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林酒店，果如武松所说，是施恩花钱开设的（《水浒传》第二十九回），则施恩当然有所有权。所有权受人侵害，照常理说，应该向官厅起诉。但是施恩竟然不用法律手续，而必等到武松来了之后，才假借武松的武力，把酒店夺回（《水浒传》第二十九回）。这桩事情，由现代人看来，真有一点莫名其妙。

其实，这座酒店乃和普通的酒店不同，他的生意不依靠于买卖，而依靠于垄断，凡客人、妓女到快活林时，都须先来参见施恩，施恩则把他们分配给各客店、赌坊、兑坊，而各客店、赌坊、兑坊每月则须送钱给施恩，以作报酬（《水浒传》第二十八回）。试问这种古典的托拉斯是否依仗施恩的财力？不是，第一依仗施恩的武艺，第二依仗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换言之，托拉斯的基础乃放在强力之上。既然依仗强力，则有一个更强的人来了，这座酒店当然非让给他不可。

但是施恩乃是施管营的儿子，蒋门神何人？敢来强夺。“不怕官，只怕管”为《水浒传》诸好汉常说的话，难道蒋门神既不怕官，又不怕管？不，蒋门神背后也有一位官，那便是施管营的上司张团练（《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及第二十九回）。施恩能够依仗官势，开设酒店，垄断客人，则蒋门神有一个更大的官势依仗，当然可以夺取酒店。

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所有权神圣的观念，在古代完全没有。谁有强力，谁便有财产。这里所谓强力乃包括肉体力和政治力而言。施恩开设酒店，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施管营的政治力。蒋门神夺取酒店，也是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张团练的政治力。

原始的资本蓄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依各国经济史所示，在封建末期而至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蓄积依靠勤俭者少，依靠强力者多，谁有强力，谁便可取得资本。真命天子有最大的强力，所以他富有四海。看吧，武王伐纣，而即帝位之后，不是大封同姓诸侯，姬姓子弟若不狂惑，都可以成为领主，大的百里，中的七十里，小的五十里么？在中国历史上，最富的人不是王婆口中所说的邓通么（《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然而邓通的财富从何而来，不是汉文帝赐以蜀岩道铜山，许其铸钱么？文帝说：“能富通者在我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不错，皇帝有最大的强力，当然他所喜欢的人便可成为富豪。

所有权（dominium）的观念起源于罗马法。罗马的贵族乃以侵略为最高理想。罗马每征服一地，就将该地宣布为殖民地，而贵族则在殖民地之上获得了许多田园，以作私有地。这许多田园当然不是无主的土地，而是被征服者的土地。罗马帝国由剑戟而建设，同样dominium亦由剑戟而设定。所以在罗马法，“剑戟乃是所有权的象征”（das symbol des ergentums war speer）。英语dominium之含义，一为权力，二为所有权。“所有权”由“权力”而发生，由此可以知道。

所有权既已设定之后，又受政治力的保护，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关系。既然变成权利，经过数代之后，就渐次失去暴力的色彩，而带有神圣的性质。谁敢侵犯这个权利，不但法律上要受刑罚，就是道德上也要受人毁骂。欧洲各国受了罗马法的影响，学者均视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基维利（n.machiavelli）主张君主专制，甚至于谓君主可以不讲信谊，而使用一切奸谋诡计；但他又说：“君主绝不可侵害人民的财产。人们死了父亲，不久就会忘记；失掉财产，终身不忘。”布丹（j.bodin）以主权属于君主，君主既有主权，所以不受法律限制，不但自己公布的法律，便是教皇制定的法律，也无妨束之高阁。但他又谓君主的权力应受自然法的拘束，例如个人的财产权是根据自然法而设置的，所以非经人民同意，不得征收租税。学说如斯，其表现于法律之上者，例如英国的《大宪章》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既禁止官吏强取人民的粮食、器具、马匹、车辆了，而第三十九条又说：“自由民除非领主依法审判，并遵照法律规定之外，不得没收其财产。”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只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乃上帝给予吾人的权利，不可让与。人类设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种权利”，而未曾明白提出“财产”及“所有权”的观念。然独立时代各邦所发表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权利典章（bill of rights）无不宣布财产及所有权为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例如1777年vermont的《权利典章》第二条云：“私有财产唯于必要之时，才得供为公共之用；而供为公共之用之时，对于所有主，必须给予赔偿金。”1780年massachusetts的《权利宣言》第十条亦说：“个人的财产非经本人同意，或经人民代表同意，纵是极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须征收私人财产之时，对于所有主，应给予赔偿。”法国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云：“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并给予适当赔偿者，不得侵害之。”自是而后，一直至1918年德国公布《魏玛宪法》之时为止，列国宪法均有保障所有权的条文。这种条文不是对人民保护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对政府保护人民的所有权。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权，所以产业能够发达，社会能够进步。

反之，吾国古代以国家为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属于皇帝，因之人民劳动所得的结果遂亦属于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权，道德上虽为虐政，法律上无须负责。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换言之，人民对于政府不能主张权利，政府要怎么样，人民就须怎么样。宋时，“徽宗颇垂意花石……政和中……舳舻相接于淮汴，号花石纲……朱缅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同时在学说之上又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言。这固然因为古代官僚往往利用“政治的手段”，刮索民膏，而致引起社会对于财富的反感。然而既有斯言，则人们唯勤唯俭，由自己劳力，正当获得的财富，遂亦挂上了不仁之名。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勤苦如此，倘若斥之为不仁，那么，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个人的所有权，他方观念上社会又认财富为不仁的结果。财产不安定，资本无法蓄积，从而各种产业就不能作“扩张再生产”。生产规模一仍旧贯，而人口增加不已，社会消费力超过于社会生产力，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若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则人民受了生活压迫，势必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则称帝称王，小则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乱了。

好了，好了，中外的典故不必再引了。说来说去，不过证明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由于施恩的先占应该属于施恩罢了，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去，施恩不向官厅起诉，这不是证明中国古来重王道，轻霸道，凡用强力得来的东西，都不受法律保护么？不是，绝对不是。罗马立国，约有一千余年，历史既长，贵族的dominium当然失去劫掠的性质，而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反之，中国则朝代变更，不绝于史。周代传祚虽长，然而又因为实行农奴制度，农人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至于大地主的诸侯又复兼并不已。他们的财产显然有劫掠的色彩，所以不会发生神圣的观念。周亡之后，中国虽然破坏了农奴制度，许农民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内乱不已，朝代常常变更，农民或死于兵灾，或失去田契。所有主既然时时变更，而一般皇朝新贵又往往恃其功劳，横夺民产，则保护所有权的法律，当然也没有发达的机会。宋承五代之后，五代大乱历半世纪，当时官吏怎样劫夺财富，只看下面所引的文字，便可知道。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晋纪》）。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有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弟篯守京兆，值魏王继岌灭蜀归，而明宗兵起，篯即断咸阳桥，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赀。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篯又尽得他赀，由是筠篯兄弟皆拥赀巨万（《筠传》）。马全节败南唐将史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全节惧，遂杀之（《全节传》）。高允权为延州令，其妻刘景岩孙女也，景岩家于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岩反而杀之（《允权传》）。李金全讨安州，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赀无算，乃又杀而夺之（《金全传》）。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孙维翰，悉取其赀（《彦泽传》）。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所掳，其牙将祕琼杀其家而取其赀。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卒误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勋推之堕水死，尽取其赀（《延光传》）。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故吏悉取其宝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光远传》）。欧史谓琼杀温其，取其赀，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有也。可见天道报施，虽乱世亦不爽，且多财为害，乱世尤易召祸。白再荣在镇州，劫夺从契丹之官吏，镇人谓之白麻荅。及归京师，遇周祖兵入，军士至其家，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我辈尝事公，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见公乎？”乃斩之而去（《再荣传》）。则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财，更杀身之道也。（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宋承五代之后，人们天天所看见的，只是劫掠与夺取，所以施恩强占快活林，蒋门神夺取快活林，时人并不奇怪。

读过民法的人当能知道“占有”须有两种要素：一是心的要素（animns），即占有的意思；二是物的要素（corpus），即占有的实力。有占有的意思和实力，而占有之后，又经过一定期间，则该物便成为占有者的所有物——纪元485年，魏李安世上疏求均田，且说：“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这就是说凡用强力所夺的田，经过一定期间之后，悉归现所有主。在这里，“经过一定期间”，值得我们注意。区区一件东西，占有尚须过一定期间，而后才有所有权，则以天下之大，当然非占有百余年不可。唐夺隋的天下，宋夺周的天下，读史者不以为怪，而王莽夺取西汉、曹操夺取东汉，竟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唐宋二代传祚数百年，而王莽不及身而亡，曹魏虽然传祚五世，然仅四十六年而亡，并且又只能占据北方数州，即其实力尚不能占有天下，所以只能视为篡夺。所谓“正统”和“篡夺”只是法律上的名词，不是道德上的名词，只唯利用物权法上的法律观念，加以解释，而后才能够说明出来。由此可知朝代更迭愈频繁，天下是谁的天下，即谁人对于天下有所有权，愈不明了，所以当时的人常缺乏“忠”的观念。唐亡之后五代仅五十三年，而五易国，八易姓，有十三君，传祚这样短促，所以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时人不但不以为异，且称之为宽宏长者。这不是因为士风凋敝，不知节义为何物，乃是因为朝代短促，任谁对于天下，都不能因占有而有所有权，故人也没有尊重所有权的必要，从而更没有“忠”的必要。

资本的蓄积乃是经济繁荣的条件。在欧洲，由重农，而重商，而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组织数千年来，一仍旧贯。这是为什么呢？欧洲在重商主义末期，发生了大发现时代，发现美洲，发现印度航线，市场扩大了，纺织品的输出大大增加了，需要超过于供给，有大量生产的必要，自1730年wyatt（瓦特）发明roller spinning（纺织机）之后，纺织方面陆续有新机器的发明，一直到了1781年，瓦特又发明蒸汽机，而于1785年应用于纺织工业之上，而开始“蒸汽时代”。由于蒸汽机器之应用，纺织方面又有新的发明，而至于1841年bullough发明improved power loom（改进动力织机）为止。按机器的发明乃由于社会的需要，没有需要，纵有发明，人们不但不采用，而且视之为异端。1529年anton mürler已经发明纺织机，只因当时手工纺织已可供给社会的需要，所以世人群起攻击mürler，而mürler竟因是而死于刑狱。吾国古代虽然侵服四夷，而四夷尽是游牧民族，他们不需要中国生产物，尤其纺织品，即如中行说（姓中行，名说）所说：“匈奴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后，常常依着“以末得之，以本守之”的原则，向农村兼并土地，农民驱出农村之外，沦为流民，劳动力遂感觉过剩。社会已贫穷了，消费力已经减低，劳动力又复过剩，倘若采用机器，则过剩的劳动力更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礼有“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以运粮，乃因蜀国人口不过九十余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之故。

在中国，资本的蓄积不能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贫穷日益增加，生产日益减少，于是中国遂以节俭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原理，不但圣贤教人节俭，就是皇帝也以节俭治天下。这种情形若和欧洲封建末期的各国王室崇尚奢侈比较一下，实有天壤之别。当然他们的奢侈生活也有特别的用意，封建末期正是资本主义方才萌芽，封建诸侯将次没落的时代，而贵族的奢侈则对于产业发展和中央集权都有利益。何以呢？贵族奢侈，不但可以增加商业的利润，并且可使贵族破产，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国王的财政和商人的借债。因此，当时商人和国王无不极力鼓吹奢侈，有时且示以实例。这样一来，在第十五世纪时代，遂发生了一种现象，即宫廷若不奢侈，则君主的统治不能维持。无限的奢侈必要求无限的金钱，到了最后，君主自己的财政也发生了破绽，须向商人求助，于是商人遂以纳税问题，与君主冲突，终则设置议会，监督君主的财政，这便是代议制度发生的原因。我说这话，不是要说明民主政治与奢侈的关系，乃是要说明欧洲和中国虽然都有资本的蓄积，然而在欧洲，资本的蓄积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怕奢侈，反之，在中国，资本的蓄积只能剥削农村，而减少消费力，致资本主义无从产生，所以不能不崇尚节俭。

在资本主义尚未发生以前，要想储财，须用残酷的方法，其最有力的，则为政治的剥削和高利贷的刮索。这种情形当然可以引起人们反感，终而嫉视储财本身。“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为中国古代的名训。这个名训的确不错。到了资本主义发生之后，储财才失去赤裸裸的残酷的色彩，而视为勤俭所致。“原始的资本蓄积”这句话，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洲人看来，或者莫名其妙，而由我们中国人看来，则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证明。看吧！施恩用武力开设酒店，蒋门神用武力夺取酒店，这便是“原始的资本蓄积”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