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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

五 徒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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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九七《北狄传·匈奴传》略云:

郭钦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通鉴》卷八一“太康元年”条未载郭钦此疏,不载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之语。殆由不甚解其义,遂与出北地等句并略去之耶?又《文选》卷四九干令升《晋纪·总论》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句,李善注亦未及见士四万家之语,且置冯翊平阳之句不可解,亦有脱误)。

《三国志·魏志》卷二五《辛毗传》略云:

帝欲徙冀州士家(《通鉴》作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晋书》卷四九《王尼传》略云:

王尼,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初为护军府军士。

同书卷九六《列女传·王浑妻钟氏传》略云:

王浑妻钟氏,字琰,琰女亦有才淑,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帏中察之,既而谓济曰:“绯衣者非汝所拔乎?”济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其人数年果亡。

《三国志·魏志》卷二八《邓艾传》略云:

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新辅政,多纳用焉。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略云:

玄上便宜五事: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

《三国志·魏志》卷一五《张既传》略云:

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同书《魏志》卷一四《蒋济传》略云:

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略云: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夏侯渊)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着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于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掳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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