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四众跋履山川，逾越险阻，一路与恶魔毒怪抗斗，共历一十四寒暑，才到灵山，参见佛祖。大功告成，他们固谓三藏佛经可以得到了。哪知阿傩、伽叶二位尊者竟对唐僧说：“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我看到这里，以为灵山圣地，哪里还讲什么人事，这不过两位尊者开开玩笑而已。及至唐僧告以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就将无字的白本交给唐僧，而后方知他们两位确实是“掯财作弊”。然而尚谓佛祖至善，未必知情。哪知孙行者控诉之时，佛祖竟然笑道：“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即叫阿傩、伽叶将有字的真经交与唐僧。问题至此解决吗？没有。阿傩、伽叶领了四众，检取真经之时，“仍问唐僧要些人事。唐僧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第九十八回）唐僧回国之后，曾将阿傩、伽叶如何索取人事，佛祖如来如何袒护两人，紫金钵盂如何送与两位尊者，一一面奏太宗，（第一百回）是则佛门弟子要求贿赂，乃是千真万确的事。阿傩、伽叶侍从佛祖左右，为佛祖最亲信的弟子，其向唐僧索取人事，管珍楼的力士羞之，管香积的庖丁羞之，看宝阁的尊者亦羞之。（第九十八回）而他们两位恬不知耻。以佛祖之贤慧，而竟信任贪墨之徒，这是我们所大惑不解的。

但是我们研究吾国历史，又可知道创业之主虽然望治之心甚切，而对于贪墨之臣，又往往认为可靠，而愿寄以腹心之任。为什么呢？问舍求田，原无大志，古来匹夫而登帝位者大率是不事生产的人。以两汉为例言之，高祖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汉书》卷一上《高祖纪》）其父太公曾责高祖“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汉书》卷一下《高组纪》九年）然而我们须知只唯这种的人才肯不顾生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反之，光武则不然了。“性勤于稼穑，兄伯升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光武本来“重慎畏事”（《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而无大志，其最高希望不过做执金吾[1]。其能身登九五之尊，乃得力于兄伯升首创大业。伯升同高祖一样，“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后汉书》卷四十四《齐武王传》）倘令伯升不为更始所害，则帝位是否属于光武，颇成问题。观两汉二帝之事，可知人主不厌贪墨之臣，而怀疑轻财好士之人，固有理由。东汉时，北海王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后汉书》卷四十四《北海敬王睦传》）聪明哉北海王！明帝察察为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何能不引起明帝怀疑。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其无大志，可想而知。

在吾国历史上，大臣恐天子见疑，而以好货自污的不乏其例。

始皇欲攻取荆，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兵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史记》卷七十三《王翦传》）

与此相似的尚有萧何。

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萧何）何为。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君初入关，本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以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从其计，上乃大悦。（《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

秦始皇、汉高祖都是创业之主，始皇见王翦求田而大慰，高祖闻萧何贪墨而大悦。此无他，古来有大志的往往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货便是没有大志的表现。何况大臣贪浊，百姓受了剥削，当然不会拥戴其人为天子。政局愈混乱，人主愈喜用贪墨之臣，不是没有原因的。宋太祖由将士拥护，黄袍加身，而登帝位。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石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

守信“专务聚敛，积财数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史家谓其以此自晦[2]，不无理由。五代诸帝多由将士拥立，宋承五代之后，天子既虑将士之以拥己者拥人，一般武将受了猜疑，则为保全生命起见，非再来一次政变，只有自解兵权。但是兵权虽已解除，而当年威望尚在，难保不为别人利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守信自毁声誉，以保生命，固是聪明之举。

观历史所言，可知阿傩、伽叶勒财作弊，何以佛祖不加禁止，反而倚为亲信，令其侍从左右了。孙行者官封大圣，位号齐天，而乃大闹天宫，要求玉帝逊位，以为“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东方既有叛仙，西方何能保证其无叛佛。历代帝王不能保其生命者，往往是患生于肘腋之间，令好货之徒侍从左右，许其稍事贪墨，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比之任用那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如刘伯升之辈者，安全多了。佛门三大士：观世音菩萨居于落伽山，（第六回）文殊菩萨居于五台山，普贤菩萨居于峨眉山。（第七十七回）法力大的均谪居于外。弥勒佛虽在西天，而隋代（在《西游记》所描写的唐代以前）又有“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之言。（《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六年胡三省注）神通广大者未必可靠，何怪佛祖如来信任阿傩、伽叶。

但是我们须知王翦所请田地乃求之于始皇，非取之于百姓，萧何虽然贱价买之于民，然而他们两人都是以好货为手段，晦迹晦光，不是以好货为目的，多积货宝以遗子孙。后世人主不察轻重，而乃坐听左右勒索金钱，卒至贿赂公行，苞苴塞路，大臣虽然不会反戈，而小民怨声载道，更觉可怕。

在中国历史之上，贪墨之风固然无代无之，而最令人惊骇的莫过于晋。这不是说南北朝及五代的黑暗，宋明末年的亡国现象尤胜于晋；而是说，晋在开国之时就盛行贪墨之风，未免令人丧气。我们不说别的，惠帝之娶贾氏，便是因为武帝之后杨氏受了贾充妻郭氏之贿，而后力劝武帝取以为媳的。（《晋书》卷三十一《武元杨皇后传》）其他大臣莫不皆然。

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山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南郡太守刘肇赂王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3]

由山涛之“不欲异于时”及王戎之“不欲为异”，可知贪污已经视为当然，而廉洁反认为“为异”了。当时公卿例如王衍虽然“口未尝言钱”，而乃放纵其妻郭氏“借宫中之势，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在吾国，夫妇一体，妻之财产也是留给夫之子孙，王衍的办法确实聪明。其间虽有一二忠正之士如杜预者，纵有灭吴之功，而当其镇守荆州之时，亦数赂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政风如此，何怪刘毅对武帝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贪污成为一代风气，所以鲁褒有钱神之论，讽刺宠赂之彰。其辞曰：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晋书》卷八十四《鲁褒传》）

举国官吏均颠倒于拜金主义，政纲废弛，遂由贾后的暴戾，引起八王之乱；再由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经南北朝而至隋唐，中国陷入纷乱割据之局者有三百年之久。贪墨之徒虽无大志，不会觊觎帝位，而其祸国殃民亦甚可畏。为人主者不宜取其一而忘其他。

其实，阿傩、伽叶敢向唐僧讨取人事，似是出自佛祖之意。他对唐僧说：

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第九十八回）

诵经一遍，果然能使生者安全，死者超脱，则奉献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固有似于淳于髠见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瓯窭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淳于髠传》）“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何怪佛祖谓为贱卖。佛教的领袖变成了贩卖佛经的商人，这又可与五代天子相比矣。五代之世，官以贿成，爵以贿受，全国官吏无不培敛剥下，以事权门，“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资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新五代史》卷四十六《郭延鲁传·论》）然此尚非吾人所欲讨论的问题。天道福善祸淫，诵经而能降福，又能消灾，则人们何必行善积德。佛徒诵经，代人祈福消灾，而能讨得金钱，这与罗马教会贩卖赦罪符又有什么区别。然在基督教，乃有马丁·路德出来反对，并谓教皇不是教会的最高机关，教会的最高机关乃是教徒会议（general council ）。一切教徒在信教方面都是平等的，各人均得依其良心，自由解释《圣经》，不是教皇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力。有此反抗，而后基督教就有了新的生命，不但新教，就是旧教，也改良了许多。反之，佛教则与此殊。累次遇到灭佛，还是墨守旧规，不想改善，只知代人诵经，讨得若干金钱，维持生活。佛徒变为社会的寄生虫，佛教也和道教一样，日渐没落，可以说是自取其祸。我们所最认为奇怪的，据《西游记》所言，司个人祸福的为冥王，司国家兴亡的为玉帝。冥王尚隶属于玉帝，佛祖则居住于西天。凤仙郡大旱之时，何以官民念了“南无阿弥陀佛”，竟能惊动上天，使玉帝下旨普降甘雨，救济黎民？（第八十七回）寇员外阳寿只该卦数，何以念佛斋僧，遂得善士之名，而能延寿一纪？（第九十七回）难道唐承南北朝之后，佛教流行，凡人能够说了一句梵语“南无阿弥陀佛”，不但人世政府免其徭赋[4]，就是上天地府也特别另眼看得吗？抑或当时盛传西天乃极乐世界，“黄森森金瓦疊鸳鸯，明幌幌花砖铺玛瑙”，（第九十八回）而佛老如来又“修成丈六金身”，（第七十七回）在拜金社会，当然引起人们羡慕，由羡慕而向往，遂至说了一句梵语“南无阿弥陀佛”，便能惊天地而吓倒帝王吗？社会愈贫穷，人们愈崇奉拜金主义，以丈六金身的如来，而又瓦用黄金，砖嵌玛瑙，何怪人们争学梵语，说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有资格走到西天取“金”（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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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光武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官当作执金吾。”见《后汉书》卷十上《光烈阴皇后传》。

[2]　《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论曰：“然守信之货殖钜万，岂非亦因以自晦者耶？”岂但石守信如此，赵普“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又营邸店规利”，也许亦出于自晦。见《宋书》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

[3]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其实武帝看错了王戎之为人。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

[4]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李训传》云：“天下浮屠避徭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