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田汉同志新编的话剧《文成公主》和昆曲《文成公主》以后

一

田汉同志新编的话剧《文成公主》已经由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在这出戏中，作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民族平等的原则和高度的艺术技巧，把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这个历史事件搬上了舞台。作者肯定了文成公主这个历史人物，并且通过她热情地歌颂了汉藏两族人民的悠久的、深厚的友谊。

和话剧《文成公主》演出同时，北方昆曲剧院也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不同的艺术结构演出了昆曲的《文成公主》。和话剧一样，昆曲中的文成公主，也是为了民族团结而献出了她的青春。

有人说文成公主太多了，我说不多。为什么不许同样的花开出不同的颜色呢？

作为一个观众，我欢迎这两出历史剧的演出，因为在这两出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凿通西藏高原的杰出的女性受到了她应该受到的赞扬，看到了一个藏族的历史人物以轮廓分明的英雄形象和充满了追求新生活的热情出现于舞台，看到了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统治西藏高原的松赞干布就曾经以吐蕃赞普的资格接受过大唐帝国的西海郡王和驸马都尉的封号和官爵。总而言之，在这两出戏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对喜马拉雅山抱着幻想的人们不愿意看见的历史。这些人希望我们忘记这些真实的历史，要我们相信帝国主义捏造的历史；如果我们不相信帝国主义捏造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就是碰到了“坚硬的石头”。告诉这些人们，应该小心一些，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那到处都会碰到“坚硬的石头”。文成公主就是一块“坚硬的石头”，谁能从中国历史上把这块“石头”搬掉呢？

在这两出戏中，我们还看到了那些大唐的天朝主义者被当作愚蠢的冒险分子受到了嘲笑，看到了那些仇视邻人的吐蕃分裂主义分子受到了严厉的谴责，用一句话说，看到了田汉同志和昆曲的作者用他们的大笔在人民的舞台上扫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影响。

有人说，文成公主值不得歌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司马迁对于凿通西域的张骞曾经给他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对于凿通西藏高原的文成公主不给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呢？

文成公主是值得歌颂的，首先是她替吐蕃人民带去了文明的福音。田汉同志和昆曲的作者强调了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着重地指出，文成公主替吐蕃人民带去的文明，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当时的世界，都是最高水平的文明，这种文明有力地摧毁了吐蕃社会的原始闭塞性，把7世纪中叶的西藏高原带到了历史上文明时代的入口，难道这不是一件值得歌颂的大事？

文成公主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她带去了一些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更重要的是她打开了吐蕃人民通向中原文明区域的道路，使吐蕃加入了中原地区的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的体系，替吐蕃社会后来的发展，开辟了无穷无尽的泉源。难道这不是一件值得歌颂的大事？

根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上的记载，我们还发现了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以后，很多大唐的僧侣经由吐蕃前往泥波罗（今尼泊尔）和印度，其中有些大唐僧侣如玄照一行，在他们去国和回国的途中，路经吐蕃，都见到文成公主，并得到她的资助。很有兴趣的是在这些僧侣中还有文成公主奶母的两个儿子。由此看来，文成公主不仅凿通了西藏高原，而且还凿通了经由西藏高原前往泥波罗和印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以前是不通的，至少在中国古典文献上没有这样的记载。难道这不是一件值得歌颂的大事？

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文成公主是值得歌颂的。应该指出，文成公主不是一个普通的公主，而是第一个把中原文化种子送到西藏高原的姑娘，是从中原地区前往西藏高原的最早的文化拓荒者，她的名字已经被历史铭刻在西藏人民的心灵上，成为永远不能磨灭的汉藏两族人民友谊的象征。当然话剧和昆曲的作者写这出戏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歌颂文成公主个人，而是通过一个人歌颂两个民族的团结。

二

话剧和昆曲的作者都掌握了与文成公主有关的史料，但他们只是把真实的历史当作底布，在历史的底布上绣出色彩鲜明的花纹，他们都发挥了艺术的虚构能力，用假设的人物和情节补充了历史资料不能体现出来的内容和情节，而这种虚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的。

田汉同志在他所写的话剧中，一开始就张开了思想的羽翼，飞向艺术的天国。他虚构了一个吐蕃的求婚副使，担任反面角色，让这个反面人物以虚伪的辞令和假装的友好隐蔽自己，进行破坏唐蕃友好的活动；而以求婚正使担任正面的角色，让他坚持唐蕃友好的政治使命。作者以此揭示了全剧的精神脉络，然后在剧情的发展中展开了民族友好和民族分裂的矛盾斗争。作者很巧妙地把有关文成公主的史实和传说组织在这个斗争之中，让戏剧在斗争中发展，而在最后则以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失败，保卫了民族友好团结，结束了这个斗争。在一个有汉藏两族人民参加的、隆重的、狂欢的婚典中，放下了幕布。留给观众的印象是民族团结的胜利。

田汉同志的虚构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种族都有保守分子，任何时代任何种族的保守分子都靠落后吃饭，吐蕃的保守分子也不例外。既然要靠落后吃饭，就必然要反对先进的文明和新鲜事物，就要坚持与文明世界的隔绝，把自己的人民封闭起来，让他们永远停滞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甚至把文明当作灾难加以拒绝。田汉同志虚构的求婚副使和他的一党，就是吐蕃的保守分子，他们反对和大唐友好是理所当然。

历史告诉我们，当大唐王朝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平原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时候，分布在今日西藏高原、当时吐蕃境内的诸部落，还是闭关自守，死守着祖先传下来的古老的、落后的、粗野的游牧生活方式，过着相当原始的牧人生活。他们也种一点庄稼，如青稞、荞麦、小麦、䝁豆之类，但农业在他们经济生活中并不重要。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是牛羊肉和乳酪，也有用石头砌起来的建筑物，但这些建筑物只是用为军事的堡垒，他们还是住在随时可以搬动的帐篷内。他们已经知道冶炼金银铜锡，似乎还不知道冶铁。也不知道纺织，穿的是粗糙的毡鋥。

当时的吐蕃究竟处于什么历史阶段，资料太少，不能做出判断。根据历史和传说的记载，他们已经有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有奴隶和奴隶主，有一个以赞普为首的世袭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高踞于吐蕃各部落之上，是吐蕃最高的统治集团。他们掌握着阶级压迫的机器：政权机关、庞大的武装部队、地下牢狱和对千千万万吐蕃人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像这样一个社会，是否可以称为奴隶社会尚待研究。文成公主在吐蕃遇到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由于崇山峻岭，吐蕃与中原地区隔绝，若干年来，他们的帐篷还是按照原来的形式架起来的，毡鋥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制成的，金银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冶炼的，乳酪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调制的，甚至妇女脸上的赭膏也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涂上去的。总之，一切已经死去的世代的传统都被当作神圣的东西沉重地压在吐蕃人民的胸膛上，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然而这种情况就是那些从母亲乳汁中就吸取了这种保守的精神和原则的一部分吐蕃大贵族或大奴主认为最满意的情况。因为吐蕃的大贵族或大奴主的政治特权正是建筑在这种最保守最落后的社会基础之上。

为了把西藏高原的统治牢固地固定在自己手里，吐蕃的大贵族或大奴主必须保卫落后，因为保卫落后，就是保卫他们的特权。为了保卫落后，吐蕃的保守分子用种族主义的外衣掩盖他们的阶级偏见，把保卫阶级统治说成是保卫种族，并且利用种族主义筑成抵抗文明的堤坝。他们可以在铠甲上面留下两个小孔，让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邻人的财富，但决不肯在吐蕃的边境上打开一个窗户，让文明的光辉射入吐蕃。由于保守分子的顽固，因而在中原地区早已归入历史范畴的东西，如抉目、劓鼻、刖足、人殉和恐怖的地下牢狱等等，在吐蕃还是被保留在现实生活之中。如果要在中原地区找到类似的例子，那必须回到远古时代去。

不管山有多么高，水有多么深，也不管吐蕃的保守分子有多么顽固，要想遮住文明的传播是不可能的。在7世纪中叶，高度发展的大唐的封建文明的浪涛终于从中原地区经过青海草原，冲击到西藏高原的边缘，而飞溅出它的浪花，这在吐蕃保守分子看来，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危险，因而必须加以抵抗。为了抗拒文明，他们不惜发动战争，贞观十二年（638）对松州的进攻，就是向文明世界挑战。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遇到了大唐帝国的坚强抵抗，也遇到了吐蕃内部开明分子的反对。他们在这次战争中得到的胜利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好战的吐蕃贵族的尸体。

显然，吐蕃的保守分子在松州的战役中受到了战争的批判。经过这次战争的批判，吐蕃的开明分子在政治上抬起头来了。跟着吐蕃的求婚使节禄东赞到了长安，跟着文成公主进入了逻娑。文成公主进入逻娑，是吐蕃人民的历史胜利，因为这个长安姑娘走进吐蕃赞普的帐幕，其意义就是吐蕃的最保守的大贵族或大奴主的失败。当然这不等于说文成公主和受到她的影响的吐蕃赞普就可以打开地下牢狱释放那些被囚禁的牧民和奴隶，就可以把抉目、劓鼻、刖足的刑具送进历史博物馆，就可以使吐蕃的大贵族大奴主放下他们手中的皮鞭，因为不管文成公主如何慈悲，也不管吐蕃赞普如何英明，他们都不能让历史上规定了要出现的制度在尚未达到崩溃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愿望和权力之前消灭。但是文成公主进入吐蕃，至少把吐蕃大贵族大奴主所筑的抵抗文明的堤坝打开了一个缺口，因而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当文成公主进入逻娑的时候，守卫着吐蕃大贵族大奴主的财富的“鄕羝之神”就从古老的神龛上跌到地下来了。

贯彻在话剧《文成公主》中的矛盾，就是这个矛盾。田汉同志提出了这个矛盾，揭露了这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并且通过这个矛盾说明了他的主题。

三

昆曲《文成公主》除了贯串着唐蕃矛盾以外，作者虚构了一个吐谷浑的保守分子，让他和吐蕃的保守分子相互勾结，阴谋刺杀文成公主，企图以此挑起吐蕃与吐谷浑之间的战争，并从而破坏大唐与吐谷浑和吐蕃的友好关系。最后阴谋被揭发，分裂主义者失败。在一个有大唐、吐蕃、吐谷浑三族人民参加的歌舞大会中结束了这出戏。

昆曲的虚构，也是合乎逻辑的。和吐蕃一样，吐谷浑也有保守分子，吐谷浑的保守分子和吐蕃的保守分子虽然属于不同的种族，但他们是一个阶级的儿子，他们都靠落后吃饭，因而对文明有着共同的反感。

但是吐谷浑的保守分子和吐蕃保守分子的处境是不同的。由于青海草原比较接近中原地区，又没有崇山峻岭作为屏障，因而当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以前，生活在青海草原中的操着各种语言的游牧人都已集结在大唐的王笏之下。吐谷浑的可汗诺曷钵就是大唐王朝把他安置在吐谷浑的王座上的。在弘化公主进入诺曷钵的帐幕以后，吐谷浑和大唐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以后大唐王朝又以交州大都督会稽王道恩的女儿金城县主嫁给弘化公主的长子苏度摸末（即慕容忠），更后又以金明县主嫁给弘化公主的次子闼卢摸末，大唐与吐谷浑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弘化公主，金城县主及慕容忠等的墓志均已在武威发现）因此吐谷浑的保守分子如果要反抗大唐王朝，就必须和吐蕃的保守分子勾结。而吐蕃的保守分子也欢迎这种勾结，因为他们正想把吐谷浑从青海草原驱逐出去。

历史告诉我们，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的次年（641），亦即文成公主经过吐谷浑的那年，吐谷浑的丞相宣王曾经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袭击弘化公主，劫持诺曷钵可汗投奔吐蕃。诺曷钵可汗与弘化公主被迫逃往当时的鄯州今日的乐都，后来得到唐朝的帮助，才平定叛乱，回到自己的部落。

当文成公主路经河源的时候，吐谷浑的叛乱已经平息。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写本西藏古文书中曾经记载文成公主路经河源时受到吐谷浑的欢迎。古文书中记载诺曷钵可汗和他的母亲、丞相、贵族、百官、头人、骑兵队长和他们的妻子等都来欢迎文成公主，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又有一个吐谷浑大臣素知贵叛降吐蕃，引导吐蕃进攻自己的部落。把青海草原交给全身盔甲的吐蕃士兵去掠夺，而让自己的部落的名字，从历史上消灭。

昆曲《文成公主》中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这种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就是大唐和吐蕃的矛盾。因为大唐帝国在青海草原的每一步进展和加强，在吐蕃的保守分子看来都是对他们的威胁。反之，吐蕃对吐谷浑的每一个进攻，在大唐帝国看来都是对自己的侵犯。可惜昆曲的作者提出了吐谷浑与吐蕃的矛盾但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矛盾去说明唐蕃的矛盾，而唐蕃的矛盾是这出戏中的主要矛盾。

四

话剧和昆曲的演出，都很成功，至少给了我这样一种印象，即出现在舞台上的场面，看起来是真实的历史，又是朴素的牧歌，也是一幅一幅色彩鲜明、含义丰富的画面。

当话剧中的文成公主出现在华贵的珠帘后面的时候，侍女轻盈地站在两边，坐在我后面的一位观众说：“这简直是一幅敦煌壁画。”

在人物塑造方面导演同志发挥了他们的天才，演员同志也能细致而生动地体现出他们所扮演的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感情。

出现在这两出戏中的文成公主，都表现出是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女性，同时也在不损害她的坚强性格的限度内，表现出一个年青的贵族姑娘的精神面貌。应该让文成公主坚强一些，否则观众就会担心她不能担负起大唐王朝交给她的政治使命。

为了要把文成公主塑造成为一个性格坚强的女性，话剧的导演金山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甚至当文成公主万里远嫁，辞别她的父亲，离开长安的时候，金山同志也要她堵住泪腺，而要她把长安就要流出来的眼泪带到青海草原才让她流出来，只有这一点我觉得有些勉强。如果流了眼泪就损害了坚强性，那么长安不流河源流，坚强性还是被损害了。当然我不是说要让文成公主哭哭啼啼地离开长安，只是说要给她以留恋家乡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昆曲的导演金紫光同志比金山同志要慷慨一些，他给了文成公主这个权利。

话剧中的文成公主在河源哭了一场，是不是损害了坚强性呢？我以为没有损害。应该想到，当文成公主出嫁吐蕃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年青的姑娘，而且是生长在重重帷幕之中的一个贵族姑娘，在高墙圈禁着，卫士警戒着，身份限制着的宫廷生活环境中，她不可能广泛地接触当时的社会，她没有机会从现实生活中去接受锻炼。像这样一个年青的贵族姑娘一旦被政治的风浪把她从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带到荒旷的原野，她触起思乡之念，不是很自然吗？

扮演文成公主的郑振瑶同志很能体会金山同志对她的要求，她很快就抹去了眼泪，甩掉田汉同志最心爱的日月宝镜，从神奇的日月山去吸取力量，准备走向更遥远的世界。从此以后文成公主就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唱起牧歌来了，表示她的心情之无限的舒展。到了怒江北岸，她的心灵已经飞过了雪山。

金山同志一直把文成公主的坚强性保持到戏剧的终结，在她和赞普邂逅怒江北岸的时候，还是一位手持宝剑的猎人。

昆曲中扮演文成公主的李淑君同志也随时在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坚强些，而她也的确表现得很坚强，只有在和赞普初次见面的时候，才从她喜悦的脸上表现出不可克制的羞涩，但这并不算软弱，而是很自然地体现了一个汉族姑娘的民族特征。

两出戏的导演同志都努力把松赞干布塑造成为一个英俊、沉着而又有热情的英雄。为了要在形象上肯定他，没有让他披上他应该披的毡鋥。松赞干布的确是一个英雄。我说他是一个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统一了西藏高原诸部落，更重要的是他大胆地打开了西藏高原的大门来欢迎先进的中原文化。他不用保卫落后来巩固他的权力，而是用他们的权力来消灭落后。

两出戏的导演同志都注意让唐太宗的气魄大一些，这也是对的。因为当时的唐太宗，不仅掌握大唐帝国几千万人民的命运，而且已经把他自己提升到亚洲各国君主的首位，很多邻近国家的国王和部落首领，都集结在他的阶陛之下，他是名副其实的天可汗。

五

一千三百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西藏的人民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新时代，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消灭了野蛮的农奴制度，开始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历史事业。假如文成公主进入逻娑，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太古的巨人倒在喜马拉雅山的脚下，那么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更伟大的巨人——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西藏高原站起来了。假如我们“唤起已死的人物，其目的是在于赞美新的斗争”，那么歌颂文成公主就不仅仅是歌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地歌颂西藏人民的新的革命斗争，歌颂汉藏两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团结。因此，我再重复一句：我欢迎这两出历史剧的演出。

（《光明日报》1960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