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论
昔清儒焦循以为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而胡适亦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然事以久而后变，道以穷而始通。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所损益者微也。秦燔诗书，汉汲汲修补，惟恐不逮，其所创获者浅也。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律诗，远因陈隋。宋之诗余，又溯唐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也。元之姚虞，明之归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追唐宋之遗也。是则代变之中，亦有其不变者存。然事异世变，文学随之，积久而著，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较，可得而论，兹以便宜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律绝之盛而词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谭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虽然，中国文学史之时代观，有不可与学术史相提并论者。试以学术言：唐之经学，承汉魏之训诂而为正义，佛学袭魏晋之翻译而加华妙，似不宜与宋之理学比，而附于陈隋之后为宜。而自文学史论：沈宋出而创律诗，韩柳出而振古文，温韦出而有倚声，则开宋元文学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为宜。故谓学术史之第二期，始两汉而终五代，与文学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终。而第三期则始于宋而终明，与文学史殊其终，并不同其始。盖明之学术，实袭宋朱陆之成规而阐明之，不如文学之有何、李、王、李复古运动，轩波大起也。试得而备论焉。
二、上古
呜呼！文章之作也，其于韵文乎？韵文之作也，其于声诗乎？声诗之作也，其于歌谣乎？盖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话言，有话言而后有文字，故在六书未兴之前，人禀七情以生，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譬之林籁结响，调如竽笙，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朱襄《来阴》之乐，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娲皇之《充乐》，其声诗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时，文字未著，徒有讴歌吟咏，纵令和以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譬之则傜僮之跳苗歌耳。是以缙绅士夫，莫得而载其辞焉，厥为有音无辞之世。是后鸟迹代绳，文字初炳，作始于羲皇之八卦，大备于黄帝之六书，而年世渺邈，则声采莫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尧时有《康衢歌》、《击壤歌》，虞舜有《卿云》、《南风》、“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声按韵，诵其言，咏其声，播之篇什而为诗歌者。
虞舜诗之可信者，独见《尚书》之“明良喜起”歌，《尚书大传》之《卿云歌》。《南风歌》见称《礼·乐记》，而不著其词，见《尸子》，而辞气谐畅，疑若不类。然当日诗歌之属，必已多有。孔子于《帝典》录舜命夔之言曰：“诗言志，歌永言。”是诗教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书》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虽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语助，其实三言也。《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凡三句，每句一韵，虽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语助，其实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谟记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将以助语，用也、矣、与、耶字者绝无，而哉字之语助亦止一二见。盖诗歌主音节，故成句之字数奇，而缀以语助，用以叶响。而言论则非同于歌咏，故典谟记载，多四言句而不用语助。此可以证韵文、散文之殊，在音节而不以句之奇与偶也。
后世有作，韵文多为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韵文不尽偶，而散文不必奇。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试以《尧典》为例：“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二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一段奇，而“昊天”、“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段，章法偶而辞悉奇。自“帝曰咨”至“庶绩咸熙”一段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必意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其中“以亲九族”四句，“慎徽五典”四句，凡数目之字，已无不对待整齐矣。“流共工于幽州”四句，竟居然以人名对人名，地名对地名焉，但不调平仄而已。然《关雎》“关关雎鸠”四句，以雎鸠雌雄相应和，兴君子之必得淑女为好逑，意似偶而句法不偶。“参差荇菜”四句偶，而承之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则又奇矣。首尾奇而中间以偶，骈文络乎散文之间，犹之偶数络乎奇数之间也。文之初创，骈散间用。数之初创，奇偶间用。厥后数理日精，奇数与偶数遂各立界说。文法日备，骈文与散文乃自为家数。喜骈，则成诗赋一流。嗜奇，则为散韵一派。又或合乐则以文语，记事则以散行，而纯主偶者为骈体，纯主奇者称散文。然则骈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进化之一端欤。
惟声律之用，本于性初，发之天籁。故古人之文，化工也，多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诗三百》，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是诗亦有不用韵者也。伏羲画卦，文王系之辞也，凡卦辞之系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哑”，《艮》之“身”、“人”，皆叶韵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扬，侵予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礼之为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好礼君子，随所闻见，得即录之，名曰《礼记》，方放废是惧，遗文掇拾，奚遑协音成韵，金声而玉振之乎？然《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元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此其宫商大和，翻回取均，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如刘彦和所谓“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者，庶几得之。左氏传经，亦多叶韵，见于近人著述中所举者更难以悉数。即如四子书中，子思、孟轲之书皆散文，而《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勿食，劳者勿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至如诸子之书，亦多有韵者，今试举老、庄而言：《老子》：“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庄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轲、老子、庄子，断非有意于用韵者也，而读其所作，谓非用韵而不可也。盖冲口而出，自为宫商，此即《乐记》所谓声者由人心生者也。故曰：“有歌谣而后有声诗，有声诗而后有韵文，有韵文而后有其他诸体文。”
《诗三百》之用韵，于不规律中，渐有规律，而为后世一切诗体之宗，其用韵之法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车发》[1]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此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孔子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盖继往开来，而集二帝三王文学之大成者也。稽之载籍，可考见者五事。（甲）正文字 孔子在卫，曰“必也正名”，郑玄以正名谓正书字也。盖孔子将从事于删述，则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时，文字虽秉仓史之遗，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犹在，或相诡异，至于别国，殊音尤众。孔子之至是邦也，必闻其政，又观于旧史氏之藏、百二十国之事，佚文秘记，远俗方言，尽知之矣。于是修定六经，将择其文之近雅驯者用之以传于学者，故以周公《尔雅》教人，其余亦颇有所定。六经文字极博，指义万端，间有仓史文字所未赡者，则博稽于古，不主一代，刑名从商，爵名从周之例也。春秋异国众名，则随其成俗曲期，物从中国，名从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称孔氏古文，以虽同是仓史文字，而经孔子考定以书六经，则谓孔子古文焉。意孔子当日必别有专论文字之书，其见引于许慎《说文》者不一。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诘屈。'”孔子曰：“乌，眄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孔子曰：“粟之为言续也。”许慎谓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论语》“《诗》、《书》、执礼”谓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驯也。此孔子定文字之证。（乙）订诗韵 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盖古诗皆被弦歌，诗即乐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顾炎武、江永以来，并以《诗》为古之韵谱。夫《诗三百》删自孔子，是即孔子之韵谱也，以殊时异俗之诗，其韵安能尽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诗，不惟删去重复，次序其义，而于韵之未安者，亦时有所正，故曰“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未正以前，或不协于弦歌，既正以后，学者即据之为韵谱，故易象、楚辞、秦碑、汉赋用韵与《诗三百》合，皆本孔子矣。（丙）用虚字 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虚字不多，然木强寡神。至孔子之文，虚字渐备，赞《易》用者、也二字特多。而《论语》、《左传》，其中之、乎、者、也、矣、焉、哉无不具备，作者神态毕出，尤觉脱口如生，此实中国文学一大进步，盖文学之大用在表情，而虚字者，则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焉。（丁）作文言 文言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以前，有话言而无文言。近人蔡元培称：“文言用古人的话传达今人的意思。”虽然，古人之话，果足当今之所谓文言乎？余不能无疑也。不知古人自有古人之话，古人自有用话所作一种通俗之白话文学书，即《尚书》、《诗经》是也。夷考《尚书》之《尧典》、《皋陶谟》、《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康诰》、《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文侯之命》诸篇，当日对话之文也。《甘誓》、《汤誓》、《盘庚》、《牧誓》、《多士》、《费誓》、《秦誓》诸篇，当众演说之辞也。《大诰》、《多方》、《吕刑》诸篇，当日演说之文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十五国风，则采自民间歌谣，斯二者，在当日义取通俗，文不雅驯。“格”之训至也，来也。“殷”之训中间之中也。“采”之训事也。“肆”之言于是也。“刘”之言杀也。“诞”与“纯”之言大也。“台”与“邛”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会聚也。“蔑蔑”之言群飞也。“惄”之言饥也。“旁旁”之言驰驱也。“迈”之言去也，行也。“监”之言终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如此之类，古人用语，随在可以考见。然则《尚书》者，古人之白话文也。《诗经》者，古人之白话诗也。惟话言不能无随时变迁，后人读而不易晓，遂觉为佶屈聱牙焉。《尔雅》一书，有《释诂》、《释言》、《释训》三篇，是即以中古以来通用之文言，而注释《诗》、《书》之古语也。蔡元培云：“司马迁《史记》……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若自余观之：司马迁以“敬”改“钦”，以“克”改“能”，乃是依孔子以来通用之文言，改订唐虞之古语，而非如蔡氏所云“记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为中国最古之白话文学。此外十三经之中，如《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礼记》之类，作于孔子之后者，之文言而非白话，与《尚书》、《诗经》不同。所以字句之间，后人读之易晓，便不似《尚书》、《诗经》之聱牙涩舌，此可以见今所谓文言，是从孔子以来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之话之受时间制限。《书·盘庚》：“乃话民之弗率。”东坡《书传》曰：“民之弗率……以话言晓之。”是《盘庚》之为古人之话，明也，而《盘庚》之佶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两卦文言，明明题曰文言而不称做话，然而句法、字法，与今之所谓文言无大殊。更可见古人之话，自别有一种，而非即今之所谓文言也。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于是孔门著书皆用文言。左丘明受经仲尼，著《春秋传》，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门人，记夫子语，成《论语》一书，亦文言也。曾子问孝于仲尼，而与门人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记而成《孝经》，亦文言也。《檀弓》、《礼运》，皆子游之门人所记，亦文言也。可见仲尼之徒，著书立说，无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虽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诵而曰闻者，盖古用简策，文字之传写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则文言非古人之话，明也。大抵孔子以前，为白话文学时期，而孔子以后，则为文言文学时期。孔子曰：“辞达而已。”“达”即《论语》“己欲达而达人”之“达”。达之云者，时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尽人能通解之谓也。如之何而能尽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只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书同文。”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之所谓“远”，指空间言，非指时间言，是“纵横九万里”广远之“远”，而非“上下五千年”久远之“远”。推孔子之意，若曰：“当今天下各国，国语虽不同，然书还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无文，只可限于方隅之流传，而传之远处，则不行矣。”所谓“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谓“寡其词，协其音……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之言也。时春秋百二十国，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所占国籍不少，当日国语既未统一，如使人人各操国语著书，则鲁人著书，齐人读之不解。观于《公羊》、《谷梁》，已多齐语、鲁语之分。更何论南蛮舌如所称吴楚诸国。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欤？盖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学之规模具也。（戊）编总集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则是总集之编，导源《诗》、《书》，而出于孔子者也。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则是《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并称文学之彦，而子夏发明章句。懿欤休哉，此所以为六艺之宗，称百世之师欤。
三、中古
凡经之《易》、《诗》、《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墨》、《老》、《孙》、《吴》、《孟》、《荀》以及《公孙龙》、《韩非》之属，集之楚词，莫匪戛戛独造，自出机杼。是上古之世，文学主创作，而中古以后，则摹仿者为多。《史记·律书》仿《周易·序卦》，司马相如《大人赋》仿屈原《远游》，扬雄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谏不许单于朝》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甘泉赋》摹司马相如《大人赋》，几于无篇不摹，而班固《汉书·地理志》仿《禹贡》，陆机《辨亡论》、干宝《晋纪·总论》仿贾生《过秦论》，如此之类，不可悉数。
章学诚曰：“西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诸子衰而文集之体盛。”吾则谓文集兴而“文”、“学”之途分。何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秦丞相李斯请悉烧所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而以“文学”二字，冠诗书、百家语之上。太史公自序其书，举凡一切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称之为文学。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诸子流派益歧，而蔚为子部。史有马、班，而史学立。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
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盖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韵语也。然战国以前，如经之《易》、《书》、《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老》、《庄》、老子，楚苦县人，苦县即令河南鹿邑县。庄子，蒙人，蒙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之东北。本柳诒徵说。《孟》、《荀》等，其体则散文也，其用则叙述也，议论也，皆北方文学也。独《诗》三百篇，楚辞三十余篇，为言情之韵文耳。楚辞之为南方文学，固也。考《诗》之所自作，《吕氏春秋》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子乃作歌曰：‘侯人子猗。’实始作为南风。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而郑樵为之说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诗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然则《诗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证矣。战国以前，所谓言情之韵文，可考见者，惟此与楚骚耳。未能与散文中分天下也。是为北方文学全盛时代。汉兴，而南人如枚叔、刘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寖与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辈抗颜行。而司马迁撰《史记》，以史笔抒骚情，班固作《两都赋》，以赋体罗史实，且融裁南方文学以为北方文学矣。此实南方文学消长之一大枢机也。爰逮晋之东也，篇制溺乎玄风，嗤笑殉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颜谢腾声，骖以鲍照，尤足启后代之津途。自汉以来，模山范水之文，篇不数语，而谢灵运兴会标举，重章累什，陶写流峙之形，后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晋之陆云，对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镂之巧，始颜延之，齐梁声病之体，后此对偶之习，是其源矣。然较其工拙，延之雕镂，不及灵运之清新，亦逊鲍照之廉俊。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终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笔，写豪壮之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史称其文甚遒丽，信然。然其所短，颇喜巧琢，与延之同病，至其笔力矫健，则远过之，与谢并称，允符二妙。然国风好色不淫，楚词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至鲍照雕藻淫艳，倾侧宫体，作俑于前。永明、天监之际，颜谢寖微而鲍体盛行，事极徐庾，红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玄之状。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据此擢士”。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尝慨乎言之。厥为南方文学全盛时代。物极则反。《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相偶对，而经诰之旨，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后学之士，取为师法。”论者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唾弃南方文学，中兴北方文学耳。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绮丽纤靡之文，自古然矣。顾有不可论于三国者，魏武帝崛起称伯，开基青豫，以文武姿，掞藻扬葩，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竞爽，亦擅词采，然华而不实，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王粲、徐幹以词赋标美，刘桢情高以全采，应玚学优以得文，皆一时之秀。已萌晋世清谈之习，开江左六朝绮丽之风矣。夫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与北方抗衡，其端实自孙氏启之。孙权称制江东，号吴大帝，然文笔雅健，不为绮丽，《与诸将令》、《责诸葛瑾诏》，卓荦有西京之风焉。虞翻谏猎之书，简而能要。骆统《理张温表》，语亦详畅。而诸葛恪救国之论，慨当以慷，尤吴人文之可诵者。吴之末造，韦曜《博弈论》、华覈《请救蜀表》渐近偶俪，然质而不俚，以视魏武父子之风情隽上，词采秀拔，固有间矣。谁则谓南朝文士尽华靡者乎？至蜀为司马相如、扬雄词赋家产地，而陈寿称“诸葛亮文采不艳”，范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是南人之文质直，转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谓变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传于今者，《文选》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笔”对举。《南史·颜延之传》：“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刘勰《文心雕龙》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或疑“文笔区分，《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为致诮于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谓“有韵者文”之“韵”，乃以语章句中之韵，非如后世之指句末之韵脚也。六朝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皆有合乎宫羽。故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合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以中，转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实发于子夏《诗大序》，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郑玄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以抑扬咏叹，其中有成文之音也。六朝人益衍畅其指而为韵之说。《南史·陆厥传》云：“王融、谢朓、沈约等文，将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世呼为永明体。”所谓“平头”者，前句上二字与后句上二字同声，如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欢”同平声，“日”、“乐”同仄声，是“平头”也。又如古诗“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朝云”、“丹池”同平声，是“平头”也。所谓“上尾”者，上句尾字与下句尾字俱用平声，虽韵异而声同，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齐”平声，是“上尾”也。所谓“蜂腰”者，每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如古诗“闻君爱我甘，窃欲自修饰”，“君”、“甘”皆平声，“欲”、“饰”皆入声，是“蜂腰”也。所谓“鹤膝”者，一句尾字与三句尾字同声，如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诗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思”皆平声，是“鹤膝”也。然则后世之所谓韵者，以句末之同为适而求其大齐，而六朝人之所谓韵者，则以句中之同为犯而求其不齐。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之骈文，亦只论句中之平仄，不谓韵脚也。而章氏乃谓“《文选》所集，无韵猥众”，特以其无句末之韵脚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谓韵者，非此之谓哉。
四、近古
唐之兴也，文章承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出，倡为先秦之古文，一时才杰如李观、李翱、皇甫湜等应之，遂能破骈俪而为散体，洗涂泽而崇质素，上踵孟、荀、马、班，下启欧、苏、曾、王，盖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韩愈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变，即字句骈散不同，而骈散之不同，则诗文体制之各异也。文势贵奇，而诗体近偶。重骈之代，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即如范晔生刘宋之时，增损东汉一代，成《后汉书》，自谓无惭良直，而编字不只，捶句必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袭南朝之余，《晋书》作者，并擅雕饰，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著讥《史通》，非虐谑也。近世赵翼则谓：“以文为诗，自韩愈始。至苏轼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天生健笔一枝，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故曰：重骈之世，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也。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体物写志，铺采摛文，滥觞于诗人，而拓宇于文境者也。是以重骈之代，赋中诗体多于文体。重散之世，赋中文体多于诗体。试观徐庾诸赋，多类诗句，而王勃《春思赋》则直七字之长歌耳。此重骈之代，诗体多于文体也。若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则又体势同于散文。盖宋袭韩柳之古文，而归于质，重散之世也。论古文之流别：韩愈以扬子云化《史记》，柳宗元以《老》、《庄》、《国语》化六朝，王安石以周秦诸子化韩愈，曾巩以《三礼》化西汉，苏洵以贾谊、晁错化《孟子》、《国策》，苏轼以《庄子》、《孟子》化《国策》。于此可悟文学脱胎之法，而唐以后之言古文者，莫不推韩、柳为大宗。然唐宋八家，韩、柳并称，而继往开来，厥推韩愈。独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翱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其衍李翱之安雅一派者，至则为欧阳修之神逸，不至则为曾巩、苏辙之清谨。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则为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则为苏洵、苏轼之奔放。其大较然也。
惟骈俪之文，虽摧廓于中唐之韩柳，而骈俪之诗，则大成于初唐之沈宋。夷考其始，汉魏六朝诗，祖述《风》、《骚》，陶写情性，篇无定句，句无定声，长短曲折，惟意所从，世号曰古体。唐调以声律，加以排整，句有绳尺，篇有矩矱，谓之近体，以别于古体也。古体、近体，唐代始划立鸿沟。近体诗者，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绝而称也。然诗之化散为骈，至唐而要其成耳。盖自沈约创声病之说，尔后诸家遵轨，竞为新丽，益与律体相近。陈隋之间，江总、庾信、虞茂、陆敬、薛道衡、卢思道等所作，往往见五律七律排律之体，此可以证六朝之散体趋骈，诗亦不在例外。然其初非出有意，不过偶合新调，故未能别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诗格调者，或仅六句，或至十句。至沈佺期、宋之问出，揣其声韵，顺其体势，始与六朝以前之古诗，判然分途而为律诗。盖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后者之律，则立意而为四韵。诗之有沈宋，犹文之有徐庾也。绝之声调，与律同，或不与律同亦可，章四句，有全体属对者，有前二句或后二句属对者，盖由律诗中截来，故又号曰“截句”。然李白、杜甫，唐推诗圣，运古与律，纵横挥斥。李白五言律，秾丽之中，运以奇逸之思，而杜甫更能于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七言律，李白所短，而工于绝，纯以神行，独多化工之笔。杜不工绝，而善七言律，八音和鸣，济以沉雄。后世之言律绝者莫尚焉。是律绝之极工者，不拘于声律对偶，而铿锵鼓舞，自然合节，所以为贵也。然唐诗之有李杜，犹唐文之有韩柳。韩柳并称，而继往开来，韩愈之力为大。李杜竞爽，而入雅出风，杜甫之传称盛。一传而为元和，得韩愈、白居易焉，皆学杜甫者也。特韩更欲高，白更欲卑，韩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为绮，则为温李温庭筠、李商隐，为宋之西昆。自韩流而入于奥，则为郊岛孟郊、贾岛，为宋之西江。杜诗之有韩愈、白居易两派，犹韩文之有李翱、皇甫湜两家矣。请得而备论之。
唐以诗名一代，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后百年间，谓之初唐。唐玄宗开元元年以后五十年间，谓之盛唐。代宗大历元年以后八十年间，谓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后至于唐亡，谓之晚唐。初唐诗人，王勃、杨炯、沈佺期、宋之问承陈隋之后，风气渐转而骨格未完，齐梁浓艳，尚有沾濡，排比之迹，盖益精整。而陈子昂特起于王、杨、沈、宋之间，始以高雅冲澹之音，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后代因之，古体之名以立。杜审言、刘希夷、张说、张九龄，亦各全浑厚之气于音节疏畅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储光羲、王维、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龄、高适之闲远，常建、岑参、李颀之秀拔，李白之朗卓，杜甫之浑成，元结之奥曲，咸殊绝寡伦。而李白、杜甫独以雄浑高古，称盛唐之宗。其次当推王、孟、高、岑。王维诗丰缛而不华靡，秀丽疏朗，往往意兴发端，神情传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七言律尤臻妙境。孟浩然专心古澹，句法、章法，虽仅止于五言四十字，而悠远深厚，超以象外，不犯寒俭枯瘠之病。高岑不相上下，高适轶宕，一起一伏。岑参遒劲少逊高，而婉缛过之。选体，岑差健也。储光羲有孟浩然之古而无其深远。岑参有王维之缛而掩以华靡。李颀工七言律，称与王岑并驾。然李有风调而不甚丽。岑参才甚丽而情不足。惟王差备美尔。中唐弥矜卓练，刘长卿以古朴开宗，韦应物、钱起以隽迈擅胜。而韦应物尤工五言，闲澹简远，境界绝高。大抵应物诗韵高而气清，王维诗格老，而辞丽，并称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体韵观之，王维诗格老，而味远不逮应物。至于词不迫切而耐人咀味，应物自不可及也。下暨元和，则有柳宗元之超然复古，韩愈之雄深博大，元稹、白居易之清新，张籍、贾岛、孟郊之峻刻，李贺之奇诡，尤称一时之杰也。张籍工乐府，与元稹、白居易并称，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晚唐体愈雕镂。杜牧高爽欲追老杜，而温庭筠李商隐婉丽自喜，开宋初西昆之体。皮日休陆龟蒙鹿门唱和，亦为西江拗体之先河。斯皆晚唐之胜矣。晚唐人单辞片语，一联数句之间，实有精到之处，然格局未完，雕镵愈工，真气弥伤，此其短也。
律绝莫盛于唐，然律绝盛而词兴，而词者，则又律、绝之破整为散者也。考词之滥觞，厥推李白之《忆秦娥》、《菩萨蛮》，及张志和之《渔歌子》，实破五七言之绝句为之。如《菩萨蛮》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张志和之《渔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则裁七言绝一字者也。至《忆秦娥》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长短错落，亦裁之于七言或有余，或不足，皆以协和其调也。明杨慎云：“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然则词不惟破绝，并破律为之矣。
词上承诗，下启曲，亦唐代一大创制也。蜀赵崇祚编有《花间集》十卷，其词自温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为后世倚声填词之祖。陆务观曰：“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至于宋以词为乐章，熙宁中，立大晟府，为雅乐寮，选用词人及音律家，日制新曲，谓之“大晟词”。于是小令、中调之外，又出长调，而其体大备。故词之有宋，犹诗之有唐。宋初沿《花间》旧腔，以清切婉丽为宗，至苏轼出，始脱音律之拘束，创为激越之声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高瞻远瞩，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谐，自是横放杰出，曲子内缚不住者，比之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辛弃疾才气俊迈，好为豪壮语，即法苏轼，为南宋词家大宗。然姜夔、张炎仍以清切婉丽为主。故宋词分二派：一派词意蕴藉，沿《花间》之遗响，称曰南派，是为正宗。一派笔致奔放，脱音律之拘束，称曰北派，号为变格。遗集尤著者：南派有晏殊《珠玉词》一卷，晏几道《小山词》一卷，柳永《乐章集》一卷，张先《安陆集》一卷，欧阳修《六一词》一卷，秦观《淮海集》一卷，李清照《漱玉词》一卷（以上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吴文英《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高观国《竹屋痴语》一卷，史达祖《梅溪词》一卷，王沂孙《碧山乐府》三卷，周密《草窗词》二卷。北派有苏轼《东坡词》一卷，黄庭坚《山谷词》一卷，辛弃疾《稼轩词》四卷，刘过《龙洲词》一卷，皆传诵人口者也。独周邦彦于南北宋为词家大宗，有《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所作皆精深华艳，而长调尤善铺叙，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如己出，实兼综南北之长焉。
宋词至苏轼而变《花间》之旧腔，宋诗至苏轼而胚江西之诗派。宋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亿、刘筠则又专宗李商隐，词取妍华，而倡所谓西昆体者。欧阳修、梅尧臣始变以平淡豪俊，而规模未大。及苏轼出，乃以旷世之逸气高情，出入韩白，驱驾万象，雄伟轶荡，故是宋诗人之魁也。其门下客有江西黄庭坚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语必惊人，字忌习见，搜罗奇书，穿穴异闻，得法杜甫而不为蹈袭，自成一家，锻炼勤苦，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世以其诗与苏轼相配，称曰苏黄，所谓江西诗派者宗之，是为宋诗一大变。而黄之所为不同于苏者，苏诗曲折汪洋，如长江千里。而山谷险峻奇崛，如太华三危。一深一阔，一难一易，故不同也。彭城陈师道者，亦游苏轼之门，喜为诗，自云学黄庭坚。然庭坚学杜，脱颖而出。师道学杜，沉思而入。宁拙勿巧，宁朴勿华，虽非正声，亦云高格。后来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遂以师道次庭坚之后，而并称开宗之祖焉。
夷考六朝之骈文，一变而为唐宋之散体古文，又一转而为宋元之语录及章回小说，文之破整为散则然也。唐之律绝，一变而为宋之词，又一转而为元之剧曲，诗之破整为散则然也。然则中古文学之由散而整者，近古文学则破整为散，其大较然矣。虽然，近古文学之破整为散，特为社会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论于朝廷功令。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经义取士，皆俪体也，遂为近代取士模楷。然则近古而后，社会士夫既厌俪体之极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俪体之末运而欣之以禄利，而朝廷之禄利，不足以易士夫之好尚，此则不可不特笔也。
五、近代
夷考明自洪武而还，运当开国，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则稳称，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庙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间，茶陵李东阳出入元宋，溯流唐代，擅声馆阁，推一代文宗，而门下士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乃起而与之抗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为文故作艰深，钩章棘句，至不可句读，持是以号于天下，而茶陵之光焰几烬。洎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住。盖宋元以来，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王、李之起，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极渐流于虚㤭，虚㤭之极，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两派迭为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然汉魏之声，由此高论于后世，而与韩欧争长。唐宋之文运，至此乃生一大变化矣。然较其得失：秦汉之文，玉璞金浑，风气未开。后世文明日进，理欲日显，故格变而平，事繁于昔，故语演而长，此亦天演自然之理。而何李以其偏戾之才，矫为聱牙诘屈，无其质而貌其形，为文弥古，于时弥戾。故何李之徒，卒为委罪之壑。至嘉靖之际，历城李攀龙、太仓王世贞踵兴，更衍何李之绪论，谓“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而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四海。独昆山归有光绍述欧曾，毅不为下，至诋世贞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之力也。虽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别成一家而不与前人同者。盖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闻隽语，刿心怵目，斯以厕文人学士之笔。至有光出而专致力于家常琐屑之描写。桐城方苞，谓“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而姚鼐亦以为“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其尤恻恻动人者，如《先妣事略》、《归府君墓志铭》、《寒花葬志》、《项脊轩记》诸文，悼亡念存，极挚之情而写以极淡之笔，睹物怀人，户庭细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笔妙人人所无。而所以成其为震川之文，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者也。
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櫆，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时，吾家鲁思先生实亲受业于桐城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二人者，遂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而学焉，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谓之阳湖派。而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入，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乃辑《骈体文钞》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篹》，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顾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然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江都汪中质有其文，熔裁六朝，导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仪征一派，又复异军突起以树一帜。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固然也。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
自明以来，言文学者，汉魏、唐宋，门户各张，一阖一辟，极纵横轶宕之观，而要其归，未能别出于汉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学，清之文学也，徒为沿袭而已。清初诗家有声者，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旧，而曹溶诗名，亦与鼎孳相骖靳。大抵皆步武王、李也。明末公安袁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竟陵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又评隋以前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亦一时之盛也。新城王士祯肇开有清一代之诗学，枕葄唐音，独嗜神韵，含蓄不尽，意有余于诗，海内推为正宗。与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闰章、海宁查慎行、莱阳宋琬所汇刻者，曰六家诗。彝尊学富才高，始则描摩初唐，继则滥泛北宋，与士祯齐名，时人称为“朱贪多，王爱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盖闰章以温柔敦厚胜，琬以雄健磊落胜也。当是时，商丘宋荦亦称诗宗，与士祯颉颃，而诗主条畅，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苏轼。游其门者，如邵山人长蘅等靡然从风，亦于士祯之外自树一宗，独王士祯名最高，然清诗之有王士祯，如文之有方苞也。清初诗人皆厌王李之肤廓，钟惺谭之纤仄，谈诗者颇尚宋、元，而宋诗之质直流，而为有韵之语录，元诗之缛艳化，而为对句之小词。王士祯崛起其间，独标神韵，所选古诗及《唐贤三昧集》，具见其诗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录王维独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为一代风气所归。但士祯之诗，富神韵而馁气势，好修饰而略性情。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赵执信本娶士祯女甥，习闻士祯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而执信作《谈龙录》纠之，谓“诗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论者以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大抵士祯以神韵缥缈为宗，而风华富有，执信以思路巉深为主，而刻画入微。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仍伤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派再病纤仄。两家并存，其得失适足相救也。执信既著《谈龙录》发难士祯，而山左之诗一变。钱唐厉鹗《樊榭山房诗》，精深峭洁，参会唐宋，于王士祯、朱彝尊外，又别树一帜，而两浙之诗一变。钱唐袁枚、铅山蒋士铨、阳湖赵翼并起，号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诗无不一变矣。然乾、嘉之际，海内诗人相望，其标宗旨，树坛坫，争雄于一时者，要推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王士祯之诗，既为人所不餍，于是袁枚倡性情以矫士祯之好修饰而涉于泛。翁方纲拈肌理以救士祯之言神韵而落于空。沈德潜论格调以药士祯之工咏叹而枵于响。袁枚论诗，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王士祯主修饰而略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此可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此袁枚论诗之旨也。翁方纲以学为诗者也。其论诗，谓：“士祯拈神韵二字，固为超妙，但其弊恐流为空调。”故特拈肌理二字，盖欲以实救虚也。所以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证，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澈洋溢于其中。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然言言征实，亦非诗家正轨，故其时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潜。德潜少从吴县叶燮受诗法，其论诗最崇格律。尝曰：“诗以声为用者，其微在抑扬抗坠之间。”此说本发之赵执信，谓“汉魏六朝至唐初诸大家，各成韵调，谈艺者多忽不讲，与古法戾”，乃为《声韵谱》以发其秘，亦犹曾湘乡论文从声音证入，以救桐城懦缓之失也。德潜又曰：“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贵能以意运法，而不能以意从法。”及自为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尤所服膺者为杜，选《古诗源》及《三朝诗别裁》以标示宗旨。天下之谭诗者宗焉。踵其后而以诗名者：大兴有舒位，秀水有王昙，昭文有孙原湘，世称三君。四川有张问陶，常州有黄景仁、洪亮吉，江西有曾燠、乐钧，浙中有王又曾、吴锡祺、许宗彦、郭麐，岭南则有冯敏昌、胡亦常、张锦芳三子，而锦芳又与黄丹书、黎简、吕坚为岭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学，未尝及德潜门，而实受其影响者。其中以舒位、孙原湘、黎简三家，尤为特出。位与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简则学杜而得其神髓者也，于是宋诗之径途渐辟。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寯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而国藩地望最显，其诗文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湘潭王闿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比之古调独弹矣。王闿运始与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攸县龙汝霖四人者相善也，喜吟咏，日夕赓和，而辅纶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体，故号为学古，标曰湘中五子。而五子之中，闿运独推服邓辅纶云。
清诗有唐宋之殊，而词则宗宋。词学至南宋之季，几成绝响，知比兴者，金之白朴、元之张翥而已。朴词曰《天籁集》，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而翥《蜕岩词》，婉丽风流，亦有南宋旧格。惟璞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而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余音，门径微有不同。明初作者，犹沾溉张翥之旧，不乖于风雅。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盛行者，为《花间集》、《草堂诗余》二选。杨慎、王世贞辈之小令、中调犹有可取，长调皆失之俚。惟陈子龙之《湘真阁》、《江蓠槛》词，直接唐人，可谓特出。明社既屋，京兆士大夫虽依新朝，犹慨沧桑，特假长短之句，藉抒抑郁之气，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而吴越操觚家闻风兴起，作者、选者，妍媸杂陈，遂不免有怪词、鄙词、游词之三大蔽。王士祯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盖皆祖述南宋，唯《草堂诗余》是规，罕及北宋以上，殆若文之祢唐宋八家而祧东、西京，诗之学苏、黄而不知有苏、李十九首，未可谓善学也。洎士祯在朝，位高望重，绝口不谈倚声，独朱彝尊、陈维崧两人并世齐名，妙擅倚声，合刻《朱陈村词》，而清朝词派始成。惟朱才多，不免于碎；陈气盛，不免于率。朱之情深，所作词高秀超诣，绵密精美，其蔽为饾饤。陈之笔重，所作词天才艳发，辞锋横溢，其蔽为粗率。继之而起，名重一时者，实惟纳兰成德，门地才华，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其词缠绵婉约，能极其致，南唐坠绪，绝而复续。故论清初词家，当推成德为一把手，朱陈犹不得为上。所惜享年不永，门户未张耳。然乾隆以前，言词者莫不以朱、陈为范围。钱塘厉鹗，吴县过春山，近朱者也；兴化郑燮，铅山蒋士铨，近陈者也。其后作词者遂分浙西、常州两派。浙西派始于厉鹗，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后生效之，每以捃摭为工，后遂浸淫而及于大江南北。然抄撮堆砌，音节顿挫之妙，未免荡然。特是绮藻韵致，词家之有厉鹗，如诗之有王士祯，有《樊榭山房词》一卷，《续集》一卷，生香异色，超然神解，如入空山，如闻流泉，节奏精微，辄多弦外之音。然标格仅在南宋，以姜夔、张炎为登峰造极之境，流极所至，为饾饤，为寒乞。亦与诗之渔洋末派同。武进张惠言乃起而振之，与其弟琦选唐宋词四十四家、百六十首，为《词选》一书，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张皇幽渺，虽町畸未辟，而奥窔已开。盖以深美闳约为主，其意在尊清真而薄姜、张，视苏、辛尤为小家，贵能以气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须有转无竭。嘉庆以来名家，大抵自张惠言而出。其学于惠言而有得者，歙县金应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传其学者，则武进之董士锡也。此常州派之所由起也。荆溪周济稍后出，尝谓：“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其所立论，实足推明惠言之说而广大之，盖自济而后，常州派之壁垒益固矣。词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犹之文之有湘乡，以矫桐城懦缓之失也。桐城之文，富神韵而馁气势，略如诗之有渔洋，词之有浙派。然而有不同者，盖崇雅澹而排涂饰，不如渔洋诗、浙派词之好修饰而略性情。此以流派论。若就词论词：南宋而还，极盛于清，然惟纳兰成德、项鸿祚、蒋春霖三人为当家耳。成德《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后主之遗，虽长调多不协律，而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鸿祚《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古艳哀怨，如不胜情，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其《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首，及观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云云，婉而可思。又《丁稿》自序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以成德之贵，项氏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浙中填词为姜、张所缚，百年来屈指惟项鸿祚有真气耳。蒋春霖为诗，恢雄肮脏，若《东淘杂诗》二十首，不减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为长短句，镂情刿恨，转毫于铢黍之间，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有家数。春霖《水云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甚大，与纳兰成德、项鸿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清初王士祯、钱芳标钱方标，字葆馚，华亭人，所著《湘瑟词》有“惊才绝艳”之誉一流，为才人之词，张惠言、张琦、周济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固不以流派限矣。”
此近代文学之大略也。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发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既穷其源，将竟其流，爰述历古文家为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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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书作“车发”，似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