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满洲兴起至入关

满洲族在明代分为三部：一为海西女真，二为建州女真，三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由于住在黑龙江流域，距中原最远，所以不常来朝贡，但前两个部落女真，明代时每年均来朝贡。

建州女真之祖先为名将李成梁所杀，时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之翌年，遂与明结仇。

万历四十四年，彼创立后金汗国，以步骑二万，兴师犯明。明四路出兵讨之。每路兵六万，合共二十四万兵。努尔哈赤以六旗四万五千人击败明军于萨尔浒山，明将领死三百余，兵死四万五千余。明以轻敌冒进而惨败。于是明室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力主守御，满洲亦不敢轻松出兵，但熊一年后去任，由袁应泰继任，遂失辽阳。

明再启用熊廷弼，本可安定疆土，惜广宁巡抚王化贞主战，与熊之主守意见不合，因此影响战略，广宁遂失守，于是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命袁崇焕守宁远。

时后金建都于沈阳，以十万兵乘机西犯，为崇焕击败，努尔哈赤负伤而死。于是金太祖四子立为太宗，率兵再攻宁远，又为明击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此时以不悦于魏忠贤故，廷弼又遭弹劾，以王之臣代之。会熹宗崩，毅宗立，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复职，此时期流寇兴起。

稍后满洲兵又入关，袁崇焕受反间下狱死，遂使满洲得以直扰山西、直隶。此时满洲改国号曰清，降清汉奸日众，于是清兵四次入关，时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兵败投降。

同时流寇陷北京，吴三桂则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此时清人只用三十年时间入关破北京，其原因为：万历中年以后，明政治腐败，兵备废弛，且又轻敌；且明政府常换守将，或诛或罢，人事混乱无方；兼朝臣意见杂乱误事；再加上流寇之内乱，朝廷官兵陆续降清者数十、百万人，明安得不亡也。

第五十二章 南明之兴亡

明室初以辽东兵起事，但在神宗万历年间屡次加赋，先后共增五百二十万两。毅宗时又加一百六十五万两，名为辽饷。后来又增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但正统年以前，天下征收只有二百四十三万两，而此时已增加达七八倍之多，因而民穷财尽，流寇等乱源遂起。

且当时又值荒年，陕西延安人民有食榆树皮、石块者，甚至有父子、夫妇互相交换小儿为食者。于是有叛卒、驿夫、饿民结伙纷起，造成乱源。最初有高迎祥者，窜扰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省。

接着又有李自成、张献忠扰乱甘肃。高迎祥被诛后，李自成继称闯王。此等乱党，到处掳掠十五至四十岁的民人为兵，并有号令法律。

考查以上流寇不能速平之原因，由于地方分省制度不当，因元人尽废唐宋之制而自行分省建制。总之，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以致平日无准备，而无法禁息乱民之平地突起也。

明代北部既陷，南方则有诸王争相拥立，计有：福王在南京，唐王在福州，鲁王在浙江，桂王在肇庆。但不到二十年，上述诸王相继破灭。

清军之入关而能急速灭南明，由于汉奸之助，于是清人论功行赏：

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居云南。

封尚可喜为平南王，居广东。

封耿精忠为靖南王，居福建。

“三藩”不能自安，于康熙十二年自请撤藩，竟得许可，遂作反。当时耿、尚各有藩兵八千，吴三桂则领绿旗兵一万二千，再加余丁四千，共有一万六千。当时清廷要付之兵饷甚重。清廷已内定撤藩，三藩内心实不愿撤，于是吴三桂首先发起反清，滇、蜀、湘、桂等六省响应，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死，不久三藩乱平。

三藩之失败，主要是吴三桂不得人信仰，且三藩内部不一致。三桂晚年力衰，已无锐气。又加清主玄烨年少力壮，借汉人之力而平乱，遂由明而转清代。

第五十三章 清代之政制

清代十主，共二百六十八年。

清人统治中国后，初对汉人十分猜忌，努尔哈赤十分排汉。至清太宗则改采怀柔政策，并尽量利用汉奸协助管理，于康熙时尤甚。到雍正时，其人刻薄猜忌，施行高压政策。至乾隆时，大局已稳，高压更甚。

至于清之政制，仍师明室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君王则实施独裁。

雍正时特设军机处，其权力大过内阁，然军机处并非相职。此时外廷不得预闻。

至于六部只是中央行政部门，其权力则不大。当时虽仍有给事中，但只是御史官性质，对朝旨已无封驳之权，大权则全由帝王掌握。

此时之政权集中于中央内廷，各省总督、巡抚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

逢国家有大兵役，有皇上特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主理之，督抚则无权主管。

承平之时，各省均用满人为驻防将军，甚至汉人之绿营亦多用满员。

国家之税收，全用来养兵。

而各省督抚亦多用满人为主，偶用汉人者实出于不得已也。后来用汉人，但忌用江浙人为主。地方亲民官似无甚机会升迁，亦无发挥之权力。

三藩之乱平后，各省钱粮有余者，悉数缴到中央收藏，不准地方存留，因此地方无建设可言。

雍正以后，更收紧地方银饷，地方更无余款。

当时之翰林编、检等官及地方之道、府长官，均不得奏折上疏言事，并严禁读书人建议军民利病。

最要者，清政府划山海关以外之地为东三省，其政制则与内地不同。

清室对汉人管制甚严，但对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人民，则按旧俗松弛管辖。并不让汉人任职理藩院，以免汉、蒙两族人有交接联络，则自然易于统治管理也。

清又沿用元明严刑，以残虐汉人。

至于汉化之程度，则清比元代为高。但其为狭义的部落，政权则毫无分别也。

第五十四章 清代之军事

清代之军力并非最强，主要是明政治腐败，再加上有汉奸之助力，才得以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且其平定三藩时，乃全国汉人为将，并由绿营兵正式代替旗兵才能成事。

当时清军所用绿营兵达四十万之众，作战云贵地区，乃靠绿营兵冲前，旗兵随后，稍后又占服新疆、西藏、四川等地，亦靠赖绿营兵，且清军此时已识用炮，遂使蒙、回等败北。

清军所任用之大将多为汉人，如康熙时有姚启圣、施琅助定台湾；雍正时征服厄鲁特有年羹尧与岳钟琪，收复苗疆之张广泗；乾隆时靠岳钟琪胜金川之役；嘉庆时傅鼐征服苗族，李长庚平定东南沿海，杨芳、杨遇春等平定川楚；道光时杨芳平定回疆等。事业由汉人创，功赏由满人得。

到乾隆时，清军已几耗净，乾隆虽自称十全武功，但已是强弩之末矣。

乾隆多次用兵，军费使用颇巨。如初次金川一役，用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用去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用九百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用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一万五千万两以上。而其中缅甸之役，历时二十余年，尚未竟功。

当时用满兵作战之费，多于用汉兵一倍，因此乾隆卒用汉兵多于满兵，为节省军费也。

乾隆好大喜功，所耗军费庞大，遂至清代之衰运来临，不可避免。

第五十五章 明末遗民与清初学风

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与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当时江浙士人以不应科举之家传经训为最有声望，最有骨气。

当时清代只有官办的书院收买贫苦之士人，如当时有名儒如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济等，无志仕途，则唯有入书院讲学以维生。

当时江浙地区较其他省份富庶，因此藏书亦多于他省，如乾隆朝之《四库全书》共七套，内廷占四套，而江浙占三套，存于扬州、镇江及杭州各一套。可见江浙之学术气氛较他省为高。故江浙考证汉学之风在抗异族抗现实之情况下，始终持之不衰，不过却由爱好民族文化转变为纯学术之探讨，而脱离了现实。

第五十六章 清代之政风与洪杨之乱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过的比较平稳安静的日子，但乾隆下半期已步入衰运。这是由于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康熙宽仁为怀，到雍正虽治政精明，却刻薄；乾隆则好大喜功，但国富民强。康乾时期相当于唐代贞观与开元、天宝。

清室之衰落，除帝王日衰外，还加上满官之贪污放肆。如乾隆晚年之和珅为相二十年，贪污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国库十年以上之岁入，于是遂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语。当时外省疆吏亦兴起贪渎之风。

由于清室满人贪腐，遂使汉人志气堕落，吏治日坏。洪亮吉嘉庆年间上疏，谓：“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洪氏又谓：“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之前。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已不顾及民生吏治。由于吏治差，各省遂有亏空。此乃由乾隆四十年后开始。地方官吏，已不顾及民生，而只是横加赋敛，刮民脂民膏以利己殃民。

此时期户口激增，而民间经济日坏。遂至乾隆末年，民变频频发生。如乾隆三十九年有王伦临清之乱，四十六年有甘肃回叛，六十年有湘桂苗变，稍后又有川楚教匪等。川楚匪乱直至嘉庆七年才平定。

川楚匪乱达二百万人，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自称官逼民反，清廷历时九年才平定之。此时满族兵力不足以平乱，乃靠地方团练平之。继起又有浙闽海寇，山东天理教平定后，至道光末年乃有洪杨大乱起。

起初洪秀全、杨秀清用“天厌满清”“朱明再兴”等口号，亦自称官逼民反。当时有人利用宗教煽惑鼓动农民反政府，洪秀全用天父天兄的造托，在广东山区吸引农民扰乱拥戴。洪杨革命最重要之一点，是他们能明白举起种族革命的旗号。

太平天国二年，洪秀全等提出满人十余万民众如何能管制汉人五千余万大众，此一种族之争，成为制胜清政府最响亮之口号。

洪杨反清又利用当时广东之三合会，洪等强调三合会志在反清复明，即借此恢复旧山河，以建立新朝。洪杨乃利用此民族旧恨，以鼓吹反清，较前更烈也。

洪杨官制，王分四等，侯分五等，其下有六官丞相，殿前检点、指挥、将军等，在军事上则有军帅统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下辖五师，一师辖五旅，一旅辖五卒长，卒长各领百人，并辖四两司马等。

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各按家口多寡以行分田。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

天朝并颁下多项禁令，有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等。

天朝诸王入南京，内讧日烈，各王互相残杀，洪秀全乃专用长兄洪仁发安王及次兄洪仁达福王，自此众叛亲离，仅剩之翼王石达开亦一去不返，因此洪杨败局已定。其前后十五年，据金陵十二年，扰乱十六省，终归于失败矣！

第五十七章 咸同中兴

平定洪杨之乱的，并非清政府及其朝臣，乃是靠一班读书人及农民。当时曾国藩平定金陵洪杨乱事后，推满臣官文奏捷。

由于洪杨用耶教宣传，引起农民之不满，于是曾国藩用农民组成的湘军遂起抗拒之。曾氏之反洪杨，乃不满洪杨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主张要读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因之激起民变。洪杨之失败，并非不能够推翻清政府，而是不能推翻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信仰与传统习惯。

洪杨当时在南京而不北上，乃因长江有舟船可资利用，故不想再去北方。

而湘军却有荡平天下、安定邦国之理想及心理准备，且曾氏用兵亦有计划与推行之步骤，并一身以天下为己任，他同时网罗人才，提倡风气，重视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人才济济。

洪杨入南京后，互相残杀，任用家人，而众叛亲离。文治制度方面，又不上轨道。亦不能广泛吸纳人才。一无建树，安得不败也。

洪杨之乱平定后，捻回之乱又起。清廷无法，仍得靠赖湘军。

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克复南京后，命部下率军赴皖鄂交界处剿捻。曾荐李鸿章自代，同治六年捻平。接着左宗棠又平定甘肃、新疆之回乱。李、左同为曾国藩一系人物也。

曾、左、李加胡林翼，同为同治中兴之人物，但他们能平乱，却不能办治事。又因清政府猜忌汉人，故不能推诚大用。兼具胡林翼早卒，曾、左一直驰骋于疆场，未能为中央大臣，对朝政并无贡献。故乱事虽平，但吏治仍然腐败如昔，社会元气又大伤，朝政当然无法振作了。

第五十八章 晚清之政局

清代的部族政权，咸同中兴以后，即趋衰落。首先是外患纷起。

道光十八年，政府派林则徐赴广州禁鸦片，终于不敌洋寇，于二十二年订立《南京条约》，割香港给英国，并许五口通商，称为鸦片战争。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陷广州并进侵天津，陷大沽炮台，后侵入北京，圆明园被烧。

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

光绪八年，与俄定喀什葛尔东北界约。

十年，中法战起，败而失安南。

十二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

十九年，英法逼暹罗废止入贡中国。

二十一年，中日战后议和，割台湾，失朝鲜。

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

二十四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

二十五年，法占广州湾。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光绪逃西安。

二十七年，订辛丑和约。

二十九年，日俄以我东三省为战场。

三十一年，与日订满洲协约。

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

三年，英兵侵占片马。

东西方势力侵入中国，清室愚昧无法适应，以致丧权辱国。

其次，清室内政腐败，财政极度困乏。

再者，清廷官方无能懦弱，捐钱可得官职，当时捐百余金可得佐杂，千余可得正印，即道、府之官，亦不过三四千金可得。

另外尚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一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吏途如此混乱，官方当然无法上轨道矣。

因此，有人思以变法图强。但清廷满官以为祖法不可变，且汉人亦随之腐化，主正义变法者日少，因此变法图强者，只是空话而已。

且当时思变者，只知兵事外交，而不知民政内治；只知朝廷洋务，而不知有国民国务。即使上述局部思变，亦遭当时人之反对。因此思变之事务，时日迁延甚久。外患时刻逼近，政事迟迟不进，遂使识时务者转移到人才与教育方面着手。

于是当时遂有人兴起办学校废科举。

首先办学校者，大抵只关乎研究语言文字，以及军事与机械制造。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及湖北武备学堂等，此等学校皆由地方督抚筹办，而中央发起。

继而有普通学校之设立，如光绪二十二年上海设南洋公学，内附设小学；天津设头二等学堂，上述均相当于今之中学。至光绪二十四年，开始筹办国立京师大学堂。至庚子政变后，二十七年，始有复兴学校之议。内有速成科及仕学、师范二馆，略近当时之科举思想而已。此种晚清之兴学，亦与北宋之书院讲学无法相比，甚至亦不及魏晋南北时代的佛学寺院。其目的只是为入学者出来后得一职位与地位而已，可称为“洋八股”“洋翰林”。

因此，废弃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而以学校为替代。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第五十九章 晚清之政治改革

晚清之政治改革，首先是戊戌政变，接着便是辛亥革命。

政变之改革，仍可允许清王室存在，待到王室与满洲部落及旧官僚合作拒绝改革，遂主张一并推翻清王室。

戊戌政变历时百日，故又称百日政变，或称百日维新。此政变实际上历时九十八天，其失败之原因，在于政变人士依靠皇帝而发动，而皇帝并不可靠。光绪易冲动而机警、严毅不足。当他读到康有为的《波兰亡国记》及《突厥亡国记》时，涕泗横流，富感情而不够严毅沉着。

其次是此种变法，并非革命。康有为只是一工部主事小官，无权无位，故无法推动政变。

另一失败原因是政令太快太速，无按部就班之条理与方案。

而且当时旧势力仍十分顽强，足以阻碍改新运动之推行。结果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被杀。但因此而激起更大之反响，使满洲政权早亡。

戊戌政变后，庚子拳乱随即发生。满洲部族政权利用排外之拳民来维系其政权。因拳民排外而不变法，于满政权有利而无害也。

此时期，满洲贵族有意组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组成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此时汉人反满唯一之途径，唯有推翻满人政权。光绪、慈禧逝世后，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兼自统禁卫军，并由其弟载洵统海军，载涛为参谋大臣，并组成新内阁，满人增至九席内五人为皇族，汉人四，此满汉之界限益显。因汉人不满，唯有革命爆发之一途。

第六十章 辛亥革命后之政局

戊戌政变本来是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所希望的政改，此种改革是牺牲较少的和平改革，但不成事，唯有由社会发起之辛亥革命来完成，此乃由于清政权不明事理，死握政权所致。

因此辛亥革命爆发，清王室退位，但推翻后须建立一有理想之新政府，则不是马上可成，而是一艰苦工程之开始。

此时期维护清王室之旧势力反间猖獗。此等旧势力乃依附于各省割据之军人，既导源于元明行省制度之流弊，亦受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遂演变成民国以来之督军。如当时袁世凯能忠心于民国，则不易发生如此众多之兵变。当时全国各地军队多达二百万人，有人统计，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来，各地兵变达一百七十九次之多。且军阀们生活腐化，而国家民族为扫荡此辈军阀，遂元气大伤。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局势始见安定下来。

同治、光绪年间，主张船坚炮利。

戊戌政变以来，所变在法律政制。

民国以来，即有文化、社会之革命。

自民国四年日寇侵华开始，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侵占，一直到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才一致对日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