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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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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一乱”是中国的社会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的政治史。

中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副之,数千年来,技术未曾改良,然而人口是会增加的,收获是会递减的,所以数传之后,消费力就超过于生产力,引起物价尤其米价的腾贵,致全国陷入饥荒之中,初则土匪逼地,次则群雄割据,终则政权颠覆。

秦承六国之后,当时户口并不甚多,只因始皇虐用其民,致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这比之战国李悝所言“石三十”,昂贵多了。管子有言: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耶,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

果然,“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而始皇一死,天下就随着大乱。汉兴,依黄老主义,予民休息,宣帝时代,谷石五钱。承平日久,平帝之时,全国人口增加至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汉书·卷二十八下之二·地理志》)。元帝时代,“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所以元帝时代,“民父子相弃”,成帝时代,“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哀帝时代,“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王莽遂乘社会摇动之际,窃取帝位。然王莽改革又不得法,最初谷价一石二千,末年黄金一斤易粟二斛,“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光武中兴,桓帝时,人口有五千六百余万(《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然自安帝时始,已经“天下饥荒,竞为盗贼”了。黄巾大乱,群雄争竞,最后分为三国。晋于太康元年平吴,人口不过一千六百余万(《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比之两汉,相差远了。然而惠帝即位,由于八王之乱,民不安居,“米石万钱”,怀帝时,“米斛万余价”,愍帝时,“斗米二金”。大众受了贫穷的压迫,只有流移就谷,开始逃亡,卒由流民作乱,引起五胡乱华,而晋室只能偏安江左。晋亡之后,中国分为南北朝,南北政局均不安定,百姓多投附豪族,求其荫庇,或投身军队,以求衣食,所以南北朝政治虽然腐化,却罕见暴民作乱,而只见军阀火并。隋兴,虽然结束了南北对峙之局,炀帝大业五年,人口有四千六百余万,比之两汉,不能谓多,只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劳役不息,百姓思乱”,而又加之以饥馑,百姓“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所以李才说:“天下之乱本于饥。”隋亡之后,李唐代兴,在其全盛时代,天宝十三载,人口共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翌年,安禄山反于范阳。在其未反以前,即天宝五载,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安史乱后,继以军阀争夺地盘,民不安居,米价竟然踊跃起来。肃宗乾元二年,米斗至七千。代宗永泰元年,米斗千钱,诸谷皆贵,一直到了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百姓流殍,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僖宗即位,“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由是先由王仙芝发难,“黄巢亦聚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中和四年黄巢兵败伏诛,而秦宗权之乱又复发生。一般农民不能安居,只有离开农村,由是生产力大见锐减,“米斗三十千,人相食”,“食物踊贵,道殣相望,饥骸蔽地”。三年,那称为“扬一益二”的扬州,米斗万金。所以郑畋说:“黄巢之乱本于饥,故兴江淮,根蔓天下。”天下纷乱,大众失业,军阀遂收之以为私兵,终由方镇火并之乱,而令黄巢部下的朱全忠窃取了帝位。

五代之世,政局变化有似弈棋,经后周世宗的改革,中国又有统一与和平的希望了,世宗即位,不过五年。陈桥兵变,宋太祖入践帝位,太宗继之,经两代的努力,天下才归统一。然真宗以后,太平日久,耽于苟安,政风士气多务因循。太宗时,“人稀米贱,米一斗十余钱,其后人益众,物益贵。熙宁八年,米斗五十钱”,而币制混乱。北宋徽宗时已有方腊之乱。南宋时,“气象萧条,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风”,终至亡于蒙古。元代,在世祖忽必烈时代,人口有五千三百六十五万余,虽比两汉为少,而比唐代至盛之世为多,只因赋敛繁重,民不聊生。又因元代不用钱币,而用交钞,库中没有本钱,交钞不断滥发,而亦不断跌价。泰定帝时,“斗米值十三缗,民出钞出籴,稍昏,即不用”。通货膨胀之弊,可怕极了。传至顺帝,年年饥荒,甚至发生“人相食”,“殍死盈道,军士掠孱弱者以为食”的现象。于是遂激起了民变,九土靡沸,卒至顺帝北归和林,元祚随之而亡。

元亡,明兴,明在成祖时代,全国人口有六千六百五十九万余,其后时有增减,亦常在五千万以上。明代每帝即位,常铸钱币,然“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又因钞法纷乱,嘉靖年间,“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之米价若以银为标准,永乐年间,“每银一两当米四石”。景泰中,“粮四石折白银一两”。即一两四石乃是明代的正常米价。正德以后,米价渐贵,米石值银一两,即增加四倍,后又增至十之五。崇祯四年,米斗四钱,即一石值银四两,比之永乐景泰年间,米价已增高到十六倍了。中年以后,“山东米石二十两,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贫穷已经普遍化了,于是明代遂同过去朝代一样,发生了许多流寇,最后就有马贼高迎祥之乱,“官军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官军难于应付,米脂人李自成、延安人张献忠亦聚众反,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自成剽掠十余年,田园破坏,大众失业,朝廷为了讨伐盗匪,不能不集兵增赋,崇祯曾言:“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然其结果,“敲扑日峻,道路吞声,民至卖妻鬻子以应”,弄到“兵闻贼而逃,民闻贼而喜”。自成遂犯燕京,崇祯登煤山,自缢而死,明亡。

吾人观过去历史,可知中国之乱皆源于饥馑,而引起流民暴动。然在流民暴动之时,不能不有一种信仰,以结合人心,并使人民发生勇气,知政府之必覆亡,这样,又发生了宗教。在吾国,政府是反宗教的,南北朝时期,帝王所以信服佛教,乃是因为佛教以涅槃为其根本目的,而涅槃则要脱离尘世,这与政治之注重现世者不相抵触。

现在再举历史为例,证明宗教与民变的关系。秦承六国大乱之后,天下平定,理应予民休息,而始皇乃外事四夷,内兴土木,“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计”,人心思乱,理之当然。但是始皇虽为暴君,而仍不失为一位英主,其专制魔力确能压服了民众的灵魂,使他们不敢反抗。人民悲观至极,竟然失去胆量,失去自信力,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只希望有个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而拯救的方法则为秦亡或始皇死。所以始皇末年社会上乃传播秦亡或始皇死的图谶。此盖人心思乱,故乃假托神怪,以惑乱人心。

(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上)

(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同上)

三十七年七月始皇果然死于沙丘了,而继统的二世又复庸懦。庸懦的人终日都在恐怖之中,他要避免恐怖,每欲示强,不愿见弱于人,由是又袭始皇的作风,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先杀大臣与宗室,次杀无辜的人民。人民失望,遂由戍卒陈胜、吴广的起义,用罾鱼狐鸣之法,以鼓励戍卒的勇气,天下莫不响应,“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秦祚因之而亡。果然是“亡秦者胡也”,但不是亡于匈奴之“胡”,而是亡于胡亥之“胡”。秦亡汉兴,社会安定约有一百余年,贾谊曾谓“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闻也”。晁错亦说: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民如鸟兽流散四方,他们流亡之后,如何生活呢?只有变为盗匪,而盗匪发生之后,其最先劫掠的,往往不是城市中的豪富,而是乡村中的殷农。殷农既遭劫掠,于是流民又将流民“再生产”出来了。成帝时代已有小股小寇。哀帝时代,“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人心动摇,仍用宗教集团的形式,而思有所动作。

(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同时又发生许多图谶,宣告汉运将终,新朝当起。

(哀帝建平)二年……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王莽遂乘人心浮动之际,造作符命,夺取汉的天下。然而王莽的改革又不妥当,“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兼以“常困枯旱,亡有平岁,谷价翔贵”,人心思汉,终而有“刘氏复起”及“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之图谶,而令光武中兴了汉家天下。

光武中兴,经过数代之后,政治渐次腐化,而如王符所说:“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潜夫论·第九篇·本政》),而诸羌作乱,“大为民害,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力降低,因之粮食就发生了问题,社会经济已经步步踏上崩溃之途,于是由穿窬变为强盗,由强盗变为攻盗,攻盗成群,其声势最大者则为黄巾贼张角,他“奉事黄老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黄巾发难,“执老道,称大贤,以诳惑百姓,天下襁负归之”,虽然一年之内,就见平定,然黄巾之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之徒,并起山谷间,天下为之疲敝,“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此时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到了最后阶段,固然两败俱伤,而凉州军阀董卓乃拥兵而入,封豕长蛇,凭陵宫阙,遂成板荡之祸,东汉政权完全崩溃,州郡牧守各务兼并,于是统一局面又告结束,代之而出现的则为三国的分立。

由三国经晋而至南北朝,争乱不已,贫穷日益增加,官僚日益剥削,国家日益危殆,蛮族日益压迫,这种情形当然可使许多人悲观。人们讨厌现在,而回想过去,且认过去为黄金时代,明清的人回想汉唐,汉唐的人回想殷周,殷周的人回想唐虞,愈是过去,他们愈觉得可爱,最好是回归到洪荒时代,所以春秋末季,虽然有不少学者为了悲天悯人,提出各种学说,拯救人类。然而他们无不选择一位过去的伟人,来做他们的护神,道家假托黄帝,儒家假托尧舜,许行假托神农,这种情形表示什么呢?表示人类失去信心,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所以希望过去伟人再生于现代,messiah的观念不是犹太人才有的。到了魏晋以后,连这种观念都没有了。人们鄙视人生,甚且渴望死亡,他们失去胆量,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希望有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然而一切宗教不外地上权力反映于人类的脑袋,由幻想作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们的国家不能拯救他们,他们的皇帝不能拯救他们,他们的学者不能拯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固有的天上权力对于他们都无办法,因之,他们固有的天上权力——神,也不能受到他们的崇拜,甚至怀疑自己的神。他们很欢迎那个为外国人崇拜而未为本国人崇拜过的神。中国经五胡乱华之后,舶来的佛教就在南北朝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南北朝大乱垂一百五十年之久,而佛教竟如“银样镴枪头”。人们绝望之余,又希望一个特别的神出来拯救。由于这种希望,在北魏后期,就有“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佛而降世”之言。

隋文肇兴,结束了南北朝纷乱之局。炀帝即位,虐用其民,群盗蜂起,群盗是用弥勒佛的名义,以诱惑百姓的。

大业六年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

据胡三省解释:“释氏之说,以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故盗称之以为奸。”(《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胡三省注)弥勒代替释迦,天上权威变更了,地上皇朝自宜改换,“群盗为奸,遂皆以弥勒为幌”。

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党与千余家。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卿仆杨义臣击破之。

隋亡,唐兴,唐代之乱,在内由于宦官弄权,在外由于方镇跋扈,虽有王仙芝、黄巢之乱,但是他们两人未曾假托迷信,而均指斥时弊。王仙芝“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诉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此皆“当时极敝”,所以“人士从而附之”。

五代之乱远过于南北朝,南北朝时,南北分立,南北双方均有统一的政权。五代之世,北方虽然统一,南方则分为许多国家,而北方的统一又不巩固,区区七十余年之中,易朝五次,到了后周,官民俱惫,民惫思治,官惫不能再乱。一方思治,他方不能再乱,因之,乱源的宗教就无法号召贫民,而不出现于历史之上。宋兴,外受蛮族的压迫,内有朋党的斗争,传至徽宗,垂意花石,“比屋致怨”,方腊“因民不忍”,宣和二年起为乱,“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竟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方腊传》),是亦利用宗教,以诱惑民心。南宋偏安江南,固然政治腐化,经济破产,只因当时人士深鉴唐末五代之弊,而北宋方腊之乱,又促成金之南侵,人民为了对付金人,遂忍辱含垢,不做革命运动。

宋亡,元兴,顺帝至元三年胡闰儿反,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人执弥勒小旗(《元史·卷三十九·顺帝二》)。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各地愚民皆翕然信之,是亦假弥勒佛之名,号召民众。

明代自宪宗以后,天子深居宫中,不与朝臣相见,因之,就令阉人有弄权的机会,嘉靖年间,山西贼李福达以弥勒教诱惑愚民为乱。天启年间,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作乱,其徒党不下二百万。此又可以证明历代乱民无不利用宗教。清代嘉庆年间有白莲教之乱,天理教之乱。同治年间又有捻匪之乱。此外如太平天国亦利用天父之名,义和团复谓符咒可以避免枪炮。宗教之在中国,不能安定社会,反而供为暴民作乱的工具,此盖古代没有一种主义,以结合人心,而社会又是农业社会,农民散处各地,不易团结,非用迷信之法,固不能纠合群众,这就是《水浒传》中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但是宗教只能扰乱天下,要令社会复归于安定,尚需要一位卓越的领袖,好像《西游记》中孙悟空要求观世音菩萨援助一样。这个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政治史之上,就是“真命天子”的观念,真命天子的诞生,状貌是异于常人,而又有许多奇迹,即人们把“神”的性质加在人的身上,其人就变成真命天子。其实,真命天子的“神”性是由一般人民的“羊”性而发生。现在试将正史上关于历代太祖高皇帝的神话,列表如次,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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