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极看重知识，孔孟儒家姑不论，即庄老道家亦然。庄子逍遥游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分大小，即其重视知识之证。又以知识与生命并言，更是其重视知识。中国人主从生命内部求知识，不向生命外面求。西方人则反之。此为中西双方求知态度相异一大特征。

庄子养生主又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则殆而已矣。”从生命外面求，时空事物，无边无际，无穷无竭，以我短暂狭小之生命，向之求知，此为一危殆之道。果凭此为知，则唯有危殆而止。此非不重知识，乃主知识不应向外求。

人生外部最大莫如天。人类莫不知有天。然天实难知，天上是否有一帝，此事不易知。中国古人似亦信天上有帝。孔子于此不加深求，仅曰“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则孔子似非不信天上有帝，但孔子仅从己言，不从天言。孔子仅自信有德。就一般言，此德应由天赋。孔子自谦又自尊，自安又自虚。德之所成，并世稀知，则曰知我唯天，但不言何待人知。人果不知，仍望天知。孔子又言“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五十成德，乃谓上天命我如是，此其意态仍可谓极自尊又极自谦，极自虚又极自安。能如此足矣，又何烦确求天帝之知。

孔子重道，乃人生之道，当就人生求。墨翟反孔子。孔子言孝，墨翟言兼爱，必欲视人之父若其父，谓此乃本之天志。孔子并未明言天上有帝，唯人生自幼即知孝父母，乃谓孝亦天命，如此而止。墨翟则似确信天上有帝，人生无不有父母，即天志命我以兼爱。此非内求诸己，乃外求之天。儒墨是非在此。庄子齐物论兼反儒墨，然其求知意态则实近儒，不近墨。

庄子大宗师有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是庄子言知，亦兼天人言。唯庄子之求知于天者，仅曰“天而生”。人由天生，此易知。唯天之生人，欲其孝抑欲其兼爱，则不易知。故庄子不之言。然则人生当奈何？庄子意，天既生我，我当尽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可矣。何以尽其天年？是必有道。而其道则半在人，半在天。在天者，我不知。则唯以我所知养我所不知而已，无烦深求。

此处庄子意颇近孔子。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有所知，有所不知。知我所不知，亦即是知。人能知己有不知，亦即是知。宁知上天之必有帝，又如何为帝，此皆不易知。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人之祭神，固知神之所在，又果知神之若何而为神，孔子不深求。祭神如神在，仅求之吾心。人岂并己心而不知，知吾此心，临祭而敬，斯即如神之在矣。然则神即在吾心之敬，若我不与祭，或心不生此敬，则祭如不祭。有神与无神事在外，孔子不论。祭与不祭在人事，孔子乃辨之。

或疑孔子果不知有神，何烦祭。但神之有无，孔子所不知，姑尽我之心而祭，此乃孔子对人生之慎，亦即庄子所谓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临祭而敬，可得神欢，孔子知之。临祭而不敬，不可得神欢，孔子亦知之。至于神之有无，则孔子所不知，唯尽其在我，临祭而敬，斯可矣。若必废祭先求神之有无，万一果有神，我此不祭，先获神谴，慎于人事者不当如是。故贵以所知养所不知。

天与神，孔子不知。死亦孔子所不知。或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从事于可知，庄子曰“善我之生，即所以善我之死”。此亦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之一例。

个人如是，大群亦然。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积两千年之久，若何则治，若何则乱，史迹俱在，宜可知。此下事变繁兴，岂能一一逆知。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此亦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而中国之大群人生，乃自孔子迄于今又已两千五百年，而尚未有艾，此亦可谓善尽其天年矣。

西方古希腊人亦重知识，并谓知识即权力。但从人生外部求之，并又认为可以无所不知，有所全知，求得真理，乃可凭以指导人生。然外于人生，又何人生真理可得。西方人于科学哲学皆有甚深造诣。但不知何以于异中求同。如古希腊有诸城邦，而无一统一领导之政府。有此民族，无此国家。马其顿起，希腊即亡，此未可谓尽其天年。柏拉图悬书门外，非通几何学，勿入吾门。但几何真理非即人生真理。从几何学所得知识，乃部分知识，非全体知识。柏拉图著理想国一书，不本之于实际人生，而仅凭理想。在当时无可通行，下及近世亦然。亚里斯多德继柏拉图而起，持论即与柏拉图相异，并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此与中国孔子庄子所言甚不同。庄子并不师孔子，而所陈义理尽多相同处。何以故，以其同本之实际人生内部故。西方哲学则人持一说，至今无定见。

罗马亦一城邦，凭武力统一意大利半岛，又环地中海拓展形成一大帝国。但罗马人不甚重知识，从希腊俘虏中获得一知半解，即告满足。罗马帝国崩溃，亦未可谓罗马人已尽其天年。中古时期，耶教昌行。但耶稣乃犹太人，其教何以得盛行于欧西？因欧西人生不安，信仰天国上帝，心始稍安。但真得安乃在死后。方其生前，固仍不安。循是以至现代国家兴起，其生前之人心不安则如旧。一方效希腊人经商成为资本主义，一方效罗马人整军经武继续帝国主义，富强不可一世。但经两次世界大战，国力均告衰退。以常理推之，能勿接踵希腊罗马遽此沦澌以尽，已为至幸。至于盛况再临，西欧人已不作此梦想。岂得谓已尽其天年而非中道夭。

继欧西而起者，曰美曰苏，今称世界两大强。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不再继起，无人能加保证。原子弹肆虐，两败俱伤，已有作此预言者。然则美苏如何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亦复无此把握。西方文化陷此悲境，即在其不能以其所知以养其所不知，而仅求在不可知中求知。以为可以应变，而不知终是一危局。庄生则已先言之。

哲学宗教既均不能解救此危机，试言科学。余生晚清光绪乙未，无锡乡村中尚无电灯。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始见有电灯。及今回忆，余幼时十三年中，人生亦有快乐。十三年后，亦多极不快乐事。今人则谓科学使人生进步，实则科学仅与人一方便，非能使人生有进步。以余一人一生所知，此即一真理。科学发明，仅在物质上。人生安乐，则别有所在。至于人生之品质高下，则犹非安乐一端所能定。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则可与知者知，难为俗人言。余此下八十年来，科学种种发明，而人生则日增其不安不乐。此下之不安不乐，或将更过于今日。物质人生尚如此，品质人生更何论。

宰我以三年之丧问孔子，谓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变尽，守父母丧一年已可，何必三年。孔子意，父母死，究否有鬼，鬼经三年，其变又如何，皆所不知，亦不向此等处求知。只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故守丧三年，乃觉心安。今汝若觉一年心安，即守一年丧亦可。此非孔子深斥宰我，实告宰我以人生大道，贵在及己求之。孟子告曹交亦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古代是否有三年之丧，后人以考据家态度来疑孔子。实则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孔子著意处正在人生之德上。庄子亦好言德，故有德充符之篇。西方人不言德，此又中西双方言人生一大歧点。

庄子大宗师又云：“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我何堪与无足者同至于丘，亦不能与无德者同臻于道。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人群大道亦唯一本于人性之忠信，加之以学，乃可达于道。学即学己之忠信而已。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人之至于丘，亦唯在己之双足。有足自能行而至，有德自能学而成，此亦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不知孔子之道，岂不知己心之忠信，是在好学。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则自能悦，此亦人之德，在人自学而自知之。中国人教人，在教其内心之自知。西方哲学求知，则在人之外，不在人之内。故必有逻辑辨证，语言有组织，积累篇牍，强人以信。但人亦向外求，外又何限，求而得者不同，则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中国教人，只自述所知。人有同德，斯亦同知。故中国言教必言化，乃学者之自化，非教者所能强加之以化。

庄子大宗师又言：“道可传而不可受。”孔子之时习而悦，此即孔子之传道。学者自学自习，乃学者之自得。故学贵自学，得贵自得。西方哲学亦志在传道，而期人之受，不待其化。庄子又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志在传道，不待人之自化，志在受道，不求己之自得，此皆嗜欲。自化自得，此乃人之天机，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天机自发，则所得日进，此乃是自然。

庄子善譬喻，养生主篇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人文大道，即今人所谓之文化，如一大燃烧体，发光发热。人在大群体中亦如一薪，能发光发热，传及他薪。此薪已燃烧成灰，他薪仍续燃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前薪已尽，孔子如后薪，发光发热，但亦必尽。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庄子孟子，又属后生，同一发光发热，亦同归于尽。而人群至以永传。西方哲学，各别成家。希腊罗马各自成一文化，又有现代西方文化，文化日进步，前人不如后人，则人死唯有上天堂。故西方宗教虽与科学哲学各相异，而人各有其久传永存之价值。但人之知识，只能知其一部分，不能知其大全体。空间然，时间亦然。中国则以知养其所不知，西方则以互不相知互相争，此其异。

庄子大宗师又言：“古之真人，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人生所始，如婴孩三年，免于父母之怀抱，虽不自知，而能不忘。百年之生，亦非全知，而多能不忘。故中国人重记忆，乃重历史。西方人则不重记忆，亦不重历史。希腊罗马人，皆不言其始，乃亦不计其所终。现近西方人亦然。皆忘其所始，而又忽其所或终。故西方人乃轻其前后，而重视当身。求变求新，更求自创造。信当世不信先后天，乃至失其为人为我，而卒亦无可知其所将终。心劳日拙，现世则已，其果何为。故中国人尊先贤，畏后生。所知皆从先贤来，能为后生开一始，斯可矣。此亦以其知养其所不知，以待其自化。何尝如西方人，必求自创一真理，为后人永守。后人承此心理，亦求变求新，而所谓真理，亦随此日变日新而俱去。中国人则不求变，不求新，唯此一化，乃自变自新，而仍在此一化中。化即是道，万化而不出此一道。唯儒家言道重人生，道家则推而至宇宙自然，非有他也。

庄子齐物论，一儒墨之是非。然他篇如人间世、大宗师，多称仲尼，亦及颜渊，乃不提墨翟禽滑厘。虽亦寓言，而儒墨不齐可知。故庄子言至人神人，亦言圣人。老子始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乃见非圣意。庄子言道亦言德，老子则曰：“失道而后德。”庄老相较，浅深自见。老子又言：“绝学无忧。”庄子内篇中有大宗师，既有宗师，则仍主有学。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而庄子内篇中有应帝王，既有帝王，则非小国寡民可知。则庄子对教育，对政治，仍与孔子儒家有吾道一贯先后相承之大义存在。而老子则言之过激。老继庄后，一如荀子继孟子之后。后人欲求异于孔子，乃多举老聃，鲜及庄周。但阮瞻终以“将毋同”三字得掾，见世说新语。则中国文化儒道两家融通和会之大体系，实亦为历代学人所同契。唯或偏庄老，或偏孔孟，乃若有其相异耳。

庄子应帝王又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孔子亦曰：“尧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民无能名，即似不自己。可见庄子与孔子意实无大异。又曰：“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此语尤有深义。中国人言教，每曰教化。言治，每曰治化。言天地，则曰造化。化待万物之自化。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自化，故曰“反求之己”，“尽其在我”，则在外无所恃。西方人必求恃于外。希腊经商恃财力，罗马整军恃武力。直至近代资本主义恃财力，帝国主义恃武力。宗教恃上帝，科学恃自然万物，必在外有所恃，此在中国谓之霸道。中国尚王道。孟子曰：“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足也。王者以德服人，心悦而诚服之也。”尚德必修之身。韩愈曰：“德者，足于己无待于外。”故能弗恃在外。则庄周道家言，实与孔孟儒义无大殊矣。

应帝王又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七窍在养生主谓之官知，目视耳听，求知皆在外。浑沌非无知，唯知在一身，融通和合，乃全体之知，非分别之知。若果无知，则何以能善待倏忽，此即儒家所谓忠信之德。忠信非无知，亦乃一全体知，非部分知。死生存亡均已融为一体，何论人己物我。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浑沌善待倏忽，即此忠信之德。庄子德者成和之修，其言修德即犹儒家之言修身。忠信所以成和。而有子言：“礼之用，和为贵。”浑沌之善待倏忽即是礼。而老子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又拒礼于外，引而远之矣。存之内，斯为忠信。表之外，斯为礼。礼即内外一体，宁有表之外而无存之内者。不忠不信即非礼。老子又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但孝慈即六亲之和，忠臣亦所以成国家之治。老子又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同犹言浑沌，老子言乃众妙所出，此犹近庄子。老子又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此则又失浑沌玄同之义，庄子断不为此言。唯曰“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则庶近之。故浑沌乃大智之谓。视听食息之知，外取于物，内供之己。物我别，人己亦别。近代个人主义之功利观，一切皆赖七窍之分别知，而浑沌之全体知则已死。庄子之言，仍必会通之于儒义，乃得其真解。

西方人求知重分别，乃尚空间扩张。中国人求知重和合，乃尚时间绵延。倏与忽，即指时间之无绵延而言。唯浑沌全体无分别，乃能绵延。中国自黄帝尧舜迄于今，绵延四五千年之久，仍然一中国，则唯浑沌之化。西方自希腊罗马迄于今，则唯倏忽多变，而浑沌则已死。庄子应帝王言政治，其大义亦何异于孔孟。唯倏忽分居南海北海，而浑沌乃居中央，空间不同，气候不同，生物不同，斯其民族文化亦不同，斯亦一自然，无可奈何。故庄子意，必求为鲲鹏，能作逍遥之游，庶可以有大知大年。其言不如孔子之亲切，有规矩。然能通庄子义，则更能通孔子义。中国民族文化之所谓知，其庶无所大违越于其所谓道。与西方人之言知识与真理，则大相异。庄子与惠子辨。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惠施名家，其源自墨来。离坚白，近似西方哲学家言。庄子讥之。西方人求知识，皆求益于生。中国崇德性，即自然。好恶内伤其身，儒家谓之欲。故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求知识仅养心之一事。会通而观，中国文化精神昭然若揭矣。今之求知者，又乌足以语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