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重新出山，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入朝觐见后，立即担任右春坊右中允，并兼任国子监司业。当时高拱正任国子监的司成，与张居正一起利用教导完学生的闲暇时间，从事政治学的研究，于是两人交往甚欢，彼此之间以建立宰相的功业相期许。过了两年，严嵩被罢相，张居正因徐阶的举荐，充任《承天大志》副总编，八个月而完成稿件，其中的纪和赞都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由于此，张居正受到世宗的赏识，不久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兼任裕王的讲师。裕王，是穆宗朱载垕未登基之前的封号。张居正既然成为穆宗的老师，而且穆宗又深知他的才能，这就为他日后的被破格提拔准备了机会。那时高拱也同在裕王的府邸任讲官，两人的交情于是更加深厚。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也因为徐阶的举荐，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机要事务的讨论。徐阶与高拱二人，平日对张居正都很期许，现在二人都在内阁，有识之士都能够断定张居正早晚会被重用。这年冬天，世宗驾崩，穆宗登基。张居正因为是穆宗作藩王时府邸的旧臣，而倍受礼遇和敬重，竟然一跃而成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自此与徐阶、高拱共同参与国家机密的讨论，俨然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然而没过多久竟然传出徐阶与高拱关系变坏、互相仇视的消息。先前世宗常住在西苑，内阁大臣的值班房在苑中，高拱也把家搬到了距值班房比较近的地方居住。一天，世宗皇帝生病，却误传成已经驾崩，高拱就立刻把家里的器物全部搬出。开始徐阶非常亲近高拱，将他引入内阁，然而高拱却因为骤然显贵，盛气凌人，多次触犯徐阶。给事中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曾经弹劾过高拱，高拱疑心胡应嘉是受了徐阶的指使，从而对徐阶十分不满。世宗驾崩，徐阶起草遗诏，所有斋醮、土木、珠宝、织物一律免去，当年因“大礼仪”案或言事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诏书颁布，朝野上下都为之感激流泪，只有高拱、郭朴因为徐阶没有与他们共同商议，心中不乐。而且徐阶起草诏书时，唯独与张居正商议，对于这点高拱心中最是气愤。等到穆宗继位后，高拱因为是穆宗府邸旧臣的关系，更是多次与徐阶对抗。隆庆元年（1567年），胡应嘉因救助考察被罢免的人而被解职，言官们认为这是高拱借着私人恩怨驱逐了他，争相上书弹劾高拱。在高拱上疏自辩时，徐阶虽然进行了安慰挽留，却没有追究言官们的责任。高拱愈加愤怒，与徐阶在内阁大吵了一架。高拱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说他的两个儿子经常与人私下交易，以及家人横行乡里的罪状。徐阶上疏辩解，乞求告老还乡。于是言官们再次争相上疏弹劾高拱，高拱不得已，称病辞归乡里。在徐阶、高拱二人关系恶化的这段时期，张居正并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争斗，但以他和二人交情的深厚，他是很难超然事外的。见到高拱归去，他又不能相救，其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高拱被罢职后不久，徐阶也因张齐的弹劾，乞求告老还乡。李春芳代替徐阶成为首辅，张居正与陈以勤同居次辅之位。张居正的官阶虽然进升，但他最引以为知己的师友，却因为不能相容而先后离开朝廷，张居正难免会有孤立无依的感觉。

张居正以侍从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为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呈上一份名为《陈六事疏》的奏疏。这是张居正发挥政见的第一声，他当时的抱负及日后的建树，都可以由此而见其大概，足以与荆国公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相前后辉映。现全文抄录，并略加解说，以供世间学习政治的人参考。

臣听闻帝王们治理天下，有根本的准则，有紧急的事务。正心修身，建立中正之道作为臣民的表率，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审察事机，揣度形势，改革制度，安定人民，这是匡正时弊的紧急事务。根本虽然树立，而不能改革制度，完善统治，这就像琴瑟之声不和谐，如果不换掉琴弦，重新安上，还是无法弹奏。陛下您自继位以来，端正身心，修养品德，重视教育，勤于政事，恳切诚挚地一心敬奉天地、效法祖宗，践行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事务，这就已经为治理好国家建立根本了。但是近来风俗人情，沿袭不变，百弊丛生，已出现颓靡不振的征兆，积重难返的势头，若不稍加改革，恐怕很难革新天下人的耳目，统一天下人的心志。臣未估量自己的蠢笨浅陋，日夜思考，郑重地想出一些适合当前时势的建议，整理为六件事情，开诚布公地上疏陈奏，以备圣明的您选择采用。臣又自以为我侥幸以经术得到您这样的圣主的厚爱，成为辅弼之臣，朝夕与同僚大臣们恭敬和谐地相处，凡有所见，自然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言献忠，似乎不必再上什么专门的奏章。然而臣愚昧，私下认为皇上怀有奋发有为的志向，但平时却像深渊一样静默隐藏，大臣们无法窥测您的心意，并且天下的人民也都希望您能把国家治理得完善，可是长久以来旧的习俗沿袭不变，很难找到下手治理的方向；所以，我大胆地不做隐藏，披肝沥胆，上疏奏事，希望借此宣扬您的恩德而统一众人的思想，并非有什么其他的目的。诚心期望圣明仁慈的您能俯察借鉴，颁赐施行，这会让天下人感到非常荣幸，也会让愚臣感到非常荣幸！

（按）“社会变化了，事物也随之变化；情况改变了，处世行事的方式方法也要相应改变”，“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韩非子·五蠹》），这是法家的基本观念，也就是今天西方哲学家们所提倡的适应环境革旧维新的学说。时至今日，这种学说已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但在古代，儒士们受尊古思想的迷惑，普通人习惯于因循守旧的风俗，常常把保守当作美谈，将改革斥为邪说。纵观历史典籍，除法家诸人以外，能站在儒家立场，采用法家的精粹学说，勇敢地以革旧维新为己任，终身践行而毫不懈怠，不顾生死而坚持不渝的，在宋朝有王荆公，在明朝有张居正，上下四千年，也只有这二人罢了！王荆公上书宋仁宗，说：“现今的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遇到的变化，所遇到的情况不一，而要想完全采用先王的政治制度，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是很困难的。”（《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张居正上书穆宗，则说：“审察事机，揣度形势，改革制度，安定人民，这是匡正时弊的紧急事务。根本虽然树立，而不能改革制度，完善统治，这就像琴瑟之声不和谐，如果不换掉琴弦，重新安上，还是无法弹奏。”呜呼！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持的政见不同，但他们不愿守旧，力主革新，慷慨地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推行改革政策，其奋斗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却是先后一致，完全吻合，值得人们无比崇敬赞叹的！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因循守旧，玩忽职守，苟且偷安，习俗承袭，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旦有人劝其振作，让其变更，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皱眉痛恨、厌恶躲避，甚至群起而攻之的。这就是王荆公终究会到得罪当世之人，张居正更因此受到同僚小人攻击的原因。其实，他们二人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改革学说，会引起世人的反感而遭到反对，所以他们在揭示革旧维新学说的时候，仍以敬奉天地、效法祖宗为依托。他们之所这样做，是在借效法祖宗的虚名，推行维新的实际，以缓和世人的反感，消除阻碍。言辞越委婉，他们的用心就越良苦。然而纵使如此，也还是不能堵上反动派的口，而避免受到攻击，乃至最后荆公在生前遭到放逐贬谪，张居正在死后遭到清算罪责。世人不明察，仍是抓住他们一两个小的缺陷，斤斤计较，议论短长，致使二人忠君爱国的热忱，无法大白于天下，几乎埋没千年。这是多么地让志士为之寒心，英雄为之气短啊！唉，可惜呀！

逐项开列：

一是减少议论 臣听闻天下的事，思虑贵在周详，践行贵在尽力，与众人商议，自己下决断。汉代的大臣申培说：“为政不在于多说话，而是要看实际行动怎么样。”臣见到近年以来，朝廷上下，议论太多，或一件事甲说可以乙说不可以，或一个人早晨被誉为子路晚上被贬作盗跖，或前后不觉相反，或毁誉自相矛盾，是非混淆于议论，取舍取决于爱憎，政令纷乱变更，事情没有统一的标准。又经常见到都督巡抚等官，刚到一个地方，就依照惯例呈上一道奏疏，或胡乱地谈几件事，或请求调动几个官员，文采华丽，辞藻工整，阅读者常被弄得晕头转向，其实文章大意不过是说这个人有才华，或那个人用于做事而已。实际上，他刚到任，地方的利弊怎么能够探察得周详？属下官员的贤能与否怎么能够洞察得明晰？不过是探听了众人的议论罢了。读其文章，虽然灿烂华丽，寻其主旨，却漫无边际，词不达意。等到时间一久，可能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说的什么了。就像去年皇上因为贼寇侵犯边境的事，特意下令召集群臣商讨防备之策，那时，各种言论充斥朝堂，很多策略都被提出；现在将近过了一年了，那些言论、策略果真都全部采用、执行了吗？即使有所执行果真都有实际的效果吗？再如蓟镇的事情，最初提建议的人说：我打算怎么样怎么样。主事的人也说：我打算怎么样怎么样。但没过多久，就出现将领之间不能相容，兵士在军队中哗变，不同的意见蜂拥而起，多种谣言纷至沓来的现象，于是又纷纷出现停止练兵的言论。臣个人以为，事情没有全部有利的，也没有全部有害的，人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处；关键是能权衡利弊的多少，斟酌其长短给他安排适合之处，这样交给他的任务指定他做的事情，他才能尽力完成。现在，开始时考虑还未周详，就听信人言骤然实行；最终又因坚持不定，听信人言而骤然罢止。再加上人们因喜爱和憎恶互相攻击，胡乱地发表意见，有些诽谤能略微地切中事理，有些诬蔑却又没有一点根据，于是导致探寻者找不到方向，听取者晕头晕脑。每个人都怀着猜忌之心，一有动作就被视为欺诳，像这样只是虚度了岁月，成功是很难见到的。古语说：“指手画脚的人多了会扰乱人的审察力，议论的人多了会扰乱人的判断力。”这是当今最大的忧患。诚心希望皇上从今以后，励精图治，掌握处事的主动权，扫除不切实际的空话假话，寻求付诸实践的实际效果。想要做成某件事，之前一定要加以审察，务求妥当，等到考虑周详后，必须马上行动，这就得像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蔡州时，虽有人想方设法地阻挠，也不为之动摇那样；想要使用某个人，开始之时一定要慎重，务求能力相符合，等到选定人才之后，就要完全信任他，这就得像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诽谤的奏疏堆满桌案，而终不为之动摇一样。再乞求皇上下令嘱咐部院等衙门，以后应该体察朝廷减少事务、崇尚实效的意思，一切奏章务必简要切实，是与非、可与否要明明明白白地直接表达清楚，不能相互推卸责任，只说空话，不办实事；大小官员，也应该各自秉持公正，以诚心正道相处，以提升职业技能为务，远离轻薄，归向忠厚，崇尚质朴，减少修饰；或许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兴盛，使风俗得到变更。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张居正，站在儒家的立场提倡法家学说，并全力推行之。法家最重视功利主义，因此不崇尚说空话，而只求实际效果，比如韩非子就曾说“大臣陈述其言，按照其言委派他任务，然后按照其任务责求他有所成就”。（《韩非子·二柄篇》）明穆宗承接世宗之后，刚一即位，就废除斋醮，屏退术士，表面上好像是对世宗行为的拨乱发证，然而当时大臣和百姓们对于道教，久已习惯，跟风崇信，长期积累，已然难以改变。而道教不重功利，又恰好与法家相反。在当时外患深入、内政废弛的状况下，士大夫们却只会讲空话假话，对现实不起丝毫作用，这样下去很难不重蹈宋朝人议论未定，金兵就已渡过黄河的覆辙。张居正心怀忧患，所以先以扫除空言、追求实效劝说。看他所说的“想要做成某件事，之前一定要加以审察，务求妥当，等到考虑周详后，必须马上行动，这就得像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蔡州时，虽有人想方设法地阻挠，也不为之动摇那样；想要使用某个人，开始之时一定要慎重，务求能力相符合，等到选定人才之后，就要完全信任他，这就得像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诽谤的奏疏堆满桌案，而终不为之动摇一样”，就可以看出他对于用人、为政之道，确实是非常了解，很有把握。假如君主能依他的建议施行，又何愁用人不当、事不成功呢？即使这样，我也不能不因此生出一番感慨。今天谈论民族性的人，常有这样的话：“美利坚，是说了就做的民族；英吉利，是做了才说的民族；像我们中国，是只说不做的民族。”呜呼！假使这句话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民族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凭借什么才能与人争一日之长短呢？因此张居正所提的这些建议，不应该只有明穆宗诚恳地铭记于心，但凡今日拥有用人、行政之权的人，也应该将之写在腰带上牢牢记住以时刻作为警戒。

一是整顿法纪 臣听闻君主以一身而居万民之上，统治广阔的四海，因此能使天下的人民都遵从其教化法令，整齐划一而不乱，这就是法纪。纲犹如网上有绳，纪犹如丝线有结扣。《诗经》说：“勤勉不已的我的君王，依照法制治理天下。”这是君主的权柄，一天也不可授予他人。臣见到近年以来，制度不严，法度不行，上下只是苟且求安，事事不过推诿谋私。把模棱两可看作居中调停，将委屈迁就视为善于办事。法制只对平民百姓起作用，而强横跋扈的人即使破坏法律、触犯制度也对他无可奈何；礼只对朝廷之人有约束，而底层民众即使违背义理、僭越名分也都恬不知耻地无所畏惧。法纪废弛的风气渐渐形成，指挥灵便的局势难以调用。贾谊所说的脚掌反转不能走路的病，很值得深虑。然而人们已长久地习惯于此，突然加以整顿，必将有人说这是违背人情的做法，又必将有人说这是过于严酷的做法。请让臣略加解说。曲从私情与顺从人情，名称相同而实质不一样；整顿与严酷，事情好像类似而功用却不同。大体来说，顺从人情，是根据人们共同的愿望而施行，这就是《大学》里所说的“老百姓所喜欢的就大力提倡、发扬，老百姓所厌恶的就予以抵制、杜绝”。如果是曲从私情，则会不顾是非，不顾此事是否可行，而是一味地方便人而已。整顿，说的是整齐严肃，向民众宣示法令，使民众不敢触犯，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同化他们”。如果是严酷，则为严刑峻法，只会不合理地虐待、差使人民而已。因此人情可以顺从但不能曲从，法纪应当严厉而不应当残暴。希望皇上努力做到独自掌握决策，对事物都能明察秋毫，宣扬法纪以整肃群臣百姓，独揽大权而矫正各种制度。施加赏罚一定要遵循公道，不可曲从于私情；政策号令必须由皇上亲自决断，不可因轻浮的议论而随意变更。法律应该惩罚的，即使是贵族近臣也不能宽恕；事有冤屈，即使是低贱之人也必须让他申诉明白。还希望陛下下旨令都察院核查嘉靖初年所制定的法纪制度，重新加以告诫，坚持公道，整顿风俗法纪，以助成皇上勤勉努力、励精图治的心愿；这样差不多也就可以做到让体制严正，树立朝廷尊严，而百姓们都遵纪守法了。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法纪，是法治主义的核心，不只有法家重视，但凡研究政法的学者，也无不奉为金科玉律；又难道只有专制国家重视而已吗，但凡民主国体的国家，也无不将之作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事务。法家说：“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必须合乎民心，对于遵守法令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韩非子·定法篇》）又说：“言行不符合法律的一定要禁止它。”（《韩非子·问难篇》）这都是有关法纪的学说，不懂这些就不足以谈论治国的道理。张居正目睹当时法度的废弛，因此请求整顿法纪，其关键在于“人情可以顺从但不能曲从，法纪应当严厉而不应当残暴”；“法律应该惩罚的，即使是贵族近臣也不能宽恕；事有冤屈，即使是低贱之人也必须让他申诉明白”。简而言之，就是说法治应当既公平又严峻罢了。《韩非子》说：“确实有功劳，即使是低贱、被疏远的人，也一定要赏赐；确实有过错，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一定要责罚。”（《主道篇》）商鞅更是发挥了这种理论，说：“所谓统一刑罚，就是量刑不论人们的等级，从卿相将军到大夫平民，只要有人不服从君王的命令，违反国家的法律，破坏国家的制度，即使犯了死罪，也绝不能赦免。有些人，虽然以前曾经立过功，但是后来做了坏事触犯法律，在量刑的时候，不能因为他曾经立过功就减轻处罚；对于那些以前做过好事，但后来却有了过错的人，在量刑的时候，不能因为他曾经做过好事就破坏国家的法律，减轻对他的处罚。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那些忠臣、孝子有了过失，就一定要根据他们所犯过失的大小来定罪。在那些掌管着国家法律、肩负着国家职务的官吏中，如果有人不执行君王的法律，就应该判处他死罪，绝不能赦免。”（《商君书·赏刑篇》）这是法治贵在公平的学说。《韩非子》又说：“严刑，是民众所畏惧的；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了民众所畏惧的严刑来禁止奸邪；设置了民众所厌恶的重罚来防备奸诈，因此国家才会安定而暴虐作乱的事也才不会发生。”（《奸劫弑臣篇》）又加以发挥说：“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也一定能制止；因此君王设置重刑后，奸邪全都得到制止；奸邪全都得到制止，于人民有什么损害呢？所谓重刑，就是奸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一点小利，君王也要给予他很重的惩罚；人民不想因为一点小利就蒙受大罪，所以奸邪能被制止。”（《六反篇》）这是法治贵在严峻的学说。这些言论，与张居正所说的，正好可以相互阐发，而为法治主义的最高准则，即使是当今时代推崇法治的西哲们，又还能增添什么呢？左丘明说：“国家的衰败，来自官员的邪恶；而官员丧失道德，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左传》鲁桓公二年）不整顿法纪，其所造成的流弊，不到亡国败家的地步不会停止！治理国家的人又怎能不多加留意呢？

一是重视政令 臣听闻君王是主掌政令的人，大臣是执行君王的命令而传达给百姓的人。君王不主掌政令，就没有威严；大臣不执行君王的命令而传达给百姓，就没有法度，这是大乱的途径。臣曾看见旧日的规矩，凡各衙门的奏章，奉旨办事，有“某部门查看以后回报”字样的，必定是紧要事情，重大事务；有“某部知道”字样的，虽然过程稍微缓慢，也必定会核查事务，若是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弊的，该衙门应该自行根据事情的缓急而斟酌，依次上本答复。至于皇上特意发下敕书晓谕的，又与平常不同，更应当加快执行，不让事情留滞。大体来说，天子的号令就像风雷，如果风不能动，雷不能击，那么自然界运转的枢纽就会停滞，乾坤的作用就会止息。臣私下见到近日以来，朝廷的诏令、圣旨多搁置不实施，各部抄录以后，一概搁置不行。有的已经过皇帝的亲自批准，也一概看作废纸，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至于应该勘查应该报告、奉旨下去办事的人，各地方官尤其迟缓，有勘查一件事而几十年犹未完成的。文件堆积，很多案件遭到埋没，作证之人，因时间太久半数已然去世。年月久远，事情多数已变得失真。于是，导致有的人漏网潜逃，国家的法律难以伸张正义；有人的像覆盖的盆子一样处在困苦的境地，长怀不能申诉的冤屈。这样，是非怎么会明了，赏罚怎么会得当呢？恳切地希望您能给各部院等衙门下旨，一切大小事务，既然奉有皇上的圣旨，就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上本回复。如果是事理清晰、显而易见的事，就应该依据情理立刻裁断，不能推给巡抚、巡按处置，以致耽搁、迟误。那些需要结合议论查问相关人员的，也要根据事情的缓急、路程的远近斟酌估量，责令他尽快上奏回报，主管部门设立簿册，登记注销。如果有超出期限不上奏回报的，依据实际情况查处、参劾，以违反规定之罪给予他处分。吏部能以此来考核官员的勤劳懒惰，以之作为贤与不贤的标准。然后人人都会想着各尽其职，而事情也就没有积压了。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法家的功利主义，既然不崇尚说空话而只注重实际效果，那么对于一切政令，自然必会力求加紧推行，以增强行政效率，其言说：“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而是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商君书·画策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圣人知道事物的必然道理，知道根据时势的要求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能制定出一定会成功的政策，能鼓舞百姓勇敢地参加战斗，能推行让人们都执行的命令。”（同上）如果有蔑视而触犯法律的人，则死无赦。因此“破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管子·重令篇》）能推行如此严峻的法令，则要依赖独裁。所以法家又说：“见了事物能独立判断的叫做眼光明亮，听了事情能独立判断的叫做耳朵灵敏。对于事情能独自决断的，可以做天下的君王。”（申子语）这是法家法治精神的依托，没有它也就不足谈论法治了。张居正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对当时玩忽职守、蔑视法令的情形，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而以“一切大小事务，既然奉有皇上的圣旨，就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上本回复”来纠正，要求事情不能“积压”。政令积压得多了，就会百事废弛，法纪混乱，国势不到无威信无法度乃至天下大乱的地步不会停止，还哪里谈得上有行政效率呢？张居正深知衰乱的根源在哪里，所以本着功利主义的立场，全力以考核官员功绩来上疏劝说皇帝，希望借此拨乱反正，其用心良苦，实在远远超过常人。无奈乱势已成，积重难返，若想“铲除强暴，杀尽凶恶，剔除奸邪，改革旧政”，实在有“不得已而使用威严”的必要，这是日后张居正之所以将法家思想揉入儒家，希望借严厉的威严以挽回懈怠懒慢之颓势，而最终难免被人讥刺为“手中权力之大几乎令君主震恐”的缘由。真令人感慨不已啊！

一是核查名实 臣听闻君主驾驭臣子的方法，赏罚取舍而已。若想赏罚取舍得当，必须综合核查名声与实际是否相符。臣常常见到朝廷欲选用一个人时，主事者往往有人才匮乏的感叹。我认为古代的人才与今代的人才相比才能相差不远，君主掌握任用、罢免、给予、夺取的权力，以此来驱使天下的士人，何愁而寻不到人才呢？却说世间无才可用，臣不相信。这只是因为名声与实际未能用心考核，选择人才未能精细鉴别，所用之人没有用在急需之处，所选之才的任命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这样士人的爵禄就不丰厚，一些人也因之心怀侥幸，牛与千里马一同驾车，二者都会疲惫，乐队一起吹奏，很难辨别工拙，这样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么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呢？臣请求简略地概述一下：器物必须使用而后才能知道它是钝是利，马必须驾驶而后才能知道它是好是劣。现今使用人才却不这样，衡量一人的才能，不用让他办事的方式去试验他；交给他事务，又不考察他的业绩；等到他办事失败后，又未必会公正地给予惩治；质朴老实、敦厚持重的被人讥讽为无用，而言辞浮夸、不切实际的凭虚张声势窃取名誉；洒脱正直的因违背流俗而落落难合，阿谀逢迎的因钻营谄媚而改变身份。有的人其才能虽然可用，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有的人根本没什么才能，却因为名声在外而备受尊重。有的人因做过一件善事，就一生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有的人因犯过一次小错，就一生都被众人责备诟病。再加上官员不能在某地任职太久，朝廷不考核业绩，调动过于频繁，转任过于太快，选用讲究资历，以致人们对官员的毁誉评价不与事实相符。并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每每声称，要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思考自己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上疏进言，连篇累牍；等到核查他的本职工作，则他又糊涂不清。主管钱粮的不核对开支收入的数目，掌管刑狱的不熟悉法律条文，官吏失职，事情如何做得成？凡是这些都是所谓的名声与实际不相符合。这样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怎么能够得到进升？而文武百官、各级部门对于自己的职责，怎么能够恪尽职守？因此臣愚妄地以为没必要担心世间缺乏人才，值得担心是缺少使用人才的方法。如果方法得当，则全天下的士人，都会任皇上随心所欲地使用，无不响应。臣希望皇上能慎重地使用人才，珍视爵位和赏赐，用人一定要考察他最终的业绩，委任必须看准是适当的人选。有功于国家的，即使赏赐千金、拜相封侯，也不要吝惜；无功于国家的，哪怕一个微笑，一件破衣，也不要轻易赏他。再乞求您颁布圣旨命令吏部严格考核之法，审核名实所归。依照祖宗旧制，凡是京官三年期满，地方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施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等以评出等级、优劣。如果功过不显著，无法立刻进行赏罚的，乞求将诰命、敕令、勋爵、阶品等项斟酌考量之后再决定是否给予或削减，给予或削减时要稍稍做一些变动，表示激励或劝勉。至于任用、罢免、进升、降职，一律以实际的功绩为标准，不要被名声所迷惑，不要只讲求资历，不要因外人的毁誉而动摇，不要掺杂个人的爱憎之情，不要因一件善事就断定他的一生，不要因一件过错忽视他的大节。在京城各衙门里的副职，必须量其才能授予他适当的职务，平时要要求他恪尽职守辅佐长官；如果长官的职位空缺，就以副职补替，不必另找其他官员。其属下的官吏有熟练政务、用心职守的，九年任满，也可依照吏部的考评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尚书、侍郎。其他品级较低的小官品级相同的，不必相互调用。各处巡抚果真在某地时间较久且治理得很好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禄，不必再调往其他地方。布政司、按察司里的官员，如果做参议久了，可以直接升为参政；做佥事久了，可以直接升为副使，不必在各部门间调来调去，徒增麻烦。这样，每个人都专门的职责，每件事都可要求他们操办成功，而且也不必担心人才的缺乏了。此外，如果有臣没有提到的，也乞求陛下您颁下圣旨命令相关部门，用心讲求，分条上奏陈述，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法家借以推行其政策的是法令，借以执行其法令的是官僚（即今天所谓的公务员），而其官僚政治的基础，在于综合核查名实，以作为选贤任能、赏功罚罪的标准。综合核查名实，是法治主义最重要的基层工作。法家说：“朝廷有正经的臣子，国家有正经的风俗，人民有正经的产业。什么是朝廷正经的臣子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上级，谨慎地施展其才能，不凭空领受国家的俸禄，这就是朝廷的经臣。”（《管子·重令篇》）这是官僚政治的基本。又说：“如果举用人才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不可尽收。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并不是国家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而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地查访胜任的人臣。”（《管子·君臣篇》）这是要求在还未任用之前就应该做到综合核查名实。又说：“不是名副其实的士人，不许在朝中做官，因此即使官位有空缺，也无人敢于冒请。君王举办大事，臣下也就不敢以做不到的事情来骗取职位了。君主了解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做臣子的也就不敢不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地为君主办事了。”（《管子·乘马篇》）这是要求在任用之后一定要综合核查名实。又说：“赏赐不施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加于无罪之人。”（《韩非子·难一篇》）“君主过度的赏赐，臣下就会苟且和侥幸，臣下白白地得到赏赐，功劳就不再尊贵了。无功的人受赏，财物就会匮乏，人民就会抱怨；财物匮乏，人民抱怨，民众就不会为君王尽力了。因此赏赐过度会失去民众，用刑过度民众就不再畏惧。有赏赐却起不到激励作用，有刑罚却起不到禁止作用，这样国家即使很大，也必定会有危险。”（《韩非子·饰邪篇》）“所以有权谋的君主，有功必赏以便人尽其能；有罪必罚以便禁止奸邪。”（《韩非子·外储说篇》）。这是借综合核查名实来实现赏罚的得当。君主对于臣下，鉴别选拔是如此的谨慎，考核是如此的勤勉，赏罚又是如此的严明，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有不称职的呢？行政效率又怎么能不继续增长升高呢？这就是张居正此时上疏不得不急切地以综核名实进言，而将来执政以后更是以综核名实为第一要务的原因。即使如此，综合核查名实之说，自法家首次创立以来，历代的大政治家，像汉末的诸葛武侯。像宋朝的王荆公，像明朝的张居正，像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诸人，一代一代继承发扬的，实在不乏其人；然而经过两千多年，我国的官僚政治仍未步入正轨，至今仍需要继续努力改进，这是为什么呢？答：由于未能把综合核查名实的政治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而已。制度，是思想的具体结晶，在政治上则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工具。只有完善的政治思想，而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为实施的工具，那么其效果必然局限于一时，不能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孟子所谓“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凡是能适应需求，产生实效，历经百年而无法替代的，无不是有具体的制度以为寄托。就从现今的五权宪法来说，检察权与考试权的独立，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各国，而蔚然成为中国独有的政治特点，难道不是从历代相沿的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中借鉴而来并加以形成的吗？再反观官僚政治所凭借为基础的综核名实的思想，虽然其萌芽在两千多年之前，对它发扬光大的也大有人在，但比较西方各国的制度完备和成效卓著，仍不能不感到差距过大、远远落后，这也是未能确立完善的人事行政制度的过错。呜呼！张居正所陈述的关于综合核查名实的方法，意思并非不完善，言语并非不周详，但还是不免于“某人在任时他的政治主张就得到贯彻，当他离开时他的政治主张也随之灭亡”的结局，这只是因为他没有像斯达因、俾斯麦一样确立人事行政制度，以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既然如此，那么今日谈论人事行政的人，借鉴前人的过失，就应该急于谋求确立完善的制度，以用作巩固官僚政治的基础啊！

一是稳固邦本 臣听闻帝王治理国家，要想抵御外部势力必先安定好国家内部。《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自古以来即使是政治修明、社会升平的时代，也不可能没有外敌侵扰、盗贼盗窃的祸患。只有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即使有外患，但国家的根本深厚坚固，也没什么值得忧虑的。只因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敌、盗贼趁机而起。大体来说，过着安定生活的民众可以引导他们做符合道义的事，生活在乱世中的人们，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必然之势。尊敬的皇上您刚登上皇位，就先颁布免除赋役、赈济饥贫的诏书，百姓欣喜，如获重生；唯独去年因您即位的第一年免除天下赋税的一半，国家财用不足，再加边防开支重大，国库空乏，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派出四个御史分别去督促税收，三都御史清查屯监，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为了缓解国家财用的急需，然而虽然如此百姓们也有因这种搜刮而苦不堪言的。臣近来听到外面的议论，都说不该做这样的事。只因派出的御史，看见百姓穷苦，也没有什么方法清查，只得将地方官库里的储蓄，全部拿出来赈济民众。以致各省官库空虚，遇到水旱灾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饿死而无法救济；两广地区的战事，供给的饷银不计其数，国库已无钱财可以支取了。这是国家财用还未准备充分就已经在开始耗损元气了。臣以为上天生养的财物，对于百姓和朝廷而言，都只有这么多。就像人，禀赋强弱，各有定数；善于养生的，只要节制爱惜，不因嗜欲而损害身体，就可以消除疾病而延年益寿。以前汉昭帝即位于武帝多事之后，国内虚耗，霍光辅佐，节俭省用，让百姓休养生息。推行数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财用也得以充足。既然这样，想尽各种办法征收赋税，索取天下有限的财物而为害人民，何如用心于节俭省用，从自足之中求取钱财而使百姓丰厚呢？皇上自即位以来，凡各种斋醮、土木等奢侈过度的花费，都已停止革除，即使勤劳节俭的大禹，也不过如此。然而臣私下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百姓穷苦、财用耗尽的时候，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节俭省用，恐怕于局势无救。恳切地希望皇上您能体念百姓生活的穷苦，对国家的根本施予恩惠，对于凡是不急的工程，征收办理无益的，一切停免，崇尚节俭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再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吏部谨慎地选拔出一些好官，治理人民，郡守县令是否贤能及其政绩的高低，只以奉公守己、清正廉洁、诚心爱民为标准，这些必须待上级考核他称职后，才能破格提拔。如果只是善于奉承上级，整理文件，却没有一点实际的政绩施予百姓，虽然有才能和器量，也只能给他中等的考评。其贪污显著的，限定日期追回赃款，让他自行押送至边境缴纳，完成之日再处置惩治，这样不但惩治了贪污，也为充实边防提供了帮助。再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吏部用心探求财用困乏的原因，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弊端？今欲治理，有何方法？现今风俗铺张奢侈，官民的衣服住宅，都无限制。外有豪强兼并土地，赋役不均，经常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此转移赋税，恃强不纳田粮，而是让小户佃农替他代缴。内有官府造假，欺骗朝廷，虚报冒领，奸人获利，有名无实。各衙门的官府钱粮，毫无盘查，假公济私，官吏们因此而滋生弊端。这些都是耗费国财、为害人民的大的方面。如果能清查出损害国财的方面而纠正它，则又何必向穷困的百姓索取，而自己耗损国家的元气呢？前面催促御史收缴赋税的事情完成后，就立即让他们回京，以后不必再派出去，加重地方的病患。那些派去清查屯监的都御史们是否应该取回别做他用，只要责成管理此事的巡抚巡按，叫他们用心清理而后决定即可，也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该部门从长计议，上奏定夺。以后朝廷上下只有清心省事、安静不扰，百姓的生活才能满足，国家的根本才能获得安宁。恳切地希望陛下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节省费用、爱护人民的学说，政治家们都能道出，儒法诸家的学者更是情深意厚地加以劝导，其意义十分明显，无须再阐述说明。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正是世宗骄奢淫逸之余，并且在贼臣严嵩聚敛搜刮之后，民众负担沉重不堪生活的局面已经很久了，若想矫正积重难返的弊病而巩固国家的根本，自然不能不以节省费用、爱护人民为第一要务；而他首先谈论奖赏廉洁、惩治贪污，则更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治国者固然不应该只是消极地从自我节俭中获取财用的富足，而是必须积极地从事于廉洁风气的提倡和培养。必须用法治来约束，努力使贪污绝迹，这样人民才能全都获得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基础，皆靠此来维系。

一是整饬武备 臣以为当今之事，最值得忧虑的莫重于边防。朝堂之上，应该日夜谋划的，也莫急于边防。近年以来，外敌的祸患日益加深，边疆的防备久已废弃。近来皇上多次颁下圣旨要求边疆守臣严厉整顿边防，人们心里都要奋发图强，一时之间督抚、将领等官，都声称得到了人才，当前的防御措施似乎也算大体完备了。然而臣以为外敌像禽兽一样，不重创他们一次，其侵扰不会停止。但战争是危险的事，不可轻易发动，必须从容谋划，用计策战胜他们。现今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自行治理，其关键所在，就是皇上您先要奋发图强，确定志向；您的志向确定了，那些怀有忠诚、蕴藏谋略的士人，就可以在您面前效劳了。现今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说：我们士兵不多，粮草不足，没有适合的人才做将帅。臣以为这三件事都不足以值得忧虑。士兵不担心少而担心弱。现在军队虽然缺少，但是各地的籍贯国家都有，如能按照籍贯征兵，查清冒认的现象，随机招募填充，加强实地训练，又何必担心没有士兵呢？削减那些无用的不急需的费用，合并到军费之中用以培养能征善战的军队，又何必担心没钱呢？设置重赏来劝勉有功的人，放宽文化资格而伸张将领的权力，这样那些忠勇的人，谁不会奋勇向前，又何必担心没有将领呢？臣所忧虑的，只是我国家之人没有奋发激励的志向，懈怠懒惰，苟且偷安，如此即使有兵士、粮草、将领，也恐怕不能有所作为。所以，臣希望皇上能够自己先确立励精图治的目标，坚定有所作为的志向，任用有智谋的臣子，推行实政，不急功近利，不忘记忧患，凡事周密计划之后再一步步地谨慎施行，不出五年，就可以消除外敌了。至于说到当前的防御策略，没有比选择边官将领，训练士兵，加固堡垒，让民众一起防卫堡垒，并时不时地选择精锐士兵，趁其不备去攻击他们更重要的了；这样即使外敌侵犯，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这些建议昨日虽然已在内阁讨论过它的执行了，但我依然担心有些人会因为懈怠苟且、玩忽职守的时间太久，而只说不做地搪塞过去。恳切地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兵部严令各地边境的督抚，务必将边防事务落在实处，等到秋防结束的时候，要严查有没有实际效果，并大行赏罚；一定要使边疆各郡处处都有防备，外敌才不敢窥视侵犯。再依照祖宗时的旧例，京城的防卫军队有数十万，现今虽然没那么多，但也有八九万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训练他们，又怎么会全无用处呢？只是士兵们已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气，法令难以约束，即使春秋操练，也仅是徒具形式而已。臣考察古代礼制，以及我朝先祖的旧例，都有大规模阅兵的礼制，以此来整顿武备，防御不测之事的发生。今京城内外，守卫薄弱，臣常为此感到忧虑。恳切地乞求您颁布圣旨命令戎政大臣严整军务，设法训练，每年或隔年的冬末春初、农事空闲之际，恭请皇上您亲自检阅，一方面可以检验将领是否贤能，另一方面可以检验士兵的勇敢与怯懦。发现技艺精湛熟练的应该分别给予赏赐，发现老弱病残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马上予以淘汰更替。这样不仅使皇帝麾下常有数万精兵，也可以借此达到通过掌握兵权来控制政权的目的；并且这一举动，传扬出去，都知道皇上在用心扩张武备，整顿边防，借此也可以作为讨伐外敌的谋略，消除还未萌生的祸患，实在是转弱为强的一个机会。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原是治理国家的常规；思考预防，更是当时的当务之急。明朝自开国不久，北方边境就多次发生战祸，像成祖时有马哈木和阿鲁台的侵犯，英宗时有也先酿成“土木堡之变”，世宗时有小王子及俺答的战事；而东南沿海，倭寇更是时常出没，世代为祸边境。武备的废弛，国势的贫弱，是南宋以来的各朝所没有的。奏疏中所谓的“外敌的祸患日益加深，边疆的防备久已废弃”，虽是感慨之言，但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目睹时事的艰危，忧心时局，所以才会如此的语重心长。他说无兵无粮草无将帅不足担心，值得担心的是君主懈怠偷安，没有奋发激励的意志，真可谓之思虑周详而言语深切啊！至于他所陈述的防御策略，说“没有比选择边官将领，训练士兵，加固堡垒，让民众一起防卫堡垒，并时不时地选择精锐士兵，趁其不备去攻击他们更重要的了”，则尤其符合古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主旨，与近代“避实就虚持久作战”的战术相差无多，清朝围剿捻军等，莫不凭此建立大功。只是他力主举行阅兵礼制，说既可以“检验将领是否贤能”，“检验士兵的勇敢与怯懦”，又能“作为讨伐外敌的谋略，消除还未萌生的祸患”，然而察验事实，很是讨厌他这种未能免除的书生纸上谈兵的习惯，而对于整顿军队经营武备的方法，显然是有所不知。君主亲自检阅军队，固然能够一时之间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然而终究不如对将士严格训练，这样才能在平日也起到整肃军队的效果。当时“士兵们已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气，法令难以约束”，既然奏疏中这样说，那么这岂是一年一度照例举行的大阅兵，所能挽救的过失，所能挽回的颓势呢？这就是当时整顿武备终究必须依赖戚（继光）、李（成梁）诸名将的训练有方，而现代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必然起始于黄埔军校的建立，抗战建国的非常时期，尤须注意集中训练的缘故。张居正只在举行阅兵的时候恭请皇上亲临，其意或许是在借此激发穆宗振作有为的志向，从而收取上行下效的功绩吧？如果不是这样，凭张居正熟悉军事，怎么会提出这种舍本逐末的谋略呢？

这道奏疏侃侃而谈，切中时弊，所陈述的各种方略，几乎无一不是救治时势的良药，而其根本主张，则在于将法家思想引入儒家，严厉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而已。自荆国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后，不论就其本身价值而言，还是就其时代影响而言，这篇文章都可以推为名臣奏议中的巨擘，政治言论中的翘楚。只是穆宗为人，《明史》说他“宽恕有余，但不够刚正严明”，（见《明史·穆宗本纪》），归根究底也只是中等材质罢了。在他刚继位的时候，依赖有徐阶等顾命老臣的匡正、辅弼，才有停罢斋醮、废除土木、诛杀方士、体恤言官的诸般善政。等到徐阶离职，虽有李春芳、陈以勤等显贵近臣，仍未能多加辅助，陈以勤上疏陈述“谨始十事”，穆宗虽然觉得好却不能采用，不久又上疏陈述时务因循的弊病，也只是让都察院评议施行“惩治贪官污吏”一件事而已。（《明史·陈以勤传》）到后来科道官石星因为清晰地列举出节制饮食、专心好学、勤于政事、快速决断、虚心纳谏、不听谗言六件事作为进谏，而竟然触发皇帝的大怒，以至对他施加廷杖，并把他革职归家。（见《明史·穆宗本纪》，并见《明鉴》）看到这些，则穆宗是一个怎样的君主，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对于张居正的这篇奏疏，他却格外赏识，立即采纳，赞许为“深刻地切中时势，令相关部门详细评议后回复”（《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并见《张文忠公全集》）。于是都御使王庭等议论并回复了整顿纲纪、重视诏令的相关事宜，兵部议论并回复了整饬武备、准备阅兵的相关事宜，户部议论并回复了巩固国本、节省开支的相关事宜，穆宗都一一批准施行，且定于明年九月举行阅兵典礼。于此可见穆宗对张居正的信任是多么深厚，后来张居正辅佐神宗，任劳任怨而死，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

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固然已全被采纳，但由于当时的习气积累太深，一时之间不容易收到改革的实效。而首辅李春芳“力求使皇帝心志安静”，不肯稍作改变，这恰恰与张居正力求振作的主张相矛盾；位次相同的陈以勤也是碌碌无为，不作表现。张居正孤立无助，他的主张更是难以贯彻了。隆庆三年（1569年）八月，赵贞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机要事务的处理。赵贞吉“学识渊博，才华高超，然而性格刚直，爱意气用事，一举一动经常与人抵触；九卿大臣，有时直呼其名”。（《明史·赵贞吉传》）等到入阁以后，自认为是名流而处处领先，轻视张居正，呼为“张子”，谈论朝廷大事，就说：“这不是少年人应该知道的。”（《明纪》卷三十七）张居正也是以才气自负的人，受到凌辱，意气自然难平，再加自己的主张因此受阻，更加难以忍受，于是在这年的十月上疏请求起用高拱以压制赵贞吉。高拱素来与张居正友善，等到再次被起用，知道是出自张居正的推荐后，更是与张居正亲善。高拱“性格刚强直爽，十分快意恩仇”（《明史·高拱传》），而赵贞吉也是以性子刚直著称，于是两人一遇到事就相互掣肘，张居正趁机借助高拱来压制赵贞吉，大概不这样做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就无法施行，这与那些朋比为奸的人自然是大不相同的。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陈以勤因病辞职，大概因为陈以勤与高拱是旧日的同事，与赵贞吉是同乡，而张居正又是他举荐的人才，自己估量无法在他们之间调停周旋，所以才坚决请求辞职归去的。同年十二月，赵贞吉因为考核科道官员的事情，与高拱更是水火不容，上疏争辩，又无法取胜，于是也辞职离任了。第二年五月，李春芳因为高拱要报与徐阶之间的旧仇的事，曾经从容地为徐阶辩解，引起高拱的不满；李春芳对此心怀不安，也请求告假归田。于是，高拱就成了首辅，而张居正为次辅。“高拱再次出山，专门报复徐阶，所提意见都是针对徐阶，想要加重徐阶的罪名，而皇帝仁爱温和，也不予以制止。徐阶的子侄在乡里十分骄横，高拱任命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登记查抄徐阶儿子们的财产，并将他们全部充军发配，高拱扼制徐阶的方法可谓无所不至。”（《明史·高拱传》）最初，徐阶离职之时，让他的三个儿子谨慎地事奉张居正。张居正与徐阶有师生情谊，并且他能入职内阁也是徐阶的引荐，对于徐阶的子侄自是不能不尽心监护。等到高拱使徐阶的儿子获罪后，张居正“从容地劝说高拱，高拱的心稍微被他打动，但是高拱的门客却诬陷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黄金的贿赂，高拱责备张居正，张居正面色改变，指天发誓，言辞甚苦，高拱于是向张居正道歉并说自己没有详细审察。两人的交情由此产生隔膜”（《明史·张居正传》）。等到神宗即位，冯保一事发生，二人就走向了决裂的道路。

张居正自三十六岁（嘉靖三十九年）重新出山，至四十八岁（隆庆六年）晋升首辅，前后共十二年，计算起来其在翰林院和供职内阁的时间各占一半。供职内阁的六年中，主要有封赐俺答为王并允许与明朝互市、主持辛未科会试以及在吏部慎重选录人才三件事，是其最为突出重大的政绩，我将在以下的各个章节详细陈述。文集中有《答上相师徐存斋（徐阶的字）书》，是隆庆五年（1571年）所作，最能显示张居正此时的心事，以及他对未来的希望，特抄录下来作为本章的结束。其书如下：

我的年龄今年已经四十有七了。苟且偷生，白吃俸禄，无所建树，每次感触时事，就会怅然若失。……在以后剩下的岁月里，只应当竭尽诚心，力求不辜负老师和国家的托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