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自唐至明南北经济之变动

一、论漕运

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经济之支撑点偏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

当时的漕运是一个大问题。汉代初年，只是把山东之粟漕运到京师地区，交给中都官。三国时，南北朝南北对峙，谁也不靠，各自立国。

隋炀帝开运河，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前者将西部粮谷经洛水运到黄河，又从黄河通到淮海；后者是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设置洛口的回洛仓，设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纳八千石，以收纳从东南、东北两渠所运来的粮食。这并非北方要仰赖南方的粮谷，只是要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者打通一气。

到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也大增，漕运遂成为大问题。

开元二十五年，开始用“和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钱以籴入民间的粟。说明中央政府单靠北方之粟已足够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韦坚开广运潭，每年漕运山东粟四百万石给京都，并不说其他地方运粟给京师。

据天宝年间的记载，米粟产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关内、河东等地，然后才轮到江南、淮南，可见当时北方胜于南方。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遂要靠长江一带财赋立国。再往后，河北、山东有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收取租税，唐政府的财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时从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国家大事。德宗时，江淮米不到，六军将士脱巾狂呼于道。

肃宗时的财政大臣刘晏，他拿手的本领便是能办好漕运。史称刘晏每年运江淮之米达数十万石到关中。

不过南粮北运之情况不算频密严重，北方经济大致上尚可自立。

宋代建都汴京，主因是为了迁就漕运。当时的漕运有四条线：一条是汴河，大体每年自江浙、淮南、荆湖南北运米到北方六百万石左右，及菽一百万石，从长江入淮河，再输入汴水；第二条是将陕西之粟五十万石及菽三十万石，自三门、白坡入黄河再入汴；第三条线是惠民河，将陈、蔡的粟四十万石及菽二十万石从闵河、蔡河输入汴；第四条线是将京东的粟十二万石，从五丈河经历陈、济及郓，为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

宋代全国统一，国家财赋大部依赖南方。南宋岁收，更超越北宋之上。宋初之岁入一千六百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熙宁时增至五千余万缗，南宋时更增至六千余万缗。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仍靠赖江南。当时还创造了一种海运。元之海上漕运，官民均甚便利，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运漕米三百余万石，有船户八千余户，每纲设押船官两人。

创造海运者为朱清与张瑄，本来是海盗，因立功而位至宰相，其亲属皆位任大官，田园遍天下，库藏仓库无数，并拥有巨船大舶。成宗年间，没收其所有财产。

元世祖时，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可见其海运之盛。

至于明代漕运，经历五次变化：首先是河运，即自淮水入黄河；其次是海陆兼运；第三便是支运，永乐九年开会通河后，开始支运；第四是兑运；第五是改兑。

所谓支运，乃是规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及湖州诸地之粮，拨运淮安仓，将扬州、凤阳、淮安之粮发运到济宁仓。余类推。

所谓兑运，民间只运至淮安、瓜州，再由兑之卫所官军运载到京，给予运费与耗米。

所谓改兑，即是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运长运，遂变成永久之制度。

所用运船，在明天顺以后，有固定船只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十二万人。

以运粮数量比，北粮只有南粮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全赖南方供应粮食，运费亦成为国家每年的大耗费。

清代之漕运额定为四百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方四北方一之比。但据乾隆十八年之统计，则为南八北一。到乾隆四十四年，其漕运额又变为南十北一比矣！

二、论丝织业

我国农业除耕种外，便是纺织。粟米与布帛为国家租调两大税项。

中国发明蚕桑甚早，且先是发生于北方，春秋时代北方地名用“桑”字者甚多。到汉代，黄河流域的山东临淄、河南襄邑成为中国丝织业的中心。

当时北方种桑极多，目的是养蚕、调丝织帛。隋唐时期丝织业在北方极盛，江南各州则未有此业。唐代丝织业最盛者乃在开封、安徽等地，但主要在黄河以北，其主要产地在河南、河北、河东及关内、甘肃等地。至于唐代开元时期，江南及岭南产地则只是少量而已。

五代时期，石晋每岁输贡契丹绢三十万匹，乃出于黄河南北之产地。

到了宋代，汴京织物，颇负盛名。宋锦名目多达四十二种。

靖康年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匹。但认为浙产之绢轻疏不佳，予以退回。

元代时北方尚有大规模之种桑地区。至顺二年，史载冠州今山东省冠县有蚕食桑叶四十余万株，可见蚕桑之盛。元初有按户税丝之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府之用，另每五户出丝一斤供君王之贵戚、功臣之家。

丝织业到了明初，从北方移向南方，因此绢税也变成三与一比，即南方多于北方两倍矣。至唐代以前，北方输绢给政府日少，南北比例到了八比一的程度，即南方多于北方七倍了。

到了明代，又在南方遍设织染局，计浙有杭州、绍兴、台州、宁波、温州、金华等九府；江西、福建则有福州、泉州；四川、河东、山西则有济南；江苏、安徽则有镇江、苏州、徽州等六州。

到了嘉靖年间，因江西、湖广今之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不善织造，准用银钱折价，但浙江与南直今之江苏、安徽，每年征用丝绢二万八千余匹。

到清代时，只剩下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即只有江苏、浙江两省了，且两税均用银两缴纳矣。

第四十八章 中国经济文化南移之原因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南移之原因，或有谓北方之气候逐渐寒冷；又有说北方之雨量比之古代已逐渐减少；或又认为北方之民族血统，越后越多混血种，因此而遭退步；或又有说黄河河道多次变迁，造成水患频频，等等。但上述理由并无确实理由可以证明，尤其是谓黄河为北方之患，长江为南方之利，此说法则甚谬也。

我国文化，始于殷朝时，孕育于黄河流域。到西周时，仍有赖黄河、渭水的灌溉。到了周定王五年，黄河始生水患。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北方仍是安乐之居。此后黄河河道多次变迁，造成水患，如周定王五年、王莽建国三年、宋仁宗庆历八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清咸丰三年，造成六次决水，但主要的水患乃在宋以后。宋后河患所以多，由于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腐败，河工贪腐渎职，以致政府花钱多而收效少。

第三个原因是当辽、宋对峙时，边境常生乱事，不得生活安定及种养。常令皇帝御驾亲征，耗损巨大而耕种荒废。

第四个原因是宋、夏对峙时，情况与辽、宋对峙相似，边界受侵犯以致不能生产安居。

第五个原因是在金人统治时期，政治情况退步，尤其是当时金之屯兵圈人，害了北方之农村。

第六个原因是蒙古军队之残杀。宋宁宗时，蒙军破金朝河北、河东等州郡，凡九十余郡之多。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人民被残杀几尽，财帛、子女、牛马羊畜，尽被抢光夺去，城屋被烧毁，能坚守之州郡不多。

第七个原因是元代政制黑暗。元代有军人屯田，民众屯田，又有寺田。僧徒又常侵夺民田，包庇逃税。又创官田制，极为扰民，因此造成农民乱窜。

第八个原因是元末北方之残破。当时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极为萧条，都成为丘墟了。

由于以上种种情形，政治黑暗，加上兵祸天灾，情况日坏，因此北方的汉唐黄金时代，已不复见矣！

第四十九章 南方水利农业之发展

中国南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主要在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一带。江浙的水利事业之发展，乃是历年来不断的有水利专官积累而成。

五代时吴越建国，政府常雇用数千工人，用来治河筑堤，开垦种植。在宋仁宗时，有大规模的圩田以及河塘。所谓江南旧有的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如一座土城。其中设有河渠与门闸。旱时开闸，引江水入田；水浸时，则闭闸以拒江水。因此免除了水旱两灾，为农谋利。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仁宗时，就有至和塘之修建。此至和塘建自昆山到娄门，凡七十里长，只有积水而无陆路，后来发明此水塘中建堤，每隔三四里则造一桥以通南北之水，此事详记于邱与权的《至和塘记》。

宋神宗时，有一位昆山人详论苏州水利，他认为环绕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造田；又有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以为田。前者在水之下，后者在水之上。有聪明人将上述之田辟为圩田，而且用适当措施，使水灾不浸，旱灾不干，均成为良田也。这位昆山人建议学古人治水之法，使之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凭人力均可完成。

宋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经济文化之重心在北方，宋以后则迁到南方来了。包括苏州在内的三吴水利，成为宋以后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的重要营养源。

当时三吴水利，不但重视水利之兴修，也极重视种子的选择。真宗时，因江淮两浙之地多旱灾，则水田难种，于是派使者去福建取得占城稻三万斛，此为旱稻，满足了旱稻可早熟之期望，而避免了亢旱之苦。

宋室南迁后，江南地区更大力开发，以百万之众大兴水利，并且有大量北方难民，一起参与开发南方的土地。

绍兴五年时，有屯田郎中樊宾建议，江南、湖广等地膏沃之田数千里，无人可耕，如能让北方士民千万人来南方尽耕荒闲田地，则地无荒田，人无遗力，国可中兴矣。于是大兴水利计划，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语产生。不过美中不足者，兼并之事，因之而生。

由于当时豪强的兼并，富者田连阡陌，兼且逃避赋税，因此遂有公田制的产生。政府没收贪官之大量田亩此等田均为官田，于是景定四年，宰相贾似道实行限田之法。

宋代官田租额甚重，元明时继承了。

元代时并将官田经常赏赐给大臣。

此时期蒙古人、色目人视江南如在天上，纷纷想方设法迁来江南定居。回人来江南居住者更多。北方此时来南方设法工作者亦接踵而来，北方人尤为欣赏江南人之技巧精妙。而此时江南人兼并之风更为有增无减，富室奴役贫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因此江南成了少数大地主含蒙古人、色目人及汉人、南人管治多数佃户之局面，而大地主之财富占了天下十分之七。

到了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但田租仍照旧额付与政府，此法南宋时已有。

当时富庶之区在江南，天下的租赋，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浙东、浙西又占了整个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及湖州五府又占了两浙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更甚，苏州一府都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而已。

假使以苏州的田赋与唐代的租庸调制相比，则此时苏州之田赋要比唐代重四五十倍，因而英宗时，松江一地已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田租太重，遂造成久废不耕之现象。

田赋较苏州稍轻者为松江。宋代征收苏州赋税，夏税付钱，秋税科米，总税额每年不过三十余万；松江则每年不过二十余万。后来因改行公田，赋法遂杂乱矣。

元初之赋税仍照宋制，但赋额则大增。至明洪武时，赋税较元减少两成左右。但永乐即位，赋税又复加重。自万历到明末，赋税仍重，故民间缴赋者，岁不过全年所赋之十之五六而已。此种赋税不均问题，一直到清代亦无改革。

总言之，唐中叶之北方财富，到明时已转到南方，但南方人之生活已较唐代之北方人为苦，亦即显示明代国运不及唐代了。此时财富集中于江南之富豪，小民则水深火热。总算富人对社会事业之关怀，还相当顾及，对于农田水利，当时有进修，也能维持不坏也。

第五十章 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唐代中叶前后，是南北经济文化的大转移，同时也是贵族门第之兴衰转移点。东汉以后的读书人因缘际会造成了贵族式的门第，并在东晋南北朝时大盛。要到隋唐科举制度兴起，贵族门第才开始衰落。

于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了。白衣老百姓有更多机会成为公卿了，即使农家子弟亦可一跃而变成士大夫，即社会阶级消融了。

此是由于唐代以后，印刷雕版的发明，使书籍的传播更广泛了。于是民间出现很多藏书家，如王钦若家藏书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叶梦得超过十万卷，周密家三代积存四万二千多卷等。苏东坡曾写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其中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此乃由于宋代活字版发明，因此书籍当然比唐代远胜多倍了。

其次是读书人多了，学校书院亦随之而多了。因此学术空气自然比从前为盛。

宋初的读书人，多在寺庙中借读，但多是关心世运、治儒术经典古籍，与唐代时人在寺庙中读文选习诗赋、谋科举已大不相同。

此时书院亦纷纷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及应天府书院，多是模仿寺庙规划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讲学而变成书院讲学。

到了元代，书院比宋代为盛。

直至明代，学术上自由传播则更为方便了。此时贵族门第已不能独擅学术上的私秘，从而使私人讲学更为盛行。宋明时期的自由讲学之风，其风气与先秦诸子讲学时期差可相比，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

还有，宋明时期的学者，既非贵族，亦不出世，也不讲功业、礼教。他们讲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会、国家等各方面，而不讲佛老的出世长生之道，亦不讲霸道的君相事业。

自从范仲淹、王安石主张政制改革失败以后，已醒觉到要改革现实，应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当时的关洛知名学者均走上讲学之路。一直到南宋时期，仍一贯保持着此种讲学之风。

北宋中期，学术风气始终是私家讲学。本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彻底废除科举，重兴学校，但兴学需要庞大的经费与师资，还要有地方长官的支持配合，故办学实不易。因此只能从发展私家讲学着手。

讲学要有讲堂，有了讲堂，又要有讲义。由于来学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时往来无定时，故不能一体施教，亦无法规定日期，因此讲学分成两大派。

一派为陆象山教法，主张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传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视语录，程氏主张人静坐，便是好学。陆氏近此派。

朱子则主张讨论而不断讲说，与二程有异。

朱子重视选几本重要的书来读，喜欢为古代典籍作注疏。如王安石有《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 [1] ，成为学校教本并作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又如程伊川作《易传》，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书集注》，以便让读者各自研读，以补讲堂教育之缺失。后来朱注《四书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准绳。

简言之，私家讲学是接近陆象山的教学法。到了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讲者不必到书院讲学，只需几次谈话便可成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明学者讲学之变化，从学校进展来说，是先由寺院私人读书进而到私人学塾的书院，再发展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再进而由地方学校上推至国学太学。

至于私人公开讲学方面，第一期如二程，为私人讲学；第二期如朱、陆，此时期所集门徒有时甚多；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成为非学校的社会的公开讲学。

因而宋、明两代六百年中宋庆历、熙宁及明洪武、永乐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社会上的学术空气则续有增高，教育要求亦与时俱进。宋明儒之讲学风气之盛，实是在此种环境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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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编按：“三经新义”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之合称，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