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周树人。母亲姓鲁，故用了这样的笔名。

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自叙传略》开首第一句写道：“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有这样的话：“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同序里又说：“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一、他生长在绍兴这个都市里；二、他小时所受的教育；三、他同农民亲近。

1

在《女吊》这一篇的开头，鲁迅这样写：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

这一篇《女吊》，是鲁迅最后写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二十日写的，比作为遗嘱而写的那篇《死》还要后半个月。写的是复仇的“女性的吊死鬼”。一下笔便联想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两句话，不，这两句话就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报仇，因为中国尚未解放，“女吊”乃是这个思想的形象化。他认为绍兴人“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鲁迅在最后写这一篇文章，意义甚大，等于屈原的《国殇》，表现他不忘记绍兴，不忘记绍兴的人民，将复仇的真理记录下来，作为遗教。绍兴是他的故乡，实在除了被压迫者居住的地方，鲁迅是没有另外的故乡的。在他的小说《故乡》里，主要是写贫苦的农民闰土。他的文章里不着重写风景，但他真能写出地方的色彩，是充满了斗争意志的人民的地方。他怎能不爱这些人民，他怎能不爱这个地方！换句话说，鲁迅是爱中国呵！他在《女吊》里给我们介绍“目莲戏”开场的“起殇”，他这样写：

“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

这里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是鲁迅心中的故乡，他怎能不爱它！读者又怎能不跟着他爱它！在中国革命胜利了的今天，农村中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我们大家的思想意识都经过改造了，我们再来回头看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的文艺作品，连古人的集子在内，像鲁迅这样生动有力的文章是不多的。我们读着能得到很大的教育，原因便在于他是革命爱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寄以极大的希望，他的写作都是通过他的斗争意志的。像鲁迅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叫做爱故乡。

我们还应该抄他写“女吊”的两段：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一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这真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是多么爱她！我们说鲁迅的《女吊》等于屈原的《国殇》，是就他们对祖国的忠诚说的，究其实鲁迅是人民革命时代的先觉，通过中国共产党，他已经知道人民的力量，有意借这一个女魂写出被压迫者复仇的美丽形象，告诉人民要争取胜利。这个美丽的形象是他的故乡绍兴给他的。

2

再说鲁迅小时所受的教育。在《朝华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鲁迅七岁时读书的情形。一天清早，他家里的人正准备带他去看赛会，是坐船去。

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

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

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

后来家里又把他送到书塾里去上学，这个书塾便是《朝华夕拾》里所描写的三味书屋。他这样描写他第一天上学的情形：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那时孩子第一次上学先要对着孔子牌位拜孔子，没有牌位心目中也依然当做有孔子牌位那样对着拜，拜了孔子再拜老师，所以鲁迅这样写。鲁迅在书塾里算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在《朝华夕拾》第三篇《二十四孝图》里有这样的叙述：

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这说的是他的“小同学”，开蒙读《三字经》的同学，可见他自己年龄较大程度较高了。总之这是当时封建教育的一幅图画。

鲁迅在他的《二十四孝图》里是记他当时看二十四孝图的情形，其中他特别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图发生反感，他这样记着；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朱熹曰：“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接着另叙“郭巨埋儿”的事情云：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在这篇文章的结末鲁迅还作着总结道：

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这些就是鲁迅做孩子时受封建教育的情况。封建教育给与孩子心灵上的毒害，从这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鲁迅在少年时期就非常敏感，也可从这里看出来。

鲁迅小时喜欢看图，喜欢看旧小说上面的“绣像”，而且喜欢描画这些绣像，这件事我们也应该注意，因为这件事与后来鲁迅创作小说很有关系。鲁迅写小说的方法，当然吸收了外国小说的长处，但他对中国民间的艺术懂得特别深，而且酷爱其一点，即是不要背景。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一篇文章里说道：“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鲁迅的小说正是“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以这几个人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个方法，在五四初期，一般的读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鲁迅自始至终“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连环图画辩护》），他是有深意的，他爱好中国民间的艺术，他创造小说默默地有取于它，他做儿童时就喜欢过它。在《朝华夕拾》里有好几篇都写着鲁迅小时看图画的事，把那一个小孩子的欢喜的光辉完全保留在纸上。我们且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篇里面的话：

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所以我们谈到鲁迅小时所受的教育，他喜欢看图画这件事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3

我们再说少年鲁迅同农民的关系。无疑的，我们研究鲁迅，了解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鲁迅生长在都市，后来又在南京四年，在日本七年多，他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已是在北京住了六年，然而鲁迅主要的小说不是写都市，从鲁迅谈他自己创作的话来分析他的思想意识，他丝毫没有想到要表现产业工人。他关心“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下层社会是中国的农村。他渴望中国革命，而本着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村来看中国革命如何能成功，他便来写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英译短篇自序》）。他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放在农民身上，以及城市里小市民身上。他同五四新文学运动另外几个发起的人之所以不同，其关键便在于革命爱国主义者鲁迅关心农民，描写农民的生活。他从小就熟悉农村生活。“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鲁迅这样说，是他自己指出这个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里，虽像《一件小事》那样写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力车夫，但主要的小说是写农民的。像《社戏》里面的人物是写得朴质可爱的，《社戏》便是鲁迅以他母亲的母家作为背景的农村故事。其中双喜，阿发，桂生，都是小孩子，我们且不谈，我们且来看鲁迅怎样写八公公和六一公公罢。一群小孩子荡着八公公的船夜里去看戏，戏看完了，归途上岸偷了罗汉豆到船舱里煮了吃，在六一公公的田里各人都偷了一大捧。“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但到小说快要收结时，鲁迅这样写：“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对于六一公公，当他知道孩子们偷了他田里的豆，他认为这是请客，是应该的。这时“迅哥儿”在那里钓虾。“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了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鲁迅就是这样描写农民的朴质的善良的性格。

我们再说一件事，关于鲁迅小说的背景。据《社戏》里说，鲁迅母亲的母家是“临河的小村庄”。准此，我们有理由推定《风波》这篇小说里所写的小村庄便是它。这村里的航船七斤在革命时（辛亥革命）进城被人剪去了辫子。准此，我们有理由推定阿q是这航船七斤的邻村人，因为《阿q正传》里有记载：“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一个农村，鲁迅母亲的母家，同鲁迅后来写小说是很有关系的，他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农民。

鲁迅在日本

鲁迅生在中国旧式士大夫家庭里。在他十三岁以前，他的家庭是“小康人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进士。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因故下狱，同时他的父亲生了重病，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呐喊》自序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用了他所清楚记得的两样店铺的柜台给我们画了一个形象，说实在话，在旧日社会里有三件事城市里的小孩子不懂，即是药铺与当铺，再便是监狱。而鲁迅当时大约都经验过了。我们已经知道，鲁迅爱画画儿，曾把《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描了一大本，这一大本，在那同一篇文章里他说：“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这无疑是出入于质铺和药店的时候。在他父亲故去之后，他在《朝华夕拾》里的一篇《琐记》里说：“我其时觉得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他并说这时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变卖了。他并说这时他对城里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可见他受的刺激之深。就在这时，他十八岁，他的母亲为他筹了八元旅费由他到南京去投考不要学费的学校，他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那时读书人还认为科举应试是正路，进学校叫做“学洋务”，是被人瞧不起的。而鲁迅争取着走新的路。他在水师学堂学了一年，《琐记》里说，“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可也。只得走开。”第二年他改入仍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进这学堂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这时，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所谓“新学”对鲁迅的鼓舞了，在《琐记》里有这样的文章：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 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这文章是在吃辣椒看《天演论》后二十六七年写的，鲁迅还是情不自禁，写得多么喜悦，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鲁迅当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星期日跑去买了本《天演论》来，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的问题都提出了，鲁迅这时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定是感到天翻地复，他一定是用了新的方法去思考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他那里有了萌芽。他从始就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同康有为等当时的“新党”不同，他同情康有为、严复，是对他们的进步性共鸣，康、严都是毛主席说的“先进的中国人”，都曾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鲁迅在后来的文章里对康有为总没有说过坏话，就是在写《花边文学》的时候还是同情他。在别人批评严复的翻译时，鲁迅又极力替严复辩护。他掌握了历史观点，同毛主席是不谋而合。

鲁迅一八九八年到南京，一九〇一年在矿路学堂毕业，一九〇二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在南京四年之中，有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变法”，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这些事故对他的爱国思想起了多大的刺激，我们可想而知，他也就决定了他自己救国的道路，他的道路可以说是向日本人学习。如他自己在《自叙传略》上所说，他在南京本来是学开矿的，“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这就表示青年鲁迅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学日本维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毛主席这样形容那时人们的心理，鲁迅正是如此。在选择维新的道路上，鲁迅同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先是他决意学医，二年之后又决意学文学，在当时很少有同调的。在他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他说那里“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他总有着较一般更为彻底的要求。他的出发点是在于“思想革命”。因为他革命的意识重，爱国的意识重，所以他学一种东西，从来没有单纯技术的要求，不论学医，或者学文学，都是为着救中国。他也同当时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深深怀着民族革命的感情，一九〇三年他在东京送照片给朋友，在照片上面题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这里的“轩辕”是代表汉族，即为了革命（当时的革命要打倒满族所建立的政权）而献身的意思。在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去，经过水户这驿站，他记住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这事在《朝华夕拾》里的《藤野先生》这篇文章里有着记载。一鳞一爪，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怎样的深心呵！他在东京听说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他悲痛已极，他一直不能忘记，到了写《狂人日记》写《药》的时候还要纪念他们！我们去翻《狂人日记》里“徐锡林”的名字罢，《药》里的“夏瑜”就是秋瑾的纪念罢！

他先在仙台学医，二年之后要改学文学，这原故他自己讲过好几次的。那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在《藤野先生》里面鲁迅这样记着：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是隔了二十多年以后追述的话，他说着“无法可想”，是因为他的矛盾甚深，他还不能从阶级观点看问题，我们在此不作分析。我们只看那时那地，鲁迅以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在那一群拍掌欢呼的日本人当中又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受了多么大的刺激呵！因了这一刺激，他认为中国人“麻木”，他学医的志愿变化了，他认为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不学离开仙台到东京去提倡文艺运动。这个变化也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时他能把文艺看得那么重要，“当然要推文艺”。我们于此也可以看出，在他学医的同时，他已经接触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上的革命爱国诗人已经给他以鼓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欧洲文学，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彼得斐，对他都发生了影响。鲁迅实在是一个诗人，不过在文艺形式上他应该向小说方面发展，所以在外国文学之中，他慢慢集中注意于小说，影响他最深的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在他们的作品里，讽刺的笔调，爱国的热诚，深深地感动了他。五四时期他在创作上的伟大贡献，这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在他这里已经有了新文学的萌芽，即革命的民主的爱国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