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多喜欢读史书，这是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浙东一系，承宋代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后，自黄梨洲、万季野以下，中经全谢山、章实斋、邵二云……出了许多史学名家，其流风所被直到清末而未已，源远流长，实为清代史学的大宗。他们不讲究什么春秋书法，一字褒贬；也不像一般之人，驰骤笔锋，信口雌黄。他们只是实事求是，考究史迹的真相，使历代因革损益举措设施的大端明白昭著。他们的史学，不是道学家的史学，文学家的史学，而是史学家的史学。他仍有考证家的精神，但如乾嘉时代那班专门考证家—就像钱大昕、王鸣盛等—却没有他们那样大的气魄。他们都有历史眼光，每论一事，上下千古，原原本本，如数家珍。试读亭林、梨洲、季野、谢山诸大师的著作，最足以表现这种精神。不过本章所要特意叙述的另有一个人，就是王船山。他和浙东学派的学风并不相类，和考证家所用的方法相去更远。但其宏通深远的历史思想，殊为少见，实为明清间时代精神一种有力的反映，因特于本章叙述其梗概。

船山颇有一点历史进化观念，他对于唐虞三代另是一种看法。他说：

且夫乐道古而为过情之美称者，以其上之仁，而羡其下之顺；以贤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则尧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浇贞淫刚柔愚明之固然，亦无不有如躬阅者矣。唯其浇而不淳，淫而不贞，柔而疲，刚而悍，愚而顽，明而诈也，是以尧舜之德，汤武之功，以于变而移易之者，大造于彝伦，辅相乎天地。若其编氓之皆善耶，则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伦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气之中而有象，况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历历可征焉。当纣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国之淫奔，亦孔丑矣。数纣之罪曰“为逋逃萃渊薮”，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枭与豺也。至于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杀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杀，姻党相灭，无国无岁而无之。蒸报无忌，黩货无厌，日盛于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易，亦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伪。”象、鲧、共、欢、飞廉、恶来，楚商臣，蔡般，许止，齐庆封，鲁侨如，晋智伯，岂秦汉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无以异于三代之始。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读通鉴论》卷二十）

他仍然脱不了圣德王功的传统观念，把尧、舜、三王、周、孔诸位圣人看得和天地造化一样，都能够斡旋世运，一般人民都是蚩蚩迷迷，却只有他们几位那样神圣，历史演进的枢机，全系在三五个圣人身上。这种见解，自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但无论如何，船山总知道唐虞三代并不像后人所想的那样好，总能把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暴露出来，总承认后世人民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化薰陶而非原始人类之愚陋粗犷者可比。（自然这种文化也还大有讨论余地）他只崇拜尧、舜、三王、周、孔等个人的神圣，而并不崇拜当时的社会。他看唐虞三代许多制度都是圣人迁就当时现状不得已而为之，并不及后世制度之合理。他论封建、井田、学校、选举、文武合一、兵农合一……都应用这个观点，他的确有一贯的理论。他论封建道：

古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治异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惟其刑杀，好则相昵，恶则相攻，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尧、舜、禹、汤、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而犹未可骤革于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归之姬氏之子孙，则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详矣，未尝一以上古万国之制欲行于周末。则亦灼见武王、周公绥靖天下之大权，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而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渐就于合。故孟子曰：“定于一。”大封同姓者，来可即一，而渐一之也。（《读通鉴论》卷二十）

他把封建看作从万国并争到一统天下的一种过渡制度。不专就一种制度本身上看，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过程上看，这种观点，殊可钦佩。由部落而封建以致集权国家，与近代学者所讲社会发展的阶段亦颇相类。船山论封建的话极多，此处只摘录其一段，下边还要随处牵涉着这个问题。不过《读通鉴论》卷一论封建与郡县的一节，可特别参考一下。现在我们再看他论田赋的话：

什一之赋，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则小桀，轻之则小貉。”官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场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币帛饔飧牢饩之礼，有宗庙社稷牲币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禄食之众，其制不可胜举。《聘义》所云“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而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菜田之等，则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罢侯置守矣。汉初封建，其提封之广，盖有倍蓰于古王畿者，而其官属典礼又极简略。率天下以守边，而中邦无会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县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馈伺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广于公侯之国，而掾史邮徼，曾不足以当一乡一遂之长。合天下以赡九乡群司之内臣，而不逮周礼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丰，今取之九州而用俭，其他国家之经费，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将以厚藏而导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敛为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读通鉴论》卷二）

他认什一之赋是封建时代的制度，不可复行于后世。更直斥封建制度为“民力所不堪，势在必革”。他全是从历史演变的观点上说话。再看他论乡里选举：

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古乏乡三年而宾兴，贡土唯卿大夫之所择，封建之时会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长，非诸侯入相，则周、召、毕、荣、毛、刘、尹、单也。所贡之士，位止于下大夫。则虽宾兴，而侧陋显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国抑愈狭矣。地迩势亲，乡党之得失是非，旦夕而与朝右相闻。以易知易见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职，臧否显而功罪微。宾兴者，聊以示王者之无弃材耳。非举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责之宾兴之士也。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郡国之远者，去京师数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载而迁。地远则贿赂行而无所惮，数迁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识晋谒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逮进于其前，且国无世卿，廷无定位。士苟闻名于天下，日陟日迁，而股肱心膂之任属焉。希一荐以徼非望之福，矫伪之士何惮不百欺百仇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诚伪淆杂甚矣。……闻一乡之有月旦矣，未闻天下之有公论也。一乡之称，且有乡愿，四海之誉，先集伪士。故封建选举之法，不可行于郡县。《易》曰：“变通者，时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年之制哉？（《读通鉴论》卷三）

乡举里选，他也认为封建时代的制度，不可行于后世。他认定封建、井田、学校、乡举里选等制度互相关联，行则俱行，不能举此而废彼。再看他论兵农合一：

古之用兵与后之用兵，势殊而道异，则以三代之军制驱束后世以摩仿者，纸以病国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军制者，其大端曰寓兵于农。考于二书（《牧誓》《费誓》），则三代非兵其农也，其为兵也，犹然一农也，寓焉而已矣。……盖古之用兵者，以中国战中国，以友邦战友邦，以士大夫战士大夫，即以农人战农人。壤相接，人相往来，特从其国君之令以战，而实其友朋姻娅也。故其战也，亦农人之争町畦而相诟，竞鸡犬而挥拳已耳。无一与一相当，生死不两立之情也。……自后世言之，兵固不可为农，农固不可为兵也。兵而使为农，则爱惜情深而兵之气馁，故屯田而兵如无兵。农而使为兵，则坐食习成而农之气狂，故汰兵而必起为盗。……三代之兵，可无兵也。一战之胜，不足以兴王，一战之败，祸不及于天下。故得以雍容详谨之跬步为阵法，而怯懦之耕夫有以自全于争哄之地，三代之兵，不以为兵。一词之失，而整旅以前；一桑之争，而援桴以起，气泄词伸，而各安其生计，故得以谨守辎重而自保为军令。……处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可以其道而治军乎？固不能矣。则农与兵之不可合也久矣。（《尚书引义》卷六）

古代战争不成其为战争，而只如今之械斗。故兵非专业，而农夫亦优为之。后世战争日烈，兵须特别训练，非农夫可以充当的了。

总之，船山确定秦以前是封建时代，各种制度都和封建有关系。他牢守这个观点，用以评论一切制度。他所刻画描写的唐虞三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看古代诸侯，直类今之土司。他相信郡县比封建有许多长处。如云：

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诸侯之擅兴军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齐晋莫制乏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后不能禁也。若其专杀人也，则禹汤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县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杀矣，诸侯杀之，大夫杀之，庶人之强豪者杀之。是蛙黾之相吞，而鲸鲵之相吸也。夫禹汤文武岂虑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邃古以来，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长。名为天子之守臣，而实自居为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后王者也。……汉承秦以一天下，而内而司隶，外而刺守，若颜延年、陈球之流，亢厉以嗜杀为风采，其贪残者无论也。犹沿三代之弊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临下，乃定非临军勿得专杀，非手诏勿得兴军之制，法乃永利而极乎善，不可以人废者也，嗣是而刻毒之祸以灭焉。……（《读通鉴论》卷十五）

照他这种说法，三代以上封建的天下，有许多黑暗惨剧，到郡县时代差不多都息灭了。这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吗？船山这种历史思想，和他的哲学根本观念有密切关系。如“命日受，性日生”（《尚书引义·太丙二》），如“贞一之理，相乘之机”（《读通鉴论》卷三），都含极深远的意味，可为其历史思想的根据。兹为缩短篇幅，不能详说了。但最后我还要引他一段很耐玩味的话：

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头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读通鉴论》卷三）

这是他论汉武帝平西南夷的话，充满了替天行道，大中华主义的精神，这一层在上章已经提到，此地所要注意的是：他认为圣人也须受“时”的限制，受“天”的启示，而归根究底仍说到气运上。像这一类话，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以看到。这里面固然充满了中国传统的神秘思想，但是他总算能进一步去找寻历史演变的超个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