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现在个个人懂得毛主席的话，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受了教育，有了一定的政治知识。可是在辛亥革命当时，道理还在闷葫芦里。在一开始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的人有，鲁迅是其一。为什么失败？鲁迅也只有苦闷，一时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鲁迅留学日本，很有学日本维新的意思。“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主席现在这样向我们发问，可是鲁迅当时还正在老老实实用功做学生，不可能懂得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这是一件事情。再一件事，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换句话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生长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来，鲁迅自然不可能考虑到领导阶级的问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归咎于农民以及一般小市民为“愚弱的国民”，怀疑群众的力量。这便是鲁迅失望、苦闷的原因。同时他的革命爱国精神格外加深，可以说他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痛苦的心境当中。他在辛亥革命前两年回国。他同情辛亥革命，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同时他讽刺辛亥革命。这个态度他在日本留学时就表现着。在《朝华夕拾》里面《范爱农》这一篇文章里，他记载着当时在东京的留日学生的情形，当然都是些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他自己也在内，听了徐锡麟被杀的消息，“人心很愤怒”。接着就有这么的句子：“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分明是讽刺的口吻了，说着“照例”。在同一篇文章里，叙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在绍兴做教员，会见了东京分别的范爱农，文字并不少，等到言入革命，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样子，只是这么的两句：“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鲁迅不满的心情可想而知了。然而鲁迅的笑容也确实是可掬的，他接着这样写：

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他于一九一二年离开绍兴，同年往北京，以后长期在北京（直到一九二六年秋被迫南下）。《头发的故事》是他用小说体裁写他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对双十节的感慨，我们且抄出这些来：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对于鲁迅确是有一件得意的事，便是辛亥革命剪了辫子，便是《头发的故事》的主题。说他是悲痛也可以，说他是讽刺也可以。

在北洋军阀时期住过北京的人，对《头发的故事》所描写的北京双十节的情形，虽然文字不多，现实的意义甚大，真只有鲁迅一鳞一爪反映出中国社会的面貌了。我们现在所特别注意的，是鲁迅对“国民”的态度，也就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三个字，常常出在鲁迅的笔下，在《呐喊》自序里叙述他在日本学医时看电影的事情，便是这样叙：“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便是鲁迅在社会科学范围里头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看问题。《头发的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把他的意思完全说出来了，这话便是：“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鲁迅说这话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他要用这话来刺激当时的人，使他们觉悟起来。因此，在这话里面含有他的革命爱国的深心。那篇小说里又说：“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一句话把五色旗的中华民国完全写出来了。“每〔各〕家大半……踱出一个国民来，”鲁迅在这里确是深深地注意他们，希望他们，然而对他们无可奈何！总之鲁迅对辛亥革命失望了，他认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几个”有“远志”的人包办代替，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愚”。他并不认为包办代替是不对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愚”上。这少数与多数他都是爱的，他自己也在这数目当中，所以说“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接着又说了这么一句：“我不堪纪念这些事。”谁读着都感觉着他的悲痛。

我们还应该注意《药》这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写出辛亥革命以前的社会情况，他以极沉痛的心情写出当时人民的愚蠢和麻木，写出革命志士不为人民所了解，深刻地暴露出封建统治的罪恶。小说的情节是，一个姓夏的孩子，名字叫瑜，因为要造反，给本家告了官，杀掉了。刑场明写着在“古□亭口”。有一个开茶馆的老头，他的儿子生了痨病，他相信人血可以治得好他儿子的病，于是杀夏瑜的刽子手同他做了这桩买卖，即是杀了革命党人拿这血蘸馒头卖给他做药。所以鲁迅深刻地用了《药》做小说的题目。“夏瑜”影射“秋瑾”，在《且介亭杂文》里面有一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曾叙出“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所以在《药》里写着“古□亭口”。从鲁迅的本意看来，革命是革命志士救国的事业，其本家要告官，出卖烈士，杀烈士，刽子手要做买卖，更卖烈士的血，这些是革命的敌人，然而中国人民怎么这样无知拿这血来医痨病呵！完全不知道革命这一回事呵！这有什么办法呵！在鲁迅真是一种深心，他精神上长期有着极重极重的负担，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他给我们留了这么一篇作品，写出封建社会里无比的黑暗面，然而光明还应在未来，所以烈士的坟上有不知谁送来的花环。

问题实在是在于革命的力量上面。鲁迅的思想比辛亥革命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深刻，他不以为满清皇帝倒了便百事大吉。他探索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了毛主席的理论，问题便明若观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鲁迅当时还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念，他只是注意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即是农村里的农民与城市里的小市民。他感到要这些人觉悟有什么办法，除非“造物的皮鞭”落到这些人的脊梁上！这就是应用生物进化论观察社会问题者必然的结果，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他深深知道中国封建的危害性，非革命不可，革命就是走西洋人的路，他还不知道那条路叫做资产阶级的路，领导权属资产阶级，在他仿佛是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似的，即是几个有远志的人。其实辛亥革命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不过十年多，中国已经有了工人阶级，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问题便提不出来了。也只有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得出问题来，即是阶级问题。有了工人阶级领导，则农民便是中国革命的强大力量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都是革命的力量。伟大的道理，今天对我们是一个常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血教育了我们，以胜利教育了我们，教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科学，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科学。

在今天我们提出“辛亥革命与鲁迅”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爱国问题，意义深长。鲁迅当时那么寂寞，今天我们是举国欢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