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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

凤仙郡三年亢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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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仙郡三年不雨,“斗粟百金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百姓生活艰苦极了。亢旱三年,据《西游记》所言,乃郡侯因妻不贤,恶言相斗,一时怒发,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冒犯上天。因此,玉帝赫然震怒,下令龙王不再降雨。我看到这里,固然感觉郡侯之罪甚小,三年亢旱,其罚过重。何况“郡侯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他知道孙行者能够求雨,即整衣步行,亲至市口,以礼相请;既闻孙行者愿送他一场大雨,又请行者上坐,低头下拜。(第八十七回)爱民如此,纵有小罪,亦应赦宥。玉帝滥刑,我在本书《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琉璃盏》一文中已有论述。我们所最不能了解的,郡侯冒犯上天,何以不罚郡侯,而乃三年不雨,遗害黎民。小说家有此描写,乃基于社会意识,而这社会意识,亦有其发生的原因。

郡侯不仁,(“不仁”二字乃玉帝批评郡侯之语,见第八十七回)所以天降灾异。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合理,姑舍而不谈。人们由此又基于错误的逻辑,而谓天降灾异,必因郡侯不仁。一郡亢旱,郡侯既应负责,则天下大旱,天子亦宜负责。换言之,一郡亢旱若是由于郡侯不仁,则天下大旱自应视为天子不仁。旱之有无是客观的事实,政之得失往往依主观的见解而异其判断。以客观的旱灾归咎于主观的失政,盖欲人主“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已”,(《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而能责躬省咎,修德消灾。这种神道设教,除小说外,又散见于正史之上。

一部二十四史随处都有神权思想。在神权时代,君主所恃以统治人民者在于“天佑吾皇”。朝代将亡,必曰“天命殛之”,朝代将兴,亦曰“皇天眷佑”。吾人于《汤誓》及《泰誓》之中,可以发见许多“上帝”、“天命”、“上天”、“天罚”等的文字。古人所说的“天”,除自然的天及自然的理之外,尚指神祇,即所谓上帝。孟子云:“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万章》上)天指神祇,观此可以知道。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项羽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即兴亡成败均谓为决定于神,不是人力所能左右。

专制君主所恃以统一全国者,就是这个神权观念。“天佑吾皇”,你们小民何敢反抗。因此,人们要想革命,亦须利用神权观念。革命是以破坏旧的政权而建立新的政权为目的。要破坏旧的政权,须先推翻旧的神权观念。怎样推翻?假托神怪,以惑乱人心,是最好的方法,秦始皇末年,社会上传播了许多“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的谣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及三十六年)不过这个方法只能推翻旧的政权,要建立新的政权,亦须利用迷信,说明新的政权基于天意。陈胜吴广起事之时,利用罩鱼狐鸣,使人相信“大楚兴,陈胜王”,(《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就是其例。

古来最善利用神权观念以觊觎大位的,莫过刘邦。

高祖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高祖所居,上有云气,别人看不见,看得见的只有吕后一人,而吕后说了之后,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矣”。“刘季固多大言”,(同上,萧何之语)“吕后为人刚毅”,(《史记》卷九《吕后本纪》)以大言之夫配以刚毅之妻,雄心勃勃,在国家将乱之时,利用神权,以取得人们拥护。所以陈胜起义之后,沛县父老杀了沛令,“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乃立季为沛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刘邦与吕后的计划果然成功了。

依正史所载,每朝创业之主,不问一统或偏安,大率均有神异之处。这个神异不但表示他与凡人不同,且又表示其即帝位,是依“上天”即“上帝”之意。董仲舒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第二十三篇《三代改制》)皇帝之位授之于天,天命不佑,而后才会失掉帝位。古代没有法律能够拘束君主,也没有机关能够监督君主,虽置御史及谏议大夫,而君主对于他们所言,又有接受与不接受的自由。皇帝不受任何拘束,其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天不言,如何而能推测天意?《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引自《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政修则天赐祥瑞,政失则天降灾异。比方日蚀,《汉书》云:“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恭御之意)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下《五行志》)《后汉书》亦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蚀。”(《后汉书》卷二十八《五行志》)古代帝王看到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蝗虫,无不悚然忧惧,以为上天震怒,而谋所以补过之道。昔,武王死,成王立,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放言于国,以诬周公。成王颇信流言,周公避居东都,秋大熟未获,天大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成王启金縢,知周公勤劳王家,泣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遂遣使者往迎。“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尚书·金縢》)这固然是一种神话,然其影响于后世人主者甚大。汉惠帝崩,吕后称制,七年正月乙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史记》卷九《吕后本纪》)唐高宗永徽元年四月一日晋州地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所畏唯天。吾国历史关于灾异必有所纪,盖欲“书之示戒,用儆后王”。(同上)照历史说,凡天降灾异之时,皇帝下诏罪己,并令群臣直言极谏。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洛水暴涨,漂六百余家。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十三日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甚惧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同上)则天神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攻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同上)灾异最能引起人主关心的,莫如旱蝗。文宗开成四年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上忧形于色。宰臣曰:“星官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文宗懔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彗星谪见于上,若三日内不雨,当退归南内,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宰臣呜咽流涕不能已。(同上)天旱,竟令天子欲逊位,古代皇帝何以这样关心旱灾呢?

吾国为农业国家,农业需要雨水,雨水不调,淫雨则田园泛滥,久旱则田园干枯,均可使数百万里的膏壤变为池沼或化为沙田。农村破坏,农业生产力降低,一方农民流亡,社会上充斥着无数流氓无产者,他方米价腾贵,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政府若不赈恤,则百姓饥寒交迫,必相率离开王化的社会,走到不法的方面去,用违法的手段,来苟全自己的生命。“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窃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七年)群盗蔓延,引起大盗,而政权就颠覆了。晋之南渡由于八王作乱,引起五胡乱华。五胡能够乱华,又由于旱蝗为灾。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雍梁大旱,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怀帝永嘉三年三月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愍帝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过半。(见《晋书》各纪)大众受了饥饿的压迫,只有流移就谷。他们流亡,不是逃至天国,而是走入地狱。永嘉元年刘琨为并州刺史,他于沿途所见的流亡情况,据他报告:“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百姓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人不堪命,只有沦为盗匪,攻城剽邑,作夺取政权的豪举。在这时期,蛮族也同百姓一样,受了生活压迫,开始流亡。羯人石勒,氐人李特都是因为流亡而乘机作乱的。(参阅《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卷一百二十六《李特载记》)隋末,盗贼蜂起,据李说:“天下之乱本于饥。”(《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唐末,黄巢作乱本于饥,故能兴江淮,根蔓天下[1]。旱灾可使政权颠覆,难怪凤仙郡侯听到孙行者能够求雨,宁愿整衣步行,亲至市口,低头下拜。汉宣帝时,丙吉为丞相,见长安市上死伤横道,置之不理。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急驻车询问。(《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这不是“知大体”的人哪里懂得此中道理。

古者宰相“不亲小事”。其职乃上佐天子,“调和阴阳”。(同上)所谓调和阴阳不是玄学之词,而是讲求具体的政策。阴甚而久雨,须开凿河流,使雨不成灾;阳极而将旱,须讲求水利,使旱不妨耕。丙吉见牛喘吐舌,驻车询问,盖“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同上)此乃时气失节,旱灾之象,宰相宜未雨绸缪,不可临时束手。后世不明此旨,“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后汉书》卷七十六《陈忠传》)不察宰相之努力,唯视天象之变化,于是调和阴阳失去意义,而变为玄学之词。然而东汉逢到灾异,宰相还须免职,末世,政府当局一方知灾异乃天然现象,而不责躬自省,他方关于防灾一事,又不肯早作戒备。为人君者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中不怕人,君主专制就没有方法控制了。

我生于前清光绪年间,当时科学尚未昌明,凡有大旱,县长为民父母,必于众目共睹之下,跪在烈日之中祈雨。这不是迷信,而是表示与民同艰苦之意。百姓既见县长不避暑热,为民求雨,自可引起他们同情之心,虽欲作乱,而思乱之心亦常为同情之心所压伏。民国成立之后,科学知识普及民间。同时县长由民之父母降低为民之公仆。民权万岁,科学发达,懿欤盛哉!天何以旱,自然现象也,既系自然现象,县长何能为力。百姓哭在田中,县长乐在屋里,开冷气机,吃冰淇淋。何怪无知小民不愿官为公仆,而愿官为父母,虽然“管”我,而尚留心水旱;官为公仆,管则管矣,而对于水旱乃漠不关心。吾人读凤仙郡郡侯之事,深有所感,故略述历史上的故事,以伸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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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五《郑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广明元年“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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