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青州府车站，约在下午两三点钟，因为在青岛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去，府衙门里已经派人到车站来接了。

安伯夫妇和一位先在青州府中学堂教算学的胡菊如同居，他们早先已约定了，我没有带家眷来，就住在学堂里。

我到学堂还没有坐定，正想去拜谒这位青州府知府曹耕翁，堂役忽报：“太尊来了！”太尊者，知府的尊称，（清制：知县称大老爷，知府以上，方称大人，不过太尊是知府专有名称。）原来在青州府的文官，以知府为最尊，他每次出衙门，必定要放炮吹打，所以合城皆知，他要到那里去，也先有人快马通报，因此学堂里，也先已得到了消息，堂役们即赶紧来通报。

果然不一刻儿工夫鸣锣喝道，府大人已来了。他是翎顶辉煌，朝珠补服的坐在会客厅里，这就使我很窘了。因为那时穿了祖母的孝服（我母亲的孝服未满，又接穿了祖母的服，因为我是承重孙），虽然有一套素衣冠，却不曾带来。这时他衣冠整肃的先来拜客，面我却便衣出迎，未免失礼不恭。但这也无可如何了，不过我当时曾经和彭诵老曾轻说过：我是不懂官场规矩的，诵老说：曹耕翁最和易可亲，熟不拘礼的，到此也没有办法，只得穿上了一件布马褂，便去迎接他。我以乡长者之礼，依苏俗唤他为老伯，并请一切指教。又说：“在守制中，未具衣冠，殊为不恭。”他说：“我们概不拘礼。”又说：“我们做了官，只能衣冠桎梏的了。”

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是青州府里聘请的，好像人家请了一位西席先生，而他们以尊师之礼，一定要先来拜见。他去了以后，我立刻便去回拜。他请我在花厅相见，什么升坑咧、献茶，完全是一套官场仪式，使我真有些吃不消。幸亏我在南京蒯礼卿先生处，稍为懂得一些，不然，真的要闹出笑话来咧。譬如官场的会客送茶，那茶是不能轻喝的。徜然主人招呼用茶，或是客人自己端茶，傍边的仆从人等，立刻高声喊“送客！”客人便立刻起身了。但是我呢？当主人端茶时，他便招呼一声道：“随便喝！”只这“随便喝”三个宇，仆从们有了暗示，便不喊送客了。

为了学堂的事，我初来时，茫无头绪，自然要和他详谈一下，他也谈得非常坦白而诚恳。他说：“我们是科举出身的人，当京官磨蹬了好几年，放了外任，对于现在办学堂的事，完全外行。至今政府要厉行新政，通令外省各府要办中学堂，各县要办小学堂。这里本来有个云门书院，我把它改办了一个中学堂。起初以为也照从前的书院制度，选取几个高材生，在此肄业就是了。那知现在的新法必须要英文、算学、理化等等，要成为一个新式学堂规模，那就要请一位专家来办理了。彭诵翁推荐阁下到此，一切都要借重了。山东虽是圣人之邦，风气却还闭塞得很，据说：青州一府，还算是较优秀之区咧。”

原来青州府城内有三座学堂，一座是青州府中学堂，那是青州府办的官立学堂；一座是益都县小学堂，这是益都县办的官立小学（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还有一座是青州蚕业学堂，是省里办的，而由益都县兼管的，因为这地方宜于养蚕呢。这三座学堂以外，便只有私塾了。晚清自拳变以后，上下内外，都想变法厉行新政，办学堂对于外任府县，上司有个考绩，不能马马虎虎，于是他们遂有不得不办的趋势了。

青州府这个中学堂，对于学生真是优待极了。不但是不收学费，而且供给膳宿，所有膳宿费一概不收，并且还有膏火，真是极尽招徕之道。因为当时此地风气未开，父兄都不愿子弟到这种他们目为洋学堂里去读书。青州一府所辖有十余县，十余县里的青年子弟，都可以到青州府中学堂来肄业，然而来者却很寥寥。在我初来的时候，学生还不到六十人，但到后来渐渐扩充，到我两年以后走的时侯，也仍不过八十余人。因为学生全都住在学堂里（他们是各县来的），斋舍有限，再添学生，便要再建斋舍，并且府里的办学经费，也有一定限度，不能随意扩充呀。

学生是由各县保送而来的，并不是像科举时代的县考府考的考取的。据说：当时徵求学生，也和徵兵一样难。贫家子弟，不是没有读书的，他们大都务农为生，要在农隙时，方才读书，谁能舍农业而出门读书呢，富家也持保守主义，不相信那种用夏变夷之法，他们还是相信科举不能废，考试有出路。所以这个中学堂，虽是极力徵求，百般提倡，来者究竟不多。

我在这个中学堂里，却有几位学生，年龄比我大的。我那年是二十九岁（旧历虚岁），他们有年龄过三十岁的。

这时候大家拖着一条辫子（我也拖着一条辫子），我见那些学生，有的是红辩线的，有的是黑辩线的，不解何故？因之请问于那位监学李先生（他是监学而兼庶务的），他是安徽人，年约五十左右，是一位老山东了。他告诉我道：“这里面有分别，凡是红辫线的，是没有结婚的人；黑辫线的，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一看，学生中黑辫线的人很多，那都是已结婚的人了。已结过婚的人，要他们来当学生，住在宿舍里，半年不得回去，无怪他们视学堂为畏途了。

这些学生中，有已进过学的秀才四五人，而且还有一位举人先生，这使我很为惭愧，因为我只是一名诸生，而我的学生，却是一位孝廉公，这如何说得过去呢？我便去请教曹耕翁，他说：“他虽是个举人，学问也浅薄得很，他是本地益都县人，其人颇想知道一点新学，他要进中学堂来，我们也不好拒绝他呀。或者，请你特别给他谈谈，他是只领膏火而不住斋舍的。”我便约了他谈谈，此公姓李，年不满三十，果然，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长，但其人甚为谦抑，常对我“老师”“老师”，叫不绝口。我想：在我们江浙两省中，一个举人，往往有目空一切，而自命有绅士资格了。

这个中学堂，是此地的云门书院改造的，云门书院不知何时建造，我未考据，大约甚古。因为距离非远，就有一座云门山，在青州是著名的。自从改了中学堂后，只不过把房子修饰了一下，无多改建。据说：本来是没有斋舍的，后来添建了斋舍。这些斋舍，土墙泥屋，与青州那种普通民房一样，作为学生修习之地。学堂中空地甚多，如果经费充裕，再添造数十斋舍，也绰有余裕。进大门后，一条很长的甬道，直通到大厅，这个厅现在已改为课堂了，东西两侧为会客室及学监室。后面一大院落，还有厅事、房舍，我与有两位住在学堂里的教员们，便住在那里。傍侧又有一园子，园虽荒废，但是里面古木参天，都是百余年前大可合抱的柏树。进门以后的甬道两傍，也排列着很多的柏树，还竖立着几块碑碣，是一种学院威严的气象。

我到了第二天，便和学监李先生，同到各处巡视一下。第一件事是改正课堂。原来的课堂，朝南正中，设一师位，桌上围一大红桌围，上设笔架及朱墨笔砚。学生的桌子，坐南面北，正对着师位。我命他们立即撤去，这不像是课堂，而像衙门里审官司的法堂了。乃改为师位向东，什么大红桌围，及朱墨笔砚等，一概除去。并命制了高一尺的讲坛，又备了一黑板及粉笔之类，学生的坐位，也改为坐东向西。这个课堂，已改为嵌玻璃的纸窗了，倒也很明亮。但是中间进门处，却又装了一个大红黑镶边的棉门帘，这是北方规矩。不必去改它。

原来这学堂最初设立时，只有国文，教师有总教习，副教习等名目。至于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都是没有的。国文先生上课，没有一定时刻，他要上课了，使令堂役向斋舍去摇铃召集。上课时，教师并不点名，亦不讲解，命学生们圈点什么书（从前书本，都无圈点的），由教师指定，师生们均默坐无哗。不过有些学生，看书有看到疑难的地方，可以请教老师。老师坐在课堂上，觉的有些倦了，随时可以下课。此外便是学生们到斋舍的自修时期。那些学生肯自修吗？看闲书，着象棋，还算是安份守己的，否则便溜出去胡闹了。

学生上的什么课呢？曹耕翁已告诉过我了，他曾经托人在上海买了十部资治通鉴（某书局石印的），分给学生们圈点，供给他们研究史事之用，这便算是历史课了，至于地理课却是没有。处在这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合乎中学生的教科书，只不过选读几篇古人的文章，如“古文观止”一类的东西。不过我们此番来时，在上海，杜安伯为了选取英文教课书，我也选取了几种合于中学程度教材与参考书，以资应用。自然这一回，要定出一个课程表来了。每一天，上课几小时，逢星期日休假，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马马虎虎了。

学生的斋舍里，我也看过，脏得不成样子。我写了几张条子，请学监李先生，贴在斋舍里，要他们保持清洁，自己扫除。所有被褥衣服，要自己整理。学堂里所用工役有限，不能来服务，要养成学生自治之风。学堂里虽然也有几个茅厕，然而学生们都喜欢在草地上大便，粪秽狼藉，臭气薰人，因请李先生招人把这几个厕所修治整洁，以后再不许他们在草地上大便。饭厅里也去看过，学生们是吃馍馍的。（南方人呼为“包手馒头”，又称“高脚馒头”，作椭圆形。）

此外有小米子粥，煮得非常稀薄，也有几样蔬菜，大蒜是家常必需品了，肉类就很少。我们南方去的先生们，是吃大米饭的，鸡肉荤腥，鱼类比较少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学生同餐。学生们的饭食是包给厨房的，每一学生，每天若干钱，学生告假，却要扣算的。但是厨子却来诉苦，说是：“先生们（他呼学生为先生，呼我们为老爷）在饭厅上,尽管吃，我们,没有话说，但是他们吃完以后，还要带几个到斋舍里去，常常闹馍馍不够吃，我可亏负不起呀。”

我问李先生：“果有此事吗？”他说：“确有此事。因为这个缘故，厨子不肯包饭，便换了几个厨子。而且每次开饭，学生总嫌厨子馍馍太少，不够吃，甚至要打厨子，饱以老拳。他们每一餐，要吃四个馍馍，像我们南方人，吃两个已经够饱了，可是他们吃了四个，还要带着几个走，厨子就吃不消了。”我说：“现在只有理喻他们一番，如果在饭厅里，不要说四个，就是五个、六个，也尽他们吃，要带出去，可是不能。”李先生去劝说了一番之后，学生们不承认把馍馍带出去。我说：“不承认最好！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以后不带出去，那就解决了。”

但是过了两月，厨子又不肯做了，说是先生们依旧带馍馍出去，并且敲破了他的盘子。那个时期，苏沪之间，学生闹饭堂，风行一时。记得我友叶楚伧，在苏州高等学堂肄业，也是为了闹饭堂而被开除。（说来可笑，饭厅里每桌坐学生八人，有一样菜，唤做“虾滚水豆腐”，是苏州家常菜。端上来时，楚伧用筷子一掏，说我们有八个人，而里面的虾只有七只，怎么吃呀？于是附和他的同学，便把台面一翻，卷堂而去。）其实这是当时学生不满于高等学堂监督蒋君，闹饭堂是借端发挥，楚伧被开除，就此走广东闹革命去也。

不过我当时想到学生果然喜闹事，厨子也多刁顽。就是说砸破了一只盘子，这种粗劣的盘子，能值几文钱，他便大惊小怪的把破盘子，送给我看，好像是我打破了的，我心中很是生气。我就说：“厨子不肯做，另换一个。”李先生虽是唯唯答应了，但是他说：“府里限定学生饭食费若干，厨子若是亏本，谁也不肯做的。”

那时学生又举代表来说：“厨子供给馍馍，不够吃饱。”那我真担当不起呀！传到曹耕翁处，他要说：我是请你来办学堂，却教学生饿肚皮。我发狠道：“我也上饭厅，与学生同吃馍馍。”几位南方来的同事，劝我道：“何苦呢？你的身体不大好，吃一星期，就得生胃病。况且他们仍旧拿馍馍，你近视眼，看也看不见。”

我试了半个月，实在吃不消，因为我从小娇养惯，父母宠爱，对于饮食的营养，向来是好的。后来做了教书先生，适馆授餐，都是富家，待先生馔肴，又都是最丰的。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但是在我饭厅里同食的时候，却还安静，以后厨子又向学监先生噜苏不已了。他们的斋舍，我是通常不大去的，因为这是李先生的责任。有一天，我偶然进去观察一下，却见斋舍里剩余的馍馍，丢在墙阴屋角，任它霉烂，如此暴殄天物，实难隐忍，明明拿了，而又矢口说不拿，而且拿了以后，又尽量糟塌，这我可生气了。于是我请李先生，站在从饭厅到斋舍的通道中，一全一个的搜检，搜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所穿出的大褂子，袖口有一尺多宽，藏几个大包子在内，还绰有余地呢。

因说：这一次不记名，搜出的还给厨子，以后可不能再拿，要记出他的名字来了。这位李先生，初时还不敢搜检学生，恐怕得罪了他们。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越是不敢得罪他们，他们也就不大客气。我说：“你不要怕，由我负责，越怕越不成功，你若一再让步，那就闹饭堂，打厨子的风潮来了。”但是我后来想想，也不免自悔孟浪，青州府的学生还是驯顺的，要是在上海等处学潮正盛的时候，敢于搜检学生，我这中学堂监督，怕不被他们拳而逐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