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青州府中学堂后，有一事，觉得很难忍受。便是学生见了老师，必定要“请安”。所谓请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礼，那个风气，是满洲入关带进来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们已习惯成自然，见了尊长，必须如此。即使一天见几回，便请几回的安，在路上遇见，亦当街请安。可是我们南方人，实在觉得不惯。我一到学堂，便想改革此风。

一则，像那种屈膝请安，不免带有奴性（在南方仆役对主人带点官气的，也行此礼），二则，他向你请安，你也要还礼吧？不回礼似乎有点倨傲（本地尊长对于下辈是不回礼的），如果要回礼请安，我们很不习惯。

于是我们南来的教员们提议，把请安改为打拱、作揖，然而学生们对于打拱、作揖都不习惯，他们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东西来。见了这种打拱作揖，各教师均掩口胡卢而笑。于是我出了一个主意：以后学生见师长，既不要请安，也不要打拱作揖，只要垂手立正就是了。这个礼节，起初学生们还不大习惯，忍不住还有请安，后来渐渐地矫正了。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耍弄得不好，踏着自已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两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我的话又说野了，言归正传的说，初到青州府中学堂时，也颇有种种趣事：譬如课堂里的红桌帷，以及种种红的色彩，我都教他们除去了，但是这个会客厅的红椅靠，红坑枕等等，他们都不肯换。原来在中国一向以红色为吉，以白色为凶，尤其是在官场，做官的人，更为迷信，一定要触目见着一些红颜色的。他们因为客厅里是太尊时常要光临的，他来了，如果见一白无际，没有一点红颜色，是官场所禁忌的。他们既如此说，这本是官学堂，不脱官派，只好听之。其它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无伤大雅者，也只好听之。

关于商量课程的事，首先是国文。国文教员本来有两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辞职去了，他们就是上课不规定时间，而上堂只是圈点通鉴的，曹耕翁告诉我：他已经在济南请了一位教员来了，这位教员，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张的。

英文与算学，是杜安伯与胡菊如两人分担，这两人都是南方来的（胡菊如是宁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员两人，这理化教员那里去请呢？就是在上海，当时能教理化的人也难觅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个天主教堂，据说教堂里也办有一个小学堂，却介绍了两位理化教员来，一位姓白，一位姓黄，每星期来上两次课，那都是府里请他们的，我可全不管。说老实话，我也不懂什么理化，这黄、白两位先生，自已带了一本书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东西。

写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里先来通知了，说是今天下午，有两个外国人来参观学堂了。什么外国人，我起初以为又是什么德国人来乱搞吧？便请李先生来一问，原来就是本地天主教堂里的两位神甫，要来看青州府的新学堂了。我说：“我们要怎样招待他们吗？”李先生道：“不必！随便领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这两位种甫来了。我以为既是外国人（说是美国人），必然是西服笔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制服。一见之下，却是长长的蓝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马褂，脚上双梁缎鞋，雪白土布的袜，头上一顶瓜皮帽子，顶上还有一个大红帽结。除了高高的鼻粱，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个山东佬打扮，而且乃是道地的山东口话。李先生引领他们到课堂各处去看看，口中不绝地说：“好！好！也是！”一副谦恭下土的态度。我想：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传教，也穿了中国内地的衣服，按照中国的礼仪风俗，这真可谓“深入民间”呀。

我来当这个中学堂的监督，本来可以不但任教课的，我的关聘上，也没有要我担任教课。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教我担任一点课，属于训育之类，随便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上了课以后，可以认识了这班学生，不在于太隔阂，也可以亲近起来，这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觉得太空闲了，好像有点无功食禄，于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讲点什么课呢？要我可以担任，而学生们可以听得进的才对。后来我想出一法，我说：我试讲讲：“论语”如何？曹耕翁大为赞成。我和曹耕翁，都是从八股出身的人，对于论语当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书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书来。

于是排出课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课，规定在星期一、三、五。我们这个中学，仅有一间课堂，并无班级，真是简单之至。我的讲论语怎样讲法呢？说来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选了一个题日，写成一篇讲义。不过八股是有排北，有规制，这所谓讲义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这个讲义，却并不是高头讲章式的，有时把时事、新政，都穿插在里面，学生们倒也觉得新鲜可喜，如果宋儒理学大家朱、程二先生当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呵斥我这小子离经叛道的了。

这个中学堂，虽然也有暑假与年假（那时中国还奉行夏历），但是学生们每逢春秋两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余天。春天是春耕时朋，秋天是秋收时期。因为他们在学堂里，固然是长袍短褂，是一个学生，回到家里，脱去鞋袜，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们都是自耕农，没有租佃的，他们名正言顺的来告假，我可以拒绝吗？我忽发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们这学堂，不放暑假与年假，或缩短暑假与年假，而改放春假与秋假，使学生得以便于农事，岂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学堂要放暑假与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们是个官学堂，不能违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办这个中学堂，总算是很为顺手。第一、曹耕翁的言听计从，从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计划，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范围里做得到的，并不强人所难。还有，那学堂的经济权，握在府署里的，学堂里有所需要，如与经济有关系的，当然要与府里商量，经过批准。一年以后，风气也渐渐开了，又因为当时那种官办学堂，优待学生，各县的学生，也很多愿意到这个府中学堂来就学。似乎这六十位的学额太少，我常与曹耕翁讨论增额。

曹耕翁也愿意增额，伹是增额先得筹经费，而且要向省里去请示，不是贸贸就可以的。因为学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斋舍，假使我们增额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斋舍十间（以两人住一间，原有学额是六十名），并且一切饭食杂费，都是由学堂供给，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经费若干，那是要通盘筹算一下的，而且要经省里核准。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筹出一笔经费来，添建斋舍，学额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时，只有两件事，与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过去以后，也就谅解，并无一点芥蒂了。

在第二年开始，省里有命令，各中学堂要添设体操课，青州府中学堂本来没有体操课的，乘年假我回到南边来时，曹耕翁便托我请一位体操教员。我道经上海，和朋友谈及此事，那时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帮着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书社。”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号粹庵，可以担任此事，粹庵是学过体操的，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当时也便即行约定了。

我们同到了青州，山东学生对于体操一课，甚为高兴。我于此道，实在外行，据说也都是日本学来的，名之曰兵式体操。曹耕翁还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转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国兵的制服。（这一项冠服，上海制就后，运到青岛后，为德国人扣留查询，多方解释，始得放行。）学生大概出于好奇心，也很高兴穿这种制服。虽然把辫子塞在操帽里，棉袄裹在操衣里，也显出一种尚武精神来。至于操场，学堂里有的是旷地，不过那里都有树木，徐粹庵还讨厌这些树木，说：“地小不足以回旋”。我笑说：“这不过几十个人罢了，难道是一师一旅，要什么大操场吗？”

过了几月，粹庵说是经学生们请求，要什么盘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儿。他说：“这是属于柔软体操的。”我想：山东学生，懂得什么柔软体操呢？是你这个体育教师的新贡献吧。当时什么网球、篮球之类，内地尚未梦见，每天喊着“开步走！”“立正！”太无意思。姑徇所请，在操场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学堂里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里派人来的，于是写信到府里去，请置一秋千架，府里也答应了，但迟迟不来装，以为此乃不急之务，几及一月了，粹庵又来催我。我说：“再等几天，待我面见曹耕翁时，提起一声吧。”

这时，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学堂里了。那一天，到学堂时，粹庵很高兴的告诉我道：“秋千架已经做好了，请你去看看吧”。我说：“那就很好，府里派人来做的吗？”他说：“不！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我想怎么是学生自己做，急往看时，原来是截去了一棵柏树，把它横钉在另外两棵柏树中间，下面系了两条粗绳，悬住一块板，据说是学生合力动手，而粹庵自然是总指挥了。

伹是无端截去了一棵柏树，被钉的两倮柏树，也受了损伤，那是一个问题来了。因为本地人对于这些柏树，很为宝贵，他们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学堂的前身是云门书院，地方上的公产，算是借给府中学堂的，当时的点交清单上，还列明柏树多少株的，怎么可以随便砍伐呢，虽然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负责的。当时我埋怨徐粹庵，为什么不通知我，让学生们擅作主张，但树木已经砍下来了，枝叶已经丢掉了，所谓既成事实，又有什么办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对于这事，大不高兴。他虽然谴责徐粹庵，但我觉得就是谴责我。他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以为学堂里做一个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贵的柏树，地方上人一定啧有烦言。我不得已只好写了一封谢罪的信去，自承己过。截下来的一棵柏树是无法想了，幸而是较细的一棵；被钉的两棵，把它解放了，也还不致有大损伤。此外便请府里，立刻来做秋千架。我笑语同事各教员道：“为了老柏，却使老伯不大高兴（因为我呼曹耕翁为老伯），以后我们要谨慎些呀。”

另有一事，却较严重了。原来那时的山东巡抚为周馥，（号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么事要到青岛去，与德国人有什么交涉。从济南乘着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要经过青州府的。省里先有一个通知，给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说抚宪路过青州府，要令本府全体学生，到火车站列队迎送，以示本省兴学有效。

那时府里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学堂里来通知一声，说是明天抚台大人过境，应请监督率领了全班学生，到火车站排队迎送。谁知这位幕友，碰了我一个钉子回去。我说：“不但是我不到车站上去迎接，连学生我也不教他们到车站上去迎送。”我说：“办学堂是为的造就人才，不是为官场中送往迎来用的，今天接一个抚台，明天送一个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车站，不必再读书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里觉得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辞，又推了一位高级幕友王鸿年先生来。此人也是一位知县班子，他很能宛转陈词，他说：“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为然，学生岂是要他们送往迎来的。不过据兄弟们的意思，省里既然要我们去接，我们也不能不服从。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的学堂办得怎么样了，学生们整齐不整齐，倘然我们太倔强了，别的没有什么，怕的与太尊的考程有碍。我想如果朗兄不高兴去，请派了监学李先生去，也无不可。”

我听了王鸿年的话，只得转意了，便说：“既然如此，就请监学先生带了学生们去吧”。于是传谕学生，明日到火车站迎候抚军，恭听训诲。可是学生们消息很灵，已知道了这事，便来问我，要去不要去？我只得推说：“我穿了素服，没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则我头痛发烧，火车站上风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们去。”结果，学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没有去。

这件事，在第一次的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来过以后，我就有一点悔心，觉得言语也说得太激烈。试思中国官场，那一个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听。曹耕翁是位长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事怕要损了他。不过前次那位幕友，神气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领学生去接官，我是有点傲气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对学生一番申说，学生都是青年，他们一闹别扭，那大家都不愿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监学先生陪了学生回来了，我问怎么样？他说：“不但学生们没有见到抚台，连太尊以及益都县也没有见到，说是一概挡驾道乏。据说：抚台大人在专车里睡中觉，概不见客。”我问：“那末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接他吗？”他说：“他那里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站了班，只见一个武巡捕，手里抓了一大叠手本，喊道：『那一位学堂里的头脑？』『那一位青州府中学堂的？”他望着那班学生发怔，后来我迎上前去，他说：『着学生一概退去！』我们听了，也就退出来了。”

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里去时，不无媒蘖其词，说我怎样不近人情，而曹耕翁听后当然也就不大乐意了。到了王鸿年来过，我并不坚持学生不去车站，也赞成监学可以陪了他们去，他也渐渐释然了。及至火车站的情形，他也自己亲眼看到时，也觉得甚没意思。其实周馥并不注意什么学堂与学生，他也并不要学生去车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属讨好上司罢了。那时周馥已是七十多岁了，是一个聋子。有人说：“他其实并不聋，关于遇到尴尬的事，他便装着聋子，没有听见。”他在他的专车里闭目养神，但并没有睡着，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术，语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