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里最后一段说道：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在这段话里，鲁迅把他的杂文的价值谦逊地然而公平地论定了。是的，鲁迅的杂文是我们的时代的诗史。伟大的中国，应该有一部伟大的诗史，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出来，但这个工作太艰难，正同我们处在太阳底下难得用言辞来形容太阳一样。而且我们已经有了毛主席的著作，那是指导革命的理论，正如同太阳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光明。鲁迅的杂文却是从旁面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诗史，它正好像一个月亮！

鲁迅一共有十四个杂文集，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不论长的，不论短的，篇篇是武器，篇篇是美文，篇篇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写照。我们先看在北洋军阀时代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灯下漫笔》（《坟》）里有这样的记载：

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

这篇文章注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孙美瑶在津浦路劫车掳去西洋人站在军前使官兵不敢开火，反映当时朝野一般的心理。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还有这样的记载：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

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

我们读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三段：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许多人都对他看，但他走过去了，许多人也就不看了。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这种文章是生动的历史，是诗，有具体的形象。重要的当然是鲁迅的思想性。鲁迅所写的二十六年前军阀时代的北京，封建的北京，在新中国的太阳底下毫无踪影，然而当时是满街的形象。

下面则是蒋介石统治时期鲁迅在上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史料，我们应该仔细地读。像《二心集》里有一篇《再来一条“顺”的翻译》，我们禁不住要把全文抄下来：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日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

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

“……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的题目，本来是讽刺那时上海主张“顺而不信”的翻译家的，鲁迅却写了这么一篇有极大思想内容的文章，暴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人民革命的恶毒的污蔑，并指出反动报纸的无知和可笑。我们于学习他的战斗精神之外，实在佩服他的杂文的手法，他写杂文同写小说一样，总是富有形象性，善于采用典型。一方面具体，一方面又集中，对读者印象深，效果大。

我们读《“友邦惊诧”论》（《二心集》），一九三一年写的，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学生请愿，鲁迅写道：“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是这样以他的笔杆打击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的。

我们读一九三三年写的《天上地下》（《伪自由书》）：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

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释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这里，鲁迅深刻地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他们用飞机轰炸来屠杀中国的革命的人民，实质上是在替帝国主义开路；指出所谓“非安内无以攘外”的本质，就是用血腥的屠杀来镇压人民革命，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了，才可以安安稳稳做帝国主义的忠实的奴才。

我们读一九三三年写的《九一八》（《南腔北调集》），只读关于上海华界情状：

至华界情状，却须看《大晚报》的记载了——

今日九一八

华界戒备

公安局据密报防反动

今日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国难二周纪念，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昨据密报，有反动份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乘机开会，企图煽惑捣乱秩序等语，文局长核报后，即训令各区所队，仍照去年“九一八”实施特别戒备办法，除通告该局各科处于今晨十时许，在局长办公厅前召集全体职员，及警察总队第三中队警士，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同时并行纪念周外，并饬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路，南阳桥，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沪西曹家渡三角场，闸北谭子湾等处，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制造局路之西，徐家汇区域内主要街道，尤宜特别注意，如遇发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丽园路报告市保安处第二团长处置，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胶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场等处，严密暗探反动份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处，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云。……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鲁迅在这里给我们指出，工人们要纪念“九一八国难二周纪念”，反动派却这样害怕，这样如临大敌，要阻止工人的爱国运动。这正说明反动派是跟人民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的。鲁迅就是这样子暴露反动派的面目，坚决地向敌人作战的。鲁迅的精神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

我们要说的太多了，在这里想再提出三篇来，即《准风月谈》里的《推》，《踢》，《冲》三篇。

《推》的题目是这样写下去的：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后面还有几行，我们从略。文末注明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写的。

再是《踢》：

两月以前，曾经说过“推”，这回却又来了“踢”。

本月九日《申报》载六日晚间，有漆匠刘明山，杨阿坤，顾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适另有数人在左近聚赌，由巡逻警察上前驱逐，而刘，顾两人，竟被俄捕弄到水里去，刘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说，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据顾洪生供，却道：“我与刘，杨三人，同至太古码头乘凉，刘坐铁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边，……俄捕来先踢刘一脚，刘已立起要避开，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经不及，乃转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经人救起的。”推事问：“为什么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

文章我们没有抄完。这是八月写的。

十月又写了《冲》：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声》上载着贵阳通信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在这里，鲁迅指出，帝国主义、高等华人和反动派怎样屠杀和迫害中国人民。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灯下漫笔》）鲁迅把这些揭发出来，它的战斗作用，就是要大家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我们读了可以想见毛主席说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