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是中西文化开始接触的时代。当时两方文化各到什么程度，彼此间所得到的印象所引起的感想是怎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予比较中西文化中西历史者以一种方便。以初接触时的两方情形为标准，而上比下比，穷源竟委，则中西历史发展的先后同异可以迎刃而解了。

明末清初，西学输入中国，当时思想界曾受很大的影响，在第一章中已大略说过。但当时学者对于西学的态度究竟怎样呢？我们知道有些学者是极端崇拜西学的。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不仅翻译西书，提倡西学、西艺，而且决然的皈依天主教了。但一般说来，西学之见重当时，实多在其技术方面，至于道德性命伦常教化，总觉得中华高于一切，不是那班夷人所能比上的。换句话说，当时学者对于西学，实只采取其“艺”，而并不尊重其“道”。就连徐光启，他的历学虽纯用西法，但是也还主张“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型模”，不免带一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味。至于王寅旭、梅定九，这种态度更显明了。如王寅旭说：

吾谓西洋善矣，然以为潮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

近代西洋新法，大抵与土盘历同源，而书器尤备，测候加精。

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无其人也。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

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于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俱从《畴人传》中摘引）

他对于西洋历学，只佩服其书器备，测候精，至于“法意”，并非西人所能深知，就连西历所仅有的一些长处，也都是“窃取”我们古人之意，并不能超越我们古人的范围。后来梅定九更逐条指出西历某法即是中历某法。他们都以为中国古圣人把什么道理都说尽了，后人只能就其精义上变换花样，却终不能违背其原则，一有违背就错误了。王、梅二氏深通西洋天算，思想最为开明，但传统见解终不能免。当时思想界对于西学一般的态度可以想见。我现在再引王船山两段很有趣的话：

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耳。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为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思问录·外篇》）

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则见极高一度为准，其所据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征，……苏子瞻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元泽有云：“铢铢而累之，至两必差。”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者，可叹也！（同上）

这两段我们现在看来简直是笑话。与船山说，地圆之说并非西洋所原有，乃是利玛窦到中国后因误解浑天之说而附会出来的。他根本反对用人类感官去测度天地，什么望远镜之类都不足恃。他看西洋科学曾不足当我们古人之一笑。他觉得西洋人总没有我们古人通达，明理。总之，当时学者对于西学的技巧方面，因为事实太明显了，绝没有法子否认，只好佩服它。但是那些技巧算什么，那不过是一些“小慧”，根本是不值得重视的。只要明理，只要认识个大本大源，那些小小技巧，何足道哉？王寅旭说：

古之善言历者有二：《易》大传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子舆氏曰，“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历之道主“革”，故无数百年不改之历；然不明其“故”，则亦无以为改宪之端。……（《畴人传》）

从寅旭看来，像《易传》《孟子》那样讲历，才真是平正通达，万世无弊，才算认识了历学的大体。说话越空洞，越包括无遗，越笼统，越没有毛病，西洋多少天文学书，倒不如我们《易传》《孟子》上随便的两句话。我们所讲的是本，西人所讲的是末；我们所讲的是道，西人所讲的是艺；我们所讲的是精意，西人所讲的是粗迹。以中国古圣人之道来看西学，真是微末不足数，至多采取他一点技巧而已。从明末直到清末，中国人对于西学总是抱着这样鄙视态度。

现在我们再说十七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是怎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当明清间沟通中西文化的全在一班传教士。当利玛窦等初入中国，颇能迎合中国人心理，研究中国经典，以儒家言附会天主教义。如利玛窦的《辩学遗牍》，极力表示钦慕儒学，与当时佛教大师相诘难。汪廷讷赠他的诗道：

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

利玛窦居然有儒者气象了。这班传教士对于中国学问也的确肯下工夫，他们把许多经书用罗马字注音，并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北平图书馆有殷铎泽翻译的《中庸》等书）中国经典从此始传入西方。当时西洋学者崇拜中国文化的颇有其人，如德国大哲莱伯尼兹（leibniz），于一六九七年刊行其《现代中国记》，其绪论中谓欧西格致推理之学胜于中国，而中国之实践哲学及政治道德论则超越欧西。这种见解和当时中国学者的中西文化观颇相接近。许多久留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亦多是这样看法。莱氏曾在罗马从某教士游，藉以洞悉中国许多情事，故对于沟通中西文化极有兴趣。另一位推崇中国文化的德国哲学家乌尔夫（wolff），曾因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大触国王之怒，不惟被削去哈勒大学教授职务，且被逐出普鲁士。他所以获罪之由，在称孔子的道德意义和基督教相同。其实这种说法，耶稣会教士早已盛唱，乌氏不过与之暗合，但在当时落后的普鲁士，听着就太嫌刺耳了。其在法国方面，推崇中国文化的，则有启蒙运动大领袖弗禄特耳（voltaire，今译作伏尔泰。—编者注）。他一生与教会斗争，但其关于中国的知识则得之于耶稣会教士。他著有《中国的孤鬼》（今译作《中国孤儿》。—编者注）一个剧本，完全以表现孔子的道德意义为目的。他因为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又译作《论法的精神》。—编者注）中有怀疑孔子学说的论调，遂发愤而著《道德论》以辨之。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所编百科全书，关于中国哲学，全采弗氏（伏尔泰。—编者注）之说，亦足见其影响之大。最可注意的是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quesnay），他热心崇拜中国文化，他的全部理论几乎都是从中国经书中推演出来的。他主张天人一致—物理法与道德法的统一。为他的根本观念的“自然法”，正如《洪范》中所谓“彝伦”，及是总指天地人万事万物中所具的自然之道而言的。就天说是“天道”、“天纪”；就人说是“人道”、“人纪”。他把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任务，以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古圣人懂得这个道理。他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家长式的君主政体，是恩惠的专制主义。他把中国看作世界上唯一的模范国。他曾介绍邦巴度夫人劝法王路易十五效法中国君主举行春耕典礼，表示重农之意。在他的大著《中国专制政治》中随处可以看到他是个中国文化的热烈崇拜者，随处可以发现他和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有许多共鸣之点。因此当时重农学者称魁奈为欧洲的孔子。他的门人说他实施孔子敬天爱人之教义，说他的名著《经济表解》深邃精微，寥寥四行足以释伏羲的六十四卦，推阐起来累卷不能尽其义。反对魁奈的人也说他没丝毫独到之见，谓其重农学说早已是苏格拉底和中国的伏羲、尧、舜、孔子等所讲过的。（本段材料，全根据《北大学生》月刊第三期李光忠的《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经济思想的关系》及神州国光社所出《读书杂志》第六期泷本诚一的《重农学派的根本思想的探源》两篇文章。）为近代正统派经济学前驱的重农学派，竟和中国思想有这样深的渊源，这真是意想不到的。

如上两节所述，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为什么那样轻视西洋？果然当时西洋文化不及中国吗？十七世纪的西洋学者为什么那样推重中国？果然当时中国文化高过西洋吗？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之前夜，而中国却还在一个衰老的封建社会中走圈子。就表面看，当时中国商业资本高度发展，对于西洋科学技术颇能接受，很带一点进步色彩。但这点进步色彩终不免为封建气味所笼罩，把历史拉回旧道。至如上述几位欧洲学者，虽然崇拜中国古文化，但一种新曙光却从此透出来了。关于这一层，我很想说几句话。

魁奈等所赞美的中国，是古经典上所记载的中国，是耶稣会教士所传说的中国，而并非当时实际的中国。他们赞美中国，不过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当作一个乌托邦，藉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当时中国已成为东印度公司所正在注视正在攫取的一块肥肉了。这班学者为什么把一个衰老的封建帝国当作一个乌托邦？这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暴君政治和重商主义的反动。他们痛感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箝制干涉，热望自由解放。一旦接触中国这样散漫松弛的社会，宽简因循的政治，倒觉得轻松自在，正合自己的脾味，再读中国古经上所记圣帝明王，太平盛世，传奇般的故事，更不禁心向往之了。前几年罗素来中国，游览西湖，悠然神往于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的旷逸生活。这都是吃腻了酒肉想蔬菜，不见得中国社会真是多么美妙。

本来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商业资本也很发展，专制气焰也很利害，像黄梨洲那班大师的思想见解也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有许多共鸣之点。当时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相去并不甚远，所以彼此间思想学术容易互受影响。但当时欧洲工业发展，已非残余的封建势力所能阻抑，已非垄断的商业资本主义所能控制，社会大变革迫在眼前了，思想界也呈现出急转直下的情势。如弗禄特耳、魁奈辈的思想，虽比梨洲还带激烈色彩，但转瞬间已都落在时代之后了。至于中国，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业革命遥遥无期。所以明清间天算学的发达，并没有兴起自然科学；梨洲辈的反暴君思想，并没有引起民主革命；蓬蓬勃勃的各派思想，结果都转到考古一路去。从此欧西列邦奔轶绝尘，而中国就瞠乎其后了。十七世纪实在是中西盛衰的一个大关键。（本章原拟详讲，但写到半途发生些疑问欲搁笔，却又不便搁笔，只好很简略的写一点，好把讲义结束，待将来再订补吧。）

这本明末清初思想史稿系嵇文甫同志1931年为北京中国大学编写的讲义稿。其中第四章曾在1932年7月出版的《百科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第一章以“附录”发表于《左派王学》一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