞山中二百州’，‘鹤语今年时令异，乌知屋底达官空’，‘似闻文帝宽黄屋，每念高皇困白登’，‘棘门、灞上皆儿戏，太液、昆明是水嬉’，‘下泽当骑款段马，常山枉策率然蛇’，‘似报韩人雠侠累，未闻郑伯减宣多’，‘肯让秦人剪鹑首，欲回周纪次天鼋’，‘王母有图呈益地，麻姑无术救扬尘’，‘丹穴生灵薰越翳，乌桓部落奉田畴’，‘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梳头逆旅逢张妹，椎髻蛮夷起赵佗’，‘痛哭珠崖原汉土，大呼仓葛本王人’，‘折节太原公子在，感怀真定弟昆多’，‘见说杜鹃啼蜀帝，不妨桀犬吠唐尧’，‘谢公昔欲凌穷发，葛相今思入不毛’，何其隶事之精切也。‘天吴紫凤为奇服，含景苍龙有佩刀’，‘雌龙雄凤曾北走，铜驼金狄有东迁’，‘重攀碧柳重魂断，一步红桥一泪流’，‘鸡唱一声天已白，马通三尺地皆黄’，‘黄帝画图公玉带，素王书谶卯金刀’，‘白龙鳞甲为刀柄，翠凤翎毛作帚叉’，‘鳞甲玉龙三百万，觚稜金爵九重双’，‘鳌腾轴底思掀地，龙入窗中欲攫人’，‘韬略六三羞虎豹，骚词廿五感龙鸾’，‘白狼元菟都非我，青雀黄龙已赠人’，‘青绿山川图小李，丹黄村落认诸杨’，‘黄耳音书隔人海，红毛衣服共云山’，‘虎齿所居楼十二，鸿毛难载水三千’，‘元蜂赤蚁苍梧野，紫蟹黄鱼白苇庄’，‘南窗朱鸟贻书札，东国青童畏佩刀’，‘麒麟凤鸟为先戒，翡翠鲸鱼入小诗’，‘胭脂坐令输胡地，翡翠何曾赚越装’，‘馆问碧蹄平秀吉，城寻赤嵌郑成功’，何其设色之奇丽也。‘紧急春寒如战事，迟延花信似家书’，‘露布定寒西夏国，云台应画富春山’，‘军书竟日如经读，诗卷他年作史看’，‘墨磨盾鼻为诗砚，钱挂矛头当画叉’，何其用意之新颖也。其实皆人人眼前语，皆人人意中语，他人或眼前有之而意中无之，或意中有之而笔下无之，我不过取他人之眼前者意中者，而出之于我笔下耳。至集成语用虚字为句者，如苏诗‘君但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之类，古人亦常有之。《四魂集》中最喜集成语用虚字，而无不浑灏流转者，所以独开一派，突过前人也，如‘江潭摇落树如此，晨鸣草不芳’，‘母兮顾复生成我，某也东西南北人’，‘朝去黄河暮黑水，云横秦岭雪蓝关。罛施鳣泼泼，车辚辚过马萧萧’，‘惟民所止畿千里，与汝游兮古九河’，‘讴歌恐不讴歌汝，笑骂还由笑骂他’，‘蓼蓼者莪应葬我，离离彼黍不关卿’，‘未识明年在何处，请看今日是谁家’，‘藤萝芦荻如夔府，薛荔芙蓉似柳州’，‘魂归来些齐叶，心悦君兮木有枝’，‘锦缆朱帘鸥与鹄，红颈白项燕兼乌’，字字如抛砖落地，又如生铁铸成，不能不谓之绝调矣。更有奇句创格，开古人所未开之境者，如‘庆历众贤之进日，元和惟断乃成年’，‘布衣臣本南阳者，冠冕人皆北斗之’，‘与诸君饮黄龙耳，若有人乘亦豹兮’，此与《四魂集》中‘北海知刘豫州否，南朝有李侍郎无’一联，及‘南朝可谓无人矣，北海犹知有备耶’一联，皆可以横绝千古也。用成语为句而平仄不调者，如‘曰归曰归嗟岁暮，其雨其雨叹朝阳’，古称名作。《四魂集》中此体有数首，如‘相头上冠将腰箭，母手中线儿身衣’，‘其惟云乎雨天下，何多日也露泥中’，‘我徂东山别西土，王命南仲城朔方’，成语对仗之工，古今无两矣。集中更有音节高亮悲壮之作，如‘九叶藩封周正朔，千年礼乐汉衣冠’，‘人料苻坚难胜晋，帝知周勃可安刘’，‘立马岱宗青未了，闻鸡天下白如何’，‘渡河气壮周王兕，入蔡寒侵晋国貂’，‘生当火色鸢肩上，死不乌头马角还’，‘雪窖冰天前路永，云阶月地此生休’，‘裹革尸当糜作粉，冲冠发亦炼成钢’，‘无定河边新鬼在，长安市上故人多’，‘属国未收苍海郡，单于犹在白登台’，‘如龙如虎诗无敌，为鹤为猿国有兵’，‘皂帽辽东归路断，白衣易水哭声多’，‘水欲接天天接水，花难如雪雪如花’，‘唐陵汉寝凄翁仲，禹甸尧封媚夜叉’，‘自然流涕如周，何以销忧有杜康’，‘鼍愤龙愁沧海外，猿惊鹤怨草堂前’，‘帆席有情搴海月，褐衣无恙绣天吴’，‘海上星方明太白，天边月又照流黄’，‘汉弃珠崖非得已，越薰丹穴果何如’，‘廿年赐姓空开国，再世降王已入朝’，‘蛮烟瘴雨添行色，海水天风和哭声’，‘未许朱三是天子，尚留南八是男儿’，似此之类，亦不可以枚举也。”盖高自标置，誉不容口如此。然唐言寡实，又不检于行，其在仕途，颇工逢迎之术，惟有类饥鹰，饱即飏去，又恃宠而骄，以是见赏如张之洞，亦鲜克有终。中年以往，日以诗词写其牢骚，然诲淫之作，居什之八九。顺鼎自以为玩世不恭，或俳优畜之，而顺鼎弥轶荡自喜。会民国更元，岁逢癸丑，新会梁启超邀都人士于三月三日，修禊京师之万生园，仿兰亭故事也。诸名士会而赋诗，而顺鼎长歌当哭，可以觇革除之际，都下士夫之用心焉。其辞曰：

噫吁嚱悲哉！今日非同前代崇祯之甲申，今日岂同前代顺治之乙酉？我生不幸，逢此前代义熙之甲子。我生何幸，逢此前代永和之癸丑。义熙甲子宜止酒，顺治乙酉宜得酒，永和癸丑宜行酒。古人最重三月三、九月九。九月九乃陶元亮所专，三月三为王逸少所有。吾辈生于古人后，事事皆落古人之窠臼。岂知今日此身一半化为会稽山阴人，一半化为彭泽斜川叟。酒在口，笔在手，剑不必悬腰，印不必系肘。莺含桃，鱼贯柳，冠任汝沐猴，衣任汝成狗。喜有钓台朋，幸少金谷友。昨者樊山寄诗云，“莲社人居晋宋间”。今日吾亦赋诗云：“兰亭禊在清明后。”西直门，万生园，先朝创造资游观，不知曾费几许水衡钱。中有牡丹厅，采莲船。如水之车，如龙之马，奔驰于其外。如斗之花，如凤之鸟，充牣于其间。我亦尝携壶觞，听管弦。逢初三下九，携三五二八，销三万六千。我昔尝有句云：“照脸脸霞皆北地，压眉眉黛是西山。”此诗未成仅断句，此游亦复不记为何年。梁夫子，招我何为至于此？君著书数百万言，远过习凿齿，在外十有六年，将及晋重耳。其学可以左右十三经，贯串廿四史，此才何止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来从析木津，恰看桃花水。七十二沽春水生，一百五日东风起。东风吹花花怒开，东风吹人人老矣。昔年丁酉，与君相见于湘川。今年癸丑，与君相见于燕市。我已憔悴枯槁，非复神禫吊靡。君之颜色，尚觉女偊如婴儿。君之容貌，尚觉姑射如处子。况有圣人之才，更如卜梁倚。方持玉杯断国论，方用铁函贮《心史》。且倾铜斗，洗金罍兮，饮此天宝之诗人，贞元之朝士。或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或言“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或言“前不见古人”，或言“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又闻孔云“不曰如之何，吾末如之何”。又闻孟云“然而无有尔，则亦无有尔”。使我茫然莫知其所以，勿令下士闻之，声如苍蝇笑不止。噫吁嚱悲哉。吾尝闻尧氏舜氏之歌辞曰：“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又尝闻穆满氏、西王母氏之歌辞曰：“道里悠远，山川间之。”方今朱干苓落犹可期，白云黄竹何须悲。且相与采华芝，玩菊篱，餐蕨薇，亦安用谈刑天，说精卫，称钦。梁夫子，与其有朱虎、熊、罴、伯夷、龙、夔同列廿二人，召风使之南，不如有骅骝、、山子、盗骊亟行三万里，追日使不西。所以侯人之歌曰：“猗。”梁鸿之歌曰：“噫。”丁令威之歌曰：“城郭犹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楚接舆之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儒家之歌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为。”汉田家之歌曰：“种一顷豆，落而为其。生不行乐，死何以虚谥为。”元亮曰：“时运而往矣。”逸少云：“死生亦大矣。”此与“春非我春”、“日新又新”，皆为前哲之良规。然则今日之日兮，当以一刻千金为要素。明日之日兮，当以寸阴尺璧为前提。梁夫子，勿我诃。帖不必摹临河，图不必仿上河。试问百年之间，癸丑能有几？正恐中年以后，上巳还无多。何况今日之共和，远非昔日之共和。国曰支那，土曰婆娑。历曰娄罗，时曰刹那。捧剑有金人，流觞有玉女。卧冢无石麟，流涕无铜驼。“庆云烂兮，纠缦缦兮。”再听明日之国歌，有酒不饮意如何。

盖诗之诡诞极矣，所以寄郁勃之思也。时袁世凯为大总统，次子克文以才捷爱幸，顺鼎秉意投契，屡与谭宴，如杨修之于曹植焉。作《寒云茗话图记》曰：

南海有亭，题额曰“流水音”者，盖禁御胜地，瀛台比邻，而在今为寒云主人读书之所也。水隔衣带，睇仪鸾殿而可招；坞藏画船，疑倚虹堂之在望。轩槛掩映，房栊窈深，宜青绿以画山，非丹朱之罔水。宋人词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斯境似焉。爰有翠松磊砢，争学虬翔，素瀑潺湲，时窥猿饮。石皆削立，将睹日观之峰；泉尽伏流，直探星宿之海。距龙楼凤阙而近，在鹦洲凫渚之间。主人读书其中，问寝多暇，于是命俦啸侣，挈榼提壶，招甫白以论文，延荆关而读画。沧江虹月，若登米家之船；紫泉烟霞，不下隋宫之锁。岂意轩冕之内，有此俊人；但觉图书以外，无他长物。忘驹阴之移晷，乐麈尾以谈玄。老聃所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道林所言：“虽在朱门，如游蓬户。”以今方古，殆过之矣。时则玄冥司契，旰光执权，验泽腹而既坚，卜天心而渐复。水失环佩，犹疑有声；冰成琉璃，误认为地。寻诗而缘磴道，如鹤一一以上天；照影而立桥阴，无鱼六六之可数。觞咏将倦，谈谐复生。嫏环如虎之犬，不使卧乎阶前；汉祠如龙之马，不许驾乎门外。方其摄影也，主人如欲振衣千仞冈；方其临池也，众宾如欲濯足万里流。及其执节益恭，则主人然如冬涉渊；及其推襟尽欢，则众宾熙熙然如春登台也。夫尊严之所，罕接章缝；华之胄，不亲山泽。穷鱼濡沫，每相呴于江湖；候蛩感秋，始争吟于圃砌。若乃香草十步，馨桂一山，人望如神仙，自视若寒素。去天不盈尺，而谢韦杜二曲之纷华；为地仅方丈，而收壶峤三山之佳胜。寒山千尺雪，夺席宦光；庐岳一囊云，争墩宁献。其相较也，不已多乎？其人乃属汪子鸥客作图，而余为之记。癸丑仲冬十日。

其后袁氏僭帝，以顺鼎代理印铸局长，志满意得，狂喜欲绝，亦作诗以自写其幸。既而帝制事败，袁氏发恨死，克文南行，而顺鼎侘傺失志，浮泊京师。又以日者言“寿不过五十九”，歌场舞榭，放荡益甚。赋《买醉津门雪中成咏》三绝云：

焉知饿死但高歌，行乐天其奈我何。名士一文值钱少，古人五十盖棺多。

访戴寻梅意略同，楼台寂寞水晶宫。小车出没飞花里，疑是山阴夜雪蓬。

雪水斟来置竹炉，歌姬院里著狂夫。平生陶穀韩熙载，乞食烹茶画两图。

士夫诵而悲之。以民国九年卒，年五十有九。

顺鼎篇章富有，捷才同于增祥。侯官陈衍曰：“近人樊樊山增祥作诗已届万首，易实甫略相等，余赠实甫诗所谓‘渐西樊山旧同调，赋诗刻烛乘公余。艰辛容易各有致，樊易叉手袁捻须。冰堂高足得三子（南皮张之洞别署抱冰），于湖牛渚悲云殂’者也。”桐庐袁爽秋昶，有《于湖集》。所著书皆署渐西村舍，作诗冷涩，用生典，与增祥、顺鼎三人皆张之洞弟子，而诗境迥然不同，斯可异者。与三人同辈，而生峭奥衍差似昶，又才捷追增祥、顺鼎者，莫如义宁陈三立。

宋诗

陈三立　附张之洞、范当世及子衡恪、方恪

陈衍　附陈澹然

郑孝胥　附陈宝琛及弟孝柽

胡朝梁　李宣龚　附夏敬观、诸宗元、罗惇曧、罗惇㬊、黄濬、梁鸿志

三立字伯严，晚筑室金陵，署曰散原精舍，又称散原老人，故湖南巡抚宝箴子也。少而文，有风概，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惠康，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齐名，天下称四公子。而三立早为故侍郎出使英法大臣湘阴郭嵩焘所知，集中《留别墅遣怀》诗所称“绮岁游湖湘，郭公牖我最。其学洞中外，孤愤屏一世”者也。光绪丙戌进士，官吏部主事，戊戌政变，三立与有力，而四品卿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又皆宝箴荐，慈禧太后惎之甚，褫父子职，永不叙用，遂侍父居金陵。自是肆力为诗，陶写情性，呼之欲出，赋《遣兴》一律云：

而我于今转脱然，埋愁无地诉无天。昏昏一梦更何事，落落相看有数贤。懒访溪山开画轴，偶耽醉饱放歌船。诗声尚与吟虫答，老子痴顽亦可怜。

又有《城北道上》一律云：

晶砾新驰道，晴霆叠马蹄。屋阴衔柳浪，裾色润瓜畦。诣客能相避，偷闲亦自迷。归栖枝上鹊，为我尽情啼。

又《至沪访郑太夷》云：

生还真自负，杂处更能安，意在无人觉，诗稍与世看。所哀都赴梦，可老得加餐。吐语深深地，吹裾海气干。

三诗乃三立削官后作，真气旁薄，不假雕饰，沉忧积毁中，乃能吐属闲适如此。盖三立为诗学韩愈，既而肆力为黄庭坚，避俗避熟，力求生涩，与薛士龙季宣绝似，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境，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而壹出自然，可谓能参山谷三昧者。其《题豫章四贤像拓本》第三绝云：

驼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

世人只知以生涩为学庭坚，独三立明其不然，此所以夐绝人人。其为《濮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牍卷子》曰：

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冥搜贯万象，往往天机备。世儒苦涩硬，了未省初意。粗迹挦毛皮，后生渺津逮。书何独不然，笔法摹讹伪。九州炫赝本，蛇蚓使眼眯。岩拓亦损真，略具银钩势。望古忝邑子，遣墨期购致。邻寺守传幅，号称小三昧。髫髻转郡国，坐失摩挲地。属闻散人家，居奇千金利。濮叟骚雅宗，袭珍辱持示。阿谁乞伽佗，想见娱游戏。风日发光妍，珠玑蕴温粹。宛窥虞柳全，渐拾羲献坠。锋锐敛冲夷，乃副儒者事。取证内外集，波澜与莫二。得此夸家鸡，政尔适寤寐。后有五百年，永宝十行字。劣咏污败毫，凭叟哂以鼻。

盖论定黄氏，有不同人云亦云者。尝以宣统元年刊《散原精舍诗》二卷，郑孝胥序其耑曰：

伯严诗，余读至数过，尝有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之叹。己酉春，始欲刊行，又以稿本授余曰：“子其为我择而存之。”余虽喜为诗，顾不能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里也。往有巨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恶能使之尽合。兴之发也匪定，则倏忽无见，惝恍无闻者，恶能责以有说。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并世而有此作，吾安得谓之非真诗也哉。噫嘻！微伯严，孰足以语此。

此孝胥赠樊增祥诗所称“尝序伯严诗，持论辟清切”者也。序中巨公，即指南皮张之洞也。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湘乡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之洞诗取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宋意唐格，其章法声调，犹袭乾嘉诸老矩步，于近时诗学有存旧之思。国藩识巨而才大，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含指挥方略于句律之内，大段以气骨胜，少琢炼之功。而之洞则心思致密，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勿纤巧，造语必浑重，勿吊诡，写景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立意必己出，毋袭故，毋阿世，称心而出，意不求工，刊落纤浓，宁质勿绮，虽以风致见胜处，亦隐含严重之神，不剽滑，其生平宗旨，取平正坦直，最不喜黄庭坚，题其集曰：“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徒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坦荡殊雕饰。”几于征声发色，不啻微言讽刺，而见诗体稍僻涩者，则斥为江西魔派，不当意也。三立尝从之洞游南京燕子矶，有《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送梁节庵兵备》一律云：

啸歌亭馆登临地，今日都成隔世寻。半壑松篁藏梵籁，十年心迹比秋阴。飘髯自冷山川气，伤足宁为却曲吟。作健逢辰领元老，下窥城郭万鸦沉。

诗在三立为最清切之作，而之洞诵之，哂曰：“元老那能见领于人。”又称“逢辰”二字为不经“逢辰”二字，陈师道、朱熹常用之，盖亦不解之一。然之洞督鄂之日，尝聘三立校阅经心两湖书院卷，先施往拜，备极礼敬。而三立亦称之洞诗重厚宽博，在近代诸老之上焉。

三立之诗，晚与郑孝胥齐名，而蚤从通州范当世游，极推其诗，以当世亦学黄庭坚也。当世尝录示《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三立诵叹绝曰：“苏黄而下，无此奇矣。”因酬以诗称“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者也。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少出语惊长老，壮而益奇。武昌张裕钊有文章大名，客江宁，当世偕同县张謇、朱铭盘谒之，裕钊则大喜，自诧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其后当世弟钟、铠相继起，世又称三范，而称当世为大范。桐城吴汝纶方知冀州，见当世与謇、铭盘唱和诗，诒书钩致。当世亦乐得以为依归，遂之冀，而困厄寡谐，一出客直隶总督李鸿章所，意气甚欢。既更世难，抑郁牢愁，壹发以诗，有《范伯子诗集》，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而三立笔势壮险，仿佛韩愈、黄庭坚。当世意思牢愁，依稀孟郊、陈师道。顾三立喜之特甚，为子娶当世女，有《衡儿就沪学须过其外舅肯堂通州率写一诗令持呈代柬》一律云：

吾尝欲著藏兵论，汝舅还成问孔篇。此意深微竢知者，若论新旧转茫然。生涯获谤馀无事，老去耽吟傥见怜。胸有万言艰一字，摩莎泪眼问青天。

志意牢落可想。盖三立名公子，既蹉跌不用，然不能忘情经世，则一发之于诗。其《甲辰感春》诗云：

杂置王霸书，其言综治乱。慷慨一时画，指列亦璀璨。世运疾雷风，幻转无数算。冥冥千岁事，孰敢恣臆断。况当所遭值，文野互持半。垂示不过物，道苦就羁绊。又若行执烛，迎距光影判。倍谲势使然，安能久把玩。巍巍孔尼圣，人类信弗叛。劫为万世师，名实反乖谩。起孔在今兹，旧说且点窜。摭彼体合论，差协时中赞。吾欲衷百家，一以公例贯。与之无町畦，万派益输灌。国民如散沙，披离数千岁。近儒合群说，哓哓徒置喙。无当下民心，反唇笑以鼻。“疴痒本非我，我爱焉所寄”。

生今探道本，亦可决向避。天地有与立，绸缪非细事。吾尤痛民德，繁然滋朋伪。东掖踬于西，宁独窒厥智。环球县宗教，始赖缮万类。厮养炀灶间，上帝临无二。俗化得基础，然后图明备。嗟我号传孔，梓潼杂儿戏。回释既浮剽，耶和益相怼。向见龙川翁，组织别树帜。谬欲昌其说，用广师儒治。惜哉畏弹射，又倚厌世义。徒党散四方，沓茫竟谁嗣。

咄嗟渤海战，楼樯涌山岳。长鲸掉巨蛟，咋死落牙角。腾挟三岛锐，其势病飞雹。立国何小大，呼吸见强弱。稍震邦人魂，酣梦徐徐觉。方今鏖群雄，万钧操牡钥。之死而之生，妙巧讵苟托。醉饱视息地，一吷飚扫箨。奋起刀俎间，大勇藏民瘼。兹事动鬼神，跃与泪血薄。一士沧瀛归，苍黄发装橐。携取太和魄，佐以万金药。曰“举国皆兵”，曰“无人不学”。

皆戛戛生新而绝不为钩棘者。然辛亥国变以后，则诗体一变，错于杜、梅、黄、陈间矣。《癸丑由沪还金陵散原别墅杂诗》云：

入门成生还，踌躇顾室庐。凝尘扫犹积，阴藓侵阶除。几案未改位，签架稍纷拏。檐间新巢燕，似讶客曳裾。猫犬饥不还，帙落干死鱼。纸堆弃遗札，略辨谁某书。因嗟哄变始，所掠半为墟。长旗巨刃前，守者对欷歔。就抚手植树，汝留劫烬余。

夙恋山水区，辛勤营此屋。草树亦繁浓，颇欣生意足。移居席未暖，烽燧已在目。提携卧疾雏，指星庇海曲。栖息屡改火，奋身看新筑。四望带城陴，春气染花竹。狭巷闻卖浆，居邻唤黄犊。卸装此盘桓，倏骇万霆逐。窗壁为动摇，坐立几俱仆。地震兼鸣啸，平生所历独。夜中震复然，破寐叫庸仆。置彼灾祥说，一枕百忧续。

钟山亲我颜，郁怒如不平。青溪绕我足，犹作呜咽声。前年恣杀戮，尸横山下城。妇孺蹈藉死，填委溪山盈。谁云风景佳，惨憺弄阴晴。檐底半亩园，界画同棋枰。指点女墙角，邻子戕骄兵。买菜忤一语，白刃耀柴荆。侧跽素发母，拿婴哀哭并。叱咤卒不顾，土赤血崩倾。夜楼或来看，月黑磷荧荧。

前两首叙述曲折，后一首郁怒呜咽，乱离归后情景，可谓极绘写之能。诵者恍若闻睹焉。

三立诸子皆能诗，而长子衡恪名最著，即三立写诗柬通州范当世署曰衡儿者也，字师曾，多能艺事，篆刻逼汉人，画得倪瓒、黄公望风味，而为诗喜学谢灵运、谢惠连之作，尤挚言情。妇范早卒，继娶汪，又卒，悲之甚。有《春绮卒后百日往哭殡所感成三首》云：

我居西城，君殡东郭门。迢迢白杨道，萋萋荒草原。来此尽一哭，泪洗两眼昏。既不簠簋设，又无酒一尊。焚香启素幄，四壁惨不温。念我棺中人，欲呼声已吞。形影永乖隔，目渺平生魂。我何不在梦，时时闻笑言。倏忽已三月，卒哭礼所敦。我哭有已时，我悲郁难宣。藕断丝不绝，况此绸缪恩。苦挽已残月，留照心上痕。

故人九原土，新人三寸棺。相继前后水，一往不复还。我何当此戚，泪眼送奔澜。生时入我门，绿发承珠冠。死别即尘路，灵载鸣銮。忽忽十年事，真作百岁观。念此常恻怆，凋我少壮颜。少壮能几何，厌浥朝露团。会当同归尽，万事空漫漫。

孑身转脱然，于我一何忍。相期白首欢，岂意娱俄顷。当时携手处，一一苦追省。伸纸见遗墨，检奁得零粉。衣绽何人补，书乱惟自整。亦有庭院花，独赏不成景。一昨致盆兰，三日叶枯殒。似我同心人，寿命吝不永。郁陶对暗壁，泪若繁星陨。天乎何困余，江海吊寒梗。有生有忧患，此味今再领。

侯官陈衍评：“第二首冠銮二韵，眼前事人不能道，愈瑰丽乃愈悲痛，信有不堪回首者。”春绮，其妇字也。又题《春绮遗像》，云：

人亡有此忽惊喜，兀兀对之呼不起。嗟余只影系人间，如何同生不同死。同死焉能两相见，一双白骨荒山里。及我生时县我睛，朝朝伴我摩书史。漆棺幽是何物，心藏形貌差堪拟。去岁欢笑已成尘，今日梦魂生泪泚。

《月下写怀》云：

丛竹绿到地，月明影斑斑。不照死者心，空照生人颜。

词意凄厉，盖亦悼亡之作。衡恪诗不多作，特以画名。自称徐天池转生，屡梦天池与论画，且告之曰：“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寿如之。”自许当得大年，而以民国十二年卒，年三十有几，士论惜之。

衡恪之弟方恪，字彦通，亦能诗，侯官陈衍赠衡恪诗所谓“诗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者也。陈衍尝称衡恪真挚，而彦通则名贵。有感于京师南妓，作《梁溪曲》。其词曰：

曲罢真能服善才，十年海上几深杯。不知一曲梁溪水，多少桃花照影来。

休言灭国仗须眉，女祸强于十万师。早把东南金粉气，移来北地夺胭脂。

镫痕红似小红楼，似水帘栊似水秋。岂但柔情染似水，吴音还似水般柔。

其自序言：“前清末年京师南妓最盛，皇室贵胄无不惑溺，遂以苞苴女谒亡国。而梁溪亦成北来南去之李师师云。”

陈衍，字石遗。生六七岁，读《孟子》“不仁者可与言哉”、“《小弁》小人之诗也”两章，喜其音节悲凉，抗声朗诵不已。父用宾，宿儒也，方自外归，闻之色喜曰：“此儿于书理殆有神会。”九岁，兄书授唐诗，自秋徂冬，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诗皆成诵，上及陈子昂、张九龄之作，次年乃及李白、杜甫与晚唐诸家。十岁毕读《诗》、《书》、《易》、《周礼》、《春秋》、《左氏传》，习制举之文，然终年学为诗，日课一首，盖书之教也。书胸中不滞于物，诗境超逸，于白居易、苏轼为近，中间为陈师道、陆游、杨万里，为陆龟蒙、皮日休，雅不以空言神韵专事音节，为岑参、李颀、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之所为者为然。衍秉其教，旁逮考据，以唐、宋、金诗皆有纪事，而元独无，遂辑《元诗纪事》，其自为诗宗陈师道，然议论宏通，不主一家。其《论诗一首送觐俞同年归里》云：

君从故乡来，忽索我诗看。言逢畏庐说，“子诗近所罕”。因得读君诗，湖上作居半。湖光与山渌，著笔不肯散。自言探诗境，一叶坠浩漫。岷峨在何许，蜀道险不惮。我从学诗来，亦复思之烂。乐天善闲适，柳子工嗟叹。孟郊骜且雄，次山碎何惋。奇兵双井出，短剑渭南锻。老树曲而直，颓云连复断。连宵快纵谭，归棹惜哉晏。何当小旗亭，画壁赌之涣。

盖近人为诗，喜学北宋，学陆游者特少，故表而出之也。尝语人曰：“放翁七言近体，工妙宏肆，可称观止。古诗亦有极工者，盖荟萃众长以为长也。”以光绪二十四年，应两湖总督张之洞辟召为从事，客武昌，谒嘉兴沈曾植。曾植见刺，张目视曰：“岂著《元诗纪事》之陈衍耶？是固吾走琉璃厂肆，以朱提一流之所购读者。”衍曰：“吾丙戌在都，闻郑苏堪诵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苏堪，郑孝胥字也。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光绪庚辰进士，累官安徽布政使。顾是时曾植方以京曹官掌教两湖书院，博极群书，于辽、金、元史及舆地，尤精熟，初若不屑意为诗。衍曰：“吾亦耽考据，其实谭经说史，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此外学问皆诗料也。”曾植意动，因言：“吾诗学深，诗功浅。夙喜张文昌、玉溪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诗。”“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衍曰：“君爱艰深，薄平易，则黄山谷不如梅宛陵。”时人无道梅尧臣者，因诒《宛陵集》残本以赠。时郑孝胥亦在武昌，投衍诗索和，衍句云：“著花老树初无几，试听从容长丑枝。”孝胥曰：“此本宛陵诗。”因赠衍诗曰：“临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凭君嘲老丑，终觉爱花枝。”自是始有言宛陵者，实自衍一人倡之。所居与沈曾植邻，谭诗过从极欢。平生论诗谓“诗莫盛于三元”，三元者，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曾植戏敩时语譍曰：“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衍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不知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陆游、杨万里诸家，唐诗岑参、高适、李白、杜甫、韩愈、孟郊、刘禹锡、白居易之变化也。陈与义、陈傅良、严羽及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诸家，唐诗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纽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诗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然衍论诗宗宋，而于宋诗之敝，亦极言之，曰：“咸同以来，古体诗不转韵，近体诗不尚声，貌之雄浑焉耳。其敝也，蓄积贫薄，翻复只此数意教言。或作色张之，非其人而为是言，非其时而为是言，视貌为汉魏、六朝、盛唐之言者，无以胜之也。余于诗文无所偏好，以为惟其能与称耳。浅尝薄植，勉为清隽一二语，自附于宋人之为，江湖末派之诗耳。”

衍喜说诗，以光绪三十二年应学部大臣辟召赴京，补学部主事，寻充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入民国，仍教授大学如故。会新会梁启超主干《庸言杂志》，属为诗话，乃著《石遗室诗话》，月成一卷，都若干卷。其论古之诗人曰：“李习之论文，谓‘六经之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古之诗人亦然。一人各具一笔意，谢之笔意绝不似陶，颜之笔意绝不似谢，小谢之笔意绝不似大谢。初唐犹然，至王右丞而兼有华丽、雄壮、清适三种笔意，至老杜而各种笔意无不具备。大历十子笔意略同。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种笔意。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北宋人多学杜、韩，故工七言古者多。南宋人稍学韦、柳，故有工五言者。南渡苏、黄一派，流入金源。宋人如陈简斋、陈止斋、范石湖、姜白石四灵辈，皆学韦、柳，或至或不至，惟放翁无不学，独七言古不学韩、苏。诚斋学白，学杜之一体。此其大较也。”又曰：“诗贵风骨，然亦要有色泽，但非寻常脂粉耳；亦要有雕刻，但非寻常斧凿耳。有花卉之色泽，有山水之色泽，有彝鼎图书种种之色泽。王右丞，金碧楼台山水也。陈后山，淡淡靛青峦头耳。黄山谷则加赭石，时复著色朱砂。陈简斋欲自别于苏、黄之外，在花卉中为山茶、蜡梅、山矾。吴波不动，楚山丛碧，李太白足以当之。木叶微脱，石气自青，孟浩然足以当之。纷红骇绿，韩退之之诗境也。萦青缭白，柳子厚之诗境也。”又曰：“五律四十字，字字清高，惟初唐至太白为然。老杜五律，高调似初唐者，以‘国破山河在’一首为最。自大历以后，高调者渐少。宋人七律，可追唐人，五律罕可诵者。其高者仅至晚唐而止。盖一句只五字，又束于声律对偶，难在结响有余音，易同于排律句调。欲学初唐五律，求之于音节，须求之于用字，音节由用字出也。”又曰：“今人作诗，学元、白者视诗太浅，视元、白太浅也。学韦、柳者视诗太深，视韦、柳太深也。学温、李者，只知温、李之整丽，学韩、苏者只知韩、苏之粗硬，非真知诸家者也。”又曰：“少陵之‘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从江淹《别赋》‘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不觉脱化而出。‘月是故乡明’，亦翻用谢庄‘隔千里兮共明月’意耳。”又曰：“黄山谷谓‘疏影横斜’一联，不如‘雪后园林’一联云云。余为广其例曰，韩退之之‘日照潼关四扇开’，不如其‘一间茅屋祀昭王’。柳子厚之‘独钓寒江雪’，不如其‘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不如白乐天之‘开元一株柳，长庆四年春’。”又曰：“学香山者多学其七言律、七言古，七言律可学，七言古不可学。而五言古则不易学，东坡、放翁学之，皆有善有未善。”又曰：“宛陵用意命笔多本香山，异在白以五言，梅变化以七言。东坡意笔曲达多类宛陵，异在音节。梅以促数，苏以谐畅，苏如丝竹悠扬之音，梅如木石摩戛之音。”又曰：“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二百余年大人先生，殆无不擩染及之者。大略才富者闲其排奡，趣博者领其兴会。即学焉不至，亦盘硬而不入于生涩，流宕而不落于浅俗，视从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较鲜，故为之者众。张广雅论诗扬苏斥黄，略谓：‘黄吐语多槎牙，无平直，三反难晓，读之梗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而行荆棘，又如佳茶可啜而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则坦荡殊雕饰，受党祸为枉。’亦可见大人先生之性情乐广博而恶艰深，于山谷且然，况于东野、后山之伦。”又曰：“东坡七言古中间全用对句排奡到底，本于老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如《洗兵马》、《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则全对句而有转韵，东坡却少学。后山七律结联多用奡语对收，则学杜而得皮毛者。山谷、铁崖多学杜之七言绝句。”又曰：“宋人诗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略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语说得细，盖从少陵、香山、玉川、皮、陆诸家中一部分脱化而出也。如‘归去江南无此景，未须吃饭且来看’，‘中间不是平林树，水色天容拆不开’，‘点检风来无觅处，破窗一隙小于钱’，‘小儿不耐初长日，自织筠篮胜打喜’，‘醉去昏然卧绿窗，醒来一枕好凄凉’，‘皂荚树阴黄草屋，隔篱犬吠出头来’。全诗如‘诗人长怨没诗材，天遣斜风细雨来。领了诗材还又怨，问天风雨几时开’，‘逢著诗人沈竹斋，丁宁有口不须开。被渠谱入旁观录，四马如何挽得回’，‘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阴睡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栏’，‘风雨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近看两日远三日，气力穷时会自休’。此外以粗语俗语入诗者，未易悉数。善学之，可以上追圣俞、后山。不善学而一味为之，或流于钉铰击壤。后世袁简斋多学诚斋，近人则竹坡先生、木庵先生、林暾谷亦时为之。”又云：“厉樊榭先生《樊榭山房诗》为浙派领袖，在前清风行颇久，至近日稍衰。然其参会唐、宋，于渔洋、竹垞外自树一帜。虽以沈归愚之主张汉魏、盛唐，亦盛称之。实则五言古、七言律、七言绝句佳者甚多。七言古才力薄弱，局势平常。五言律殊少神味，非其所长耳。”论作诗之法曰：“诗贵淡荡，然能浓至，则又浓胜矣。诗喜疏野，然能精微，又精善矣。‘鸣鸠乳燕青春深，落花游丝白日静’，‘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可谓浓至。‘穿花蛱蝶轻轻舞，点水蜻蜓款款飞’一联，可谓精微。”又曰：“诗要处处有意，处处有结构，固矣，然有刻意之意、有随意之意、有结构之结构、有不结构之结构。譬如造一大园亭然，亭台楼阁全要人工结构，而疏密相间中，其空处不尽有结构也。然此处何以要疏，何以要空？即是不结构之结构。作诗亦然。一篇中某处某处要刻意经营，其余有只要随手抒写者，有不妨随意所向者。譬如走路然，今日要访何人，今夜要宿何处，此是题中一定主意，必须归结到此者。至于途中又遇何人立谈少顷，又逢何景枉道一观，迤逦行来，终访到要访之人，终宿到可宿之处而已。若必一步不停，一人不与说话，一步路不敢多走，是置邮传命之人，担夫争道之行径矣。譬诸构屋，尽是楼阁构连，亭台攒簇，并无山花野草生长之方，陂陀回伏自然之天趣矣。”又曰：“诗有四要三弊，骨力坚苍为一要，兴趣高妙为一要，才思横溢、句法超逸各为一要。然骨力坚苍，其弊也窘。才思横溢，其弊也溢。句法超逸，其弊也轻与纤。惟济以兴趣高妙则无弊。唐之孟浩然、王摩诘、杜少陵、韦苏州，宋之东坡、荆公、放翁，皆有真兴趣者，孟、韦才思，庸有不及时耳。渔洋自夸学王、孟、苏州，则非有真兴趣，而才思骨力不足以赴之。”又曰：“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又曰：“宛陵尝语人曰：‘凡为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乃能为至。’此实至言。前二语惟老杜能之，东坡则有能有不能。后二语阮、陶能之，韦、孟、柳则有能有不能。至能兼此前后四语者，殆惟有三百篇。汉魏以下，则须易一字曰：‘状易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惟宛陵此四语，前二语实难于后二语。姜白石说诗云：‘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词者也。句中无余字，篇外无剩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始于意格，成于句字。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结句，如截奔马，词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尽意不尽词。若夫意尽词不尽，剡溪归棹是也。辞意俱不尽，温伯、雪子是也。’此言颇尽作诗之妙，然不过宛陵后二语而已。惟白石譬喻尽不尽处，亦有未当。截奔马正是词尽意不尽，奔马本意不止于是，截之使止于是也。临水送将归已是词意俱不尽，何必温伯、雪子。温伯、雪子直有意无词，岂止词意不尽。”又曰：“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着笔者，非谓此数字之不可用，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明史》论钟、谭诗派云：‘自袁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又评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沈春泽撰《钟诗序》云：‘自先生以诗文名世，后进之学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遗其神情，以寂寥言精练，以寡约言清远，以俚浅言冲淡，以生涩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间，每多重复。稍下一二助语，辄以号于人曰吾诗空灵已极。余以为空则有之，灵则未也’云云，不啻为今日言之。”凡此之类，皆所谓语无泛设，洞中奥窍者。有一仆张宗扬，字楞严，一字楞颜，给事衍家，濡染久之，遂能诗，书法仿郑孝胥，亦逼真。衍自撰《萧闲堂记》，称“有一仆甚似萧颖士之杜亮”，即宗扬也。自称：“生平无韵之文，无虑二三千首。教授京师、武昌各学校，说经之文数百首，论史之文数百首，论文之文数百首。佐幕台北、武昌，草奏书札数百首。卖文上海十年，寿言数百首，杂报论说各数百首。而少时里居，课经义、治事词章于书院者不数焉。”妻萧，名道安，又尝自署曰萧闲堂，盖取《真诰说》而名之者，素善钩稽，喜考据之学，亦能文章，戏为衍作《命名说》曰：

君名衍，喜谈天似邹衍，好饮酒似公孙衍，无宦情、恶铜臭似王衍，对孺人弄稚子似冯衍，恶杀似萧衍，无妾媵似崔衍，喜《汉书》似杜衍，能作俚词似蜀王衍，喜篆刻似吾邱衍，喜《通鉴》似严衍，喜今古文《尚书》、《墨子》似孙星衍，特未知其与元祐党人碑中之宦者陈衍何所似耳。情摹其字以为名刺何如？

萧之卒也，衍题其后曰：“中年丧偶，终不复娶，又绝似孙星衍，而非先室人之所及知也。”其诡诞有如此者。生平苛于论诗，或丛诟尤，然性实乐易，能度外取士。其《送陈剑潭南归序》曰：

天下乱苟未至皋皋之遍于有位，而民力屈无复之，幽忧穷愁之气，尚不湮于下，腾于上也。故士之岸然负异者有以相处，得黾勉以安其身与否？君子所以觇世变也。桐城人士多以文章负异于众。余所识马君通伯、姚君叔节皆能为其乡先生之文，而识陈君剑潭先于二君，则不守桐城师法，慕太史公、班孟坚之言，其至者权奇动宕，恣肆自喜。马、姚二君于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余亟称剑潭之文，世人疑信相半，亦由剑潭喜谈天下事，而于世故周旋，为文章不俟人推许而自推许，动与人深言，下笔不自休，往往涂窜不留十之三四。余尝揶揄其神不凝而用志纷，或故摘其疵罅以相笑乐。而剑潭自豪其所为，以为不如是不足尽文章之变。所识诸侯卿大夫不乏人，而屈于微官不往为，奔走四方，市文修书，掌记奏，舒纸疾书，腕欲脱，岁入千金数千金，仅以救其饥寒。所引为知己，亲若骨肉，乃无逾老病颓唐如余者，亦可叹已。初见于武昌，再见于京师。陆军部长官辟修兵学书，大学聘充讲席，方谓剑潭得久居此，相与谈谐欢醉，少瘳吾人天家国之郁纡，乃终不得安其身以去。吾盖俯仰数十年之间，至于今日，世变殆愈岌岌矣。南中之强有力者，尚有知剑潭之深，丰以养剑潭者乎？使吾剑潭有以自食其力，益以发舒其文章，岂独剑潭一人一家之幸哉。

剑潭名澹然，桐城人，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派文，自命能为太史公。不好为诗，而偶作必肮脏语。其《答衍诗》曰：

刘表镇荆襄，诸葛卧田亩。雅乐动九州，炎纲已解纽。

汉廷俱朽骨，渔阳声自哀。如何鹦鹉州，孤冢无蒿莱。

少小慕奇侠，长怀漆室悲。独怜病母衰，江表时逶迤。

莽莽江汉间，曹刘争霸地。异人久不作，世乱吾焉寄。

言求当世士，幸复得石遗。石遗不作官，借箸筹当时。

丈夫贵树立，敝帚复何贵。潦倒偶狂歌，聊发雄怪气。

盖与衍初见武昌时作，而诵第六首，可证衍赠以序所称“引为知己，亲若骨肉，乃无逾老病颓唐如予”者，其言不诬也。澹然客游南北二十年，挟策卖文，干诸侯，抵卿相，喜言经世，而生平最诋常熟相国翁同龢，次则两湖总督张之洞。诗中“刘表镇荆襄”句，即刺之洞，而诸葛隐以自喻也。二公皆当世所谓巨人长德，门生故吏满天下，龁澹然使不遇。而衍为之洞从事，独惋惜之意，溢于言表，士论多焉。有《石遗室诗集》十卷，《文集》十二卷，《续集》、《三集》各一卷。

陈衍论诗，当代最推陈三立、郑孝胥。然陈三立诗豪放恣肆，以山谷为门户，而根极于韩愈。而郑孝胥诗凄惋深秀，以柳州树骨干，而洗练以孟郊。

郑孝胥者，字太夷，苏堪其号，福建闽县人也。中式光绪壬午乡试榜首，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名其楼曰海藏，又集其所为诗曰《海藏楼诗》，凡八卷，以年先后为次。其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谢灵运，而浸淫于柳宗元，又以孟郊琢洗之。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王安石，而最喜王安石。尝言：“作诗工处，往往有在怅惘不甘中者。”此其所为与樊增祥、易顺鼎异趣者也。张之洞诵孝胥诗，亦极推重曰：“苏堪是一把手。”闲适之作，夷旷冲淡，而骨力坚炼，罔一字涉凡近。诗体百变，咸衷以法，语质而韵远，外枯而中膏，吐发若古之隐沦。同县陈宝琛赠以诗曰“苏盦诗如人，志洁旨弥夐”者也。宝琛，字伯潜，号弢庵，又号橘隐，同治戊辰进士，名辈先孝胥而诗名不如。宣统逊国，官太保，抚时感事，一托于诗，有《沧趣楼集》。尤长于五古，潜气内转，真理外融，肆力于韩愈、王安石，出入于苏轼、黄庭坚，幽思峭笔略与孝胥相似，顾宝琛乐易长厚，与人为亡町畦，而孝胥则自负经世之略，好奇计，抵掌谈兵，有口辨。于清之季，尝以道员赏四品京堂，率湖北武建军，督办广西边防。既柄兵，骤擢用，顾所自喜者在诗，与人书曰：“何意以诗人而为边帅。”或震边帅之贵，乃解以诗曰：

高楼先生耽苦吟，廿年来往江之浔。何曾梦见烟瘴地，蛮荒一落颜为黔。连城三月脱鬼手，龙州还对山嵚。边关形如马振鬣，戍卒状似猿投林。风情收拾付隔世，坐觉老人来相侵。岂无春花与秋月，路绝不到诗人心。终年望饷数不至，欲和乞食陶乞食，人名谁知音？此人此地宁足爱，庙堂用意殊难寻，天高匪高海匪深。平生诗人岂不贵，何以卑我空伤今。

襟抱可想。顾孝胥之乘边也，著短后衣，亲历戎行，勤放哨，教打靶，振刷士气，日日俨对大敌，以此坐镇两年，威惠甚著。已又不适，以光绪三十一年乞罢归江南。三十三年，中朝再以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征，皆不起。宣统二年，东三省总督锡良方营辽沈，孝胥至，为策画十余事，疏上不报，于是悒悒，至京师，寻南归。明年，再抵京师，投刺中朝贵人，署曰“诗人郑孝胥”。于唐柳宗元、孟郊、韦应物、韩愈、吴融、唐彦谦，宋梅尧臣、王安石诸人诗，皆手写。《录贞曜先生诗题后》云：

复古孤莫立，佞今群所褒。初非荣世物，而亦为名劳。风雅业坠地，士心滋淫慆。先生不偶生，结束归坚牢。咄嗟浮游子，没齿徒滔滔。

高意属秋迥，惠心屏春华。手挥海上琴，衣缀岩间霞。诗涛涌退之，束手徒咨嗟。羌以意表论，邈兹神理遐。不为一世可，坐使千秋哗。

五年南国游，一卷东野诗。寄余独往意，重此绝世辞。连城必良玉，三染必素丝。勿惊绚烂文，终与大璞期。夷厚含陶思，超异同谢规。谁言中唐声，此是小雅遗。太息贞懿士，老死山嶷嶷。

端人思无邪，笃行言自文。运思虽匪涯，立义各有云。下士逐纷华，百年心如熏。性情荡不支，荣枯随世氛。行跖而言夷，此语非所闻。余表先生节，以振顽懦群。

毕生独吟诗，得此物外身。中有感怀篇，恻怆难具陈。玉堂悲玄鸟，故国望星辰。素月忽经天，鸱鸮不可因。忧时匪吾事，远念何酸辛。位卑愳为罪，言孙遇益屯。春晖一终曲，忠孝两龂龂。咄哉眉山叟，铜斗岂足论。

《录韦苏州诗题后》云：

违华即冲漠，散性难自整。岂云与俗殊，意独得沉省。平生一深念，异代爱隽永。三叹古之贤，曾同惜徂景。

《录柳州诗毕题卷后》云：

河东文章伯，童冠拔时选。翻飞触世网，壮岁坐迁转。盛名自取病，众诟实不浅。惩疚辞徒悲，晚景遇益蹇。丽思郁欲流，惊才跼未展。横经眇心贯，读《骚》俨躬践。蓄悲语离奇，取幽气奥衍。发为澹荡作，嘘吸出坟典。五言暨七言，老手废雕篆。每放寂寞游，偶托释老辩。鲍、谢方抗行，李、杜足非腼。以兹夐妙篇，千古解宜鲜。当代竞宗韩，北辰故易显。那知东方曙，启明上云。晴窗与往复，尘虑得驱遣。心折《吊屈》文，语息特修謇。伟人不世出，我辈类狂狷。怀哉文先生，吾砚蚀秋藓。

三诗未收入《海藏楼诗》，然可以征孝胥诗功所自出。其《书韦诗后》云：

为己为人之歧趣，其徵盖本于性情矣。性情之不似，虽貌合，神犹离也。夫性情受之于天，胡可强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则吾貌吾神，未尝不可以不似似，则为己之学也。世之学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异在神，神似矣曰异在性情。嗟乎！虽性情毕似，其失已不益大欤。吾终恶其为佞而已矣。韦诗清丽而伤隽，亚于柳，多存古人举止，则高于王。遗王而录韦，与其不苟随时，然亦不可与入古。柳之五言可与入古矣，以其渊然而有渟也。柳之论文也，曰“得之为难”。韦之为韦，亦曰“得之而已矣”。弗能自得其性情而希得古人之得，尽为人者也。

可以窥其生平论诗之宗旨焉。

生平论诗，以为写景视记事抒情为难。举古人名句如柳宗元之“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白居易之“一道斜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王安石之“南浦辞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赵师秀之“行向石栏立，清寒不可云。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其极超妙者。人不过一联两联。而所自得意者，则“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月影渐寒秋浩洞，柝声弥厉夜嵯峨”，“月黑忽惊林突兀，泉枯惟对石嶕峣”，“楚泽混茫方入夏，暮云崷崪忽连山”，“白下溪流向人静，紫金山色入春妍”，“入春风色连林觉，过雨山园一半开”，“两郡楚山临岸起，一江初日抱楼生”七联。可谓夥颐沉沉矣。

孝胥为诗，一成则不改。与陈衍书曰：“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也。”禀性喜雨，爱诵姜夔“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二句。其《同南通张謇夜坐吴氏草堂赋诗》云：

一听秋堂雨，知君病渐苏。欲论十年事，庭树已模糊。

略用姜诗意也。所作七言绝句，以《子朋属题山水小幅》两绝及《吴氏草堂》两绝为最工。其《子朋属题山水小幅》云：

江东顾五倦游还，占取城西水一湾。卷卷清诗皆入画，底须俗笔污溪山。

二十风流比阮、嵇，年来物役苦难齐。欲知白下闲踪迹，只向书堂觅旧题。原注：子朋所居深柳读书堂中，余旧日题诗最多。

《题吴氏草堂》云：

雨后秋堂足断鸿，水边吟思入寒空。风情谁似霜林好，一夜吴霜照影红。

水痕渐落霜渔汀，秃柳枝疏也自青。唤起吴兴张子野，共看山影压浮萍。

陈衍最喜诵两题之第二绝，曰：“韦苏州之‘独怜幽草’，苏东坡之‘竹外桃花’，不是过也。”

孝胥之诗，似宋之王安石，而论诗则推唐之柳宗元，论文亦如之。其《海藏楼杂诗》之七云：

幼时学为文，独喜柳子厚。《断刑》与《时令》，熟读常在口。近人尚桐城，其论深抑柳。阳湖分支派，相袭亦已久。柳文彼所轻，学柳更何有。奇人吾炜士，爱我忘其丑。咨嗟愧室辞，沉至信高手。子亦毗陵宗，胡不惮众诟。损名勿轻言，意子适被酒。

盖推柳文如此。及所自作，情文骚楚，则得柳之幽峭纡郁，有《拟谢灵运怨晓月赋》云：

梦既觉兮心然疑，下匡床兮搴罗帷。有厌厌之纤月，托夜堂而徘徊。徘徊兮何其，怨绮疏兮天涯。漏促光沉，窗涵影弱。乍讶孤飞，旋愁将落。腹顾菟而谁怀，锁关山而无钥。浮云兮尚羊，羌自宝兮精光。惜残宵之荏苒，众星纷其耀芒。奈须臾之流影，怅修途之阻长。山岩岩而向曙，海荡荡而无梁。寄瑶华于千里，劳引领兮相望。

《诔燕文》并叙云：

初秋早起，墙隅露草间，坠燕，且毙矣。取视几，俄而遂毙。瘗之东院芭蕉之下，坎深及咫，旬日草茸茸然合其墟也。诔之以文曰：

惟此一抔，微尘瘗愁。雕梁坠月，老翅伤秋。寒暑几何，星火既流。恨沉沧海，梦锁高楼。终古江南，芳草悠悠。莺啼花落，鸿过庭幽。并随逝往，杳与今留。

昔人评柳文以为“丰缛精绝”，如孝胥之《拟谢》、《诔燕》两文，殆庶几焉。

孝胥诗文之外喜作书，笔力挺秀，而瘦硬特甚。盖原本苏轼而参以变化者。顾于古人书，极推王安石。有《作书久不进愤赋此》一诗云：

此书无难易，要自习之久。苟怀世人誉，俗笔终在手。古今只此字，点画别谁某。必随人作计，毋怪落渠后。但当一扫尽，逸兴寄指肘。行间驰真气，莫复抟土偶。时贤争南北，扰扰吾无取。狂奴薄有态，得者进猿叟。达哉临川言：“妄凿妍与丑。”原注：王荆公诗“谁初妄凿妍与丑，坐使学士劳筋骸”。

《杂诗》云：

学书欲何为，坐使百事废。规规摹古人，久之意不快。冥追愈向上，聊以避前辈。人之似某某，窃用引为愧。虽古亦犹人，面目那可对。作真不如草，稍悟竟奚异。谁道起自运，写此盖世气。每奇王介甫，下笔风雨至。聊为宋仲温，千纸勿惜费。原注：宋克仲温杜门染翰，日费千纸。

能书由天资，成就在学力。遍搜古人奇，一悟或有得。篆分绝矜严，取势常以逆。草真趋隽永，神味务自适。唐庸宋益弛，晋魏诚造极。扫去殊未能，岂免为人役。幼年慕从祖，淳古仍宕激。中年观忠端，独往深莫测。米颠恨其手，坐受谈口厄。纵手且勿谈，破柱来霹雳。原注：米元章诗云“有口能谈手不随”。

此可以证其学书之劬，而论书则贵行笔之完，《简梦华》云：

梦华足下：属书高丽纸，辄以奉还。书殊不佳，然亦有所妄见。昔之论书者曰圆健。健诚是也，圆之义乃未了，徒增后生魔障，终无悟入地。必当正之则宜曰完。夫书以气脉为主。结字之工，在于行笔，如人筋骸百节，面目四肢，都无残损，充以涵养，然后精神焕发，生韵迥出。结字随时不同，惟行笔无不足之病，则于长短、肥瘠、反正之中，各具起伏、往来、顿掷之观，每作一笔，神理俱备，合而成字，亲于骨肉，所谓完也。观近人作，结字每苦支离，行笔动伤夭札，因无完笔，遂无完字，又其下者，但辨行列，则小史之技尔。然仆为此言，大不自量。米老曰：“有口能谈手不随。”言之不怍，则为之难，皆吾病也。既为足下书毕谛视，益惭。姑述代谈，即讯文祉。

梦华者，金坛冯煦也，极叹孝胥为至论。

孝胥之弟曰孝柽，稚辛其字也，能诗如其兄。将之江南，《留题福州西湖禅壁一律》云：

一天离绪望吴门，彳亍湖壖昼易昏。山槲叶黄词客面，水葓花瘦女儿魂。上方听法传清梵，他日寻诗拂坏垣。谁为慰留行不得，痴禽著意太温存。

时光绪二十二年也。迨辛亥国变归里，旧地重游，重赋一律云：

曾闻共命是频伽，啼落曼陀一树花。七字题诗犹疥壁，廿年归客已无家。远峰扫黛眉如语，旧事成尘眼欲遮。只有湖波留不尽，照人青鬓点霜华。

题曰：“岁丙申将去福州，留诗西湖禅壁，和者数十首。顷归自吴，沧桑换世，坏壁重题，他日又当若何触枨也。”山槲一联，极似陆游“断桥烟雨梅花瘦，绝风霜槲叶深”，七字一联，极似苏轼“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因见旧题”。廉悍不如乃兄，而婉约胜焉。

孝胥之诗，与陈三立齐名。三立弟子，推铅山胡朝梁为高第。而学孝胥诗者，则以侯官李宣龚为最早云。

胡朝梁，字子方，自号诗庐。诗以外无他好。为人观剧，自午至酉，万声阗咽中，攒眉搜肠，成五言古一篇，盖和其师陈三立《题听水第二斋》韵者。其为诗专学黄庭坚，七言律中二联，多兀傲不调平仄。《夏日即事》云：

人生快意是会合，尽日好风来东南。芳塘半亩水清浅，茅屋一间人两三。看水看山殊未厌，栽桑栽竹粗已谙。青云可致不须致，我愿食贫如荠甘。

《写义宁师诗竟辄书所触以呈》云：

大块噫气幻万千，上飞下走日月旋。诗人能事通造化，驱使万物归新篇。吾师读书善养气，胸次浩荡收百川。作诗不须故作势，却自凌厉横无前。

《夏居漫兴》云：

双塘之水明如镜，一带垂杨青可攀。得意醉而非醉候，游身材与不材间。有时嚄唶仰天语，消得寻常负手闲。幸是中年健腰脚，短衣匹马好还山。

《述怀》云：

年年作计随人后，短发长歌只自疑。来日万端付之酒，江南片月为吾私。非关早岁思齐物，合有寒儒瘦到诗。我已穷于孟东野，高天厚地更何之。

疏宕遒隽，大率类是。陈三立许其直造宋贤胜处，而陈衍则告之曰：“盖仿山谷之学杜，得其一体者。在杜如‘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声响，落日时见渔樵人’，‘锦官城西生事微，乌皮几在还思归。昔去为忧乱兵入，今来惟恐邻人非’，如此之类，不过百首之一二。在山谷则十首之三四。然犹仅三四也，君则十之七八矣。不俗在此，仅能不俗亦在此。”朝梁深服其言，而不能改也。

李宣龚，字拔可，早年为诗学陈师道。及从郑孝胥游，乃为王安石。而孝胥之为汉口铁路局总办也，宣龚实为记室。时陈衍在武昌，宣龚旬日必过诣衍所，有诗云：

石遗小住藤为屋，无闷新居竹满庭。准拟过江寻一憩，午凉容我作诗醒。

不知鱼鸟归何处，却与蚊蝇共一区。眼底了无芳草色，那能长日闭门书。

盖最早为孝胥诗派者。孝胥在日本有诗题曰：“决壁施窗，豁然见海，名之曰无闷。”诗中“无闷”，即指孝胥也。后孝胥去职。宣龚又有《过盟鸥榭有怀太夷奉天一律》云：

庭前病桧自萧疏，门外惊鸥不可呼。饱听江声十年事，来寻陈迹一篇无。投荒坐惜人将老，望鲁空嗟道已孤。赖有胜天坚念在，稍分肝胆与枝梧。

盟鸥榭者，盖汉口铁路局之临江一室，而孝胥决壁施窗以为燕客谭诗之所者也。宣龚之学诗，实于是大成焉。

宣龚诗最工嗟叹，盖古人所谓“凄惋得江山助”者。《题吴文剑隐鉴园图》云：

事业欲安说，溪边柳成围。当时叩门人，百过亦已衰。此园在城东，地偏故自奇。世俗便贵耳，浊醪争载窥。那识赏寂寞，但闻簧与丝。我向喜独游，扁舟弄涟漪。拊槛一片云，钟山远平篱。花竹不迎拒，鱼鸟无瑕疵。岂惟客忘主，青溪吾所私。中间共出处，就官淮之湄。土瘠民力瘁，百无一设施。鄂渚得再觌，征车方北驰。归途望楚氛，微服鹢退飞。陵谷事已改，变迁到茅茨。相逢忽揽卷，不收十年悲。郑记似柳州，平淡乃过之。夙忝文字饮，可能欠一诗。巷南数椽屋，有枝亦无依。倘免熠耀畏，滔滔还当归。芳草结忠信，吾言兹在兹。

盖宣龚少游金陵，后自筑屋清溪旁，小有林亭，经国变，颇遭蹂躏，又目击武昌兵乱，吟此寄怀，正郑孝胥称王安石诗所云：“工处有在怅惘不甘中者。”论者谓“此诗二十年青溪、钟阜间交游踪迹，直举孝胥《海藏楼诗》、《吴氏草堂》、《晚登吴园小台》、《正月二日诗笔》、《上巳吴园修禊》、《濠堂》、《题吴鉴泉新城水榭》、《舟过金陵》诸诗怀抱而萃之一诗”云。

宣龚有诗友二人，曰新建夏敬观剑丞，曰绍兴诸宗元贞壮。宗元审曲面势，善使逆笔，而造语用意，胥求透过一层者。惜其太少。而宗元以为得此已足，若必求益，则卖菜佣所为已。早年随宦江西，得交敬观而未谭诗。及寓沪时，始与敬观唱和，味隽而永，有二妙之目。敬观生平论诗，所服膺者东野、宛陵，及所自为，则刻意锻炼不肯作一犹人语。陈衍尝嘲之曰：“吾子诗卓自树立，视乡老陈散原，尚思徐行后长者否也。”因题其诗稿曰：“命词薛浪语，命笔梅宛陵。散原实兼之，君乃与代兴。”盖追散原之逸轨者。顺德罗惇曧掞东、罗惇㬊敷庵，二难竞爽，咸推诗伯。然而惇曧苍秀，惇㬊精严。惇曧气体骏快，得东坡之具体。惇㬊意境老澹，有后山之遗响。迹其成就，其在散原，亦犹苏门之有晁、张也。侯官黄秋岳濬尝从陈衍学，诗工甚深，天才、学力皆能相辅而出，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诡，其沉着隐秀之作，一时名辈无以易之。挽乃私淑于陈三立，气体益苍秀矣。其乡老林纾畏庐不以诗名，早岁有作则学梅村，而六十以后渐为苍秀，自命杜陵诗史，惟结体松缓，未能精严，写数十首寄示陈衍。衍谓工者二三，不工者七八，寓书劝其删汰，媵以一绝，有“铺张排比杜陵人”之句“铺张排比”四字，元微之以赞少陵，而元裕之则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也，而纾则大不悦，以视于濬，殊觉前贤畏后贤也。长乐梁鸿志众异有作，必请益陈衍，其诗植骨杜、韩，取径临川，工为嗟叹，颇得介甫深婉不迫之趣，盖郑孝胥之同调矣。凡兹所论，咸足以张西江之壁垒，而殿同光之后劲者也。挽近诗派，郑孝胥以幽峭，陈三立以奥峭，学诗者不此则彼矣。若樊增祥之工丽，祈向者百不一二。杭州三多六桥、丹徒丁传靖公其著也，而三多为胜。三多称增祥诗弟子，工于隶事，得其师法，于清末历官绥远都统、库伦驻防大臣，尤熟于满、蒙各地方言与故实，稍稚驯者多以入诗，而歌行似增祥，尤似易顺鼎，七律似顺鼎，尤似增祥。《十叠牙字韵和夔盦主人》云：“兼并文武大林牙辽《百官志》：大林牙，翰林学士也。又行枢密有左右林牙，天锡能诗敢比夸。泼墨如倾饶乐水喀喇沁为古鲜卑地饶乐水出焉，运筹当赛沈阳瓜近人《沈阳百咏》诗云‘批红川白知何事，尽有输赢说赛瓜’。人才金史师安石，王位元朝脱不花。莫笑梁园旧宾客，春风不坐坐东衙此间称副都统署曰东衙。”又赠罗惇曧诗有句云：“人品如西晋，家居爱北平。”稳称雅切，诵者以为得增祥隶事之法云，并著于篇以备考论焉。

三、词

朱祖谋　附王鹏运、冯煦　况周颐　附徐珂、邵瑞彭、王蕴章

谭词学者，匪如诗与文之歧其途也，壹以宋词之常州派为宗，盖词莫盛于宋，而宋人目词为小道，名曰诗余。及让清而词学大昌。秀水朱彝尊、钱唐厉鹗先后以博奥澹雅之才，舒窈窕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浙派始于朱彝尊，盖承明词之弊，而崇尚清灵，欲以救啴缓之病，洗淫曼之陋也。然标格仅在南宋，以姜夔、张炎为登峰造极之境。厉鹗继之，而好用新事，后生效之，每以捃摭为工，流极所至，为饾饤，为寒乞。其后乃有常州派起。张惠言、董士锡《易》学大师，周济治《晋书》，号为良史，各以所学益推其谊，张皇而润色之，由乐府以上溯《诗》、《骚》，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源，盖至于是，而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张惠言为常州开山之祖，其论词以深美闳约为旨，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董士锡、周济稍后出，而士锡则惠言甥也。士锡与济至交，而论说互相短长。士锡初好玉田，而济谓之曰：“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济不喜清真，而士锡推其沉着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士锡益厌玉田，而济遂笃好清真，以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故曰：“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咳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意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于篇者，临渊窥渔，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著有《词辨》一书，又选《宋四家词》以为倚声之正鹄。四家者，曰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其所望于词人之读是选者，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造乎清真。自张惠言有“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之论，而词之体乃尊。自周济有“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论，而词之学乃大。浙派但事绮藻韵致，已为下乘，论者谓南宋之作法于凉。要之浙派之词，朱彝尊开其端，厉鹗振其绪，皆奉白石、玉田为圭臬，不肯进入北宋人一步，况唐人乎？故南北宋者，世所分浙派常州之枢纽也。常州以拙重大，学北宋之浑涵。浙派以松轻灵，学南宋之清空。常州派兴而浙派替。至挽近世，仁和谭仲修崛起同光之间，乃衍张惠言、周济之学以纂《箧中词》十卷，盖皆清词也。又取济所纂《词辨》而评之，自谓持论小异，而折衷柔厚则同，所著《复堂词》，大雅遒逸，深得张惠言深美闳约之旨，而传其学于杭县徐珂仲可。由是浙江杭州有常州之学。同时有高密郑文焯叔问者，奉天铁岭人，汉军，其自称高密郑氏者，文焯自诡托于康成之后也，所著词曰《樵风乐府》，感兴微言，澹远沉着。其人少工侧艳，而不尽协律，游吴中十年，学琴于江夏李复翁，极论古音，乃大悟四上竞气之指，于白石自度曲所记音拍，能以意通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撰成《词原斠律》一书，而能因姜词以上溯唐谱，推求词律之本原，为研求词学者别辟途径。文焯既留心于乐律，故其词亦偏宗周邦彦、姜夔。两宋词人号知音，能自制曲者，惟柳永、周邦彦、姜夔最为大家，而姜词旁谱，至今犹在，为其有迹可寻，因求其声律，而兼及其格调，故文焯中年，于白石词致力尤深，其教人亦舍白石外，并在禁例，而晚乃兼涉梦窗，以上追清真，又谓：“东坡词气韵格律，并到空灵妙境。”则受临桂王鹏运之薰染也。鹏运，字佑遐，一作幼霞，自号半塘僧鹜，于光绪朝官礼科掌印给事中，号彊直敢言事，而慈禧太后及德宗常驻颐和园，鹏运争之尤力，卒以不见容去位，之江南，寻客死。郁伊无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所著词刊为《半塘定稿》，其词幻眇而沉郁，义隐而指远，盖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上追东坡之清雄，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济之说，固契若针芥也。由是常州词派流衍于广西矣。鹏运死，推归安朱祖谋、临桂况周颐为词宗，二人之学，盖一出于王鹏运云。

朱祖谋，原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世居浙江归安之埭溪渚上彊山麓，唐白居易所谓“惟有上彊精含，与刘商㞐之仙知”者也，自号上彊村民，因题其集曰《彊村词》。少时随宦河南，遇王鹏运，交相得也。鹏运之治词也，盖取谊于周济，而取律于万树。万树者，于康熙间尝著《词律》以纠驳《啸余谱》明程明善撰、《填词图谱》清赖以邠撰及诸家词集之讹，即所称万红友者是也。鹏运常语人曰：“万氏持律太严，弊失之拘，然使来者之有人，综群言于至当，俾倚声一道，不致流为句读不缉之诗，则筚路开基，万氏实为初祖。”而祖谋强识分铢，宗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鹏运惮焉，谓之律博士。然祖谋之词学，实受之鹏运者为多。祖谋以光绪九年二甲第一名进士，累官礼部侍郎，二十二年赴官京师。鹏运方官御史，举词社，邀之入。顾鹏运性喜宏奖，于祖谋则绳检不少贷，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涂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因贻所刊《四印斋词》十许家，“四印斋”者，鹏运所以自署其室者也。又约校《梦窗词》四稿，谓：“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从南宋入手，明以后词绝不寓目，如是者三年，则曰：“可以视今人词矣。”示以顾贞观、厉鹗、蒋春霖等所作。会义和团变起，八国联军入京，都人士骇而走，祖谋则偕修撰刘福姚就鹏运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凌夷，知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困守穷城，乃约为词课，拈题刻烛，喁于唱酬，日为之无间，一阕成，赏奇攻瑕，诙谐间作，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自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即世所传《庚子秋词》也。鹏运投劾，之上海，讲学于南洋公学，而祖谋亦以视学广东，奉诏南下，遇于上海，鹏运则出示所为词九集，将都为《半塘定稿》，约曰：“吾两人作，交相校订。”祖谋携其稿之粤，以《彊村词》邮致，索删定，鹏运复以书曰：

大集琳琅，日来料量课事讫，即焚香展卷，细意披吟，宛与故人酬对。昨况夔笙渡江见访，出大集共读之，以目空一世之况舍人，读至《梅州送春》、《人境庐话旧》诸作，亦复降心低首曰：“吾不能不畏之矣。”夔笙素不满某某，尝与吾两人异趣，至公作则直以独步江东相推，非过誉也。若编集之例，则弟日来一再推求，有与公意见不同之处，请一陈之：公词庚辛之际是一大界限。自辛丑夏与公别后，词境日趋于浑，气息亦益静，而格调之高简，风度之矜庄，不惟他人不能及，即视彊村己亥以前词，亦颇有天机人事之别。鄙意欲以已见《庚子秋词》、《春蛰吟》者编为别集，己亥以前词为前集，而以庚子《三妹媚》以次以汔来者为正集，各制嘉名，各不相杂，则后之读者，亦易分别。叔问词刻，集胜一集，亦此意也。自世人之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面”者。六百年来，真得髓者，非公更有谁耶？夔笙喜自诧，读大集竟，浩然曰：“此道作者固难，知之者能有几人。”可想见其倾倒矣。拙集既用《味黎集》体例，则《春明花事》诸词，其题目拟《金明池》，下书“扇子湖荷花题”，序则另行低一格，而去其“第一”、“第二”等字，似较大方。公集去之良是，体例决请如此改缮。暑假不远，拟之若耶上冢，便游西湖。江干暑湿，不可久留。南方名胜当亟游，以便北首。

时光绪三十年夏五月也。祖谋得书之浃月，而鹏运客死苏州矣。祖谋恸之甚，遂以书弁《彊村词》之首，而哭之以词，即《彊村词》卷二、卷三载《木兰花慢》、《哨遍》、《八声甘州》诸阕也。而《木兰花慢》、《八声甘州》两阕尤凄绝。

木兰花慢

程使君书报半塘翁亡，翁将之若耶上冢，且为西湖猿鹤之问，遽逝吴中，赋此寄哀，时方为翁校刊《半塘定稿》，故章未及之。

马塍花事了，但持泪，问西泠。信有美湖山，无聊瓶钵，倦眼难青。飘零，水楼赋笔，要扁舟一系暮年情。才近要离冢侧，故人真个骑鲸。自注：昔年和翁生圹词有云：“傍要离穿冢尔何心，长安。”翁笑曰：“息壤在彼。”岂谶耶。　　瑶京，何路问元亭，九辨总无灵。算浮生消与功名抗疏，心事传经。冥冥，夜台碎语咽，飘风邻笛不成声。恨墨盈笺未理，暗虫凉堕愁镫。

八声甘州

暮登灵岩绝顶，叔问为述半塘翁昔年联棹之游，歌以抒哀，用梦窗韵。

倚苍岩半暝，拂春裾千鬟乱明星。信闲僧指点愁香黏径，荒翠通城。故国鸱夷去远，断网越丝腥。销尽兴亡感，一塔铃声。

招得秋魂来否？对冷漪空酹，梦难醒。问琴弦何许？飘泪古台青。好湖山、孤游翻懒，又咽风、哀笛起前汀。把筇去、小斜廊路，双屧苔平。

祖谋之词，初学吴文英，晚又肆力于苏轼、辛弃疾二家，而于轼词尤所嗜喜，遂校刊《东坡乐府》，而属金坛冯煦序其端曰：

词之有南北宋，以世言也；曰秦、柳，曰姜、张，以人言也。若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之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顾二君专刻，世不恒有。坡词尤鲜善本，古微前辈，词家之南董也，酷耆坡词，乃取世所传毛、王二刻，订讹补阙，以年为经，而纬以词。既定本，属煦一言简耑。煦嗜坡词，与前辈同。综其旨要，厥有四难：词尚要眇，不贵质实，显者约之使隐，直者揉之使曲。一或不善，钩辀格磔，比于禽言，扑朔迷离，或侪兔迹。而东坡独往独来，一空羁靮，如列子御风以游无穷，如藐姑射神人吹风饮露，而超乎六合之表。其难一也。词有二派：曰刚与柔，毗刚者斥温厚为妖冶，毗柔者目纵佚为粗犷。而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菲，树秦、柳之前称，空灵动宕，道姜、张之大辂，唯其所之，皆为绝诣。其难二也。文不苟作，寄托寓焉，所谓文外有事在也。于词亦然。然世非怀襄而效灵均《九歌》之奏。时非天宝而拟杜陵《八哀》之篇，无病而呻，识者恫之。而东坡夙负时望，横遭谗口，连蹇廿年，飘萧万里，酒边花下，其忠爱之忱、幽忧之隐，旁薄郁积于方寸间者，时一流露，若有意，若无意，若可知，若不可知。后之读者，莫不睪然思，逌然会，而得其不得已之故，非无病而呻者比。其难三也。夫侧艳之作，止以道淫。悠谬之词，或将损性。拘虚小儒，县为徽。而东坡涉乐必笑，言哀以叹。暗香水殿，时轸旧国之思；缺月疏桐，空吊幽人之景。皆属寓言，无惭大雅。其难四也。噫！东坡往矣！前辈早登鹤禁，晚栖虎阜。沉冥自放，聊乞玉局之词；峭直不阿，几蹈乌台之案。其于东坡，若合符契。今乐府一刻，殆亦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乎？若夫校订之审，笺注之精，则前辈发其凡矣。此不具书。

时宣统二年夏五月也。冯煦者，母朱，梦僧拈花入室，遂寤而生，字以梦华。少好词赋，有江南才子之目。累举不第，至四十五岁，实为光绪十二年丙戌，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廷对策用双行，文仿陆宣公奏议，书作钟元常体。阅卷大臣大学士张之万、侍郎徐郙怪而抑之，而尚书翁同龢、潘祖荫则力主进呈。胪唱，跪螭下，慈禧皇太后遥见之，顾谓左右曰：“此老名士。”累官安徽巡抚，上疏请核名实，明赏罚，忤朝旨罢斥。入民国，起总纂《江南通志》，年已八十，犹能作蝇头小楷。著有日记，积六十二年，迄殁之日，皆精楷不苟，都四十五册。所为骈散文，陶染典籍，衷于物则。诗则无体不工。旁究倚声，一以南唐、北宋为则，尝就常熟毛晋汲古阁汇刊之《宋六十一家词》，择其尤精粹者，为《宋六十一家词选》十二卷，所定例言，谈词者奉为模楷。少时尝以词质正仁和谭献。献故推本周济之旨，发挥光大，称词家名宿，跋其稿曰：“阅丹徒冯煦梦华《蒙香室词》，趋向在清真、梦窗，门径甚正，心思甚邃，得涩意。惟由涩笔，时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当救以虚浑。单调小令，上不侵诗，下不堕曲，高情远韵，少许胜多，残唐、北宋后，成罕格。梦华有意于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虽有微词，然期于增美释回，盖以古作者待煦矣。煦与祖谋有同赋精忠柏用岳飞《满江红》旧韵各一阕，盖作于民国以寄思者。

满江红　赋精忠柏敬用忠武旧韵　朱祖谋

大木无阴，浑不是众芳雕歇。相望处，灵旗风雨，于今为烈。亘古心坚如铁石，何人手植无年月。向南枝应有旧啼鹃，声凄切。　　奸桧铸，沉冤雪。幽兰瘗，仇雠灭。问乔柯几见金瓯完缺？朱鸟定飘枋得泪，碧苔错认苌弘血。更空山玉骨冷冬青，悲陵阙。

满江红　同古微前辈赋精忠柏敬踵岳忠武韵　冯煦

萧艾披昌，邈今世众芳衰歇。留一木，孤撑天宇，寸心尤烈。七百余年陵谷变，英灵犹恋西湖月。算亭阴鬼雨怒涛飞，身悲切。　　离九节，凌冰雪。传海外，何生灭。恁抚柯舒啸唾壶敲缺。古殿苔封虫食篆，空枝春尽鹃啼血。问南朝遗孽桧分尸，孱王阙。

祖谋又有《清明渝楼同梦华》之《高阳台》、《六幺令》两阕：

高阳台

短陌飞丝，平碾麹，市帘江柳争青。中酒年光，买春犹是旗亭。彩幡长记花生日，甚彩窗、儿女心情。尽安排，画吴缣，钿阁秦筝。　　白头未要相料理，要哀吟狂醉，消遣浮生。无主东风，博劳怨不成声。朦胧几阵东阑雪，算今年、又看清明。怕相逢，睇燕归来，犹诉飘零。

六幺令

碧纱烟语，恩怨无端的。分明宋墙东畔，帘幕几重隔？扶梦花灯宛转，不照伤心色。后期今夕。青天碧海，未道相思是无益。　　蜡烛花还有泪，惜别筵前滴。罗带诗本无题，出意机中织。千万秦筝素手，莫教危弦急。凤帷鸳席。能拼憔悴，知否金钗未堪擘？

盖两人同调，常相酬答也，声情激楚，有弦外之音焉。祖谋又有《为曹君直题赵子固凌波图》之《国香慢》一阕曰：

一帧湘魂。正捐珰水阔，汛瑟烟昏。江皋几丛憔悴，留伴灵均。日暮通词何许？有婵媛、北渚含颦。国香纵流落，未许东风，换土移根。　　轻年亡国恨。料铜槃冷透，铅泪潸痕。故宫天远，鹅管从此无春。补作宣和残谱《宣和画谱》无水仙，尽消凝、老去王孙。不成被花恼，步入鸥波，满袜秋尘。

调亦凄咽，殆所谓“弦弦掩仰声声思”者矣。曹君直者，吴县曹元忠也。祖谋以民国六年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名曰《彊村丛书》。盖词起晚唐，越三百余年而有南宋之刻《百家词》据《直斋书录解题》于《笑笑词》一条下云：自南唐二主以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又四百余年，为明末造，而有常熟毛晋汲古阁之刻，又且三百年，而后有祖谋之校刻也。千祀以来，词苑于是为第三结集矣。元忠盖与有力，遂属为之序曰：

彊村侍郎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以元忠尝助搜讨，共抱微尚，约书成为序其首。今年秋工竣，得别集百有十三家，总集所收，犹不以此数，盛矣哉。自汲古以来，至于近时，朋旧若四印斋、灵鹣阁、石莲山房、双照楼诸刻，皆未足方。虽然，彊村是刻之所以独绝者，则尚不因此。盖尝取近世所传《国策》、《管》、《晏》、《荀》、《列》诸子书录，而知其校刻各词，犹有刘向家法，为不可及焉。按向所校雠，以中书为主，尚取太史节、太常书、大中大夫卜圭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富参书、臣向书，校除复重，定著篇数，可见虽据善本，犹待参订也。而彊村所校如之。其于误字，如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以尽为进，以贤为形，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每云“皆已定杀青可缮写”，可见实事求是，不妨改字也。而彊村所校又如之。顾彊村所尤致意者，则在声律，故于宫调旁谱之属，莫不悉心校定，或非向之所及。然《汉书·艺文志》既载《河南周歌诗》，又附《河南周歌声曲折》，既载《周谣歌诗》，又附《周谣歌诗声曲折》。度向所校，必亦精审如彊村可知，则又惜其书久亡，并无书录之可证也。且夫唐、五代、宋、金、元之词，汉、魏、六朝之乐府也。往读《宋书·乐志》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至《有所思》之“妃呼豨”，《临高台》之“收中吾”，虽已索解无从，然犹得据王僧虔启所云，“诸调曲皆有声有辞，辞者歌诗，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引为比例。独至宋《鼓吹铙歌》、《上邪》、《晚芝田》、《艾如张》诸曲，几于满纸皆“几令吾”、“微令吾”，令人口呿舌挢，不知其作何语？及考诸《乐府解题》，则云：“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致然。”然后知乐工伶官，既无左、史妠、謇姐名倡理董其事，士大夫复以非肄业所及而不屑道，又谁为之刊正者。故自宋迄梁，不过七八十年，而沈约所见已驳如此。使当时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岂非《宋史·乐志》、《导引六州》、《十二时》、《降仙台》之流，纵音节不传不可歌，宁至不可读哉？然则汉、魏、六朝乐府，以声辞杂糅之故，等诸若存若亡，知凡夫唐、五代、宋、元词之仅存者，欲延坠绪于一线，殆非精校传刻不可。我彊村惟有鉴于此，故《梦窗》锓版者三，而《草窗》亦至于再，余诸家亦复广搜珍秘，博访通雅，必使毫发无憾而后已，岂不以南宋所传《望瀛》十二遍散序无拍，《韵语阳秋》能言之，而今不可知矣。夷则商《霓裳羽衣曲》十一段起第四遍至杀拍，《碧鸡漫志》能言之，而今又不可问矣。姑无论大曲也。甚而缠慢小令，若《词源》所称张枢《寄问集》旁缀音谱者，今且无自访求，恐再阅百年，即此总集别集百数十家，亦将灰飞烟灭。不及时整娖，安知不如刘向所言：“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绝而不为以至大不备，惑莫甚焉。”不得不尽力以为之乎？则又用心与向相同，不但校雠守其家法已也。元忠故详言之，以告当世读《彊村丛书》者。

盖近今词集之校刻，王鹏运四印斋造其端，而祖谋实以是书集其大成，志益博而智专，心益勤而业广，其有功于词学者不浅也。徒以裒然巨帙，卒业为难，而阐词学之阃奥，诏后生以途辙，始宋徽宗皇帝，迄李清照，凡八十七人，人选数首，曰《宋词三百首》，比之于《唐诗三百首》，中以周邦彦、吴文英为最多，盖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也。况周颐尝翘以语人曰：“能循途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宏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尚有无形之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无止境之学，必有以端其始，莫如《宋词三百首》。”盖甚推其书也。及所自为，融诸家之长，声情益臻朴茂，清刚隽上，并世词家推领袖焉。

祖谋以词名，顾诗亦入能品，《和远根乞米曲》曰：

宣州诗翁恒苦饥，索米梦持篆窠归。举家啖粥癯不肥，平原笔力弩释机。先生研田十年耭，溉墨一斗键其扉。临川三昧荧荧晖，浓锋蹶岂诸城痱。赫蹄纸百不供挥，玺书增俸畴敢睎。月料半流埒茹薇，焉能休粮脱尘。道山延阁接太微，胡不陈书紫宸闱？胡不曼胡短后衣？捷书夜草旄头飞，何为颔幽篁围？乾愁漫诞不可矶，诸公遑辨妃与豨。一丘之貉蒙庶几，菜佣求益来已稀。牛铎黄钟荒是非，柺然者腹负大诽。安用陶胡奴累欷，逝将着鞭骖子。安吴笔诀绝几韦，他年奇字森烟霏。

又《题胡愔仲金光明胜经卷子》二绝曰：

妙伽佗谛绝传衣，花雨香中旧揵扉。一逝翩如黄鹞子，刺天海水又群飞。

江左一流今日尽，诗篇连卷共谁论？不如自拨炉烟坐，饶舌丰干已不言。

诗研炼似陈三立，而用事下语或失之晦，陈衍称之曰“诗中之梦窗”，允矣。

临桂况周颐者，名周仪，以讳清宣统溥仪名，遂改周颐，夔笙其字，别号蕙风，官内阁中书，王鹏运致祖谋书所称“目空一世之况舍人”也。少而察惠，读书辄得神解，垂髫应府县学试，冠其曹，举案首。同考或窃窃低语：“何以稚子独争上流。”知府事者至榜示谓：“广右以灵淑所钟毓，诞此英才，所望为贤父兄者，善为掖进，俾以有用之身，致国家之用，则宦辙所至，亦复与有荣云。”九岁，补博士弟子员，十八岁举优贡。一日，往省姊，偶得《蓼园词选》读之，试为小词，而沉浸者日以深，其集中附有《存悔》一卷，即十七前作也。轻倩流慧，理境两绝，有曰：“春小于人，花柔似汝。云涯怅望知何处？”每谓神来之笔，若有所感，至于垂老追念，都难为怀。二十一举光绪五年乡试，乃娶于赵，伉俪綦笃。夫人擅雅乐，因并习操缦，俨然理曲。既而宦游京国，遵例官内阁中书，与王鹏运同官，益以词学相砥砺，并治金石文字，凡有碑版无不罗致，得万余本，中龙门造像千余本，尤长于许氏《说文》，名声训诂，潜造精研，故其治碑版，并为渊源之学。寻以会典馆纂修，叙劳用知府，分发浙江。曾参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端方藏碑版甲于海内，辄属周颐定之，《陶斋藏石》一记，盖出手纂。时合肥蒯光典礼卿以进士官道员，分发江南，与周颐学不同，乃荐兴化李详以间之，每见端方，必短周颐而称详。一日，端方招饮，光典又及周颐。端方太息曰：“亦知夔笙必将饿死，但我端方在，决不容坐视其饿死耳。”周颐闻之，感激涕下，而致怨于李详。详以不得志于端方，既而端方入川被杀，详以诗吊之，有云：“轻薄子云犹未死，可怜难返蜀川魂。”“轻薄子”云，盖指周颐也。自是有宴会，周颐与详，必避不相见。而周颐濡古既深，字画必谨，自以氏况，见人书“况”字只写两点为“况”，则必斥其讹讹，而为之加成三点水焉，又睹文书中“金樽”字，必涂去木旁作“尊”字，诸如此类，崇古不苟，冯煦戏称之为况古人，而所自喜者尤在词，尝自谓：“世界无事无物不可入词，但在余能自运其笔，使宛转如意耳。”所著曰《第一生修梅花馆词》、《二云词》、《香樱词》、《蕙风词》。逊国而后，家国之感、身世之情，所触日深，而词格亦日遒上。顿挫排宕，柔厚沉郁，千辟万灌，略无炉锤之迹，而又严于守律，一声一字，悉无乖舛，方之古人，庶几白石，亦自谓五百年后，得为白石，亦复相类也，录其二词，聊当举隅。

齐天乐　秋雨

沈郎已自拌憔悴，惊心又闻秋雨。做冷欺灯，将愁续梦，越是宵深难住。千丝万缕，更搀入虫声，搅人情绪。一片萧骚，细听不作乎是故园树。　　沉沉更漏渐咽，只檐前铁马，幽怨如诉。傥是残春，明朝怕有，无数飞花飞絮。天涯倦旅，记滴向篷窗，更加凄苦。欲谱潇湘，黯愁生玉柱。

四字令

南陵徐积雨得小铜印，文曰“石家侍儿”，白文方式，以拓本见诒，报之以词。

石家侍儿，绿珠宋袆。当年毕竟阿谁，捺银笺紫泥？　　香名未知，乡亲更疑绿珠，广西博白人。余旧有“绿珠红玉是乡亲”小印。红玉，陈文简侍儿，墓在临桂楼霞山麓。愿为宛转红丝，系裙腰恁时。

盖周颐之词，细腻熨帖，典丽风华，阔大不及祖谋，而绵密则过之焉。然周颐之词学，实得助于祖谋者不鲜，尝语人曰：“余之为词，二十八岁以后，格调一变，得力于半塘，比岁守律綦严，得力于沤尹，人不可无良师友也。”周颐为词崇性灵，而或伤尖艳，既与王鹏运同官中书，鹏运词夙尚体格，于周颐异趣，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自是周颐得窥词学之深，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盖声律与体格并重也。周颐之词，仅能平侧无误，或某调某句有一定之四声，昔人名作皆然，则亦谨守勿失而已。未能如鹏运之一声一字，剖析无遗也。如是者二十年，既鹏运卒，乃与祖谋相切磋。祖谋于词不轻作，恒以一字之工、一声之合，痛自刻绳，而因以绳周颐。周颐亦恍然向者之失，龂龂不敢自放，乃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于祖谋，与得力于鹏运者同。如《甲午展重阳日邃父招同半塘登西爽阁子美因病不至调寄蝶恋花》云：

西北云高连睥睨，一抹修眉，望极遥山翠。谁向西风传恨字，诗人大抵伤憔悴。　　有酒盈尊须拌醉。感逝伤离，自注：端木子畴前辈于数日前谢世。何况登临地。鬯好秋光图画里，黄花省识秋深未。自注：西爽阁在京师土地庙下斜街山西会馆，可望西山。

自跋云：“金元已还，名人制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皆平侧互叶，几于句句有韵，付之歌喉，极致流美，溯其初哉肇祖，出于宋人填词，词韵平侧互叶，丁北宋已有之，姑举一以起例。贺方回《水调歌头》云：‘南国本潇洒，六代浸豪奢。台城游冶，襞椾能赋属宫娃。云观登临清暇，壁月流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

访乌衣，寻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蓬窗罅，犹唱《后庭花》。’蕙风此作，倘有合者。”又《题徐仲可舍人珂女公子新华山水画稿，调寄玉京瑶》云：

玉映伤心稿，凤羽清声，梦里仙云幻。自注：用徐陵母五色云化为凤事。故纸依然，韶年容易凄晼。乍洗净、金粉春华，澹绝处、山容都换。瑶源远，湘苹染墨，昭华摅管。自注：徐湘苹、徐昭华皆工画。　　茸窗旧扫烟岚。韵致云林，更楷模北苑。陈迹经年，蟺奁分贮丝茧黯。赠琼，风雨萧斋，带孺子泣珠尘潸。帘不卷，秋在画图香篆。

自跋曰：“此调为吴梦窗自度曲，夷则商犯无射宫腔。今四声悉依梦窗，一字不易。”盖抗心希古，严于守律，大率类此。

周颐论词最工，细入毫芒，能发前人所未发，所著曰《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论词境曰：“词境以深静为主。韩持国《胡捣练令》过拍云：‘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静而见深。盖写境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境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词往往有之。持国此二句尤妙在一‘渐’字。”又曰：“小山词《阮郎归》云：‘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细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绿杯’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旧狂’五字三层意。狂者，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发见于外’者也，狂已旧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欲将沉醉换悲凉’，是上句注脚。‘清歌莫断肠’，仍含不尽之意，此词沉着厚重，得此结句，便觉竟体空灵。”又曰：“东坡词《青玉案·用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歇拍云：‘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上三句未为甚艳，‘曾湿西湖雨’是清语，非艳语，与上三句相连属，便成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又曰：“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然不善学之，最易落套，亦如诗中之假王、孟也。刘招山《一剪梅》过拍云：‘杏花时节雨纷纷，山绕孤村，水绕孤村。’颇能景中寓情”又曰：“罗子远《清平乐》‘两桨能吴语’五字甚新。杨柳渡头，荷花荡口，暖风十里，剪水咿哑，声愈柔而景愈深。尝读饮水词《望江南》云：‘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总归诗格秀，笙箫恰称语音圆，人在木兰船。’笙箫句与此两桨句，同一妙于领会。”又曰：“空同词《浪淘沙·别意》云：‘花露涨冥冥，欲雨还晴。’能融景入情，得迷离惝恍之妙。‘涨’字亦炼。”又曰：“韩子畊《高阳台·除夕》云：‘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年华衮衮惊心。饯旧迎新，能消几刻光阴？老来可惯通宵饮，待不眠还怕寒侵。掩清尊，多谢梅花伴微吟。　　邻娃已试春妆了，更蜂枝簇翠，燕股横金。句引春风，也知芳意难禁。朱颜那有年年好，逞艳游赢取如今。恣登临，残雪楼台，迟日园林。’此等词语浅情深，妙在字句之表，便觉刻意求工，是无端多费气力。”又曰：“履斋词《二郎神》云：‘凝伫久，蓦听棋边落子，一声声静。'《千秋岁》云：‘荷递香能细。’此静与细，亦非雅人深致，未易领略。”又曰：“王易简《谢周草窗惠词卷·庆宫春》歇拍云：‘因君凝伫，依约吴山，半痕蛾绿。’此十二字绝佳，能融景入情，秀极成韵，凝而不佻。”又曰：“填词景中有情，此难以言传也。元遗山《木兰花慢》云：‘黄星几年飞去？澹春阴，平野草青青。’平野春青，只是幽静芳倩，却有难状之情，令人低徊欲绝。善读者约略身入景中，便知其妙。”又曰：“党承旨《月上海棠·用前人韵》后段云：‘断霞鱼尾明秋水，带三两飞鸿点烟际。疏飒秋声，似知人倦游无味。家何处？落日西山紫翠。’融情景中，旨澹而远。又《鹧鸪天》云：‘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潇洒疏俊极矣。尤妙在上句‘窥窗’二字，窥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里生出，不同矫揉钩致，不堕尖纤之失。”又曰：“段诚之《菊轩乐府·江城子》云：‘月边渔，水边。花底风来，吹乱读残书。’前调《东园牡丹花下酒酣即席赋之》云：‘归去不妨簪一朵。人也道，看花来。’骚雅俊逸，令人想望风采。《月上海棠》云：‘唤醒梦中身，数声春晓。’前调云：‘颓然醉卧，印苍苔半袖。’于情中入深静，于疏处运追琢，尤能得词家三昧。”又曰：“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金章宗咏聚骨扇云：‘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此咏物兼赋事，写出廷臣入对时情景，确是咏聚骨扇，是章宗咏聚骨扇，他题他人，挪移不得。”又曰：“密国公词，《中州乐府》著录七首，姜史、辛刘两派兼而有之，《春草碧》云：‘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陈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青玉案》云：‘梦里疏香风似度。觉来惟见，一窗凉月，瘦影无寻处。’并皆幽秀可诵。《临江仙》云：‘薰风楼阁夕阳多。倚阑凝思久，渔笛起烟波。’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又曰：“遗山句云：‘草际露垂虫响遍。’写出目前幽静之境，小而不纤，妙在‘垂’字、‘响’字，此二字不可易。”论词笔曰：“清真词《望江南》云：‘惺忪言语胜闻歌。’谢希深《夜行船》云：‘尊前和笑不成歌。’皆熨帖入微之笔。”又曰：“词亦文之一种。名家词笔，亦有理脉可寻，所谓蛇灰蚓线之妙。如范石湖《眼儿媚·萍乡道中》云：‘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试轻裘。困人天气，醉人花底，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细极。”又曰：“潘紫岩词，余最爱其《南乡子·题南剑州妓馆》一阕，小令中能转折，其词笔有尺幅千里之势。词云：‘生怕倚阑干，阁下溪声阁外山。空有旧时山共水，依然。暮雨朝云去不还。相见蹑飞鸾，月下时时认佩环。月又渐底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歇拍尤意境幽瑟。”又曰：“词笔艳与丽不同。艳如芍药、牡丹，慵春媚景；丽若海棠、文杏，映烛窥帘。薛梯飙词工于刷色，当得一‘丽’字。《醉落魄》云：‘单衣乍著，滞寒更傍东风作。珠帘压定银钩索。雨弄初晴，轻旋玉尘落。　　花唇巧借妆梅约，娇羞才放三分萼。尊前不用多评泊。春浅春深，红向杏梢觉。'”又曰：“曾宏父《浣溪沙》云：‘紫禁正须红药句，清江莫与白鸥盟。’寻常称美语，出以雅令之笔，阅之便不生厌。”又曰：“翁五峰《摸鱼儿》歇拍云：‘沙津少驻。举目送飞鸿，幅巾老子，楼上正凝伫。’东坡《送子由诗》‘时见乌帽出复没’，是由送客者望见行人，极写临歧眷恋之状。五峰词乃由行人望见送者，客子消魂，故人惜别，用笔两面俱到。”又曰：“刘伯宠《水调歌头·中秋》云：‘破匣菱花飞动，跨海清光无际，草露滴明玑。'‘跨海’云云，是何意境？下乃忽作小言。子云所云‘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略可喻词笔之变化。”又曰：“近人作词，起处多用景语虚引，往往第二韵方约略到题，此非法也。起处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便当笼罩全阕，他题挪移不得。唐李程作《日五色赋》，首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虽篇幅较长于词，亦以二句隐括之，尤有弁冕端凝气象。此旨可通于词矣。”又曰：“名手作词，题中应有之义，不妨三数语说尽，自余悉以发抒襟抱所寄托，往往委曲而难明，长言之不足，至乃零乱拉杂，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读者不能知，作者亦不蕲其知，以为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则亦楚徒之骚些云尔。夫使其所作，大都众所共知，无甚关系之言，宁非浪费纸墨耶？”又曰：“词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以曲折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贤朴厚醇至，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错认直率为真率，则尤大不可耳。”又曰：“党承旨《青玉案》云：‘痛饮休辞今夕永。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以松秀之笔，达清劲之气，倚声家精诣也。松字最不易做到。”又曰：“金古齐散汝弼，字良弼，官近侍副使，《风流子·过华清作》云：‘三郎年少客，风流梦，绣岭虫瑶环。看浴酒发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浆寒。况此际，曲江人不见，偃月事无端。羯鼓数声，打开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关。　　马嵬西去路，愁来无会处。但泪满关山，赖有紫囊求进，锦袜传有。叹玉笛声沉，楼头月下，金钗信杳，天上人间。几度秋风渭水，落叶长安。’正大三年刻石临潼县，今存。词笔藻耀高翔，极慷慨低徊之致。”又曰：“姚成一《雪坡词》，《霜天晓角·湖上泛月归》换头云：‘烟抹，山态活，雨晴波面滑。’五字对句，上句读作上二下三，‘抹’字叶韵，不勉强，尤饶有韵致。词笔灵活可喜。”又曰：“宋江致和《五福降中天》句：‘秋水娇横朘眼，腻雪轻铺素胸。’以‘铺’字形容腻雪，有词笔画笔所难传之佳处，无一字可以易之。”又曰：“词笔能直固大佳。顾所谓直诚至不易，不能直率也。当于无字处为曲折，切忌有字处为曲折。”又曰：“云林《寿彝斋·太常引》云：‘柳阴濯足水浸矶，香度野蔷薇。芳草绿萋萋，问何事王孙未归？　　一壶浊酒，一声清唱，帘幕燕双飞。风暖试轻衣，介眉寿遥瞻翠微。’寿词如此着笔，脱然畦封，方雅超逸，‘寿’字只于结处一点。后人可取以为法。”论词句曰：“‘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少陵句也，梅溪词《喜迁莺》云：‘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盖反用其意。”又曰：“卢申之《江城子》后段云：‘年华空自感飘零，拥春酲，对谁醒。天阔云闲，无处觅箫声。载酒买花年少事，浑不似，旧心情。’与刘龙洲词‘欲买桂花重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可称异曲同工。然终不如少陵之‘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为倔强可喜。”又曰：“草窗《少年游·宫词》云：‘一样春风，燕梁莺户，那处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毕竟春谁主’之意，俱从义山‘莺啼花又笑，毕竟是谁春’脱出。”又曰：“竹山词《虞美人·咏梳楼》云：‘楼儿忒小不藏愁，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较‘天际知归舟’更进一层。”又曰：“寄闲翁《风入松》云：‘旧巢未着新来燕，任珠帘不上琼钩。’用‘待燕归来始下帘’句意，翻新入妙。《恋绣衾》云：‘自不怨东风老，怨东风轻信杜鹃。’是未经人道语。”又曰：“宋周端臣《木兰花慢》句云：‘料今朝别后，他时有梦，应梦今朝。’吕居仁《减字木兰花》云：‘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命意政同而遣词各极其妙。”又曰：“仲弥性《浪淘沙》过拍云：‘看尽风光花不语，却是多情。’语淡而深。《忆秦娥·咏木樨》后段云：‘佳人敛笑贪先折，重新为剪斜斜叶。钗头常带，一段秋风月。’末二句赋物上乘，可谓药纤滞之失。”又曰：“大卿荣《咏梅·南乡子》云：‘江上野梅芳，粉色盈盈照路旁。闲折一枝和雪嗅，思量，似个人人玉体香。’似个句艳而质，犹是宋初风格，《花间》之遗。”又曰：“宋名词多尚浑成，亦有以刻画见长者。沈约之《谒金门》云：‘犹倚危阑清昼寂，草长流翠碧。’又云：‘寒色着人无意绪，竹鸣风似雨。'《如梦令》云：‘忺睡忺睡，窗在芭蕉叶底。'《念奴娇》刻本无题，当是咏海棠之作云：‘醉态天真，半羞微敛，未肯都开了。’虽刻画而不涉纤，所以为佳。”又曰：“陈梦㢸《和石湖·鹧鸪天》云：‘指剥春葱去采，衣丝秋藕不沾尘。眼波明处偏宜笑，眉黛愁来也解颦。　　巫峡路，忆行云，几番曾梦曲江春。相逢细把银照，犹恐今宵梦似真。’歇拍用晏叔源‘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句，恐梦似真，翻新入妙，不特不嫌沿袭，几于青胜于蓝。”又曰：“张武子《西江月》过拍云：‘殷云度雨井桐凋，雁雁无书又到。’昔人句云：‘江头数尽南来雁，不寄西风一幅书。’此词括以六字，弥觉沉顿。”又曰：“马古洲《海棠春》云：‘护取一庭春，莫弹花间鹊。’用徐干臣‘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可谓善变。”又曰：“黄雪舟词清丽芊绵，颇似北宋名作。其《水龙吟》云：‘柔肠一寸，七分是恨，三分是泪。’盖仿东坡‘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之句，所不逮者，以刻缕稍着痕迹耳。其歇拍云：‘待问春怎把千红，换得一池绿水。’亦从‘一分流水’句引申而出。”又曰：“吴乐庵《水龙吟·咏雪》次韵云：‘兴来欲唤，羸童瘦马，寻梅泷首。有客遮留，左援苏二，右招欧九。问聚星堂上，当年白战，还更许追踪否？’此词略仿刘龙洲《沁园春》‘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公等，驾勒吾回’云云，而吴词意较胜。”又曰：“填词之难，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经前人说过。自唐五代以还，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语，留待我辈驱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江淹才尽，岂真梦中人索还锦囊耶？”又曰：“易祓《喜迁莺》云：‘记得年时，胆屏儿畔，曾把牡丹同嗅。’语小而不纤，极不经意之事，信手拈来，便觉旖旎缠绵，令人低回不尽。纳兰成德《浣溪沙》云：‘被酒莫惊春睡重，睹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亦复工于写情，视此微嫌词费矣。《喜迁莺》歇拍云：‘强消遣，把闲愁推入，花前杯酒。’由举杯消愁意翻变而出，亦前人所未有。”论词与诗之别曰：“《吹剑录》云：‘古今诗人间出，极有佳句。陈秋塘诗：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观新来懒上楼。’按此二句乃稼轩词《鹧鸪天》歇拍，或者俞文蔚氏误记耶？此二句入词则佳，入诗便觉未合。词与诗体格不同处，其消息即此可参。”又曰：“赵愚轩《行香子》云：‘绿阴何处，旋旋移床。’昔人诗句：‘月移花影上阑干。’此言移床就绿影，意趣尤生动可喜。即此是词与诗不同处，可悟用笔之法。”论词律曰：“梅溪词《寻春服感念·寿楼春》有句云：‘几度因风飞絮，照花斜阳。’又云：‘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风飞、花斜，云人、兰魂，并用双声叠韵字，是声律极细处。”又曰：“入声字于填词最为适用。付之歌喉，上、去不可通作，惟入声可融入上、去声。凡句中去声字，能遵用去声固佳，若误用上声，不如用入声之为得也。上声字亦然。入声字用得好，尤觉峭劲娟隽。”又曰：“上、去声字，近人往往误读，如动静之‘静’，上声，误读去声；暝色之‘暝’，去声，误读上声。作词既守四声，则于宋人用‘静’字者用上声，用‘暝’字者用去声，斯为不误矣。顾审之声调，反蹈聱牙戾喉之失。意者宋人亦误读误用耶？遇此等处，惟有检本人他词及他人此词征之，庶几决定从舍。特非精研宫律者之作，不足为据耳。”又曰：“宋人名作，于字之应用入声者间用上声，用去声者绝少，检梦窗词知之。”又曰：“词用虚字叶韵最难，稍欠斟酌，非近滑，即近佻。忆二十岁作《绮罗香》过拍云‘东风吹尽柳绵矣’，端木子畴前辈采见之，甚不谓然，申戒至再，余词至今不敢复叶虚字。又如赚字、偷字之类，亦宜慎用。儿字尤难用之至，此字天然近俚，用之得如闺人口吻，即亦何当风格。若于此等难用之字，笔健能扶之使坚，意精能练之使稳，庶极专家能事矣。此境未易臻，仍以不用为是。”又曰：“畏守律之难，辄自逃律外，或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心，似乎不必再改，惟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姑存之，亦孰为责备而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虽剥珉出璞、选薏得珠不逮也。彼穷于一字者，皆苟完苟美之一念误之耳。”论词与曲之别，曰：“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战马收缰，度尾如水穷云起。煞尾犹词之歇拍也，度尾犹词之过拍也，如水穷云起，带起下意也。填词则不然。过拍只须结束上段，笔宜沉着，换头另意另起，笔宜挺劲，稍涉曲法即嫌伤格。此词与曲之不同也。”又曰：“元人制曲，几于每句皆有衬字，取其能达句中之意而付之歌喉，又抑扬顿挫，悦人听闻，所谓迟其声以媚之也。两宋人词，间亦有用衬字者，王晋卿云‘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向’字、‘乍’字是衬字。”又曰：“两宋人填词，往往用唐人诗句。金元人制曲，往往用宋人词句，尤多排演词事为曲。关汉卿、王实甫《西厢记》，出于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其尤著者。就一句一事而审谛之，填词之用笔、用字何若？制曲者又何若？曲由词出，其渊源在是。曲与词分，其经途亦在是。曲与词格迥殊，而能得其并皆佳妙之故，则于用笔、用字之法，思过半矣。”论词之代变，曰：“六朝已还，文章有南北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略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顾细审其词，南与北确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轩、李庄靖、段氏、遁庵、菊轩其词不入元选，而其格调气息，以视元选诸词，亦复如骖之靳，则又何说。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遁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善读者抉择其精华，能知其并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难于合勘而难于分观，往往能知之而难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又曰：“《清真词》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南宋人词如姜白石云：‘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庶几近似，然已微嫌刷色。明已来词纤艳少骨，致斯道为之不尊。窃尝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萦纾拗折为工，而两汉方平正直之风，荡然无复存者。”厥辞甚夥，最其要者著于篇。

方清末造，周颐故以文学有大名，端方总督两江，礼致入幕，又优以税差。既入民国，窜居海上无所事，室人以无米告，占《减字浣溪沙》云：

逃墨翻教突不黔，瓶罍何暇耻齑盐，半生辛苦一时甜。

传语枯萤共宁耐，每怜饥鼠误窥觇，顽夫自笑为谁怜。

又集《左传》、《通鉴》语署楹联曰：“余惟利是视晋侯使吕相绝秦。民以食为天贾闰甫谓李密语。”盖牢落可想焉。以民国十五年卒，年六十有六。而硕果仅存，犹一朱祖谋矣。然自王鹏运之殁，朱祖谋、况周颐更主词坛，导扬宗风，而后学者乃趋响北宋，以深美闳约为归，佻巧奋末之风，自此而杀。余杭徐珂仲可、淳安邵瑞彭次公、无锡王蕴章西神亦皆以词有名，年辈差次，而归趣略同，则朱祖谋、况周颐导扬之力也，祖谋旋亦老死。

四、曲

王国维　吴梅　附童斐、王季烈、刘富梁、魏戫、姚华、任讷

词盛于宋，剧起于元。而词者，剧曲之所自出也。顾能词者不必识曲，而并世之治词以进于剧曲者，有海宁王国维、长洲吴梅。

王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亦曰永观。生而歧嶷，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于乡里，寻入州学，以不喜帖括之文，再应乡举，不中程。于时值中日战役，我师败绩，海内士夫争抵掌言天下事，谋变法。国维方冠年，思有以自试，乃之上海，顾伥伥无所遇，适上虞罗振玉叔蕴与吴县蒋黼伯斧结农学社于上海，移檄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遂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立东文学社，聘日本藤田丰八博士为教授。国维乃往受学，写所为咏史绝句于同舍生扇头，振玉见而赏异，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而国维之知学问途辙以自发闻名家，皆振玉有以启之也。国维欲以其间治古文辞，自以所学根柢未深，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振玉诏之曰：“江氏说多偏驳。本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因以诸家书赠之。国维虽加流览，然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致力于此。治日文之余，则从藤田博士受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善韩图、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发挥其旨趣，为《静安文集》。岁庚子，既毕业东文学社。振玉适主武昌农学校，以教授多日人，乃延国维任译授。明年东渡，留学日本物理学校。而其时革命之说大昌。振玉移书，谓：“留学诸生，多后起之秀，其趋向关系于国家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国维答书言：“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时有闽中萨生均坡与国维同留学，亦入党籍。国维以书告振玉曰：“萨固贤者，然性高明而少沉潜。彼既入籍，见所为必非之。惟背之则危身，从之则违心。迩见其居恒郁郁，恐以此夭天年也。”已而萨生果夭，如国维言。寻以脚气病归，止振玉家。病愈，乃荐之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论理诸学。甲辰秋，振玉主江苏师范学校，乃移国维于苏州，凡三年，刻所为诗词，骎骎致力于文学。以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则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在，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惟文学家能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顾独谓中国无纯文学，中国文学无悲剧，辟奇论以砭往古，树新义而诏后生。其言曰：“‘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剧、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优倡自处，世亦以侏儒、优倡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以是之故，所谓诗歌者，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之目的，世非唯不知贵，且加贬焉。故曰中国无纯文学也。纯文学，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而所谓描写人生者，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我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其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若然者，唯悲剧能之。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而如恐惧与悲悯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然而我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我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我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我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我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故曰中国文学罕悲剧也。”具见所著《静庵文集》。徒以议多违俗，物论骇之，寻遭禁绝，不行于世。

国维年三十一，而有《静安文集》之刻，是为光绪三十年丁未也，先一年，振玉奉学部奏调，至是荐国维于尚书荣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入都以后，始治宋元以来通俗文学，而殚瘁于宋之词、元之曲。著有《人间词话》，论词标举境界，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波’也？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之耳。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更进而辩词境有隔、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上’，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古今词人，词格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唯一幼安耳。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此国维论词之大概也。顾所殚心者尤在剧曲，著有《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曲脚色考》一卷，而国维所自惬意者，莫如《宋元戏曲史》，盖综生平论曲之旨而集其大成者也。大指以为：“戏曲之原，盖始于古之巫。巫者，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其后有俳优，晋有优施，楚有优孟，优之为言调戏也。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优孟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笑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惟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则始于北齐，如《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著于《旧唐书·音乐志》，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非戏之创例也。唐代歌舞戏之外，又有滑稽戏，始于开元，盛于晚唐。其与歌舞戏不同者，则一以歌舞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一为应节之舞踏，一为随意之动作。此其异也。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而戏剧实滥觞于宋之歌曲也。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亦谓之转踏，亦谓之缠踏，其初恒以一曲连续歌之。然至汴宋之末则其体渐变，先以引子，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此外又有曲破与大曲，则曲之遍数虽多，然仍限于一曲。至合数曲而成一乐者，则自诸宫调始。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其所以名诸宫调者，则由宋人所用大曲，传踏不过一曲，其在同一宫调中甚明，惟此编每一宫调中，多或十余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宫调，合若干宫调以咏一事，故曰诸宫调。今考周密《武林旧事》载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用普通词调、大曲、法曲、诸宫调者，至一百五十本。其用大曲、法曲、诸宫调者，则曲之片数颇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觉不难，而单用词调及曲调者，只有一曲，当以此曲循环敷衍，如传踏之例。则知南宋剧曲，实综合种种之乐曲。至成一定之体段，用一定之曲调，而百余年间无敢逾越者，则元杂剧是也。自有元杂剧而后中国之真戏曲出。元杂剧之视前代戏曲之进步，约而言之，则有二焉。宋杂剧中用大曲者几半。大曲之为物，遍数虽多，然通前后为一曲，其次序不容颠倒，而字句不容增减，格律至严，运用不便。其用诸宫调者，则不拘于一曲，凡同在一宫调中之曲，皆可用之，顾一宫调中，虽或有联至十余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宫换韵，转变至多，故于雄肆之处稍有欠焉。元杂剧则不然。每剧则用四折，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每折易一宫调，每调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视大曲为自由，而较诸宫调为雄肆。且于正宫之‘端正好’、‘货郎儿’、‘煞尾’，仙吕宫之‘混江龙’、‘后庭花’、‘青哥儿’，南吕宫之‘草池春’、‘鹌鹑儿’、‘黄钟尾’，中吕宫之‘道和’，双调之‘□□□'、‘折桂令’、‘梅花酒’、‘尾声’，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损。此乐曲上之进步也。其二则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也。宋人大曲，就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之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大体只可谓之叙事。犹元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纪所歌唱者曰曲，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自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亦不可谓非戏曲上一大进步也。然元剧所用曲，仍不出宋杂剧，或出普通词调，或出大曲，或出诸宫调，而诸曲配置之法，亦有如传达之以二曲迎互循环者，其事实之取材于宋杂本官剧者尤不少。然则元曲之佳处何在？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赞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

［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

语语明白如话，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又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疾病，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晦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觏矣。其写男女离别之情者，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

［醉春风］空服遍眩乐，不能痊，知他这腤臜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一会家缥渺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

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对着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那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之毡车半坡里响。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例如《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意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此犹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

［叨叨令］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没腾的坐，那婆婆将粗剌剌陈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驴儿柳阴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那汉子去脖项上婆娑没索的摸。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其更奇者，则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分开交颈，疏剌剌沙鞴雕鞍撒了锁鞓，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筝，吉丁丁珰精砖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

又无名氏《货郎旦》剧第三折，则所用叠字，其数尤多。

［货郎儿六转］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狭狭沟沟堑堑路崎岖，黑黑暗暗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着飕飕摔摔风，淋淋渌渌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潇湘水墨图。

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论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此又言语学上之事，而非此书之所有事也。”盖国维之盛推元剧如此。自序其书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之，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余读元人杂剧，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彩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宋元戏曲史》一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识者信其言之匪夸。然国维沉思于宋元以来通俗文学者，先后不逾三年，盖未若治哲学之久也，而所获则远过之。国维治哲学，未尝溺新说而废旧闻，其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迄辛亥国变，振玉挂冠神武门，避地东渡，航海走日本，国维则携家相从。振玉乃劝之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本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不可为，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君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国维闻而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自是又尽弃所治宋元文学，专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旁及古文字声韵之学，如是者数年，所造益深且醇。先振玉三年返国。振玉割藏书十之一赠之，送之神户，执国维手曰：“以君进德之勇，异日以亭林相期矣。”迄以治殷虚龟甲文成名，而国维之学，于是为三变矣。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国维之贯串者。国维之学，于让清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瑶田易畴及吴县吴大澂愙斋。程氏所著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途虽启而运用未宏。吴氏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氏而精博则逊之。国维识力不亚程氏，而步吴氏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而精博则过吴，能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而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国维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有慨乎其言之也。孜孜兀兀，没身而止，都十五六年，生平治学，盖以考证学为至劬且久云，而处心积虑，所欲号于天下人人者，又志不在此。尝以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而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言其尤著者：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抑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我惛不知，乃见他人之落阱而辄追逐其后，争民施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垂涕而道，而世人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犹称其考古之学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然征文考献，有裨文学，厥推阐扬元剧，开其荜路之功也。逊帝宣统钦其学行，赏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监定内府所藏古彝器。既而逊帝遁荒天津，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教授，以民国十六年四月，感时丧乱，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于衣带中得遗墨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海内识与不识，罔不惜其学而闵其愚，使不即死，所造未可量也。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

吴梅，字臞安，一字灵，又号霜崖。少有志治曲学，常曰：“诗文、词曲并称，余谓诗文固难，而古今名集至多，且论文、论诗诸作，指示极精。惟词曲最难从入，而曲为尤难。何者？词自南唐、两宋，名家著述易于购取，学者有志，尚可探索。曲则自元以还，关、马、郑、白之作，不可全见，吴兴百种而外，存者不多。有明一代，名世者不过王于一、阮圆海二三十人，而其所作已在有无之间。且填词宾白之法，素乏专书。词隐之《南词谱》，玄玉之《北词谱》，不易得，所依据者，不过《西厢》、《琵琶》数种而已。”以年十八作《风洞山传奇》。顾仅为其词而已，未能度曲也，心辄怏怏。尝谓：“欲明曲理，须先唱曲，《隋书》所谓‘弹曲多则能造曲’是也。”吴中里老多善讴者，乃从问业，往往就曲中工尺旁谱，教以轻重疾徐之法，进叩所以，则曰：“非余之所知也。且唱曲者可不问此。”顾梅意有不慊，遂取古今杂剧传奇，博览而详核之，积四五年，出与里老相问答，咸骇却走。里老中有俞宗海粟庐者，工为书，而度曲尤臻神妙，独与亲交。梅从之游，途径斯辟。会康有为、梁启超变政，事败而有为之弟广仁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人，骈戮都市，所谓六君子是也。梅闻而哀焉，为谱传奇，名曰《血花飞》。昭文黄振元为之序，而梅大父惧以文字贾祸，遂取其稿焚焉。既能度曲，乃核审律，所自得意者，尝为吴江陈去病题《徐寄鹿女史西泠悲秋图》，图为悲绍兴女子秋瑾之以革命被戮平墓而作者，用越调《小桃红》一套，其中《下山虎》，固举世所称难作者也。尝诵《幽闺记》中一支云：“大家体面，委实多般，有眼何曾见，懒能向前。他那里弄盏传杯，恁般腼腆，这里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见怜。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恶姻缘总在天。”曲中“大”字及“懒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句，“事非偶然”句，四声一字不可移易，而自以为题此一支之能因难见巧也。其辞曰：

半林夕照，照上峰腰。小冢冬青少，有柳丝数条。记麦饭香醪，清明拜扫。怎三尺孤坟，也守不牢。这冤怎样了，土中人血泪抛。满地红心草，断魂可招。你敢也侠气阴风在这遭。

以较《幽闺记》自诧青出于蓝焉。又尝作《双泪碑》传奇，仅成四折，未成书也。丹徒丁传靖者，亦工诗词，作《沧桑艳》、《霜天碧》二曲，词采葩发，才名甚盛，辄以贻梅。独梅规其不律，与之书曰：

琇甫足下：承患《沧桑艳》、《霜天碧》二曲，循诵再三，渲染点缀，雅近倚姓之境。就文而论，无可献疑。弟敢渎进一言于左右者，则以足下之才之大，苟范之以韵律而不逸于先正之规，虽玉茗百子，犹将敛手，而惜夫出之之易也。夫杂剧之名，滥觞《宋志》；传奇之作，发轸金源。顾当时管器，专力弦索，所陈乐色，间以胡声，嘈杂缓急之间，南人至不能按。迨及元季，永嘉乃兴，扬关、马之流风，创为院本，而伶官旧格，不尽餍一时士夫之心。于是君美、菊庄之徒，斐然有作，乐府声调之遗，户工嘌唱之法，规模略具，堂奥斯成。然而对山募国工以正音，天池拜德明而按拍，龂龂刌黍，非故为其难也，盖郑重之也。足下丽藻天授，敢不心倾。弟所乐与足下商榷者，宫调与音韵之际耳。宫调者，六宫十一调也；音韵者，五音十九部也。凡所谓曲，必隶属于一宫一调，而声之抑扬高下，又各视其所隶之宫调以为衡。而此一宫一调之中，所隶诸曲，虽多至百数，其声之抑扬高下，能者早辨之于无声，初不必制谱而知之也。惟此宫调之意，尤各有所归。黄钟宜富贵缠绵也，则词之富丽者属之；仙吕宜清新绵邈也，则词之隽逸者属之。是故为词者，必先审其情势之哀乐而定之于一宫，复酌其牌名之繁简而归之于一套，然后晰其阴阳，辨其清浊，审其板之疏密，称其词之美恶，要归诸自然而已矣。能如是，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即小德出入，明者亦无所吹求，此凌次仲所谓“传奇无定法”，而清远《四梦》所以终难见诸场上也。至于音韵要守中州，周德清之说惟供北词，范昆白之书，仅利南曲。真文庚清之分，齐微鱼模之辨，运用变化，惟在一心，深甫《大典》不足法焉。虽然，犹有难至者在也。引子过曲，人所尽知，而过曲有长短刚柔之殊，有近慢缓快之别，鼓色板格又有疾徐正赠之不同。则志于斯者，惟因时制宜，操纵合度，不囿于势，不逸于范，竭吾力焉已耳，局促之与驾，安得谓之良马哉？弟少喜度曲，辄复倚声。往者刘君子庚屡述盛意，不图并世尚有斯人，岂知握手之期，即在此日，其愉快以为何如耶？用略陈其愚，惟垂察焉。

盖严于核律如此。顾虚衷博采，有工度曲者，辄造论得失。尝访仇涞之于金陵，金陵言度曲，仇为最，为歌《渡江》、《弹词》二折。梅以为口齿不如吴人，而转调换气，有广陵先正之规。仇意欢然。时民国初定，金陵以大都再遘兵祸，为语秦淮旧事。梅感其言，作北词《折桂令》曰：

记秦淮载酒曾过。画舸回灯，水榭听歌。欢事无多，河桥依旧，花月消磨。走青楼，揿不住新亭风火。渡青溪，填不平故国风波。回首蹉跎，十载如梭，说什么金粉南朝，倒变做春梦东坡。

因即订谱，歌之，一时闻者皆惘惘也。

初梅以精词曲，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寻转任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所著有《顾曲麈谈》、《百嘉室曲选》、《南北九宫简谱》等书，皆论曲之作。其论词与曲之递变曰：“我国文学改变之迹，皆由自然，非一二大文豪所得左右其间也。自乐府不能按歌，而唐人始有词。太白、香山开其先，至飞卿而其艺遂著。南唐、两宋，更发挥光大之。于是词学乃独树一帜矣。金、元入主中原，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遂糅杂方言，别立一格，名之曰曲。创始于董解元，而关汉卿、马东篱、郑德辉、白仁甫乃极其变。然则曲也者，为宋、金词调之别体。当南宋词家慢近盛行之时，即为北调榛莽胚胎之日。一时中原弦索，披靡天下，非复垂虹桥畔，浅斟低唱光景矣。然则词之变而为曲，亦有端倪可寻乎？曰：有之，即宋时大曲是也。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其歌以词一阕为率，其有连续歌此一阕者，如赵德麟之商调《蝶恋花》十章，咏会真之事，亦徒歌而不舞。其所以异于普通之词者，不过将此词牌叠用成套，以咏一事而已。宋时官本杂剧，皆以词牌叠用成套，而《东京梦华录》载杂剧队舞之制极详，是已具搬演戏剧之性质矣。至《乐府雅词》又备录董颖《薄媚》大曲一套，其曲牌有排遍、十、入破、虚催、衮遍、催拍、歇拍、煞衮等名，更与董《西厢》及元人杂剧相类。而东坡《哨遍》檃括《归去来辞》，虽开代言之体，然以数曲代一人之言，且专赋吴越故事者，实自董颖此套为始。要之德麟《蝶恋花》十曲开董解元之先声，此套则为元套数杂剧之祖。故戏曲之极盛于金、元，实自宋词变化中来，而大曲尤为词与曲嬗蜕之显而易见者也。始也承两宋诗余之格，而移易其声调，出辞渊雅，有类秦、柳，是曰小令，赵闲闲《青杏子》、元遗山《骤雨打新荷》是也。继则沿宋人大曲之制，择同调各曲联缀成篇，写怀赋物，各称其才，是曰散曲，张禄之《词林摘艳》，郭苍岩之《雍熙乐府》，凡所辑录者皆是也。此皆有辞而无科白者也。董解元《西厢》为诸宫调体，有白语矣，而科、介则阕焉。科、介具者有二，作北曲者为杂剧，作南曲者为传奇，至是戏剧之用始备矣。北剧极盛于元，南戏继起有明。而原南戏之兴，当在宋光宗朝，永嘉人作《赵贞女》、《王魁》二传，实为首唱。或云宣和间已有萌芽，至南渡时则盛行，号曰‘永嘉杂剧’，其文字即本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徵，士大夫罕有传习者。至元时，北剧蔚兴，南戏衰熄。迨高则诚《琵琶传》出，尽洗胡元古鲁兀刺之风，而易之以缠绵顿宕之声，又得明高皇帝奖许，于是海内向风，别名为南曲，以元套杂剧为北曲，而相骖靳。此一时也。澉川杨康惠公梓得贯云石之传，尝作《豫让》、《霍光》、《尉迟敬德》诸剧，流传宇内，与中原弦索抗行。而长子国材复与鲜于去矜交游，以乐府世其家，总得南声之秘奥，别创新音，号为海盐调，江西、两京间翕然和之。此一时也。嘉、隆间，太仓魏良辅、昆山梁辰鱼以善讴名吴下。良辅探讨声韵，坐卧一小楼者十余年，考订《琵琶》板式，造水磨调，辰鱼作《浣纱记》付之，流丽稳协，天下始有清音，号曰昆曲，历世三百，莫不俯首倾耳，奉为雅乐。此犹宋代嘌唱家用就旧声而加以泛艳者也。此又一时也。明之中叶，杂剧亦用南词，传奇间取北曲者，此又事之变也，不可绳之以法也。自明以来，南词特盛，论其高下，派别攸分：《荆》、《刘》、《拜》、《杀》，谐俗者也。《香囊》、《玉玦》，藻丽者也。汤奉常之新颖，沈寿宁之古拙，吴石渠之雅洁。范香令之工练，协律修词，并足为法。逊清一代，高莫如东塘，大莫如昉思，藏园、湖上，虽雅郑不同，非二家之敌也。夫声歌之道，远本风诗。体格之尊，俨若乐府。自艳语赠答动乖典章，才士寄情不辞猥亵，君子观之辄复鄙弃，抑知雕缋物情，模拟人理，极宇宙之变态，为文章之奇观，又乌可以小技薄之也哉。”又论词与曲之别曰：“今人言声歌之道，辄将词曲并举，一若二者无异，此不知音者之言也。七音十二律互乘为八十四调，以宫乘律为宫，以其他六音律为调，而以限定乐器管色之高低，无论词曲一也。惟按歌则大不同。诸词皆一字一音，初无繁声介乎其中，与朱子所述《鹿鸣》、《四牡》等十二章诗谱，按之相合，是与北曲之驰骤，南曲之柔峭，绝不相类。此其异于按歌者一也。至于用韵，曲尤谨严。盖填曲之韵，既非诗韵，又非词韵，其间去取分合，大抵以入声分派三声，而各将一韵分清阴阳，如世传之《中原音韵》与《中州音韵》皆是也。大凡词韵与曲韵相异者，词中所用入韵，有协入三声者，有独用入声者，故万不可守入派三声之例，则入声一部，断不能缺，此曲家所以不可用词韵也。且词韵支思与齐微合并为一，居鱼、苏模二韵，寒山、桓欢、先天三韵，家麻、车遮二韵，艳咸、廉纤二韵，亦合而为一。而曲则各判畛域，不可假借，以开口与闭口，出音各殊，鼻音与颚音，吐字宜细。盖不分析，则发音不纯，起调毕曲，无所归宿矣。惟曲韵亦有较诗词宽者，诗则东与冬不能混，萧与豪又不能相合。词虽略宽，顾如魂、元之类，有时亦稍当区别。而曲则江、阳一致，庚、亭不分，且合平、上、去三声而共用之，选韵尤绰有余地，固诗与词所万万不能者也。此其异于用韵者二也。词之长调，意内言外，自宋以来，作者虽多，而论其体例，止有小令、中令、长调之分耳。按诸起调毕曲之说，则首韵与两结韵，各宜慎重下字。然曲则注重在尾格，而每注之起毕，反不必斤斤焉。一支者名小令，二支、四支者名重头，全套有尾者名散套，其繁简多寡，与词大异。此其异在结构者三也。词之作法，不论小令、中调、长调，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曲则有雅有俗，何也？词无角目，曲有角目也。两宋名词具在，大抵主宾酬酢，皓齿一转而已，但冀一牌脱稿，即可引吭发声，初无套数之多少，更无忠佞之分配也。曲则有清曲、戏曲之分。清曲与词尚近，无容费辞，剧曲则邪正贤奸，最宜分析。然而生、旦之神情易写，净、丑之口吻难描。旧传奇中，净、丑诸曲往往失之太雅，不合本相，不知净、丑多市井小人，非若生、旦之可以文言见长，身不读书，何能以才语相向乎？是误以作词之法作曲也。此其异在填词者四也。今人混曰词曲，宁非与于不知言之甚者耶？”又论南曲与北曲之别曰：“王元美曰：‘南曲重板眼；北曲重弦索。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主柔媚，北主刚劲。南宜独奏，北宜和歌。’此说极是。惟北曲有倍难于南者，北词调促而辞繁，下词至难稳惬，且衬字无定法，板式无定律，初学填词，几于无从入手，不如南曲之衬字不多，且有一定格式。检南词定律，正、衬分明，若北曲，则诸家所定之谱，颇有出入，偶一校对，何去何从，清初如《大成宫谱》、《钦定曲谱》之类，虽多所发明，而按诸各家之说，其间尚费斟酌。至《啸余谱》、《吴骚合编》等书，于北词往往不点板式，而以衬作正，以正误衬，不一而足，令人无从遵守。惟近来时伶，熟习诸套，若者为衬，若者为正，谱中聚讼之处，可就脚本之工尺旁谱中决之。此其难在填词者一也。且北曲不尚词藻，专重白描，胡元方言，尤须熟悉，句法、字法，别有一种蹊径，与南曲之温柔典雅，大相悬绝。如《西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语妙今古。顾在当时，不甚以此等艳语为然，谓之行家生活，即明人谓案头之曲，非场中之曲也。实甫如‘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罕曾见’及‘鹃伶渌老不寻常’等语，却是当行出色。故作南曲，词章佳者尚易动笔，若作北曲，则语语不可夹入词赋话头，以俚俗为文雅，虽词章才子对此无所措手矣。试遍检明清传奇，南曲佳者至多，北词佳者绝少，皆坐此病。昔洪昉思与吴舒凫论填词之法，舒凫云：‘须令人无从浓圈密点。’时昉思女在座曰：‘如此则天下能有几人可造此诣？’此其难在本色者二也。且北曲无唱入声，而以入声诸字俱派入三声，盖以北人言语，本无入声，故唱曲亦无入声也。然必分派入三声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于此，盖入声本不可唱，唱而引长其声，即是平声。南曲唱入声无长腔，出字即断，其间有引长其声者皆平声也。何则？南曲唱法以和顺为主，出声吐腔，重在字头，不必四声凿凿，故可稍为假借。至北曲则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声、过声、收声，守定《中原音韵》，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声，亦必审其字势该近何声，及可读何声，派定唱法，出声之际，历历分明，亦如三声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后唱者有所执持，听者分明辨别。此其难在唱入者三也。故曰：‘南曲易，北曲难也。’然亦有北曲可不求工，而南曲不可不求工者，即宾白一事是。元人杂剧，以宾白叙事，以词曲写情，故每折之首，先将一折中人出场齐备，说明事迹何若，而后作大套长曲，及其演串登场，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司歌，其宾白诸人环侍左右，先令宾白者出场，两旁分立，待此一折中人齐集以后，然后正、末登场，引吭而歌，众人或和歌，或介白，是故宾白，在元剧，仅为点清眉目而设，不必求工，即每折抹去宾白，亦无不可。昆调悠扬，一字可数转，虽数人分唱而仍苦其劳，故曲中宾白万不可少，一则节唱者之劳，二则宣曲文之意，非若元剧止供和声、介曲之用也。且元人各曲，善用腾挪之法，每一套中，其开手数曲辄尽力装点饱满，而于本事上，入手时不即擒题，须四五曲后方才说到，是一套之曲，不啻一篇文字，不必换一曲牌，更另换一意思也，故视宾白为无足轻重。南曲则一套之中，唱者既系多人，意境势难合一，不独生、旦同场，必须分清口角，即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词亦各有分守，名为一套，实则一曲一意，而于关捩转折之际，能显其优美之趣者，则全在乎宾白，曲中词曲，歌时丝竹嗷嘈，一时未必即能领会，十分佳妙，只显七分，而宾白则一时一语，人人皆知，不分雅俗，每当笔酣墨饱之时，常有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词曲亦十分畅达，加倍生色者。如《牡丹亭》‘惊梦’折白曰：‘好天气也。’以下便接《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一曲，可谓妙矣。试思若无‘天气’二字，此曲如何接得上？又云‘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以下便接《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曲，试思若无‘不到园林’二语，曲中‘原来’云云，如何可接？斯其显而易见者矣。”又论北曲之宜知务头曰：“务头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联串之处也。如七字句，则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阳去与阴上相连，阴上与阳平相连，或阴去与阳上相连，阳上与阴平相连亦可，每一曲中，必须有三音相连之一二语，或二音相连之一二语，此即为务头处。周德清《中原音韵》论务头曰：‘要知某调某白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盖填词家宜知某调某句某字作务头，而施以俊语也。换言之，谓当先自定以某句某字为务头，定其去上，析其阴阳，而用俊语实之，不可拘牵四声阴阳之故，遂致文理不顺也。”又论南曲之宜检板式曰：“板拍所以为曲中之节奏。北曲无定式，视文中衬字之多少以为衡，所谓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则每宫每支，除引子及‘本宫赚’、‘不是路’外，无一不立有定式。如仙吕宫之《河传序》共三十二板，《桂枝香》二十三板，其下板处，各有一定不可移动之处，谓之板式。文人善歌者少，往往不明板式之理，或任意多加衬字，以致上一板与下一板相隔太远，遂令唱者赶板不及，甚者落腔出调者，皆填词时不检板式之病也。未填词之先，必先将欲填之曲检出，细察此曲之板式，其疏密若何，若板式至简，或上句之末一板，与下句之第一板，中间间隔多字者，则下句之首万不可再加衬字矣。”又论字音与曲调之殊曰：“声中字音，以上声为最高，而在曲调中则上声诸字，反处极低之度。又去声之音，读之似觉最低，不知在曲调中，则去声最易发调，最易动听。故逢去、上两字连用之处，用去、上者必佳，用上去者次之，所谓卑亢之间，最难联贯也。凡事自上而下较易，自下而上较难。自去声至上声，由上而下也；自上声至去声，由下而上也。所以去、上之声，必优美于上、去。总之就曲调之高低，以律字音之卑亢，调之低者，宜用上声字，调之高者，宜用去声字，而上声字能少用，则所填诸词，无不可被管弦者矣。”尝怪古今曲家自金源以迄今日，其间享大名者不下数百人，所作诸曲，其脍炙人口者亦不下数十种，而独于填词之道则阙焉不论，遂使千古下人，欲求一成法而不可得。于是宗《西厢》者以妍媚自喜，宗《琵琶》者以朴素自高，而于分宫配调、位置角目、安顿排场诸法，悉委诸伶工，而其道益以不彰，虽有《中原音韵》及《九宫曲谱》二书，亦止供案头之用，不足为场上之资。自以少时潜心于此，叩之曲家，卒无人晓示本末者，既钻究有会，乃喟然曰：“曲学之所以不昌者，无他，在识曲者之务自秘而已矣。从来文章之事，就其高深言之，各有见到之处，父不能传诸子，师不能传诸弟，此固难言。惟规矩准绳，必须耳提面命，才能有所步趋。今一切不讲，使人暗中扪索，在秘而不宣者，以为填词之法，非尽人所能，且此法无人授我，我岂肯独传于人？宁钳吾舌，使人莫明其妙，而吾略为指点之，则人将以关、马、郑、白尊我矣。此所以迄无成书也。夫文章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犹私，何必靳而不与至如是哉？”故不惮罄竭所晓，苦心分明，启曲学之经涂，诏来者以不诬焉，爰斥专知、撷共喻而撰其要著于篇。

梅藏曲之富，一时无两，盖南北遨游，手自搜罗者垂二十年，益以朋好所诒、弟子所录，架积日多，盖六百种。尝谓：“曲虽小伎，艺兼声文。往昔明嘉隆间，金陵唐氏有《富春堂》演剧百种。万历中，吴兴臧氏有《雕虫馆元曲选》。崇祯末，海虞毛氏有《汲古阁六十种曲》。近二十年中，贵池刘□□、武进董康复有《汇刻传奇》及《十段锦》、《盛明杂剧》等诸刊本。网罗放失，可谓勤矣。顾《富春》、《汲古》二本，稀如星凤，未易购求。《雕虫》旧椠，虽有复刊，而流传未广。刘、董两家，刊印颇精，而散曲不多，终嫌漏略。”因辑所藏，刊其尤者，曰《奢摩他室曲丛》：凡一百五十种，分散曲、杂剧、传奇三类。臧、毛等辑，仅具一体，固未足与拟，而散曲丛书，自来无刊，兹分别集、总集两目，体类大备，盖著录之所未睹也。凡散曲之属十一：曰《小山小令》，曰《梦符小令》以上乾隆重刻嘉靖本，曰《楼居乐府》嘉靖常评事集本，曰《碧山乐府》，曰《南曲次韵》以上崇祯张宗孟本，曰《浮海堂词稿》影钞嘉靖本，曰《击筑余音》旧钞本，此散曲别集之属也；曰《词林摘艳》嘉靖吴江张氏本，曰《南词韵选》吴江沈氏原本，曰《吴骚合编》武林张楚叔刻本，曰《太赮新奏》影钞江南图书馆藏崇祯刻本，此散曲总集之属也。凡杂剧之属六十五，曰《风云会》，曰《蓝采和》，曰《赤壁赋》，曰《野猿听经》，曰《豫让吞炭》以上影钞嘉靖本，曰《桃源景》，曰《常椿寿》，曰《香囊怨》，曰《复落娼》，曰《得驺虞》，曰《仗义疏财》，曰《踏雪寻梅》，曰《团圆梦》，曰《牡丹品》，曰《牡丹园》，曰《牡丹仙》，曰《继母大贤》，曰《仙官庆寿》，曰《庆朔堂》，曰《悟真如》，曰《曲江池》，曰《烟花梦》，曰《豹子和尚》，曰《小桃红》，曰《乔断鬼》，曰《半夜朝元》，曰《八仙庆寿》，曰《蟠桃会》，曰《辰钩月》以上宣德宪藩本，曰《不伏老》，曰《僧尼共犯》以上影钞嘉靖本，曰《游春记》，曰《中山狼》以上崇祯张宗孟本，曰《歌代啸》影钞本，曰《骂座记》，曰《寒衣记》以上影钞嘉靖本，曰《红纱》，曰《碧纱》，曰《挑灯剧》以上倘湖小筑本，曰《鸳鸯梦》午梦堂本，曰《西楼剑啸》钞袁箨庵自订西楼本，曰《祭皋陶》安雅堂全集本，曰《坦庵四种》坦庵自刻本，曰《后四声猿四种》旧钞本，曰《春水轩九种》赐锦楼本，曰《四大痴四种》山水邻本。凡传奇之属七十六，曰《琵琶》，曰《幽闺》以上陈眉公评本，曰《荆钗》李卓吾评本，曰《三元》，曰《和戎》以上富春堂本，曰《葵花》，曰《剑舟》以上广庆堂本，曰《青楼》，曰《目连救母》以上富春堂本，曰《凤求凰》，曰《花筵赚》，曰《长命缕》以上山水邻本，曰《还魂》冰丝馆本，曰《紫钗》竹林堂本，曰《邯郸》独深居本，曰《南柯》玉茗堂集本，曰《紫箫》汲古阁本，曰《红梅》玉茗堂评本，曰《碧珠》万历刊本，曰《东郭》，曰《醉乡》以上白雪斋本，曰《红梨》洛诵生原刻本，曰《红梨》快活庵评本，曰《新灌园》，曰《女丈夫》，曰《梦磊》，曰《洒雪堂》，曰《精忠旗》，曰《量江记》，曰《酒家佣》，曰《楚江情》，曰《双雄》，曰《万事足》以上墨憨斋重订本，曰《绿牡丹》，曰《画中人》，曰《西园》，曰《疗妒羹》以上两衡堂本，曰《情邮》粲花斋初刻本，曰《快活三》乾隆内府钞本，曰《息宰河》且居初印本，曰《异梦》玉茗堂评本，曰《题塔》万历刻本，曰《彩舟》，曰《投桃》以上环翠堂原刻本，曰《珊瑚玦》，曰《双忠庙》，曰《元宝媒》以上容居堂原刻本，曰《广寒香》书带草堂本，曰《眉山秀》一笠庵原刻本，曰《双金榜》，曰《燕子笺》，曰《春灯谜》，曰《牟尼合》以上石巢园原刻本，曰《偷甲》，曰《双锤》，曰《鱼篮》，曰《万全》，曰《十醋》，曰《双瑞》，曰《四元》以上金陵坊刻，曰《乞巧》康熙刻本，曰《香草吟》，曰《载花舲》以上曲波园原刻本，曰《芙蓉楼》双溪原刻本，曰《空青石》，曰《念八翻》，曰《风流棒》以上粲花别墅原刻本，曰《扬州梦》，曰《双报应》以上葭秋堂原刻本，曰《珊瑚鞭》（穿柳堂原刻本），曰《称人心》，曰《蝶归楼》以上旧钞本，曰《报恩缘》，曰《才人福》，曰《文星榜》以上古香林原刻本，曰《伏虎韬》奢摩他室钞本。尽发所藏，播之儒林。百五十种中，如《词林摘艳》、《太霞新奏》、《诚斋诸剧》、《桐威》四种，皆词林逸品，曲苑鸿篇，向传其名，罕睹其籍。而梅搜采所及，别集、总集，则取才尚精，杂剧、传奇则选录从广。作者寓意，不厌详求，遗事轶闻，附书简末。朱祖谋之《彊村词编》及梅之《曲丛》一刻，咸稽古葺佚，蔚为巨观，而骈峙于当代，文章之囿，于是为不落寞矣。所自为曲，曰《霜厓四剧》：一《湘真阁》，二《无价宝》，三《西台恸哭记》，四《惆怅爨》。而《惆怅爨》子目又有四类：一云《香山老出放杨柳伎》，一云《湖州守乾作风月司》，一云《高子勉题情围香曲》，一云《陆务观寄怨钗凤词》。模写物态，雕绘人事，濡染既广，吐属自俊。而弟子传其学者，有江都任讷仲敏，从梅游，就奢摩他室居，尽发藏曲读之，纂《读曲概录》五册。宜兴童斐伯章，亦以文人而工度曲，引商刻羽，细校毫茫，纂有《中乐寻源》一书，备论八十四调之原，乐器弦管之法，以及聆音作谱之方，复取古代旧谱，一一为之釐订，上自《关雎》，下至唐诗、宋词、南北曲，粲然毕具。梅读之而称曰：“苏祇婆琵琶入中国，适当雅乐亡佚之时，四旦二十八调，为后世言燕乐者之祖。惟七角调名，大抵居吟宫之位，非角调之正声，尝疑而不得其解，及读斐所著论琵琶借角之说，始悟南北词之角调，皆沿琵琶旧称，而古时七角正音，转多堙晦。得斐一言而深谷峭壁，夷为康庄，不亦大可快耶。昔凌氏《燕乐考原》，陈氏《声律通考》，所论金、元乐名之异同，宫调正犯之要妙，多有前人未发者。顾释理而遗器，审音而略谱，未能如斐之明且备。”然斐于梅十年以长，而致推梅为能自力，非己所逮也。又有梅同县人曰王季烈君九者，尝论昆曲之在今日，其优于他种歌曲者，一曰文词之典雅，二曰音调之纡徐，三曰字音之正确，四曰口诀之细密。顾此四端，一人之精力，未必能悉行精究，则不妨分途程功。长于文藻者任制曲之事。精于音律者任谱曲之事，耳聪口敏嗓亮者任度曲之事。合此三种人才精心研究，始得尽昆曲之能事也。论构成昆曲之次第，则先填词，次制谱，而后度曲，然论习昆曲之次第，则须先习度曲，而后学填词、制谱，盖不习度曲，则曲牌之选择，衬字之安放，四声之布置，决不能得其宜，纵使曲文极佳，而不能被之管弦，因著《螾庐曲谈》四卷。先度曲，次制曲，次谱曲，终乃论其源流沿革，而尤精审曲谱，以俗工沿误，有乖正音，与嘉兴刘富梁凤叔辑《集成曲谱》一书，都四百余折，选戏剧，则采曲律、词章之兼善，订宫谱，则求古律、俗耳之并宜，曲文曲牌，皆悉心订正，小眼宾白，一一详载，锣段笛色无不注明，斯足集曲谱之大成，示学者以指南，而吴梅《奢摩他室曲丛》之刊，则尝索序季烈，而以冠编首焉。盖吴中曲学，启筚路自俞宗海，而金声玉振于吴梅及季烈，歌场坛坫，大江以南，莫与京也。山阴魏戫铁三、贵筑姚华茫父，亦以能文章、审曲律有名当世。姚华纂《菉猗室曲话》，校订毛晋刻《六十种曲》极核也。而王季烈之刻《集成曲谱》，魏戫序焉。然皆不如梅之著名。

梅为南社社员之一，而南社者，创始于让清光绪己酉，为东南革命诸巨子所组合，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诗唱唐音，不尚西江，文喜掞藻，亦非桐城，无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满清为主，故多叫嚣亢厉之音。又一派则喜学为龚自珍之体，徒为貌似而失其胜概，其下者，更辞无涓选，殊足为玷。但就其铮铮者而论，亦足各自成家。其尤著者，慈利吴恭亨悔晦、醴陵傅熊湘钝根、成都吴虞又陵、吴江陈去病佩忍、柳弃疾亚子、泾县胡蕴玉朴庵以诗文，香山苏玄瑛曼殊、山阴诸宗壮贞长、顺德黄节晦闻、番禺沈宗畸太侔、潘飞声兰史以诗，淳安邵瑞彭次公、余杭徐珂仲可、无锡王蕴章西神以词，顺德蔡有守哲夫以金石、书画，而梅以曲，各以所能擅闻于世，称矫矫者，亦文章之渊薮而儒者之林囿也。始发起者，陈去病、柳弃疾及松江高旭天梅，而柳弃疾连被推为社长，春秋佳日，必为文酒之会，其地则在上海之愚园者为多，岁汇所著，出《南社丛刊》两巨帙，分诗、文、词选三种，已刊至二十余集。其中多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与少陵诗史相近也。它如善化黄兴克强、桃源宋教仁渔父、三原于右任、广东汪兆铭精卫之徒，皆一时政雄，而隶籍南社，焜耀斯世焉。谨援《明史·文苑传》附纪复社、几社之例，附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