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许叔重序《说文》，以刻符、摹印、署书、殳书与大、小篆、虫书、隶书，并为秦之八体，于是后世颇疑秦时刻符、摹印等各自为体，并大、小篆、虫书、隶书而八。然大篆、小篆、虫书、隶书者，以言乎其体也；刻符、摹印、署书、殳书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书不可考，而新郪、阳陵二虎符，字在大、小篆之间；相邦吕不韦戈与秦公私诸玺，文字皆同小篆，知刻符、摹印、殳书，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体言，犹《周官》太师之六诗，赋比兴与风雅颂相错综。保氏之六书，指事、象形诸字皆足以供转注、假借之用者也。秦书如是，秦以前书亦何独不然！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独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

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若大良造鞅铜量（秦孝公十八年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后所作）、若相邦吕不韦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余曩作《史籀篇疏证序》，谓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即以此也。世人见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字并自为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

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行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行之书也。通行之器与通行之书，因当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况秦之刻符、摹印、殳书，并用通行文字，则何独于六国而疑之。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讹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几与魏、齐小铜造象之凿款矣。若是者，谓其书体之讹别也可，谓其非当时通行文字则不可；若谓之为伪，则尤不可也。

余谓欲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同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不敏，又所见实物、谱录至为狭陋，然就所见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姑以壁中古文之同于四者言之，如..其小异大同者，如以上所举诸例，类不合于殷周古文及小篆，而与六国遗器文字则血脉相通。汉人传写之文，与今日出土之器，校若剖符之复合，谓非当日通行此种文字，其谁信之。虽陶器、玺印、货币文字止纪人地名，兵器文字亦有一定之文例，故不能以尽证壁中之书；而壁中简策，当时亦不无摩灭断折。

今之所存，亦不无汉人臆造之字，故不能尽合，然其合者固已如斯矣。

然则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惟一材料，其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而玺印一类，其文字、制度尤为精整，其数亦较富。然今世谱录，不过上虞罗氏、皖江黄氏、钱唐陈氏数家。

罗氏所藏，屡聚屡散；黄氏物亡于胠箧；而陈氏之藏则归于桐乡徐君斋。斋复汰而益之，丙寅秋日，出其所为新谱，索序于余。余读而叹其精善，如上所举证容履碣诸古文并出此谱。斋之于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可谓知所务矣。余近于六国文字及玺印之学颇有所论，因书以弁其首，世之治文字学者以鉴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