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重知，中国人重情。知自外来，属分别性。情由内发，属和合性。孰轻孰重，人生随之大异。

人之外界所知，万事万物，各有分别。即就能知言，目知色，耳知声。目不能知声，耳不能知色。则能知在我，亦有分别。今问目何以能视，耳何以能听，则我不知，非习生理学医学耳目专科者不能知。即治生理学医学耳目专科，所知亦有限。耳目病求医，不能治者尚多。则人虽能视能听，实不知其何以视何以听。

抑人生非为求视听乃生此耳目。婴孩坠地，已带此耳目俱来。婴孩何知，亦有目则视，有耳则听而已。岂不在知之后面，仍为一不知。

人身外有五官，内有脏腑。脏腑更非所知。如胃肠主消化，并所不见，何知其若何为我消化。即胃肠专科医生，所知亦有限。故胃肠有病，亦每不能尽治。

人之一身，近代知识所不知者何限。至于如何由此一身，而成其为一我。而我此百年之人生，自西方学术界言，则又有心理学人生哲学宗教神学种种分门别类之研究。而至今仍是一谜，未有明确之解答。

中国人重情不重知。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之知，必当同知其所不知。而知与不知融为一体，道家名之曰自然，儒家称之曰天。我之为我，乃由天命自然。一天人，合内外，乐天知命，主要在其情。五伦之情，在此不详言。

西方小说中有鲁滨逊漂流荒岛，无所用其情，但必用其知。何以得生存在此荒岛上，则一凭其知。其实今人处纽约伦敦巴黎各大都市，百千万人群麇集，亦何尝不如鲁滨逊之漂流荒岛。今日四五十亿人类，群居在此交通便利之现世界，又何尝不如鲁滨逊之漂流荒岛。唯鲁滨逊一人在荒岛，其为生活则易。今日世界则如四五十亿鲁滨逊同居一岛，其生活则殊难。今日不知明日，且度今日，则已竭吾知而无遗。

今则称之曰个人自由主义。然如何得成其为个人，又如何得完成其个人之自由，则恐非今日人类所能知。科学发达，有电脑，有机器人。电脑可代我记忆，供我谘询。机器人可由我役使，顺我指挥。电脑机器人胜过人脑人身。何以故？电脑机器人无个性，无感情，无欲望，乃可一任我之支配与命令。果使鲁滨逊在荒岛亦随身有电脑与机器人，岂非一大方便。然在今工商大群中，运用电脑与机器人，不啻以电脑来战胜人脑，以机器人来代替真人，今则称之曰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但世界四五十亿人，同是一自然。即我个人，亦仍是一自然。自然可战胜克服，则人类将尽，而我个人又何以独得存在。此虽不可知，实亦可知，可不烦深论。换言之，此种人生，只是以知来战胜克服不知，而知与不知实为一体，不知无以为生，仅知亦无以生。此仍是一天命，亦仍是一自然，则虽不知而亦可知矣。

今再换言之，能知当前，安之乐之，斯已矣。此为重情之人生。必求战胜当前，克服当前，不安不乐，以期求于将来之明天，此为重知之人生。而明天之不可知，则更过于今天之当前。则重知人生必深陷于不知中，宜为可知。

清末严复派赴英伦学海军。西方知识重分别，学海军亦当专心一意学。乃严复转而寄情于英国其他各项学术思想，归国后尽力翻译，如穆勒父子之哲学，斯宾塞之社会学，亚当史密斯之经济学，达尔文之生物学，及法国孟德斯鸠之政治学。在严复之意，此等学术思想皆可指导辅助吾国家民族之前进，或更胜于海军武力。严复不知此乃以中国人心情来治西学，在西方则分门别类，各擅专长，岂可以一人精力尽通此诸方面。当时国人读严复所译，岂能由此进窥西学。知识重分别，不仅当前与将来有分别，此方与彼方亦同样有分别。不知重分别，即不知西方之为学。

同时有辜鸿铭，生于南洋槟榔屿，自幼即进英文学校读书。长而游学欧西，兼通英法德诸国文字。又通拉丁文希腊文。西方书无所不读。但专爱本国古典旧学，崇扬孔子春秋，与语孟四书。辜严皆以中国人治西学，不失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大义。西方人则敬其学之异，而中国人则不知其渊源宗旨之所在，成为一时之怪人。

继之有胡适之，亦以青年留学美国。先学农，又改治哲学。归国后，宣扬西化唱为新文化运动。自称服膺美国杜威哲学，则当终身任一大学教授，庶不失西方学者典型。宣扬西化，可收躬行实践之效。但适之于中西双方文学史学，皆稍窥藩篱，未能深入。乃肆意卑中扬西，批旧崇新，昌言高论，漫无防戒。其于西学，独尊民主政治，名之曰德先生。又尊自然科学，名之曰赛先生。其于哲学，则斥之曰玄学鬼，主张哲学关门。其于宗教，则鄙夷不谈。但文化当论全体，崇洋西化，岂能蔑去宗教哲学于不谈。西化重知识，贵专门。各务一项，亦属自由。适之为学，似偏于通，不尚专，诚是中国风范。故适之似仍不失为一爱国家爱民族之通人，但其求对当前国家民族学术上之改进，先则主张提倡白话，废止文言。又继之以打倒孔家店，以非孔反孔作号召。其于知识是非姑不论，其于情感爱憎，则颇似失常。

陈独秀与胡适之相友好，同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一唱导主持人，乃一变而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亦近代西方思想一支流。但如何以共产主义来改进中国，则千头万绪，问题复杂。此须长时期知识研寻，岂得如宗教，只求信仰，便即实现。则陈独秀最多亦仍是一爱国家爱民族，重感情尚实践，与胡适之同为一未失中国传统之时髦学人，如是而已。

当时新文化运动，陈胡以外，尚有人主线装书扔毛厕，或主废止汉字，改用罗马拼音。不得已则主汉字简化。不读古书，乃为唯一已见之成效。即尚有攻读，亦多趋专门化，乃无所谓经史子集，而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等种种称呼出现，学术思想之西化，此可谓其第一步。

中国人做学问，不重分门别类，更重会通和合。非为求知，乃为求道。所谓道，主要为人道，为人与人相处之道。其唯一基础，为人与人之一番同情心。故中国人所谓道，则必兼情。本于情，始见道。西方人求知在求真理，真理在外面事物上，故重客观，不须兼以情。以情羼之，易失真理。中西求知态度大不同，而所知亦不同。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属道。人人同有身家国天下，则其道大同。岂得分门别类以为学，而知识遂亦无门类可分。

姑举最显见者言，汉代司马迁著为太史公书，今称史记。自称其书一本孔子春秋精神。然孔子春秋入经学，司马迁史记入史学。中国经史子集之分类，乃就其成书体裁言，不指其为学途径言。若言为学途径，则唯有一道。其道系何，曰为人之道。达此道，则非学问，非知识，唯其人而止。

唐韩愈以文学名家，但愈之自言曰：“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文以载道，乃亦近代国人所诟病。其实中国传统，文学自诗骚以下，无不各归于道。绝不许违道以为文。凡称文，必通道。如言文化文明文教文章，岂得分门别类，独出一途径，以成为文学。

宋代朱熹所著书，分别列入经史子集四部中。然则朱熹之学，乃经学，抑史学，抑文学哲学，抑浑沌涵糊，不知门类，不明家派，以自成其学乎？以近代国人治学眼光来论朱子，则或称朱子治哲学，或称朱子治文学史学，又别称朱子治经学，则朱子可谓不知学不成学，乃杂学，亦无学可言矣。

其他中国一切学人全类此。如欧阳修，究为经学，抑文学，抑史学，或别有其一套哲学，甚难判定。又如唐代陆贽，是否得称为一经济学者。宋代郑樵，是否得称为一社会学者。三国时诸葛亮，明代王守仁，清代曾国藩是否得称为一军事学者。求把中国学人分门别类，纳入西方学术规范，将见甚难安排。则中国民族，中国文化，岂为一无学无知之民族，无学无知之文化。则岂不又贬抑之过甚。

又如孔子言：“辞达而已矣。”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则文辞非可独立成一项学问，乃以表达心情，而有文辞之修饰。文辞仅为一工具，中国古人称为艺。故诗言志，言之不足则歌唱之，歌唱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则歌唱音乐与舞蹈皆一艺，而又与文艺相通一贯，融和会合，又增之以脸谱服装彩色图绘。如近世所传播流行之平剧，不得不谓其亦是一项艺术，但亦不得谓其非一项文学。若必分别论之，则果为艺术，抑为文学，岂不又成一争辨，而亦无可判定。故中国学术皆必通而为一。而西方如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则皆可分门别类，互不相通，各自独立。其和合乃偶然，其分别乃正途。此则与中国显有异。

近代国人必称中国无科学，而英人李约瑟乃著为中国科学史一书，历举史实，绝非空言。而在中国语文传统中，则并无科学一名词。李约瑟书称中国科学源于老庄，其言是非，此不论。但老庄书中，绝无科学一词，是老庄不知有科学可知。老庄书中亦论及政治社会经济，并及宇宙万象。近代国人则多称老庄为哲学。然哲学一词，亦如科学，均不见于中国学人之称述。则庄老亦不知有哲学一项可知。然则以西方观念言，庄老究为何等一学人，岂不仍当为争议一问题。

西方人既重分别之知，遂多分别之名词出现。如论政治，西方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分。中国传统政治，于此三类中当属何类，已成一问题。论社会，中国本无此名称。在西方则有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诸分别。中国社会又当纳入何项，亦已成问题。依西方传统观念言，依其重客观分别之知言，则当为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另立新名称，始为得之。否则中国人以前不知有西方，西方人以前亦同样不知有中国。西方以前所分别，本未包括中国在内。今求以此等已成名词勉强把中国纳入，斯即为不客观，不科学，亦可知。近代国人崇慕西化，唯当列中国于化外，始为得之。又岂得即化中国为西方，而一体加以论列。其绝不符真相可知。

中国人重情，但西方人亦绝非无情。中国人求知，与西方有不同。西方人求情，亦与中国有不同。此则仍是双方一文化异同。如最近波兰事变，西方人对之岂得谓无情。波兰内部起此事变，又岂得谓波兰人无情。果使中国古人处今日之波兰，又将何以为情，何以自处，此则又有一分别，当提及。

西方人重知，重空间。中国人重情，重时间。西方人重扩张，中国人重绵延。历史不同，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当不致有如今日之波兰。今再扼要言之，人生乃一综合性。幼年中年老年，同是此一人，同是此一生。农人工人商人，亦同是一人。一切生活事业，可以随时随地而异。其同是一人生，则无可分别。西方人重知重分别，乃疏忽了此综合性。如农业转为工商业，西方人必认为乃人生一进步。故西方人昌言平等，而必于人生各方面，加以种种分别，成为一不平等。亦可谓西方一切知，乃不知此真人生。既所不知，复何有情。中国重情，乃为对此人生有真知。一旦面对西方人生，亦所不知，则宜乎其亦不知何以为情矣。如今日之波兰，无论其为波兰人，或非波兰人，凡所表现之一切情，均可谓非人生真情。徒有情，而此邦之人生则终趋于日乱而无可救治，亦宜矣。

今日之波兰人，果能动其真情，则波兰共党政权之军事统治，宜亦可渐趋解消。波兰四围之非波兰人，果能亦对波兰动真情，则波兰内部之乱，宜亦可渐趋于平息。欲速则不达，重情则知忍知让，知缓以待之。飘风骤雨不终朝，而何是非强弱之足争。今则争是非争强弱，亦无奈其无情何。则飘风骤雨虽不终朝，仍将复起。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仍将有第三次之大战继起，亦唯此之故。

然则求当前世界人生有一大转变，先当变其情，而非变其知。唯情乃可和，而知必出于争。对此情与知和与争之两面，中西双方观念各不同。此则以中国观念言，此情实乃一仁，唯知仁，乃得为大智。非仁且智，何以救世界救人类。其果有当乎，世人贤达，尚其平心衡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