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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三十八岁时开始创作小说，同时也写杂感。小说这种艺术是需要一定时期的酝酿才能创作的，为了适应当前迫切的战斗任务，鲁迅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运用杂感这种武器，更直捷地跟敌人作战。鲁迅的热情后来都放在杂感里面。只有敌人，才害怕鲁迅的杂感，故意放空气，“鲁迅不行了，再不能创作了，只能写些杂感了！”而鲁迅的杂感是愈写愈多，战斗性愈写愈强，技术是愈写愈高，他后来不叫杂感，统统叫杂文，杂文便成了鲁迅的出色的创作。鲁迅为反动知识分子所恨死了，就是因为他用杂感作武器同黑暗势力斗争，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也在斗争中改造自己，为了更好地掌握作战的武器，他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卓越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在前面说过，鲁迅同农民有深厚的关系。再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鲁迅同青年的关系，他总是注意青年，爱护青年，当时除了李大钊同志而外，实在没有别人像鲁迅那样把青年当作同志的。在五卅时代，北京政府由军阀段祺瑞掌握政权，章士钊做教育总长，英国留学生现代评论派同章士钊勾结，气焰不可一世，压制青年，做反动派的帮凶。鲁迅因为同情青年学生，同现代评论派作斗争。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开除学生，引警察及打手进学校来打学生，章士钊以教育总长名义解散学校，教育部司长刘百昭又雇老妈子打学生，将学生拖出学校，许多教职员因而组织校务维持会。鲁迅说，“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而当时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辟“闲话”一栏，散布谣言，淆乱是非，帮助做迫害学生的事。首先说鲁迅是挑剔学潮。这件事闹得很久，从五卅闹到三一八。在《华盖集》里有一篇《碰壁之后》就是关于女师大事件最早的一篇文章，写得很悲痛。鲁迅写他自己到女师大去，他说他“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他说他在一个他所认识的教员的话里听到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这一句学生的话把事情的本质多么直接地说出来了，是女学生受压迫而说的话。这时校长正在饭店里请客，对付学生。鲁迅自己回家，天色已经黄昏，他写了下面两段：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

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写的。当时的读者或者以为鲁迅是说得太夸大了吧，怎么用得上“谋害”“屠戮”“死尸”的字样呢？然而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还正在那里写他的《无花的蔷薇之二》，已经写了三节，到第四节便是：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写这一节的时候，大约还只是“听说”，不知道详细，接着第五节：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这时章士钊是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

这时陈西滢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杀之苦”的。他们认为“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学生请愿，正同女师大学潮一样，是有鲁迅等人在指挥的。这里就显出现代评论派的丑恶嘴脸，一方面替杀人的凶手开脱罪行，一方面恶毒地污蔑革命的斗士。

这次死难人当中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鲁迅有《纪〔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有云：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

这就是事实必然的暴露，一方面是中国的青年，是鲁迅，一方面是段祺瑞，是章士钊，是现代评论派，而鲁迅的敏感最初就“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

还有，我们看鲁迅这一节文章（《华盖集》里《并非闲话》二）：

据说，张歆海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这是五卅惨案之后现代评论派的洋奴本相鲁迅给戮穿了，鲁迅要把唾沫吐在这些卑劣的人的脸上！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奴才！

还有，这些人马上投奔蒋介石，鲁迅首先给戳穿了，我们翻《而已集》，有一篇《公理之所在》，有这一段记载：

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鲁迅早已被他们迫害，这时到了广州，中国正在“清党”，现代评论派人于是乎南下南下。他们后来是怎样在蒋介石朝廷里帮凶，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人都知道。

所以鲁迅在北京这一段斗争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女师大一个学校的事情，其实也是反映中国社会的本质的，是从五卅到三一八，鲁迅跟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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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杂感为武器作实际的社会斗争，与斗争的青年接触，他也确是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他在实际斗争中说：“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这是针对反动的段祺瑞政府屠杀青年说的，从这话里显出他对段祺瑞政府的憎恨。

他正在那里写《无花的蔷薇》，本来写的也是“刺”的，但听说北京城中施行大杀戮，就说：“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他要纪念他的学生，他说：“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他记下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在后面注着：“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从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鲁迅在实践中的认识，对我们学习鲁迅有莫大的意义。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发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广东北伐，打败了北洋军阀。到一九二七年，蒋贼介石叛变革命，实行“清党”，疯狂地屠杀革命的共产党员和人民，中国陷入史无前例的黑暗，比起鲁迅一年以前在北京所见的“黑暗”，只有更甚。毛主席后来在《论联合政府》里面指出当时的革命战士是怎样作战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个时候鲁迅在广州。他离开广州，他曾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这几句极老实的话，就证明鲁迅已经有了变化，他在反革命的血腥的大屠杀面前，有着无比的愤怒。他感到自己作战的力量不够，慨叹自己“我只有‘杂感’而已”。他要找寻更有力的武器来跟敌人作战，他到底抛弃了个性解放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有力的作战的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