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告假归乡时，正值三十而立之年，也正当是英气风发、有所作为的时候，然而此时的他却悄然萌生了不如归去的思想，浩然具有了隐居林泉的情志。观看他的一首诗：

我岂是东方朔那样的隐士，隐居于朝堂的金马门？我现在正如困倦的司马相如，病卧在床上思念着梁园。我命运坎坷却仍然保持自己的志向，顺应世俗却常常招来许多烦忧。我错误地选择寄身官场，时常抚胸感叹自己像一只双角卡在围篱上的公羊而进退两难。我笨拙无用没有经世之才，只能空自缅怀家乡的山川平原。家乡幽暗潮湿的地方长着丰盛的水藻，白云飘浮的田野有无人采摘的芳荪。山中之人还未归来，花卉树木已森然繁茂。永远希望有朝一日能抛弃世俗的烦恼，回到家乡闲居度日安养心神。人生百年贵在适意，贵贱又怎值得在意呢？（《述怀》）

另一首诗：

有欲望就会因满足不了而苦恼，只有做到无欲望才能没有忧愁。羲和控制缰绳驾驶着太阳之车，时间如白驹过隙毫不停留。我的志向在于虚无寂静，以无耻方式获取禄位不是我的追求。人在这个世界上，犹如飘浮的云烟瞬间消散。荷花在清水之中洗濯挺立，江水上空飞翔着白色的鸥鸟。鲁仲连志在挽救齐国，商山四皓也是为了安定刘氏天下才入朝辅佐太子。古代的贤达之人真是伟大啊，千年之后仍然令人想念其美善之道。（《适志吟》）

这两首诗，一作于将要归隐之前，一作于归隐之后，其字里行间，皆充满佛道的虚无思想。世间评论张居正者，据此就说张居正告假归乡的动机，是由于不被重用，才渐渐萌生出消极出世的观念的。然而张居正真的是因为一时不被重用，才萌生出消极出世的思想的吗？请看一下他平日的人生观，以及归乡后的生活动态，凭此就可以证明这种论点的错误了。张居正平日的人生观究竟是什么呢？《明史》记述他的为人说：

张居正为人，勇于任事，自许为人中豪杰。（见《明史·张居正传》）

既然以“豪杰自许”，就可以知晓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了；既然是“勇敢任事”，那么他必然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灰心丧气。这如果通过他的自述来看，更能够加以证明。他的《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书》说：

二十年曾有一个宏大的心愿，愿意做一张草席，任人枕卧，任人屎尿，我绝无怨言。有想割取我的耳鼻以为己用的，我也会高兴地给他，何况一点小的诋毁呢？

《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又说：

我平生所学志在以心为师，不求人知，不只一时的毁誉，不会考虑，即使是关系身后千万年的是非，我也不会在意。

呜呼！不躲避屎尿，不考虑毁誉，不在意是非，这是怎样的一种积极态度呀？像这样的人，而说他因为一点小的挫折就灰心丧气，因为一时不被重用就萌生消极出世的观念，这谁能相信呢？因此我曾评论张居正，认为他具有积极用世的人生观。试就其一生的行事来说，他之所以能以一身关系天下的安危，是由于具有高超的抱负，独到的主张，以及做事的恒心，坚持的毅力。而所谓“恒心”，所谓“毅力”，则又全靠他有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来加以支配支撑。以行舟作比喻：其抱负，其主张，是舟之本身；其恒心，其毅力，是舟的桨舵；其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是划桨操舵之人。如果没有划桨操舵之人，则虽有桨舵，船也无法前进；然而如果没有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纵使有恒心毅力，又能有什么办法使其抱负与主张最终付诸实践呢？观察张居正未入仕途之前，一方面用心于科举考试，谋求进升之道，一方面沉浸于古代典籍，以奠定志向树立的基础；及其入仕之后，更是从事于当代文物、法令、礼乐、制度的探讨和政情世务的研求。其心情急切、举止匆忙地一心钻研学问提升修养，难道不是受他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所支配支撑吗？再观察他执政以后，不顾人们指责他独揽大权的毁谤，背负友朋的猜忌，冒着功高震主的危险，甘受不奔父丧的非议，兢兢业业，只求改革政策的推行，大义凛然，只求时势的转变，这些又怎能不受其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所支配支撑呢？今日的张居正，是昔日的张居正造成的。将来的张居正，是今日的张居正造成的。昔日的张居正，已然具有此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将来的张居正，也仍然具有此积极用世的人生观；而说今日的张居正，突然因为一时的不被重用而萌发消极出世的观念，这相当于把他平日具备的人生观一下子全都毫不可惜地抛掉了。呜呼！发出此种论调的人，是把张居正看得多么低啊！

这只是就其平日的人生观来推论。如果进一步观察其归乡后的动态又是如何呢，《行实》有如下记述：

张太师身体素来虚弱，又厌倦游宦生涯，嘉靖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告假还乡。请求得到批准后，归至乡中，选定了小湖山作为隐居之处，命僮仆挖土编茅，筑成一间仅有四五根椽子的小室，周围种竹半亩，养一只瘦鹤，整日闭门不出，外人很难见到他的面。只留几个小童侍奉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修养元神练习胎息，入静守意自我反省。久而久之，精气神日益强壮，于是更加闭门苦读，博览群书，贯穿百家，专心研究当世事务。大概那时的他只认为作为儒者就应该这样，其心就应该与泉石为伴，所以愈加地追求洒脱自由没有了用世之意。

此处所说的“栖神胎息，内视返观”“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数语，正可与上面所引的张居正的两首诗对照观看，这也大概正是有些人推测张居正萌生消极出世念头的依据。但这时的张居正果真是一心与泉石为伴，洒脱自由，没有用世之意了吗？看他同时自己又努力地“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却是为何？世人哪有已然萌生出世念头，又积极为用世做准备的呢？这种说法是不通的。然而，显而易见，《行实》里面的论述，并未说中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心事。接着，姑且再引张居正的一段自述，来一探究竟。张居正有《学农园记》一文，其中说道：

我少年之时苦于贫穷，家中没有多余的存粮，成年以后进入仕途，才有了数十亩田地。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自己感觉身染重病，不能上朝议事，侍奉圣明的皇帝陛下，于是借病辞职，如果回乡后，还是继续来往于城市府衙，与宾客们应酬，只会增加病症的恶劣程度。于是就谢绝一切亲戚朋友，在自家田地中开辟出数亩，植竹种树，除草盖房，在其中睡卧休息。有时绕行于田间小路，与农父佣叟察看土壤的燥湿，比较各种谷物成熟的先后，观望云气，以预测一年收成的好坏。时常看见他们冒着风露，顶着烈日，一年到头的在田间忙碌，也仅是免于饥饿而已。一旦年成歉收，就可能卖儿卖妻使妻儿不得相见，而官吏催税，又急于救火，经常是逼得寡妇夜泣，流民潜逃，见到此我常常感到既哀怜又悲伤，既忧虑又心惊。或侥幸年成顺利粮食丰收，成熟的稻麦布满田野，每逢伏、腊等节令，村中老者高兴欢呼，相聚在一起感谢上天赐予的恩泽，这时的他们倒也是欣然喜悦，闲适快乐的。他们虽没有郄缺躬耕冀野时那么辛勤，也没有长沮、桀溺两人并耕时那么劳苦，但他们一年的吟咏歌颂、欢乐悲戚，全都维系在这农事之上。自己既然才能拙劣，缺乏宽宏的气量，只有勤力耕田，种出一些瓜果蔬菜，奉养父母，或许才能不致招来灾祸。况且种地这件事虽然低贱，但如果不去学习也无由知晓。于是在园门上挂一块写有“学农”的匾额，以申明知止知足之意。有人说：“农事，是民生之本，周朝以农业建国，及其治理天下国家时，也自然应该以农为本，加强生产，节约费用，重农抑商，之后对人民的教化才能推行、兴盛。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君子志向远大关注的是远者大者，小人志向浅近关注的是浅者近者。我辈小人，每天只忧虑一日两餐是否充足，又怎么还敢有其他的想法呢？我将来只想营建一处隐居之所安度余生而已。《诗经》上说：“难得悠闲和自在啊，就这样了此一生吧！”

这是张居正刚退隐家乡后的作品。以张居正的卓越才智和奋发有为，却只能身居闲职，乃至无补于国家，称病退隐，这样其满腹牢骚，就不能不有所发泄。观看他在文章中所说的“才能拙劣，缺乏宽宏的气量”“我辈小人，每天只忧虑一日两餐是否充足，又怎么还敢有其他的想法呢”等语，其一腔孤高愤慨之情，已经在辞章中显露了。但仍谨慎地关注于加强农业、节约费用、重农抑商等事，可见他虽然置身乡野，其心中仍未曾忘记要为治理国家规划方略。这篇《学农园记》以及上面所引述的两首诗里的话，只是他一时的愤激之词，并非是他放弃了平日积极用世的人生观，而突然萌发出消极出世的念头。至于他所说的“哀怜悲伤”“忧虑心惊”“欣然喜悦”“闲适快乐”，固然与大禹、后稷心念天下牵怀民生的心怀相去甚远，倘若与陶渊明先生登上东皋放声长啸的心情相比，也是迥然不同的。

如此，其自述就足以证明我的话了，张居正的其它文章里也有类似的表述，姑且再抄录一二段来阐明我的观点：

张子登上衡山后数日，心神忧愁，意念伤感，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似的，有所醒悟。说：嗟乎！人的心态是多么容易变迁啊？我上次来时经过长江，沿着汉口而往西，登赤壁矶，游览孙、曹交战之处，慷慨悲歌，感觉古今只在一俯一仰的瞬间。向北眺望乌林，为曹操的雄心壮志突然遭到挫败而伤心；向东远望夏口，为周瑜、诸葛亮的生而逢时而心生羡慕。遥想徘徊之际，不觉洒脱之气已自胸中流露。继而路过岳阳，见到洞庭湖的长涛巨浪，惊心动魄，胸怀之中从各处沾染的混浊之气，在此一瞬之间变得空净，从而生出网罗宇宙、物我齐观，吞吐万象、容纳八方的豪迈情怀。等到登上衡山，游览完幽深的洞壑，曲折的林泉后，忧虑减少，烦恼变轻，心境开阔，精神愉快，又觉得修身养性、悠闲自乐、远行游览、寻景探幽，也不是很难的事。……我今天所游历的各处风景名胜，与以往一样，但我的感情有时惊愕有时爱怜有时难以取舍，这该如何操控呢？于是知道以往那些愁苦的感情，全是虚妄，是我的心不能转化万物，反而被万物转化所致。过去了的仍要挽留它，与追逐某物而被某物改变了心志，是同样的谬误。世间必有某种不随外物而悲喜，能以混沌的感情无差别地对待万物的事物或方法，我怎样才能掌握它呢！（《游衡岳后记》）

此文当是告假归乡后病愈出游时所写。此外还有一篇《游衡岳记》的文章，记述了他出游的动机，说：“我打算趁着现在身体健壮出去远游。即使不与汗漫相会于九天之外，也要遍游世间的各处名胜，纵目四望，开阔心胸，以完成平生的愿望。”张居正三十岁告假归乡，正是身体健壮的时候，而且除去这段时间外，他再也无暇四处远游，所以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应该就是这段时间。观察他游历赤壁矶、洞庭湖、衡山各处名胜，而生出种种不同的感触，这些各种不同的感触，在内心相互交织，最后忽然顿生出“不随外物而悲喜，以混沌的感情无差别地对待万物”的感悟。我个人以为这正是张居正对于人生获得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而他平日之积极用世的人生观，也因此而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各位让我把话说完。张居正才智卓越，奋发有为，却一直没有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完成其治理天下使万民都蒙受恩惠的夙愿，因此才暂时归隐，独自修养身心，这件事从张居正积极用世的观点来说，他必然会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其牢骚满腹，一腔愤慨，应该是他遭受打击后心理上的正常反应；况且此时的他精神修养还未能达到“以心转化万物”的境界，也就难怪他会感到胸中愁闷，气愤难平了。若非经历这一场远游，开拓了他的感悟，扩展了他的胸襟，那么他在精神懊恼、灰心丧气之际，即使不沉沦于“修养元神练习胎息，入静守意自我反省”的消极生活，走上清静无为、放荡不羁的道路，但他一时的愤慨，也必然会深深影响其他平日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减退他积极有为的兴致，这样他若还想保持心怀万民的情怀，用心研究当世的事务，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在他游览名山大川以后，心灵竟然一下开阔了许多，而且顿生出“不随外物而悲喜，以混沌的感情无差别地对待万物”的感悟，于是这种感悟和以往的难免于“心被外物转化”，一同升华为“万物随心转化”。观看他在《七贤咏》的序文中所说的，就可以知道到自从经历这次开悟以后，其心已不受外物束缚，对事物而能作超然物外的观察分析了。其文说：

我常感叹地以为精深玄妙之人，很看重自我的适意，行事但求清白质朴，不求与人相同；所以纵然是一生都受到毁谤和猜忌，对于独行其道的人来说他也不会感到后悔，纵然其才能和智慧一千年也得不到展露，对于洁身自好的人来说也不会感到苦闷；他们都是身心惬意，无拘无束，而超然世外的人。

从他心理变化的方面来看，这自然不是消极出世的感想，而是超然物外的胸襟。必当具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才能不以加官进爵为喜，斧钺加身为惧，才能打破得失毁誉的关头，养成特立独行、百折不挠的人格，也只有这样才能与诸葛武侯所说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十分接近。至此他的精神修养，才算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平日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经过这精神修养的洗礼，也才算更加地趋向积极。所以，在此情况下，一经其父的激励鼓动，他就幡然醒悟，再次决定出山，重新进入仕途，乃至以后重新受到明穆宗的赏识厚待，享受三公的特殊荣誉，自此更是一心为公而忘却私事，为了国事不顾家庭，凭着超然物外的胸襟，造就匡正时局、辅助君主的事业。

张居正自归隐到复出这段时间，其人生观不为环境所转移的情形大致如此。将他与那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就萌生消极出世的思想而自甘废弃的轻薄少年相比，又怎可同等看待呢？日后他最终能卓越地有所树立，跻身于大政治家的行列，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