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称孙行者为心猿，这个心猿曾打到地府，强销死籍，打到天宫，强索官职。他既有上天入地之力，故可称为力之象征，若合“心”之一字言之，则为“力之意志”。意志本来自由，而再加之以力，则更无拘无束，由意志自由表现为行动自由。行动自由出于个人，有时尚难免妨碍他人自由；要是出于政府，势将变成暴政。

所谓“政治”由吾人观之，不外命令与服从的强制关系，一方有命令的人，他方有服从的人，命令的人得依自己的意志，强制服从的人作为或不作为，这种强制关系何以发生？人类生存于社会之内，固然有连带关系，而同时又互相对立。由于连带关系，便发生了“众人的事”；由于互相对立，又使人们关于众人的事，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怎样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而统一之，乃是维持社会和平的前提。这种统一的意见就是国家的意见，而可以强制人民服从。固然统一的方法随社会的势力关系而不同：或由一人统一，而强制千万人服从；或由少数人统一，而强制多数人服从；或由多数人统一，而强制少数人服从。统一的人虽有多寡之别，而其对于异议的人，能够强制其服从，则为古今政治的共通性质。

要强制别人服从，“权力”是必要的，所以政治乃以权力为基础；而政府亦不外权力的组织。政府的权力必须委托自然人行使。这个自然人既然掌握权力，难免不滥用权力，以他个人的事宣布为众人的事，租税、徭役，不是用以增进众人的福利，而是用以满足个人的享乐。个人的福利与众人的福利同视，其结果，便发生了“朕即国家”的观念。

如何控制政府滥用权力，更切实言之，如何控制组织政府的自然人滥用权力，那就需要“紧箍儿”了。孙行者戴上紧箍儿之后，不敢不听唐僧的教诲，不敢再对唐僧无礼，“死心塌地”，随他而去，“再无退悔之意”。（第十四回）紧箍儿是佛老如来交给观世音菩萨，（第八回）再由观世音菩萨交给唐僧，最后才由唐僧授与孙行者的。孙行者戴在头上之后，见肉生根，不能取下。他若不遵教诲，唐僧只将咒语一念，他就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第十四回，参阅第八回）孙行者神通广大，可以借以成事。而“性泼凶顽”，往往“不伏使唤”，若能加以拘束，则一方可以使唤，他方不敢行凶。（第八回及第十四回）观世音菩萨对孙行者说：“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束，你又诳上欺天，知甚好歹。须得这个魔头，你才肯入我瑜珈之门。”（第十五回）这是紧箍儿的效用。

自古迄今，人君如尧、舜者少，人臣如皋、契、稷、夔者亦少。韩非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贞信之士既然不可多得，则为预防政府不会滥用其权力，亦有紧箍儿的必要。这个紧箍儿就是法律。法律不但拘束服从者，且又拘束命令者。韩非说：“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韩非子》第六篇《有度》。按此语亦见于《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及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说：“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按此语亦见于《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及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人主群臣均受法律的拘束，于是政治上便发生了一种变化，命令的人本来可依自己的意欲，能（können）为其所欲为；现在须受法律的限制，唯依法律之规定，得（dürfen）为其所能为。换言之，不是权力不足，不能为（nichtkönnen），而是法律限制，不得为（nichtdürfen）[1]。这样，命令的人本来只有权力，现在便负一种依法行使权力的义务。服从的人本来只负义务，现在也有一种无须服从违法的命令的权利。权力受了法律的限制，变为“权限”，从而个人之服从权力，亦由权力之发动局限于法律所允许，而变成服从法律[2]。法律为命令者及服从者共同遵守的规范，因之，“以罪受诛，人不怨上，以功受赏，臣不德君”。（《韩非子》第三十三篇《外储说左下》）此即慎子所谓：“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穷，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怨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慎子·君人》）

但是紧箍儿不是孙行者自己制造，而是如来制成之后，经过观世音菩萨交给唐僧，而戴在孙行者头上的。韩非、慎子固然主张法治，现在试问此种法律由谁制定呢？照韩非说：“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多。”（《韩非子》第四十篇《难势》）而人类又有利己之心，“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第十七篇《备内》）人之情性如此，人主自亦不能例外。倘法律是由人主制定，则人主将依自己的利害，随时改变法律。“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韩非子》第四十三篇《定法》）此乃必然之势，无可避免。商鞅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第十八篇《画策》）但是法之不行，往往是自上犯之，如何防止人主不至犯法，吾国法家对这问题，常避而不说，所以他们虽然主张法治，而他们所谓的法治乃无法使之实现。

欧洲的政治思想对这问题，确比吾国进步。孟德斯鸠说：“依吾人日常经验，凡有权力的人往往滥用其权力。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用权力以制止权力。”[3]孟氏对于人性既同吾国法家一样，不予信任，故其结果，亦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至于实现法治的方法则为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是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属于三个机关，使它们互相牵制。三种权力均以别种权力为紧箍儿，则滥用权力之事当然可以减少。美国制定宪法之时，受了孟氏思想的影响，分权主义成为当时政治家的信条。他们也同孟氏一样，对于人性有不信任之心。哲斐孙（t. jefferson）说：“信任我们的代表，忘记了我们权利的安全问题，这是危险的事。信任（confidence）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绝不是建设于信任之上，而是建设于猜疑（jealousy）之上。我们用限制政权（limited constitution）以拘束我们托其行使权力的人，这不是由于信任，而是由于猜疑。我们宪法不过确定我们信任的限界。是故关于权力之行使，我们对人不要表示信任。我们须用宪法之锁，拘束人们，使其不能做违法的事。”[4]马的逊（j. madison）亦说：“人类若是天使，不需要政府。天使若统治人类，没有控制政府的必要。组织政府是令人类统治人类，一方需要政府能够统治人民，他方又要求政府能够控制自己，困难就在这里。政府隶属于国民，这是控制政府的初步方法。但经验告诉吾人，除此之外，尚有再加警戒的必要。吾人分配权力之时，须使各种机关互相牵制。”[5]他又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集中于一手之上，这简直可以定义为暴政（tyranny），固不问权力集中于一人，集中于少数人，或集中于多数人；也不问其人取得权力，是由于世袭，由于任命，或由于选举。”[6]virginia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第五条说：“三种权力必须分离而分属于三个机关，任何权力均不得行使别个权力的职务，任谁均不得同时行使一个权力以上的权力”，这个规定又成为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宪法条文的一部[7]。massachusetts一七八○年六月十六日宪法第一篇权利宣言第三○条云：“本国政府乃法治政府，不是人治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故立法部绝不行使行政权与司法权或二者之一；行政部绝不行使立法权与司法权或二者之一；司法部绝不行使立法权与行政权或二者之一。”[8]美国联邦宪法也本此宗旨，采用三权分立之制，立法权属于国会，（宪法第一条第一项）行政权属于总统，（第二条第一项第一目）司法权属于法院。（第三条第一项）

制衡原理比唐僧之控制孙行者似更进步。何以说呢？唐僧能够控制孙行者，孙行者不能控制唐僧。孙行者神通广大，识皂白，辨邪正，唐僧西行求经，一路遇到魔障，理应接受孙行者的意见，不宜自作主张，犹如“汉典故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后汉书》卷七十六《陈忠传》）一样。但是汉时皇帝有任免丞相的权，丞相无拘束皇帝之力。丞相所请求的，皇帝不予批准；丞相所反对的，皇帝必欲施行，丞相亦莫如之何。汉在武帝以前，丞相确有牵制皇帝之力。

（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

可以视为一例。丞相有此权力，一因天子选用丞相的权受到相当限制，二因丞相自己有其社会的势力以作后盾。所以天子虽尊，亦不敢任用佞幸为丞相，并以丞相为傀儡，任意施行不合理的政策。汉高祖奋身于陇亩之中，其登帝位，是由群臣推戴，功臣宿将“心常鞅鞅”[9]。高祖为了安慰他们，不能不剖裂疆土，封为列侯。列侯衣租食税，固然和王国不同，不足成为反抗中央的势力，但是其势亦足以迫主。诸吕作乱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列侯不与外戚合作。文帝由外藩入承大统，也是由于列侯迎立。（参阅《汉书》卷四《文帝纪》）列侯在政治上不但成为一个势力，且成为对抗天子的一个势力。汉兴，丞相必以列侯为之。（《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这个制度继续到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为相之时才见撤销。（同上）在其尚未撤销以前，天子须于列侯之中选择丞相，而列侯之力又可以拘束天子，所以西汉初年丞相是代表列侯统百官，总百揆，借以牵制天子之专制。“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这唯在丞相有其独立的社会背景之时才能做到。丞相没有独立的社会背景，而天子若有任免丞相之权，则天子自可控制丞相，以丞相为傀儡。汉初，列侯尽是功臣，列侯衣租食税，其所食的租税称为户税，每户一岁二百。（《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最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侯亦倍，富厚如之。（《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但是物盛必衰，农村之中乃发生了兼并的现象，土地渐次集中起来[10]。土地兼并，农民流亡，税户当然减少，而列侯的户税也就随之锐减。他们最初因为收入增加，不免穷奢极侈。户税减少之后，他们还是奢侈，入不敷出，只有借债。他们向谁借债？向富商巨贾借债[11]。但是借债只能挽救一时之急，接着而来者则为更甚的贫穷。这个时候，国内又有七国之变，中央政府为了讨伐七国，乃使列侯从军，令其粮而出。列侯贫穷，又须借债，其息十倍[12]。乱事平定之后，不但藩国失去势力，便是列侯也更贫穷。列侯经济上既然破产，便不能不依靠朝廷的薪俸和赏赐，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生活既然倚靠朝廷，于是政治上又须忍受皇帝的压迫。武帝时代既发行皮币，以榨取列侯的动产[13]，又假酌金之名，没收列侯的食邑[14]，或委以太常之职，而乘机以罪废之[15]。列侯失去势力，政治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前此有功者才得封侯，封侯者才得为相，现在列侯没落，任谁都可以为相，而为相之后，任谁都可以封侯了。即前此须有功而后封侯，封侯而后才为相，现在可以先为相而后封侯。丞相一职解放于列侯之外，固然政治脱去了贵族的色彩，然而因此，丞相没有背景，便失掉牵制天子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不是“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而是天子所要求的，丞相必须奉行。其或不肯奉行，则天子一怒，念起紧箍儿咒，必使你“痛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第十四回）哀帝之于丞相王嘉，即其例也[16]。这与英国内阁总理以国会为后盾，一方英王的诏令须有内阁总理副署，他方国会又能控制英王之钱袋者，大异其趣。唐僧之与孙行者有似于皇帝与丞相的关系。唐僧肉眼凡胎，不识魔怪，孙行者劝他“收起慈悲之心”，他偏要“一心向善”，认妖精为好人。（第二十七回、第四十回、第八十回）孙行者画地作圈，请他坐在中间，以为强似铜墙铁壁，他偏要走出圈外。（第五十回，参阅第五十三回）孙行者不能拘束唐僧，又没有别的力量能拘束唐僧。唐僧会不会滥念咒语，一唯良心是视，既没有法律可循，而又不受任何掣肘，一切问题都是由此发生。孙行者“怕念紧箍儿咒”，往往遇到妖精，不敢打杀，而听唐僧堕入妖精圈套，（第四十回，参阅第二十七回、第八十回）最后还是孙行者“劳苦万端，方救得出”。（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孙行者固然要受紧箍儿咒的拘束，而唐僧如何应用紧箍儿咒，似亦有拘束之必要。否则他将不听良言，自作主张，其尤甚者，或将利用咒语以控制孙行者之神通广大，做出各种枉法之事，以满足他个人的野心，这是《西游记》的漏洞，其实就是吾国政治思想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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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g. jellinek, systen,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s, 2 aufl., 1919, s. 46 ff.尤其s. 48.

[2]　g. jellinek, a. a. o. s. 194 ff. s. 197.

[3]　f. w. coker, readings in petitical philosophy, 1938, p. 618.

[4]　引自b. f. wright, a source 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929, p. 227.

[5]　the federalist, modern library, 1937, no. 51, p. 337.

[6]　ibid., no. 47, p. 313.

[7]　引自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s. 127.并见于the federalist, no. 47, p. 319.

[8]　引自h.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vol. i, 1932, p. 162, n. 1.

[9]　《汉书》卷一下《高祖纪》十二年，吕后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

[10]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云：“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11]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云：“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

[12]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云：“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贷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13]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云：“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14]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参阅如淳注。

[15]　《容斋随笔》卷七《汉晋大常》。

[16]　哀帝时，董贤爱幸于上，上欲益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上怒，嘉竟坐言事，下狱死，参阅《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卷九十三《董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