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汉时期，中国西部的疆域，不仅已扩展到今日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和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高原；并且还越过帕米尔高原，把大汉帝国的国旗，插在中央亚细亚。

大汉帝国的昌盛时代，由于统治阶级的腐化，不久便成了过去。东汉末叶，围绕在边疆地区的四裔诸种族，正如阴云四合，从四方八面，向中原地区压缩，特别是匈奴和西羌，袭入甘、陕，遮断了中原通达塔里木盆地之唯一的道路——河西走廊，因而中原与这个盆地之和平交通的情形，就改变了。以后中原地区爆发了农民战争，演化而为豪族火并，内战削弱了国家的元气，因而对这个盆地的统治，遂不能维持。

三国时，魏、蜀、吴割据一方，互相火并，内战持续半个世纪。当时魏、蜀、吴的统治者，都以全力对敌国，更没有想到去恢复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西晋虽然结束了三国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但这个新兴的王朝，一开始便把刀锋向内，在平吴的战役中，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国力。以后跟着又有八王之乱，骨肉相残，若屠犬豕。在内战中征兵征粮，弄得民穷财竭，四海困穷，更没有力量顾到遥远的塔里木盆地。

正当这时，南匈奴乘中原混乱，揭起自己种族的旗帜，在山西、河北一带，相煽而起，覆灭了西晋王朝。从此以后，氐、羌、鲜卑，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原北部，僭号称尊，建立了许多短期的王朝。而司马氏政权遂退到长江以南，是为东晋。东晋偏安江左，西北为入主中原的民族封锁，当然与塔里木盆地的关系，更加隔绝。

因此，自三国以至两晋这两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史上对于塔里木盆地的纪录，甚为模糊。但是塔里木盆地自汉以来，对于欧、亚的贸易和文化，有着走廊的作用。即使在魏、晋时代，中原王朝的势力从塔里木盆地退出，但留在这个盆地的中国文明，并不会因此而消灭；同时也不会因此而使佛教文化及艺术就不从伊朗和印度继续流入这个盆地。因而在魏、晋时代，这个盆地还是应该有着或多或少的变化。

关于这方面的史料，《三国志》上根本没有记载。《晋书·四夷列传》中亦只有焉耆、龟兹两国的列传，而且记载极其简略。《焉耆传》不足四百字，《龟兹传》也不过一百二十字左右。可见当时的人对于这个盆地的情形，已不甚了了。只有在《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对当时塔里木盆地诸国，略有记述；但亦不详。

其次，只有从那时候的一些中国僧侣经由这个盆地以向辽远的印度参拜圣迹的行纪中，可以反映一些；唯这一时期的行纪大半亡佚，今仅存者，只有法显的《历游天竺记传》。此书常名《佛国记》，或《法显传》。按《高僧传》谓法显以晋隆安三年（399）西度流沙至天竺。本纪则云以姚兴宏始二年（400），岁在己亥，发自长安，六年到天竺（404），停6年，还3年，往返15年。其赴天竺，系取道塔里木盆地，因而在其行纪中记有当时塔里木盆地诸国之事。

此外，则为晚近英人斯坦因（原籍匈牙利）及日人橘瑞超在尼雅河下流废址及罗布淖尔东北故城所发现的魏、晋间人所书的木简。这种木简之一部，王国维和罗振玉曾加以考释，收入《流沙坠简》中。虽然如此，要想确切地说明魏、晋时的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还是十分不够的。

二

关于魏、晋时西域诸国的大势，据《魏略》所述，汉时五十余国。从建武以来，更相并吞。至三国时，存者只有二十国。其在塔里木盆地者，只有六国。《魏略》述塔里木盆地之兼并情形云：

（由）南道西行，且志国（《汉书》作“且末”）、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后汉书》作“拘弥”）、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阗。

“（由）中道西行尉梨国、危须国、山王国（《后汉书》作‘山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后汉书》卷一一八，《班超传》作‘桢中城’）、莎车国、竭石国（《汉书》作‘劫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亿若国（《后汉书》作‘德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脩国（《汉书》作‘休循’）、琴国，皆并属疏勒。”

此外，天山以北，即今日之准噶尔高原，汉时诸小国，似已全部并属车师。《魏略》云：

（由）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汉书》作“卑陆国”）、蒲陆国（《汉书》作“蒲类国”）、乌贪国（《汉书》作“乌贪訾离”），皆并属车师后部王[1]。

其他乌孙、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条支、安息、天竺、大秦等，或有变动，或无变动，因在葱岭以外，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从以上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中原王朝的势力从西域退出以后，塔里木盆地诸国即开始一个互相并吞的时代。并吞的结果，是两汉时代的西域五十余国逐渐被覆灭，吞并，或沦为邻国的附庸。到三国时，整个塔里木盆地，只存鄯善、于阗、焉耆、龟兹、疏勒五国。若并天山以北之车师后部计之，则存者六国。

这样的情形，到两晋时代，并没有什么改变。《晋书·四夷列传》，对于塔里木盆地诸国，虽只为焉耆、龟兹两国立传；但鄯善、于阗、沙勒（即疏勒）及车师后部的名字，皆散见于纪传之中。

又这样的情形，证之晋代残简，亦复相合。《流沙坠简·补遗考释》载晋简二：

其一云：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第三简）

其二云：

于阗王写下诏书到。（第四简）

从以上二简，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晋代塔里木盆地诸国，确已相互兼并，只存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国。王国维云：“此简（以上二简）所举五国，西域长史所辖，殆尽于此。”

第二，上简所举，不见车师，则以当时车师不隶属于西域长史，而是役属于鲜卑。据王国维考证：“晋初车师后部当为鲜卑所役属。《魏书·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云：鲜卑西部，西接乌孙。《晋书·武帝纪》：咸宁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二年，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时鲜卑当据车师后部之地，故能西接乌孙，南侵戊己校尉治所矣。（上）简令诸国写下诏书，而独不云车师王者，当由于此。然则晋初属西域长史诸国，唯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国而已，此西域诸国之大势得由上简知之者也。”

第三，当时精绝国确已失掉了独立。据王国维云：“此简所出之地，当汉精绝国境。《后》书言，后汉明帝时，精绝为鄯善所并，而斯氏后十年在此地所得木简，见于本书（《流沙坠简》）简牍遗文中者，其中称谓有“大王”，有“王”，有“夫人”[2]，隶书精妙，似后汉桓灵间书。余前序中已疑精绝一国，汉末复有独立之事，今此简中，无精绝王而诏书乃到此者，必自鄯善或于阗传写而来，可见精绝至晋初又为他国所并矣。自地理上言之，则精绝去于阗近而去鄯善较远，自当并属于阗，而《魏略》则云，“并属鄯善。”无论何属，此时已无精绝国可知。

又法显《佛国记》所载塔里木盆地诸国，亦皆见于《魏略》。《佛国记》云：

（自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

复（自鄯善）西北行，十五日到夷国。

（自夷）西南行，……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

（自于阗）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

（自安居）行二十五日，到竭义国。……从此西行，向北天竺[3]。

以上国名，有鄯善、夷、于阗、子合、安居、竭义六国。其中夷、竭义，不见《魏略》。而子合在《魏略》中，谓已并于疏勒。此则称国，是其不同。

按《佛国记》中之夷国，在鄯善西北十五日程，以地望推之，当在焉耆。据《汉书·西域传》云：鄯善去长安六千一百里，焉耆去长安七千三百里，由此知焉耆在鄯善西北一千二百里。以每日行八十里计，由鄯善到焉耆，十五日可到。《佛国记》谓自鄯善西北行十五日，到夷国，与此相符，故夷国实即焉耆之别称。

《佛国记》又云：“（自夷）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据此，可知夷国在于阗之东北三十五日程。而在这三十五日所历的途程中，都无居民，这当然是三十五日的沙漠旅行。从这里，我们又知道当时中路与南路之间，还有一条横断今日塔斯马干沙漠的通路。

至于竭义国，当即《汉书·西域传》之劫国，《魏略》中之劫石国。唯《魏略》谓劫石国与子合国皆已并属于阗，而《佛国记》皆称国，并谓各皆有王。从这里，我们又知当时塔里木盆地诸小国之被兼并者，其中有王朝被覆灭者，如精绝；亦有保存其王朝而仅责其供纳者，如子合、竭义。总之，魏、晋时塔里木盆地诸国，已并为六国，则信而有征。

说到魏、晋时代塔里木盆地诸国的状况，《魏略》无一字记载，《晋书·西域列传》亦记而不详。唯从《佛国记》中可以看出；在晋代，佛教已经成为这个盆地的人民之信仰。《佛国记》云：

（鄯善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

（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

（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

（子合国）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

（竭义国）有千余僧，尽小乘学。

据此可知当时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已经获得了广大的信徒，特别在于阗，僧侣之数多至万余。又从“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一语看来，则这里的佛教信徒又不仅限于僧侣，而是在一般的俗人中，也建立了普遍的信仰。同时，从“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一语看来，则当时的天竺语文，已经成为这个盆地的通行语文了。

跟着佛教信仰和文化的东渐，佛教的艺术也传到这个盆地。据《佛国记》所载：当时于阗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佛寺之多，小者不算，大者十四。其最大寺院曰“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其犍槌食。”又“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80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此外，对于佛像及诸天侍从的塑像，“皆金银雕莹”这些佛塔寺庙的建筑样式和佛像的雕刻，正是佛教艺术的精髓。这种佛教艺术，不仅存在于于阗，而是普遍存在于塔里木盆地诸国。《晋书·西域传》谓龟兹城内“有佛塔庙千所”，可以想见一斑。

由此可知，自3世纪初至5世纪这二个世纪中，佛教的信仰及其文化、艺术，已经掩袭这个盆地，成为这个盆地的人民之主要的精神生活和知识源泉。而待到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遂成为中原地区人民之普遍的信仰。

三

魏、晋时代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兼并及其生活，已如上述。现在要说明的，是这一时代这个盆地的诸国家和内地的关系。《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云：

（黄初三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据此，则曹魏初年的势力又曾一度伸入塔里木盆地，并再建其统治。唯曹魏在这个盆地的统治继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但明帝时，焉耆、车师后部、乃至大月氏，皆曾遣使朝贡，则为史籍所载。《魏书·明帝纪》云：

（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太和三年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又《魏略》云：

（车师后部）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4]。

这段记载，至少可以证明3世纪初中原和塔里木盆地乃至中央亚细亚的某些国家，尚保有名义上之隶属关系。但从此以后，迄于东晋前期的一百余年中，西域的消息不见于中国的史乘。直到4世纪中叶的东晋康帝和穆帝时代，又才见有西域诸国向中原王朝的边疆官吏贡献的纪录。

《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云：

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

按汗血马出大宛[5]；火浣布出大秦[6]；犎牛，孔雀，巨象出罽宾[7]；其他诸珍，则来自西域其他各国。由此，可知当4世纪中叶，中原与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诸国，远至大秦，尚有往来。

不久以后，张骏便有远征塔里木盆地之举，而东晋的军队又出现于于阗与焉耆，《晋书》卷七《康帝纪》云：

（建元）二年（344）春正月，张骏遣其将和、谢艾讨南羌于阗和，大破之。

《晋书》卷八《穆帝纪》云：

（永和元年）（345）冬十二月，凉州牧张骏伐焉耆，降之。

张骏的远征军，胜利地征服了鄯善、车师前部、焉耆、龟兹及于阗，再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亦云：

（骏）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车师）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

据史籍所载，张骏之远征西域，其动机系应西域长史李柏的请求。《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云：

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

又云：

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

从这个简单的纪录，我们可以看出，张骏远征西域之前，中原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尚驻有戊己校尉、长史，因而证明了在4世纪中叶以前，中原王朝在这个盆地的统治并未消灭，不管他们统治的地方有多大。

关于李柏的史料，晚近由日人橘瑞超在罗布淖尔北古城废址，已有所发现，计表文一通，书稿三通。

一

尚书

臣柏言焉耆王龙

月十五日

二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苻太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

首

三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

柏顿首□□阔久不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见忘也家见遣□

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

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

□使苻太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

首顿首

四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五

以上四简，据王国维考证，皆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王氏云：

第一纸仅存十三字。以文例求之，实柏上张氏表文也。……骏初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后称假凉王。李柏表文乃云上尚书，又自称臣柏者。《晋书》称骏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二府官僚，莫不称臣，此盖纪骏称王后事。此表亦当上于骏称王之后矣。至后三书，则书中所署月日与所言之事，所遣之使，一一相合，实一书之草稿。其所致之人，当即焉耆王，书中云：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谓之曰北虏，犹用后汉时语也。使回从北虏中，盖自敦煌直北行，取《魏略》之所谓新道，必北道诸国之使。案此时北道诸国，车师已微，唯有焉耆、龟兹、疏勒三国（见《流沙坠简·补遗考释》），而龟兹疏勒之使，当取碛道（即《魏略》之中道），不得从北虏中。唯往焉耆者，则或从北虏中，径高昌而西，或由碛道而北（即杨宣伐焉之道），有二道可从。故须明言回使所从之道，则此三书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8]。

张骏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究竟有若干时期，不得而知。但至苻坚时（东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又曾一度派遣外交使节至西域，因而西域诸国又有朝献之事。《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云：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苻）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鬛、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

又云：

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皆遣使贡其方物。

但苻坚时，塔里木盆地已无中原王朝之驻军，则为史籍所暗示。《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云：

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窴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等请曰：“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吕光载记》尚有轻骑将军杜进、康盛等）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

明年（孝武帝太元七年，苻坚建元十八年，382），吕光发长安，坚送于建章宫。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窴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光向导。

在以上的记载中，如车师前部王及鄯善王请依汉故事设都护，并请派兵出关，这就证明了当时中原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已无驻军，如加鄯善王休密驮及车师前部王弥窴的官爵，这又证明当时盆地诸国，已无中原王朝之属领。至于鄯善车师之请求苻坚出兵，则是因为受到鲜卑的压迫，即《晋书·焉耆传》所谓狯胡。当吕光西征之前，狯胡已侵入塔里木盆地之东北，焉耆、龟兹、温宿、尉须皆受其控制。即因鲜卑侵入塔里木盆地，车师前部及鄯善感到威胁，所以他们跑到中原，求援于苻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吕光西征，一到龟兹，便碰到狯胡可以证明。《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云：

光攻（龟兹）城既急，（龟兹王）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草索为，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

吕光这次的远征，击溃了狯胡，征服了焉耆、龟兹等国，又重新在西域树立了中原王朝的声威；但是吕光的远征军，并没有占领他所征服的地方，他们不久便带着大批的胜利品，凯旋回朝。《吕光载记》云：

（光）进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龟兹王帛纯距光，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帛纯驱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又进攻龟兹城，……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光击败狯胡）斩万余级。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光抚宁西域，感恩甚著，桀黠胡王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

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四夷传》。光于是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

即因吕光没有占领塔里木盆地，所以不久，盆地诸国又在北匈奴别种的支持之下背叛。这从凉武昭王又有远征西域之举，可以看出。《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玄盛）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玄盛击下玉门已西诸城之后，显然又未继续占领，只是还屯玉门、阳关，以与盆地诸国相拒。按凉武昭王李玄盛之征西域，时在东晋之末，以后中国历史即进入南北朝，这时哒人已侵入塔里木盆地，后来代替汉族成为这个盆地的主人。

总之，在魏晋时，中原王朝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虽时断时续，而这一具有欧亚贸易和文化走廊作用的塔里木盆地，仍然有苦行的僧侣和冒险的商人不断地穿过。据梁启超在其所著《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中，谓魏蜀时代赴西域求佛法的中国僧侣之有姓名可考者有二十八人[9]，此外，在晋简中，亦有西域人入境之纪录。如：

卅中人黑色大目有髭须（二十九简）

月支国胡（三十简）

月支国胡支柱年廿九中人黑色（三十一简）

口胡（下漫灭）（三十二简）

（上漫灭）有髭须著白布（三十三简）

有髭须（三十四简）[10]

这些黑色大目，而又有髭须著白布的人，当然不是中原人，而是来自塔里木盆地或中亚的商人和僧侣。由此足证魏晋时代，这个盆地，还是有东西文化在这里汇合，并不是一个寂寞的世界。

（上海《历史社会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研究部1947年9月1日出版）

注解：

[1]　以上均见《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2]　《流沙坠简》释文卷三，录尼雅出土汉简，有如次各简：（一）“王母谨以琅玕一致问（面）王（背）。”（二）“臣承德叩头谨以玫瑰一再拜致问（面）大王（背）。”（三）“休乌宋耶谨以琅玕一致问（面）小大子九健持一（背）。”（四）“君华谨以琅玕一致问（面）且末夫人（背）。”（五）“大子笑夫人叩头谨以琅玕一致问（面）夫人春君（背）。”（六）“苏且谨以琅玕一致问（面）春君（背）。”（七）“苏且谨以黄琅玕一致问（面）春君（背）。”（八）“奉谨以琅玕一致问（面）春君母相忘（背）。”王国维曰：“右八简隶书至精，其所致问之人曰‘王’，曰‘大王’，曰‘小大子’，曰‘且末夫人’，曰‘夫人春君’，曰‘春君’；其致问之物曰‘琅玕’，曰‘玫瑰’。曰‘黄琅玕。’斯君谓此简出土之地，当为精绝国，王君谓且末夫人，当是且末之女，女（嫁）于精绝者如齐姜宋子之类其说均至确。”

[3]　《佛国记》龙溪精舍丛书本（1—3页）。

[4]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5]　《汉书·西域传》云：“（大宛）多善马。马汗血。”

[6]　《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

[7]　《汉书·西域传》云：（罽宾）出犎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8]　《流沙坠简·附录》一一二页。

[9]　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二十八—三十七页。

[10]　《流沙坠简·补遗考释》七页。