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2]。腸斷非關隴頭水[3]，淚下不為雍門琴[4]。旌旗繽紛兩河道[5]，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6]。一輸一失關下兵[7]，朝降夕叛幽薊城[8]。巨鼇未斬海水動[9]，魚龍奔走安得寧[10]？

【注釋】

[1]猛虎行：樂府舊題，《樂府詩集》卷三一《相和歌辭·平調曲》收此篇，題為《猛虎行》，引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又引《樂府解題》曰：“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於此。”猛虎，喻凶惡之人，此處喻安禄山。

[2]“朝作”二句：宋本校：“一作‘行亦《猛虎吟》，坐亦《猛虎吟》’。”

[3]隴頭水：《初學記》卷一五引《辛氏三秦記》謂隴右西關，其阪九回，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流下，即所謂隴頭水。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乃寫行人因聽隴頭流水而思鄉腸斷。蕭士贇注：“隴頭水，亦古樂府别離之曲，正與雍門琴相對。”此句謂己腸斷則與别離無關。

[4]雍門琴：據《説苑·善説》載，戰國時齊人雍門子周，曾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引琴而鼓，於是孟嘗君增悲流涕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此句謂己之淚下，並非由於聽到雍門子周悽楚的琴聲。

[5]“旌旗”句：旌旗，宋本作“旍旌”，據他本改。旗幟的通稱。繽紛，交錯雜亂貌。兩河道，指唐代的河北、河南兩道。安禄山叛亂時，此兩道各州縣均相繼陷落。

[6]“秦人”二句：謂唐兵（多為關中秦地人）一半作了安禄山（安禄山為范陽節度使，其根據地在今北京市一帶，先秦時屬燕國）的俘虜，胡人軍馬（安禄山及其部下多胡人）屯駐洛陽。

[7]“一輸”句：史載，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禄山攻陷洛陽，封常清敗退至陝縣，對屯守在陝的左羽林大將軍高仙芝説：“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於是高仙芝率兵退守潼關，途中遭安禄山軍隊追擊，傷亡慘重。幸而潼關修完守備，安禄山纔退軍回去。當時監軍邊令誠向玄宗奏封常清、高仙芝失敗情況，稱封常清以賊摇衆，高仙芝棄陝地數百里。玄宗大怒，遣邊令誠即於軍中斬高仙芝、封常清。此“一輸”指封常清、高仙芝軍事上的失敗。“一失”則指玄宗不從堅守潼關的戰略意義上考慮，即聽信讒言，殺掉兩員大將，是政治上的失策。

[8]“朝降”句：幽薊，幽州和薊州（今北京市和河北省薊縣一帶），此泛指河北一帶。據《資治通鑑》天寶十四載記載，是年十二月，常山（今河北正定縣）太守顔杲卿起兵抗擊安禄山，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禄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但不久杲卿兵敗，常山陷落，於是原已歸正的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亦復為賊守。此句當即指此事。

[9]“巨鼇”句：以巨鼇不滅海波不會平静，喻安禄山未被消滅，天下就仍將動蕩不安。

[10]“魚龍”句：喻唐朝君臣民衆紛紛逃亡。

以上第一段，寫安禄山叛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並批評唐玄宗在軍事失敗後殺大將的失策。

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11]。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12]。賢哲恓恓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13]。有策不敢犯龍鱗[14]，竄身南國避胡塵[15]。寶書玉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16]。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17]。有時六博快壯心[18]，繞牀三匝呼一擲[19]。

【注釋】

[11]“頗似”二句：謂當前的戰争很像秦末楚漢的拉鋸戰，時勝時敗，各州郡的歸附和反叛也翻覆無常。

[12]“朝過”六句：博浪沙、下邳受兵略，叙張良故事，見前《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注。入淮陰市、來投漂母，叙韓信故事。入，《文苑英華》作“宿”。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韓信，淮陰人。少年時貧困難以度日，釣於城下，有一漂母見其饑，常給以食。此謂張良和韓信年輕時都曾落魄貧困，但後來在楚漢戰争中却成了決定劉邦得天下、項羽失天下的謀士和大將。

[13]“賢哲”二句：哲，《文苑英華》作“達”。恓恓，一作“悽悽”。惶惶不安貌。《論語·憲問》：“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恓恓者歟？’”邢昺疏：“恓恓，猶皇皇也。”今時亦棄，《文苑英華》作“今將棄擲”。青雲士，志向遠大者，詩人自謂。

[14]犯龍鱗：犯，《文苑英華》作“干”。《韓非子·説難》曾以龍喻君，謂龍喉下逆鱗，“若有人嬰之者，則必殺人”。此句謂己雖有平定叛亂的策略，只是不敢觸犯龍鱗。

[15]“竄身”句：竄，奔逃。南國，南方。此時李白在溧陽（今屬江蘇），將南去剡中。胡塵，指安禄山叛亂戰争。

[16]“寶書”二句：謂己未受君王任用，故只能挂書劍於高閣，送馬鞍給友人。玉，一作“長”。挂，一作“束”。

[17]“昨日”二句：掣，牽引。鈴，鈴閣，古代州郡長官辦事處。唐時官署多懸鈴於外，有事則引鈴以代傳呼。交通，交往。二千石，漢代對郡守的通稱，因當時郡守月俸一百二十斛，故習稱郡守為二千石。二句謂昨天自己還作客宣城，在郡衙内與太守交往。

[18]“有時”句：六博，古代一種博戲。共十二棋，六黑六白，兩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詳見前《梁園吟》注。壯心，宋本校：“一作寸心。”

[19]“繞牀”句：《晉書·劉毅傳》載，一次聚會大賭，“毅次擲得雉采，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五子皆黑，是為博戲中最勝采），不事此耳。’”此句寫環繞坐具三周大呼擲棋，形容賭博時興高彩烈的情態。

以上第二段，寫自己“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的感慨。

楚人每道張旭奇[20]，心藏風雲世莫知[21]。三吴邦伯皆顧眄[22]，四海雄俠兩追隨[23]。蕭曹曾作沛中吏[24]，攀龍附鳳當有時[25]。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26]。胡雛緑眼吹玉笛[27]，吴歌《白紵》飛梁塵[28]。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撾鼓會衆賓[29]。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30]。

【注釋】

[20]張旭：唐代大書法家，善草書。曾為蘇州常熟縣尉。據《宣和書譜》載，他曾在酣醉中“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又曾説：“初，見擔夫争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

[21]心藏風雲：喻胸懷豪邁，才氣横溢。

[22]“三吴”句：三吴，古地區名，説法不一。《水經注》以吴郡（今蘇州）、吴興（今浙江湖州）、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三吴，即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一帶。《元和郡縣志》則以吴郡、吴興、丹陽（今江蘇鎮江）為三吴。邦伯，州牧，指州（郡）地方長官刺史（太守）。皆，一作“多”。顧眄，眷顧，禮遇。眄，一作“盻”、“盼”。

[23]“四海”句：雄俠，一作“豪俠”。兩追隨，一作“皆相推”。兩，胡本作“相”。按：作“皆相推”近是。

[24]“蕭曹”句：蕭曹，蕭何、曹參。兩人相繼為漢朝初期的宰相。《史記·曹相國世家》：“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沛，秦縣名，故治在今江蘇沛縣東。此句以蕭曹比擬張旭。曾，一作“亦”。

[25]“攀龍”句：攀龍附鳳，古代多以龍鳳指帝王，故稱臣下追隨君王以建功立業為“攀龍附鳳”。《漢書·叙傳下》：“攀龍附鳳，並乘天衢。”當，一作“皆”。

[26]“溧陽”二句：溧陽，縣名，唐屬宣州，今屬江蘇。茫茫，一作“漠漠”。

[27]胡雛緑眼：眼珠緑色的少年胡人。雛，一作“人”。

[28]“吴歌”句：《白紵》：吴地舞曲名。其詞盛稱舞者姿態之美，現存歌詞以晉之《白紵舞歌》最早，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詞為《四時白紵歌》。《樂府詩集》卷五五著録南朝《白紵舞歌詩》及唐人擬作共十六家。飛梁塵，形容歌聲響亮，使屋梁上灰塵也飛了起來。《太平御覽》卷五七引劉向《别録》：“漢興以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29]“丈夫”二句：相見，宋本校：“一作到處。”槌，通“捶”，敲擊；胡本作“椎”。撾（zhuā），擊。二句謂大丈夫相見且須作樂，宰牛擊鼓，大宴賓客。

[30]“我從”二句：《莊子·外物》：“任公子……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東海，一作“滄海”。二句謂自己準備去東海邊過隱居垂釣生涯，如得魚相贈，彼此也會增進感情。

以上第三段，叙友人的韜略才能將有風雲際會之時以及自己在溧陽與友人的宴别。

【評箋】

舊題嚴羽評點《李太白詩集》卷五：太濫漫，疑非白詩，然聲情却似。

楊齊賢曰：此詩似非太白之作。

蕭士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别。前輩識者蘇東坡、黄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於此，以俟知者。

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遨游東越，與旭宴别而作也。……至蕭氏訾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為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脈絡不相貫，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竄入集中者。……今細閲之，其所謂“無倫理”、“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禄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逆豎得以蒼狂耳。何為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迹，有識之士自能别之。

詹鍈《李白詩論叢·李詩辨偽》：蘇涣《贈零陵僧兼送謁徐廣州》詩云：張顛没在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涣詩之作，既在大曆二三年間，逆數二十年，至天寶六七載，張旭卒。今詩中所叙，皆禄山亂時事，而猶盛稱張旭，則其必為偽作明矣。……宋代張長史偽書甚多，乾元二年帖殆亦其中之一，故不可據之以證張旭晚卒也。

按：此詩自楊齊賢、蕭士贇以後多指為偽作，王琦則力辨非偽，今人詹锳《李詩辨偽》（《李白詩論叢》）又以蘇涣詩證張旭卒於天寶六七載，辨王琦之説非。瞿蜕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則云：“其實詩中只一處涉及張旭，並未確言與張旭本人相酬答，所謂丈夫相見且為樂者，亦非必謂與張旭相見也。詳玩詩意，蓋有人盛稱張旭，聊藉此發端以自抒懷抱耳。古人非先製題後作詩，亦非必一詩專寫一事，不必執一二字為辨。前人疑此詩者大抵以‘頗似楚漢時’一語似非唐之臣子所宜言，而不知唐人於此等文字不似後人之計較，以本集崔宗之贈詩中‘分明楚漢事’一語證之，已可知其不足怪矣。”今按：瞿、朱之説近理。一説詩中“張旭”非書法家張旭，而為另有其人。

本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三月由宣城赴剡中途經溧陽時作。王琦曰：“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遨游東越，與旭宴别而作也。……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尚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按：王琦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