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脑袋中装了四馆二院。四馆是博物、图书、历史、科学；二院是文学、军事。外加各式讲座，还带随意小酌。
——李烈钧
一个研究现代史实的人，他由个人直接知识得来材料，不过是极细微的一部分而已。其它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其它的证人来的。每一个证人，无论存殁与否，都可以发生错误，或者有意的导人于盲。所以一切的见证，都应该加以审慎的考证，以断其正确与否及诚实与否。
——沙耳非米尼：《史学与社会科学》
我这篇以蒋百里先生的思想与生活为主题的蚯蚓式的文章，即将结束了。在结束前，我想谈谈史料的考证与编次、史学上一些小问题。
我自信，我写人物史事，尽可能从“胡闹”气氛中脱出，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我保留着治史的纪律，宁可“存疑”，决不瞎造。
现代三大传记作家：1路得维希（ludwig）2斯特拉塞（strachey）3莫罗亚（maurois），这三人中，我最喜欢莫罗亚，却敬佩斯特拉塞。至于路得维希，那是门墙太高，不可企及了。我这么一说，朋友们就会明白了。我一心一意要写成斯特拉塞式的传记，结果还是莫罗亚式的。一半也是因为蚯蚓式文篇，使我非写成莫罗亚式不可。
魏华灼先生翻译了莫罗亚的《雪莱传》，曾在叙言中说到新旧传记的同异。过去的传记，有的只是引证、笺疏、书目等的堆积，过于是纪念的、颂读的、教训的。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与成功的过分扩大，内心冲突与失败，尽量的隐匿，结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画像，全是光明面，毫无半点黑影”。现代的传记，可不相同了。形式上类似小说，引起读者的欣赏的兴趣。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活人。传记家所写的传记，结构较富戏剧性，替他制造了一件艺术品。即如斯特拉塞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我们不能说：“这本传记，碰巧是一件艺术品。”我们应当说：“这件艺术品，碰巧是女王维多利亚传。”
蒋百里先生是可传之人，他的生平经历，很多是可传之事。我呢，觉得他的许多见解，还富有时代的意义。但我并不把他看作是完人，当然不是圣人。他当然有着活人的优点与缺点，尤其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共同弱点。他曾经批评过曾国藩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他自己呢，连着他们那一群朋友在内，都是不敢造反、自立为王的人。百里也都是替剑把贴标语，如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其所以成为悲剧性角色，正在于此。
中国士大夫，即如孔、孟那样的圣贤，到头来，还是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汉代大思想家王充，他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超过那一时代一切的学人，结果还是相信“命运”，好似冥冥在上的不可知力量在支配着他。曾国藩晚年对门人弟子也说，人生的成功失败，三分人力，七分命运。百里博通中外古今，看得多，见得远，可是他是相信命运的。有一回，中航公司民航机桂林号遇难，他的朋友徐新六在其中。百里说：“新六非常可惜，这也是劫数，本来早几天他就要走的。”话呢，不妨这么说，但他相信命运这一点，和一般士大夫并无不同的。（他并不自以为是造命的人。）
在香港，要找一份完整的人物文献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好几回，要想写几种人物传记，都不敢动笔。关于百里的文献，我手边有一部他的《抗战言论集》，收集得比较多，编得却杂乱无章。这是抗战第三年在金华出版的书。抗战军兴，大后方的出版条件，包括纸张、印刷种种都差得远。东南沿海一带，浙江、福建、江西比较好一点。这部论集，首先是张禾草和黄萍荪二君合作，黄君办了一个出版社，却带了市侩生意经，后来他们便闹翻了。禾草重新自行排印出版，内容差不了多少。依我的说法，上辑乃是百里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汉口、香港、重庆《大公报》上刊载过。（可是要找一份战时的《大公报》，该多么困难。）只是禾草的日记，有着许多百里的生活记录，《大公报》上未刊过。下辑，乃是百里中年的文字，散见报刊和专册的，当然更不容易找到。我在商务旧书堆中找了一本他的《新兵器与新兵制》，颇有用。我所已找到的材料就是如此。
前几年，刘厚生先生的张謇传记出版了，这本虽名为张謇传记，实际上对于张謇本人的叙述，不过全书十之二三，而关于张謇时代之国际情势、政治背景、社会经济情况以及与张謇同时的政治人物，叙述详尽，却占了全部十之七八。这对于读者当然有好处，仿佛读了一部现代中国史，却也有时使人以为这是一部袁世凯传记。假使我们把时人的传记都写起来，岂非有叠屋架床之嫌，我个人想法，我们应该好好儿编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史，再编一部现代中国史料（辛亥革命部分，已经有颇完整的史料汇编出版了）。这么，我们写现代人物传记，就不必如刘氏的张謇传记，这么繁重了。
再则，张謇的一生，有他的生活种种，既是以他为主的传记，就不能单写他的社会政治活动的方面。我们看了这本传记，总觉得是不完整的。假使刘氏留出其它十之七八，来写他的生活思想，那一定有意义得多。张氏原是旧时代士大夫的蜕变中人物，他颇风流自赏，“胸中无量蓄诗意，倾写不尽姑置之”。他的散文，才气纵横，盘盘大手笔。黄任之先生挽联中说：“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他是真才实料的“状元”。他爱好昆曲，欣赏戏剧，扶植梅兰芳、欧阳予倩，创办伶工学社和新剧场，提倡戏剧运动，这都值得特笔详记的。还有，张氏和沈寿的浪漫传奇，也正是张氏生活的一面；张孝若为尊者讳，已经失去了“画我须似我”的精神，试问《朱彝尊全集》，如真的删掉了风怀诗，那还像一个大诗人吗？张謇传记在这一方面的缺憾，使我们有非另起炉灶不可之想。
我既批评了刘氏的枝叶太多，再回看我们写的蒋百里传，或许又是枝叶太少，唯一可以解嘲的，因为这是报纸上的蚯蚓式文章，不能把野马放得太远的。我也得从实招来：在着笔前后，我实在没有工夫把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翻看一遍，连《欧游心影录》，都不曾再看一遍。许多可以映衬百里的思想进境的，似乎不够明确。百里在谈论抗战一年因果那专栏的“余意”中，说到一般青年知识水平的进步，大出他的意外。他说：“西安事变前十日，我才从欧洲回来，到香港，到上海，就有许多记者来问长问短。我是好说话的，但是他们笔记下的东西，我明天在报上看见，总觉得有许多不透彻。可是今年不同了，他们听我的话，同时又注意我的态度，摇蒲扇立起来演讲，也记载下来了；说话停顿了一下，眼光注视一下，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种由局部而注意到全体，由表面而感觉到内心，总的说来，观察深刻了。第二是感情深厚了。如‘战地与秋收’，向着稻田说：‘……快快地成熟起来吧，让一粒一粒谷子填实我们前方战士的肚皮，增强他们杀敌的精力吧。’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绪，决写不出那种文字来。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武汉一处座谈会上，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地问：‘武汉保得住么？万一武汉失了，又怎么样？’又有一位女同志问道：‘中国经济力，到底如何支持的？前方发给士兵的五元一元法币，士兵们没法兑零，乡下人一担东西，也实在不值一元法币，总是没法找，这虽是小事，也生出了种种磨擦。’她们的率直态度使我有所感想，她们现在是实际生活，已经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观察深刻、感情深厚、态度严肃，这三点该是百里所留下来的写作尺度吧，我也正在回看自己的述作呢。
（百里曾说：“我写文章，在以前，不肯深刻地想。第一次从德国回来后，我写文的风格改变了。在日本做的文章，学梁任公的一套，长篇大论。在德国受毛奇的影响，他的《普法战史》写的五册。他说过：‘如有时间，我要重写一本。’这话很有意义。”此语可备参证。）
答客问
或问：何为兵家？九流之中，何以没有兵家？
答：兵家，便是纵横家。这儿，让我来点小考证：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初民的思想，本来如此简单的，我们不必如那些星相家一样说得太玄妙，求之太深的。他说水是润下的，火是炎上的，木是有曲有直的，土可以种五谷的，这都明白得很，大家都懂得。独有“金曰从革”，从董仲舒、郑康成、张载、程氏兄弟、朱熹到戴东原……，都不曾把这句话说明白过。直到安阳古物出土，我们从甲骨文字，才明白“从革”，乃是“纵横”的本字。“金曰从革”和“木曰曲直”是对举：金属物可以打成薄片，“纵横”扩展。所以“兵家”即“金家”，亦即“纵横家”。纵横家都是向各国诸侯上条陈、畅谈战略与战术的。九流之中，自有纵横家言，孙膑吴起，都是古代的兵家。
百里先生博通古今中外，他在东京士官学校求学时，已经读了《大战学理》及《战略论》的译本：他一边看，一边把精义写在孙子的后面。后来，百里留学德国，一意想访问当代的兵学家，最后才见了伯卢麦将军。（普法战争中，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这位老将军，年已七十余，可是好学不倦，再三修正他所著的《战略论》，公之于其国人。老将军送百里出门时，对他说：“你得努力，好自为之，拿破仑说过：‘百年以后，东方将有兵学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指《孙子兵法》）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你的希望很大的。”百里读了他的《战略论》，觉得菲烈德、拿破仑、毛奇那些军事家的遗著而外，这部兵书是了不得的。
百里曾经着手写过《孙子新释》，可惜不曾完成。后来陈华元先生写《孙子新诠》，他在序文中说：“本书用以纪念蒋百里先生，他是伪司马法著者、李靖、唐太宗以后，第四个真正明了孙子的人。他的《孙子新释》竟因出版商的格碍而辍作。他的零散的偶然的说法，均显露出真谛的所在，曾予我以极大的暗示与助力。”他的推重百里，并不逾分的。
我希望朋友们不要笑我。有一时期，我也曾想写《孙子新笺》，一位朋友，他劝我不要写，他说：“别的书你可以写，这部书你不能写，应该请蒋百里先生写。”到今天，我才明白他所说的是对的，可惜百里不曾写完。
我于兵学，当然外行之又外行，但是有的话，还是非冒充内行说一说不可。《孙子兵法》，乃是军事哲学，谈的是战略，历数千年，而与日月长存。至于“战术”，由于兵器的代有进步，因此与时俱新，不能拘守成法。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兹（clause witz，今译克劳塞维茨），他的《战争论》，也是战略名著。他是从拿破仑的对俄战争失败，研究出战略来，处处可以与《孙子兵法》相印证的。克劳塞维兹，他是德国军事哲学大师，从他这一派发展下去，则有大小毛奇、许利芬（schieffem，今译施里芬）、鲁登道夫这些军事家的理论与实施。我们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只是这一派军事战略的实践，百里又是从欧洲战事实情来领会克劳塞维兹的战略的。
从失败记（汲）取教训，这是军事家的课程，我们看了董显光的《蒋介石传》，可以掩卷叹息的，就是他们一直不觉悟。自己的缺点有如项羽在垓下乃有天亡我之叹呢！
或问：百里先生如活到现在（这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如在世的话，今年不过八十岁，许多老人，如陈叔通、未启钤、章士钊诸老，他们都很健康），他的军事观点，会不会有改变？
我明白这位朋友的思想，因为目前的新兵器已进入原子时代，在飞弹时代的空军，也有划时代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到军事学的新观点？我的意思是这样：这都是战术上的改变，至于战略上的基本观点，百里死后这二十年间，在武器飞跃的进程中，愈加深了“国民皆兵”、“全民族战争”的观点。百里的“国民皆兵论”和“总动员纲要”，更凸出了时代的新意义。“国民总动员，不是全国人民一齐拿枪上战线，是全国人民，打仗的拿武器，种田的拿锄头，织布的织布，做工的做工。现在打仗，专靠血还不行，还得靠汗。地上一架战车，打起仗来只要两个人，但是战线后方要四十六个人帮他。天上一架飞机，地上要有六十个人的组织。欧战时，平均计算，一架飞机要一千工。你们要记得后方设备的繁重。军队动员，是以军队为主体，向国内吸取一部分材料，而加以组织。总动员是以国家为主体，将国内一切的一切镕铸锻炼起来，成功一个的国力，有这个力量，国家才能自保，人民才能活命。”这些话，百里说得很透彻。
且说我曾经发了傻劲，要笺注《孙子兵法》，我们那位老祖宗魏武帝曹操，他也曾注过孙子。我初以为用清代考证学家的法门加以诠释就行了。哪知并不这么简单，即如：《孙子》“计篇”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不是很简单明了吗？我们且看百里的新笺，他先引了毛奇将军在《普法战史》中的话：“往古之时，君主则有依其个人之欲望，出少数军队，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结和平之局者，此非足与论今日之战争也。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他又引了克鲁塞维兹《大战学理》所下的战争定义，说：“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接着，便是伯鲁麦《战略论》所说的：“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百里自己又怎么说呢？他说：“既曰事，则此句之‘兵’，即可作战争解，断不曰‘战’而曰‘兵’者，盖兼用兵（即战时运用军队）、制兵（即平时建置军队）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国’家，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伯鲁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注解者，岂不异哉！”这就不是我们谈考证学的人所下的笺注了。
从战略说，三千年前孙子的观点和三千年后的克鲁塞维兹、鲁登道夫、毛奇诸家之论相合，这就是百里要启发我们的微旨。试看《孙子》第二段：“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以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百里引了毛奇《普法战史》的话：“今曰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志意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国家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意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止人民之虚矫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指普）于危亡漩涡之内。”百里说：“本节文义甚明，‘民’者接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人民，非一部分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召覆败之祸。”这样的笺释，即戴东原复生，也写不出来的。
我有一回和百里先生谈到“毁”的哲学，我说：“世间的学问，不管怎么说，只是一半的道理，房子如何造？铁路如何建？动植物如何养育？都有专门学程；独有房子如何毁？事业如何败亡？生物如何绝灭？就很少人去研究了，历史家比较还注意败亡一方面，大部分还是在作歌颂兴起那一面的功业，信史就很少了。”他听了大感兴趣，说：“对，军事家就是在溃败的覆辙上找出轨迹来，克劳塞维兹一生就研究拿破仑的溃败，而建立他的《大战学理》的。”他就劝我好好儿把“毁”的哲学系统地写起来。［我四十以后，曾有几个研究课题，一个是梦的分析，我的分析，和佛罗乙德（今译弗洛伊德）走不同的路，而是从“白日梦”着手的。又一个便是“毁的哲学”，重新建立我的史观。这两个课题，都不曾建立完整的体系，在这儿附一笔，或许会有人在这一方面有所发展的。］
有位朋友问我：假如百里在世的话，蒋介石的军事情形是不是比现在好一点？我说：“凡事不可以说得这么容易，看得这么简单的。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乃是蒋介石何以失败，如何失败。一个历史研究者是不能在‘假使’前提上作结论的。”百里对蒋介石也只能开药方，至于老人是否会吞下苦丸子？那就不可知了。这从陈布雷先生以“死谏”的后果，可以看到了。
最近有一本所谓内幕新闻刊物，也详叙淮海战役的经过，依他的说法，杜聿明所指挥的蒋军是不该失败的。（他下笔时就下了许多“假定”，以为蒋军不该失败，好似这场失败很冤枉似的。）是的，蒋介石自己也想不到这么失败的，那时张治中氏从西北回到南京，他就向蒋氏进言，重开国共和谈。蒋氏说：“等淮海这一仗打下来再说。”他自以为一定会打胜仗的；打了胜仗，他就可以对等和共方谈和了；然而，打了败仗是事实，再多加点“假定”也是枉然的。所以，痴人说梦是无补于事的，我们用不着作“蒋百里如活在那时”的假定的。
我们追叙的，乃是说百里曾经作了许多军事上献议，而能实践这种献议，并不是这么一个军事领袖。
附一：与蒋百里先生一席谈
黄萍荪
开玩笑似的，我曾给蒋百里先生推过命，断定他的格局是“十全大破”。“十全大破”者，是偃蹇一生，不为世用，也可说是怀才不遇，遇则不终之意。这在平常人，原不足怪，若以百里先生的学问器度，说是不能大用，终难置信。况且他是真拿得出东西，真有人所不及的地方在。可是他自学成归国，出任第一任保定军校校长，因献策当道格不予行之故，竟愤而自戕，弹穿腹背不死，被袁世凯识为与教书先生之“绝粒救国”、“断指登坛”无异，命曲同丰接其校长以后，就转辗南北，如酬应品似的戴了多年“参议”“顾问”的帽子；不但终其生未能一握军符，即连什么总长、部长、次长乃至厅长一类的位置，都没有份儿。虽然是以军略家名于一时的这样一位人才。
民国以来，蒋百里的名字似乎有过三个时期最为新闻记者所熟道，读者们所熟知：一为任吴佩孚之高等顾问；一为任孙传芳之高等顾问；三即抗战军兴，聘问欧陆各国，并运用他那支纵横不羁，犀利深刻而富于文学、哲学、军事、政治性的妙笔，盱衡敌我得失，以坚国人志念。因为拿得出真凭实据，不说一句空话，故每一篇出，遐迩传诵，万人钦仰。于是蒋百里三个字，渐从稍稍留意中国政治舞台上人物的中年人的心目中，深入于青年社会之群了。是为第三期。
百里先生欧游归来，寄寓汉皋德明饭店，白天和诸将领畅谈军国大计，入夜则埋首案头，书写不辍。《大公报》记者与之交谊素笃，索其文料至亟，每成，常不待他签名就拿去发排，如《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稿。首得在该报按日刊载。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军略家的蒋百里反为文名所掩，《大公报》销数每天竟因此而平增万余。且竟有人于天未明时，在该馆发行部门首鹄立以待。
《日本人》初发表的时候。题下未署作者名姓，读者蒙在鼓里，猜不出是哪个做的，有人疑心郭沫若，也有说是陈布雷。郭在日本多年，固熟读其国情，但作风不若，陈氏之笔，虽以流畅婉转著称，然于三岛风光，似又无此亲切，遂有以为出自外人者，盖就文法上观，则又绝对不类译笔，直到登至最末一章的最后一行，才露出“蒋方震于汉口”六字。于是熟人就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不熟的自语道：“果然名不虚传。”
蒋方震的名字露出以后，德明饭店的会客厅里挤满了各界人士，没有一个不是来看蒋百里的。
蒋百里虽然不认识这许多人，但从他热情的眸子里望出来，又仿佛全是相知十载的老朋友。那一天，他高兴极了，被围在这些虽不素识，却是心仰或私淑他已久的人们中间，滔滔不绝地谈着，使来访的每一个人，于读其文章之暇，还领略了作者的言论风采。他说打算费十年的功夫，准备为《世界军学史》这样一部书，倘能如愿，那么，蒋百里的地位在世界上至少可以多占百年。若《日本人》者，虽侥幸得轰动一时，毕竟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文章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执笔者最光荣的事。百里先生的兴奋，有甚于政府委以任何优越的职位呢。
武汉回来和百里称生熟识的朋友这么告诉我，我暗地吃了一惊。我以为我的推断是错了。格局定他“十全大破”的人，现在要走运了。虽然不做官，而在学术界、舆论界所负的声望，已经响彻云霄了。
先是之断其“十全大破”者，谓其当校长为袁世凯所摈，任吴佩孚之高等顾问，吴佩孚于民国十六年汀泗桥一战，亡命川中。任孙传芳之高等顾问，孙传芳又一败涂地。北伐告成，今军委会委员长奉化之蒋公，为国聚才，用人秉公，幕中龙虎风霎，精英毕集，以蒋氏之贤，只要过一相当时期，自不难重为出岫之云。寻唐生智与中央议勿合，拿老师蒋百里来做箭垛，当局为避免此一代人才供人利用起见，邀之日下，加以珍护，其事三年始初。之后，百里先生的意兴好像非常阑珊，闲居沪濡，一直过着寓公生活。但在那一段时间中，对于学术界他有很大的贡献，名著《国防论》的腹稿，即于此时所拟。他遍鉴中西典籍，自谓五年之中，读书已积万数千余卷。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蒋氏自京抵陕，拟对最高当局有所贡陈，适逢国史上独占一页之“民族复兴节”，即所谓“西安事变”。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也和邵元冲、蒋鼎文诸氏一样，同为中国旅行社西安招待所之贵宾，事发以后，杨虎城的新大厦中他也占了一席。有人说，百里先生有过军政部长的呼声，似乎就在他到西安去的那个时期中。
蒋方震代理陆大校长的任命发表以后，识与不识，都庆得人。我看到报纸，极愿自己的推算不确，百里先生最好从此腾运，为世大用。因想如此人才而不为世用，决非国家之福。不料车抵宜山，宿疾复发，因失良医而殂于途次，以校长相终始，可谓数奇矣。
我和百里先生虽只一面之雅，但想到他对于青年人爱护备至的那种热情的流露，真使人永铭心腑，没齿难忘。
与百里先生会见在民国二十五年之仲春，其时他从京师偕李协和（烈钧）来游西湖，止于南屏汪庄，余以故人子进谒，兹即夕假杏花邨为之洗尘，因得畅叙终日，获益良多。
百里先生是中等身材，虽不魁梧而颇伟岸，两鬓斑白，眼光慈祥，鼻梁的准直隆起部分配置得当，有些异乎常人。他把我让到上首一张红木太师椅中的时候，第一句便说：“不用问，一望而知是某人之子。光绪三十年，我和你父亲同在神户，那时他刚新婚，大家还都笑他……唉！日子过好快……”百里先生有点感慨起来。军略家这样富于感情，我想虽怪只能止于虎帐谈兵，不得叱咤风云，正因为他就缺少一股“煞气”，那每个军人所应具的。
百里先生指间的卷烟是不绝的，一支又一支，若与其谈话相符节，你只要看他烟吸得起劲，则说话一定高兴，说话高兴的时候，他会忘记时间，忘记疲劳。那天，他除询我家庭情况，和个人之所经历外，还有好多值得书以示人的名言，留在我脑中心底而永不磨灭，他说：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青年人犯一椿毛病，就是人人不打量一下自己的学问经验，而人人喜欢躁进急就。结果，不独偾事。且连带地患了早衰之疾。我常见一班四十左右，学验正富——正当大有作为之时——的人，偏多消极，说是要想逃世隐居，效渊明《归去来辞》中的故事。这倒还是比较超拔的一种，最不行的是怨天尤人，恚懑自苦，对任何工作都打不起精神去赴，究其原因，都系病在早熟；故早便成为自然之真挚。但这是很危险的，不特影响其个人，且兼及民族国家。唐人诗“同学少年多及第，五陵裘马自轻微”，眼望他人少年得志，自己青衫依旧，心下不免知艾，以为论本领，我何尝拙于人家，为什么人家没有几年，就青云直上，显达一时？这样一想，难怪要“命也夫”，难怪要“求星问卜”，难怪有些“大不同”“普天求”之类的人要盖洋楼，置姬妾，徜徉于金玉之中了，……老弟，一个人，抱负是不可少的，有抱负而后可以立志，不然，庸俗一世，岂不可惜。但是你须记着山谷所谓“心如铁石要长久，气吞云梦略从容”这两句诗。这两句诗的解释很广泛，要自己去领悟，现在转赠给你，作为父执和你初见时的一点小小礼品，莫嫌稀少……
这番说话，无一句不注入我的肺腑。三四年来，我之畏于轻进，和渐知怎样琢磨自己，陶冶自己，使所谓“抱负”这东西蓄积、充实，经几酝酿而待熟后再图展布者，可以说全是百里先生的教训所致。
这个人的热情与对后生的奖进，无不出于至诚，他虽是这样说着，但接连问我两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不，我说我别无所求，只希望为发刊不多时的《越风》杂志写几篇文章以实其内容。回答是：“理论文章不合你的体裁，历史小品又多见于前人笔记。现代之史料掌故，大都还不能据为定论。至闲谈人事，又怕惹人之恼，我是不喜欢在笔下开罪于人的。除此，实无可记的资料……若写自己，在目下虽似风行一时，但总难蹈自炫之耻。其实我一生的经过，可记的也有不少，但我的希望，自己的事要别人来，一定会比自己执笔生色……”
百里先生好议论而不失真，虽偃蹇而少悲观，我瞧他高兴，也就不客气地问了他些不应该问的话。我说：“百里先生，人家都说你这一生很少得志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我想，这正是想听百里先生发为议论的大好题目，故有此非礼之问。
“老弟，你真厉害，会窘我。不，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开的我话匣子？好，我说一点给你听吧；我之不得志，无待人言，自己也明白，不但一时，恐将终世。然而，你得知道，与其谓蒋百里不得志，毋宁谓用蒋百里者不得时。所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我为什么不能得人之用呢？夸大些儿，亦如子贡所云‘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盖老朽所遇，每有‘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容……’。所以颜回说得好：‘……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之丑也。不容何病。’但我并不如仲尼一样，临河而叹，于‘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我虽不得志，不因此而颓唐。你想，韩非为李斯所僭，在缧绁中尚能作《孤愤》、《五蠧》、《内外储》、《说难》等五十五篇，时至今日，学者犹诵其文而仰其人，可见‘志’，不一定在‘得’，要紧的还是在‘传’。况我今日所处，优于韩子者奚止千百倍。你瞧我谈笑自如，有半点不乐意的地方透露人前吗？但是，能说‘蒋百里一生不得志’这句话的人，多少总是我的知己。我愿和此人订交，你说是不是？……”
这段说话，最有精彩，既可以代表百里先生的人生观，又可窥其所抱负。幸而当时特地把它笔记下来，今朝还留得一些鸿爪，仅为凄苦的回忆。现在摘记怀人，未免有点腹痛。
百里先生与吴佩孚、孙传芳都有相当关系，不是泛泛的幕僚可比，对他们的认识自然独深，因询其一人孰是。答曰：“吴子玉虽是举人，但读书不化，刚愎天成，他之一意想描摹‘关’‘岳’，就是读书不化而强求其解的缘故，但亦正因有此，所以在旧式军人中能够以坚贞著称。其实，是勉强的。不过这种免费的功夫，常人殊难学到，故仍觉可贵。其败，在自信过甚，总以为人谋皆出己下，所以一蹶之后，不易再振。孙馨远天资有余，惜少读书。然而礼贤下士，自谓兄弟一介武夫，但习军旅，不谙政治，还请诸位帮忙。这种小心眼儿的地方，较吴子玉的常拿关壮缪武岳穆的面孔对人，高明得多，其败，在自作聪敏，好弄玄虚。且待人不诚，喜怒可虑，所以不得善终，但这两个人在位的时候毕竟都想做一番事业，纵使大权在握，尚不敢故为非份。这是一部民国军阀史中，对吴孙二人最适当的评语，不能以我曾与之友而歧视之。”
李协和先生走进来了，姚味辛君继之。李先生说：“百里先生的健谈是著名的，新闻记者遇着他，顶有趣味：然而也顶苦。因为来不及记。他的肚子里包念四馆两院。四馆为博物、图书、国史、科学；两院为文学、军事。外加各式讲座，还有随意小酌。回头到杏花邨喝起酒来，你们就可畅聆他的随意小酌，其中有春明掌故，海外轶闻，大家更要不亦乐乎呢……”老将李协和先生诙谐地代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接着便同乘一舸，泛于湖心。百里先生指湧金门外“藕香居”“三雅园”旧址谓：“光宣之际，我和钱均夫（家治）、张阆声（宗祥）并令亲张承礼昆仲，常假此小叙。阆声和均夫都习教育，只有承礼同我考入士官。他天份特高，为同乡留日中特出的人才，归国以后，发达亦特早，不幸死在内战，军阀之摧折将才，于斯可见。（萍荪按：张先生为家三姑丈之胞弟。杭州人，曾代理四川督军，于民国七八年时，与刘存厚等参与川省军阀初期内斗，歼于行阵，并遗体亦不可得。无子，表兄继辉嗣之。身后萧条，赖百里先生多方张罗，筹资数万，作为抚悯遗孤，教育子女之需，亲友无不感其风义。）均夫近研释典，阆声整理古籍，对于晚年的兴起，可说都得其道。独余如粤谚所谓‘吊儿郎当’，还许风尘中奔走；虽无所事，可是想静下来，让你安心动一动笔的时间，不知怎样，总是分抽不出……”
百里先生这样说着，协和将军接着道：“不然，你的奔走风尘无一处不有收获，不论是自然界以及社会上的人事物，在在都是充实你智囊的资料。至形之于笔，仅时间问题，不得谓之枉费。唯我，既不能诗，又不能文，白白地混了一世，才真是笑话呢……”小艇闲话，不嫌桨缓，抵杏花邨时，已经是红日衔山、暮烟四起的时候了。
那天晚上是有相当热闹的：席间除同舟而往的蒋、李、姚外，有诗人柳亚子，艺人张大千，小说家郁达夫，名士而兼中委的经子渊，监委刘季平，都在湖上不期而遇。这些人中间，只有大千和我点滴不入，其余则无一不是酒仙，猜拳行令，填词赋诗，逸兴遄飞，喜乐达于极点。
是夕，绍酒连饮四十二斤，冠军属诸蒋经，亚军推柳郁李，姚君亦不弱，可谓痛饮唉。
百里先生与子渊先生的豪于饮，真使人吃惊，二人同时因为要尽兴，置自身的健康于不顾，也同样使人咋舌。不幸的是，两人同在一年中先后谢去，并“江南刘三”（季平）亦与之。于中国文艺界的损失，不可谓不大。
这是废话，且说我和百里先生自湖上会见后，第二天他便去玩东西天目，又循杭徽公路而游黄山，不再过杭，所以一直就没有重见的机会。此后我在京沪一带上下，也因为来去匆匆，无暇往访。
民国二十六年之元旦。接其自沪上所寄写在“发笺”上的一副七言对联，那上面的句子，就是引用初面时所赠“心如铁石要长久，气吞云梦略从容”这两句。书以篆文，衬以旧纸，更觉古雅可爱。自湖由腥羶，寒蝉所藏被寇军莠民刧掠无遗，百里先生的墨迹，不用说，也在同一的运命中了。先前总还以为只要“留得青山”，不难重求，后见季平、子渊，都先后捐馆，不禁悔恨万分。及至百里先生病殂宜山，我已经悲痛得连悔恨气息也不存了。
现在我辑其遗文，心里就非常难过。写这一篇非悼非念之短文者，用意即在将我这积尘心头已久的悲感稍微发泄一点。我想到他在宜山那个僻陋的小城中，没有一个好友瞧着他而寂寞地死去的光景，则我惟有借张阆声先生的《哭百里》诗云：
白头离乱聚南荒，三日分襟各慨慷；磨蠋半生悲往命，黄花晚节盼奇香。宵深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百里先生不但不是政治家，且连想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欲望都没有，虽然露过几次面，只是客串而已，所以到死还不曾结过党派，若以友谊论，则他和各方面又都有深切关系。
蒋百里，终其生“不脱书生本色”。我想，大概是可以算为“定论”了。
二十八年一月于金华
附二：关于蒋百里先生文选
熊十力
萍荪先生：
惠件由复性书院转到。力于二十八年赴嘉州，曾被倭机炸损，书籍衣殆尽，老躯亦曾受伤，旋辞复性，回北碚，在梁漱溟先生所办之勉仕书院暂为休止，院中无款，无力招生，亦谈不到讲学也。
先生纂蒋百里先生文选，此意甚厚，此功甚巨。百里先生于文学、政治、军事各方面，无不擅长，其襟度冲远，德行醇固，尤为士林矜式。享寿不永，诚国家之大不幸。先生集其遗文，使其心事常得昭著于国人之目，则谓百里先生不死可也。文集中最要者《国防论》；国防论莫如众志成城，而山河之险与设备之精，皆其次也。然众志成城，非徒恃众而已，恃乎众志之凝且一也。吾中华民族实质上无所谓五族，元始本同一血统由中原本部而滋长日蕃，蔓延四出，其在东北西北诸边者，文化发达较低，遂被称为胡，一犹春秋时吴楚之被斥为蛮夷也。满、蒙、回、藏与中原汉民同是三皇五帝之裔，回教哲理与六经中言天言帝之旨，亦足融通，不可妄分五族，而使众志之凝且一也，余绝非附会之谈，史实如此，此曾有一讲稿发表，措未甚流通耳。此与百里先生之意，可相印证。以此信附之《纪念之叶》，亦无不可也。
卅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三：蒋百里先生文选后序
钱基博
浙江黄君萍荪搜辑蒋百里先生文选，而以余之好谈兵，疑与先生有故，索为一言。而预播姓名于执笔之列，数以书相促，苦未有以应。然余于先生无故也，而不能不谓知先生。盖世之知先生或接声音笑貌于言谈过从之余，而余之知先生独会精神识趣于语言文字之表也。余勤于读书，而疏于接物，今人与居，古人与稽。然欲执古之道，而以御今之有，参以人事，而观之时古，验之当世，时贤之言论风采，虽罕晋接，时贤有文章著述，则无不读。余读百里先生之著述而知先生不为不久矣。余之知先生，盖以民国三年读梁任公先生主编之《庸言》，中载先生《孙子新释》一篇，叹为古书新读，会心正不在远，反复数过，历历心头。而今读萍荪所辑文选，《孙子新释》，赫然列目，重温故书，如睹故人也。余少好谈兵而未有所试，然中国古兵家言，无不搜讨，而清季直隶湖北练新军之所译《东西洋兵法》，亦多购阅，欲有以观其会通而准今以酌古，观当日江南新军之耗子弹以习射击，而不练枪刺操以习对搏，以为无当实用，而亦不慊日本之枪刺操，当贻书云梦吴绶卿将军，有所论列，谓“日本之枪刺操，有劲而无巧，式简，变化少，而中国兵器之用，不外击刺，棒以击，矛以刺，刀之砍，亦击也。惟剑与戟击刺两施，劲巧兼擅，如善古代刀矛剑戟之用，神而明之，而用之于枪刺操，尤足以习手足，便搏接而立攻守之胜。燕赵古多技击之士，方今不乏健者，盍广招延而于此加之意。昔戚武毅练兵南北，著有长兵、短兵、拳经、剑经之篇，以教士卒，如能推陈出新以著枪刺经，必以绍休前人”。将军复书嘉许，而未及有所施也。及辛亥革命，观江南诸将自以为革命有功，贪财好妇女，瞋目语难，以声色自娱嬉，而不知兵之有学，心所谓危，而逢译《日本参谋须知》，参以己意，成《参谋论》以登民立报，意欲有所警发，而人微言轻，莫之省也。时余规某师长不能练兵，不如解兵，谓“辛亥革命之成功，清廷特以虚声下耳，此后必以实力。然辛亥革命之执枪者，今则以功擢而执指挥刀矣，谈何容易。若而人者，执枪尚能射击，执刀以何指挥？何也，以未当问学也。公诚以为所部堪一战乎？”及民国二年以有二次革命之役，而余之言卒验。余还读我书以养吾恬。而得读先生《孙子新释》以开拓万古心胸，窃叹天下未尝无人，而中国兵之有学，将必于先生肇之，诚以未见颜色为恨。窃谓先生之论兵也，善衡今而道古，尤推陈以出新，惬心贵当，此其识有独到。观于先生之论井田，以谓“所以致力于沟洫者，非特以养农业民族之灌溉，抑亦以制游牧民族之纵横。夫阡陌交横，沟渠旁午，固以限上古戎车之马足，由今言之，亦何尝不可以制重兵器之驰突无前。”其说是矣。独念抗战之初，余在里中，有友过谈，余言：“南北宋时，辽金骑兵锐不可当，北宋之于幽燕麟麟，南宋之于荆襄淮蔡，沿边之地，无不有塘泺、方田、稻田、榆塞为之险。塘泺系卑下潴水所成；方田，系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系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系冈阜之地，植榆为阻，四者可以阻胡骑之冲突。其详据见《宋史·何承矩传》及《薛季宣浪语集》。方今日人有坦克车兵，而我无之，国道如砥，适以藉寇兵而资驰驱耳。十年树木，榆塞非旦夕所能为力，塘泺、方田、稻田，似可因地制宜以为经画。”友人大笑曰：“子乃欲以宋人御胡骑之法，而以制现代科学战争之坦克车兵耶。”余亦为之愯然。而今诵先生之论，乃自知其匪迂尔。余读先生著《巡视欧洲西战场记》，尝引《左传》长勺之战，用曹刿盈竭之论，而阐一九一六年凡尔登之役，法之所以制胜，以谓“德军之倾全力以略取阵地也，法军决不分其主力以求原线之维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势于敌人既得阵地以后。以我之力有余裕，乘德之攻坚力屈，一鼓作气，此则曹刿三鼓之原理，而用之以最新武器者也。”间尝窃推先生之意，补之曰：长勺之战曹刿论战勇气，再衰三竭，彼竭我盈，以我之盈，乘彼之竭，此法之所以胜，胜之理也。必之战，随武子陈楚军行，前茅虑无，中权后劲；以后之劲，承前之无，此法之所为胜，胜之法也，昔左文襄公每诏所部曰：“兵事利钝，未可预知，而锐进须防其退速，后劲尤重于前茅。盖战阵之事，最忌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则前队得势，锋锐有加，战胜无兵力愈增，必胜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无余，设有蹉跌，无复后继，是乃危道。”呜呼，此德人之所以百战百胜，而法卒以承其弊于昔日也。法人蒲哈德氏尝著德大将兴登堡欧战成败鉴，其大指以谓：“善治兵者，不主前线之密集，而主后线之坚厚，果后线之军脆薄，则前线□衂，全军溃不可支。夫德人殚锐军力，而不图后继，一击不中，亦以一蹶不振。何如我福煦元帅老谋壮事，力故控其有余，以轻兵置前线，而后线则厚集兵力以承前线，盖兵数密集，易为敌人之兵火聚殲，前线兵稀而散，则敌人之炮火虽密而无大伤害，而兵力厚线阵厚之谓中权后劲”。观于今日之世界大战，德人以新式武器为闪电战，推锋而前，而不得逞志于苏联，苏联则以坚制锐，厚集其阵以为纵深之配备，亦不外推衍此义，而阵地愈深入，兵力愈增强，不殚锐竭力以坚持前线，而“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故控其力于后卫以伺德军深入，而薄之于再衰一竭之余，此又德人之所以百战百胜而苏联卒以承其弊于今日也。呜呼，世人无不读《左传》，而读《左传》以衡新战术，惟先生为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余浅见寡闻，诚亦未敢妄自菲薄。顾目论者又或睹飞机坦克车之九天九地，兵器之日新，而瞠目结舌，莫明所以，余每引司马法以晓之曰：“兵器万变，原则不变，长短兼资，配合以战”，司马法言：“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措，太短则不及，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古之所谓长兵，弓矢也：短兵，刀矛也。今之所谓长兵，空军也，炮兵也：短兵，坦克车兵也，步兵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不过由刀矛弓矢之兼资，扩展而为近代步兵炮之兼资，又扩展而为现代步兵炮兵坦克车兵空车之兼资，“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古今之兵器虽变，而所以用器，其中胜负得失之故，岂有异乎。因为推论戚武毅长兵短用，短兵长用之意，然而会之者鲜。呜呼！世变日亟，亦已繁矣，而所以阐世变，贵能以简御繁，俗士震欧化而惊于新，莫能知新温古。儒者又笃古而不通今，罕有推陈以出新、讼议纷湧莫衷一是，惟先生有以见天下之赜而观其会通。呜呼，此博学通人之所以为命世间出也，燕居坐论，恨不得与先生抵掌上下古今而□质正之。独念先生昔年奉手于梁任公先生，执礼甚恭，而余□十以前，亦读任公先生之《新民丛报》而有所感发，任公先生尝著《中国地理大势论》，余则为广其意而著《中国与地大势论》以投稿，任公先生不以鄙弃而复书奖，藉亦有意引而进之，既而余以舌耕傭书，不通音问者二十年，及民国十四年而晤于北平，任公先生谓“适从何来，据集于此，何二十年不闻踪迹”。余逊谢曰：“教书耳，先生用世，而伏则欲以自用；先生为政，而伏则苦未正己，语默不同，未欲以渎也”。任公先生为之默然，然先生以执礼于任公先生，颇或为人不谅，伏则萧然守寂以自疏外，抑亦几罹世纲，人生实难，来者难诬，而文章足以经国，先生于是为不朽矣。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无锡钱基博谨序，时避兵湘中之光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