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乾隆时的衰机

清朝的国运，乾隆时要算极盛，而衰机亦伏于此时。原来所谓八旗兵，它的种类，是很杂的，它的程度，也是很低的。在关外的时候，虽然以勇悍著闻，而入关之后，它的性质，就起了急剧的变化。当吴三桂举兵时，八旗兵已经不可用了。而谋生的能力，又是没有的。到后来，生齿繁殖，就反生了一个生计困难的问题（清初旗兵的饷银，比绿营加倍。居京师和在外省驻防的，所占的都是肥美之地。然而并不能耕种，都是典卖给汉人。饷银入手，顷刻而尽，往往预借到一两年。初入关的时候，旗民奉亲王府之命，四出经商。又或以卖人参为名，到处骚扰。因此就禁止他们，不准经营商业。旗户欠债很多，圣祖曾代他们还掉。又屡加赏赐，也不久即尽，并不能经营事业。乾隆初年，曾行移垦的法子，把他们移殖于拉林河、阿勒楚喀等地方，不久，就多数逃走了）。旗兵如此；其绿营兵也承平岁久，实不可用。高宗颇以十全武功自夸（平金川，定伊犁，服廓尔喀各两次。并定回部、安南、缅甸、台湾），其实天山南北路的平定，一半是适值天幸；安南、缅甸、廓尔喀三役，都弄得情见势绌，掩耳盗铃；金川之役，尤其得不偿失。嘉道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就弄得手足无措了。

高宗是个侈欲无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欢师心自用。并不能学圣祖的克勤克俭，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仿圣祖（譬如开博学鸿词科等）。三次南巡，所至供帐无度，国家的元气，被他斫丧得不少。而最荒谬的，就是任用和珅。和珅是个满洲官学生，应役在銮舆卫，扛舁御轿。有一次，高宗出行，在路上，忽然发现缺少了仪仗。高宗大怒。厉声问：“是谁之过与？”左右都震慑，没一个人敢对答。和珅便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吐音洪亮，高宗异之。又和他说话，奏对都称旨。由此从侍卫、副都统，超迁到侍郎、尚书。拜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子丰绅殷德，尚了公主，声势赫奕。至于公然令内外奏事的，都要另具副封，送到军机处。和珅是个贪渎小人，除掉要钱之外，一无所知的。既然揽权，就要纳贿。各省官吏，不得不都苛取之于下属，辇着巨金去侍奉他。下属无法，只得再刻剥之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当时发觉的赃吏，赃款动至数十万，实为前此所未有——不发觉的，还不知凡几。加以这时候。民间的风气，也日趋衰侈。看似海内殷富，实则穷困无聊的人，也不知凡几。内乱之起，就处于必不能免之势了。

以财政论，乾隆中叶后，国库的剩余，有了七千八百万，也不为不多。然而从乾隆末年乱起以后，国库的储蓄，就逐渐消耗。加以康雍时代，吏治清明，一切政治，都费用较少，嘉道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譬如清初河决一次，所花的钱，不过百余万。道、咸后便动辄千万）。财政日渐竭蹶，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一个大关键。

第二节　嘉庆时的内乱

清中叶的内乱，起于乾隆末年。先借湖广的苗乱，做个引子，其事已见第七章第一节。这一次，蔓延的区域，虽不很广，而调兵运饷，业已所费甚巨。乃事未平而教民之事起。

白莲教，起于元朝时候。有人说他们的秘密组织，含有别种宗旨在里头，然而无可详考。就他们暴露于外的行为看起来，总只算他一种邪教。却是他的传授，从元到清，绵延不绝。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教首刘松，因事泄被擒，遣戍甘肃。然其徒刘之协等，仍密赴各处传教。诡奉河南鹿邑县的王发生，称为明后，潜图不轨。公元1793年，事泄，同党都被擒获，而刘之协逃去。于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骚扰不堪，反而做了激成变乱的近因。公元1796年（仁宗嘉庆元年），教徒起事于湖北，刘之协、姚之富和齐林之妻王氏等为之魁。而冷天禄、徐天德、王三槐等，又起于川东。自此忽分忽合，纵横川东北、汉中、襄、郧之境。官军四面剿击，直到公元1799年，糜饷已七千万，依旧毫无寸效。推缘其故，约有数端：

（一）则这时候的官军，腐败已甚。将帅也毫无谋略。教民势极为飘忽，而官军“常为所致”。又每战，辄以乡勇居前。胜则冒他的功劳，败则毫无抚恤。教民也学着官兵，以被掳的难民挡头阵。胜则乐得再进，败则真贼亦无所伤。

（二）高宗以公元1795年，传位于仁宗。然仍自为太上皇，管理政事。和珅也依然握权，他是只晓得要钱的，带兵的人，不得不克扣军饷去奉承他，于是军纪益坏——当时往军中效力，算件好差事。去了一趟回来，没有不买田置宅，成为富翁的。（三）教徒兵势既如此其盛，人民被剽掠得很多，都弄得无家可归，于是逼上梁山。所以虽有死伤，其数不减。

公元1799年，太上皇死了，和珅也伏诛（他的家财，据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共一百零九号。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值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两。未估价的八十三号，照此推算，又当八亿两有余。近人说：甲午、庚子两次的赔款，和珅一人的家产，就足以清偿。法国路易十四的私产，不过二千万两，不及他四十分之一）。于是局面一变。仁宗乃（1）下哀痛之诏，（2）惩办首祸的官吏，（3）优恤乡勇，（4）严核军需，（5）许叛军悔罪投诚，（6）又行坚壁清野之法。命川、陕、湖北、河南，协力防堵。再用额勒登保、杨遇春等，往来剿杀。其势才渐衰。到公元1802年，十二月，六股教徒，总算平定。其余众出没山林的，则到公元1803年七月，才算肃清。而遣散乡勇，无家可归的，又流而为盗。直到公元1804年九月，才算大定。这一次的乱事，首尾九年；用去军费二万万两；教徒一方死的数十万；官军和乡勇良民，就并无确数可考了（关于川楚教徒详细的战情，可参看《圣武记》）。

当西北闹教民起事的时候，东南亦有所谓“艇盗”。其事亦起于乾隆末年，阮光平既得安南，因财政困难，就招沿海亡命，供给他兵船军械，又诱以爵赏，叫他入海，劫掠商船，广东海面，就颇受其害。后来内地的土盗，亦和他勾通，一发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夷艇借土盗为耳目。我南则彼北，我北则彼南。我当艇寇，则土匪乘机剽掠，我剿土盗，则夷艇为之援应。夷艇既高大多炮，土匪又消息灵通”。剿抚毫无效果，朝廷因急于平教民，又无暇顾及东南，于是为患愈深。公元1802年，安南旧阮复国，禁绝海盗。夷艇失援，都并于闽盗蔡牵。仍以海岛为根据，和陆地的土匪交通，令其接济饷械，为患闽浙。这时候，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颇善水战。乃自造大船三十艘，名为霆船（巡抚阮元，率官商捐出钱来，到福建去造的），入海把他打败。蔡牵就和广东海盗朱联合，为患闽粤。公元1804年，朝廷用长庚总统闽浙水师，屡战皆胜。而前后做闽浙总督的，都和他不合，遇事掣他的肘。公元1807年，长庚战死南澳洋面。朝廷仍用其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公元1808年、1809年两年，先后把朱濆、蔡牵打死。公元1810年，两广总督百龄，又剿粤海余党。海面才算肃清。川楚教民定后，不满十年，北方又有天理教民之乱。天理教，本名八卦教。其教徒布满直隶、河南、山东西。而滑县李文成、大兴林清为之魁。林清贿通内监，打算于公元1813年，驾幸木兰秋狝时，袭据京城。未到期而事泄，滑县知县强克捷，捕文成下狱。教徒就攻破县城，杀掉克捷，把文成救出，长垣、东明、曹县、定陶、金乡，同时响应。而曹县、定陶，县城均被打破。林清使其党潜入京城，乘夜分犯东西华门。太监刘得才、杨进忠，替他领道。阎进喜等为内应。攻入门的，约有百人。幸而发觉尚早，关门搜捕了两天一夜，才算搜捕干净。林清亦被获于黄邨。河南、山东的教民，也总算随时平定。这一次乱事，蔓延得不算广，时间也不算长。然而内监都交结起事教徒做内应来，当时人心摇动的程度，就真可怕了。

以上所说，不过是荦荦大端。此外小小的变乱，还有好几次。社会的现状，既已很不安宁，政治上业已没有法子可以维系，而外力又乘虚而入，于是清中叶以后种种的波澜，就层见叠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