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有庖牺时，显然还在畜牧时代。下及神农时，则已转进到耕稼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只要大家和平相处，宜可各自安居乐业。因此一般希望都在上面政治阶层。自黄帝以下，尧、舜、禹、汤、文、武，唐虞、夏、商、周各代，圣帝相传。而西周的疆土已自黄河流域南逾淮汉，而达于长江。三千年前的中国，已是广土众民，完成一大一统的国家，为举世各民族所未有。其文化传统之独特成绩，主要乃从上面政治阶层来领导，来主持。

周公起，中国文化进展又跨前一大步。以前全靠一国之主，天下之君，来主宰，来发动。限制狭，机会少。周公臣而非君，西周一代礼乐制度全在他手里创造完成。这在文化演进的希望上，又大大放宽。孔子毕生愿望，便在学周公，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对大群人类有贡献，必要做尧、舜、禹、汤、文、武，其事难。降低一步，做一周公，其事易。中国的文化想望，更要是在政治上。这一点，我们是首该注意的。

其实周公的地位，亦很难期望。周公以文王为父，武王为兄，成王为侄，故虽居臣位，毕竟与其他为臣者仍然有大不同。故孔子在当时，虽群尊以为圣，又说其贤于尧、舜远矣，而孔子在政治上的真贡献，究自不能与尧舜禹汤文武相比，并亦不能与周公相比。下逮孟子，遂又有一番新观念新理论出现。历叙上古圣人，却特地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以下达孔子。后代人惯读其书，习以为常，不感有诧异。其实在当时乃是孟子一番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新创论，新独见。即在孔子亦似乎未尝想到此处来，这真见孟子苦心，而影响后世亦特大。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农夫，其身份地位与周公不同。而自任为天民之先觉，欲以斯道觉斯民，则不得不在政治上求伸展。五就桀，五就汤，终于得志，造成有商一代之治。汤卒，嗣王太甲无道，伊尹放之自摄政。太甲悔悟，始迎归。臣放君，与周公之东征诛其兄管叔又更不同。孔子称诵周公，因其制礼作乐，开出此下一番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使人有所依循。而孔子本是宋臣流亡在鲁一孤儿。孟子先世，当更不如孔子，特提伊尹，称之为圣之任。此乃激励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身份地位，皆当奋发兴起，以大群治平之大道，自负担，自向往。这在教育意义上有其重大之启迪。

但政治乃社会之上层，无论为君为臣，皆高出人上。果使人人尽皆热衷，此种风气，祸患实大。孟子遂于伊尹后又提出一伯夷。当武王周公兴师伐纣，伯夷叩马而谏。伯夷之意，君臣地位不能不尊，征诛革命终是一乱道，不当不防。周室既定天下，伯夷叔齐乃耻食周粟，遁隐首阳山，采薇而食，终以饿死。兄弟为人，后世议论不定。孔子极尊周公，但亦称伯夷为仁人，不论双方行义不同，其居心则一本之大群，一己之生死利害置度外，故孔子称其求仁而得仁。孟子亦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人并称，皆指其对天下万世大群之造福言。是孟子非不重功业。又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则当不与伯夷同情。但道非一端，天有阴阳，地有向背，人道亦然。武王周公之伐纣，有功大群，事无可议。有人反对，并亦站在大群立场上来反对。此等事非要不得，此等人亦不可缺。专据政治言，君尊臣卑，乃一心然定理。但有时臣亦可以反对君。武王周公伐纣，即其一例。伯夷叔齐以一穷匹夫，据定理来反对，宁死不屈。孟子特称之为圣之清。所谓清，不仅无功业可言，亦复无权势可仗，一身一志，求仁得仁，实则所得亦仅在其一心。然此心垂之万古，激励兴发又何限，此其所以为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唯其人皆可为，乃得为圣。实则为尧舜尚有外面条件，为伯夷则可无外面条件，则伯夷之得为圣，亦显然矣。

就政治言，有人愿为伊尹，有人愿为伯夷，此等政治，乃始可资人想望。若仅有伊尹，而无伯夷，则此等政治终距理想尚远。但政治终是一大群众人之事，在大群中求如伊尹、伯夷其人，亦终难得。于是孟子又特地提出了柳下惠。在春秋时，柳下惠似无大功绩大名誉，孔子论语亦未称及其人。孟子特以继伊尹、伯夷而合称之为三圣人。在政治上，必求能负责任，伊尹为之代表，故曰圣之任。又求能不争权位，而自守己意，有所反对，纵居少数，亦不屈从，伯夷为之代表，故曰圣之清。更求能和谐相处，不求积极主张，亦不严格反对，不站在正反之巅峰面，只站在全体中之宽平面，一若可有可无，但亦不失其己。政治乃众人事，而此乃众人大家所宜有所能有，始得和成一体，不相分裂。孟子则特举柳下惠为之代表，而称曰圣之和。此如甜酸苦辣咸，各具一味，乃能调和为味。倘其本身无味，多加渗入，亦使全体尽成无味。伊尹只求为此食品之主味。伯夷则保有己味，而不加入此食品中。柳下惠则可以调入任何食品中，而不失其本所具有之一味，故曰“三任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又曰：“虽袒裼裸衽于吾侧，亦何足以浼我。”任何一政治界，可以无伊尹，亦可以无伯夷。但终不可以无柳下惠。柳下惠之与伊尹伯夷亦同样难得。孟子特举柳下惠，可谓深识，尤耐寻味。

孟子乃继此三圣续举孔子，认为孔子乃圣之时。时当任而任，时当清而清，时当和而和，集此三圣而兼之，乃为集大成。孔子绝不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汤，又以割烹要汤。门人四子言志，而曰“吾与点也”。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是孔子亦犹伯夷之清。及为鲁司寇，主堕三都，此乃伊尹之任。社肉不至而出走，则又为伯夷之清矣。然犹周游列国，曰“不仕无义”，“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犹伊尹之任，而又终不失其伯夷之清。其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是孔子实兼任与清，而始有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然而柳下惠终不能为伊尹与伯夷，更不能与孔子比。因柳下惠一由外面摆布，不能如伊尹与伯夷之立意为此不为彼。然柳下惠终亦不失其己，斯其所以得与伊尹伯夷为伍而同为圣。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又最恶乡愿，以为德之贼，未可与入道。伊尹之任，即是狂。伯夷之清，即是狷。柳下惠不狂不狷，但亦决不为乡愿，然亦非孔子之所谓中行。中行须能兼狂狷，柳下惠不能。然在中行狂狷三者之外，亦自有此一路，孟子称之曰和。但知和而和，则终不能与中行比。故孔子得兼柳下惠，而柳下惠不能兼伊尹伯夷。孟子此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后世论圣人，亦群尊伊尹伯夷，乃终少道及柳下惠。实则后世之为柳下惠者，乃亦多过于为伯夷伊尹。即非孟子此论所倡导，然孟子固已预瞩其趋势而莫之能违矣。

墨翟继孔子起，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亦伊尹之流。庄周为宋漆园吏，楚聘以为相，周拒之曰，愿为龟泥中，此伯夷之流。孟子愿学孔子，辞受进退出处，备极讲究。其得为中行与否，兹不论。然后起儒家则多近柳下惠。如荀卿，在齐稷下三为祭酒，又为楚之兰陵令，此亦柳下惠之流矣。唯儒家终偏于仕进。既有儒，则墨家不复盛。道家偏于隐退，乃与儒抗衡。中国历史乃成为儒道两分之天下，则益见中国文化深厚之所在。

秦汉以下，政治组织日形庞大，规制日形细密，人事日形复杂，伯夷一流在中国重视不衰。然能为伯夷者日少，亦可说竟无其人。伊尹一流，在政治上亦甚难表现。霍光追法伊尹，废昌邑王，在中国历史上殊不一二见。但霍光亦岂能望伊尹。唯如柳下惠之和，乃在中国政治史上最占重要，为绝不可少之多数。中国政治之长治久安，历数千年，和之一德，最值称道。任与清，皆出其下。亦因中国人天性最能和，而和之为功亦更大。柳下惠之为人，虽若出伊尹伯夷之下，而其影响则犹远在伊尹伯夷之上。知人论世，绝不当不与以注意。

汉高祖得天下，自称能用三人。韩信肯出人胯下，而自负能聚市人而战，多多益善。汉祖不知用，竟亡去。拜为帅，始留。此亦近任之一态。张良为报韩宿仇，遂从汉祖，然每不多言。天下定，即欲从赤松子游，此即近清之一态。唯萧何最无特殊可称，近一和字。然汉之得天下，若萧何终最不可缺。

此下如贾谊上治安策，任长沙王太傅，投文以吊屈原，及传梁孝王，孝王坠马死，谊亦忧伤以卒，此近任。汲黯治黄老言，面责武帝外好仁义而内多欲，武帝惮之，此乃清之一途。然贾谊、汲黯两人，形迹皆微近和，卒不与伊尹、伯夷相类似。此乃中国历史古今一大变，而治史者或未之注意。古人形相，乃有绝不再见于后世者。而如东方朔之徒，则显有近于柳下惠之和。今终不能谓东方朔为人绝不如贾谊、汲黯，亦不能谓其在当时无影响无功效。人之所敬在此，而所需要仍不能只在此，而不知有在此之外者。

光武时，严光圣之清，最为后人所推仰。然光武得天下，不赖于严光。三国人物最推管宁，亦伯夷之清。然严光、管宁亦终不脱柳下惠和之一途。又如徐庶，赴曹操之召，其言行乃不复见，此亦一伯夷，然亦终不脱和之一途。此亦见世变。而有志伊尹之任者则更不论。如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此即伊尹之任。然高卧隆中，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乃许出驱驰。可见后人形迹，自不得以古人拘之。

余尝谓，自秦以下中国政府乃一士人政府。诸士参加政治活动，皆可谓由任清和三色所配成。又凡士皆儒，皆慕效孔子，以为最高之准则。故任不如伊尹，清不如伯夷，和亦不如柳下惠，虽不能如孔子之中行，要皆本其性之所近，斟酌于其所遭遇，而成一任清和之配合。此乃中国之道统，而政统亦追随不离。两千年来，未有大变。而近人不察，乃谓中国士人崇拜孔子，仅能为一臣，以奉侍君主而助成其专制，讥之曰官僚。以为中国政治无革命，非民主，为中国政治传统一大污点。而归罪于孔子儒家。不知士之从政，果能任，能清，能和，则此政府自不待有革命，为君者亦不能恣其专制。则为之臣，为之官僚，又何罪之有。

中国政府，自宋以下，较之汉唐，又一大变。其时如胡安定、范文正、王荆公、司马温公，皆任之一流。而孙泰山、石徂徕，则清之一流。而如周濂溪，则巍然为此下理学开山。其为通书，乃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凡为儒士，则必以治平大道自任。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为中道。濂溪生平，仅为一小县官。窥其意向，似决不欲为一隐沦，但毕生亦未一日臻显达。既非志为伯夷，亦未能为伊尹，终亦近为一柳下惠。其爱莲说有曰“出污泥而不染”，此亦犹柳下惠之言“焉能浼我”也。

继濂溪而起者有张横渠，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得志于仕宦，犹与其弟子划地试行古井田制，是亦不失为伊尹之任。程伊川为帝师，争坐讲之制，其后终贬于蜀，似近伯夷之清。其兄程明道，从者如坐春风，较近中道。然亦安于卑微，犹柳下惠之和。以下理学家出处进退各不同。要之，皆在任清和之间，性之近，时之宜，而不一其趋，其道则一。

元兴，许衡出仕，于当代非无贡献。方其在流离中，坐一果树下，群皆争食树果，衡独不然。曰：“果无主，吾心独无主乎。”是衡亦绝非乡愿之归。然后儒终鄙之，不得与同时刘因为伦。此见中国儒论之严。故每称伊尹伯夷，而颇不称柳下惠。然柳下惠与伊尹伯夷同为三圣人，又乌可轻。许衡不得望圣人之门墙，然亦具柳下惠之风矣。知人论世，或宽或严。前人鄙许衡，其论已严。今人轻鄙前儒，则适以证其无识。

满清入主，李二曲、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乃至吕晚村等，此皆抗伯夷之清，不仕清廷。而夷夏之大防，较之殷周易代，大义所系，抑犹远之。所以不采薇饿死者，则因社会体制变。故顾亭林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代亡其国，而中国人则仍自有其天下，不随国家而俱亡。既有其天下，自可复兴其国家。故黄梨洲特著明夷待访录，维持此文化与道统，自可望政府与治统之复兴。则晚明诸遗老，不仅为伯夷，亦复志于伊尹。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在孔子颜子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亭林、梨洲时，用之不行，只为伯夷，不为孔子。果孔子复生，亦必为亭林、梨洲晚明诸遗老，不复为孔子。是则亭林、梨洲晚明诸遗老，不学孔子，而孔子乃必反学于晚明。孔子圣之时，时之义亦大矣。斯晚明遗老之善学孔子，岂如近代国人之必以反孔非儒为善识时务之狂妄浅薄乎。

清政权既稳固，名儒仍出，仍以孔子为宗师。而如李恕谷、王白田、钱竹汀之流，依然不为伊尹之任，宁为伯夷之清。不得为伯夷之清，即为柳下惠之和。政权虽操于异族，而天下则依然是中国人之天下。文化历史之大任，则唯儒士负其责。洪杨倡乱，号称太平天国，奉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为天弟，所至焚烧孔庙。倘洪杨得逞，中国恐将不存在，降而为欧西人之寄子。如南北朝时，亦有北方中国人慕为鲜卑儿。幸有少数士人，出而任天下之兴亡。其形迹则柳下惠之和，与伊尹之任相配合，其心则伯夷之心，其道统则仍宗师孔子。当洪杨时，乃有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诸儒之崛起，岂果为满清政权作官僚。近日国人乃唯讥其不知革命，是亦浅之乎其视当时之诸儒矣。

民国创建，国人群尊孙中山为国父，认其足以远追美国之华盛顿。不知东西文化相异，传统不同。华盛顿乃于英国外别创一美国，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则仍自为中国。而以临时大总统位，不数月，即让于袁世凯，以求中国之和平统一。革命之后，即继之以禅让。孙中山之与曾国藩，其斟酌轻重，天下为上，国家为下，道统为先，治统次之，皆以柳下惠之和继伊尹之任，而皆有伯夷之一番心意存藏其肺腑深处。知人论世，首贵识时务。使孔子复生，亦当无以大异于曾国藩孙中山之所为。抑别有更大之道义出乎曾、孙意想之外乎？此则有待真识孔子大道者之重为阐申。要之，孙中山与曾国藩皆确然成为一中国人，皆确然无背于孔子之大道。后人善继其风，则中国人之天下必依然常在无疑。

今日大陆又转而亲美亲西欧。要之，今日已无中国人之天下，不依仗一非中国人，即不足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至于国家兴亡，政治转移，此皆次要，不足深论。在今日，中国人若仍然希望自有一中国人之天下，则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十亿十一亿之匹夫中，倘能不断出有伊尹伯夷柳下惠，岂不仍将有中国人之天下存在。而孔子大圣，则自可暂置不论。余读孟子之三圣人论，终不免低徊往复，心向往之，而不能自已。

今试以孟子此意观西方，则自古希腊以来，即为个人主义之商业社会，不论无一共同之国家，亦复无一共同之天下。若谓亦有一共同天下，则市场为其中心，即国家亦建立于市场之上。人各专一业以谋生活，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皆然，政治家亦无不然。有权有势，以凌驾于市场之上，斯即成一政府。强迫市人纳税，既无制度，索取无厌，市人群起反抗，遂有革命。民主政治即从此产生。故在民主政治下，主要问题，一切制度，唯以纳税人代表之多数意见而决定。多一票即为是，少一票即为非。然近代唯英美乃有两大政党分立，可以计多少数。其他如法国等，不成两大政党，各小党分立，多少数亦难计，乃亦无是非可分，遂终成一不安之局。知识分子各治专业，如研究一洋老鼠，即以洋老鼠为其研究对象。亦可在政治上各投一票，有其几百万分中之一分之价值与意义。实则其所寄居之市场与其研究之洋老鼠，即为其人之天下。如英国人迁来美国，即为美国人，不复为英国人，亦何得谓其有国家观。故西方人之国家观与其天下观，实与中国人不同。近代中国人一意西化，其主要途径，亦当先求人生之市场化与商业化。即为一哲学家文学家，实亦等于以一工人资格之参加商场而已。故中国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而西方无之。至少西方社会中无如中国之有士，则何来有伊尹伯夷柳下惠，更何论有孔子。耶稣教亦与中国之士异。故今日中国而求西化，首当求工商化个人化。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今日西方人唯争人权，不论人道。一人有一权，若能得多数权，即人生大道所在，又必随时有变。然则伯夷之仁，孔子之圣，又何从见于西方之市场。

近日我国人用文化二字，传译西语。实则此语在西方甚后起，大意指人事形态之普遍传布，如铁路电灯等皆是。德国城市较落后，不愿专为一追随者，遂另用新语。大意指各地发展，有其自身之传统性，如田野之生物。但中国自古早有文化二字，如曰“人文化成”。文即指道言，学求以道化其时代，则有伊尹之任。坚守其道，不惜违反其时代，则有伯夷之清。不违时，不失道，则有柳下惠之和。唯孔子亦任亦清亦和，能随时而变其三态度，但终不失其为己，亦不失其于道。中国文化二字，兼人事与田野，亦不尽于人事与田野，更要当在大群政治上，尤要则在每一人之德性修养上。依中国字义说之，文化即人道。而其发展与变化，其主要关捩，则在少数人身上。中国人称此少数人则曰圣曰贤。但人群大道与个人德性，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同样观念之出现。依今日国人意见，则孔子亦可，伊尹伯夷柳下惠亦可，且先投入一市场，先做一平等之市民。否则加入无产阶级为一劳动大众，然后乃可追随时代，服从多数，与之俱变，乃庶可耳。唯投入市场中，则必有争，亦无所谓和。孟子之论三圣人，恐将无一而可。今日国人，对于古人轻肆讥评，固亦无怪。故中西双方文化自有分别，该先做一番郑重之分别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